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变迁视角看，应在新的情况下对农村文化加以诠释，赋予其特定时代的内涵^[1]。村落体育文化同样具备文化意义上的一般特征，同属于变化中的文化。传统社会中的村落体育基本遵循世代自发的文化传承，伴随近现代体育的融入，20世纪以来产生了异于传统乡土社会中村落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图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村落体育的生存和发展亦是基于村民的主体性实践选择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结构的互构形塑，不同时代场域的变化带来不同的具体话语语境，从而影响着村落体育文化实践。

村落体育的主体是村民，村民成为村落体育主体的根据和前提是其“持续性在场”，而村民作为价值主体是其“持续性在场”的根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于体育发展领域，体现为人民体育主体性的确立，即凸显人民是体育发展的“中心”^[3]。纵观20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史，让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于村民主体性的轻忽或漠视^[4]。进入21世纪，有关体育主体性的多元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关切和重视^[5-8]。然而，村落体育作为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少量文献提到应该重视村民的主体地位、自我需求表达机制^[9-11]等，且仅停留在理论推理的表层描述，未对其展开深入的田野研究，亦未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村落体育中的“村民主体性表达”进行深描和解读，对如何体现村落体育主体性变迁的应然实质和学理探析更为鲜见。

回首村落体育发展史，村民的主体性实践选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存在哪些“不变”才成为今天现实实践中的村落体育，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村落体育主体性^[12]指村民处于村落体育的主体地位，是在村民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实现体育意愿、参与实践、共享权力和价值的统一，体现为村落体育参与实践中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村民是主体权力、能力的拥有者、实施者和村落体育成果的共享者。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构成要素包括村民作为意识主体、参与主体、价值主体和权力主体所具有的根本属性。基于此，本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理论框架下解读村落体育主体性在村落体育实践中的“变”与“不变”，以期为新时代村落体育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对象K村位于鲁西地区G县DZ镇，是一个拥有百余年传统体育项目的村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振奋人心的红色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村落传统体育文化。K村体育活动百余年来绵延不息，曾于2018年1月迎来复兴，而再现昔日辉煌不久便又陷入现代性生存困境。自清末绵延发展百余年来，村民曾对村落体育项目梅花拳、狮子舞葆有热情，但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今天，是什么导致村民在村落体育中的“不在场”？K村体育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嬗变？现象背后又有什么规律？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思考。为此，笔者于2020年7—9月进入K村预调研，并分别于2021年1—3月、7—9月和2022年1—2月进驻田野，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其间参与“G县农民文化节—梨花节”等“非遗”展演活动、村民日常锻炼、拳师授拳和比赛排练等活动，深度访谈了K村梅花拳、狮子舞传承协会会长、成员，K村村支书、普通村民、拳师、梅花拳习练者，DZ镇政府负责人，G县梅花拳传承协会会长，G县教体局、文旅局负责人，以及LC市梅花拳研究协会会长等79人次，其间为验证关键信息的信度，对部分村民进行多次访谈，随机访谈村民60余人次，获得大量一手资料。在调研期间，还采用微信语音聊天、关注朋友圈等方式密切关注田野村落体育活动的生存和发展情况，以及相关参与者的话语、行为等。这种传递日常动态的网上田野方式极大地拓展了获取田野素材的宽度、深度和不间断性，提升了笔者对K村村落体育现象从观察到理解、从感性到理性分析的社会学想象力。最终整理录音访谈资料20余万字，以及大量视频和图片，为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

杜润生^[13]在系统回顾总结农村改革过程时指出：“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村落体育作为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沿革顺应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潮流，每一次农村标志性改革都会带来村落体育的变化。本文依据对鲁西K村百年村落体育史的考察，结合以往农村体育、村落体育相关研究^[14-15]，从以下4个阶段探讨村民在村落体育文化发展和传承中的主体性表达，并分析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

2.1   K村体育盛行期（清末民初—1948年）

20世纪初，鲁西北的自然与社会状况是产生秘密宗教的理想温床，这里经常发生天灾人祸，鲁西的尚武传统使得该地区内习武团体普遍存在^[16]。G县K村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不仅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战争不断，社会秩序混乱，而且自然灾害频生，土匪频现。G县一带习武盛行，以反抗土匪欺霸、保卫家园。因此，义和团运动在直东地区的爆发并非偶然，武术表演、社戏聚会和武戏展示的民间文化为义和团起事提供了时势背景^[17]。清末民初，K村先师QDL、QDZ师从河北十三代梅花拳传人LZK，并将梅花拳带到K村，二人正宗嫡传，武艺高超，门徒众多。村里另有QYS、QYC、QYK三兄弟，家境殷实，爱好习武。QYS、QYC1910年离家，推独轮车闯江湖13年，于1923年回到家乡。人送三兄弟外号“大把式”“二把式”“三把式”，3位“把式爷”远近闻名。K村先师曾授徒于黄河中下游，在鲁西一带小有名气。K村有习练完梅花拳即舞狮子的传统，梅花拳弟子利用练武的功底增加了狮子舞的难度和观赏性，具有K村地方特色。K村习武者保卫家园的练武初衷逐渐延伸为保家卫国的革命行为，如抗击日伪军铁壁大合围的“K村惨案”为革命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梅花拳和狮子舞成为K村及周边村落村民健身、强己、保家和丰富农闲季节业余文化生活的主流体育项目，并传承至今。一位80多岁的受访者说：“100多年了，一代代人都玩这个，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把式爷、二把式爷老弟兄俩，南京、上海，打拳卖艺，长江中下游跑遍了，走南闯北13年，称为大师级人物，那武艺高强，人家都一代代往下传。俺小时候练的人多，方圆几十里地都来咱村学。那时候的人都不兴打工，弄完地里都闲着，有空。老人热扎武场，玩狮子，一扎下场子就得一大晌，吃饭的时候都散了。”（QZX，20200730）“清末民初，先师QDL、QDZ把梅花拳、狮子舞带到K村。3个爷爷后期把梅花拳发扬光大。1923年回到K村后，名气大了，外村人慕名而来，本地人引以为豪。把式爷在黄河两岸名声很响，大都知道把式爷，多不知道其真实姓名，号称把式。”（QZQ，20210318）

20世纪上半叶，国际国内形势动荡，中华民族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国民将身体强健与家国之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亦动摇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村落体育被赋予强身健体、战争革命的时代使命，为革命战争储备力量，工农群众体育、军事化体育广泛开展。K村村民参与村落体育的主体意识较强，闲暇练拳、保家护院、保家卫国是彼时传统社会情景下村落体育实践的旨归。

社会发展需求和个人生存需要的统一促进了村民作为实践主体的积极参与、主动在场。强己保家的初衷是获取更多物质、精神和生存发展空间。革命时期，保国即保家，有国才有家，保国是为了更好地保家，最终还是为了实现村民自身的价值利益，由全体村民共享村落体育发展成果。吉登斯^[18]认为，要成为能动者就要掌握权力，权力即改造能力，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作为村落体育的权力主体，村民是村落体育资源的配备者和村落体育的管理者、实施者，通过对村落体育这一既定对象性活动的干预、改造来改变或满足其自身的内生需求，将国民强身健体与民族生存发展相关联。“村落体育村民办”，村民是村落体育的权力主体。

2.2   K村体育曲折发展期（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了“为人民健康、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而发展体育事业”的工作方针^[19]。K村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并未受影响，仍如从前在农闲季节、节日期间开展。1958年，村民纷纷加入农业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力量全面渗透。村民没有了单干时忙完自家庄稼地就闲下来的相对自由，之前“武风盛行”的多元化授拳、切磋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在村民的体育运动中，排在首位的是国家的政治需求，其次是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最后是农村业余文化生活需求，这成为新中国体育的显著特点之一^[20]。“生产队那会儿，人确实都不好过，吃喝都顾不住，挨饿的有的是，后来光脚练，时间长了，又张跟头，又打滚的，不行啊！所以练得就少了，总而言之，算没断吧！”（QZX，20200730）“文革”初期，K村梅花拳、狮子舞作为“有毒的封建残余”遭到公开禁止，但这并未完全消解村民主动参与的意识，村落体育并未离场，但表现为村民作为村落体育实践主体的游离状态。

1972年，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召开，在国家农村政策的导向下各地积极开展农村体育的比赛和训练活动。“文革”期间，体育的政治作用仍然明显，农村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虽然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以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21]。在G县文化馆的号召下，大把式爷二儿子QEL等带领K村体育走出K村，积极参加县、市级组织的集训和比赛。QES、QEQ、QES、ZZG、ZFY等主要负责授拳，共同为K村梅花拳、狮子舞的传承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俺小时候，村里点煤油灯练（武），大队支持，一说练武，大队的煤油随便用，那谁不去那玩啊！看人家练得好，每天练，就眼馋，跟我年龄一般大的都学。”（TCH，20220109）“1973、1975、1977年市武术比赛俺都参加了，还获了奖，8个县，那俺都在场，现在40多年了。1977年咱县第一名，真露脸了，那时候国家提倡这，统一套路，在市里学了回来，全县的都找到K村学。”（ZSZ，20210323）

这一时期，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功能基础上，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赛事上的亮相，体育事业成为“塑造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载体，这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体育因此衍生出新的功能—政治功能和外交功能。“文革”期间，村民参与村落体育是完成国家权力视域下进行“集体活动”“体育运动”的“政治任务”，被赋予明显的“政治化、群体化”特征。由于村民参与村落体育的主体意识受到政治话语和权力的干预，曲折发展期的K村体育实践“摇摆”于国家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之间，同时彰显出特定历史情景下的村落体育实践主体的在场和游离。村落体育中“主体利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鲜明地表现为为集体服务、为国家服务。村落体育主体权力的彰显被赋予了革命运动性质，是政治表现的积极、主动强化，这从根本上弱化和限制了村落体育实践主体对村落体育资源配置和实施的能动性，呈现出“村落体育国家办”的特征。

2.3   K村体育短暂复兴及离场期（1978—2011年）

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分田到户，K村体育再次迎来了农闲季节的繁荣。QES、QEL、QZZ、QZX、ZSZ、LGQ、TCH、ZBZ、ZHQ等成为K村梅花拳、狮子舞的主要传承力量。1983年春节期间，把式爷所授“八大红徒”的后代HQQ（16代传人）带领18名弟子到K村寻师访师、切磋武艺，在K村进行了长达1周的交流学习，K村习武之风再次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后，村里习武风气骤落，习武人数也锐减。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村民对“打工”一词非常敏感，一致认为“打工”是造成K村梅花拳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随着国家户籍政策的放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走出K村，人员流动对梅花拳的传承造成重大冲击。“八几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多热闹，人不打工，天天都在家。过年过节的时候表演，那附近村上都来，你去看吧！那人多的，俺那时候还小，根本看不到，多精彩不，桌子摞老高，可惜现在都断截（中断）了······”（LXL，20210325）“1985年，市里指示，挖掘武术整理大会，我参加了，咱县43个拳种。具体给县里、市里作贡献的，还是咱梅花拳，很受重视的，上百年的历史，他们也有，没名号。很多都砍了。九几年吧，一搞经济，毁了（不行了），不练都不练了。”（ZSZ，20200801）“俺村距离K村十多里路，我1985年开始跟QES老师学梅花拳，骑自行车去，在那练了整整10年，后来孩子大了，做买卖，慢慢就不练了，一打工，就都不大练了。”（HLX，20220103）

改革开放初期村落体育进入调整期，农村体育政策的引导调整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激起了村落体育文化的短暂复兴和发展，再次唤醒了村民对村落体育文化的集体记忆，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20世纪上半叶鲁西一带村落体育的繁盛在此时得以赓续，村民的选择倾向于兴趣化、自由化。村民主体意识增强，实践主体在场，体现了村民的主体利益价值，实现了“村落体育村民办”。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村落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村落体育主体意识随之渐趋转变。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村民对村落体育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在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勤劳经济时代”，村落体育被视作“闲玩”的代名词，且这种意识被极力强化。商品经济的巨大市场使村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实现自身价值利益的评价标准，村落体育已无法满足村民内生发展的需要。

这一时期，村落体育意识主体发生了转向，村民作为村落体育的参与实践主体渐趋离场，权利开始让渡，村落体育的价值主体也开始产生偏移。但国家办村落体育的政策和行动一直在场，为村落体育主体性的生成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2.4   K村体育复振期（2012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三农”政策、农村体育政策导向在话语规训和健身实践方面极大地动员和促进了村落体育的发展，为村落体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借助政策优势、“非遗”魅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K村传统体育文化迎来再地方化。QZQ（大把式爷之孙）会长于2017年到河北平乡寻师，2018年1月6日于K村立驾进师，成立“K村梅花拳、狮子舞（亦称狮魔头）传承协会”，在村里、乡镇、县城、市区和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并成功申请“非遗”等。K村梅花拳、狮子舞重归人们视线，这项濒临消失的“地方性知识”再现昔日风采。但经过大约1年半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年轻人已不再执意学拳，村民对“玩架子”（梅花拳）、“玩老虎”（狮子舞）的热情亦不再。无论是曾经深入村民记忆的“习武之风、习武之景”之共有元素，还是多样化的现代体育项目，在K村都出现“火一阵子、玩一下子”的现代性生存困境。传承协会成员、村委会和村民都一致认为：没有QZQ会长牵头做，梅花拳、狮子舞在K村就断了，没人能搞起来，前期基地、推广中心建设都是QZQ会长个人投资，花费不少。老拳师也都是白天打工，晚上义务授拳。村民的收入来源渐趋多元化，务工收入越来越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员流动已成为村里的常态，白天在村庄往往看不见人。村里出现空心化、过疏化和个体化现象。“咱不吸家长一支烟，不收孩子一分钱，连衣服和鞋子都是QZQ会长统一提供，咱就是为了把梅花拳传承下去，别在咱这断了。”（ZBZ，20200801） “我2014年（犯）脑血栓，说话不清楚，走路也不利索了。后来村里练武的都凑一块，说练练找找，去活动活动吧！都劝我活动活动可能就好了。我也来心劲了，就去了，练了2个礼拜，腿脚得劲了，血脉通了，手也过来了，腿也不颠了，你看现在······这活动（受益）真大，可不能撂了。”（TCH，20220109）

随着多项体育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在国家主导和倡导下农村体育有了新发展，同时诸多现代性弊病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影响、形塑着村民对村落体育的认知。在国家政策和乡村精英的引导带动下，村落体育文化再次复兴，极大丰富了农村业余文化生活。这不仅激发了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再地方化，也激发了村民参与现代体育活动的热情，村民对健康生活方式和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在农闲季节、节假日，以强身健体和文化传承为旨归的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在村落中再现。同时，在当前的消费经济社会中，村落体育呈现功利性、边缘化以及现代体育项目的偶尔、短暂性在场，村落体育参与主体处于游离状态。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村民面对生存的高消费、健康的认知误区以及对未来老年生活的担忧，自然将体育视为奢侈和非必需之物，因为其不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和短期效应，体育活动往往昙花一现地“火”一阵子，但无法良性、持续发展，村民作为村落体育的价值主体产生偏移。在“国家办村落体育”的导向中，村落体育主体意识渐趋增强，国家在政策制定、话语导向、公共服务建设、活动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支持村落体育建设和发展，在村落体育一次次“热一阵子即冷却”的状态下，村民自愿让渡村落体育主体权利，呈现“村落体育国家办，村民动动陪陪看”的尴尬境地。

通过对典型村落K村体育百余年发展史的逆推顺述，聚焦农村变革中的村落体育主体性流变，发现只有村民作为意识主体而存在，才能实现对村落体育价值的选择、追求和满足；无论基于村民的内在还是外在价值需求，村民只有作为意识主体才有可能成为参与主体。作为参与主体的实践是村民提升主体能力、获取主体权利的基础，如此才能真正共享村落体育成果，成为村落体育的价值主体。在百余年村落体育发展过程中，村民作为村落体育的意识主体、参与主体、价值主体和权力主体，其具有的根本属性也发生了流变（表1）。

表  1  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

Table  1.  "Chang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village sports

时期	意识主体	参与主体	价值主体	权力主体
K村体育盛行期	较强	在场	服务村民的基础上服务国家	村落体育村民办
K村体育曲折发展期	受到外力干预	在场+游离	服务国家的基础上服务村民	村落体育国家办
K村体育短暂复兴及离场期	渐趋式微	在场+离场	服务村民+村落体育价值主体偏移	村落体育村民办+国家办
K村体育复振期	逐渐增强	游离	村落体育价值主体偏移	村落体育国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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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落体育主体性之“不变”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和原则宗旨^[23]55。在百余年村落体育的嬗变过程中，农村变革中的村落体育主体在与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的动态互构发展中呈现出平衡或失衡、解构及重构的动态过程。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中也蕴含着深刻的“不变”之机理，即体育发展为人民的理念和体育满足村民需要的实践宗旨始终未变。

3.1   体育发展为人民：党领导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之理念“不变”

人民主体地位理念蕴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人民主体理念^[24]。我国体育事业一直围绕人民主体性展开，人民主体性是体育思想的价值追求，其目标就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实施和发挥人民群众在体育发展中的主体性，即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党领导下的村落体育亦始终坚持村民主体地位理念，不断培育、实施和发挥村落体育主体性。

党的领导人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体”的发展理念，契合了马克思哲学社会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建党之初党领导下的“将享受体育的权利还给工农民众”，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改革开放后，从“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到“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广泛开展群众参与的体育活动是我们体育工作的重点”；进入21世纪，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内容”，到“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百余年来，基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规训，农村体育政策、社会发展结构和村落体育发展互动形塑，体育发展为人民的理念是隐含其中永恒不变的主题。

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在各个领域的践行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通过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代体育工作的价值旨归^[25]。按照《G县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G政发〔2016〕139号）、《G县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全县“美丽乡村趣味运动会”实施方案》（G健运字〔2020〕1号）文件精神，村落体育积极开展。G县教体局负责人指出：“村落体育也是咱一直想做和正在做的事情，按照《LC市全民健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L政办字〔2021〕29号），咱要大力开展农村社区运动会，村民只有自己参与了，亲身体会了，他回去才愿意去宣传，去习练。在原有群众体育多项、多类的基础上，需要我们去挖掘、发现、创新群众所需要的新型项目，提高群众满意度。”（WYL，20220110）。G县文旅局负责人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SD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规定，咱积极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活态传承，一个高素质的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开展是很重要的。”（XYY，20220111）K村梅花拳、狮子舞传承协会会长说：“K村梅花拳的根还是从培养苗子起，只要学就教，慢慢教。只有文武双修的孩子，才能更好地将这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不仅仅是为了梅花拳，应该是为了传统文化，这是属于咱自己的文化。”（QZQ，20200730）

因此，无论是基于国家政策指导下的村落体育生存和发展需要，还是村落体育发展进程中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和人民发展的需要，以村民为主体的理念始终是村落体育在场的终极目标。凸显“人民中心性”使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既作为人民个体成长和满足美好需要的重要途径，亦成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重要载体和内容^[3]。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发展更加注重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人的需求为目的。村民在村落体育参与中的“为”、“不为”以及“何为”体现了建立在村民对体育认知和实践基础上的选择、不选择和如何选择，坚持体育发展为人民价值理念的“不变”，其实质是始终坚守村民作为村落体育发展的价值主体“不变”。

3.2   体育满足村民需要：村落体育主体性实践之宗旨“不变”

村落体育实践体现了村民内在价值自我实现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时代赋予村落体育何种功能，从其主体性百余年来“变”与“不变”的实践逻辑看，村落体育始终维护村民的生命存在，旨在让村民生活得更美好、更有价值和意义，反映了人的生存本体论意义和对生命终极关怀的内在价值。人以自然生命而存在，又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创造生命自觉，并以此反观与体认自然生命的本原，以实现自身向自由生命境界的升华^[26]。人类的繁衍和延续源自对生命的养护、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进而促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其中离不开人类自觉实践活动的创造和开拓，更离不开对健康的体魄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拟本能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前，乡土社会中的村落体育以“自在发展、自发进行”的代际传承模式发展，更多地被赋予“祭祀、祈福、娱乐”等目的和功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动乱时代，以梅花拳为主流项目的K村村落体育最初始于村民强己保家之因由。彼时的体育担负起时代赋予之大任，将体育强国强种之功能与国家兴亡相关联，在革命战争中为保家卫国作出贡献，K村梅花拳借以成为享誉鲁西一带传承红色文化的话语标识。村民参与村落体育基于对强己保家卫国的主体利益的期待，而村落体育的技艺提升、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富是村民满足自我需要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宗旨被提出，村落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为国、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即体育报国为民。“体育报国”的热情激发了K村村民为国而练的革命性和政治性目标，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培训、比赛和武术规范化等工作，带着K村特色的体育文化走出K村。20世纪70年代末，K村村落体育发展也吸引了有兴趣习练梅花拳的周边村落的村民拜师学艺，这让村民觉得K村体育是值得参加并且能够体现自我价值、增强获得感的事情，其实践宗旨满足了村民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村落文化发展逐渐让位于经济发展，村民作为村落体育的价值主体产生偏移，村落体育主体意识转向经济利益的获得，K村体育离场20余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政策在战略层面引领、形塑着村民的意识自觉和认知，激起了村民对村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非遗”唤醒了他们内隐于心底、久违的一抹记忆、热爱和自豪。K村体育再次走出K村并得到传承与发扬光大，满足村民强身健体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望成为新时代K村体育的主要功能。村落体育满足村民发展需要是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根本体现。

体育伴随人类的产生而出现，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合理性存在和动力源，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定时代内涵，是实现人类生命、生存和生活终极关怀的价值体现，映射出不同地域、具体历史情景下体育活动起源的根本一致性。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身体锻炼的制度，是延缓人类退化的手段之一。体育能保持人类的野性，唤醒勇气和力量，使身体回归本能的运动^[27]。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出现和表达，但满足村民需要的本质内涵始终不变，其实质上契合了村民的生命养护、生存需要和生活内容。

4.   新时代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守不变即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具体体现为村落体育活动中村民作为主体的认识论、价值论和存在论。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就是创新，就是求变，没有变化就没有创新^[28]。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村落体育发展带来新变化，呈现出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从外在价值需求到内在价值需求转向的主体性表达。新时代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贯穿其中的实践逻辑。

4.1   “变”中坚守“不变”：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理论基础

（1）人民主体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认识论。一方面，应坚守政府引导的风向标不变。无论是话语宣传导向还是国家政策提倡，政府引导都是村落体育主体性意识生成的方向标。习近平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生成是对全民健康需求的落实。人民主体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构建就是要让每个村民都成为村落体育的实践者、受益者、发展者和建设者。另一方面，应坚守能人主体的带动效应不变。K村梅花拳、狮子舞的百余年发展充分证明了能人带动的主体性效应。针对当前村落体育主体的游离状态，个体主体性的正向带动作用可为村落体育健康发展引路，并不断培育和提升村民主体能力。人民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发展阶段和能力素质的影响，没有一定能力的养成就难以产生相应的需要^[23]79。保障村民对村落体育文化的内生性需求、多元化选择和供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符合村民的内生性需要，让其真正体会到村落体育所带来的主体利益和期待，才能激发村民对体育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其不断增强和提升继承创新和开发利用的意识和能力。

（2）人民主体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价值论。一方面，坚守以全体村民为中心的价值主体不变。凸显“人民中心性”，使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既作为人民个体成长和实现美好需要的重要途径，亦成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重要载体和内容^[3]。发挥村落体育主体性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价值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现代化表征。“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性需要，更包括社会性和心理性需要，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人类得以共存共荣的基础，村落体育文化是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坚守村落体育发展在根本上是“我为性”和“为我性”的辩证统一不变。“我为性”指村民个体作为主体在具备主体意识认知的基础上主动、能动地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为我性”指村落体育发展只有满足全体村民的发展需求，才能体现其是以村民发展为目的的实践。“为我性”是“我为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主体进行选择和实践的根源，没有“为我”的前提就没有“我为”的结果。“我为性”体现了村民作为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促进村落体育发展的本质力量；“为我性”是新时代村落体育生存和发展的实践目标。

（3）人民主体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存在论。一方面，应坚守村落体育交互主体性共生不变。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是在承认交互双方互为主体前提下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对主体性的延伸和超越，是对绝对主体性、个体主体性和主体中心主义的反思。近代以来，建立在认知论基础上的主体性得到非理性的膨胀和无限的张扬，不仅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造成障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出现失衡，在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个人精神家园却贫瘠而无处安放，致使后现代主义高扬“主体性的黄昏和主体性的消亡”。村落体育交互主体性共生存在是新时代村落体育主体性发展的本然和必然。另一方面，应坚守村落体育交互主体性共荣不变。人民主体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交互主体性共荣是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维度，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村落体育自然不能缺席。健康成为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最本真、最首要的价值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在“一切从人出发，向人归宿”。一个人的素质、能力、气质和性格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作为主体的个性的本质力量或人格力量^[29]，由此造成各主体之间的差异和多元化。因此，“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被看作一个‘你’，而不仅仅是一个‘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30]。

4.2   “不变”中主动求“变”：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保障

（1）实现村民在场是必要前提。一方面，生成村民主体话语。村民成为主体的基础和前提是村民的持续性在场，而其在场的依据便是以村民的发展为目标，村民的发展必然关联村民主体话语的生成。有了村民的话语，才有满足村民内心需求的主体性表达，才能实现从“被主体”到“主体”的转向、从“要民为”到“民要为、民能为”的升华。凸显村民主体地位必然从“村民发声”做起，要真正了解村民到底想啥、要啥。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是村落体育发展的“晴雨表”。田野调查发现，村民的显性消费水平日渐提升，但村民认为体育消费是不值得的消费，村落体育是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事情。另一方面，活跃村落体育市场竞争机制。21世纪的村落是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视域中的村落，是动态发展中的现代性村落，村民的快速、循环流动不断稀释着传统村落的体育文化浓度，乡村建设在现代化征途中迈步前行。市场不只生长在城市，同样成长在村落，村落体育市场应然存在。田野调查发现，在当下村落中确实存在诸多消费不合理、攀比、炫耀以及闲暇的无意义，造成村民呈现显性的经济价值取向，而越发失去了对内生性价值需求的意义的追求，村民宁可相信保健品的康养效应，却难以接受健身活动的健康消费意愿。因此，活跃村落体育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强化村民对新时代体育功能的认知，激发村民参与体育的兴趣。应将村落体育的“供”与“给”分开，市场和政府分流，提供多元化的村落体育市场，带给更多村民对村落体育的认知和体验，满足村民对村落体育的基本实践需求。

（2）融入乡村振兴是必要基础。一方面，产业兴旺促生村落体育主体性发展。村落体育主体性的生成必然具备“两因素一中介”：“两因素”是作为村落体育实践的主体（村民）和作为村民实践的客体（村落体育）的同时在场；“一中介”是村民作为实践主体进行的对象性实践活动。村落体育活动是促进村民身心健康的高情感价值体验。在当下的消费经济社会中，既要消解显性的经济价值膨胀，又要提升隐性的内在价值需要；既要保证村民在村落体育中的实践主体在场，又要保证村民在其中的主体性价值。既要满足村民的物质生产需要，又要满足村民自身的精神发展需要，其首要的基础便是村落的产业兴旺。另一方面，村落体育文化建设推动村落体育主体性生成。贺雪峰^[31]指出，“文化建设再造农民福利，要让农民建立起对人生价值的意义和关怀。但这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是很难存活下去的，这需要来自国家的财政支持和自上而下的文化支持”。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满足全体村民内生性需求的多元化村落体育文化建设和发展，不仅可以构筑将分散的村民个体聚集在一起的公共领域，还可以给村民提供身份认同、价值共享和社会融入的平台，积极宣传倡导“我锻炼、我健康、我幸福”的村落体育主体参与意识。

（3）推动制度创新是必要条件。一方面，村落体育作为民生问题被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基层政府对村落体育文化的重视程度、话语倾向、工作方式直接关系到村落体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状况，影响着村落体育主体性的实施和发挥。村落体育作为感性的实践活动具有映射村民内生性价值需求的本质力量，是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村民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抓手。回溯村落体育百余年发展，尽管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20余年的主体离场，但其存在始终没有被遗忘，国家办的村落体育发展始终在行进中。村落体育理应成为新时代村民发展、村落发展的民生工程，让人生变得有价值、有意义，遂其生、乐其业，获得幸福与尊严。另一方面，实现农村体育赛事常规化、普遍化。农村体育赛事可以为村民提供更多参与体育实践的机会、更多元化的体育项目选择，使村民获得更多不一样的体育参与情感体验。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农村体育赛事也是将村民有效组织起来、增强核心凝聚力、强化群体认知、形成村民话语的重要渠道，既可以保证国家政策的落地实行，也可以实现村民的主动选择和具身体验，均衡政府和村民主体性话语的偏差，消解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缺失。

5.   结束语

百年村落体育的生存和发展蕴含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主体性是村落体育主体性之“变”中坚守“不变”的价值追求，国家、社会、村民发展需要的动态平衡是村落体育主体性发展“不变”中积极应“变”的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村落体育，村民必然是村落体育的意识主体、实践主体、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村落体育发展既要坚守其本质内核的“不变”，更要与时俱进，契合新时代社会结构、话语语境主动求“变”，以适应时代需求，形成满足国家、社会和村民需要的动态均衡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