德国奥委会推出了一项名为“Integration durch Sports (integration through sports)”的政策计划。从字面意义上理解, 该政策的原意是“通过体育的(社会)整合”, 旨在促进人们相互间的交流和社会融合, 但根据该政策的实际内容和中文表达的习惯, 笔者将其翻译为“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近年来, 随着欧盟国家“移民危机”的发生, 该计划的实施更倾向于为具有外来移民背景的社会成员服务。事实上, 这是德国长久以来一直重视的“全民体育”(Sport füralle)传统的延续, 该计划的初衷是激发包括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和新移民在内的所有人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热情, 并在体育组织中增加社交的机会, 以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反观当下的中国,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也存在着诸多社会问题, 尤其是农村与城市的人口流动、社会阶层的重构与融合、民族问题与文化认同等, 均涉及社会整合的需要。故本文拟以德国的“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为借鉴, 介绍该政策的实施情况, 并分析德国的体育俱乐部体系以及德国体育的社会性基础, 从而探讨德国经验对我国体育社会政策的启示意义。

1.   “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的实施及效果

社会整合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毫无疑问, 一个良好整合的社会必定是由分散的社会个体聚合而成, 包括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情绪、欢乐、爱好, 都会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产生作用。德国奥委会副主席Walter Schneeloch曾言, “体育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 在促进社会整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或者说, 体育是促进社会融合的黏合剂”^[1]。

在德国, 体育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 在所有自发成立的兴趣俱乐部中, 体育俱乐部的数量最多。社会整合是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能从市、区级的体育俱乐部的开展情况反映出来, 体育俱乐部也成为德国移民和难民局开展社会融合工作的重点对象。通过多种项目, 俱乐部为外来移民和难民提供了与其他居民共同参与体育活动或比赛的机会, 进而使体育俱乐部成为拥有多元化文化的、开放的社会性团体。德国的“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 正是基于其完善的体育俱乐部系统进行的。

“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89年由柏林(东西德时期的西柏林市)、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黑森州联合发起了一项“全民体育”项目。1990年东西德合并后, 该项目开始进一步延伸至促进体育平等和社会融合的范畴, 并在其他的联邦州陆续开展。直至2001年, 为了进一步保证外来移民能够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并且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 该项目更名为“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整合指将个人或团体的多样性融入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大集体中, 没有同化之意, 而是强调包容和融合。

自2006年原德国体育联合会(DSB)和德国奥委会(NOK)合并后, 该计划由新的德国奥委会负责协调管理, 德国内政部以及联邦移民和难民局是其官方合作单位, 同时也获得了各联邦州、地区和城市政府的支持。该计划明确提出四大理念目标:① 促进体育组织中的融合; ② 通过体育运动促进社会中的融合; ③ 促进体育运动及体育俱乐部的跨文化性和开放性; ④ 在体育组织(含体育俱乐部、体育赛事和体育协会等)中建立促进社会融合的机制。

该计划主要是在民间的体育俱乐部层面开展实施。目前, 有超过750家俱乐部被列为该计划的重点实施基地, 分布在德国的各个州和地区^[1]。这些俱乐部通过相关移民部门直接与有外来文化和移民背景的居民取得联系, 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 并主动迎合他们的需求开展体育活动, 例如给穆斯林女性提供专门的游泳课程, 给身体有缺陷的移民提供改编过的空手道练习等。而且, 也鼓励有外来文化和移民背景的人们参与俱乐部管理和教练的工作中, 并为有意愿的“新德国人”提供专门的培训和指导。在这些项目的开展过程中, 有一个重要的理念, 即不仅仅让外来移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而且要通过体育运动、俱乐部的活动、人与人的交流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 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参与影响周围人, 从而形成“雪球效应”, 促进整合外来移民社区融入德国主流社会。

在“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中, 并不仅仅指让那些有移民背景的居民到体育俱乐部参与体育活动, 更多的是强调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 不会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差异而受到区别对待, 甚至是不公平的待遇。相反, 每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权利。除了跟大家一起参与体育活动外, 外来移民还可以报名参加相关的市、区甚至国家级的体育竞赛, 或者成为体育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 并且还跟其他成员一样, 可以拥有自己的相关体育保险。在参与体育俱乐部的过程中, 他们不会感到任何的“不公平”待遇。以北威州为例, 北威州体育部专门出台相关的文件^[2], 详细阐述了有关难民在俱乐部参与体育活动时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要强调虽然他们的居留形式可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俱乐部成员所享受的权利。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德国奥委会、内政部、联邦移民和难民局都会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包括专业教练员的选派、体育场地的协调、体育赛事的组织等。同时, 该计划也邀请了专业机构对各个俱乐部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并根据实施效果给予经费的补贴。

经过多年的积累, 该项目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德国体育发展报告^[3]的数据, 约有260万具有外来文化和移民背景的人群(占常规参加体育活动人群的9.3%)参与体育俱乐部的日常活动中。在德国近9万家官方注册的体育俱乐部中, 有30%的俱乐部是由移民背景的人士担任志愿者工作的, 还有18%的俱乐部由移民背景的人士担任管理层职务。同时, 在竞技层面, 德国的各级体育组织和体育协会对外来移民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 技能水平优异的外来移民也能获得平等的参赛和表现机会。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 德国代表团452名运动员中有80多人具有外来移民背景, 他们分别来自30个不同的国家, 占德国队总运动员人数的20%。

笔者在德国留学期间, 均参与过体育俱乐部的活动, 切身感受到俱乐部成员的开放和包容, 使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都热衷于参加体育俱乐部。在体育活动中, 他们更容易跟当地人结识交流, 真正融入德国人的社交圈子和生活民俗中。该计划起到了“通过体育促进社会融合”的作用, 帮助有外来文化和移民背景的居民接触本地社会, 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

2.   “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的社会逻辑

2.1   德国体育的俱乐部传统

“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是依托于德国体育俱乐部展开的。事实上, 德国的体育俱乐部始终都是德国体育, 尤其是群众体育的核心^[4]。因此, 讨论德国的体育促进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 就有必要解析一下德国体育的俱乐部制度和文化传统。

德国的“俱乐部”原文是Verein, 源于德语动词vereinen, 意为“使……联合/统一/团结”的名词形式。根据德汉词典, Verein一般被译为“团体、协会、社团、联合会”。在中国体育学界, 由于对英美的club概念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因此将德国体育中的Verein也翻译为“俱乐部”。笔者曾就相关概念与德国教授探讨, 他们认为, 德国的体育俱乐部不同于英美国家的体育俱乐部。德语中的Verein与英语中的club概念不同, 后者是围绕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产生的商业或职业机构, 而前者的概念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已发生了诸多变化, 但更强调其社会性的意义^[5]。不过, 笔者认为, 由于中文的“俱乐部”一词恰好也含有“共同欢乐”的社交性的寓意, 而且多年来中国体育学界已约定俗成地使用了这个名词, 因此在本文中沿用了此翻译。

在德国, Verein并不单指体育俱乐部, 而是指人们为了共同的关系而自发组成的民间社团, 德国人很喜欢这种传统的俱乐部。根据德国民法(Buergerliches Gesetzbuch)的规定, 当一个俱乐部拥有最低7名初始会员并通过民主的程序建立了完整的会员章程之后, 都可以在当地的法院注册备案。经过注册的俱乐部(Eingetragener Verein, 在德语中常用缩写词“e.V.”作为俱乐部的正式后缀名)享受民法义务上的法人资格^[6], 在法律上归所在的区法院管辖, 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一般而言, 德国的注册俱乐部都是非营利性组织(需要说明的是, 营利性的俱乐部例如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中的职业俱乐部, 法律规定都要以公司制注册, 有别于本文中所讨论的“俱乐部”的性质), 可以因运营成本的需要接受会费和社会赞助, 而且相关的赞助单位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 由此增加企业对民间俱乐部的支持。目前, 德国有超过60万家注册俱乐部, 其活动几乎涵盖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是德国人最重要的社交方式之一。

很多德国人从小就加入所在社区的体育俱乐部, 在青少年时期往往会参加各种体育项目的训练, 到一定阶段后教练员会根据其自身特点给予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有天赋和兴趣的运动员会选择专业化的方式专攻某个运动项目, 普通的爱好者也可以继续留在俱乐部中参与业余训练。从青少年到中老年, 从专业运动员到业余运动员, 德国的各级体育协会会组织层次水平各异的不同比赛, 以满足俱乐部的需求。通过比赛, 表现优异的运动员被选入州队或国家队。不过, 即便是运动员被选入了国家队, 其日常训练仍在俱乐部。国家队的训练以短期训练营的形式开展, 由国家队的教练员对运动员发出邀请, 不同于我国以“少体校—专业队—国家队”为主的体育体制。

总体而言, 由于在体育俱乐部更容易获得专业的运动场地和教练员指导, 甚至也只有加入到某家俱乐部才能获得参与比赛的机会, 因此, 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乐于参加体育俱乐部。目前, 德国的注册体育俱乐部约9万所, 注册在案的体育俱乐部会员总人数有23 814 122人^[1]。如果按照德国8 000万的人口换算, 平均4个德国人中就有1人是体育俱乐部的成员, 可见德国体育俱乐部的普及程度之高, 这也成为“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得以实施的基础条件。当然, 更为重要的是, 体育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在俱乐部的形式中更容易体现出来。

2.2   德国体育的社会价值

以体育俱乐部传统为依托的“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 所反映出来的是体育运动以及体育俱乐部在德国社会中的意义。科隆体育大学的一份长期跟踪调查报告显示, 德国人认为体育俱乐部最重要的十大功能依次是:① 体现正能量的价值观(诸如公平竞争、宽容等); ② 俱乐部是性价比最高的参与体育活动的渠道; ③ 平等参与感(如性别、年龄等方面); ④ 有专业的资深教练员指导; ⑤ 参与为他人服务的组织工作; ⑥ 打发休闲的时光; ⑦ 参与社区和人际交流; ⑧ 帮助低收入人群参与体育活动; ⑨ 帮助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 ⑩ 帮助有移民背景的人参与体育活动。

从以上可以看出, 尽管体育俱乐部首要满足的是人们运动休闲以及参与体育锻炼的需求, 但是德国人同时看重的是体育俱乐部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社交性。进一步而言, 这种以社团性和自治协会为特征的德国体育, 其俱乐部传统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7], 与现代德国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8]一书中探讨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类型差异, 其理论指向虽然是抽象的社会形式, 但描述了德国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滕尼斯指出, Gemeinschaft是传统的德国社会形态, 类似于英语community的概念, 可以理解成“社区”或“社群”的意思。在传统社会指的是一种亲密的、相互信赖的共同生活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不分你我的情感关系基础上的, 是一种有机的社会共同体。Gesellschaft指的是现代社会, 是与传统的Gemeinschaft相对应的概念, 指的是工业化革命后在大城市产生的生活方式, 是陌生人之间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依靠自由和理智建立起来的社会形态。前者是带有人情味的、聚集性强的, 而后者是理性的、规则化的。另一位更知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沿用了类似的描述, 但是更精准地采用了Vergemeinschaftung和Vergesellschaftung这个动名词概念, 强调了结社方式和结社过程上的差异^[9], 前者是主观上可以感受到的情感互相隶属性, 而后者是客观上的利益平衡与结合的结果。

作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家并未对现代社会的变迁做出好坏优劣的价值评判, 从传统的共同体到现代结社的变化过程,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从情感而言, 德国人还是怀念传统社会的情感和价值观。尤其是跟英国这样一个较早经历工业革命而现代社会变迁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民族国家相比, 德国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现代社会转型的, 故德国人的民族文化上更怀念传统社会的情感和价值观。因此, 俱乐部文化在德国如此盛行。人们在俱乐部活动中寻找的是传统的Gemeinschaft的那种体验, 是通过俱乐部维系及传递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怀, 即身处社区的参与感和平等感。

沿着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德国当代体育社会学者Karl-Heinrich Bette揭示了体育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内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人们根据“工具理性”而设计出来的一套制度, 而市场经济就是其典型代表, 个体行动和集体组织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 这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 这种只能处理现实层面而不能处理道德和政治等价值层面的问题“工具理性”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桎梏人类自身的悖论, 即韦伯所称的“理性的铁笼”, 亦即马克思所讲的“人类的异化”。人们为了生活拼命赚钱, 卖力工作, 谨慎地处理人际关系, 从而导致了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被“疏离”和“冷漠化”, 丧失了激情和动力。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 现代人需要在生活中借助其他渠道重新寻找自我认同, 而直接跟“身体”有关的体育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人们通过观看紧张的体育比赛感受刺激; 通过自己喜爱的体育明星投射自身的情感和情绪; 通过自己参与运动找到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感觉。因此, 体育运动更受现代人的欢迎, 成为一种完成个性解放和自我表达的方式, 这种“社会的体育化”是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10]。

综上, 德国的“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的成功是缘于德国的体育俱乐部原本就具有的社会整合的功能, 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 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满足了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交需要, 是个体化差异化的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将人与人聚合起来的活动, 这就是体育运动最重要的社会学价值。

3.   对我国体育发展的启示

“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是一项针对移民背景群体的体育政策, 尽管德国在面临新一波的难民危机时还存在很多问题, 单就该计划的目标成果和实施效果来看还是有成效的。它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新移民和外国人在德国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也通过体育促进了他们对德国当地社会的接触、了解和融入。当然, 该计划的成功得益于德国整体的体育体制和社会传统, 其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体育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 起到了促进个体差异化的社会成员(不仅是新移民和少数族群, 还有残障人士或其他社会边缘人群等)相互融合并重建社会秩序的作用。

反观当下的中国社会, 在“经济新常态”下也存在着诸如社会阶层分化、环境生态污染、家庭和人际关系重构等各种社会问题。表面看来, 面临的是跟德国不一样的社会背景, 但是, 放置在社会学理论的视角下审视, 其本质原因就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秩序的改变和重建, 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所在^[11]。从此意义上看, 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跟德国相比, 甚至中国所经历的现代社会变迁是在一个更短暂的周期内完成的。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 至今尚不足百年。从传统乡村宗族社会到如今的市场经济社会, 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断裂及转型更为剧烈而局促。同时, 中国体育也处在一个转型时期, 由原来的以竞技体育“金牌战略”为重心的体育政策, 转向以“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为目标的体育体制改革。在此背景下, 以“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为代表的德国大众体育政策就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虽然我国也已推广了“全民健身计划”多年, 但无论是在体育运动文化方面还是俱乐部组织方面均缺乏德国的传统, 故目前还难以直接实施类似德国的“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与英美式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收费健身会所”的模式相比:① 德国体育俱乐部制度形成从青少年运动员、业余运动员到专业运动员的系统, 有助于我国竞技体育的转型, 打通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隔阂, 而这套体系在两德统一后就被普及到了东德地区, 有效地促进了东德体育体制的转型; ② 除了个别发达城市, 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 也缺乏“花钱运动”的消费理念, 故体育运动不宜设置过高的经济门槛, 德国式的大众化体育俱乐部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③ 尽管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宗族家庭、单位大院和居民社区先后都被打破了, 但跟德国人类似, 中国人在传统上还是喜欢在一定的社交圈中进行集体活动的, 人们喜欢把休闲娱乐活动跟社会交往活动相结合, 这也是广场舞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故德国的这种以体育爱好为纽带的社团化的体育组织形式适合中国人的社交需求。因此, 笔者认为, 德国式的体育俱乐部制度更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鉴于中国体育的现状, 参考德国体育的经验,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通过加强基层社区体育团队的自治性, 促进团队成员的自我组织和归属感。团队管理采用登记制度, 日常活动和组织管理由团队成员自主决策。上级体育管理和社区管理部门不参与团队的日常管理。同时, 有关部门也不直接进行体育资源(包含体育场地、体育器材、体育教练和参赛机会等)的分配, 而是建立相关的资源分配条件或标准, 以此为指挥棒引领体育团队的发展。此外, 社会体育指导员现有的“组织管理”功能也可以适当地转变为“指导团队自我管理”的工作。总之, 希望基层社区体育团队自我运作, 让现有的热心“志愿者”成为“组织者”。这样体育活动不仅仅是身体锻炼和兴趣活动, 而成为人与人互动的载体, 这也是德国体育俱乐部最重要的社会价值。

(2) 通过完善体育竞赛体系, 增加基层体育团队的活力和吸引力。竞争性是体育运动的本质特征之一, 如果体育团队没有参与比赛的机会, 虽然日常锻炼也能产生一定的乐趣, 但是长期以往也会失去活力。事实上, 每当有“市民运动会”或“社区体育大赛”时, 基层团队都特别踊跃, 表明了普通体育爱好者对于参与比赛的热情, 但是目前所能提供的群众性赛事仍然太少。德国有完善的竞赛体系, 从青少年到中老年, 从初学业余级别到国家专业级别, 各级各单项体育协会组织相关赛事, 而且也可以升降级制度形成一个体系。其实, 我国体育协会体系也较为完善, 从基层的单项体育协会到中华体育总会, 在组织架构上已存在了。可以利用这些体育协会的资源组织基层体育赛事, 例如在街道社区层面建立甲、乙、丙三级乒乓球联赛, 所有经过登记的基层乒乓球团队都可以参赛, 根据比赛成绩升降级, 而甲级比赛的冠军可以代表街道参加市级比赛, 市级冠军参加省级比赛, 以此类推。拥有完整的竞赛体系, 就增加了参赛机会, 那么基层体育团队就活跃起来, 团队的专业水平和组织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从而形成了生态化的体育团队氛围。更为重要的是, 完善的基层赛事体系可以将社会群众体育和专业竞技体育有效衔接起来, 这或许是我国体育体制转型的可能性路径之一。

目前, 发展体育产业已纳入国家政策层面, 体育产业在建设健康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体育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能吸引众人参与并促进社会交往。通过体育政策和体育组织的改革, 能增加体育人口的基础, 激发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有了人口基础和意愿需求, 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将得到发展, 从而有助于实现健康、民生和社会秩序的改善。

4.   结束语

从经验研究的立场看, 笔者深知本文实证研究方法中的不足, 未来可以从定量和定性的双重维度加以深化。一方面, 无论是在体育领域还是社会民政领域, 德国存在较为系统规范的公开统计数据, 合适的量化模型可以检验不同地区的体育发展程度与社会整合之间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 采用个案研究和民俗志的方式, 对德国体育俱乐部的日常运作和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体育俱乐部管理者、志愿者、参与者以及政府、赞助商和周边社区等)做深入研究, 方能对体育促进社会整合的机制性问题梳理清楚。对德国经验的实证研究只是研究计划的起点, 体育现象背后所映射出的社会学议题才更有价值。同时, 面临中国的社会现象, 如何参考德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 进而对中德体育的实践过程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 都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