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教育部于2020年5月28日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内容重点与教学体系，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1]。立足新时代新使命，应始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各类学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加鲜明，思政课教师乐教善教、潜心育人的信心底气更足，广大青少年学生“四个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奋发昂扬，思政课发展环境和整体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并特别强调要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2]。深入挖掘并积极推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有效推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理论与现实逻辑的合并考察，即全面剖析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点、现实堵点与实践进路。

1.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点

马约翰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指出，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仅限于运动场上，其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体育有巨大的教育价值，这种价值包括两方面，即体力效果和教育效果。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甚至可以把意识迁移到社会生活中，即在体育运动中产生的优秀品质同样可以表现在社会生活中。马约翰指出，无论好的品质还是坏的品质均能迁移，能否实现想要的迁移价值关键在于管理，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目前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为何存在堵点，也为如何更好地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向^[3]。对于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基本属性的认知、研究水平决定了大学体育应用于课程思政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从学理层面探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潜在价值就显得尤为必要。就体育的迁移价值或体育的全面育人作用而言，“先赋优势”“具身参与”“天性—语言—行为三位一体”等特性成为其主要理论基点。

第一，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所具备的“先赋优势”特性，能够让大学体育自带的课程思政属性与课程思政赋予大学体育的崭新内涵产生叠加效应。课程思政是推进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实现协同育人的综合教育理念^[4]。从教育学门类看，体育课程思政隶属于教育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其建设的基本逻辑是体育课程的育人逻辑，但并非简单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如在大学体育课程中简单地列举思政要素、移植思政知识等形式化做法），而是根据体育的迁移价值或体育的育人作用，深度挖掘大学体育课程的思政属性，把体育作为方法体认思政教育。它有别于依托言语说教、文字表述、艺术审美等的其他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更多地转向人在运动行为上的体认思政教育。在此基础上充分把握大学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内在本质融合点，重点依托大学体育现存资源聚集的比较优势，带动形成大学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集群效应，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政教育。

第二，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所具备的“具身参与”特性，能够为个体通过身体“体感、体认、体悟”^[5]思政教育提供“感同身受”的通道。根据梅洛-庞蒂的具身认知理论，“人的认知以全部身体的参与为前提，而不仅是围绕大脑和神经系统这一认知中心”^[6]。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作为认知课程思政的逻辑起点，特别强调身体在“体感、体认、体悟”思政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具身参与”在个体运动技能习得中有重要价值，但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实践中，由于对体育知识的“污名化”及传统大学体育教育与课程思政的脱嵌等，其价值始终难以完全实现。例如，大学体育实践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生硬化，难以体现课程思政的“具身参与”，而在大学体育理论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输出灌输化，与其他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差异不大。因此，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亟待加强思政元素挖掘，促使具身的学习方式成为可能，如借助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元宇宙技术等，为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具身学习效能的提升及实现机制的构建提供现实可行性。

第三，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所具备的“天性—语言—行为三位一体”特性，使其可以从“游戏（准备活动）—运动（技能学习）—竞技（竞赛参与）”3个环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寓教于乐”。游戏（具体指体育游戏）源于人的天性，是大学体育课程准备部分的重要内容，在游戏中学生可体认思政教育，如规则意识、团队合作精神等。语言主要体现在大学体育课程基本部分中的运动技能教授过程，如在讲解某一运动项目的起源、发展、演变等过程中凝练思政要素，特别是对红色体育资源的挖掘。行为则主要体现在大学体育竞技过程中，在竞赛场域中能够最为直接且深刻地体认思政教育，如“体面地赢”与“有尊严地输”等。从游戏到运动再到竞技，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把体育作为方法，融合人的游戏天性、语言教授、行为感悟来体认思政教育，从而有效贯彻落实“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四位一体的学校体育目标。

2.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堵点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体育是新时代我国大学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手段之一^[7]，其与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的互动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全面育人关系网络。根据体育型构社会学型构分析框架^[8]，结合规则与资源（社会发生）、行动者及其能动作用（心理发生）、数字化转型（技术发生）三大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考察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堵点。

2.1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规则症结与资源配置失衡

规则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方法性程序或方法论），行动者需要在其指引下展开行动^[9]；规则作为行动的相关指引，依存于行动者的实践意识，构成了行动者的实践性知识，是行动的知识力和内在因素^[10]。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规则主要包括由教育部等政府机构印发的诸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组建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政策文件（宏观规则）、由各高校制定的诸如《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指导性文件（中观规则）以及由“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等组成的大学体育课结构（微观规则）。规则存在的前提是资源，吉登斯^[10]认为资源是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为实现目的而涉及的各种物质或其他事务，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其与规则相互依赖，促使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行动得以完整、顺利、有序进行。其中，大学体育课程思政配置性资源表现为开展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行动所涉及的土地空间（如运动场等）、人力（如大学体育师资等）、物力（如运动器材等）等自然性资源，权威性资源则表现为信息、组织权力、发展机会等社会性资源。

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国家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国务院、教育部等政府部门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但部分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价值建构”和“政策口号”的低浅阶段。例如，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话语在大学章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仍然旁落，且各大学也并未根据这些政策制定符合本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各大学体育人才培养方案仍倾向于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及其竞技水平，课程思政建设被置于“边缘”位置。虽然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部分高校格外注重体育的迁移价值，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上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整体上还略显不足。

大学体育教学实践深受传统体育必修课或选修课影响而缺乏创新，如在体育课程中按部就班地“从零开始”，无法与基础体育教学形成良好的衔接，且为了大学生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甚至要专门练习各项指标式运动，造成大学生体育参与兴趣缺失，导致大学体育难以达成“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四位一体”的学校体育目标。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不仅配置性资源有待加强，而且还存在等级性配置失衡，容易导致一些运动项目难以有序开展而忽视其思政教育，如“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是中华体育精神谱系构建的核心要义之一，却因项目开展的局限而难以在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有所体现^[11]。此外，一些毗邻红色体育资源的大学可以通过大学体育教师的体育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合能力，充分利用红色体育资源进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但在具体操作中，不少大学体育教师容易陷入识别困境，包括识别数量，以及在数量基础上识别质量，这进一步造成思政元素融合的“异化”：“宽泛化”造成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同质化趋向而忽视大学体育的独特性；“狭窄化”造成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刻板性，难以实现思政教育从“体育场域”迁移至“其他场域”；“生硬化”体现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作为流变、开放、行为的体认场域，没有必要用生硬的语言进行表达，而是可以用运动行为进行生动诠释。

2.2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行动者的主客二分与角色障碍

行动者是具备改变事件状态或控制其进程能力的个体、组织或集体^[10]，其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场景下包括管理者（宏观管理者有体育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等，微观管理者有大学主管教学或体育的领导、二级体育学院/体育部的领导等）、研究者（从事大学体育教育研究的学者）、实践者（体育教师）、辅助者（体育社团、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体育媒体等）和参与者（大学生）。其中，与大学生直接发生“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互动的最为核心的行动者是体育教师。从主体角度透视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型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行动者的主体间性与角色逻辑是关键。一方面，体育教师与大学生作为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主客体应民主平等、交往互动、情感传递、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体育教师的角色定位、转换与大学生体育参与的主观能动性深刻地影响着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落实及效果。

当前，我国部分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行动者仍存在传统主客二分模式的片面化倾向与角色障碍，成为新时代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囿。当代教学论要求“教师智慧地教，学生聪明地学”，这在近些年的大学体育课程中有所体现，即体育教师更多地激发学生的体育参与兴趣、引导学生参与体育竞技等。但在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有不少体育教师因缺乏经验、培训、指导等，往往充当了灌输者（主体），仅将大学生视为某种容器（客体），忽视了其主观能动性，从而导致大学生体育参与兴趣不高、无法熟练掌握一项体育技能、难以养成终身运动习惯等问题。这进一步引发关于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行动者角色障碍的思考。其中，体育教师的角色障碍主要表现为：①经验贫乏化，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方面并未接受过系统的、统一的、标准的培训，加之自身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易陷入具有工具理性惯性倾向的“泥沼”；②行动低能化，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方面存在职业倦怠，无心深入研究“结合体育专业特点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特别是“非升即走”制度的异化实施，更是引发了“重科研、轻教学”等不良后果；③意识低浅化，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方面的默会知识相对匮乏、育人话语意识欠缺，特别是有限的场景迁移意识无法把体育场景的思想政治教育迁移至日常生活的其他场景中。

除深受大学体育教师角色障碍影响外，大学生自身角色障碍产生的原因包括大学体育发展的结构性外因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行动性内因。外因主要是普及（基础体育）与提高（大学体育）的“衔接不畅”以及标准化（中考体育考评标准）与本质化（熟练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养成终身运动习惯）的“背道而驰”。正是这些外因导致大学体育短期内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实现其从“被动灌”到“主动思”的转向，也就无法唤醒大学生通过体教融合促进其健康发展的活力，难以与体育教师共同实现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教育意义，更无法实现“四位一体”的学校体育目标。“四位一体”的学校体育目标实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本质。

2.3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中人机关系模糊

人类社会每一次革新都是由技术引发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正在赋能大学体育领域，推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产生全要素、全结构、全系统数字化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12]。在此背景下，要善于抓好数字化变革和科技赋能的新机遇，助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提质增效。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与第三次教育革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应充分把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促进数字技术与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创新性融合，以数字化赋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

雅斯贝尔斯^[13]指出，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能称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数字技术在为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提供新手段、新场景的同时，潜藏其后的算法控制、主体性解构等伦理风险问题也应引起关注与沉思。在新征程上，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警惕数字技术异化的危机。目前大学体育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只是初步实现了技术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中的场景运用与载体创新，尚未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各要素间形成价值共创与融合共生。例如，尽管线上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借助数字技术突破了时空界限，能够随时随地实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更为注重体认，大学生对线上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随着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与数字技术日趋深度融合，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被卷入纯粹算法控制下的数字化时代，其原本所持有的数字技术向善、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立场和价值导向受到冲击。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技术变革与人文关怀理性边界的失守。

当前，技术系统正从人的自然感官、自然肢体或自然智能的代理者向自然人以及人类中心地位的替代者方向发展^[14]，数字技术模糊了人类认知与计算机之间的边界。数字思维增强了对人自身的理解，使得为大学体育课程思政重构具有人文关怀的数字生态成为可能，但其碎片化、扁平化、混合性等特征也导致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深陷信息茧房。即数字化时代产生了海量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信息资源，伴随其碎片化传播，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正在遭遇课程知识在信息汪洋中打捞无效、课程内容雷同的瓶颈，而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内容的庞杂无序容易导致学生受不良信息诱导，进一步引发体育话语权认知模糊、政治话语权威地位消解、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失语等潜在危机。

3.   新时代新征程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进路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对大学体育教师而言，既需要不断挖掘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元素，使其内容符合新时代要求，又需要秉承“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水平。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既离不开大学体育场域内规则的支持，如各级政策的配套、各级领导的重视、教学改革的有效推进等，又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如大学体育科技创新等。

3.1   注重顶层设计，纵深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规则的健全与资源的优化配置

规则体系与资源配置是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引导逻辑与动力逻辑。其中，健全大学体育课程规则体系应着重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维度围绕“政策+知识+改革”的目标路径予以建构，而优化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资源配置需重点加强专项资金的筹措、因地制宜的挖掘、课程思政场景的迁移与日常化等。

第一，健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规则体系。从宏观规则角度看，大学体育主管单位应出台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周期进度、监督评价体系等指导性文件。在此基础上，大学体育主管单位应建章立制，要求各大学制定具体落实方案。从中观规则角度看，各大学及其二级体育院系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指导性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任务、重难点，并根据体育学的知识体系研制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课程大纲、教学指南及教材。从微观规则角度看，各大学教务处要推动二级体育院系深化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积极推行翻转课堂、混合教学、小组教学等模式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的改革与应用。例如，清华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其表现在领导重视、科学规划等方面。在周诒春、梅贻琦、蒋南翔、陈希等历任校领导高度重视下，清华大学把体育工作同学校育人中心工作紧密联系起来，逐渐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体育传统^[15]。教务处成立了专门负责课程思政建设的部门，校内评比课程思政示范课，体育部多次召开课程思政研讨会，且有1门课被评为课程思政示范课；推出体育课程思政“同行锦囊”，8位教师参与编写“同行锦囊之体育课中的立德树人”，分享开展课程思政工作的经验；组织编制《大学体育》数字化教材。

第二，优化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资源配置。大学体育主管单位应筹措专项经费，与当地体育博物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育实践基地以及其他体育示范单位建立合作，尽可能打破硬件设施的限制，全方位地挖掘运动项目的思政元素。创设良好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空间情境，积极结合运动场地特点改造大学体育教学空间布局，打造智慧教室营造“沉浸式”大学体育课堂。结合当地体育文化资源，将其最大化地融入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凸显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因地制宜性。例如，在首届全国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开幕式上有学者指出，全国高校红色体育联盟应秉持推进红色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理念，聚焦培育时代新人，整合全国红色体育学术资源，积淀红色体育学术成果，建立红色体育资源数据库，为构建高校“铸体育魂”的思政体系和人才培育体系进行有益探索。

3.2   建构主客体关系，重视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当一方以自己的意愿、理念和逻辑来改变对方时，也难以避免被对方形塑和构建。······协商对话、公平互惠、强弱双赢才是时代的基调。”^[16]其中展现的社会互构图景正是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师—学生”要建构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间性理论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包括群主体和类主体发生联系时，就会产生主体间的精神性交往^[17]。这要求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教师—学生”主客体双方具有民主平等、交往互动、情感传递、和谐相处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克服传统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中“主客体二分”模式的片面化倾向。在一般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主客体身份和地位会根据权力比例（率）发生转化，但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主客体身份地位是确定的，即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点在教师。应重点聚焦思政元素的挖掘，至少有两类：一类是由相关事件体现出的课程思政元素，如女排精神等；另一类则是运动项目本身自带的课程思政元素，如长跑运动蕴含的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顽强意志品质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向广大教师提出了“四个相统一”的要求：“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18]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提出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对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进行深入阐述，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19]，这为新时代大学体育教师为人、为师、为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了大力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师要深刻理解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实践过程中不断挖掘思政元素以锻炼“立德树人”的基本功，用体育理论启发学生、用体育实践教化学生，努力推进有理论高度、有实践力度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建构有效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一方面，大学体育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打造有高度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哲学基础，大学体育教师应努力促进大学体育育人传统的形成，如清华大学把体育工作同学校育人中心工作紧密联系起来，逐渐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体育传统，并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探索并建立中国特色大学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为坚定不移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厚植根基。如清华体育已形成了“有理论、有理念、有目标、有口号、有实践”的全方位体育教育体系：“体育的迁移价值”是清华大学开展体育工作的理论指导，“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是清华大学新时期的体育教育观，“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每一位清华人都在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无体育、不清华”则是由清华学生自发喊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口号。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如“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个口号体现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深嵌的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指出的鲜明价值导向和努力目标，是清华大学体育教育发展中最宝贵的财富^[20]。

另一方面，大学体育教师要涵养育人智慧、秉持躬耕态度，打造有力度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体系。大学体育教师可在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引领下沿循“挖掘哪些资源—挖掘多少资源—怎样挖掘资源—如何激活资源思政教育效力”^[21]的逻辑链条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对于大学体育教师而言，应秉承“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水平。例如，马约翰对管理者（体育指导者）的资格提出了要求：应当坚定而和蔼、具有健康体质、了解生理和解剖学知识、熟悉教育方法、对社会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以及具有鼓励先进和惩罚恶劣行为的道德勇气。清华大学体育教师定期在体育部教学研讨会上分享经验，努力在所有运动项目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女排精神、登山精神、乒乓精神等宝贵的中华体育精神与运动项目本身所彰显的思政教育价值休戚相关。例如，女排精神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五次蝉联世界排球竞赛冠军的过程中形成的，给予了全国人民巨大的鼓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结合各个运动项目的特点，充分发挥不同运动项目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守正创新方面所彰显的功效，有助于促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大学体育作为学校主要的通识教育课程之一，其课程思政在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天然的优势。大学体育教师要将“知识传授”作为有效载体，在做好运动技能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基础上，结合所教授运动项目的特点，通过各种教学改革和创新，努力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交往能力、表达能力等，塑造学生的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精神，从而实现体育育人的目标。例如，清华大学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教育理念，体育部教师长期围绕这一理念开展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涌现出许多创新性教学成果。

3.3   加强传播能力建设，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数字化转型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然而，目前大学体育本身所具有的课程思政属性以及课程思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与重视。对此，应加强大学体育课程的传播能力建设，并积极探索新质生产力对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助力作用，促进其数字化转型。

其一，宣传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各大学坚持用运动实践讲思政，依托“体育课”“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等，在文明互鉴的理论视角下充分挖掘民族传统运动项目与西方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思政元素，把握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实践中的叙事逻辑，面向青少年构建大中小幼体育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的创新叙述体系（如清华大学的大中小学体育一体化贯通培养等），打造一批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品牌活动，培育1～2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示范“金课”，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大学体育课程资源。在加大专项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力度、保证配置性资源均衡的前提下，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可沿着“挖掘哪些资源—挖掘多少资源—怎样挖掘资源—如何激活资源思政教育效力”的逻辑链条推进优化权威性资源^[21]。努力打造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示范性强的大中小幼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一体化共同体，特别重视大学体育在思政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并予以相关政策倾斜与规则引导。自“上”出台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周期进度、监督评价体系等指导性文件，中间由各大学及其二级院系结合体育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研制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指南，“下”由大学体育教师积极探索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优化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方法等内容。

在此基础上，各大学要以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为载体，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充分挖掘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中的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元素，并将这些元素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中。这一方面要求对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材建设予以重视，另一方面则要求大学体育教师积极挖掘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中涉及的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元素。同时，加强传播能力建设：通过短视频等助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传播，运营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官方短视频账号，建设短视频素材库，提升大学生的体验感，在数字化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实践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以创新管理为保障，根据“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设计”原则，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平台建设，建立以各大学官方账号为主体、二级学院账号为支撑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传播体系。

其二，借助新质生产力，打开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为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手段，使得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要素更加多元、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深入。当然，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数字化转型首先要有新型生产者，即具有数智素养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师。这要求大学体育教师能够了解、掌握并熟练应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资料，并与传统教学、工作模式相融合；借助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探索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新路径、新成效、新模式，奋力谱写其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具体可从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特征发力，以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红色体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体育文化为力量根基，开发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数字资源，以“数字+”为抓手挖掘生动鲜活的体育教学素材，拓展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中的体育要素，以要素扩展带动创新、丰富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以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特征赋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建设提质增效，让科技赋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走深走实。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体现在公平性上，通过短视频、数字教材、线上教学等创新性发展，突破大学体育课程思政的时空限制，开发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虚拟体育场域，打造出“没有围墙”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个性化上，如利用数字信息技术、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实践情况，建立5G云端衔接数据分析系统，实时跟踪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成效和趋势，实现对学生个性特点和学习需求的精准把握；使用智能算法生成定制化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学习方案，以数智化技术赋能校内校际体育竞赛高质量开展。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特征发力，利用大数据生态系统生成智能数据信息库，打造以互联网为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实践云平台，推进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实现智慧教学和智慧管理。如借助可穿戴设备、摄像头系统、智能传感器械等综合数智化手段打造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场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此外，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实践评价体系的优化，即精准追踪数字化转型实践成效，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评价的立体谱系，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动态反馈改进。

4.   结束语

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依托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大学体育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以立德树人目标为导向，以“先赋优势”“具身参与”“天性—语言—行为三位一体”等特性作为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点。在型构理论视域下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离不开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及其能动作用、数字化转型等要素。“两个结合”造就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在未来新征程上，“两个结合”是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引领和原则遵循。立足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基点，通过大学体育讲好中国体育故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应充分把握数字化变革的新机遇，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一步融合。但在数字化赋能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风险，特别是当机器替代人类就某些运动技能操作作出决定时，有可能跨越人类伦理道德的界限，造成个人隐私泄露或出现反伦理、反道德事件的风险，因此应加强数字技术发展的伦理风险研判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