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西方思想史的书卷，“游戏说”在哲学家的笔墨下历久而弥新，古老而深邃。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游戏”，到近代康德和席勒的“人性自由本真游戏”，哲学家们似乎对游戏的阐释乐此不疲，游戏也成了探索世界本原、艺术本质的重要桥梁。然而，随着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在现代思想领域，“游戏说”也被重新探讨，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1]。

近代以来，西方关于游戏哲学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席勒和伽达默尔。相对于康德等人的游戏理论，伽达默尔对游戏进行了解构和重建，并将其拉回了本体论之维，在其诠释学鸿篇巨著《真理与方法》中，他从诠释学角度逐步展开本体论游戏观的阐述。这部以游戏论为切入点叩开诠释学和艺术本体论大门的著作，不仅使得诠释学理论愈加成熟，更使得游戏在这一理论中得以新的理解。然而，无论是游戏与体育有着不解的情缘，还是伽达默尔在诠释学游戏理论中不断触及到体育本质的问题，仿佛都在吸引着人们进入这个新的游戏领域中，寻找那潜藏在诠释学游戏理论中的体育哲学线索。

本文旨在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游戏理论的内涵和实质，尝试解读伽达默尔游戏理论对体育哲学的思考。

1.   从赫拉克利特到席勒：伽达默尔游戏理论革命

伽达默尔是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是诠释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诠释学巨著《真理与方法》，堪称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又一深刻影响西方哲学发展路径的诠释学扛鼎之作。诠释学（Hermeneutik）的最大特征就是对事物进行解释，不断探寻人类一切理解活动。诠释学的词根“Hermes”是希腊神话中一位信使的名字——赫尔墨斯，而赫尔墨斯的职责就是向人类解释上帝的神祗。一如它神话般的词源名一样，诠释学在经过狄尔泰、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铸造之后，一度成为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哲学。

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亦被当代哲学家们所尊崇，其影响贯彻整个人文学科。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试图以艺术经验中真理问题的展现为出发点，进而探讨精神科学的理解问题，并发展成一种哲学诠释学的认识和真理概念^[2]4。循着这些思考轨迹，他对哲学、艺术和语言领域进行了本体论的诠释。那么，他又通过何种方式来对这些领域展开“理解和解释”呢？那就是游戏。

游戏作为哲学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撬动了无数深奥的哲学问题。赫拉克利特说：“时间是孩童的游戏，摆弄着棋子，王权掌握在孩童手中。”^[3]游戏属于孩童，孩童则象征着世界，世界按着它自身的法则运行。柏拉图认为，游戏是人类取悦上帝的宗教活动，生活应当像游戏一样度过。他^[4]曾说过：“人是作为上帝的玩具而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上帝所恩赐的伟大之点。……那么，怎样的生活才是正确的呢？一个人应该在‘游玩’中度过他的一生——祭献、唱歌、跳舞。”亚里士多德^[5]认为：“游戏似乎是种休息，由于人们不能持续不断地工作，所以休息。……幸福生活离不开勤劳，但却不在游戏之中。”

如果说游戏在古希腊哲人眼里仅是只言片语的思维断片，那么从近代的康德开始，它就已经成为哲学话题真正进入了理论思维视域^[6]。18世纪末康德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引入了游戏概念，即艺术的精髓在于自由，自由是游戏的灵魂，这也赋予了游戏概念以哲学意义并将游戏与审美进一步贯通^[7]。康德借助游戏概念达到对审美本质的考察，审美是无功利和无目的的，故而审美本质和游戏自由之特性相契合。他^[8]这样写道：“人们把艺术仿佛只看作一种游戏，它是本身就令人愉快的活动，达到了这一点，就符合目的；手工艺却是一种劳动，它本身就是令人不愉快（劳累辛苦）的事，只是它的效果（如报酬）有吸引力，因而它是强迫承担的。”席勒游戏美学是康德审美游戏的“接着说”，席勒认为游戏在审美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调节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矛盾与冲突，促使一个异化的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人，进而让社会回归和谐。他在《审美教育书简》^[9]第15封信中这样写道：“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无疑，席勒的游戏美学带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游戏被比拟为自由，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不过，此时还应注意的是，游戏的自由性同时也是对人类主体性的一种显现，也就是说，在游戏（审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而非对象^[10]。在近代哲学家的视野里，偏重于游戏者的主体性，游戏存在的意义在于游戏者而不是其本身，游戏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鉴于此，伽达默尔抗拒这种无限膨胀的主体性哲学观点。他在《真理与方法》^[2]107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选取曾在美学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概念即游戏这一概念作为首要的出发。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一概念与它在康德和席勒那里所具有的并且支配全部新美学和人类学的那种主观的意义分开。”由此，伽达默尔将游戏拉回了本体论之维，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游戏”，发起了游戏理论新一轮的革命，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演绎本体游戏论。

2.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游戏论释义

“游戏的概念是尤其重要的。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的就是，游戏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因而人类文化要是没有游戏因素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1]。游戏理念之于西方哲学史的地位无比重要，往圣先贤们认为游戏是通往人类自由的最佳途径，是主体超越一切束缚的感性状态。然而，游戏缺乏自己独特的性质，处于主体的附庸境地。伽达默尔强烈反对这种游戏概念沦陷于主体认识的对象之中，从而妨碍人们认识游戏本身。他的游戏理论实现了由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变，使游戏被视为一种自我的存在方式。

2.1   游戏的主体：游戏本身

在伽达默尔之前的美学家看来，游戏的主体应为游戏者，游戏者在游戏的过程中，得到心灵的放松与愉悦^[12]。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本质超越于游戏者的主观意识之外，并且拥有自己的本质属性。他^[2]34说：“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游戏只是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就是说，游戏相对于游戏者来说，并不是对象式的存在。游戏者参与游戏时虽然意识到只是在进行一场游戏，但其逐渐“遗忘”自身的存在，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此时的游戏者仅仅是游戏的表现者。既然游戏的主体并不是游戏者，那么游戏的主体为何呢？伽达默尔^[2]150言道：“游戏的真正主体（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只有单个游戏者的经验中）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

2.1.1   游戏：自由性与严肃性并存

游戏的主体是游戏本身，首先在于游戏本身固有的严肃性与自由性并存。一切游戏都是自愿参加的活动，游戏的轻松性和自由性不断吸引着人们参与到游戏中来。但是，这并不是说游戏缺乏严肃性，相反，正是因为游戏的严肃性才让游戏者处于忘乎所以的境界。“游戏者自己知道，游戏只是游戏，且存在于某个由严肃的目的所规定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方式中他并不知道，他作为游戏者，同时还意味着这种与严肃本身的关联”^[2]144。一场完美的游戏，要求游戏者全身心沉浸在其中。“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活动才会实现它所具有的目的。使得游戏完全成为游戏的，不是从游戏中生发出来的与严肃的关联，而只是在游戏时的严肃”^[2]。胡伊青加^[13]也认为严肃性是游戏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习惯于把游戏与认真理解为绝对的对立，然而这种理解看来并未触到问题的实质。”此外，游戏固有的严肃性会让游戏者产生紧张感，“从表面上看起来，游戏是轻松和没有目的性的，但是游戏的这种轻松性不是真的不存在紧张感，而是因为游戏者专注于游戏，没有其他的外在目的，所以感觉不到紧张，摆脱了紧张感”^[14]。在参与游戏过程中的游戏者，挣脱现实社会中的身份，走入游戏者的新角色和新任务，成为了游戏的表现者，同时也彰显了游戏者存在的价值。毋庸赘言，自由性和严肃性作为游戏的内在属性，不断规训参与者遵守秩序和规则。

2.1.2   游戏：优先于游戏者而存在

游戏的主体指向自身，也体现在游戏先于游戏者的存在而存在。首先，游戏的存在是早先就设定好的，不受他者支配，游戏的规则也具有主宰性，游戏者按照游戏的规则进行。每个人在游戏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接受特定的任务，处于游戏中的人忘却了游戏与现实的差别。其次，游戏优先于游戏者，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在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先验性，游戏是在无意识当中生发，之后才出现游戏者，并将他者纳入自身之中。但这并不是忽视游戏者的“此在”，而是强调游戏者参与其中并摆脱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只有当游戏者进入游戏并且参与其中与其发生关系，使得游戏的外在形式得到彰显，内容得以表现，游戏才实现了构成自身的价值存在。

2.1.3   游戏：实现对话和理解真理的钥匙

伽达默尔^[2]144认为：“因为游戏具有一种重要的独特的本质，它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人的意识。所以，凡是在主体性的自为存在没有限制主体视域的地方，凡是在不存在任何进行游戏行为的主体的地方，就存在游戏，而且存在真正的游戏。”在发起对话之前，首先就是要超越主体意识，并循着游戏的运作轨迹，建立游戏对话的平等理解机制，进而理解事物本身。伽达默尔^[2]243解释道：“理解是一种游戏，但这并不是说理解者游戏般地保持着自己，并对向他提出的要求隐瞒了自己的意见。能够自己隐瞒的这种自我保持的自由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只有通过游戏概念在理解中的运用才能讲出。谁进行理解，谁就总是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通过这种事件有意义的东西表现了出来。”

伽达默尔试图在对话的游戏中实现理解事物本身，转向对实践哲学的推进。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话，搭建起传统与现代、主体与客体对话的桥梁。人们的世界经验具有普遍的语言性，人们是在语言的游戏中达到对世界的理解的，真理就产生于自我理解的过程之中^[15]。他正是通过“游戏-对话”的方式，追寻对艺术和真理的理解，这也构成了其诠释学理论的真谛。然而，人们在基本了解游戏本体问题之后，不禁会问，游戏的存在方式指向谁呢？接下来，沿着伽达默尔对传统游戏哲学批判和改造的路径，进一步寻求诠释学视域下的游戏本真，并找寻对体育哲学的线索。

2.2   游戏的存在方式：自我表现

“如果我们指望从游戏者的主观反思出发去探讨游戏本身的本质问题，那么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找不到任何答案。因此我们不探问关于游戏本质的问题，而是去追问这类游戏的存在方式问题”^[2]107。以往的先哲通常在游戏者的主体意识之内寻求游戏的存在，而不是游戏行为本身。游戏者遵照游戏预先设定好的情境和规则进行游戏，并努力通过游戏者表现自己。这与其说是游戏者在实现自身的目的，倒不如说是游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游戏的目的就是通过游戏者表现游戏本身。游戏的这种自我表现体现在过程的重复性，“诚属游戏的活动绝没有一个使它中止的目的，而只是在不断的重复中更新自身。往返重复运动对于游戏的本质规定来说是如此明显和根本，以致谁或什么东西进行这种运动倒是无关紧要的”^[2]146。据此，伽达默尔^[2]152明确说道：“游戏确实被限制在表现自我上。因为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游戏以一种运动的形式呈现，通过不断重复表现游戏本身。而且，这种重复性是人类过剩精力发泄的结果。他^[11]说道：“游戏也是一种自行运动，它并不通过运动来谋求目的和目标，而是作为运动的运动，它也可以说是一种精力过剩的现象，亦即生命存在的自我表现。”

游戏在现象学层面上呈现为一种来回重复的运动；但由于游戏总有一定的规则，因此它又能包含一定的理性精神于自身；人们通过这种无目的、非功利的运动最终又能够达到一定的功利目的，这就是游戏者的自我表现^[16]。然而，这种自我表现的意指游戏的过程是自由的，“游戏就是具有魅力吸引游戏者的东西，就是使游戏者卷入到游戏中的东西，就是束缚游戏者于游戏中的东西”^[2]152。游戏过程是自由的，但在规则限制之内。规则既成就了游戏者，又束缚游戏者，游戏者遵守规则的同时，却又不盲目地顺从。正如维特根斯坦^[17]所说：“一条规则放在那儿就像一个路标。”因此，游戏就像一个封闭的空间，进入这个空间要想获得自由，就要更好地接受规则的约束，而那些破坏规则的人也将导致整个游戏空间的崩塌。在这里，游戏者处于游戏中是一种被动式至主动式、严肃性至轻松性、强制性至自由性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现游戏的目的只有一个：自我表现。既然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那么，游戏又为谁表现呢？伽达默尔^[2]150回答道：“只有观众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的东西。”

2.3   观赏者：游戏的表现对象

伽达默尔^[11]说：“游戏概念引入的关键点在于指出，在游戏中的每个人都是同戏者。”游戏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始终未认真发掘到的“同戏人”，那就是观赏者。伽达默尔^[11]说道：“我必须马上补充一句，这种对游戏的规定还意味着，游戏始终要求与别人同戏。观看一个小孩来回打球的观众也不能例外。当他真的与这个孩子‘同戏’时，那就算参与其中，加入到这个不断重复的运动中去了。在更高级的游戏形式中这一点更一目了然，比如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些网球观众。观众的脖子都扭伤了。但没有人错过这同戏的机会。游戏并不是一位游戏者与面对游戏的观看者之间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也是一种交往活动。”观赏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围观群体，他们参与其中，并真实感受着游戏的乐趣与美感。对于观赏者来说，游戏者扮演着表现游戏形式的角色。在这其中，游戏者也进行对自我的超越，“事实上，真正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2]154。当游戏成为观赏游戏的时候，游戏存在的意义就指向了观众。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艺术的存在方式，且最终为观众而表现，这是因为要打开游戏封闭的空间，构建“文本”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如此艺术才能实现对话和理解。

可以发现，伽达默尔认为体育与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以至于人们可以从中找寻到很多关于体育的哲学启示。当然，体育哲学的研究还必须厘清体育与游戏的异同，以便更好地发现体育的哲学线索。

3.   伽达默尔游戏论对体育的启示

游戏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其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现实中的艺术文本只有在接受他者的感知时才能被理解，而艺术与游戏就在这重复的自我表现与他者对话中获得完满。因此，理解事物就是要绕开主体的自在世界，回归到事物本身，由事物向我们诉说而不是我们解释事物，进而在“解蔽”与“去蔽”的过程中理解。然而，探寻体育是什么，就是在解答体育存在的根本问题。多年来体育学界关于体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沿袭了传统本体论中追问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那个抽象本质理论，采用的是自然科学“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18]。将体育作为对象中的客体，从主体的理解过程中探析体育的固有属性，鉴于主体的理解视角多样，故而引发不同的体育本体观。因此，需要从诠释学视角直接追寻体育的“存在方式”，通过伽达默尔游戏论回应“理解体育如何可能”这一话题，引导体育回到运动本身的对话。

3.1   存在与表现：体育本体的游戏观照

理解活动是人类经验的构成部分，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对于如何实现理解的过程，伽达默尔采用“游戏”的理念超越主客体的二分逻辑，建立一个开放的对话情境，进一步阐释理解活动的对话性和实践性等特点，进而在游戏中实现对世界的理解。

体育的本体，从诠释学看，超越于主体视域进入到主客体间的理解活动之中，并以运动所表现的行为与世界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搭建自我的空间结构。同时，作为媒介，通过直观的体育行为实现主客体间的对话，而直观的体育行为即以身体为载体所表现出的专门的身体活动。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本体具有先在性特征，同样，体育的本体也在于其先在性。首先是体育规则的优先存在，其次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体育行为和规则的“优先性”和“统摄性”。这种逻辑先验性表明体育是先在的，是在无意识当中发生的，进而到文化层面上的体育，尔后才出现运动的人。但这并不是抹杀运动中人的价值，反而恰恰是强调体育与人的同一性。体育过程中，人的行为亦是体育行为本身，而且体育只有依靠人的参与才能产生意义。现代的竞技体育混杂了过多的输赢标准，学校体育过多强调统一的评价体系，且重结果轻过程直接导致忽视了体育中的人的参与。因此，要通过强调运动者身心参与的情境过程来表现体育本体，而不是通过运动者的参与结果来体现。

伽达默尔对游戏本体的回答最终落脚到对其存在方式的探寻，这也启示人们对体育本体的认识要追问体育的存在方式。游戏通过循环反复的过程不断表现自己，主体指向游戏自身，而存在方式亦是自我表现。反观传统体育本体观，过去有教育说、社会现象说、人的自然化说和人体活动说等，一定程度拓展了体育本体研究的视角，但都是从人的目的衍生出的思维路线，忽视了对体育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关系的深切关注。因此，应从诠释学的视域，回归体育本身，强调体育的存在方式指向自我表现，倡导体育的“我者”与表现的“他者”交互作用。体育作为自身的主体，在其秩序中不断重复运动，表现出体育特有的行为。体育赋予人以任务和目的，通过人的身体活动凸显体育。同时，体育行为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求，进而发挥本质力量。此时，体育与运动者共同存在，相互体现，互相创造自身并显现自身存在。总之，体育的本体是其体育行为与人的生命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体育本体的深入探索，是要保持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立性。诚然，体育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被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然而，体育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面临着异化、功利化和工具化等与本体分离的现象。因此，应从伽达默尔游戏论视角探索体育本体，并由此引发对学校体育教育、竞技体育的多维反思。

3.2   先在与自由：体育教育的游戏维度

体育教育肩负着传授体育知识、传承体育文化、培育体育精神的重任^[19]。作为学校体育教育主阵地的体育课程承载着体育文化传承的使命，而“体育文化是什么”则是体育课程必须回答的本体论问题。那么，基于诠释学游戏论的视域考察体育课程的本体维度有其必要性。将体育课视作有组织的游戏，使侧重于从本体游戏论审视当代体育文化传承成为可能。

体育课中的体育文化以运动技能为核心，通过学生的身体实践与体育课程内容的相互作用传承体育文化。因此，体育文化具有游戏的先在性特征，即体育课程教学中所教授的内容优先于学生而存在。先在的体育文化不断吸引学生参与进来，赋予学生以体育的形式和精神，如此学生也展现了体育文化形态。这种先在的体育文化与当下学生的存在之间是同一的，文化传承和学生再现文化亦是同时出现的，进而建构了体育课程的本体。然而，反思目前体育课程的开展，过分强调运动技能的教学，讲求统一的评价标准，注重体育知识的灌输作用，忽视学生的身体差异和生命体验，导致体育课割裂了运动技能学习与学生理解的平等对话关系，形成“有技能无生命”的怪象，如此必然导致体育文化传承的失效。

伽达默尔^[2]142认为：“游戏并不是在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中具有其存在，而是相反，它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中，并且使游戏者充满了它的精神。游戏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过他的实在性来感受。”这启示人们：有效和成功的学校体育教学必定是充分尊重学生的认知理解能力和个人体验，达到与教学内容相融合的自由之境。伽达默尔倡导游戏与游戏者的互相依存和游戏者进入游戏之中的那种“被动式见主动式”的空间感，表明一个好的体育课，体育教师要努力寻求先在的体育文化内容与学生理解之间的一致性，充分调动学生进入体育空间的情感意象，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构建教师的文化传承与学生习得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进而让学生体验到体育秩序下的生命自由状态，逐渐将体育文化内化成学生的本质需求。

3.3   规则与竞争：竞技体育的游戏精神

著名体育哲学家阿伦·古特曼在其著作《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20]中写道：“比赛必须要有规则，即使是在原始体育中也是如此，因为从体育的定义上来讲，它属于有组织的游戏，即有组织、有规则的游戏。”这里说的比赛和体育更多指竞技体育，它被视作高级的游戏形态，同时，正是因其蕴藏着丰富的“游戏精神”，才具有吸引世界人民出于生命冲动参与其中的魔力。然而，尽管这些游戏属性构成了竞技内在精神的核心，但是，竞技毕竟不同于单纯的游戏，它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种随意、自发的活动，而是一种有高度组织的社会历史性的活动^[21]。纵观竞技体育的历史，既保留游戏的精神内核，又与社会因素相交织，导致其在空间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时间上显示出复杂的形态流变。发展到今天，受到政治和资本的束缚，逐渐脱离游戏精神。体育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体育的主体指向人类本身，从而被当作对象化和工具化的存在，受主体人的桎梏，失去独特的本性。人类对于游戏和体育的随意表达，是文明的玩笑，只是这个玩笑是毁灭性的^[22]。因此，要实现当代竞技体育的救赎，就必须强调竞技本体，回归到竞技体育与人类对话的关系层面。

伽达默尔在论述竞技游戏的时候，认为竞技游戏具有冲突和竞争的本质内核，但其主体指向竞技与人的关系层面，绝非一个对象，因为，游戏是不断重复的运动，时刻都在发生。从现象学角度看，游戏过程的重复性和持续性、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时空的情境性。游戏者在游戏空间的规则下根据自身的经验能力，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竞争，依据不同的游戏情境，发挥能动性，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伽达默尔^[11]说道：“人类的游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把理性这种人所特有的标志包含于自身之内。人的理性自行设置目的，并有意识地追求这一目的。人类的游戏把理性纳入自身，从而也就可以巧妙地超越这种追求目的的理性。即人类的游戏的人类性在于，在运动的游戏之中，它的游戏规则自己遵守规则，自己约束自己，好像其中有目的似的。”游戏本体也体现出规则与竞争的关系范畴，规则是游戏内在的“自主性”，而竞争是游戏的“他者性”，游戏者必须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自由”的竞争，如此才能互相表现。

然而，当代竞技体育发展需要处理好主体与他者、规则与竞争的关系。伽达默尔^[11]认为：“甚至那些在观众面前所表现的体育活动一类的游戏，也不指向观众。的确，这些游戏由于要成为竞赛表现而面临着使自己丧失作为竞赛游戏的真正游戏性质的危险。”因此，要倡导竞技为自己而表现，主体指向自身，它既不依附于客观对象，也不依赖于主体意识。这就要强调规则的重要性，竞技与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一条通向人类自由的道路。在这一进程中，竞技也形成了自己的形式和质料、本质和内核。最典型的就是拥有规则：任何人、任何群体参加体育运动必须服从规则，遵循体育的内在尺度。体育活动是非常正式、规则极其严格的活动，是把游戏的自发规则上升到自觉规则的活动^[23]。可以这样说，没有规则就没有竞技体育，规则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前提。而当今的体育赛场，已不是一方净土，夹杂着权力的诱惑和筹码的堆积，违反规则的现象屡见不鲜，竞技的游戏精神被歪曲，本体逐渐被遮蔽。

因此，我们必须将对话转到竞技体育本身上来，摆脱主体人的情感偏向，实现体育生存的对话和理解，在这其中树立规则意识则显得尤其重要。规则就是竞技体育的契约和法度，它让运动员在束缚中实现自由，在约束中实现公平，它让观众意识到自己行为正确与否，张弛有度。因此，捍卫规则就是捍卫竞技体育的独立性和绝对性，回归到运动本身，从而促进竞技体育健康发展。也正如伽达默尔^[2]144所说的：“谁不严肃地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

4.   结束语

通过对伽达默尔游戏论的深入解读，可以发现他运用诠释学的方法对游戏论进行了全新审视，努力修正主体性哲学视域下的游戏理论缺陷，将以往桎梏于主客二分框架下的游戏观念，召回到了游戏本身，从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游戏与哲学的关系。

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的深入解读，给体育哲学的研究带来一缕“清风”，可通过以诠释学为基础深化对体育本体论的理解。体育和游戏均是人类旺盛生命力存在的自我表现，是人类生命冲动的象征。循着伽达默尔对传统游戏理论改造的途径，本文尝试从诠释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体育与游戏的本真，摆脱人类对体育的随意解释和任意妄为，从而引导体育回到运动本身，进而实现体育的返乡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