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在新历史主义关照下，中国武术史研究始终遵循由大历史观下发生的历史事实和小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故事这2个论域展开。在中国传统史学语境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乃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因此，过去的武术成为中国武术史学的研究对象。在民国时期，以唐豪和徐哲东为开端的武术史研究勃然兴起并取得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致对近代中国武术史研究影响深远并引领其走向纵深。百余年来，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即通晓中国武术从古到今的演变脉络，寻找不同历史时期下中国武术兴衰成败之理，从而实现中国武术史研究从“正确性”到“真理性”^[2]的转换。换言之，中国武术史研究不仅要获取正确、可靠的历史知识和故事，还要以武术史实和史事为切面，探寻与之关联的社会结构形成与变迁，以期从中寻求当下启示。中国武术史学专著、专题论文研究量多面广且日渐深化，主要以中国武术的生成与演变、传承与发展以及传播与推广等为观察视角和问题论域，试图以中国武术的结构功能与国家、社会、个人选择性需求间的联系为解释框架，围绕中国武术重大事件、武术拳种派系流变与技术体系、武术人、武学思想等展开对中国武术的历史考察和研究，并主要以编年体例和范式编纂成史，呈现趋同化和标准化特征，如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的《中国武术史》^[3]、邱丕相的《中国武术史》^[4]、周伟良的《中国武术史》^[5]、郭志禹的《中国武术史简编》^[6]、余水清的《中国武术史概要》^[7]、于志钧的《中国传统武术史》^[8]、刘祖辉的《中国近现代武术思想演变的阶段特征研究：价值取向的视角》^[9]、程大力的《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10]等。这些武术史学著作记载着中国武术的总体历史脉络和重要历史事件（典范历史知识），对于整体认识中国武术的过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典范历史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过去，之所以成为典范历史是因为它最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或最能反映人们对未来社会现实的期盼。当前最能代表典范历史知识的就是由国家（或代理其权力的机构与个人）编审出版的教科书或史学著作。

纵览近代以来中国武术史相关文献，主要沿循“从先秦出现的技击理论到汉唐、宋元散见于兵书文学史志中的资料，从明代技击理论的成熟到近现代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大发展”^[7]这一逻辑主线，其基本述清了中国武术总体发展脉络、支脉流派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功能嬗变与阶段特征，这不仅为中国武术史研究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还丰富了中国武术史学的理论体系。然而，从史学反思角度观察和思量中国武术史研究，却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不深、不到之处。

（1）从研究内容和范围看，大多数武术史研究都局限于编年史和典范史，对散落在民间、村落中的边缘历史、小历史等社会本相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但这些史志也是中国武术历史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就武术史学文献研究看，整体上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且不断走向纵深和细化，主要集中于拳种流派、古籍文献、武术名家、武术器械、民间组织、发展变革等方面。其中，对武术史料的挖掘整理依然不足，如在武术拳种/流派演变历史研究中，常以清晰的历史脉络撰书成文，简单地标明其渊源、厘清其脉络，但往往止于以时间为轴的叙事性研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仅如此，在实然中的武术史研究及其范式也主要以文字资料作为重要文本来撰史，即回溯性追认。因受困于史料的缺乏，有时不得不采用假设或含混表述、跳跃式撰写，甚至以逻辑连接替代证据连接。而对于散落于民间的稀有拳种、器械等失传现象，如何去发现挖掘碎片化、近乎失传或消亡的历史素材和史料，也是影响撰史的关键甚至“致命”因素。

（2）从研究视角和问题看，虽然中国武术史是以武术起源、发生、发展为主线来研究与撰写的，但是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却又不能仅局限于武术技术、门派、拳理、拳谱等演变过程的记忆与叙事，它与同一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变迁、人民主体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倘若入乎其内进行人文话语互动，就会发现中国武术史研究较多地停留于一般现象性描述，未重点对其结构过程与历史意义进行追述和重构，也缺少对中国武术这一社会表征形成原因的关注和探讨，即缺少在当时社会结构性情境下“再现”中国武术的延伸探赜。例如，当下中国武术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是选择回归传统还是继续现代化，以及其在新时代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何价值与意义等。这些问题皆应在近代武术史研究中有所体现，进而引发出一系列武术史学问题与问题域。这些历史与现实问题更应得到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3）从研究思路与方法看，目前中国武术史研究缺少综合运用谱系学、文献学、考据学和口述史等方法而未能形成证据链或多元互证，在思路上缺少以逆向思维找寻其文化逻辑起点以及“观今宜鉴古”的历史经验总结。不仅如此，目前出自高等院校的武术史著作及教材似将武术定格为现代化思维下的类体育运动。这样略携文化自谴主义者的立场撰写出的武术史或多或少都夹杂着西方史学思维底色和体育话语成分，不仅偏离了中国武术史观映照下中国武术的本土特色与真实，而且是在异域思维下撰写中国武术的历史篇章。正如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言：“（武术）是一种拿着奇怪器械的特殊体操。”若以这种思维和方法来认识、理解中国武术，其本身就脱离了中国武术的生存语境与文化场域，不能完全理解其丰富的内涵和本意。如何正史？这就要求中国武术史研究不应站在别的立场^[11]，而应立于自身本位，在中国社会的本土情境中、在中国武术史前后承继与结构变动中去发现、认识和理解，以此进行中国武术发展的时空叙事。

此外，在正史撰写过程中既缺少文献与民间史料的互证、武事情节与人事情境分析的参证，也缺少社会史、生活史、生命史以及心性历史等相关研究的补证。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中国武术史学观念相对落后陈旧，不能反映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时代精神风貌；中国武术史研究长期封闭，历史观念存在板块结构；中国武术史学也未能正确、明智地处理传统中国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及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一步而言，正因中国武术史研究存在传统的观察角度、既有的解释框架和缺乏问题意识的提问方式，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武术发展一直处于结构性变动中，才引发笔者对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反思，探知中国武术历史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意义网络，即转向中国武术结构史研究。这就要求从中国武术发展的演进脉络和文化实践中寻找中国武术史研究本土话语体系下的核心概念、对象内容与方法范式，以此拓宽中国武术研究视野，揭示隐藏在既有历史文献背后的、符合历史逻辑的景象。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12]，是人们进行判断（命题）和推理的基本要素，没有明确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就不会有合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13]。鉴于对中国武术史学反思和反思史学所呈现出的未曾研究、悬而未解、解释不力或证据不足等问题，我们应重新走进历史现场，用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体验观察与深入考察中国武术史，用精准专业的概念体系和科学合理的方法手段研究中国武术的结构过程，用区域社会史和区域比较的视角与方法阐述中国地域武术的形成过程。在新时期，如何突破中国武术史研究的体例范式、解释框架、研究视角和技术方法，以及如何在纵横结构上实现文献与民间史料互证，是中国武术史学深化研究的重要前提，也是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武术史范式转换的时代要求。

赵世瑜^[14]结合萧凤霞^[15]、刘志伟^[16]等所提出的“结构过程”，认为“‘结构过程’既可作为不同区域历史研究共同的核心概念之一，也可作为多学科区域历史比较的理论平台”。在对中国武术的研究基础上，戴国斌^[17]、郭志禹等^[18]和刘祖辉等^[19]分别提出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地域武术、运用谱系学建构武术思想等概念和方法。这些术语和提法为中国武术史研究转向、区域武术比较和拳种/流派建构史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启发，也可作为多学科武术历史研究的理论共识平台。拳种在形成与传续中，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存、生活与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其本身也被赋予了超出自然属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能产生深远影响。鉴于此，笔者以拳种为研究起始，将其作为一面微观“透镜”来探讨中国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适应社会结构与变迁以及自身做出相应调整的，进而分析社会情境下中国武术自身的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同时，将拳种发展史与社会建构史结合起来，从注重拳种技术、功法、口诀、拳谱等模块特征转向注重拳种与其他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网络，这也是区别于以往中国武术史研究的不同思路。

拳种可被看作一个地方性标识，它不仅代表某一地域武术现象，还可被作为微观“透镜”以观社会、明事理。也正是基于“拳种标识”这个概念，才引发了对拳种、地域武术乃至中国武术是何以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产这一问题的纵横双向剖析，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武术的历史和社会意义。结构与谱系正是武术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而编织出来的纵横两向关系与意义网络，且是一个连续性过程。由此，笔者将其引入中国武术史研究，结合戴国斌^[17]所提出的“门户生产”，基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在中国武术史研究中提出了结构生产。这一核心概念强调的不是由此编织出来的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而是结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亦能将那些散见于民间与武术相关联的小历史、门派史、拳种史以及江湖野史等，特别是那些未被官方认定的稀有拳种、野拳等以及与武术相关的人、事、物等勾连起来，并将其纳入中国武术史研究范畴，由此透射出每一历史阶段武术功能嬗变中人有预设性目的的行动以及复杂的环境状态和社会规范对此的干预与影响。2010年，在中国香港地区卓越领域计划（AOE）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计划书中，科大卫提出了“重要礼仪标识”的概念，即被地方社会成员所认可的客观重要的礼仪传统标识。拳种作为中国武术领域的单位功能性概念，也是中国武术共同体所广为认可的武术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并将作为武术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拳种与谱系形成过程中，始终伴有个体或群体有意义预设或有目的的行动，从而使某个拳种与其他要素发生关联并结成关系结构和意义网络，这一过程可被视为结构生产。换言之，拳种与谱系形成过程就是在拳种标识逻辑起点上对中国武术纵横结构形成机制和原因进行探索，并以此弥补编年体例武术史研究的不足，更加突出武术史研究的“中国话语”特色。谱系学是历史学研究方法，能将局部的、零散的历史记忆与知识糅合在一起，揭示武术文化、地方社会以及权力时空间的历史联系与互动方式。中国武术所有拳种都有其自身的传承体系与结构生产过程，所以将谱系建构作为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概念与方法的提出不仅可作为研究中国武术史的共识话语和分析单位，也可作为地域武术以及门派、流派和拳种间历史比较的理论与实践平台。

拳种标识、结构生产与谱系建构这3个核心概念能有效地将武术的起源、发生、发展连接在一起，并贯穿于中国武术史的始与终，三者间具有中国武术史研究对象、内容与结构的逻辑关系。拳种标识是武术史研究的微观“透镜”，结构生产是武术史研究的客观对象，而谱系建构是武术史研究的结果呈现。然而，仅以此来发现和撰写中国武术史还远远不够，因史学研究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既要知晓是什么、深究为什么，还要对此进行解释和考证。故而，由此引发笔者对其进一步思考与延伸，并提出寻绎考证、逆推顺述2个武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对当下中国武术史研究而言，寻绎考证是技术手段，逆推顺述则是新的叙事方法。如若拳种标识、结构生产、谱系建构这3个核心概念对应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前提、对象与过程，即“研究什么”“如何发展”的问题逻辑，那么寻绎考证、逆推顺述则是解决“如何研究与表达”的问题。

基于此，从拳种标识、结构生产与谱系建构3个核心概念和寻绎考证、逆推顺述2个研究方法展开中国武术历史的结构与变迁研究是对中国武术史研究范式的一种新设计，即沿循从对象到过程、从寻绎到考证、从史实到抽象、从方法到方法论的研究思路与解释框架重新梳理和续写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对“中国武术史何以结构生产和结构再生产”这一问题的逻辑追问来解答中国武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依相对关系，并以此从中国武术史这个立面探究社会建构史问题，从而在学理上形成中国武术自成一家的史学理论学说，或在实践表达上为中国武术历史勾画出一幅新图景。这不仅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武术史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也体现了中国武术史研究者在新时代的学术自觉和使命。

2.   拳种标识：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微观视窗

2.1   拳种标识是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微观“透镜”

在一般意义上，标识即为标记（marker）、标签（label），就是用记号、符号或标志物来表达自己，用以区分他物而便于识别。标识具有导向性，是根据人的思维行动对空间信息具象表达的物体。拳种标识是基于礼仪标识概念并结合中国武术拳种自身特征提出的。科大卫认为，礼仪标识是指“地方社会的成员认为是重要的、实际可见的礼仪传统指示物，包括称谓、祭拜核心、建筑模式、宗教传统等”^[20]。赵世瑜^[14]认为，“礼仪标识还应包含雕塑岩画、艺术作品、口述传统、仪式行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拳种是习武共同体广为认可的中国武术共识话语，且诸如河南陈家沟太极拳、武当武术等拳种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此知悉，拳种当属礼仪标识范畴，笔者提出的拳种标识是由拳种与标识概念叠合建构的新概念。拳种是武术的基本单位，也是武术的基因和内核；门派是以拳种为纽带所形成的一种武术组织，是拳种成熟的标志。它既是实际可见的，具体指区域社会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拳系和派别，呈现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特征，并业已被认可为该区域社会重要的标志性传统文化指示物；同时也是武术人依据自身思维行动对某一拳种空间信息的具象表达。

拳种标识被视为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微观“透镜”，其因如下：①拳种标识是地域武术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好坏直接表征了某地域武术发展的状况，地域性拳种标识的历史形成与确立也是对一个地域武术品牌的社会文化认同。拳种作为区域文化中最显著的标识，其存在的时间往往较政治、经济可能更为久远，是这个地域文化史的象征和见证。②在研究中国或地域武术史时，沿循以点到线、以线及面的思路，亦可透过拳种标识建构地域武术史总纲与支脉的关系网络与意义结构，共筑中国武术史的关系网络和结构版图，并对人的有预设性目的的行动及其影响之内外因进行尝试性考察。③拳种标识是一个跨区域、跨文化概念，是中国武术地域文化的分水岭。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中均可找到各自的拳种标识，并将中国武术文化予以区分和整合，通过区域比较来回应跨区域武术史问题，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性认识。因此，对拳种的认知并透视拳种所具有的价值和诉求的依存关系，是当下重新认知、发展武术的基础和前提^[21]。

拳种标识可作为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微观“透镜”，不仅因拳种在中国武术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因中国武术具有最独特的性征、最微观的结构。拳种标识是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武术派系技艺切磋与交流提供了统一性技术载体，也是区分中国武术文化与其他传统体育文化的象征。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武术融摄了儒家、道家、佛家等的思想，是以身体为载体将中国精神予以表达的哲学文化。拳种在中国武术结构生产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不仅是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武术文化与国家、社会以及其他相关联事物沟通的桥梁。②拳种标识为中国武术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对话平台和话语体系。拳种标识之所以能成为研究武术史学的统领式或共识性概念，在于拳种是中国武术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区别的显著性标志。它还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的平台，否则，地域武术以及各流派/拳种难以达成共识，不便理解和交流。③武术学界也曾提出要进行跨区域武术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某一脉系、某一拳人进行地域武术史、门派史、生命史研究，而应在整体观照下，在全域与地方、群体与个体间的互动统一中书写和建构，以实现中国武术史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研究。

关于中国武术史的研究问题也应置于不同时期社会情境中进行阐释，即要下潜到微观单元中去寻找问题、查找文献、考证源流，否则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有史无据的文献、片段或记忆。本文虽将拳种标识作为中国武术史的核心概念，但并非局限于某一拳种史或门派史的考察，而是将不同拳种的文化因素嵌入地域武术史，进而将不同的地域武术史连贯成为中国武术结构史。拳种标识概念的提出，还可将不同的拳种史、门派史与地域武术史嵌入中国武术史。一般而言，拳种标识既体现着地域武术文化的发展程度，也间接地反映拳种标识背后的地方社会制度所呈现的结构与变迁、共性与差异。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通过其他方式或途径也能达此目的，但通过该地域的拳种标识将其嵌入其中，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和题域。当然，仅把拳种作为识别和贯通中国武术历史的共识性概念，并不足以完全体现或深刻阐述拳种标识在中国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将拳种标识本身作为中国武术史研究微观“透镜”，还应从拳种标识这个窗口出发，将拳种发展史与社会建构史结合起来，将拳种武德变化与时代风貌演变结合起来，从注重拳种技术、功法、口诀、拳谱等模块特征转向注重拳种与其他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网络。正如科大卫谈及传统性标识的意义时所说：“我们这个群体的人都是有兴趣研究地方制度怎样与国家挂钩的。”因此，通过上述对拳种与拳种标识这一概念的解构及阐述，对于学界及武术史家为什么重视拳种标识以及为什么由此切入来重构中国武术历史，也应有了清晰的答案与合理的解释。

2.2   拳种标识是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微观结构

拳种的产生是中国武术技理体系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22]，是区别于其他武术拳种的最核心要素。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武术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拳种来划分和厘清武术纷繁而庞杂的技术体系的，是依靠拳种来融汇和建构丰富的理论体系的。所谓拳种就是传承有序、内容系统且独具运动特点的拳术，是理、势、法齐全且体用兼备的个体^[23]，是中国武术技理与文化的完整承载单元^[24]。武术作为一种“击有其术、舞有其套、文有其理、传有其序”的超有机现象^[25]，构筑了武术文化中的重要社会事实。拳种是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形成是中国武术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蜕变，不仅奠定了武术的独特面貌，也为后续发展框定了一个基本规模和方向^[26]。在拳种的传续、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传承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续写。正如王岗所说：“拳种是武术人与自身历史对话的手段，放弃拳种，就是丢掉历史。”中国武术每一历史阶段的变革、前进与发展都依赖于拳种的存在以及被关注的程度^[21]，但仅以拳种勾画中国武术史的全域图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拳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必然肩载着那个时期的历史内容和文化信息^[27]，包括因拳种而派生的拳史典故、传承谱系、门派观念、代表人物、趣闻异说等。换言之，拳种负载的小历史通过其关系和意义网络生产出中国武术发展的结构史。因拳成史，正是一个个拳种的源流与历史才汇聚成中国武术史总纲，其形成与演变也表达了中国武术史的“全息影像”。

拳种是中国武术传承与延续的基本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智慧、内涵和特点。拳种在创造与发展中始终伴有个体或群体有意义的预设或有目的的行动，缔造出拳种与其他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网络，这个过程即结构生产。拳种的变迁与发展是结构—行动—再结构—再行动的连续性过程，久而久之也便形成了拳种的结构历史，且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拳种发展历史中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拳种结构，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发生学的构造过程。如螳螂拳就是在少林拳攻防与比试基础上，因地域文化与练拳环境等结构性要素影响，经武术人有预设目的的行动进行结构生产，而创立了螳螂拳门/派。戴国斌^[28]在阐述门户生产时，将门户学有所得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得到师父的东西，将师之技艺转移到自己身上，继承师之衣钵；第二层次是在不同体验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技能、练就不同专长；第三层次是得到师父的东西而又形成自己的东西，既学会并掌握师父的拳术技理，又结合自身特点并将自身的思维、理念融入其中，形成一种具有新体验的技术系统，从而光大师学、荣耀门楣。拳种在门户的传承与发展中，分别融入3个不同体认意境下传承人的有意义或有目的的个人行动（包括个人思想、认识以及附着在身体里的技术哲学等），这仅仅是一种内因，还应高度关注围绕在自身习拳周围的环境、制度、信仰和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这一拳种，此结构生产才得以形成。

在中国整体文化关照下，若研究和叙写中国武术史，不仅要在历史进程中厘清某一拳种的发展脉络、阶段特征以及其与历史场景的互动关系，还要能在不同区域中找到这一拳种标识，通过拳种标识使不同历史或区域间的武术文化区分或整合起来，并将其嵌入中国武术这个大历史。将参与行动的人和与之关联的事物、空间、文化、传统、信仰以及制度等勾连起来，架构起中国武术于时空之上的历史桥梁，即通过中国武术这一微观事项反映社会历史情境的侧面与真实。一方面，拳种作为中国武术传承发展的根基和命脉，虽然众多拳种的生产、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和架构起中国武术理论与实践体系，但不能止于对拳种技术、功法、口诀、拳谱以及武德等模块特征的研究，而应转向注重拳种与其他社会情景性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网络研究，即尝试以自然环境、经济生业、社会结群和文化习性等相关词汇与理论描述与理解中国武术。另一方面，拳种的演进与变迁是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变动过程的缩影，通过对拳种/流派史的考察，不仅能回答拳种自身的问题，还能通过拳种的发展流变观察社会历史是如何建构的，即拳种如何在区域社会运行和变迁中得以传承和发展以及如何影响社会运行和参与调适社会秩序，或尝试通过考察不同拳种的起承转合来观社会、明事理、析本质。因此，把拳种标识作为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不仅能以其识别和贯通中国武术诸流派的共性话语和切入线索，进而通过拳种发展史的层累建构汇聚成中国武术史的一支涓流，亦可将其作为一个微观视窗透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阶序社会的运行、发展与变迁。

3.   结构生产：中国武术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武术不是孤立式发展的，其演进过程必然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或史事交织在一起并形成各种意义结构和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涉及武术拳种/流派分布的地理空间、村落形态、生业方式、社会组织、族群等级、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仪式等方面，自此构成了地域拳种/流派的动态结构和过程。其中，地域武术拳种/流派的结构生产与过程不仅是对过去武术史学实践反思的结果，也是武术史研究从编年史转向结构史学理论证的结果。中国武术史的结构生产问题始于戴国斌^[17]提出“从武术文化生产的基本特性出发，以文化转换为线索，通过文化意义及社会谱系的重组，对武术文化及武术发展进行了一次寻求新解的尝试”。根据历史学研究方法，结合武术史研究的中国本土特点，将结构过程这一概念尝试性地融入中国武术史研究，就此提出结构生产的概念，其表现于纵横两向的结构生产及其过程。其中，中国武术发生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就是结构生产，而且是永无止境的，随社会变迁与选择进入下一个结构生产，即“结构再生产”。当然，中国武术研究框架下的结构也绝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与意义网络，而是基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精英行动、组织动员或国家行为共识共为下的结构网络形成过程。

3.1   中国武术史在纵切面上的结构生产

皮亚杰^[29]说：“无论是抽象的构造过程，或是发生学的构造过程，都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结构。”每一历史阶段的武术发展必然存在相应的精英行动、组织动员或国家行为等为实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策略行动，从而缔造出中国武术与其他要素间的关系和意义网络，即结构。如果把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武术所呈现出的现状、特点以及与之相伴的网络关系视为一个结构，则具体指向某一历史时期武术的人物、派别、拳种、功能、制度等相互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即结构生产。一般来说，结构是个人或群体按照某种目的性需求所采取的实践行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以原始社会武术的起源与发生来看，什么要素促发并生产了原始时期的武术？即武术为什么会产生？当然这一时期指称的“武术”还不是真正的武术。囿于人们思想的蒙昧和愚钝，人为了生存需要就必须靠个人或群体力量同自然界进行斗争，这个身体斗争之法可看作“武术”的初创或原型。在狩猎过程中，人类靠奔跑、躲闪、拳打、脚踢等身体动作与兽缠斗，而后由于人思想的进步与经验的积累，逐渐学会借助棍、棒、石头等进行搏斗，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劈、砍、击、刺等搏斗之法，虽然其表现得比较低下，却蕴含着人的思想与行动，这个过程就可称之为原始武术的结构生产，也被视为一种历史存在^[30]。既然是历史存在，皆需进一步解释和考证。由于历史学者所认为的结构过程或再结构过程是向后看的，历史研究的结构过程是一个逆推过程，即反向观测、追问、考证历史问题，这也为后文寻绎考证、逆推顺述2个研究方法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倘若要突破中国武术史研究的传统思维，可将结构生产视作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新对象，其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也可被视作地域武术史比较的新载体，还可以其解读某个门户或拳种的生产过程。然而，就中国武术史的结构过程看，其是一个动态的、永不停息的连续性过程，表现为“结构—行动—新结构—新行动—再结构—再行动”，由此形成了中国武术发展的结构史。在时间纵轴上，中国武术发展脉络由远及近的历史层累在每一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和阶段特征，武术历史逐渐地被累加上去，完成“层级化”结构生产。

中国武术的基本层累脉络也遵循着编年体例下的演进过程，即原始社会时期、先秦时期、秦汉三国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结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过去如何造成现在，即由哪些因素推动武术向前发展，也只有破解隐藏在结构生产中的结构要素，才能还原中国武术某一阶段历史中的社会情境结构，从而更好地记忆、复原、体认中国武术历史的“全息影像”。从史学反思角度看，中国武术史研究是中国武术之典范历史、边缘历史和社会史的复归与撰写；从反思史学角度看，中国武术史研究是通过还原、撰写与建构历史来发现其历史情境以及与之相关的精英行动、组织动员与国家行为共谋下所采取的策略行动，并以此反映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规律与历史归因。概言之，中国武术史总纲是一个讲述中国武术发展的通史，历时性展示了中国武术的古今流变全貌，是一个纵切面上的结构生产与结构再生产。

3.2   中国武术史在横切面上的结构生产

中国武术有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门派林立、拳种丰富、功能多元等特征，其地域武术带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中国武术史研究虽然受惠于国际、国内史学研究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但中国是多文化、多语言、多民族国家，各地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生活方式、信仰价值、族群关系等多有不同，仅在地理格局上就形成了“北方善骑，南方善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等地域武术差异。因此，中国武术史研究应立足于本土语境和武术史实，在扬弃借鉴西方史学学科体系、方法和技术体系等基础上，运用中国话语体系叙述和解释中国武术历史问题，并设法利用“多元的声音”编织多声部和鸣的武术历史。

近年来，编年体例的中国武术史研究在现代史学思潮和战后区域研究兴起背景下，也开始转向横切面的地域武术史研究，其中郭志禹团队的研究颇具影响。基于对中国武术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按区域地理将其划分为中州武术、巴蜀武术、关东武术、荆楚武术、陇右武术、闽台武术、中原武术、漠南武术、齐鲁武术、青藏武术和吴越武术等，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该团队研究以地域文化为核心，通过拳谱典籍、文物遗迹、拳种流派、历史事件、武术人物、民间结社、武术比赛、武术教育与武术传播等进行历史考察和溯源考证，厘清地域武术起源、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并抽象出地域武术史的一般规律和历史归因。萧凤霞^[15]和刘志伟^[16]在研究区域社会史时提出“结构过程”（structuring）的概念。基于前文所述结构生产并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背景，地域武术史即是中国武术史横切面上的结构生产。若将此表述还原到区域史研究中，其研究取向在于考察特定区域内的武术精英、民间结社和官方组织等采取有目的的行动，而编织出其间的关系和意义网络，即武术话语体系下的结构生产。中国武术不仅有宏大的历史序列演进，还有微观的个案记载故事^[31]。中国武术史研究应下沉至陈家沟、少林寺、武当山、峨嵋等武术村落、寺庙或山川等可被视为一个独立单位的门派史与拳种史，共同构筑中国武术史的全貌。

以齐鲁武术为例阐述地域武术史横切面上的结构生产。齐人擅于技击，余勇可贾。齐鲁武术可追溯到齐选士、尊士、养士、贵士等军政制度及形成的武士文化与兵学文化^[32]。汉代以前的武术主要为国所用，多指代军旅武术。随着武术在民间的盛行与传播，汉代曾出现简单的套路、对练、徒手格斗以及器械表演等内容，为齐鲁武术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其证见于山东境内出土的汉画像石，也是下文将要提及“考证”之必要。齐鲁武术拳系主要形成于清代，在地域拳种的结构生产与传承过程中，受地理、环境以及地域风情等因素影响，也附着齐鲁人有预设目的的思想与行动。在齐鲁武术流派/拳种的品格与特点上，因鲁东受齐文化影响，其地争强好胜、民风彪悍、武风盛行而形成了螳螂拳、罗汉拳、孙膑拳、四通捶等拳种；鲁南受孔孟儒学等文化熏陶形成了文圣拳、华拳等拳种；鲁西受黄河文化影响，又兼受武术人对水浒好汉精神的追捧，形成了梅花拳、洪拳、查拳、水浒拳、潭腿等拳种，其中梅花拳在此一带甚是盛行，它兼具组织的广泛性、信仰的坚定性以及文化的认同性特点，这是其扎根民间并广为流传的根本。

齐鲁武术拳种遍布齐鲁大地，拳种丰富、分布不均、风格迥异，都突出表现了区域文化特点。齐鲁武术文化的历史形成与品牌确立与其所经历的社会与文化结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研究武术结构史的意义所在。因此，自然与社会语境中的地理空间、部落形态、生活业态、信仰价值、族群分类、劳动工具等诸方面，构成了结构生产相关联的结构要素，通过个人或群体进行有目的、有预设的组织动员和社会行动引发了人们创造原初的武术结构。这一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历经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若干历史阶段的结构生产与结构再生产，而到了明清时期以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的态势，最终形成即时场景下的齐鲁武术文化样态。当然，通过分析和阐述齐鲁地域的武术结构生产过程，发现其相关的结构要素存在于个人或群体的个人行动和组织动员中，就此也形成了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察中的齐鲁武术图景。

不仅如此，通过对鲁东、中州、巴蜀、关东、荆楚、陇右、闽台等地域武术史的比较分析发现，它们虽经历的重要历史阶段和特征有所不同，甚至部分地域内连续性历史的形成中存在断裂现象，且这种断裂现象或不连续也在不断增强与再现，但这并不影响地域武术史形成的一般规律，即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只是各阶段所呈现的结构要素有所差别，不是严格意义上较为同步的历史序列。诸多地域武术虽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各自经历的结构生产过程不同。中原、齐鲁与荆楚等地域武术或多或少经历了相对共性的结构生产过程，但中原武术在明清时期的结构生产过程不同于齐鲁武术和荆楚武术，也正是地域武术发展的异同构筑了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进而汇聚成中国武术史总纲。

在一定程度上，地域武术史形成与发展的方向与中国武术史总纲基本一致，但因构成武术的结构要素和个人或集体所采取的行动不同，形成了各具地域特点的武术结构与结构生产。若要分辨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和再结构过程，须反观原有结构过程是否中断，而判断这一过程是否中断，则要看特定的区域人群是否在继续编织关系结构和意义网络。倘若历史发生骤变，则要看原有人群或新生人群是否已经编织了新的网络，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结构过程。关于对历史分期的商榷与界定，或近年来关于变与不变的争议与讨论，在此理路下也能得以重释。针对地域武术史研究不能孤立地看待地域框架下的结构生产，还应与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整体结构生产相呼应，以免地域武术史研究陷入机械唯物主义史观的窠臼中。此外，在考证与顺述地域武术史过程中，还应有的放矢地勾勒出地域武术之轨迹，厘清其结构生产过程的异同。虽然地域武术确已存在差异，但比较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差异，而重在体现不同地域武术在中国武术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与位置。

4.   谱系建构：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变迁镜像

4.1   中国武术史的结构变迁

任何一个拳种在演变与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且可寻觅的历史踪影与印迹，并勾连着与之相关且相互作用的历史现象和故事，不断编织着自己的历史。程大力^[33]说：“武术今存各流派拳种的历史，就是地道武术史，才是真正武术史。”《抱朴子外篇·自叙》^[34]载：“又曾受刀盾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无论是传统武术还是现代武术，均在技术体系上有规整的标准、在套法上有缜密的编排、在拳理上有深邃的秘诀、在传承上有严格的秩序，以致这些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化于武人身、心、技中而表现出不同的技理之道，从而形成了技法独特、风格迥异的拳种。诸多拳种常以口诀、秘法等形式留存于世，可称为“拳谱”。拳如声乐不可无谱，谱中自有法门、规矩、拳理、训练体系等。习拳练武往往从研究本门拳谱、窍要开始，方能得以真传。虽说实战中拘无定法，但也不可“擅离老母”，正所谓“武艺虽真窍不真、费尽心机枉劳神”，就是因为没有明确、吃透拳谱纪要和拳理，所以“追溯并标出对象的出身”即是谱系学所应完成的重要任务，其为中国武术史谱系建构提供了先决条件。以上关于拳理、拳谱的阐述，为梳理和建构中国武术拳种史提供了线索，通过追溯它的缘起、演变与特征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人、事、物等结构要素，充分运用社会底层史、常民生活史、心性历史与武人生命史等多元视角揭示隐藏在既有历史文献背后的、更符合历史逻辑的景象。

中国武术门派/拳种难以计量，仅被认定为“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达129个^[35]。此外，散落在民间的稀有拳种或野拳，或未成体系，或源流不清，或鲜为人知，或依附于其他民俗活动得以存续，又因所谓的独门绝技通常不外传，诸多拳种仅限于门内传承而致其在门外争相效仿与虚张正宗中失真、失语甚至失传。不仅如此，就连门户中学有所得的3个层次上的身体内化与经验积累，也应是对武术人武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追踪与撰写。中国武术虽然遵循着血缘宗法传承制度，但其间因门内嫡传和门外传承等原因而表现为一种内隐式结构性变迁，以致其各门派传承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模糊。不仅如此，在每一历史时期，中国武术兼受国家主题转换、政府性质变迁与人民生活需求选择的影响，在结构和功能上不断嬗变并依照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需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又表现为一种外隐式结构性变迁。中国武术是一个地域性文化现象，能进行连续性的文化传承。当对中国武术史进行研究时，有必要进行回溯性的追认^[19]，即标明其来历与出身，这也是武术史研究的惯性思维。虽然这些认识或事实为研史、写史、正史带来诸多困难，却是历史之本相，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某一历史时期中国武术拳种、流派的结构生产与变迁过程。

中国武术因自身之内隐和与其勾连之外隐式结构性变迁，而使武术拳种史出现了结构和逻辑混乱、断裂。倘若不明确拳种源头、支脉、技理、规律、变迁原因，则会造成拳种的源流无序、拳理交叉、概念转换、练功无谱，甚至在武术传承与发展中造成偷梁换柱、虚假附会等乱象，进而可能造成相关拳种概念繁芜、拳理乱象丛生、技法混沌盗用等现象，其不仅不利于形成共同的技术对话前提和理论知识基础，也不利于对拳种、门派等复杂现实的历史认识与把握。因此，厘清和建构中国武术拳种、支脉与流派史已成为当下武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这就有必要辨析和廓清拳种的概念、厘清和建构发展脉络，以拳种起源、传承以及因拳而起的行为与事件的生发、演进过程为逻辑线索，建构一个由拳种流变、传承人、技术体系以及传承方式等内容组成的分析框架，以期撰写中国武术微观理路下的亚文化历史，遵循由远及近和由点及面原则，勾画中国武术历史的结构镜像。

4.2   中国武术史的镜像呈现

以拳种标识与结构生产作为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新对象与新内容，只是武术史研究的起始，即明确了“是什么”与“为什么”，还要以专业化的概念体系与语言表达将结果呈现出来。在中国武术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下，若以历史留存的拳谱秘籍、器械古迹等为史料素材，重新建构并谱写由单纯依靠知识文本形成的先前武术史转向社会史视角下的中国以及地域武术结构史，并追溯曾被历史舍弃或散落在民间的武术小史、微史等，或许能勾画出武术史的另一幅图景，还原中国武术史总纲与支脉的真实情况。中国武术史镜像在本质上是中国武术拳种、支脉以及流派结构史的表达与呈现，即“谱系建构”。所谓谱系建构，即按照谱系学的理论与方法，针对中国武术研究框架下的流派/拳种等关系结构和意义网络进行谱系学下的系统建构和完整呈现。其恰同于家族族谱，通过追溯源头、厘清脉络、寻绎考证等，进而按照时间序列对族谱代际传承的历史存在与演进过程进行体系建构。

运用谱系学^[36]方法建构中国武术历史，丰富了武术历史素材，将碎片化的武术史料、套路、纪要秘法以及散落在民间的武术小史、微史等尽可能地整理归档。此外，运用谱系学这一新兴的学科体系，将断裂、分叉、变异又彼此关联的武术历史统整起来，厘清其来源结构、形态、特点、演进过程，同时注重对历史素材的描述和解释。谱系学非常注重事物间的客观联系而非历时性叙事或非线性规律。在谱系学指导下，因循一个有据可依的路径，对产生的武术史事和史实的前因后果、影响因素、特征发展等进行寻根、溯源、考证，从而架构由远及近和由点及面的中国武术结构史。

虽然“由远及近和由点及面绘制而成的中国武术结构史”较之现有历史有所改进和完善，但这并不是谱系建构的真实与全部，因为史学的连续与完整既不代表真实，也不代表全部。这就要求我们认清、理清、述清中国武术史研究的现状、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取向，从中国武术历史中得到对当下启示，从而服务于当下与未来武术的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武术史纲、生活史、生命史以及不规范的武林传纪等并未全载甚至未载，那些未载的历史即使尚存于活的历史中，也为数不多。因此，若将中国武术史的全部和连续性都记载下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散落于民间的武林点滴、江湖恩怨等碎片化记忆，或历史文本中曾被历史排斥与舍弃的“隐蔽的处境”^[37]，甚至是不为人知或故意将其隐藏的零星片段或碎片化的情景知识等是难以穷尽和复原的。福柯^[38]认为“谱系是代表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也为研究和撰写中国武术史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据此推知，那些散落在民间碎片化或遗失的拳种，或民间虚构、附会以致强加建构的武林故事和练功秘籍等，也都将可能为中国武术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可研究的新支点，从而弥补中国武术史研究宏观表达或编年史学的局限与不足。但是，随之也带来了增补无休止、真假难辨的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去伪存真的前提下，用谱系学方法建构和解释可能厘清的脉络、规律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障碍，由此从正反两面思考，或许能找到中国武术史的新线索、新视角或新史料。在以往中国武术史研究基础上再发现、再续写、再出发，方能使中国武术史研究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在解构中重构、在转向中延续、在创新中发展。这需要我们在挖掘、整理、建档与保护过程中，发现、谱写和建构中国武术、地域武术乃至拳种/门派史的结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阐发其在历史情境中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汲取其所含传统文化的有用性与历史经验，服务当下社会。

历史建构的是被置于某种描述下的事件，但并不意味着事实就完全是主观的。从武术史学的研究对象看，前文已经明确为过去的武术，而聚焦于武术拳种/门派的传承，方可通过遗留于今的传承痕迹或活的历史或其他“多元的声音”，构建出一个接近过去的传承谱系，这也是整个拳种史得以考订与解释的基础。中国武术史研究要对武术历史进程中的结构变迁或结构转换中所存在的非连续性与断裂性进行专门性记录或针对性说明并述清因果，或通过其他方式来循证历史本相，以及谱系断裂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建构和重释中国武术拳种/门派等谱系结构过程，才能形成中国武术流派之谱系建构史。此外，还要对某一领域内遗留的各种痕迹，或片段性、碎片化的个人史略、民间记忆与集体记忆，以及不同历史时序的社会结构进行再发现、再认识和体系化建构。因此，谱系建构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较其保护与发展过犹不及，这样不仅摆脱了为保护而保护的固态模式，还丰富了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方法、路径与具体呈现。

5.   寻绎考证：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技术理路

5.1   中国武术源流和历史问题的寻绎

唐豪的《中国武艺图籍考》《太极拳与内家拳》《少林武当考》等为武术史研究积累了史料和奠定了基础，并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武术史的纵深发展。马明达在对唐豪的评价中写道：“我们一直为当代武术界出现过这样的武术家而感到庆幸，感到荣耀。”从传统史学角度看，若要基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形成较为全面妥切的史学论纲并非易事。倘若将中国武术史研究置于历史学视野与框架下审视，即按照历史学的逻辑规定勾画出一幅有着自己的历史进程，并与诸多文化领域有着复杂交叉关系的中国武术历史画卷，且抽绎出其中的规律，这是一个理论难题。周伟良曾说“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是什么’与‘为什么’这2个基本问题”，中国武术史研究应在历史学的学术旨趣和规范标准下，对中国武术在每一历史时期、某一区域和某一拳种的史事、史实与史料进行问题式考察、辨别、阐释。

在以往武术史研究与撰写中，就曾对武术中存在的虚假、附会、神秘性内容进行清理。正如唐豪^[39]所言“清算，整理······把荒诞的、邪魔的、神秘的种种关于武艺的谬说，做一度清算”。在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提问方式和论证过程中，既要从典籍档案中寻绎，又要深入田野进行史实考证，既要不断回答历史之老问题，又要不断发现与老问题相关联的新问题，在此可称为“寻绎”。当然，这些新问题并不局限于武术自身的演变过程，而是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武术史纵横切面上的关系网络与意义结构，不断丰厚充实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揭开隐藏于武术发展背后的社会景象。一般而言，历史场景转瞬即逝，史学家所记录的史实只可能是鲜活立体空间的一个横切面，并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史学家对史实的记录、采撷和解释带有不可回避且浓厚的主观色彩。中国武术史中可能也存有虚假、附会、神秘性等问题，这就要求对史料进行筛选、加工和考证，进而明辨其客观存在，以还原中国武术历史本相。在此兼论寻绎在武术史研究中的技理属性以及其与文中其他概念间的外在结构与内在逻辑关系。

笔者通过探讨太极拳和峨嵋武术中存在的争议和真伪问题，阐述中国武术史研究中寻绎的本然和应然。

问题一：太极拳的起源及其创始人问题。华博在《中国世界武术文化》^[40]中提到：“关于太极拳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仅宋代关于太极拳起源问题，就有老子创拳说、南北朝韩拱月创拳说、唐朝许宣平创拳说、唐朝李道子创拳说及宋徽宗时期武当道士张三丰创拳说等数种。”以上太极创拳起源说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历史贡献，然其最大争议不是在太极拳的源头上，而是在元明时期张三丰和陈王廷创拳说的争执上，至今仍难以确证。因此，在对太极拳起源的历史考证中，就可能会发现关于中国武术的各种既存或可能发生的新问题和新证据，从而弥合过去武术史研究的不足或结构缺陷，据此层累出中国武术的结构生产过程，即“寻绎”。

关于太极拳起源问题，武术界和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于今也难以明辨真伪，这也为下文阐明中国武术的源流以及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考证”埋下伏笔。循证历史，就是如何对历史进行证真或证伪进而去解释和理解它。华博的《中国世界武术文化》^[40]、胡玉玺的《武当内家秘笈系列：内家技击真传》^[41]关于太极拳起源问题阐述的重点在于发现新的历史问题，并围绕该问题展开中国武术的结构与再结构研究，以拓宽武术史研究的视野、丰富武术史研究的内容、重释武术史研究的社会意义和新定位。针对太极拳起源问题，虽曾有源流不清、说法不一等现象，但仍然有一条脉络清晰可见且有史可据，即陈氏太极拳十四代传人陈长兴师承近代太极拳的理论与经验，并融入自身体悟和创新，将太极拳进一步完善和发扬，而后经陈长兴弟子杨露禅继承与发扬，形成了杨、吴、武、孙等各个流派，并一直延续至今。此亦说明过去中国武术史学中遗留下来的那些若隐若现、虚假附会甚至口若悬河的史料并不都是有史无据，只因传统武术史研究的态度、方法、目的以及操作方式上的缺陷而止步于表征化的世界里，以致其未触及或未认识产生这些表征的社会本相，也导致当下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同质性和表层化。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寻绎”的重要性，其根本是通过武术这个侧面认识、解释社会是如何运行和变迁的。

问题二：峨嵋武术的历史是连续还是断裂的。王小兵在《明清之际峨嵋武术史再讨论》^[42]中提到：“峨嵋武术在明代以前，可以说是有史无据。所谓始自白猿公或白云禅师，只是今人的附会与传说；从明代开始峨嵋武术才成型并逐渐自成体系；而进入清代，峨嵋武术却突然消失，以致峨嵋武术于明清之间出现了断代传承。清末民初，峨嵋武术又重现江湖，但其绝然没有先前的踪影，而是民国时人的附会或赋魅。据此，峨嵋武术在明清之际传承的断裂皆已显明。”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新对象是结构生产、切入口是拳种标识，基于这2个概念对武术史研究过程回顾与反思，进而引发出武术史研究所呈现“是什么”的问题，也正是“是什么”这一原点逻辑才是学界所要关注和循证的首要问题。诸如某门派、某拳种的起源、流变、特点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地域上的历史角色和功能等，抑或是其中所存在的许多断裂、虚假、附会、神秘性现象，也正是这些现象激发了武术史家朝向纵深研究的旨趣。如就峨嵋武术的历史断裂这一问题，进而去追踪其在纵切面和横切面上的结构生产问题。我们首先要确立的是“峨嵋武术是什么”的基本命题，由此展开该拳种源流和历史问题的寻绎与反思，若有可能将延伸到地域武术乃至中国武术类似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事实等古今问题，这或许就是这2个概念所提出的价值意义。反思史学并不是要完全推翻、取代中国武术既有的典范历史，而是理性批判典范历史简化了“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这一关键问题，并基于时空架构上进行辩证取舍、取证史实，进而重塑中国武术的结构历史，从而洞察社会现实之本相。

5.2   中国武术源流和历史问题的考证

中国武术史研究主要是寻绎和循证“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织，共同承担起武术史研究方法与手段的责任与任务。基于以上太极拳与峨嵋武术的源流问题长期存有争议，才有了考证的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但反思史学解释的对象往往都是过去的武术，其间自然存有真伪和争议，这就要求还原或撰史时对其进行进一步考证、证悟。《国术源流考》^[43]载“传习者，向惟口授密传，绝少撰著，故欲求一有统系之记载，藉资考证，其事实难”。即因囿于武术中不同拳种/流派自身话语体系下的短见与偏见，深刻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认识和理解，于此武术史家过去惯用一套预设的概念理论、操作方法来叙事，而忽视了中国武术拳种/流派中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具体历史问题。就峨嵋武术的历史问题而言，若沿用预设理论追溯其源流和变迁，其结果可能仍然似是而非，这就与下文的逆推顺述关联起来。反观明代、清代和民国3个不同历史时期峨嵋武术的记载，其间均出现断裂现象，每一个断裂均可以作为逆推的原点向前推至可以视作顺述的起点，进而从结构史视角进行考察与研究，或许将可能得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为确立考证的武术史学意义，借以武术起源问题述之，其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五蠹》）的记载。原始时期，人们散见于灌丛、山洞等栖息而居，武术史学家曾在考古化石中循证真伪。按照一般惯例而论，考古遗存固然能增添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但并不尽然，因对此的认识是基于人们在已有的历史记忆中去了解考古遗存的，未必是在历史事实中去理解和认识它。这些历史的考古遗存确曾代表一个过去存在的事实，但不等同于历史事实。因为探究和呈现历史事实的思考、表达以及建构历史都发生在历史本身之后，但现实可能会让某一事实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古籍史料之武术起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信度和真实性。然而，从反思史学视角看，利用“语境”分析法作为研究技术，即通过对物的考证、活的历史来明辨史料文献真伪，或通过其他与之相关的人物史、文物史、环境史以及社会变迁史等寻绎和考证，并加强与既有史料进行文献对话，从中抽绎关联性和真实性，以此形成观念中的历史。一般说来，众多拳种/流派往往把自己的历史说得很久远，甚至将起源与一些充满玄幻色彩的神仙、奇人或历史名人关联起来，以增加自身的神秘性或历史性。这或许正是抓住了“越往后看留存的史料、文献就越少，其结构性要素也就越模糊不清，而使之难以考辩”^[14]。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包括民间野史、逸事、神话、传说以及口碑等，虽然其中留存了丰富的史料，却混入了主观思维裹挟下虚幻、附会的成分，而形成了有待被解释的传统武术史学图像。所以，我们不能将其作为信史直接使用，而应将此问题予以考证再加以利用。

周伟良^[27]曾将中国武术传承拳种缘起传闻故事划分为历史附会型、假托佛道型和传说衍生型3种类型。据史料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善武，流传着以其帝王名号的拳种记载，如太祖长拳、太祖连拳、红拳、盘龙棍等，这种情况亦属于历史附会型；梁代（公元502—557年）达摩栖居少林讲法，却发现众僧徒皆精神萎靡，筋肉衰惫，故此教习罗汉十八手，以资强身，其属于假托佛道型；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在九华山遇一老道得技，形意拳创始人姬隆丰在终南山遇异人授拳经而创形意拳，亦可认为是传说衍生型。于此，揭开关乎武术起源的谜底是武术史研究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再次凸显了“考证”的意义。傅光明^[44]曾说：“由历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在它瞬间发生后就不存在了。所以，历史不应当仅仅是史学家独坐书斋，自我陶醉于翻阅史著或检索卡片的精神活动，而应当努力去寻找构建一个崭新的‘活着的世界’。”史学研究既要明辨史实真伪，还要深入田野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因为史学研究归根到底是要比证据的^[45]。即便是文献梳理也要进行田野作业式的观察，将文献史料返回历史语境中予以体验和解释，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理解历史、体悟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说：“历史研究要从第一手资料入手，必须注意对史料的搜集、甄别和整理，主张从第一手资料提炼观点的研究路径，即便是从事思想史研究也要在史料方面下功夫。”然而，史料不是历史，事实虽蕴涵在史料中，但史料并不直接等于事实，这就需要历史学家通过各种手段与方法挖掘、比较、确定事实^[46]，并设法尽量回到历史记忆与场景来考证和建构历史。

对于前文“太极拳的起源与其创始人问题”，学界、武术界分别予以说明、解释和考证。事实上，陈王廷创造太极拳的观点多年来在学术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可是有历史和考古依据的。武术学界张文广、蔡龙云、邱丕相主持编写的高等体育院校《武术》教材及其他相关学校武术教材中亦采用了此观点。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撰的《中国武术史》^[3]明确写道“现传各式太极拳，均源自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族人传习的拳法，陈氏拳技始自陈王廷”；《中国武术百科全书》^[23]也清晰地记载着陈王廷是太极拳创始人。不仅如此，2006年5月，温县人民政府还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申报“中国太极拳发源地”。鉴于“中国太极拳发源地”称号的唯一性和特殊性，2007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邀请全国武术、考古、民俗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中国民间文化之乡评审考察验收组，专程对温县申报的“中国太极拳发源地”称号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听取汇报、观看录像、审查史料、古迹考察、专家论证，最后认定温县是中国太极拳的发源地。自此基本认定“陈王廷创造太极拳之说”是有一定历史和事实根据的，这也深刻表明了寻绎考证对于中国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总会以一定的方式留下自己的作用痕迹。那么，这也为中国武术史“考证”提供了可能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告诫我们，进行武术史研究既要从实证和传承上寻找直接依据，也要从技术和理论体系上探寻间接证据，在技术与史实上力求相互参证。

从历史学视角出发，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从叙述历史故事视角出发，历史可以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演绎出来的，带有虚构、想象和叙述色彩的历史故事^[47]。在中国武术史研究和叙事中存在伪史料、假文献的成分，针对历史文献的选取、阐释及运用切忌强说或附会解释。加之武林中人多系平民百姓、田夫野老、渔樵之辈，或躬耕于垅亩、渔猎于水滨，或闲云野鹤遁迹于空门，对于他们实难被录于正史^[48]。因此，在中国武术史研究中对史料的筛选和甄别就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关于太极拳起源与创始人存在多种版本的说法，其一定存在虚构、附会、神话的成分，但这些成分未必都要弃之，因其中尚存一些有用的东西，即去伪存真也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陈寅恪曾言“伪史料中有真历史”。这些虚构的东西或许可为之提供线索启发、视角转移、思维转向和提问方式，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广阔而深入的可能性，即变假为真、举一反三。中国武术拳种沿传下来的拳谱图解、历史遗迹、拳之器械等，就是过去本身所遗留的痕迹，也是我们所唯一拥有的“实在的过去”^[49]、是不可多得的史料证据及素材、是武之事件的记录者，能从中解读出文字文本未记录的武术文化信息，其最终目的是剥离出隐含在其中的人的行动、思想、精神等，即如何结构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在历史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将史料转变成历史中的事实，或者过去某个阶段的过程，从而加深对历史记载的认识，并深刻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实创造出来^[50]。此外，在中国武术史研究中，还要恪守释史与疑史的辩证思维，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心态，才能将中国武术史写真、写实、写活。

6.   逆推顺述：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绎

历史是人类文明的轨迹，是一种回溯性的追认，是人们以自己的思想活动施于既有史料中，从而在内心思想中复活过往的历史事实^[30]。一般而言，中国武术史既是记载和阐释人类发展进程中一切与武术相关的人、事、物间关系的科学，也是对当下社会的映射。然而，如果仅仅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如若关于武术史的研究仅仅依据古籍、文献等去写史、正史，将失之偏颇、失真，甚至是虚假的。从反思史学角度审视既往的中国武术史研究，其主要是以连续性思维模式为主导、以编年体范式叙事撰史，但实然中的武术史研究并非如此。若要突破中国武术史研究的体例范式、解释框架、技术方法等，就要用史学反思和反思史学的双重思维^[51]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

由于过去常将武术史撰写限定在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内，呈现趋同现象，而差别在于增补新史或为其空白填补证据。此外，由于拳种存在派系林立、断代传承、虚假附会、神秘内传等现象而未被全部记载，以致诸多武术史志存在断裂现象，这也是中国武术史出现断代或不连续的重要原因。这就要求在区分某地域武术史、拳种史、门派史以及武术人生命史等结构和再结构过程时，判断构成这一原有结构的过程是否中断，若要判断这一过程是否中断，就要看特定的区域人群是否在继续编织该地域武术、拳种/流派所生产的结构关系和意义网络。也正因为中断或断裂，才更应思考其何时中断、中断历史是什么、为何中断以及在整个中国武术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据此就要发现这个中断节点，由点及面地尽可能多地了解、发现中断的历史以及与其勾连的人、事、物的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进而重塑中国武术史。在前文拳种标识、结构生产、谱系建构3个史学基本概念和寻绎考证史学技术手段基础上，提出“逆推顺述”的方法与方法论。然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逆推顺述时切忌随意渲染、求全、附会、赋魅甚至为其辩护，而应保持其自有的客观独立性，以此去发现中国武术文化以往的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更好地审视过去、解释现在、指导未来。

6.1   逆推：中国武术史原点逻辑的探赜

过去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但是过去的事实不能再次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往往通过遗留于今的各种痕迹来接近过去本身并认识、理解和感悟过去，进而构建一个接近过去的事实，这也是整个历史解释得以进行的基础^[46]。史学主要讨论的“是什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而“为什么”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这就不难看出，武术史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的武术，其不仅需要用史料说话，还要对史料进行阐释和考证，也就是通过文献中的田野和现实中的田野来回答不同历史时期武术的结构问题，即“是什么”；进而阐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武术兴衰成败之道理，即“为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知晓如何在现实中去发现并提出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以史为鉴，其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们总结过去以充实未来的生活。

我们在撰写武术史时，将不得不面对“史之原点”这一问题，即该事物从何而起？如何返回和发现这个起点？例如，笔者针对江苏省沛县地域武术发展史进行研究，在察之“沛以勇武为俗”与听之“沛人崇文尚武”的典故时，就去考究、发现、阐述它，并据此提出“沛县武术始于何时、为何闻名”等问题。沛县自古豪杰奋兴，既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发迹之地，亦是明太祖朱元璋先祖的故里，素有“汉汤沐邑，明先世家”之美称。沛人崇文尚武在秦置县之前就有史可据，依县志可追溯至陶唐。1977年5月，在栖山石塘南侧地下9 m处发现1座汉墓，石棺内出土铁剑两把，并且在画像上刻有对枪舞剑及杂技、武术的表演场面，还有许多佩剑扶弓之势，栩栩如生。由此可见，沛人习武在汉朝时期已蔚然成风 。从追询和回答沛人崇文尚武何时形成的问题中，找到并确立了对沛县地域武术史研究的起点，即反向推断沛县武术肇始于秦汉时期，这个历史节点就是沛人习武之风形成的发端，由此沛县武术也展开了结构生产。此节点的确立亦是对上文所述“研究历史更应在中国武术史前后的变动处找求”的有力回应，从此确立了沛县地域武术史研究的时间节点。基于上述追溯历史原点的方法，在此将其命为“逆推”。所谓逆推，就是从现在的历史遗迹或文物等回推到其显示出来的这一历史起点，进而揭示其后来的发展^[52]。

中国武术史研究应以文献中的史料和田野中的发现双重理路相互参证而确立这个原点，基于这个原点向纵深思考，从而激发武术史学家或研究者挖掘、探索它的心理情愫。继而追之，如若将这个原点作为撰写武术史的终点，那么如何向前推至这段历史的起点？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武术，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当下的中国武术以及地域武术、拳种、流派的图景，推测已然过去的事实或历史存在，就是这个历史节点的结构生产。不仅如此，还要佐证所推测出来的历史事实，以使历史解释尽量接近历史事实，按照由远及近的时间序列记录下来。这就是赵世瑜^[14]所提出来的逆推顺述，将在田野作业观察到的和依然存活着的结构要素推绎至这些结构要素的历史起点，但前提是必须有材料可证或有据可依。然后再从这个起点开始着笔，将这些结构要素逐一向晚近叙述，最后概括出该区域武术历史的结构生产及其过程，也是层累地制造结构史说的方法论意义。

6.2   顺述：中国武术史结构逻辑的建构

若将结构生产视为中国武术史的研究对象，拳种标识就是中国武术史的微观视窗。那么，寻绎考证与逆推顺述就是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叙事方法与方法论，其中，逆推可以被看作历史研究，而顺述可以被看作历史叙事或撰写历史。中国武术史研究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武术的演进与变迁，还在于揭示中国武术、地域武术、拳种流派史的节奏变化以及与之勾连的人、物、事间的关系与意义网络。若按逆推思维看，就是以现在式的武术版图作为逆推起点，由近及远寻找某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这个节点便成为顺述该阶段历史的起点，即从今到古逆推所追寻到的历史节点就是从古到今顺述的历史起点。若将前文所述结构生产引入其中，则就成了“再结构—结构”的逆向生产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还原历史场景的逆向生产过程，但其人或群体行动仍然是正向的，其目的就是将史料或文献倒置于历史场景中还原历史、理解历史、体悟历史，并给予一个合理性的解释。这也是逆推与顺述叠合在武术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但就逆推顺述的实质而言，即是在一个逆向思维下解构论与重构论的结合体，这样的历史学方法论也有助于启发我们跳出简单、线性、粗糙的记叙史观。在这个意义上，逆推顺述又不仅是一种研究技术和叙事技巧，还是另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论^[14]。

将中国武术史的研究方法之一定格为逆推顺述，不是单纯性地爬梳历史，而是探寻中国武术发展中的历史本相和关系网络并阐发其中的结构意义，以此来透射武术是如何将个人、社会及国家勾连起来，由此进行结构生产和功能转换。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其亦表明了顺述相较于逆推似乎更难。《礼记·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逆推的目标是运用逆向思维寻找中国武术历史发展中的节点，而顺述不仅是尽可能地复原历史，重在考订和解释武术在特定社会情境结构中是如何发展、如何编织基于自身的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其中主要是针对中国武术史中的结构及其结构生产过程的研究，以剥离出究竟是哪些结构要素促成中国武术大历史、小历史以及拳种史、门派史等结构生产与结构再生产。中国武术的演进与变革，不仅是由各个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还应渗透到社会底层生活中，考察其民众行为、精英行动和功能需求等诸要素。此亦是顺述难于逆推之所在，更是中国武术史由编年史转向结构史研究的初心和意义所在。

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从方法论视角来看，寻绎考证与逆推顺述不是简单地发现历史原点和叙事历史过程，而重在探索武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社会意义，以避免武术在新时期的路越走越窄。逆推顺述不是否定编年史，而是在编年史基础上的深化与升华，以此探求中国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与结构性变动，揭示隐藏在既有中国武术历史文献背后的且更符合历史逻辑的景象。这就要求武术史家既要入乎其内，探究其个人或群体采取何种行动而缔织出意义和关系的武术网络，还要出乎其外，重点关注武术背后所孕育的社会意义；不仅要研究武术自身兴衰演变的原因，还要关注其背后的朝代秩序、社会情境、信仰观念、个人行为与特质等，并以此揣摩曾经的武术及其社会真相。另外，要特别注重习武动机与社会生活间的互动关系，或可从另一个侧面透视武术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阐发历史坐标下新的结构意义。治史虽在知往，然真能知往，自能察来。中国武术史研究不仅是叙述武术兴衰演变的史事与史实而贵在史识上，即揭示武术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刻意蕴和产生机理，甚至还要琢磨武术史事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从而阐发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与社会相伴的存在关系和经验智慧，以启示当下武术自身与社会发展的现代意义。

7.   结束语

近代以来，已出版了多种不同版本关乎中国武术史的著作与教材，但其多倾向于以西方史学思维和体育话语形式回溯中国武术的起源、演化与变迁，可被定义为中国武术的回溯史或编年史。这些著作和史书记录了中国武术的古今流变，为中国武术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不仅体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篇章，却未能完全真实表达中国武术发展的结构性脉络与功能性变迁。不仅如此，又因传统社会阶级统治下所谓文武分途和文化下移，以传统武术为载体的武士被挤压到社会边缘，特别是“侠以武犯”禁影响着政治秩序，由此正史中对传统武术中江湖恩仇、武林轶事乃至牵强附会的人物传记一般都不予记载；抑或是散落于民间、鲜为人知的奇门野拳、宗法制度下的单线传承，这些小历史也未曾被提及或专门叙事；另外，中国武术史研究常常带有就史写史的惯性思维，而忽略了中国武术生发与传承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风俗民情、审美观念、思维定势以及个人特质等的交织与互动。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武术史研究显得较为单薄。因此，本文尝试进行中国武术史研究范式转换，即从对叙述史转向了结构史研究，依据其研究范式转向需要，提出了拳种标识、结构生产、谱系建构3个核心概念和寻绎考证、逆推顺述2个研究方法作为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共识性概念与方法，并阐发其各自在中国武术史研究中的意义及其之间的外在结构与内在逻辑关系，由此展开中国武术结构史的考察，以还原武术历史之真相。以此为学术自觉，尽可能放大武术的社会意义和场外功能以凸显中国武术古今之变中个体或群体有意义的预设或有目的的行动，试图重新建构新历史主义关照下跨越武术话语体系的结构历史，继续撰写中国武术在新历史时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