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Going Together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Obstacles and Promoting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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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体育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是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要求。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从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历史演进与时代要求入手,从理论内涵与体育逻辑、现实问题与实践障碍、路径选择与推进策略3个层面对体育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进行研究。认为:体育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除了包含二者政治方向一致、目标指向一致、育人导向一致和同轨道、同步伐、同场域的理论内涵外,还蕴含着育体塑德、学以进德、精技明德的体育逻辑。在现实中,体育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还面临着观念认知不足、话语体系冲突、标准不够充分、机制有待完善等实践障碍,要从观念转变、话语融合、教师协同、科学评价、制度建设5个方面采取路径和策略,推进二者同向同行。
Abstract:I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PE) courses for its going together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 etc., this article, starting wit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 era requirements, conducts the stud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logic, realistic problems and practical obstacles, and path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It believes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ynchronized intera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t involves the physical education's shaping morality, learning's promoting morality, skill's understanding morality in its logic, apart from the same direction in politics, goals, orientations of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same track, pace and field. In reality, the synchronized interactio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re still facing such practical obstacles as insufficient conceptual cognition, conflicts in discourse systems, inadequacy standards, and imperfect mechanism, etc.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paths and strategies from conceptual change, discourse integration, faculty synergy,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two to go together in the sam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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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我国通过实施举国体制实现了竞技体育的跨越与超前发展,在奥运金牌榜上的排名稳步提升,并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举超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虽然此后的几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排名有所起伏,但依然稳定保持在世界前三的水平。如果以奥运金牌作为衡量指标,中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而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种体制能够动员和集中全国的资源,并通过全国“一盘棋”的部署与协调,实现特定领域或重大工程的突破与超常规发展,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举国体制同时也意味着对包括人、财、物等公共资源的大量消耗,这些资源往往又十分宝贵。竞技体育之所以能成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即所谓的“大事”,主要是因为其被认为关乎国家荣誉,奥运金牌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和提升国民自豪感,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然而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这些原本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许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人已经开始回归理性,看淡金牌,因此政府也不应再在夺取金牌上耗费大量公共资源[1]。如果真如此,以公共投入为主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就失去了民意基础,政策的正当性也会大打折扣[2]。
从东京奥运会的收视情况看,国人似乎仍旧对奥运会比赛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尤其是对涉及国家队金牌之争的比赛更是情有独钟。国家广电总局收视率监测结果显示,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东京奥运会期间的电视机前日均观看用户数同比上涨14.7%,收视总时长上涨26.7%。同时,国民对于中国的优势体育项目、具有夺金实力的项目更具有观看兴趣,其中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女团决赛的收视率均突破7%,获得单赛事频道收视率冠亚军[3],在收视率难破1%的时代,国民对奥运会和奥运金牌的关注与热情可见一斑。奥运金牌对国民的心理影响以及公众对竞技体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动用公共资金发展竞技体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鉴于此,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探析奥运金牌的心理效应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为竞技体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竞技体育的功能与价值
体育与政治可谓素有渊源,以奥运会与男子足球世界杯赛为代表的全球性赛事长期以来更是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Rosner等[4]、De Bosscher等[5]指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1896年首届奥运会开始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在冷战时期,奥运会演变成美苏两大阵营比拼对抗和展示各自实力与优势的战场,而冷战的结束非但没能让奥运会远离政治,各国政府对奥运会的热情不降反升。从总体上看,随着全球竞技赛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随之而来的成本上升,近年来各国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也普遍增加,对奥运金牌的争夺也逐渐演变成一场国家之间在体育领域的“军备竞赛”[6]。
各国对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的普遍热情与投入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有关竞技体育政策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竞技体育与奥运金牌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一直以来,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还是学者们的理论探讨,竞技体育的价值都被视作一个给定的事实和默认的前提,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竞技体育政策的变迁及其对竞技体育成绩提升的效果,而很少追问或质疑竞技体育本身的价值[7]。Grix等[6]通过文献梳理和对英国政府体育政策文本的分析,归纳出英国政府近年来逐步加大对竞技体育投入的3条主要逻辑,并认为这也是西方国家尤其是体育强国发展竞技体育最被普遍认知的规律:①通过竞技体育的成就与示范效应带动大众体育的发展,而大众体育的进一步普及不仅能够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还能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的基础,从而形成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良性循环(virtuous cycle),这也是西方政府投入竞技体育的主导逻辑;②竞技体育成绩与金牌能够给国民带来欢乐(feel-good factor);③竞技体育(包括举办大型赛事与竞技体育成绩)能够提升国家声望与国际形象。同时也指出,尽管上述逻辑在政府出台竞技体育政策时被广泛提及,但在实践中极少有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实际效益进行评估与测量。学术界也没有充分的实证研究支持上述效益的成立。不仅如此,一些学者还对其中一些效益,尤其是竞技体育能够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总体而言,由于缺乏经验证据和充分的理论研究,对竞技体育价值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常识阶段(commonsense stage)。其中,De Rycke等[7]通过系统综述导图(systematic map)对有关竞技体育社会效益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在近年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为零散和碎片化的状态,且不同研究之间往往相互矛盾,相关研究不仅在经验证据上远未达成共识,对结果的解释更是莫衷一是,理论的发展与构建尚处早期阶段。
从我国的体育政策层面分析,Grix等[6]归纳的3条逻辑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侧重点略有不同。作为西方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逻辑,通过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发展在我国官方文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是基本上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从历史演进看,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定型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体育发展水平总体落后的情况下,将极为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并通过竞技体育的赶超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形象与地位[8]。这就意味着举国体制最初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发挥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因此在战略选择上将竞技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在资源分配上向竞技体育倾斜,从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实践而言,不可避免地形成对竞技体育的高度重视和对大众体育的相对忽视,导致出现“锦标主义”“金牌至上”“唯金牌主义”等情形。
我国大众体育的相对落后与竞技体育的辉煌一度形成较为强烈的反差,以至于有记者发文称“金牌第一是种讽刺”[9],这样的反差也使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的发展在我国很难具有说服力。此外,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还意味着专业运动员的成长往往是独立于学校体育的,体教的分离进一步阻碍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之间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在阐释竞技体育的发展意义时,更多的是将为国争光和振奋民族精神等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而较少像西方国家那样宣扬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发展的溢出效应或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10]。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软实力进一步增强,需要通过金牌来展现国家实力与形象的重要性也逐渐降低,因此,满足本国国民心理自尊与精神需求、振奋民族精神似乎成为金牌最突出的功能。
1.2 金牌的心理效应
竞技体育的成功对国民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在文献中早有提及,但由于视角与习惯的差异,不同学者往往使用不同的概念描述这一效应,其中最为常见的有心情愉悦因素(feel-good factor)、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自豪感(pride)以及心理收入(psychic income)等[11],尤其是前3个概念经常被交叉使用[10]。此外,国外文献中还有一个相关度较高的概念,即无形效应(intangible effects)[12],其外延比心理效应更为广泛,除了心理效应外还包括国家形象提升等其他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心情愉悦、自豪感等概念似乎大多暗示了金牌给个体带来的积极影响,但实际上,金牌对国民的心理影响无疑存在两面性:既有获得金牌时可能产生的兴奋、喜悦与自豪,也有失去金牌时可能导致的沮丧、失望甚至愤怒。因此,本文使用“心理效应”这一更为中性的概念指代金牌对国民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尽管竞技体育的心理效应在国内外文献中被广泛提及,但总体上看,相关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数量有限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了竞技体育成绩对自豪感尤其是国家自豪感的可能影响。国家自豪感是国民对于自己国家抱有的一种正面积极的情感,是国民国家认同的体现,因此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13]。不过,尽管许多政府都声称大型赛事的举办或国家队的成绩能够增强国家自豪感,但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经验研究表明,竞技体育对国家自豪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有也是极其短暂的。
Storm等[10]运用基于长达34年(1981—2014年)、涵盖96个国家的6轮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4轮欧洲价值研究(European Values Study)的宏观大样本数据,检验大型赛事的举办和重大赛事的奖牌排名对国家自豪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大型赛事的举办还是奖牌排名都没有对相关国家国民的自豪感产生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该结果也与之前大部分对单一赛事的微观研究结果一致。例如,Van Hilvoorde等[14]于2008年5—10月在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开展的12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荷兰民众的国家自豪感与国家耻辱感都保持了高度的稳定,仅在荷兰队打入1/4决赛时出现过小幅波动(国家自豪感微幅上升,耻辱感微幅下降),但很快又恢复到之前的水平。Gassmann等[15]对德国民众的调查结果也显示,2014年德国获得足球世界杯赛冠军时德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也有小幅上升,2018年小组赛被淘汰时则出现小幅下降,但2次的影响也同样是极其短暂的。徐开春等[16]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开展了多轮小样本(n=350)的问卷调查(这也是笔者所能找到的关于金牌心理效应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献),结果显示,尽管受众对中国运动员取得的体育成绩普遍感到自豪,但是受众的国家自豪感本身保持了高度的稳定,仅在中国队历史性地获得奥运金牌榜第一时出现过小幅上升,但在奥运会结束后不久又很快恢复到赛前水平。尽管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媒体也将该赛事渲染为百年梦圆的庆典与盛事,并且中国在金牌榜上击败美国首次排名第一,超出许多国民的预期,但是这对国民国家自豪感的影响依然是短暂和微乎其微的,这个例子也再次证明国家自豪感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构念,难以因大型赛事举办的短期影响而发生长期改变。
不可否认的是,国家队的获胜确实能够让民众感到自豪。例如,Elling等[17]的研究结果显示,荷兰民众的国家自豪感虽然保持高度稳定,但是民众对荷兰竞技体育的自豪感会因国家队在不同国际大赛上的表现而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一方面,国家自豪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即金牌可能很难创造国家自豪感;另一方面,民众又确实会因为金牌而感到自豪,因此与其说是金牌能够产生国家自豪感,不如说是金牌可以唤醒国家自豪感。一些西方学者据此提出了体育自豪感(sporting pride)的概念,用来表示民众对本国体育成就所产生的自豪感,尽管这种自豪感未必会影响国家自豪感[18]。体育自豪感显然也是一种心理感受,属于本文所指的“心理效应”范畴。
除了自豪感,还有少部分学者测量了竞技体育成绩对幸福感或心理收入的影响。例如,Hallmann等[19]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德国民众因为德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获胜感到幸福或自豪的比例非常接近,分别为65.6%和66.2%。此外,Liu[11]通过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遗产研究开发出大型赛事的心理收入量表,结果显示,中国国家队的表现尤其是历史性地获得奥运金牌榜世界第一是构成北京奥运会心理收入的一个重要维度。
1.3 研究假设与控制变量
尽管不少研究都确认了金牌心理效应的存在,但是对影响金牌心理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作用机制仍处于早期探讨阶段,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限。一些学者[20]认为,金牌对国民心理影响的机制需要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进行理论构建。本文认为,金牌对于个体心理效应的核心作用机制可以通过社会认同理论得到解释。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将自己视为某些社会群体的一员,社会认同就是指个人在心理上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身份与资格的认定,这种认定既有认知层面的,也包括情感和价值的判定[21]。个体所认同的社会群体往往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如阶层、地域、民族、国家等,对某个社会群体的认同既是个体对自己与该社会群体成员相似性的感知,也是对与非社会群体成员(他者)之间存在差异性的感知。其中,国家认同就是指个体对自己从属于国家的身份的心理认知以及对国家的情感维系与价值判定[22]。依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出于满足自尊的内在需要,在群际互动中,一个群体的地位与声望越高,群体成员对该群体的认同度就会越高。
与此同时,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将群体的荣辱与个体关联,群体地位与声望的变化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也就越大[23]。国家认同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认同,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其公民身份的自觉意识和感情依附[24]。当个体认同自己的国家时,会为国家象征物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会为国家遭遇的挫折或失败感到沮丧,而且国家认同度越高,这些心理情绪的反应也会越强烈。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国家的竞技成败往往被认为是国家地位和声望的体现,因此依据上述社会认同与国家认同理论,国民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度越高,受到竞技成败影响的可能越大,金牌对个体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就会越明显。据此,提出假设1:国家认同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讨论不难发现,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看,金牌对国民的心理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金牌代表的竞技体育成绩被赋予了国家地位与声望的象征意义,被认为是国家实力与荣誉的表征。换言之,如果国民认为奥运金牌与国家荣誉毫无关系,其国家认同度再高,可能也不会因为金牌的得失而感到兴奋或沮丧。一般认为,至少可能有2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政治对奥运会的工具性利用:一是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全球关注度,使其被认为是传递政治信号的理想渠道;二是奥运会的参赛与申办往往被认为是国家实力的比拼,会对国家声望、民族自豪感等产生显著影响[25−26]。不仅如此,这两者之间似乎还呈现出某种互为因果的关联性。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不同国家的民众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众之间无疑会存在差异。依据前述社会认同理论不难看出,个体越将国家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视为国家荣誉的体现,金牌对其产生的心理影响就会越明显。基于此,提出假设2:对奥运会性质的认知会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体育参与和人口统计学因素会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影响。其中,对体育参与的认识较为一致,即体育参与度越高,竞技体育成绩对个体产生的心理效应越明显。例如,Elling等[17]与Shibli等[18]的研究表明,体育自豪感与体育参与度正相关。Hallmann等[1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体育参与频率高的民众更有可能因为本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获胜而感到自豪或幸福。在理论层面,体育参与频率高可能意味着对体育的兴趣与热情更高,因此,更可能对竞技体育比赛投入更多的关注与情感,从而对比赛结果的感受(包括获胜的喜悦与失败的沮丧)更为深刻。基于此,提出假设3:体育参与度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在人口统计学因素方面,已有研究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例如,在性别方面,Hallmann等[19]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更有可能因为本国运动员获胜而感到骄傲或幸福,而Shibli等[18]、Denham[27]的研究则显示,男性的体育自豪感更为强烈。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上述3项研究均表明,受教育程度低的受众的体育自豪感更为强烈,而Dóczi[28]的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受众的体育自豪感更为强烈。以上研究结果的差异性表明,人口统计学因素可能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潜在影响,因此,本文对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税后年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筛选,控制结果显著的变量,避免其对金牌的心理效应模型造成混杂干扰。
综上,基于金牌心理效应可能的影响因素,提出研究假设并形成总体研究框架(图1)。
2. 问卷设计与测量
2.1 核心变量释义
本文涉及被解释变量1个、核心解释变量3个:①金牌的心理效应,指以奥运金牌为代表的国家竞技体育成绩对个体带来的心理变化或情绪反应,包括正面或负面的心理状态,如骄傲、自豪、沮丧、愤怒等;②国家认同,指个体对自己从属于国家的身份的心理认知以及对国家的情感维系与价值判定;③奥运会性质认知,指个体对于奥运会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与认知;④体育参与度,指个体在一定时间内参与体育活动的频率和程度。
2.2 问卷设计
本文的实证调查选择以2020东京奥运会为例,通过对中国国民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验证假设。调查问卷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竞技体育成绩对国民自豪感的重要性调查、奥运会性质认知量表、国家认同量表、金牌的心理效应量表、对中国国家队东京奥运会表现的评价、对国家财政投入竞技体育的态度调查、体育参与度以及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调查等。主要量表的测量均采用利克特5级量表进行评分,量表的初始条目主要基于文献综述并结合焦点小组讨论获得,其中:奥运会性质认知量表主要通过焦点小组讨论产生,包含6个条目;国家认同量表通过参考现有文献[29]结合小组讨论形成初始条目,包含4个指标。已有文献对于竞技体育心理效应的测量主要有2种方式,即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12]与量表法。如前文所述,由于条件价值法测量的无形价值比心理效应更广,且无法体现本文中心理效应概念所包含的负面影响的测量,因此采用量表法。金牌的心理效应部分条目(主要是正面影响)来自Liu[11]对北京奥运会心理遗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焦点小组讨论补充了负面影响的题项,最终的量表包含7个条目。竞技体育成绩与国家自豪感的描述性调查主要参考Shibli等[18]的研究,以便进行横向比较。体育参与度的测量参考Elling等[17]、Shibli等[18]、Hallmann等[19]的研究,以每周参与体育活动的频次进行衡量。每周参与体育活动的频次可以反映个体参与体育活动的频繁程度,便于受访者理解和回答,并且易于进行量化分析,因此在已有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为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税后年收入等方面的背景信息。
在问卷设计中,具体测量指标的表述均结合本文所涉及的东京奥运会背景下金牌心理效应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和修订。问卷发放前邀请5位体育人文社会学、管理学领域专家对问卷进行了内容效度检验,并结合他们的建议对问卷进行了完善。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使用Amos 24.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3. 问卷发放与量表信效度检验
3.1 问卷发放与样本分布
委托第三方专业市场调查公司长沙冉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其在线平台“问卷星”于2021年12月上旬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满16周岁的居民共发放与回收问卷1697份。其中,样本人口信息、竞技体育成绩对国民自豪感的重要性、国民对国家财政投入竞技体育的态度的描述性调查以及收听收看东京奥运会情况等的有效样本量为1697人。对东京奥运会中国队表现的评价、金牌的心理效应,以及与金牌心理效应关联的国家认同、奥运会性质认知、体育参与度等量表与问题需要受访者对东京奥运会具有一定了解,因此,在分析与检验该部分问题时,剔除了75名在“东京奥运会中国家队的总体表现”一题上选择“不关注”的受访者,有效样本量为1622人。总的有效样本人口基本信息(表1)显示:男性占41.25%,女性占58.75%;年龄主要集中分布在20~29岁及30~39岁,占总人数的75.55%;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学历为本科的人数最多,占63.70%;66.47%的受访者家庭税后年收入在20万元及以下。
表 1 样本人口基本信息 (n=1697)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n=1697)变量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性 700 41.25 女性 997 58.75 年龄/岁 16~19 132 7.78 20~29 730 43.01 30~39 552 32.53 40~49 188 11.08 50~59 84 4.95 ≥60 11 0.65 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88 5.19 高中 107 6.31 大专 304 17.91 本科 1081 63.70 研究生及以上 117 6.89 家庭税后年收入/万元 <5 285 16.80 5~10 382 22.51 11~20 461 27.17 21~30 303 17.86 31~40 127 7.48 41~50 72 4.24 51~60 27 1.59 61~80 18 1.06 81~100 7 0.41 >100 15 0.88 3.2 量表信效度检验
3.2.1 金牌的心理效应量表检验
为了确认金牌心理效应的因子结构、信度与效度,通过SPSS的“选择个案”,将1622份问卷数据折半拆分为子集1与子集2,其中,子集1(n=820)被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子集2(n=802)被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30−32]。EFA分析结果显示,KMO=0.736,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小于0.001,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varimax rotation),得到2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总共可解释61.85%的方差变异,因子载荷均满足相关要求,依据因子的条目将2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胜利正向情绪”和“失败负面情绪”。2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和0.66,内部一致性符合相关要求[33](表2)。通过CFA继续探索量表结构,结果显示:χ2/df=2.374,RMSEA=0.041,GFI=0.990,AGFI=0.978,TLI=0.842,CFI=0.988,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R)、收敛效度(AVE)等均满足要求[34](表2),且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表3),因此,金牌的心理效应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35]。
表 2 金牌心理效应的因子载荷、信度及效度检验结果Table 2. Factor load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of the gold medal psychological effect因子名称 题项 探索性因子载荷 验证性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s α 胜利正向情绪 每次看到奥运赛场升国旗、奏国歌,我都感到无比自豪 0.82 0.75 0.80 0.55 0.80 每当看到中国队获得金牌,我都会感到兴奋不已 0.82 0.75 看到中国队金牌榜名列前茅,我感到非常骄傲 0.77 0.73 每次看到中国队获胜,我都感到非常激动 0.75 0.64 失败负面情绪 东京奥运会中国队金牌总数输给美国队,我感到很难过 0.84 0.92 0.73 0.50 0.66 每次看到中国队输掉比赛,我都会感到非常沮丧 0.81 0.63 东京奥运会如果中国队金牌数输给日本队,我会感到耻辱 0.68 0.43 表 3 金牌心理效应的区分效度检验结果Table 3.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gold medal因子名称 胜利正向情绪 失败负面情绪 胜利正向情绪 0.74 失败负面情绪 0.14 0.71 3.2.2 国家认同量表与奥运会性质认知量表检验
经过类似的步骤,对国家认同量表与奥运会性质认知量表分别进行因子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国家认同量表的EFA结果显示,KMO=0.726,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小于 0.001,表示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量表可以归纳出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释55.13%的方差变异量,因子载荷介于0.48~0.82,基本符合相关要求[33]。CFA结果显示,国家认同量表的模型拟合良好(χ2/df=1.391,RMSEA=0.022,GFI=0.998,AGFI=0.991,TLI=0.996,CFI=0.999),因子载荷介于0.42~0.77,CR与AVE均符合分别大于0.7和0.5的标准[34],Cronbach's α系数为0.68,说明量表结构和同质性都能被较好反映(表4)。
表 4 国家认同与奥运会性质认知量表的因子载荷、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Table 4. Factor loading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变量与题项 探索性因子载荷 验证性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s α 国家认同 0.83 0.57 0.68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0.82 0.77 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 0.81 0.66 即使我拥有选择移民任何国家的便利,我仍然会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 0.81 0.67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0.48 0.42 奥运会性质认知 0.80 0.51 0.67 奥运会成绩关乎国家荣誉 0.77 0.79 奥运会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比赛,与国家荣誉关系不大(反向题) 0.71 0.57 奥运会是国家实力的比拼 0.66 0.56 奥运冠军是国民英雄 0.63 0.53 奥运会就是一场娱乐盛典,输赢关系不大(反向题)(删除) 0.45 奥运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反向题)(删除) 0.01 采用限定抽取因素法探索单因子结构的奥运会性质认知量表的共同特质,结果显示,KMO=0.679,单因子可解释56.89%的方差变异量,除“奥运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反向题因子载荷仅为0.01,其他题项基本符合载荷要求,删除该题项后再次进行因子分析,KMO、方差变异量、因子载荷等标准均满足要求(表4)。CFA的结果进一步显示,5个条目的模型结构不符合指标要求,拟合较差,且“奥运会就是一场娱乐盛典,输赢关系不大”一题的因子载荷仅为0.35,远低于测量模型因子载荷需达到0.5的标准[36]。为提升模型的整体结构,删除该题项后再次分析,结果显示:χ2/df=2.209,RMSEA=0.039,GFI=0.997,AGFI=0.984,TLI=0.983,CFI=0.995,模型拟合良好,因子载荷介于0.53~0.79,CR、AVE、Cronbach's α等均满足有关要求(表4),测量模型可以接受。
3.3 控制变量的筛选
对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税后年收入分别在金牌的心理效应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表5)显示,性别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显著影响(t=2.182,P=0.029<0.05),年龄(F=1.54,P=0.174>0.05)、受教育程度(H=0.889,P=0.926>0.05)、家庭税后年收入(F=1.667,P=0.092>0.05)不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影响。因此,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金牌心理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以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
表 5 控制变量的筛选Table 5. The selection of control variables变量 类别 金牌的心
理效应t/F/H值 P 检验方法 性别 男 4.069±0.506 2.182 0.029 独立样本t检验 女 4.015±0.457 年龄/岁 16~19 4.026±0.515 1.540 0.174 单因素方差分析 20~29 4.010±0.461 30~39 4.066±0.485 40~49 4.031±0.526 50~59 4.134±0.418 ≥60 3.961±0.373 受教育
程度高中以下 807.240 0.889 0.926 Kruskal-Wallis
检验高中 806.750 大专 818.110 本科 814.600 研究生及以上 773.380 家庭税后
收入/万元<5 4.015±0.510 1.667 0.092 单因素方差分析 5~10 4.070±0.486 11~20 4.035±0.464 21~30 4.066±0.457 31~40 3.951±0.485 41~50 3.965±0.457 51~60 4.039±0.487 61~80 4.024±0.564 81~100 4.469±0.197 >100 3.981±0.494 4. 研究结果与假设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1.1 竞技体育与国家自豪感
为了解竞技体育成绩对于国民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性,首先设置了一个多选题,让受访者从关于中国的12个领域中选择使其感到最为自豪的3个领域。结果显示,从选择的频率看,选择竞技体育成就的受访者占19.68%,在12个领域里位列第7,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自然地理与山水风光。本题限选3项,因此排名能够相对较好地反映各领域之间的差别。尽管竞技体育成就仅排名第7,却位于军事、科技、医疗与社会保障、法治、教育之前,即比这些领域更能够让国民感到自豪(表6)。问卷还调查了受访者对中国竞技体育成就感到自豪的程度,结果显示,超过九成(91.28%)的受访者表示为中国竞技体育成就感到自豪,体现出我国的竞技体育成就受到国民的普遍认可,能够激发国民的国家自豪感。
表 6 最让国民感到自豪的领域(最多选择3项)(n=1697)Table 6. Areas of greatest national pride to residents (select up to 3 items)(n=1697)排名 选项 人数 占比/% 1 悠久的历史 1151 67.83 2 中国文化 1045 61.58 3 自然地理与山水风光 515 30.35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429 25.28 5 中国的国际地位 355 20.92 6 经济发展水平 340 20.04 7 竞技体育成就 334 19.68 8 军事实力 219 12.91 9 发达的科技实力 201 11.84 10 医疗与社会福利保障 143 8.43 11 法治水平 122 7.19 12 教育发展水平 67 3.95 4.1.2 东京奥运会表现与财政投入态度
问卷调查了受访者对因新冠疫情而推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的收听收看情况、对中国国家队总体表现的认知与评价,以及对国家财政投入竞技体育的态度。结果(表7)显示,92.46%的受访者通过视频和音频的方式关注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及各项比赛情况。其中,认为中国队的总体表现符合预期(57.99%)和好于预期(29.99%)的人数总占比超过85%,表明中国国家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在国民期望范畴之内,甚至略好于新冠疫情之下国民对东京奥运会中国国家队表现的期待。受访者对中国国家队总体表现的评价与预期认知结果相呼应,认为国家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表现较好(55.55%)和非常好(34.34%)的人数总占比接近90%,体现出民众对国家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普遍较为满意。由于国家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良好表现,受访者对国家财政投入竞技体育持广泛支持态度,认为应适当和大幅增加财政对竞技体育投入的受访者分别占48.44%和8.08%。此外,认为应该保持现有投入水平的受访者占38.95%,可以看出优异的竞技运动成绩赢得了民众对公共财政支出的态度倾斜。
表 7 东京奥运会的观赛情况、国家队的表现认知与评价以及对财政投入的态度Table 7. Spectatorship of the Tokyo Olympics,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team's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 toward financial investment题项 类别 人数 占比/% 收听收看情况(n=1697) 是 1569 92.46 否 128 7.54 东京奥运会中国国家队的
总体表现(n=1697)低于预期 129 7.60 符合预期 984 57.99 好于预期 509 29.99 不关注 75 4.42 东京奥运会中国国家队的
总体表现评价(n=1622)非常差 8 0.49 较差 20 1.23 一般 136 8.39 较好 901 55.55 非常好 557 34.34 对国家财政投入竞技体育的
态度(n=1697)取消国家投入 15 0.88 减少投入 62 3.65 继续保持现有投入水平 661 38.95 适当增加投入 822 48.44 大幅增加投入 137 8.08 4.1.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金牌的心理效应、奥运会性质认知和国家认同量表的均值和标准差反映了受访者选择的集中和离散程度(表8)。金牌的心理效应包含“胜利正向情绪”和“失败负面情绪”2个因子,其中:胜利正向情绪因子的均值显著高于中点值,表明民众会因为金牌的获得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心理感受;失败负面情绪因子下3个题项比胜利正向情绪因子下4个题项的均值更低、标准差更高,表明统计结果的分散趋势更加明显,民众在中国队输掉比赛或者输给日本队或美国队后感到沮丧的程度不一,且沮丧感没有中国队赢得金牌后的自豪或激动等正面心理感受强烈。在奥运会性质认知方面,受访者对奥运会是国家实力的比拼、关乎国家荣誉、奥运冠军是国民英雄的认知较为统一,表示赞同。在国家认同方面,受访者较大程度地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为中国自豪,并通过在拥有移民机会的情况下仍然留在中国的方式,从行动上展现了对国家的依恋与支持。同时,国家认同也体现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可程度上,受访者普遍赞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在体育参与度方面,67.26%的受访者每周参与体育活动的频率不足3次,不满足我国关于体育人口须达到每周参与中等强度及以上身体活动频次为3次及以上的基本判别标准[37]。
表 8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1622)Table 8.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n=1622)变量 题项 均值/频次 标准差/
占比(%)金牌的心理效应 4.04 0.48 每次看到奥运会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我都感到无比自豪 4.65 0.61 每当看到中国队获得金牌,我都会感到兴奋不已 4.58 0.62 看到中国队在金牌榜名列前茅,我感到非常骄傲 4.60 0.61 每次看到中国队获胜,我都感到非常激动 4.56 0.63 东京奥运会中国队金牌总数输给美国队,我感到很难过 3.30 1.08 每次看到中国队输掉比赛,我都会感到非常沮丧 3.45 0.98 东京奥运会如果中国队金牌数输给日本队,我会感到耻辱 3.13 1.26 国家认同 4.46 0.51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4.63 0.62 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 4.65 0.63 即使我拥有选择移民任何国家的便利,我仍然会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 4.51 0.70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4.04 0.89 奥运会性质认知 4.32 0.55 奥运会是国家实力的比拼 4.18 0.79 奥运成绩关乎国家荣誉 4.46 0.74 奥运冠军是国民英雄 4.24 0.78 奥运会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比赛,与国家荣誉关系不大(反向题) 4.41 0.75 体育参与度 不参加 87 5.36 (平均每周参与体育活动的次数) <1 449 27.68 1~2 555 34.22 3 267 16.46 4 90 5.55 ≥5 174 10.73 注:体育参与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频次和占比,其余变量为均值和标准差。 4.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研究相关因素可能对金牌心理效应造成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在排除性别因素的混杂干扰后,考察国家认同、奥运会性质认知以及体育参与度对金牌心理效应的作用。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拟合指数符合要求(χ2/df=5.376,RMSEA=0.052,GFI=0.956,AGFI=0.940,TLI=0.920,CFI=0.934),表明结构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国家认同对金牌心理效应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753,P<0.001),奥运会性质认知对金牌心理效应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552,P<0.001),体育参与度对金牌心理效应未起到预测作用(β=−0.028,P=0.246),说明假设1和假设2成立,假设3不成立,见表9。
表 9 金牌心理效应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n=1622)Table 9. Path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gold medal model (n=1622)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控制变量标准化系数
(β)SE CR P 金牌的心理效应 性别 0.060 0.017 2.588 0.01 国家认同 0.753 0.04 14.874 <0.001 奥运会性质认知 0.552 0.044 10.217 <0.001 体育参与度 −0.028 0.007 −1.161 0.246 5. 讨 论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夏季奥运会上优异的竞技表现极大地吸引了国民对奥运会的关注。在延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上,我国获得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追平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38]。本文结合前述对东京奥运会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进一步探析引发国民金牌心理效应的因素,以便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洞悉国民的金牌情绪,并为国家宏观体育战略、体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5.1 竞技体育、国家自豪感与体育自豪感
本文结果显示,在使国民感到最为自豪的领域中,有近1/5(19.68%)的受访者选择了竞技体育,考虑到在12个领域中最多选取3个领域,这样的比例本身并不算太低。从领域的排名看,竞技体育尽管只排在第7位,却高于军事、科技、医疗与社会福利保障、法治、教育,很难说这些领域的重要性比竞技体育低,但竞技体育比这些领域更能够让国民感到自豪。从理论上讲,更可能是因为与这些领域相比,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比较中的表现更为突出,这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超前发展并在近年来位居世界前列的现实相吻合。回顾中国体育代表团自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在夏季奥运会金牌榜上的排名可以发现,除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只取得5金,排名第11位,其余9届夏季奥运会排名均进入前4,其中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更是连续6届稳居金牌榜前3,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超过九成(91.28%)的民众表示为中国竞技体育成就感到自豪。
英国政府开展的一项年度调查[18]结果显示,2011—2015年英国民众中平均16.2%的受访者选择竞技体育成就作为他们最感到自豪的领域,竞技体育在12个领域中位列第8,这一比例在伦敦奥运会举办年2012年得到明显提升,达到20.9%,可以说不管是排名还是比例都与本文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尽管已有文献表明国家自豪感可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不会因为短期的竞技体育成绩变化而发生显著的改变,但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成绩如果能够保持相对突出和世界领先,仍可能成为国家自豪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从东京奥运会对民众心理影响的调查结果看,大部分条目均高于中点值,国家队获胜时的正面心理影响尤为明显,表明尽管文献显示体育与国家自豪感的关系仍有待考证,但民众会因国家队的获胜而感到自豪(即体育自豪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结果还显示,不仅超过九成的民众为我国竞技体育成就感到自豪,而且绝大部分民众认为要保持甚至进一步加大对竞技体育的财政投入,两者相互印证,进一步表明体育自豪感不仅客观存在,还是进一步探究奥运金牌心理效应影响因素的重要背景。未来研究者可围绕体育与国家自豪感的关系这一研究议题,尤其是体育自豪感与国家自豪感是否会相互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等问题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5.2 国家认同对金牌心理效应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金牌的心理效应是指国家竞技体育成绩对国民带来的心理变化或情绪反应,既包括因为国家队获胜而可能产生的自豪感,也包括由于国家队失利可能产生的沮丧、愤怒等负面情绪。作为一种心理情绪,金牌的心理效应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了国家认同可能会影响金牌的心理效应的假设。结果表明,个体的国家认同感越强,其在金牌心理效应上的反应也会更为强烈,这与社会认同理论所阐释的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将群体的荣辱与自我关联,群体的地位和声望变化越容易影响个体心理变化的机理相符合。
国家认同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自我认知概念,是具有行为能力的个体对国家共同体在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自我身份区别,具有排他性特征。国家认同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渐进发展过程,受到共同体内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和家庭、学校、公共媒体等多主体信息渠道的影响。国民普遍将金牌与国家地位挂钩,认为奥运赛场上的争金夺银是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综合映射,关乎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身份地位,因此,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在奥运赛场能够映衬出奥运健儿为国争光的伟大使命,并能使国民心生对抗强敌取得胜利后的凝聚力、自豪感和满足感。国家认同的排他性使存在于本群体内部的情感溢出扩大化,竞技体育的胜负在某一时刻与群体地位等同,成为每个个体所在乎的荣辱得失。
依据经典的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出于满足自尊的内在需要,在国家间互动中,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将国家的荣辱与个体关联,而且心理斜坡也越大,国家地位与声望的变化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也就越大[23]。这意味着金牌的得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国家认同度高的国民会因为国家队赢得金牌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当失败、憾负以及在象征最高荣誉的金牌上屡屡溃败时,国家认同感越强的国民自然也更可能感到自尊与自信受损和情绪低落,产生心理摇摆甚至怀疑效应,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表达愤怒与怨恨等负面情绪的行为,进而生发虚拟网络世界的情绪宣泄。因此,相关部门在继续重视发挥金牌对国民的积极心理效应,通过竞技体育的成功增强国民自信心与幸福感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竞技体育成绩的波动,特别是大幅下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效地引导国民树立正确的金牌价值观,避免过度重视金牌而产生社会极端情况,形成感性与理性并存、和谐健康的社会心态。同时,未来研究者可采取纵向研究的调查设计,更加全面和立体地考察国民在金牌情绪上的变化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
5.3 奥运会性质认知对金牌心理效应的影响
虽然《奥林匹克宪章》强调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而应作为展现人类团结和国际合作的契机与平台,但是以国家为代表的主权实体常将奥运会作为政治的衍生工具加以利用。前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指出,奥运会不仅是一个体育事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39]。已故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曾表示,他每天所处理的问题中90%以上都与国内和国际政治有关,纯粹体育问题占比不到10%[40]。当奥运会被与国家荣誉和威望相联系时,奥运会的体育属性便逐步淡化,政治属性则愈显浓厚。本文发现,国民对奥运会性质的认知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金牌的心理效应,即越认为奥运会关乎国家荣誉、是国家实力的比拼,奥运冠军是国民英雄,奥运健儿的成败关乎国家荣誉,其心理上越容易受到金牌因素的影响,因金牌得失而产生的喜悦与沮丧、自豪与耻辱、兴奋与难过也会更加强烈。研究结果再一次证实了社会认同理论的传导机制,即国民个体将奥运会上的竞技比拼视为国家彰显威望的平台,金牌超脱单纯的竞技体育比赛胜负的范畴,浓缩为国民对国家共同体的殷切期望,金牌的获得能够满足个体对所处群体地位的需求,国家获得的金牌越多,这个群体则被认为更优于其他群体,国民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则更自豪。可以看出,奥运会被民众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意蕴,已然超越单纯的竞技运动,成为联结个体与国家身份的纽带,因此,金牌的价值愈显沉重。
上述结果也与乔玉成等[25]、刘桂海[26]的论述结果一致,他们认为体育作为一种手段,与政治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同源性,体育的工具性使用为政治目的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以奥运会为主的体育盛会的全球影响力使其与国家的国际声望建立起自然的连结,体育借此延伸到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使得国民将国家声望与金牌关联,并与个人身份认同挂钩,形成对胜利的渴望与不甘失败的执着,从而也产生了一系列因获得金牌而欢呼雀跃、因痛失金牌而失落受挫的心理效应。
我国国民对奥运会性质与金牌价值的认知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制度设计的初衷看,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以达到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目的[8]。换言之,我国政府最初发展竞技体育的主导逻辑就是将奥运会比赛定义为国家间实力的比拼,将奥运金牌视为国家荣誉与声望的象征。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定位似乎也得到了民众较为广泛的呼应与认同,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政策效果。自1979年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并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长期处于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领先地位,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金牌榜第一的佳绩,极大地鼓舞了国民的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兵败汉城”的历史记忆同样具有样本意义,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金牌榜第4的成绩后,1988年我国仅以5枚金牌的成绩排名第11位,这与1984年的荣誉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国民情绪普遍低落,赛后多位体坛名将更是受到部分民众的指责。1988年,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和中国民众急需在奥运会上通过与世界强国比拼并取得胜利以寻找自信与收获自豪感,民众对于金牌的渴望和对竞技体育的苛求不难理解。
在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今天,在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得到更大程度满足的情况下,从国民认知的角度看,奥运金牌似乎依旧与国家威望密不可分,这可能意味着金牌与国家声望的联系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心理惯性,并因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实施、竞技体育成绩的上升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得到进一步强化。体育部门及相关机构一方面应广泛关注民意,进一步保持竞技体育成绩的稳定,确保奥运金牌对国家荣誉的捍卫作用以及对国民士气的提振作用;另一方面也应因势利导,避免将金牌过度政治化而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培育健康合理的社会心态和金牌观。此外,未来研究可以拓宽赛事的选择边界,针对亚运会金牌、不同项目的世界杯赛或世锦赛冠军等产生的心理效应展开探索,进一步了解与满足国民的认同需求与心理需求。
5.4 体育参与度对金牌心理效应的影响
本文发现,体育参与度不对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影响,该结果与Elling等[17]、Shibli等[18]和Hallmann等[19]的实证结果形成反差,他们的结果均显示,体育参与度能够使民众对竞技体育成绩产生心理反应。这种反差可能由两方面因素造成:一是不同的体育参与度测量方式可能影响模型显著性的识别结果。在Shibli等[18]的测量中,使用“是”与“否”来判断受访者每周参与体育活动的程度,并将虚拟化数值代入二元Logit回归模型,而本文的测量按受访者每周锻炼的频次共设置了6种选择,以便更加明确地甄别受访者的体育锻炼行为,2种测量方式的数据变异性差别可能导致了显著性水平的差异。二是不同的模型构建与分析策略也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例如,Shibli等[18]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体育参与度一起作为自变量纳入二元Logit回归模型,综合评估这些因素对金牌心理效应的影响,强调各个因素在模型中的直接作用。与之相反,本文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等对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税后年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金牌心理效应上的影响进行识别之后,将具有显著作用的性别作为控制变量代入模型,以排除异质因素对模型识别的混杂干扰,有助于更好地探究体育参与度对金牌心理效应的独立作用。未来研究可使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式测量体育参与度,采用兼顾受访者认知评价和模型拟合的更为全面的数据分析工具,进一步深入探究体育参与度对金牌心理效应的可能影响。
6. 结 论
本文聚焦奥运金牌的心理效应,调查了竞技体育成绩对国民自豪感的重要性以及国民对国家财政投入竞技体育的态度,并从国民认知的视角探讨了国家认同、奥运会性质认知、体育参与度对金牌心理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奥运金牌的得失会给国民带来较为明显的心理情绪变化,但比较而言,国民因为国家队赢得金牌后产生的正面心理感受要比因为失去金牌产生的负面心理感受更为强烈。②国民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度越高,金牌对其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就会越明显。③个体越将国家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视为国家荣誉的体现,金牌对其产生的心理影响就越明显。④国民仍旧普遍关注和在乎奥运金牌,呈现出较高的体育自豪感,并愿意保持甚至增加公共财政对竞技体育的投入,竞技体育成绩仍是构成国民自豪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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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国强. 新征程中我国竞技体育提升为国争光能力的现实诉求、时代内涵与创新方略.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5(04): 41-52 . 本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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