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1日，第33届夏季奥运会落下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既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力量。新的奥运备战周期已经开始，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1]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交汇点上，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我国夏奥征程取得的成就、经验、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可采纳的策略，将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和体育强国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1.   中国夏奥征程40年的主要成就

1.1   回应奥运会的中国之问

奥运会是竞技体育领域最为重要、开展最为广泛的体育项目大集合，是确认与守持国家身份^[2]、彰显国家竞技体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平台。20世纪初，《中国运动大会之先声》从“中国与奥运会（当时称“万国运动大会”）”的视角提出了三项疑问：“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又何时能够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3]第一问已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实践性回应，而作为更高目标的第二问和第三问在新中国的夏奥征程中相继实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首枚奥运金牌，这一历史性突破有力回应了第二问。自1991年起，北京市政府、国家体委（1998年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等部门、组织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全面推进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经过10年的充分准备与精心部署，2001年7月，北京成功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在申办与筹办过程中，我国开创性地提出并贯彻落实三大奥运会办赛理念，即以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配置为重点、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奥运”，以高新技术介入为支撑的“科技奥运”和以人文关怀、文化互动为关键要素的“人文奥运”。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战略性和独特性的实践深刻回应了第三问。

1.2   拓新参赛项目与成绩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奥委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参加的首届夏奥会，也是我国夏奥征程40年的起点。在这届夏奥会中，我国共派出225名运动员参与田径、竞技体操、射击、举重等16个大项，最终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40年后，我国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派出运动员的规模扩增至405名，参与的大项、分项和小项数量分别提升至30个、42个和236个，在俄罗斯未能参赛的情况下，收获的金牌、银牌和铜牌数量分别达到40枚、27枚和24枚，创下40年来境外参奥小项数量历史之最、夺金大项数量历史新高和金牌总数首次与美国持平的纪录（图1）。从此次参赛成绩看：第一，基于长期强化使命担当、钻研项目规律、科学精细训练和完善体系建设^[4]，跳水、举重、乒乓球、竞技体操、射击、羽毛球项目的竞争优势再一次得到巩固和增强，共计获得27枚金牌、46枚奖牌，分别占我国金牌、奖牌总数的67.5%、50.5%；第二，基于参赛形势的精准把握和高水平外籍教练员的聘请，花样游泳和艺术体操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第三，基于与古巴外教团队共同研定“以攻为主、以我为主”的作战理念和更为科学系统的训练大纲，女子拳击项目获得首枚奥运金牌，并借此重塑了世界女子拳击竞争格局^[5]；第四，基于具有本土特色的竞技网球“双轨制”发展道路，郑钦文打破欧美垄断，夺取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成为竞技网球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6−7]；第五，基于训练中“科技短板”的补足，女子皮划艇双人项目与男子皮划艇双人项目以压倒性优势夺冠，为水上运动项目的全面进步塑造了典范；第六，基于“跨界跨项选材”、“请进来教、走出去训”、完善基地建设与加强资金投入等措施，小轮车、攀岩、霹雳舞、滑板等新兴项目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

图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美奖牌榜

注：图中的数字代表对应项目所获得奖牌的数量。

Figure  1.  Medal tab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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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收敛中美竞技体育差距

40年来，我国日臻完善的制度体系、坚实的物质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主动备战的民族精神力量^[8]进一步推动了竞技体育实力稳步提升，促使我国竞技体育成绩与体育强国——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有研究^[9]指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第23届奥运会）受到大国博弈的影响，存在不充分竞争，因此各参赛国的成绩需审慎评估；而1988年汉城奥运会（第24届夏季奥运会）是自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后，东西方国家首次全面的同场竞技，是衡量我国在世界体育之林所处位置的最佳参照系^[10]。因此，为从客观角度研判中美竞技体育实力的差距，将第24届夏季奥运会数据作为统计起点。

采用国际奥委会官网数据^[11]，该数据已剔除因服用兴奋剂等原因被国际奥委会取消的金牌和奖牌数，并已增补相应国家的金牌和奖牌数，具有时效性和准确性。关于项目的统计，结合国际奥委会有关大项（Sport）和分项（Disciplines）的分类标准，对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项目进行合并：集体球类项目包括篮球、三人篮球、足球、排球、沙滩排球、棒球、垒球、曲棍球、手球、水球；新兴项目包括滑板、攀岩、冲浪、小轮车、空手道、霹雳舞；综合性项目包括现代五项和铁人三项。关于阶段的划分，以我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为基准，将1988年汉城奥运会至2024年巴黎奥运会细分为2个阶段，用以揭示项目成绩变化规律。

从中美两国金牌榜、奖牌榜的项目分布情况（表1）看：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起至2004年雅典奥运会止，我国总计获得97枚金牌、253枚奖牌，其中，跳水、举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竞技体操六大项目形成主要竞争优势，柔道、摔跤、竞技游泳等项目展现出潜在竞争优势；美国总计获得190枚金牌、496枚奖牌，其中，田径、竞技游泳、集体球类、摔跤形成主要竞争优势，赛艇、帆船帆板、拳击、马术、网球等项目展现出潜在竞争优势。中美两国的金牌数量比为1∶1.96，奖牌数量比同为1∶1.96，差距较大。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起至2024年巴黎奥运会止，我国总计获得191枚金牌、442枚奖牌，其中六大项目进一步形成压倒性竞争优势，总计获得132枚金牌、234枚奖牌。值得肯定的是，六大优势项目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国长期保持在夏奥奖牌榜第一集团提供了稳定的、持续有力的内驱力，且为我国缩小与美国传统强项成绩的差距提供了关键支持。在该阶段，美国总计获得209枚金牌、576枚奖牌，其中，传统强项摔跤呈回落之势，田径、竞技游泳、集体球类仍保持主要竞争力，这三类项目共计获得138枚金牌、339枚奖牌。相较之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优势项目上形成了对峙性动态平衡。在此基础上，我国摔跤、柔道、跆拳道等潜优势项目崛起，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在奥运会上的奖牌获取渠道，再度缩小了与美国在金牌、奖牌数量上的差距。该阶段中美两国的金牌数量比为1∶1.10，奖牌数量比为1∶1.30，相较于前一时期，中美两国竞技体育实力差距已显著收敛。

表  1  第24—33届夏季奥运会中美两国金牌榜、奖牌榜的项目分布情况

Table  1.  Event distribution of gold and total medals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24th to the 33rd Summer Olympic Games 枚

项目	第24—28届夏季奥运会							第29—33届夏季奥运会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跳水	19	35		4		11		35	54		1	11
举重	12	28		1		1		27	33		1	5
乒乓球	16	33		0		0		21	33		0	0
羽毛球	8	22		0		0		14	30		0	0
射击	11	28		5		12		17	43		10	24
竞技体操	8	26		5		22		18	41		14	43
艺术体操	0	0		0		0		1	2		0	0
蹦床	0	1		0		0		4	15		0	0
自行车	0	2		1		10		2	6		7	16
摔跤	1	4		11		35		1	16		10	27
皮划艇	1	1		3		7		4	6		1	3
田径	5	12		54		120		7	30		52	145
柔道	5	14		0		5		3	9		2	5
赛艇	0	4		1		15		2	8		4	10
帆船帆板	0	2		4		22		3	6		1	4
拳击	0	1		6		23		6	18		2	11
击剑	0	6		1		2		4	8		4	17
跆拳道	3	3		2		3		4	10		1	8
马术	0	0		2		16		0	0		1	9
射箭	0	3		3		7		1	6		0	5
网球	1	1		9		15		1	3		5	11
高尔夫	0	0		0		0		0	2		3	4
竞技游泳	6	21		57		132		12	40		63	153
花样游泳	0	0		3		7		2	9		0	1
集体球类	1	6		18		29		1	7		23	41
综合项目	0	0		0		2		0	1		1	4
新兴项目	0	0		0		0		1	6		3	19
总计	97	253		190		496		191	442		209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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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构筑中华体育精神景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2]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华民族体育工作者长期生动的体育实践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和意志本色，是中华民族“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和实现体育振兴、民族复兴的内在精神理路。夏季奥运会是全球高水平竞技平台，它为中华体育精神的生成、流布与发展提供了关键场域。在宏观层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报》首次围绕“中华体育精神”展开系统性论述，将其主要内容确立为“祖国至上、敬业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艰苦奋斗”。此后，随着夏季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体育赛事接续举办，广大体育工作者结合运动员的实际表现，又将中华体育精神的主要内容发展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在微观层面，中华体育精神的典型代表包括女排精神、乒乓精神、跳水精神等。以女排精神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蝉联“五连冠”，铸就了以“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为核心内涵的女排精神。至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又凭借高昂的斗志、坚韧不拔的作风、精湛的技术水平，以及勇夺第一、勇于挑战自我与超越自我的行动^[13]，赋予女排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即“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可以说，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砥砺奋进，不断锤炼、升华和弘扬了中华体育精神，使中华体育精神在竞技体育水平提升、体育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1.5   推进对外体育文化交流

夏季奥运会是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体悟和认同多元体育文化的窗口。为推进中华体育文化“走出去”，我国依托夏季奥运会平台开展系列对外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①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国于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大型文化展览活动——“北京2008”。通过陈列与介绍蕴含体育元素的古代文物——彩绘狩猎纹砖、打马球砖、蹴鞠纹青花瓷碗、拳术纹青花瓷罐、素三彩武术纹将军罐盖和五彩童嬉瓷片^[14]，有效增进国外民众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②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与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我国打造线下“中国之家”，通过向国际来访者展示我国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上的卓越表现和中国奥委会在推动奥林匹克发展中的重要贡献，增强国际来访者对我国奥林匹克实践成就的感知。③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我国借助数智技术搭建云端“中国之家”，通过开展主题留言活动、推出“数字体育游戏”、讲述中国体育故事和分发中国体育周边产品，广泛吸引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民众参与，进一步拓展了中华体育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④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我国在有序运转“中国之家”的基础上，于巴黎巴士底设计中心举办专项体育文化展览活动——“龙马风度 体育精神——中华体育文化展”。通过设立“同源”“共生”“交融”“互鉴”四大展区，系统介绍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演进、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历程及其所蕴含的智慧，以及在长期体育实践中生成的中华体育精神，辅以文化沙龙、文创产品、虚拟游戏“体育文化推荐官”、投壶等传统体育体验活动，向国际社会全面呈现中华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极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悦纳程度^[15]。

2.   中国夏奥征程40年的特色经验

2.1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走好奥运强国、体育强国建设道路，办好中国体育事业，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具有显著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五大优势，能够科学应对复杂局势与重大挑战，开创性地回答时代之问，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回顾40年夏奥历程，体育系统实现高水平办奥、取得更好夏奥成绩、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等系列目标，正是得益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具体表现为，体育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严肃执行党制定的一切体育方针和政策，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扎实推进奥运备战与参赛、筹备与举办各项工作，为奥运征程开创新局面筑牢政治基础与制度根基。在工作推进过程中，以国家女排队、体操队、举重队、花样游泳队、拳击队、自行车队、击剑队、射击队、帆船帆板队、跆拳道队、田径队以及部分省市级运动队为主阵地，实施“支部建在运动队”策略^[16]。围绕思想建党，开展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学习活动和党史系列教育，以及“祖国在我心中”“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运动员与训练管理团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强化责任担当，树立正确的竞赛观、权力观和政绩观；围绕项目组织的实际情况，建立特色鲜明的“接收、培养、选拔、管理、激励”工作制度，锻造高素质训练管理队伍与优秀运动员队伍，同时延展支部的社会面“触角”，构建多主体、宽领域的立体作战体系，统筹推进运动项目竞技水平提升攻坚行动，逐步形成“党建带队建”的一体化工作格局，实现训练备战工作与党建工作共通共融，为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争取佳绩和展现良好精神风貌提供明确的思想引领和坚实的组织保障。

2.2   制定实施奥运战略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原国家体委召开“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体育改革会议”，正式提出“奥运战略”^[17]。此后，原国家体委依据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构建原则，遵循螺旋式的发展理路，对“奥运战略”进行持续优化，为“举国”实现夏奥理想提供清晰的行动航标。循迹来看，自1995年起，原国家体委（后称“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印发《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研判国际体育格局、辨识现实矛盾与把握时代机遇的基础上，从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阶段性发展目标、主要措施4个维度对竞技体育发展与奥运参与作出系统性、规范性设计。同时，以《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事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为推动点，展开同步谋划。以相互支撑、协调联动的政策矩阵驱动竞技体育发展与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与国际竞技体育发展趋势和规律相契合，并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历史成就充分证明，奥运战略是原国家体委（后称“国家体育总局”）作出的科学抉择，是我国在竞技体育发展中赢得主动的必然之举，也是我国竞技体育在奥运征程中搏击奋进、攀登高峰的坚实保障。

2.3   践行新型举国体制

4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传统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客观上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体育基础薄弱，要推动竞技体育跨越式发展，必须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依托，实行传统举国体制。传统举国体制的出场确实促使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攀升至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经济运行体制转轨与传统举国体制同步展开，传统举国体制下“政府包办”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如体制运行效率递减、聚合协同能力薄弱、制约市场和社会参与、阻滞多元功能发挥等^[18]。为破除问题桎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开始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实质上是对传统举国体制进行扬弃的产物，它既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质，又融汇市场经济语境下“社会自力主导、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机理，是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新型举国体制现行的运行机制如下。①在组织机制层面：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并众力、用群智”，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一体发力的决策指挥体系、组织实施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为竞技体育人才培育、备战参赛、特色竞赛体系建设、体育文化建设、反兴奋剂治理赋能^[19]。②在训练机制层面：主张“保基本、稳优势、补短板、促均衡”，致力坚持发扬“三从一大”训练原则，支持市场化发展需求提振不佳的项目仍遵循传统举国体制长期实践的历史逻辑，走政府主导的专业化竞训管理道路；支持具备一定群众基础和市场开发潜力的竞技体育项目逐步走“小政府、大市场”的特色职业化、产业化竞训发展道路。③在竞赛机制层面：注重发挥竞赛的杠杆和引领作用，倡导各级各类综合性运动会、单项体育赛事在项目规模、项目设置、竞赛编排、运动员注册交流、计分办法、监管策略等方面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接轨^[20]，在竞赛周期规划上满足国际大赛备战需求。④在保障机制层面：一是持续深耕政策法规建设和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二是鼓励开展体育科技研发与应用工作；三是高度重视“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针对美国在兴奋剂领域的“长臂管辖”，构建“反”“防”同步的反制机制^[21]；四是大力推行“小、初、高、大”体育教育逐级衔接、“学校体育、家庭体育、社会体育”有机融合、各层级各类型赛事协调联动、“跨界、跨项、跨地域”多维支撑、中外教练员合作共谋的竞技人才选拔、孵化和输送方针^[22]；五是拥护完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行的人才激励机制、社会资本参与的财税优惠和补偿机制、竞技体育发展的组织绩效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实践经验表明，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已然推动我国部分竞技体育项目发展发生系统性跃升。

3.   中国夏奥征程40年的未解难题

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中，跳水、举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竞技体操这六大项目对我国金牌、奖牌总数的整体贡献率始终保持在60%、50%及以上（图2）。因此，我国夏奥优异成绩的获取在极大程度上高度依赖这六大项目的突出表现。有研究^[9]将此定义为“中国奥运战略面临结构性的内在矛盾”。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采取“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奥运方针^[23]，完成六大项目发展资源的高强度整合配置，实现对奥运争光目标的积极回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应认识到，长期的争光“路径依赖”可能引发负面效应，即陷入“伊卡卢斯悖论”困境：组织不断复刻原有的成功模式，以期获得连续的成功，然而，当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以往行之有效的成功模式失灵而未能及时建立新模式予以应对时，组织可能陷入停滞不前乃至衰退的困局，且难以摆脱这一不利处境。换言之，在夏奥项目持续调整、国际竞技规则日趋复杂且竞争态势不断加剧的情形下，我国若要维稳或提升整体竞争力，就必须从“局部求强”走向“全面求强”。这意味着在关注六大优势项目的成效之外，还需全面审视、分析集体球类、基础大项、潜在优势项目的具体发展程度，为培育新的“争光”增长点、实现“全面求强”提供科学依据。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24]

图  2  第24—33届夏季奥运会中国六大项目金牌、奖牌整体贡献率

Figure  2.  Gold and medal contribution rates of China's six major sports in the 24th to 33rd Summe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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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集体球类项目发展不充分，长期处于“颓势”状态，与美国集体球类项目的强势表现形成强烈反差。以数据为证，在第24—33届夏季奥运会上，我国男子集体球类项目发展持续低迷，女子集体球类项目虽获得过2枚金牌、13枚奖牌，但其国际竞争力并不稳固，具体表现为女子篮球、三人篮球、排球、曲棍球等项目的竞技表现波动较大，足球、水球项目呈现出明显下滑趋势，手球、沙滩排球项目长期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等（表2）。一是我国集体球类项目的社会参与广度和职业转化效度不足，以致未能营造出“有机体育社会”的良好环境，从而在社会文化层面未能积累足够的竞争资本。以足球项目为例，现阶段我国注册的球员共计53.9万名（部分校园球员未统计入内），该数据较历史阶段有所增长，但仍未达到与我国庞大人口规模相适配的合理水平。根据国际足联《2023职业男子足球年度报告》，我国职业球员仅有1586名，占我国注册球员总数的比例尚不足0.3%，可见我国足球项目的大众参与建设和职业化建设未能实现同频共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情况并非孤例，在篮球、排球项目发展中也普遍存在，且在手球、水球、橄榄球等项目发展中表现得更为严峻。这主要是行政注意力偏置、场地设施供给短缺和学训矛盾突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我国本意通过学习、模仿域外集体球类发展路径来充分转化“后发优势”，却因未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25]，造成了“后发劣势”的意外结果。比如我国构建的“举国体制+市场机制”在赋能集体球类项目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互斥反应”，表现为行政强势干预集体球类项目的市场化、职业化发展和资本挟持集体球类项目的合规行政管理。前者强调的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与各级项目协会在职能界定、人员配置、法人意志方面仍存在混同问题^[26]；在赛事招投标与开发、赛程安排与仲裁处罚、人才选拔与政治晋升等方面仍存在设租问题。后者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受利益驱动和权力屈从惯性影响，不断生发寻租（如利益输送等）行为，又凭借寻租能力“俘获”项目主管机构（体育行政部门与项目协会），使其成为自身垄断利益之“盾”。在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相互裹挟之下，运动员选材非理性、竞训模式欠适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成为我国在“制度—技术”层面垒筑起丰厚竞争资本的桎梏。基于上述种种，我国在集体球类项目上至今未能形成与西方国家相抗衡的核心竞争力。

表  2  第24—33届夏季奥运会中国集体球类项目排名情况

Table  2.  Rankings of China's team ball events in the 24th to 33rd Summer Olympic Games

届次	篮球			排球			曲棍球			手球			足球			沙滩排球			棒球		垒球		水球			橄榄球			三人篮球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第24届	11	6		—	铜牌		—	—		—	6		13	未设项		未设项	未设项		未设项		未设项		11	未设项		未设项	未设项		未设项	未设项
第25届	12	银牌		—	7×		—	—		—	—		—						—				—
第26届	8	9		—	银牌		—	—		—	5		—	银牌		—	—		—		银牌		—
第27届	10	—		—	5		—	5		—	—		—	5		—	9+19		—		4		—	—
第28届	8	9		—	金牌		—	4		—	8		—	9		—	9+19		—		4		—	—
第29届	8	4		5	铜牌		11	银牌		12	6		13	5		9	银牌+铜牌		8		6		12	5
第30届	12	6		—	5		—	6		—	—		—	—		19	4		未设项		未设项		—	5
第31届	12	10		—	金牌		—	9		—	—		—	8		—	9						—	7		—	—
第32届	—	5		—	9		—	9		—	—		—	10		—	9+9		—		—		—	8		—	7		8	铜牌
第33届	—	9		—	5		—	银牌		—	—		—	—		—	9		项目取消		项目取消		—	10		—	6		8	6
注：“×”代表存在兴奋剂问题；“+”代表多支队伍参赛成绩；“—”代表未获参赛资格或未取得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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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径、竞技游泳项目在夏季奥运会中的奖牌设置占比高达总量的四分之一，是夏季奥运会的基础大项，业界素有“得田径、游泳者得天下”的论断。然而，回顾40年夏奥历程，我国在田径、竞技游泳大项上的发展并不充分（表3）。具体来看，在历届夏季奥运会的田径项目上，我国与美国的金牌差值介于5～13枚，奖牌差值介于15～30枚，差距显著。我国田径项目的“争光”点较少，主要分布在竞走和女子投掷两类项目上，鲜有涉及短跑、中长跑、跳跃等其他项目。虽然我国亦曾在这类项目上取得过突破性成绩，如王军霞夺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5000 m冠军，刘翔夺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 m栏冠军等，但遗憾的是，在王军霞、刘翔等优秀运动员退役后，这些项目未能持续发展并形成稳定的竞争优势，相应的项目成绩也就呈现“昙花一现”之态。至于竞技游泳项目，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上，我国与美国的金牌差值介于6～15枚，奖牌差值介于14～33枚，可见与传统体育强国美国相比，我国竞技游泳的整体实力仍显不足。一方面，与田径项目境况相似，我国在竞技游泳项目上亦存在部分小项生命周期偏短的问题。例如，自孙杨遭禁赛以来，我国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再无建树。这主要是由于运动员梯队建设、运动员心智培育、相应的训练体系以及管理模式等存在短板。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下，美国假“反兴奋剂”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频繁对我国竞技游泳项目实施“长臂管辖”，运用无端指控、非正当程序检测、密集性检测等手段，干扰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员的竞赛节奏与心理状态，从而影响其竞赛水平的正常发挥，造成我国竞技游泳项目成绩低于预期目标。可以说，这些内外因素叠加，共同对我国竞技游泳项目实力提升构成严峻挑战。

表  3  第24—33届夏季奥运会中美田径、游泳项目金牌、奖牌情况

Table  3.  Gold and total medals in athletics and swimming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4th to 33rd Summer Olympic Games 枚

届次	田径						竞技游泳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第24届	0	1		13	26		0	4		8	18
第25届	1	4		12	30		4	9		11	27
第26届	1	4		13	23		1	6		13	26
第27届	1	1		7	16		0	0		13	33
第28届	2	2		9	25		1	2		12	28
第29届	0	4		7	25		1	6		12	31
第30届	2	10		11	28		5	10		16	31
第31届	2	6		13	32		1	6		16	33
第32届	2	6		7	26		3	6		11	30
第33届	1	4		14	34		2	12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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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潜优势项目是在历届奥运会中多次（≥3）获得奖牌，并在后续奥运会中有望实现突破的竞技体育项目^[27]。它既是各国奥运“夺金”的重要增长点，也是各国奥运优势项目失利时维稳国家奥运整体竞技水平的关键力量。截至第32届夏季奥运会，我国已培植出12项潜优势项目（除女子排球、田径、竞技游泳外），分别是赛艇、柔道、摔跤、击剑、射箭、跆拳道、蹦床、自行车、帆船帆板、拳击、花样游泳和皮划艇（图3）。这些潜优势项目在第33届夏季奥运会中共斩获7枚金牌、20枚奖牌，与美国在同类项目中获得的8枚金牌和26枚奖牌形成均势竞争（图1），可以说，这些潜优势项目为我国从全局上缩小与美国的竞技实力差距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也需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潜优势项目缺乏稳定的金牌和奖牌竞争力。例如，在第33届夏季奥运会中，我国的12项潜优势项目仅皮划艇、花样游泳和拳击项目获得金牌，自行车、赛艇、帆船帆板、击剑项目未取得任何奖牌。再如，跆拳道已连续2届夏奥会未能斩获金牌，摔跤、柔道、射箭项目已连续4届未能实现夺金突破。这种成绩波动现象揭示出我国潜优势项目的发展基础尚不牢固，暂不具备稳健的增益性。故此，值得警惕的是，若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在同届奥运会中同时失利，则该届奥运会的整体表现将大幅偏离预期。在第31届夏季奥运会上，我国射击、竞技体操两大优势项目仅获得1枚金牌，而潜优势项目夺金点又乏善可陈，致使我国奥运金牌、奖牌成绩大幅滑坡。检视潜优势项目成绩波动不稳的根源，与我国集体球类项目和基础大项发展中的问题“症结”高度相似，统合表现为职业化与社会化水平较低、后备力量薄弱、运动员心理韧性不足、训练体系不完善、教练员决策合理性欠缺、资源分配非正义、监督管理体系与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基于此，立足长远，要全方位提升我国潜优势项目的竞技水平，则需以问题为导向，联动发力、靶向纠治。

图  3  中国夏季奥运会潜优势项目发展历程

Figure  3.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hina's potential advantage events in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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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备战夏季奥运会的前瞻思考

4.1   守正创新：完善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多轨并存新机制

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多轨并存新机制，对新征程中我国夏奥项目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所谓守正创新，是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体现在指导思想、战略方向、机制创新3个维度。

（1）在指导思想上，坚定不移走我国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道路。由新华社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体育强国之路——习近平关于体育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与世界启示》^[28]进一步提炼我国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日益完善的典型特征，即“新型举国体制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为竞技体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此，在新征程背景下，坚持我国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才能为科技引领我国夏奥项目高质量发展创造改革发展空间。当然，在“守正”的基础上又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举国体制，进一步丰富其理论内涵、实践举措，让举国体制始终保持活力、不断迸发强劲动力”^[4]。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9]，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坚持我国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不动摇，积极探索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多轨并存新机制，进一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2）在战略方向上，树立我国夏奥项目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战略目标，破解我国夏奥项目长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境，在新的奥运备战周期实现全面发展、重大突破、再立新功。建议从2个战略层面纵深推进：一是推动夏奥项目整体实力向绝对实力转化，通过拓展优势项目群、弥补结构性短板、优化奖牌结构，实现项目分布的均衡性与竞争力协同，在整体与局部、广度与强度2个维度上形成战略合力。二是在纵深推进我国夏奥项目全面发展的同时，对游泳大项实施重点攻坚，为我国整体竞技体育实力提升提供后劲。当前，集体球类项目面临投入大、周期长、突破难的现实瓶颈；田径项目受限于设项复杂、人种禀赋及科技赋能等多重因素，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也存在一定难度。相较之下，游泳大项具有设项多、集约化发展程度高、以体能为主等特征，且我国在游泳大项上已开始崭露头角，对美国三大优势项目形成一定的突围态势。第24—33届夏奥会数据显示，美国在游泳大项上每届获得的金牌数在8～16枚，由此推测，如果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国游泳项目能够获得5～8枚金牌，或将直接冲击夏奥会的中美竞技格局。为此，对游泳大项实施重点攻坚，推动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是应有之策。

（3）在机制创新上，坚守以“三从一大”训练原则为代表的优良传统，坚持引进国外优秀教练员团队、吸纳国际顶尖人才，深化对国际先进经验的借鉴融合，继承我国参加历届夏奥会积累的实践成果，如在巴黎奥运会备战过程中形成的“科学备战、务实备战、创新备战、节俭备战、廉洁备战”等一整套方案和措施^[4]，健全备战体系。着力推动我国夏奥备战体系机制创新发展，充分释放我国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的改革活力与发展空间，在坚持新型举国体制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轨并存、多轨融合发展的新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和各方利益主体的动能，协同共进助推我国夏奥项目全面发展迈上新台阶新水平。

4.2   科技引领：创造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竞技体育发展新优势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30]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布局，体育领域迅速跟进并进行理论探索，这不仅是推动直接受益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31]，更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32]。结合我国夏奥参与的显著优势、发展困境与破局方向，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在战略目标层面，应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实现我国夏奥项目从全面投入、全面参赛向竞技体育绝对实力的全面转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而全面投入与参赛是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应聚焦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绝对实力，将全面投入、全面参赛战略布局转化为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具有统治力的竞技水平，以此作为新质生产力引领我国夏季奥运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志，推动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

（2）在战略布局层面，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游泳大项取得重大突破。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将全面投入、全面参赛转化为竞技体育的绝对实力。游泳大项是中美两国夏奥竞争的重中之重，科技创新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游泳大项设项多，科技助力产生的项目集约化效应强，应大力发展以体能训练为标志的科技创新，从体育强国竞争意义上来说，游泳大项的竞争就是体育科技实力的竞争。

（3）在技术发展层面，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优势项目运动技战术的革命性突破。运动技战术的创新发展及合理运用是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重要一环，创造优异成绩也往往伴随技战术革命性突破。例如：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的快攻“背飞”技术，我国跳水项目的落水技术（俗称“水花消失术”）；美国篮球运动员库里创新运用的“一段式”远投技术等。这些运动技战术的突破极大提升运动员或团队的竞技表现，并成为部分国家在优势项目中长期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支撑与核心竞争力来源。

（4）在生产关系层面，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全面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我国资源要素创新性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绝对实力。以竞技主体（运动员、教练员及团队等）、运动训练及技战术发展、科技助力及其优化组合的创新跃升为基本内涵，提升生产关系及要素配置创新能力，注重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的改革发展、奥运备战模式或方案的创新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提升等，进而对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

4.3   夯基固本：全面优化以体教融合为重心的多元人才培养体系

如果没有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作为基础性支撑，我国奥运战略的实施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新时代新征程发展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必将发生重大变革。我国相对应地提出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该政策被置于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下，立意深远，旨在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为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指明新方向^[33]。体教融合的政策立意在于整合院校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大路径，实现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教结合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顺应新时代我国奥运冠军培养的基本规律。有研究^[34]对我国251名奥运冠军的成长规律展开探索，提出“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要完善优秀运动员成长的体制机制，推动优秀竞技人才的多元化培养”，这为我国奥运冠军培养提供了重要路径和时代启示。

新时代体教融合政策自实施以来已逾四年，从政策引导到实践落地，体教融合已步入全面深化发展的“深水区”。在此背景下，应坚持守正创新和科技引领，紧密围绕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多轨并存新机制，着力推动新征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夯基固本。“夯基”指的是夯实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的基础；“固本”是巩固并进一步强化以“三级训练网”体系为主的新型举国体制创新性发展。“夯基”和“固本”是一体两面，遵循以下3条路径。

（1）注重传统体校的转型发展、传统体工队及省级训练中心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家队备战模式的创新探索。高质量文化教育一直是我国传统体校发展的短板，应注重传统体校的转型发展，引入优质文化教育资源，实现文化教育“中职贯通”“中本贯通”培养。受限于优质文化教育资源的传统体校，可以考虑与辖区内的重点中小学开展学训融合发展，也可以在各级教体局的整体布局下实现“关停并转”。传统体工队的转型发展应紧密结合各省市竞技体育的比较优势进行整体布局和项目优化。应坚持开放办体育，融入优质的文化资源、引入市场力量、激发社会活力，注重提升服务省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效率与质量。与此同时，转型并打造省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示范中心，以省级训练中心建设为龙头，实现传统体校与体工队的转型发展。作为“三级训练网”体系的最顶端，国家队各项目训练中心建设及备战模式的创新探索对于拓宽我国参赛的基础面向、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乃至推动我国竞技体育绝对实力的转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体系支撑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一条龙”培养机制。国民教育体系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对于广泛发掘各项目后备人才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三大球”等集体项目中，其价值愈加凸显。以女足项目为例，《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2022—2035年）》“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一条龙’女足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体教融合的‘一条龙’升学保障体系，畅通女足运动员上升通道”^[35]。该方案不仅拓展了体教融合在重点项目中的实践维度，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提供了具有示范效应的制度样本。

（3）进一步扩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体育俱乐部培养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发展空间。瞄准集体球类项目、网球、高尔夫球、新兴项目等市场化前景广阔的项目，进一步探索职业体育俱乐部各年龄组梯队人才的培养模式，进一步强化社会体育俱乐部在竞技体育低年龄组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定位，提升其在后备人才体系中的实际参与度与育人效能。通过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与协同意识，汇聚改革发展合力，夯实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的基础，系统推进体教融合纵深发展，构建高质量育才新格局。

4.4   全面求强：推行以“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为主线的发展战略

在守正创新、科技引领、夯基固本三位一体战略支撑下，应将确保实绩实效作为最终目标，为持续推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再上新台阶新水平提供动力牵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目标任务，如何理解促进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应置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与新时代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中思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9]诚然，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同样适用于体育领域。竞技体育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柱，其全面发展理应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指引，不断强化竞技水平、项目布局等方面的发展韧性，致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统筹兼顾。

（1）持续推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要把握“量的合理增长”。“全面投入、全项目参赛乃至‘量的合理增长’是推动我国奥运战略夺金点不断涌现的基础保障，也是支撑我国竞技体育实现‘质的提升’的重要基础。”^[36]夏季奥运会作为全球最高水平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目前仅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体育强国（大国）具备全面投入与全面参赛的基础。不可否认，我国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实现了参赛版图的拓展，但在集体球类项目上，仍存在结构性参与短板，在田径、游泳部分小项上竞争力亦显不足。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在巩固既有参赛基础的同时，注重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推进全项目参赛能力的结构性提升。一是在集体球类项目上寻求突破，特别是在“三大球”项目上亟须实现实质性进展。男篮、男足、女足、男排等项目应力争重返夏奥会决赛阶段，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亦应寻求突破性进展，以增强集体球类项目的整体竞争力。值得关注的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5个临时项目（腰旗橄榄球、棒球/垒球、板球、壁球和棍网球）均为美国擅长的集体球类项目，这或将进一步拉大中美在集体球类项目上的竞争差距。由此观之，我国在集体球类项目上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二是在具备突破潜力的小项上持续发力，尤其需对我国曾取得辉煌成就的小项进行重点布局，总结其成功经验，推进其革新发展，如王军霞时期的女子长跑小项、刘翔时期的110 m栏小项等，这些传统优势小项的再次崛起或将提升我国部分优势小项发展的稳定性，同时对于我国全项目参赛目标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2）持续推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要把握“质的有效提升”，明确普及与提高这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重要原则。冠军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由广泛参赛基础、整体实力提升、绝对实力转化逐层支撑起来的系统性过程，呈现出金字塔式的发展结构。这里的“普及”指的是全项目参赛，2024年巴黎奥运会是我国境外参赛小项数最多的一届奥运会，今后要在集体球类项目和一些具有突破性可能的小项上保持“量的合理增长”，进而为“提高”层次打下基础。这里的“提高”即是指“质的有效提升”，第一个层次即为提升以奖牌榜为代表的竞技体育整体实力，第二个层次即为注重转化与提升以金牌榜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绝对实力。目前我国在提升以奖牌榜为代表的竞技体育整体实力方面展现出良好的适应性，而在竞技体育整体实力转化为以金牌榜为代表的绝对实力方面尚显不足。因此，我国在新征程全项目参赛目标保持“量的合理增长”的基础上，要特别突出竞技体育整体实力向绝对实力的转化与提升，着力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响应“质的有效提升”，持续推进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再上新台阶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