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n Urban Elderly's Exercise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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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代际关系是社会研究中衡量代际间有目的互动行为的重要内容，其中城市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尤为重要。体育锻炼有助于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但以往相关研究较多关注老年人锻炼的参与程度，忽视了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为此，基于代际团结理论，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分析家庭代际关系对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代际团结的潜在因素对锻炼决策影响程度大于外显因素，各个维度的作用强度依次为共识、联系、情感、功能、规范。父辈对子辈支持的期待已从经济供给和生活照料转向情感满足，更为注重代际互动的质量而非形式。居住距离不再是阻碍代际决策互动的主要障碍，经常与子女见面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提高1倍，观念认同、情感支持、亲密联系是子辈支持父辈锻炼决策的关键因素。代际团结的负向影响是有条件的“规范”冲突，具体表现为生活照料和隔代照料，为子辈提供家务支持挤压了父辈锻炼时间和精力，但挤压程度与其自身健康状况和支持频率有关，可以通过适度调整降低其不利影响。隔代照料是城市老年人参与锻炼的主要障碍，没有隔代照料负担的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可能性是有照料负担老年人的1.22倍，成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家庭关系之间、父辈追求自身发展与子辈照料需求之间以及代际文化适应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easuring inter-generational purposeful interactive behavior in social research, among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is especially crucial. Physical exercise helps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physical exercise, but have largely overlooked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exercise behavio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is study uses the 2016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dat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urban elderly's exercise behavior. We found that the underlying factors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have more influences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exercise of the urban elderly than the explicit factors, and the intensity sequence (from strong to weak) of all dimensions is consensus, connection, emotion, function and norm. The elder generation's expectation of the support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shifted from economic supply and care taking to emotional satisfaction and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rather than the form of it. Living distance is no longer a major obstacle fo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The elderly who often meet with their children are twice a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exercise. Conceptual identity,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timate connections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support the elder generation in making decisions to physical exercis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s a conditional "normative" conflict, including the care taking of the elderly and the elder generation's care taking of their grandchildren. Providing housekeeping suppor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queezed the time and energy of the parents' exercise, but the degree is related to their health status and frequency of housekeeping support. The negative effects could be reduced through modest adjustments. Inter-generational caring is the main obstacle for urban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exercise. The possibility of exercise participation in the elderly without the burde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ing is 1.22 times that of the elderly with the burden of it,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notice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and modern family relations, the pursuit of the elder generation for self-development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care-taking needs, as well as in the adaptation process of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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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是社会研究中衡量代际间有目的互动行为的重要内容，西方国家相关研究讨论得较为深入。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国情，一直以强固的家庭凝聚力而著称[1]，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转变后，传统乡土社会培育的家庭关系被重塑，呈现出代际关系简化、结构层次减少、成员异质性增强等特点[2]，代际间也由“反馈”模式逐渐过渡为双向互惠的关系。对于这一转变，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分析：认为有别于发达国家循序渐进的稳定发展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跳跃与跨越并存的特点[1]；而且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加速了中国人口转变，使得生育水平在短期内过快降至较低水平，人为加快了家庭结构向小型化与核心化转型的速度[3]；此外，人口流动在时间与空间上增加了家庭亲子照料的难度，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老年漂”，尽管它赋予了代际关系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但生活方式与生活经历的差异造成家庭成员代际的“亲密有间” [4]。这些变化对传统家庭关系产生极大冲击，改变了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并呈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形式与特点，也使得代际关系从私人话题逐渐过渡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健康议题。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公共服务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仍以家庭为本位，遵从“尊老爱幼”的伦理价值。目前，家庭依旧是代际支持不可替代的核心来源，并已形成由单向“反馈”逐渐过渡为“反馈”“接力”与“逆反馈”共存的形式[5]。这决定了家庭代际关系具有持续稳定、双向流动、非等价交换的特点，也间接改变了赡养结构、代际交换形式和经济支持流向，从而引发代际互动和养老模式的变革。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同时，这一变化在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孝道”已不是单纯的权威型与契约型亲情关系，代际支持也不再是一种负担，动机更多地源自于爱、情感及认同[6]。尽管现阶段家庭经济资源仍以下辈对长辈的“向上”流动为绝对主体[7]，但双向互惠的家庭关系已逐渐形成。城市低龄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的现象已十分普遍[8]，尤其是高强度的隔代照料不仅占据大量闲暇时间，也对其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使得城市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健康的关系备受关注，老年健康相关研究从关注代际间“自下而上”的经济支持，逐渐过渡到探讨经济互惠、生活照料、情感交流等多个维度。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确保其生活质量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提出了关于健康老龄化的全新理念，“旨在努力提升老年人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功能，使其在与有利的外界环境互动中充分发挥功能”。这就意味着新的健康老龄化并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对多数老年人而言，有利的家庭环境、健康的心理状态和维持功能的发挥三者缺一不可。体育锻炼作为支持性环境，在增强和维护内在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老年人适应能力和社会心理能力的发展，它对老年健康的作用是多元的，是提升老年人功能发挥、增进健康的重要手段，并已成为流行于城市老年人中的健康生活方式。但是，现有研究较多地通过不同测量方式描述老年人锻炼行为特点，阐述锻炼行为与身心健康的关系[9]，并从心理福利、生活满意度角度解释影响因素[10]，对于家庭代际关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锻炼行为，进而影响健康仍缺少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放置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家庭，考察新的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为探讨老年健康问题提供证据。
1. 理论综述与研究框架
现代家庭代际关系有多重维度，除了经济、家务和情感等功能性支持外，还有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结构规范等[11]。在解释上述问题时，很多学者使用“类型”分析策略研究代际关系的多面性[12]，并引入代际团结理论以试图完整阐释。代际团结包含功能、规范、联系、情感、共识、结构等6个不同维度[13]（表 1），在国外作为成熟的理论常被用于解释家庭多样化所引发的代际关系复杂性，在我国也经常用于判别家庭亲子关系类型和分析代际支持的程度。
表 1 代际团结的维度定义Table 1. Defini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代际团结的6个维度以外显和潜在2种模式呈现。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外显功能，认为典型意义的代际关系表现为子辈向父辈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14]，情感、联系、共识、结构维度则鲜有提及，而这恰恰是反映家庭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在家庭关系中各自发挥作用，对家庭成员生命历程中每个阶段的健康福利具有深刻影响。研究发现，子辈经常性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作用[15]，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可以改善老年健康自评状况[16]，有助于减缓认知功能衰退速度[17]，支持均衡与交换强度不仅影响生理健康，还将产生心理“健康效应”[6]等。近年来学者发现多重维度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在不同环境中呈现不同的表达形式[18]。被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传统“孝道”通过抚育和赡养的交换实现代际均衡，子辈将向父辈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视为责任，频繁互动为彼此提供更多交往机会，使得家庭交往更为密切，呈现规范、功能、联系、情感交互影响的表现方式。
在中国城市的多数家庭中，由于资源更多控制在子辈手中，呈现家庭权威逐渐向子辈倾斜的特点[19]。个体角色的转变时常使其在社会规范、家庭责任、身份认知、情感互动等方面处于矛盾之中，呈现代际团结与冲突并存。在隔代抚养与个体健康二者相冲突时，“独立”和“责任”成为正反交织的2个规范体系，影响老年人处理代际关系问题的方式。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代际团结各维度之间的不平衡性，也为深入研究复杂的代际关系对行为决策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因此，本文将从外显与潜在2个角度出发，依据代际团结的6个维度（联系、情感、共识、结构、功能、规范），从团结与冲突2个层面探讨家庭代际关系对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框架见图 1。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与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项目。这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通过开展全国范围的基线调查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老年人社会、经济背景数据，所采集的数据向学术界免费公开，常被用于老年人健康状况、老化状态、养老需求、自理能力等多领域实证研究[20-21]。CLASS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以县级区域为初级抽样单位，村（居）委会为次级抽样单位，采用绘图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调查覆盖全国30个省（区、市）共476个村（居）委会。2016年度的调查数据样本总量为11 900人，本文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城市老年人口，并去除数据中体育锻炼部分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6 073人（表 2）。
表 2 调查样本变量数据分布Table 2. Distribution table of variables变量 比例/% 个人特征 性别 男性 48.6 女性 51.4 年龄/岁 60~69 54.1 70~79 32.0 80及以上 13.9 婚姻状况 有配偶 72.4 无配偶 27.6 受教育程度 文盲 7.5 小学 30.5 初中 39.3 高中及以上 22.7 职业 体制外 18.4 体制内 81.6 年均收入/元 — 家庭类型 独生子女家庭 26.5 非独生子女家庭 73.5 健康状况 健康自评 差 52.4 一般 32.2 好 15.4 心理状况 抑郁 19.5 可能抑郁 17.5 无抑郁 63.0 ADL评估 重度障碍 80.9 障碍 14.3 自理 4.8 慢性疾病 有 56.5 无 43.5 代际关系变量 居住类型 非本市不同住 5.0 本市不同住 57.4 本市同住 37.6 见面频率 很少 3.9 偶尔 24.8 经常 71.3 联系频率 很少 17.3 偶尔 24.5 经常 58.2 亲近程度 不亲近 3.3 一般 5.9 亲近 90.8 子女态度 不支持 6.7 支持 93.3 经济净流 子女流向父母 71.8 无明显流向 19.2 父母流向子女 8.9 子女帮做家务 不做 20.1 偶尔 27.9 经常 52.0 父母帮做家务 不做 53.9 偶尔 15.0 经常 31.1 隔代照料 有 37.5 无 62.5 照料负担 经常 9.7 偶尔 16.1 从未 74.2 注：该表为未加权样本数据。 2.2 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
所谓决策，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从多种替代方案中选择一种行动方案的过程，通常包括理性决策和行为决策2类[22]。由于关注的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决策方式，出发点是决策者的行为，因变量选用“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参加过体育锻炼”作为判断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指标，其内在逻辑是老年人在进行锻炼决策时会有意识地从家庭需求角度出发，权衡参加锻炼与否可能产生的后果，再按照某一准则做出参加或不参加的行为选择。因此，通过是否参加锻炼，分析城市不同家庭代际关系中老年人锻炼决策背后的动机、态度、期望等影响因素，可为我国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影响因素提供一种理论解释。
2.2.2 自变量
根据代际团结理论，自变量包括外显和潜在因素, 其中外显因素包括功能和规范2个维度，潜在因素包括联系、结构、情感、共识等4个维度。
在潜在因素中，见面频率和通话频率作为衡量家庭成员联系程度的指标，即“过去12个月，您与子女多久见一次面？”“过去12个月，您与子女多久打一次电话？”。为了便于分析，将其处理成为三分类变量，即“几乎天天”和“每周至少一次”定义为“经常”，“每月至少一次”和“一年几次”定义为“偶尔”，将“几乎没有”定义为“很少”。
考虑到居住距离会影响子辈对父辈日常照料的频率和程度，将居住类型作为衡量结构维度的指标。通过“这个子女和哪些人住在一起”问题中选择与“父母”和“配偶的父母”居住的答案选项，与“这个子女现在常住地在哪里”2个问题筛选老年人居住类型，定义为“同住”“本市不同住”和“市外不同住”。
以往的研究表明，代际间情感越亲近，相应地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程度越高[23]。本文通过“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子女感情上亲近吗”这个问题，从老年人角度评价与子女之间“情感亲近程度”，定义为“亲近”“一般”和“不亲近”。共识维度主要通过询问“影响您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进行间接测量，如果选择“子女不支持”作为阻碍锻炼的原因，则认为在锻炼问题上老年人与子女之间未达成共识。
在外显因素中，功能维度通过经济支持的流向来测量。根据问卷中“过去12个月, 这个子女有没有给过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以及“过去12个月, 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有没有给过这个子女家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这2个问题计算家庭代际间的经济往来，用于代表“经济支持的流向”，定义为“无明显流向”“父辈流向子辈”和“子辈流向父辈”。
在对规范维度进行测评时，由于代际之间均有向对方提供家务支持的可能，因此从3个角度界定家务支持，包括子女帮助父母做家务的频率、父母帮助子女做家务的频率、父母为子女提供隔代抚养以及父母对于向子女提供帮助或支持的评价。家务支持变量处理参照联系频率，分为“经常”“偶尔”和“很少”。隔代抚养定义为“是”和“否”，并通过“过去12个月，您有没有觉得这个子女向您要求了过多的帮助和支持？[例如，要钱、帮忙干活、照看（外）孙子/女或做家务]”测量支付负担，分为“从未”“偶尔”和“经常”。
2.2.3 控制变量
除家庭因素外，将个人特征与健康状况处理为控制变量。分别在模型中加入用于评价健康状况的健康自评、心理状况、慢性病和基本活动能力评估（ADL）等4个变量，以及评价个人特征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和家庭类型等7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心理状况以最近1周的心情中的5个子问题间接测量，分别为“您觉着孤单吗？”“心里难过吗？”“不想吃东西吗？”“睡眠不好吗？”和“觉着自己不中用吗？”。将每个子问题的得分相加，总分10~15分定义为“抑郁”，5~10分定义为“可能抑郁”，5分及以下定义为“无抑郁”。ADL量表用于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价，可将其视为对Katz量表的拓展[1]。将11个ADL相关问题处理生成ADL变量，“不需要别人帮助”定义为“自理”，至少有一项活动“需要一些帮助”或“完全做不了”定义为“ADL丧失”，至少有一项活动“完全做不了”定义为“ADL重度丧失”。各变量赋值见表 3。
表 3 变量定义及赋值Table 3.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of variables性质 类型 变量 变量赋值 因变量 体育锻炼 不参加=0，参加=1 控制变量 个人
特征性别 女性=0，男性=1 年龄 60~69岁=1，70~79岁=2，80岁及以上=3 婚姻状况 无配偶=0，有配偶=1 受教育程度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 职业 体制外=1，体制内=2 收入水平 过去12个月内父母总收入（元），取对数 家庭类型 独生子女家庭=1，多子女家庭=2 健康
状况心理状况 抑郁=1，可能抑郁=2，无抑郁=3 健康自评 差=1，一般=2，好=3 慢性疾病 有=0，无=1 ADL评估 重度障碍=1，障碍=2，自理=3 自变量 联系 见面频率 很少=1，偶尔=2，经常=3 通话频率 很少=1，偶尔=2，经常=3 结构 居住类型 非本市不同住=1，本市不同住=2，本市同住=3 情感 情感亲近 不亲近=1，一般=2，亲近=3 共识 子女支持态度 不支持=0，支持=1 功能 经济支持流向 子女流向父母=1，无明显流向=2，父母流向子女=3 规范 子女帮老人做家务 不做=1，偶尔=2，经常=3 老人帮子女做家务 不做=1，偶尔=2，经常=3 隔代照料 没有=0，有=1 照料负担 经常=1，偶尔=2，从未=3 2.3 分析方法
采用向后逐步回归方法构建二项Logistic模型，通过筛选构建“最优”回归模型。主要计算原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全部加入模型，再将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逐个剔出模型，每剔除一个自变量后，还要执行向前法的程序，即对已剔出方程的各个自变量进行统计学检验，检验是否需要重新引入一些统计学意义变为显著的自变量。重复上述筛选过程，直到方程内无自变量可剔除，方程外无自变量可引入为止，最终保证模型中保留的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有统计学意义，以排除模型中各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家庭代际关系角度分析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上述用于测量代际关系各个维度的自变量均已通过统计检验，证明对因变量有意义。
本文通过在模型中逐步纳入相关变量，分别构建4个模型，模型1仅纳入家庭团结6个维度，模型2、3则是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加入个人特征和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将上述全部变量同时加入模型4，综合分析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表 4)。
表 4 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人锻炼行为影响的Logistic回归结果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on the exercise behavior decision of the aged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Exp (B) SE Exp (B) SE Exp (B) SE Exp (B) SE 结构 居住类型（非本市不同住） 本市不同住 1.332 0.173 1.237 0.186 1.317 0.187 1.229 0.184 本市同住 1.437 0.169 1.361 0.179 1.423 0.157 1.358 0.142 联系 见面频率（很少） 偶尔 1.970* 0.324 1.875 0.322 1.936* 0.342 1.855 0.362 经常 2.194* 0.320 2.030* 0.323 2.143* 0.325 1.984* 0.321 联系频率（很少） 偶尔 1.386** 0.127 1.319* 0.125 1.365* 0.123 1.293* 0.124 经常 1.799*** 0.108 1.693*** 0.160 1.734*** 0.108 1.656*** 0.120 情感 亲近程度（不亲近） 一般 1.039 0.177 1.015 0.147 1.022 0.173 0.996 0.174 亲近 1.766 0.153 1.741 0.186 1.735* 0.126 1.724* 0.168 共识 子女态度（不支持） 支持 1.969* 0.129 2.970** 0.132 2.755* 0.153 2.789** 0.156 功能 经济净流（子女流向父母） 无明显流向 1.375*** 0.109 1.392*** 0.104 1.382*** 0.106 1.391** 0.112 父母流向子女 1.711** 0.121 1.728** 0.125 1.716** 0.123 1.733* 0.123 规范 子女帮做家务（不做） 偶尔 1.411 0.106 1.453* 0.109 1.460 0.103 1.445* 0.106 经常 1.504 0.110 1.091 0.125 1.135 0.151 1.196* 0.153 父母帮做家务（不做） 偶尔 0.662 0.196 0.651 0.237 0.660 0.239 0.615 0.191 经常 0.843 0.132 0.784 0.157 0.609** 0.160 0.679* 0.129 隔代照料（有） 无 1.481* 0.087 1.440* 0.085 1.292** 0.091 1.216** 0.090 照料负担（经常） 偶尔 2.160 0.191 2.081 0.196 1.243 0.237 1.235 0.239 从未 2.231 0.129 2.989** 0.132 1.706 0.157 1.715** 0.160 个人特征 年龄（80岁及以上） 60~69岁 1.686*** 0.119 1.626*** 0.118 70~79岁 1.254 0.172 1.232 0.127 性别（女） 男 0.737* 0.437 0.667** 0.038 家庭类型（独生子） 非独生子 0.242* 0.649 0.273* 0.619 婚姻状况（无配偶） 有配偶 1.258** 0.085 1.251** 0.088 受教育程度（文盲） 小学 0.936 0.096 0.978 0.072 初中 1.318** 0.132 1.385* 0.133 高中及以上 1.963* 0.175 2.072* 0.172 职业（务农） 体制外 0.842* 0.093 0.953 0.098 体制内 1.398** 0.037 1.421* 0.036 收入（取对数） 1.392 0.023 1.796* 0.044 健康状况 健康自评（差） 一般 1.053 0.119 1.674 0.118 好 1.468*** 0.107 1.357** 0.109 心理状况（抑郁） 可能抑郁 1.237* 0.117 1.512* 0.153 无抑郁 1.752* 0.094 1.725** 0.072 ADL评估（重度障碍） 障碍 1.046 0.093 1.578 0.095 自理 1.582** 0.122 1.996*** 0.137 慢性疾病（有） 无 0.351 0.646 0.317 0.642 0.384 0.642 0.342 0.653 常量 0.380*** 0.257 0.23*** 0.279 0.33*** 0.274 0.198*** 0.282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且均是与参照组比较；括号中的变量为参照组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代际关系变量和控制变量统计显著性基本一致。根据代际团结理论，发现潜在和外显因素均对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就潜在因素而言，代际关系的紧密度对锻炼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频繁见面和电话联系对决策有正向促进作用。经常与子女见面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提高1倍。经常与子女电话联系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提高65%。4个模型结果中“联系”维度均对锻炼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是影响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与子女频繁的互动可以增进老人的身心健康，从而增强其参与日常体育锻炼的动机与兴趣。在模型中居住类型的影响均不显著，由于在建立模型时已排除了变量间的共线性，认为代际间的“结构”性压力并不是影响城市老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因素，无论子女与父母是否同住在一个城市，或是否共同居住，见面或电话联系对增进代际间的亲子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距离不再是阻碍代际互动的主要障碍。
与子女情感上的亲近程度也对城市老年人的锻炼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模型结果显示，情感因素对锻炼决策的影响并未因年龄、性别、职业等个人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当加入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后，对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变得显著，感情上与子女亲近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提高72%。对于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而言，无论是否具备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情感上的支持与互动将对其锻炼行为决策有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参与锻炼的可能性。子女的支持态度是影响城市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当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后，“共识”维度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模型4纳入全部自变量后，子女支持态度的影响力也并未下降。
因此，频繁的情感联系和对锻炼价值的认同使得代际共享的内容增多，增强了老年人心理适应性，利于其做出适合自己的锻炼行为决策。
在外显因素中，代际间经济支持程度对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在4个模型中均显著。通过家庭代际经济净流判断，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最高，是接受子女经济支持老年人的1.7倍。在代际双方经济互助较为平衡或互相不需要提供经济支持的家庭中，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是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老年人的1.4倍。经济实力较强的老年人生活条件更为优越，对家庭经济的掌控也较为自主和灵活，参与体育锻炼等休闲娱乐活动的可能性更大。相较于经济支持，代际情感互动对于锻炼决策的影响更大，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物质基础是决定老年人锻炼与否的结论相悖。
家务支持对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①子女的家务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决策有正向促进作用。当模型2和模型4中加入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后，家务支持的影响变得显著，子女适度帮做家务的老年人锻炼参与可能性最高，以往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结论。虽然城市老年人的锻炼行为决策受到子女日常照料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因人而异，个人特征间接调节了家务支持对锻炼行为决策作用的效果。②为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对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程度与健康状况和支持频率有关。在加入健康状况因素后，经常为子女提供家务支持的老年人锻炼参与可能性下降39%。模型4加入所有变量后，有照料负担的老年人锻炼参与可能性下降32%。老年人偶尔为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对其锻炼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决策，没有隔代照料负担的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可能性是有照料负担老年人的1.22倍。③老年人锻炼参与受制于照料负担，相较于经常感到子女要求了过多帮助和支持的老年人，没有类似照料负担的老年人锻炼参与可能性提高72%。
分析发现，潜在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外显因素。根据模型中的效应系数，代际团结的6个维度均对老年人锻炼参与决策具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方向略有不同。通过比较发现，除结构维度的作用不显著之外，其他各个维度的正向影响程度依次为共识、联系、情感、功能、规范。尽管这5个因素对决策的影响会受到来自“规范”维度中家务支持和照料负担的干扰，但相对降低家务支持的频率，不利影响也会随之减少。与之不同的是，隔代照料始终是阻碍老年人锻炼参与的重要不利因素。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锻炼参与的可能性逐渐下降，低龄老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是高龄老人的1.62倍。有配偶者锻炼的可能性是无配偶者的1.25倍，性别对其锻炼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城市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较高。健康自评为“好”的老年人锻炼参与可能性是自评为“差”的1.36倍。心理状况对老年人锻炼参与决策有显著影响，无抑郁老年人锻炼可能性是抑郁老年人的1.73倍。ADL评估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锻炼可能性更高，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对锻炼决策的影响不显著。模型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老年人的年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均对其锻炼决策有显著影响。
4. 讨论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依赖于家庭环境，健康福利和幸福感的获得很大程度受制于家庭成员[24]。作为生活的主体行为，日常行为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且多数发生在家庭空间内。尽管“身体健康”是老年人生活的自然基础，但就锻炼行为而言，其在家庭中的价值定位仍局限于基本健康需求得到保障后的“锦上添花”。家庭成员支持与否时常成为影响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不利的家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老年人对体育价值的认知，进而限制其锻炼行为的发生[25]。因此，代际团结理论所阐释的代际关系恰好从微观层面为老年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提供解释。
老龄化理论认为，我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父辈是代际关系中的强势者，掌握家庭权力和资源分配。但进入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投入和权力来源不同，父辈与子辈在家庭代际互动上发生角色转变[26]，表现为子辈随着年龄增长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而父辈在进入老年阶段后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权力日趋减少[27]，其结果不仅是代际主导关系发生变化[28]。老年人在家庭重要决策中的话语权也逐渐丧失，价值观念和行为决策不得不更多受到子女的影响[29]。
作为代际团结中以经济交换能力为主体的外显因素对城市老年人的锻炼行为决策具有双重影响，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就“功能”维度而言，尽管掌握家庭资源分配者往往同时拥有决策主动权，家庭决策权变化是代际关系变化的主导因素；但模型结果显示，城市家庭中向子辈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锻炼自主决策能力更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更高。虽然以往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认为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是影响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收入相对较高的老年人锻炼参与程度也较高[30]，但对于在复杂的家庭代际关系中经济能力如何影响锻炼行为决策并未给出实证解释。作为现代家庭关系的代表，城市家庭中的成员会通过评估各自经济实力后对代际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进而影响双方决策能力。子辈虽然在成年后逐渐成为代际关系更为强势一方，但父辈因掌握经济资源仍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能力，成为自身锻炼行为决策的权威主体。这一结论在国外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Dykstra等[31]曾在分析家庭代际问题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的自我行为决策能力，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增加了人们晚年生活中个人主义取向的可能性。
现代家庭规范中的代际间互动不仅局限于经济支持，还包括联系互动、情感慰藉以及对双方价值取向的认同。传统观点认为，不同居住形式所提供的“机会结构”增加或限制了代际间互动的形式和频率，但本文发现“结构”性压力对城市老人锻炼行为决策的影响较小。在代际频繁联系的家庭中，居住距离不是阻碍代际互动决策的主要障碍，即便不在同一城市居住，经常性的电话联系依然具有与见面相近的慰藉效果。以往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发现代际间联系方式和频率对老年健康水平有影响，不仅能促进社会融合，更有助于提升抗压能力和改善健康福利，并从基于心理福利满足的理论视角进行了解释[32]。事实上，父辈对子辈支持形式的期待已经从经济和照料支持转向满足情感需求，老年人更看重的是代际互动的质量而非形式，联系作为提升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方式，其质量比数量更有助于支持老年人做出锻炼决策，与子辈情感上亲近和“共识”支持均对锻炼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潜在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外显因素，观念认同、情感支持、亲密联系是子辈鼓励老年人锻炼参与决策的关键因素，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物质基础是决定老年人锻炼与否的结论相悖。
尽管核心家庭已成为我国城市普遍的家庭结构，但近年来以亲子照料为目的的两代同住日趋增多。这一方面为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子辈向父辈提供适度照料支持利于提高后者的生活满意度，为其参与锻炼提供了时间和物质保障。尽管不同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的老年人对子辈照料需求程度不尽相同，但子辈提供适度家务支持仍会提升其参与锻炼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部分老年人也在为子女提供家务支持。以往的研究表明，约有73.29%的老年人为孙辈提供各种强度的隔代照料[12]，虽然这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需求。本文研究发现，为子辈提供家务支持对老年人锻炼决策的影响表现为挤压了其参与锻炼的时间和精力，但挤压程度与自身健康状况和支持频率有关；如将这种支持和帮助适度调整至老年人可承受范围之内，使之不再感受到照料负担，其锻炼参与的可能性显著提高。此外，由于政府托幼服务资源不足，城市老年人不得不参与隔代照料，关于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在学者中一直存在利弊争议。最新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照料强度实现，不利于其身体健康，但对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8]。本文认为隔代照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年人对是否参与锻炼的决策，间接佐证了其对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根据代际团结理论，团结各个维度之间存在不平衡性，表现为团结与冲突共存。本文发现代际团结关系对老年人锻炼决策有正向影响，作用强度依次为共识、联系、情感、功能、规范。对锻炼决策的首要影响因素是子辈对锻炼价值的认可和对锻炼行为的赞同，使老人获得心理支持和情感慰藉。老年人掌握一定经济主动权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负担适度可为其营造参与锻炼的最佳环境，使其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投入参与锻炼。而代际冲突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规范”冲突，主要表现为对子辈的照料负担和隔代照料，前者可以通过适度调整支持频率将不利影响减至最低，但隔代照料对锻炼决策的影响更为直接，成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家庭关系之间、父辈追求自身发展与子辈照料需求之间以及代际文化适应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因此，老年人的锻炼决策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在此过程中，子女不仅是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制约者，老年人生活方式选择和健康行为决策无疑将受制于代际间的互动模式和子女的支持态度。
5. 结论
（1）在家庭代际互动过程中，以经济交换能力为主体的外显因素对城市老年人的锻炼行为决策具有双重影响，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但以联系互动、情感慰藉、对双方价值取向的认同为核心的潜在因素对锻炼决策影响程度大于外显因素。各个维度的作用强度依次为共识、联系、情感、功能、规范。
（2）父辈对子辈锻炼支持的期待已从经济供给和生活照料转向情感满足，更为注重代际互动的质量而非形式。居住距离不再是阻碍代际决策互动的主要障碍，观念认同、情感支持、亲密联系是子辈支持父辈锻炼决策的关键因素。
（3）代际团结的负向影响是有条件的“规范”冲突，具体表现为生活照料和隔代照料，为子辈提供家务支持挤压了父辈锻炼的时间和精力，但挤压程度与其自身经济实力、健康状况和支持频率有关，可以通过适度调整降低其不利影响。
（4）隔代照料是城市老年人参与锻炼的主要障碍，成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家庭关系之间、父辈追求自身发展与子辈照料需求之间以及代际文化适应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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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样本变量数据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table of variables
变量 比例/% 个人特征 性别 男性 48.6 女性 51.4 年龄/岁 60~69 54.1 70~79 32.0 80及以上 13.9 婚姻状况 有配偶 72.4 无配偶 27.6 受教育程度 文盲 7.5 小学 30.5 初中 39.3 高中及以上 22.7 职业 体制外 18.4 体制内 81.6 年均收入/元 — 家庭类型 独生子女家庭 26.5 非独生子女家庭 73.5 健康状况 健康自评 差 52.4 一般 32.2 好 15.4 心理状况 抑郁 19.5 可能抑郁 17.5 无抑郁 63.0 ADL评估 重度障碍 80.9 障碍 14.3 自理 4.8 慢性疾病 有 56.5 无 43.5 代际关系变量 居住类型 非本市不同住 5.0 本市不同住 57.4 本市同住 37.6 见面频率 很少 3.9 偶尔 24.8 经常 71.3 联系频率 很少 17.3 偶尔 24.5 经常 58.2 亲近程度 不亲近 3.3 一般 5.9 亲近 90.8 子女态度 不支持 6.7 支持 93.3 经济净流 子女流向父母 71.8 无明显流向 19.2 父母流向子女 8.9 子女帮做家务 不做 20.1 偶尔 27.9 经常 52.0 父母帮做家务 不做 53.9 偶尔 15.0 经常 31.1 隔代照料 有 37.5 无 62.5 照料负担 经常 9.7 偶尔 16.1 从未 74.2 注：该表为未加权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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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定义及赋值
Table 3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性质 类型 变量 变量赋值 因变量 体育锻炼 不参加=0，参加=1 控制变量 个人
特征性别 女性=0，男性=1 年龄 60~69岁=1，70~79岁=2，80岁及以上=3 婚姻状况 无配偶=0，有配偶=1 受教育程度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 职业 体制外=1，体制内=2 收入水平 过去12个月内父母总收入（元），取对数 家庭类型 独生子女家庭=1，多子女家庭=2 健康
状况心理状况 抑郁=1，可能抑郁=2，无抑郁=3 健康自评 差=1，一般=2，好=3 慢性疾病 有=0，无=1 ADL评估 重度障碍=1，障碍=2，自理=3 自变量 联系 见面频率 很少=1，偶尔=2，经常=3 通话频率 很少=1，偶尔=2，经常=3 结构 居住类型 非本市不同住=1，本市不同住=2，本市同住=3 情感 情感亲近 不亲近=1，一般=2，亲近=3 共识 子女支持态度 不支持=0，支持=1 功能 经济支持流向 子女流向父母=1，无明显流向=2，父母流向子女=3 规范 子女帮老人做家务 不做=1，偶尔=2，经常=3 老人帮子女做家务 不做=1，偶尔=2，经常=3 隔代照料 没有=0，有=1 照料负担 经常=1，偶尔=2，从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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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人锻炼行为影响的Logistic回归结果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on the exercise behavior decision of the aged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Exp (B) SE Exp (B) SE Exp (B) SE Exp (B) SE 结构 居住类型（非本市不同住） 本市不同住 1.332 0.173 1.237 0.186 1.317 0.187 1.229 0.184 本市同住 1.437 0.169 1.361 0.179 1.423 0.157 1.358 0.142 联系 见面频率（很少） 偶尔 1.970* 0.324 1.875 0.322 1.936* 0.342 1.855 0.362 经常 2.194* 0.320 2.030* 0.323 2.143* 0.325 1.984* 0.321 联系频率（很少） 偶尔 1.386** 0.127 1.319* 0.125 1.365* 0.123 1.293* 0.124 经常 1.799*** 0.108 1.693*** 0.160 1.734*** 0.108 1.656*** 0.120 情感 亲近程度（不亲近） 一般 1.039 0.177 1.015 0.147 1.022 0.173 0.996 0.174 亲近 1.766 0.153 1.741 0.186 1.735* 0.126 1.724* 0.168 共识 子女态度（不支持） 支持 1.969* 0.129 2.970** 0.132 2.755* 0.153 2.789** 0.156 功能 经济净流（子女流向父母） 无明显流向 1.375*** 0.109 1.392*** 0.104 1.382*** 0.106 1.391** 0.112 父母流向子女 1.711** 0.121 1.728** 0.125 1.716** 0.123 1.733* 0.123 规范 子女帮做家务（不做） 偶尔 1.411 0.106 1.453* 0.109 1.460 0.103 1.445* 0.106 经常 1.504 0.110 1.091 0.125 1.135 0.151 1.196* 0.153 父母帮做家务（不做） 偶尔 0.662 0.196 0.651 0.237 0.660 0.239 0.615 0.191 经常 0.843 0.132 0.784 0.157 0.609** 0.160 0.679* 0.129 隔代照料（有） 无 1.481* 0.087 1.440* 0.085 1.292** 0.091 1.216** 0.090 照料负担（经常） 偶尔 2.160 0.191 2.081 0.196 1.243 0.237 1.235 0.239 从未 2.231 0.129 2.989** 0.132 1.706 0.157 1.715** 0.160 个人特征 年龄（80岁及以上） 60~69岁 1.686*** 0.119 1.626*** 0.118 70~79岁 1.254 0.172 1.232 0.127 性别（女） 男 0.737* 0.437 0.667** 0.038 家庭类型（独生子） 非独生子 0.242* 0.649 0.273* 0.619 婚姻状况（无配偶） 有配偶 1.258** 0.085 1.251** 0.088 受教育程度（文盲） 小学 0.936 0.096 0.978 0.072 初中 1.318** 0.132 1.385* 0.133 高中及以上 1.963* 0.175 2.072* 0.172 职业（务农） 体制外 0.842* 0.093 0.953 0.098 体制内 1.398** 0.037 1.421* 0.036 收入（取对数） 1.392 0.023 1.796* 0.044 健康状况 健康自评（差） 一般 1.053 0.119 1.674 0.118 好 1.468*** 0.107 1.357** 0.109 心理状况（抑郁） 可能抑郁 1.237* 0.117 1.512* 0.153 无抑郁 1.752* 0.094 1.725** 0.072 ADL评估（重度障碍） 障碍 1.046 0.093 1.578 0.095 自理 1.582** 0.122 1.996*** 0.137 慢性疾病（有） 无 0.351 0.646 0.317 0.642 0.384 0.642 0.342 0.653 常量 0.380*** 0.257 0.23*** 0.279 0.33*** 0.274 0.198*** 0.282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且均是与参照组比较；括号中的变量为参照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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