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体育彩票等问题的复函》批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体育彩票，为举办大型体育运动会筹集部分资金。同年4月，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后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家体彩中心”）成立，由此体育彩票实现全国统一发行。在2024年4月24日举办的全国体育彩票工作会议中，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表示，“30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实现了从部门彩票到国家彩票的重大转变，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国家公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强调“体育彩票的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1]。

30多年来，除少数年份外，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增幅都高于同期经济增速。2023年全国体育彩票销量为3 852.55亿元，筹集公益金915.78亿元，占市场份额的66.46%，3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我国体育彩票长期保持较高销售增幅主要动因何在、与福利彩票关系如何、在面临一定经济下行压力时如何保持稳定增长，要解决这些问题需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研判。笔者于2023年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方法，考察了宏观环境、彩票行业及体育彩票机构等因素对全国及省级层面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2]。本文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内容进一步下沉至地市层面，以期更细致、精确地解答上述问题，助力中国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

1.   LMDI法简介及其在彩票领域的应用

1.1   LMDI法简介

20世纪80年代起，指数分解分析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被广泛用于分析能源消耗影响因素问题^[3]。Ang^[4]比较了多种指数分解方法后认为，LMDI法的理论基础较深，适用性强，便于使用，计算结果的乘法形式和加法形式易于转换，不存在无法分解的残差。笔者以“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或“LMDI”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到512篇发表在CSSCI收录期刊上的文献（检索时间为2024年4月23日），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耗领域，尤其是碳排放相关问题^[5−10]。近年国内其他领域也开始使用LMDI法探讨某项动态指标的驱动因素，如农作物产量^[11−13]、收入差距^[14−16]、区域税收^[17]、居民消费^[18]、数字产业发展^[19]和体育领域^[2]等。

1.2   LMDI法在彩票领域的应用

LMDI法一般将影响因素（Factor）分为行为（Activity，A）、强度（Intensity，Y）和结构（Structure，S）等3项。以碳排放问题为例，具体指标设定方法：行为由GDP（G）表征，强度由“所有行业总碳排放量C_AQ与G之比”表征，结构由“特定行业碳排放量C_GQ与C_AQ之比”表征，即：

本文基于中国彩票业监督管理和发行销售的实际情况，对LMDI法各项因素的称谓进行调整：行为因素为“环境（Environment，E）”，由GDP（G）表征；强度因素为“行业（Industry，I）”，由“销售深度”表征，其值为公立彩票销量与当地生产总值的比值，亦有彩票业界人士和学界研究人员将其称为“彩票发展指数”^[20−21]；结构因素为“机构（Institution，N）”，由“体育彩票市场份额”表征，其值为体育彩票销量与公立彩票总销量的比值。更进一步，某项因素又细分为全国（National，GJ）、省份（Provincial，SF）和地市（Municipal，DS）等3个层面（Level）的因子（Subfactor）。

2.   研究方法

样本地市为14个代表性省份所辖199个地级市（或地区行署、自治州，以下简称“地市”），其中：辽宁省14个、黑龙江省13个（含1个地区行署）、河北省11个、山东省16个、江苏省13个、浙江省11个、河南省18个、江西省11个，福建省9个、广东省21个、四川省21个（含3个自治州）、云南省16个（含8个自治州）、陕西省11个、甘肃省14个（含2个自治州）。本文选取2015—2023年的数据，其中，经济数据源自国家和地方各级统计部门，彩票数据源自各级彩票监督管理或发行销售部门。

2.1   数据处理

2.1.1   行政区划标准

本文主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确定各省份的地市。同时，与当地体育彩票监管部门交流，将河南省济源市和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这2个对应省份直属的地区作为地市单独列出，而不是分别归并至河南省焦作市和陕西省咸阳市。此外，一些地级市行政区划有较大调整，本文以最新行政区划为标准对所涉地市各项指标重新归并处理。例如，2019年山东省莱芜市并入济南市，2018年体育彩票销量原莱芜市为2.63亿元、原济南市为35.94亿元，本文将2018年济南市体育彩票销量设定为38.57亿元。

2.1.2   地区生产总值调整

自建立GDP核算制度以来，国家统计局对GDP核算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仍需进一步完善^[22]，其中一项突出问题是下级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上级生产总值数据仍存在不小的差距^[23]。例如，根据《黑龙江统计年鉴2019》，2018年该省13个地市（含1个地区行署）的生产总值（本文称为“原始值”）共计16 606.4亿元，但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数据，2018年该省生产总值为12 846.5亿元，两者相差3 759.9亿元。本文对各地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使用“调整值”，方法是：计算某地市生产总值原始值占其所在省份生产总值原始值的比重，再乘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版该省份地区生产总值。例如，2018年哈尔滨市地区生产总值占黑龙江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 300.5/16 606.4×100%=37.94%，那么当年哈尔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调整值为37.94%×12 846.5=4 874.0亿元。

2.1.3   符号设定

规定分号之前依次为年份y、省份i（若为T，表示全国整体）和地市j（若缺失，表示i省整体），分号之后依次为彩票类型（TC表示体育彩票，FC表示福利彩票，GC表示公立彩票）和层面（GJ表示国家层面，SF表示省份层面，DS表示地市层面，若缺失表示未区分层面，即所有层面，指标为地区生产总值时此项缺失）。例如，$ {G}_{y,i,j} $表示y年i省j地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S}_{y,i;\mathrm{T}\mathrm{C}} $表示y年i省体育彩票销量，$ {S}_{y,T;\mathrm{G}\mathrm{C}} $表示y年全国公立彩票销量，即当年全国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销量之和：$ {S}_{y,T;\mathrm{G}\mathrm{C}}={S}_{y,T;\mathrm{T}\mathrm{C}}+{S}_{y,T;\mathrm{F}\mathrm{C}} $。

2.2   彩票销量分解成各项因素或因子的过程

2.2.1   基本公式推演

在体育彩票系统未区分层面时，y年i省j地市的环境因素表示为$ {E}_{y,i,j;\mathrm{T}\mathrm{C}} $直接由$ {G}_{y,i,j} $表示；行业因素由公立彩票销售深度表征，$ {I}_{y,i,j;\mathrm{T}\mathrm{C}}=\dfrac{{S}_{y,i,j;\mathrm{G}\mathrm{C}}}{{G}_{y,i,j}} $；机构因素由体育彩票市场份额表征，$ {N}_{y,i,j;\mathrm{T}\mathrm{C}}=\dfrac{{S}_{y,i,j;\mathrm{T}\mathrm{C}}}{{S}_{y,i,j;\mathrm{G}\mathrm{C}}} $。因此，体育彩票销量$ {S}_{y,i,j;\mathrm{T}\mathrm{C}} $可分解为3项因素的乘积：

在体育彩票系统区分层面时，规定各地市某项国家层面因子为该因素的全国值，省份层面因子为该地市所在省份值与全国值的比值，地市层面因子为该地市值与其所在省份值的比值。因此，如公式（3）所示，y年i省j地市的体育彩票销量可进一步分解为3个层面9项因子的乘积：

福利彩票销量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与体育彩票类似，仅需把下标分号后第1项的TC替换成FC即可。

2.2.2   举例说明

现以辽宁省抚顺市为例，对彩票销量分解成各项因素或因子的步骤进行说明。2022年在体育彩票销量方面，抚顺市为2.70亿元，辽宁省为62.48亿元，全国为2 765.22亿元；在公立彩票销量方面，抚顺市为5.14亿元，辽宁省为113.67亿元，全国为4 246.52亿元；在生产总值方面，抚顺市为926.7亿元，辽宁省为28 826.1亿元，全国为1 204 724.0亿元。因此，公立彩票销售深度，抚顺市为55.49‱，辽宁省为39.43‱，全国为35.25‱；体育彩票市场份额，抚顺市为52.55%，辽宁省为54.98%，全国为65.12%（本文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展示结果略有差异）。

综上，计算出2022年抚顺市体育彩票行业因素的国家层面因子值为35.25‱，省份层面因子值为1.12，地市层面因子值为1.41；机构因素的国家层面因子值为65.12%，省份层面因子值为0.84，地市层面因子值为0.96。采用同样方法，计算出2023年抚顺市体育彩票行业因素的国家层面因子值为45.99‱，省份层面因子值为1.10，地市层面因子值为1.23；机构因素的国家层面因子值为0.66，省份层面因子值为0.82，地市层面因子值为0.91。

2.3   彩票销量增幅分解成各项因素或因子的过程

2.3.1   基本公式推演

规定$ \delta {S}_{y,i,j;\mathrm{T}\mathrm{C}} $为y年i省j地市的体育彩票销量增幅，即$ \delta {S}_{y,i,j;\mathrm{T}\mathrm{C}}=\dfrac{{S}_{y,i,j;\mathrm{T}\mathrm{C}}}{{S}_{y-1,i,j;\mathrm{T}\mathrm{C}}}-1 $，其他各项因素或因子增幅计算方法与之相同，其结果为该因素或因子对体育彩票销量增长的贡献度。这样，3项因素的“贡献度+1”之积再减1，就等于体育彩票销量增幅，证明过程见公式（4）。

进一步分析发现，3项因素每项均可细分为国家、省份和地市3个层面，则3×3共9项因子的“贡献度+1”之积再减1等于体育彩票销量增幅，证明过程见公式（5）。

各项因素或因子对福利彩票销量增幅的贡献度计算公式与体育彩票亦类似，仅需把下标分号后第1项的TC替换成FC即可。

某因素或因子的贡献度大于0时，意味着其对体育彩票或福利彩票销售增长的作用为正，反之为负。

2.3.2   举例说明

同样以辽宁省抚顺市为例，体育彩票的行业因素地市层面因子值在2022年为1.41，在2023年为1.23，则该指标增幅即其对当地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为−12.77%；体育彩票的机构因素地市层面因子值在2022年为95.59%，2023年为91.27%，则该指标增幅即其对当地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为−4.53%。

2.4   综合说明

根据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销量公式可得：①在相同彩票系统内，某项因素的国家层面因子值在各地市间相同，如2022年各地市体育彩票系统机构因素的国家层面因子值均为65.12%；②某项因素的省份层面因子值结果显示，同一省份内各地市间因子值相同，如2022年辽宁省14个地市体育彩票系统的机构因素省份层面因子值都为84.43%；③相同年份同一地市环境因素与行业因素的各层面因子值，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的数值完全相同，如2022年，辽宁省抚顺市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的行业因素地市层面因子值均为1.23。

根据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销量增幅公式得：①相同彩票系统内，某项因素国家层面因子的贡献度在各地市间相同，如2023年各地市体育彩票系统的机构因素国家层面因子贡献度均为2.06%；②某项因素省份层面因子的贡献度结果显示，同一省份各地市间因子值相同，如2023年辽宁省14个地市体育彩票系统的机构因素省份层面因子贡献度均为−2.85%；③相同年份同一地市环境因素与行业因素各层面因子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的数值相同，如2023年，辽宁省抚顺市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的行业因素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均为−12.77%。

3.   各项因素或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

主要考察体育彩票销售增长情况以及各项因素或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分为不同年份和时期。2019—2021年，彩票监管部门曾连续出台多项审慎的监管政策：2019年拉长高频快开类游戏销售时间，下调竞猜型游戏返奖率并减少竞猜比赛场次和加强单台销售终端额度监管；2020年视频型福利彩票退市，进一步下调竞猜型游戏返奖率并调整其销售时间和加强销售终端管理；2021年春节后所有高频快开游戏停止销售，进一步规范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和使用等。为此，本文按照年份将彩票监管分为3个时期：①监管宽松期，2016—2018年，共3年；②监管审慎期，2019—2021年，共3年；③监管稳定期，2022—2023年，共2年。考察特定时期时，计算某项指标在该时期内各地市的历年平均值，例如，各样本地市体育彩票销量增幅平均值2022年为20.21%，2023年为33.76%，那么在监管稳定期体育彩票销量增幅为26.99%。

3.1   体育彩票销量增幅情况

图1展示了样本地市历年或各时期体育彩票销售增幅的代表性指标。发现：①历年全国体育彩票销量增幅与当年全样本地市间体育彩票销量增幅的平均值或中位数差别较小。例如2022年3项指标分别为19.69%、20.21%和20.14%。②体育彩票销量增幅在不同年份间差别较大。例如，各地市平均值在2019年为−15.75%，在2023年为33.76%，两者相差49.51%。③各地市间体育彩票销量增幅差别较大。例如，极差（最大值减最小值）在2020年最小，为60.46%；2019年体育彩票销量增幅全国值为−19.55%，但仍有14.07%（28个）的地市大于0；2023年全国值为39.32%，但仍有4.02%（8个）的地市小于0。④相比于监管宽松期和监管稳定期，监管审慎期体育彩票销量增幅各项统计性指标均最小，说明各项审慎监管政策对体育彩票销量存在负面影响；在监管审慎期，2020年各项统计性指标最小，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负面冲击造成的。

图  1  样本地市历年体育彩票销售增幅代表性指标

Figure  1.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of the sales growth rate of the sports lottery among sample municip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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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项因素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

3.2.1   各项因素贡献度对比

图2展示了历年或各时期各项因素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贡献度的地市平均值，以及各项因素贡献度大于0的地市数比例。发现：①在环境因素方面，历年或各时期的各地市贡献度平均值都大于0，且波动性很小，2020年最小（2.81%），2021年最大（12.01%），两者相差9.21%。贡献度大于0的地市比例2019年最少，但也高达87.94%。不过，环境因素贡献度在不同时期呈下降趋势，背后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慢。②在行业因素方面，历年或各时期的结果波动性很大，在监管审慎期，各地市贡献度平均值均小于0，贡献度大于的0地市比例不足50%，并且2项结果都是2020年最小，分别为−21.91和1.01%，这进一步说明了各项审慎监管政策对体育彩票销售的负面影响，以及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负面冲击。③在机构因素方面，历年或各时期的结果也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小于行业因素对应情况。除2019年外，各地市贡献度平均值均大于0，贡献度大于0的地市比例均超过60%。特别是在监管审慎期，各地市该因素贡献度平均值逐年上升，依次为−2.37%、5.53%和16.06%。这说明各级体育彩票机构在该时期发挥了较高的主观能动效应，采取各种手段有效缓解了相关影响。④在监管宽松期和监管审慎期，机构因素各项结果一直大于行业因素对应结果。在监管稳定期，行业因素贡献度各地市平均值大于0，贡献度大于0的地市比例均超过60%，但都小于行业因素对应结果。这说明体育彩票在2022年和2023年实现的较高速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各级体育彩票机构的自身努力，另一方面与彩票监管部门的支持密不可分。

图  2  各项因素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

Figure  2.  Contribution degree of various factors to the sales growth of the sports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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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机构因素地市间差异

借鉴股票价格K线图方法，计算特定省份各地市间机构因素对体育彩票销售增幅贡献度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结果如图3所示。①历年特定省份各地市间机构因素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差别较大。例如，2023年辽宁省各地市间该指标最小值为盘锦市的−21.66%，最大值为朝阳市的33.85%，极差为55.51%。②相比其他8个省份，对于辽宁、黑龙江、四川、云南、陕西和甘肃6个省份，相同省份各地市间的该指标差别较大。③整体上，该指标相同省份各地市间的极差有下降趋势。例如，2016年有11个省份的极差大于20%，而2023年只有3个。

图  3  样本省份历年体育彩票机构因素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代表性指标

注：◆表示特定省份各地市的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最大值，▃表示平均值，●表示最小值。

Figure  3.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of the sports lottery institution municipal subfactor contribution degree among sample provinces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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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项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

如前所述，环境因素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贡献度在历年间波动较小，并且这项因素各级体育彩票机构只能适应。故本节分析行业因素和机构因素各层面因子贡献度情况。

3.3.1   行业因素各层面因子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①在国家层面，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彩票监督管理工作，与彩票销售相关的职责包括制定彩票监督管理制度和政策，监督管理全国彩票市场及彩票的发行和销售活动，审批彩票品种的开设、停止和有关审批事项的变更等。②在省份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彩票监督管理工作，与彩票销售相关的职责是“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彩票监督管理具体实施办法，审核本行政区域的彩票销售实施方案”，其他监管职责主要在彩票资金方面。③地市层面，根据多地调研结果，地市级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彩票公益金相关事项，所涉彩票销售内容不多。

图4展示了历年或各时期行业因素各层面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贡献度的地市平均值，以及各项因子贡献度在相同地市的两两比较结果。发现：国家层面各项结果的波动较大，在监管审慎期各地市平均值都小于0，该因子贡献度大于另外2项因子贡献度的地市数比例都不足50%，且在2019年和2020年都接近0。省份层面或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各地市平均值的取值范围均为[−3%，3%]，波动较小，并且这2项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贡献度的差异也较小。这说明行业因素对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国家层面因子，即财政部的监管政策。

图  4  行业因素各层面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

Figure  4.  Contribution degree of industry subfactors at various levels to the sales growth of the sports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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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机构因素各层面因子

根据相关规定：①在国家层面，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全国体育彩票管理工作，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是体育彩票的发行机构，负责全国体育彩票的发行和组织销售工作。②在省份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部门负责当地体育彩票管理工作，各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是体育彩票销售机构，负责当地体育彩票的销售工作，行政上隶属于当地体育部门，业务上接受国家体彩中心指导和当地财政部门监管。③在地市层面，绝大部分省份的地市体育彩票中心直属于该省体育彩票中心，类似于后者在各地市的“派出机构”，而绝大部分省份的地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隶属于该地市民政部门，业务上接受该省福利彩票中心的指导。

图5展示了历年或各时期机构因素各层面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贡献度的地市平均值，以及各项因子贡献度在相同地市的两两比较结果。发现：①国家层面各项结果的波动虽大，但除2019年外，其他年份或时期该因子贡献度各地市均值都大于0，且都大于同时期省份层面或地市层面对应结果。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全国体育彩票的全局引领作用。②其他年份或时期省级层面和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各地市平均值的取值范围均为[−4%，4%]，波动相对不大。不过，除2018年外，其他年份或时期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均大于省份层面对应结果。2019年和2020年，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大于国家层面因子贡献度的地市数量比例均超过50%。

图  5  机构因素各层面因子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

Figure  5.  Contribution degree of institution subfactors at various levels to the sales growth of the sports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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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相关结果对比

2016年体育彩票的全国市场份额为47.68%，此后逐年上升，2018年超过50%，为56.10%，2021年超过60%，为61.89%，2023年为66.46%。本文结果显示，2016年有42.71%的地市体育彩票销量大于当地福利彩票销量，2023年这一比例高达93.47%。

4.1   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的相关性

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销售增长存在互补和竞争两种关系。一方面，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都是国务院特许发行的彩票，面临完全相同的市场环境，共同接受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管，这样在相同时间和地点，环境因素和行业因素以及这两项因素各层面因子对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在两家机构间是相等的。另一方面，两家机构是“双寡头”模式，两者在游戏玩法上高度重叠，所以机构因素和该项因素各层因子对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在两家机构间是此消彼长的。因此，两家机构彩票销量增幅的最终关系取决于互补和竞争何者占主导。

如图6所示：2020年及之前年份，两家机构销售增幅的相关系数基本为正，并且2018—2020年均超过20%，对应P值都小于5%，说明在这些年份两家机构的互补关系相对占主导，这与此前研究^[24]结果一致。不过，2021年相关系数为−31.11%，对应P值为0.78%，小于1%，为显著负相关关系。2022年和2023年，相关系数虽然大于0，但分别仅为4.74%和3.90%，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存在互补与竞争相抵消的情况。机构因素贡献度和机构因素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在两家机构间的相关系数一直小于−40%，并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进一步印证了李刚等^[2]的观点：要高度警惕，防止发生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恶性竞争的情况。

图  6  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代表性指标的相关系数

Figure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between sports lottery and welfare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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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的差异性

计算相同地市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代表性指标的差值并取各地市的平均值，结果如图7所示。除2019年外，销售增幅结果体育彩票均大于福利彩票，并且在数值上与机构因素贡献度结果，尤其是与该因素国家层面因子贡献度结果非常接近。此外，尽管在数值上相差不大，但2020—2023年体育彩票机构因素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也普遍大于福利彩票，各地市两者之差平均值2020年为2.61%、 2021年为4.13%。这说明近些年来我国体育彩票实现了更高速的销售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各级体育彩票机构，尤其是国家体彩中心发挥了更强的主观能动性。

图  7  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代表性指标的差值

Figure  7.  Difference of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between sports lottery and welfare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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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彩票行业的“口红效应”错觉

“口红效应”是指当经济不景气，廉价的非生活必需品例如口红的销量反而会大幅飙升, 因为这些商品能对消费者起到身心双重“安慰”作用^[25]。经济低迷时期，文化娱乐产业的“口红效应”尤其明显^[26−28]。根据2019年3月29日起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彩票行业被置于“娱乐业”大类，中类为“彩票活动”，小类被细分为“9041 体育彩票服务”、“9042福利彩票服务”和“9049其他彩票服务”。近期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销量增幅相对较高，媒体甚至学界将其归因为“口红效应”^[29]，本文分别从纵向与横向2个角度就这一观点进行商榷。

5.1   纵向角度

如图8所示，在监管稳定期，即2022年和2023年，经济增幅相对其他时期较低，而同时期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增幅相对监管审慎期要高，但相对监管审慎期，监管宽松期经济和彩票销售的增幅都更高。

图  8  历年或各时期经济及彩票销售增幅情况

Figure  8.  Growth rate of economy and lottery sales by year or b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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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横向角度

如图9所示，各地市体育彩票销量增幅、机构因素贡献度及该因素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在绝大多数年份或时期，与当地经济增幅无明显关系。在2020年和2022年，各地市体育彩票销量增幅与当地经济增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22.79%和25.57%，对应P值分别为5.42%和3.01%，均小于10%。

图  9  历年或各时期各项指标与经济增幅的相关系数

Figure  9.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conomics growth rate and various factors by year or b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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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纵向角度还是横向角度，彩票行业并不存在“口红效应”，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包括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2个方面。经济不景气时，致富机会减少，人们购买彩票的意愿上升，但与此同时，人们购买彩票的能力也下降。从彩票行业发展规律来看，后者因素占主导，即彩票销量与经济水平高度正相关^[30]。这意味着并不是越穷越买彩票，彩票不是穷人的“智商税”。更进一步，其他文化娱乐行业基本都是垄断竞争市场，而彩票行业则受到高度监管，如前所述，2019—2021年各项审慎监管政策对彩票销售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彩票行业并不存在“口红效应”，近期中国彩票销售增幅较高，主要原因在于监管政策相对稳定，以及各级彩票机构的努力。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 论

（1）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增长最为稳定和持续的因素，即使在经济增速相对较慢的时期，对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仍然为正。经济体量及其增速分别决定了彩票市场“能够达到”的销售规模和销售增幅，无论是体育彩票还是福利彩票，都不存在其他文化娱乐行业中的“口红效应”。

（2）行业因素尤其是国家层面因子对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波动性影响最大。财政部对彩票监管所采取的审慎或宽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彩票“实际达到”的销售规模和销量增幅。近期体育彩票的高速增长与彩票监管部门的支持密不可分。

（3）机构因素对体育彩票销量增长的贡献度总体为正，在相同省份各地市间差别较大，但有缩小的趋势。该因素的国家层面因子占主导地位，显示了国家体彩中心对全国体育彩票的全局引领作用，进一步印证了体育彩票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优势。在销售困难时期，地市层面因子贡献度超过国家层面因子贡献度，体现了地方体育彩票机构积极努力工作的成效。

（4）近年来，我国体育彩票实现高速的销售增长主要在于各级体育彩票机构，尤其是国家体彩中心发挥了更为有效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体育彩票尚未与福利彩票形成明显的替代关系，但需避免这一关系的出现。

6.2   建 议

近年来，在中国彩票销售安全方面出现了数次负面影响较大的事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高度关注，并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国家体育总局领导2024年5月对体育彩票提出进一步要求，对标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要求，体育彩票应与体育事业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有机统一，做到供需两侧相互适配，引领行业内外和谐发展。基于上述内容，结合本文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践行正确的销售政绩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导结合体育彩票工作实际，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重要论述精神引申到体育彩票领域，2023年7月提出“安全的销量、健康的销量、负责任的销量”的销售政绩观^[31]。但是，一些地方机构对此仍然把握不准。各级体育彩票机构应严格依法治彩，不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规范销售管理，努力实现体育彩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同时，彩票监管和管理相关部门可以参考本文相应结果，重点关注机构因素地市层面因子对体育彩票销量增长贡献度较大的地区，深入分析其背后原因，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应及时采取整治措施。

（2）提升体育彩票的公信力。当前，体育彩票购彩者呈多元化趋势，一些博弈性较强的游戏也屡次出现因非理性购彩导致的负面舆情事件。体育彩票需要提升公信力，树立“责任、公益、公信”的品牌形象。一方面，体育彩票各级机构应进一步发挥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优势，统筹实施“体育彩票公信力建设推进工程”，共同研制《体育彩票公信力建设工作方案》，优化彩票游戏规则和管理制度等。另一方面，积极向社会各界展示体育彩票品牌建设工作成绩，传递科学、正确的彩票知识，扭转公众对彩票的误解。例如，在当前中国，彩票行业并不存在“口红效应”，彩票并不是穷人的“智商税”。

（3）加强体育彩票的理论研究。中国体育彩票已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彩票发展道路，自2018年起，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彩票销售机构，并于2023年12月获得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四级（最高级）认证。但这只是阶段性成果，未来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的十项要素中的第一项为研究（research），即彩票机构进行有关责任彩票的研究，并加以整合与宣传。目前中国彩票理论研究水平需要大幅提升。例如，数次彩票行业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制定初衷，但更多是事后补救而非事前防范，特别是这些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很少出现理论研究的指引。中国体育彩票应与研究人员深入合作，系统总结30年来发展的成绩和经验，提炼出基本规律，并将其提升至理论高度，一方面在国内与彩票监督管理部门达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