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1]体育场地设施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各地持续发力，体育场地设施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从2013年底的1.46 m²增长到2024年底的3.0 m^2[2]，但目前仍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优、分布不均等现实阻滞，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存量更新时代，新增建设用地日益紧缺，传统依靠新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供给模式在建设速度、规模、覆盖度、满意度等方面均难以为继，亟须转变体育场地设施供给理念，挖掘城市非体用地的体育化利用潜力。因此，将城市公共空间纳入体育视域并对其体育化利用，可有效缓解体育场地设施用地的限制与束缚，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

当前，国家层面已出台系列政策法规支持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如：《体育法》第八十六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充分、合理利用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闲置资源建设用于公民日常健身的体育场地设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年）》提出，在居住区公共活动场地、社区公园、闲置空地建设中因地制宜补齐健身设施，大幅增加健身步道、体育公园、户外运动设施等绿色便捷的健身新载体^[3]。在国家宏观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引领下，各地积极响应，不断尝试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新方式，如桥下空间嵌入体育场地设施、滨水空间建设体育公园、老旧厂房改造为体育服务综合体等，有效促进了体育场地设施的供给，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利用效率。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育场地设施供给理念和方式，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在推广和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与壁垒。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概念界定为逻辑起点，归纳分析其主要模式与时代价值，深入剖析国内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以国内外实践经验为镜鉴，提出相应推进策略，旨在为加快推进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照，助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概念界定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体育场地设施用地的紧张，同时，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城市居民的健身需求日益增长。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健身需求，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积极探索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途径，探索发现城市体育空间供给应突破专项化空间载体建设思维，向屋顶、桥下、滨水、厂房、绿地、街道等多种形态的空间载体延伸，由此衍生出“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新概念。

现有对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公共空间的物质功能角度出发，提出对城市公共空间化利用可以拓展城市体育空间的范围。Kostrzewska^[4]提出城市体育空间双重分类法（表1），将居民体育活动的范围从传统正式体育空间拓展至非正式体育空间中。何金廖等^[5]介绍德国以城市绿色空间为基底，通过体绿融合规划模式，将大众体育设施系统性嵌入城市绿色空间网络。陈元欣等^[6]、方雪默等^[7]提出通过对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建筑进行体育化改造，以增加体育场地设施供给。②从公共空间与体育活动的耦合机制出发，证实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能有效提高居民运动参与度。翁锡全等^[8]通过分析城市建筑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影响，发现城市街道网格布局、风景园林、健身康乐设施和土地规划使用等都能显著影响居民运动参与度。Koohsari等^[9]通过量化分析不同类型和特征的公共空间对身体活动的差异化影响，为城市规划者利用现有公共空间进行适应性改造提供了循证依据。戴颖宜等^[10]探讨了绿色空间对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影响，发现绿色空间与居民运动参与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③从公共空间治理的角度出发，解释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是优化体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Milan等^[11]认为城市闲置空间体育化利用是一种政治干预手段，其核心在于为边缘化人群提供参加体育娱乐活动的空间。王振宇等^[12]基于“可供性”理论分析认为，公共空间具有高度开放性、共享性，能够弱化传统体育场（馆）的高门槛限制，消解城区体育场地设施分布不均、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体育空间“绅士化”现象。

表  1  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双重分类

Table  1.  Double categorization of urban public sports space

空间形态分类	空间形态	具体内容
正式体育运动空间	室内体育设施	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体育综合体
	室外体育设施	体育场、体育公园
非正式体育运动空间	广场、街道、公园等	利用其建筑元素（如栏杆、楼梯、坡道）进行体育活动
	自然空间	开展骑行、攀岩、滑板等户外休闲活动
资料来源：根据Kostrzewska[4]的研究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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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既有研究基础，本文将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界定为：从城市整体规划角度出发考虑城市空间的体育功能，对建成区内向公众开放的、已具备或潜在具备体育功能的公共空间进行适应性改造，其核心在于在时空维度激活公共空间的体育功能。在时间维度上动态调节公共空间的使用安排，在特定时间段用于承载体育休闲活动，在空间维度上基于公共空间原有结构嵌入体育设施，将传统意义上的体育空间与城市空间融为一体，即将整座城市转化为承载居民体育休闲活动的空间和载体。特别指出，城市公共空间体育赛事利用属于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特殊形式，其本质上是依托“以城为景”的场景化嵌入模式，通过将体育赛事从封闭的竞技赛场转移到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公共空间等核心资源双向赋能，但此类利用形式受体育赛事本身的即时性和不可重复性影响，更加强调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最小化干预原则，服务于体育赛事临时性需要，在赛事结束后迅速恢复城市公共空间的原有功能，减少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长期影响。本文重点探讨的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是一种长期性的综合规划策略，强调城市公共空间与体育元素在空间设计上的内在整体性和时间使用上的连续性，促使城市公共空间能够持续地服务于居民的体育休闲活动，故本文不将城市公共空间体育赛事利用纳入研究范围。

2.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主要模式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模式既是利用城市公共空间供给体育场地设施的实施路径，也是指导城市公共空间开展体育化利用的规划导则。本文以城市用地占比面积较高的4类公共空间（城市闲置空间、绿色空间、城市道路、城市广场）为空间载体，基于其空间特征构建差异化的改造路径，从而提出4类模式，即闲置空间体育元素激活模式、绿色空间体育场景营造模式、道路空间体育网络规划模式、广场空间体育功能叠加模式（表2），以此充分挖掘城市公共空间的潜在体育价值，多渠道拓展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空间，着力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

表  2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模式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sporting utilization patterns of urban public space

空间类型	利用方式	模式类型	模式特点	价值侧重
闲置空间	功能置换	闲置空间体育 元素激活模式	对闲置空间进行再生利用，通过体育设施嵌入和体育业态置换，将其转化为体育活动空间	助力城市更新
绿色空间	功能混合	绿色空间体育 场景营造模式	以绿色空间为基地，依托自然条件优势资源，供给体育运动项目，让人们体验在自然中运动的乐趣	培育体育消费新载体
城市道路	系统规划	道路空间体育 网络规划模式	对道路空间重新规划，优先考虑行人、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发挥慢行道路集通勤、体验、休闲、健身于一体的复合功能	促进居民主动健康
城市广场	功能叠加	广场空间体育 功能叠加模式	在保持广场空间原有土地性质和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时间内暂时性赋予空间体育休闲功能	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刺激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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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闲置空间体育元素激活模式

截至2023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6.2%，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导致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紧张、公共服务设施不足、低效闲置空间增多等问题显现。在此背景下，推动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的闲置空间体育元素激活模式应运而生。闲置空间体育元素激活模式是指引入体育功能活化城市中的闲置空间。对闲置空间体育化利用：一方面，将体育功能引入城市高架桥下、街旁、屋顶、滨河等低效空间，不仅能够解决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还可通过体育的正外部效应带动周边区域更新，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空间品质，提高更新效益；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新增体育需求不断涌现，原先城市规划的土地用途和容积率必然会与新需求出现错配，通过闲置建筑空间的体育功能更新与体育业态置换，能有效规避用地性质变更带来的制度性成本，加快培育体育新业态，进而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13]。

闲置空间体育元素激活模式在实践中主要有2种形式：①体育设施嵌入城市“金角银边”。首先，通过设施嵌入方式破解用地难题，城市建设初期因规划管控不够全面、精细，致使部分公共空间沦为边角地、零星地或失落空间。因此，可以利用社区闲置角落、桥下空间、楼房屋顶“见缝插针”式地嵌入体育场地设施。其次，要坚持普惠性原则，体育场地设施的运营成本普遍偏高，一些场地收费可能超出群众承受能力，导致群众就近就便、优质普惠的体育健身、休闲文化服务难以找寻。体育设施嵌入“金角银边”也是推动优质普惠的公共体育服务下基层、进社区的重大举措，引入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社会机构在设施管理、场地使用、培训服务、后勤保障等方面提供专业空间服务，实现空间利用效能的最大化。最后，要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嵌入式体育设施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特征，需要建立多元供给机制，可以充分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试点、“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等项目契机，申报中央及地方补贴资金，同时双管齐下，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探索专业机构连锁化运营嵌入式体育设施管理，以规模化保障运营的可持续性。②体育业态置换闲置建筑。一是通过体育功能置换方式解决用地性质变更难题。由于工业遗产转型或商业空间业态更新的需要，部分工业厂房和商业空间处于闲置状态，这种供需不一致造成的闲置却囿于用地性质问题不能在短时期内转型。闲置建筑业态置换不需要对空间结构进行大拆大建，根据建筑空间的结构和条件植入合适的体验类和培训类体育业态，可以在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而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实现闲置建筑的“涅槃重生”。二是通过植入多元业态实现原有空间功能和服务的优化升级。闲置建筑业态置换属于营利性项目且实施主体大多是社会力量，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实行在5年内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体育产业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单靠体育项目可能存在5年过渡期内无法回收前期成本的风险，需要以体育项目引流，打造融合体、文、旅、科、商为一体的综合性体育文化园区。如上海翔立方体育服务综合体是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来的，根据地域规划及人口特性，引进了超30种运动项目，吸引了包含娱乐、餐饮、培训等多家企业进驻，推动体育与相关企业的共生与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育产业链和体育消费场景。

2.2   绿色空间体育场景营造模式

近年来，户外运动正逐渐成为人民群众走向自然、拥抱自然、乐享生活的新潮流、新时尚，户外运动产业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CBNData发布的《2023体育消费趋势报告》显示，citywalk（城市漫步）、cityride（城市骑行）、“上山下水”的极限运动（如滑雪、攀岩、冲浪等）是时下最热的都市休闲方式，城市滨水空间、公园、山地等公共空间已成为重要的引流空间和消费名片^[14]。绿色空间体育场景营造模式强调依托自然条件优势资源，推动冰雪、山地、露营、水上、航空等户外运动项目差异化供给，并整合设施、活动与服务，打造自然运动体验场景，丰富体育活动体验、激发体育消费活力，使得体育消费不局限于传统的体育场（馆），而是各地结合自然条件资源优势创新打造体育消费新载体，营造体育消费新场景，扩大体育消费新需求，从而将自然资源转化为体育消费增量空间。

绿色空间体育场景营造模式的发展举措主要有：①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布局体育设施。户外运动场景是以自然生态为基底构建的开敞式绿色运动空间，针对已建成的体育公园，不再走单一运动项目的老路线，而应使其功能更多元，除大型综合性体育公园外，可以依据体育公园自然地貌特征，升级改造为山体健身公园、轮滑体育公园、水上运动公园等主题特色鲜明的体育公园，并注重运动场地与绿化交融，功能分区要有机融合，适当开放公园内草坪为飞盘、轮滑、腰旗橄榄球等休闲项目提供空间，实现“旧瓶装新酒”。针对有条件向户外运动开放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旅游景区、环城游憩带、城市滨水空间、郊野公园等，按照“统筹规划、最少干预、以找代建、因地制宜”的原则，铺设登山步道与骑行道、设立露营基地、建造水上运动码头等，并结合城市发展规划，引导道路、水电、排污等设施向户外场地延伸，在周边建设加油站、充电桩、停车场、城市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②一体化规划延长产业链。户外运动场景的产业链条较长，可与旅游、文化、康养、体育培训等行业相融合，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15]。但以往多数体育公园或户外运动场地在设计建造时仅作为单一的体育设施来考虑，政府一次性投入后未充分考虑后期运营管理对整体户外场景的要求，限制了户外运动项目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潜力，后期产业链相对单一，社会力量参与意愿较低。户外场景营造模式应注重空间一体化、业态一体化、服务一体化，在户外项目布局阶段就要综合考虑户外办赛需求与赛后综合利用有机结合、户外运动体验与旅游、度假、文化体验等有机结合，优化户外产品服务体验，拉动多种消费需求，拓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2.3   道路空间体育网络规划模式

城市道路是承载健身跑、健步走、骑行等活动的主要场所，通过重新分配道路空间，优先考虑行人、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能够鼓励居民运动出行、绿色出行，有助于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例如，英国伦敦的健康街道项目通过创建支持步行和骑行的街道和交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居民的身体活动^[16]。我国长期以来在城市道路规划中更加关注机动交通领域，对城市慢行道路规划关注不够，难以发挥慢行道路集通勤、体验、休闲、康健于一体的复合功能^[17]。城市慢行道路可进一步细分为城市慢行街道、慢行绿道及连接段3种类型，道路空间体育网络规划模式是指统筹规划城市不同类型慢行道，形成连接全域的线形开放空间，串联城市公园绿地、体育场馆、旅游景点、居民社区和商业街道空间，逐渐连线成网，再连网成片，打造“环山、联水、贯城”的城市慢行网络系统。

以北京市为例，其实践探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构建慢行系统网络。在梳理人行道、绿地广场、滨海沿岸、河道水库等自然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空间及两侧要素进行一体化设计和复合利用，统筹实施道路、绿地、滨水空间的“减围栏、促联通”计划，加强城市道路慢行系统、绿道与滨水慢行路之间的互联互动和空间整合，构建水、路、绿三网融合的慢行系统网络。②形成设施协同体系。利用慢行道路线形开敞空间结构，协同公共服务设施系统、道路交通系统、风景名胜区，串联城市重要的服务设施与景点。围绕“15分钟生活圈”、学校、医院和轨道车站及周边等重点区域，通过打通断头道路、优化过街设施等措施提升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串联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遗迹，系统打通野生动物活动、迁徙通道，形成集旅游观光、生态体验、运动休闲于一体的绿色廊道，方便市民通勤、休闲、娱乐。③规划先行、标准推动。北京建成区慢行空间用地性质较为复杂，除城市绿地、街道外，还涉及居住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设施用地等，并且面临多元利益协调和复杂施工路段挑战。为此，北京在开展慢行规划行动前发布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及技术细则，对慢行施工路段现状、资金计划、工程难度、拆迁情况等一系列条件进行综合评估，与政府相关部门、参与企业充分沟通协调，统筹推进全市慢行系统治理标准化、规范化。

2.4   广场空间体育功能叠加模式

在城市居民流动性不断增加、生活节奏动态变化的背景下，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规划布局更加强化时间要素，如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体育场地设施，从而实现“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然而，这类措施大多着眼于从空间层面破题，并未实现时空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将城市公共空间资源按照一定的时间布局方式进行重新配置。城市广场空间具有开敞性、多功能性、便利性，能够高效响应体育活动的即时需求，通过在广场空间内灵活部署装配式建筑、临时性设备及可移动设施等（如快速搭建的观众席、便携式篮球架等），可以迅速构建起低成本、易参与且适应性强的运动场景。在此背景下提出广场空间体育功能叠加模式，在保持原有土地性质和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在特定时间内暂时赋予广场空间体育休闲功能，以增强公共空间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供更多的体育活动机会。

广场空间体育功能叠加模式是一种无须产权归属变更的“非正式经济”策略，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其结果会受使用者意图影响。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参与主体对于广场空间的想法和期望不同，该模式的运作方式也有所不同，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类：①以社会效益为导向的利用，这类利用方式的推动者主要有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基于政府适当的管制和引导，通过协商的方式推进晨晚练点场地建设，在为居民提供更多健身空间的同时，避免因使用时间问题而造成广场舞扰民事件。如洛阳市出台《洛阳市晨晚练体育活动点建设标准》，对于符合条件的社区广场，将统一竖立“洛阳市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标志牌和宣传栏，结合实际情况增设健身服务设施，设置体育文化指导队伍，从而保障直接利用的目标更好地服务于居民健身需求，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②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利用，这类利用方式的推动者主要有政府、企业、消费者等，考虑到消费者在参与体育活动时伴随着其他的消费需求^[18]，开发商通过租赁或合作的方式在获得空间临时使用权后，利用广场空间搭建临时性体育场景，组织开展体育赛事活动，与周围商业服务设施形成合力，将赛事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从实践成效来看，广场空间体育功能叠加模式是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的一剂“良药”。究其根本，在于它能够实现空间利益相关者的共赢，对于空间的所有者而言，可以在无须额外增加土地使用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空间资产的增值。对于空间的使用者而言，社区居民能够以自下而上的利用方式组织开展体育活动，从而弥补全民健身设施供给短板；开发商可以低成本搭建体育活动场景，及时响应消费者的多元体育活动需求，并利用体育的引流效应带动相关消费增长。

3.   我国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问题审视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作为一种新理念，在我国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笔者所在的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多个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与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居民等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到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过程中主要面临如下现实问题。

3.1   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理念滞后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价值与理念突破了传统体育场地设施供给理念的束缚，将城市公共空间纳入体育视域进行综合利用，破解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对于土地的限制与束缚，但这一理念和认知尚未普及，政府、企业及居民等关键利益主体对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理念认识尚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理念滞后。目前我国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理念仍以中小型场馆和专项体育场地为主，一方面，专项体育场地的高门槛加剧了体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限制了部分居民的体育参与机会；另一方面，专项体育场地对用地性质要求为体育用地或康体用地，在城市集约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新增体育用地将会变得愈发困难，难以实现体育场地设施的可持续供给。②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理念滞后。部分管理者过于强调资源保护的单一价值，错误地将“生态红线禁止开发”理解为全面禁止一切开发活动，导致适宜开展户外运动的自然区域被闲置或低效利用^[19]。同时自然资源开发方式也较为单一，多数开发活动倾向于建设对自然资源破坏较大的滑雪场、户外运动配套服务设施等营利性场地设施，而非依托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徒步、穿越等户外运动设施。③城市更新中体育元素缺失。作为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更新是改善人居环境、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城市综合质量的必由之路，但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体育元素的缺失使得更新效益并未最大化^[20]，特别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利用并不充分，体育类相关设施设置较为缺乏，无法满足周边人群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3.2   政策保障与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当前，我国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顶层设计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顶层设计尚不健全。国家层面虽出台了系列旨在促进公共空间资源有效整合与体育化利用的政策法规，但较为分散，尚未出台专门性指导政策，导致相关政策引导作用不佳，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发挥不充分。地方层面虽已初步尝试对桥下空间、滨水空间等进行体育化利用，但相关国家标准缺失致使各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体育化利用效率偏低、效果不佳。②相关支持政策有待细化。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面临繁杂的用地规划调整变更、建设许可、审批、消防等手续，限制了各地改造的积极性，如部分城市通过复合利用土地建设体育公园，因用地性质不符，难以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建设施工许可，亦无法办理产权登记等手续，旧厂房、临时性体育建筑因用地性质问题难以办理消防验收等问题依然存在。③管理制度有待优化。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项目涉及多部门协作，如体育、住建、绿化市容、街道办等，项目的可行性、建筑效果、消防、容积率等关键技术指标分属不同部门的管理范畴，跨部门的管理分割导致信息流通不畅、意见协调难度较大，同时各部门在公共空间管理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职责，导致沟通成本较高，最终容易形成多头管理或互相推诿的局面。

3.3   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综合考量不够

现阶段，部分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存在系统性规划不足，呈现多元利用与综合配置效能低下，忽略各功能间的协同互补问题，从而限制了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灵活性与适应性。①公共空间利用形式单一。一方面，城市绿色空间服务内容有待优化。在体育公园利用上，虽然国家层面密集出台多项文件指导体育公园建设，但集中在建设原则、占地面积、绿化比例、设施类型等宏观把控上，在建设规划、特色项目、服务内容等细节上需要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把控，然而大多数城市体育公园主要提供足球、篮球等标准场地设施硬件服务，较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与绿地优势挖掘特色户外运动、旅游、康养项目，亟须由传统的场地设施物质载体建设向营造多元绿色运动场景转变^[21]。同时，在其他类型的公园绿地利用上，公园的规划设计更多从景观价值出发，其中蕴含的丰富体育休闲资源有待开发，亟须由资源的景观价值向资源的空间价值转变，加大优质体育休闲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广场、停车场等空地临时利用不充分。以停车场为例，停车场具备有效地服务于城市日益增长的体育功能需求的潜在可行性。《2022国民健身趋势报告》的全国数据显示，主动参加体育健身的人群集中在晚间时段（17:00—22:00）。与此相对照，某城市中心城区的停车场使用率则呈现出显著的潮汐特征，在工作日的日间（08:00—16:00）停车需求较大，其余时段相对空闲，然而，大多数停车场均未考虑通过设置临时设施，如可移动的篮球架、足球门等，实现空间功能的快速转换。②体育空间布局范围受限。传统体育场（馆）选址较为固定，倾向于集中在城市中心或特定区域，容易造成部分地区的健身设施分布过于集中或过于分散，缺乏系统性，制约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均衡发展。例如，部分地区为完成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指标而未考虑居民使用的可达性，将体育设施优先选址规划在新城区，造成体育设施新城区分布较多而人口密集的老城区分布较少，导致体育场地设施的空间资源布局与居民的实际需求错位。③存量更新中存在供需脱嵌问题。城市中存在大量产权复杂、建筑形态多样的闲置用房及土地，为了加速改造进程，在探索这些资源的体育化利用过程中，往往以改造效率为首要考量，缺乏对居民健身需求的真实了解，也忽视了这些改造项目与周围区域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从而导致改造后的健身空间与居民的实际健身偏好、日常活动习惯乃至社区文化特色相脱节，造成健身设施利用率低、社会效益不好，甚至出现空间资源未能有效激活而再次陷入闲置的二次失落现象。

3.4   运维管理与保障力度有待加强

实践中，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建管脱节”问题已成为制约其长期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①重建设轻运维。部分体育化利用项目建成后未设立专职运维机构，仅依靠社区工作人员或居民兼职管理，缺乏系统化的运维制度和标准化流程，包括设施维护、安全管理、环境整治等方面的规定，使得管理工作无章可循，难以规范，导致已建成的健身设施因缺乏维护而迅速老化，服务效能低下。例如，上海市福山路跑道花园改建完成后，将设施的后期管理工作交由健身房和街道志愿者组织负责，免费对居民开放使用，然而健身房因经营原因倒闭后，未能及时明确新的管理主体，导致项目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跑道及相关设施破烂不堪，无法继续使用。②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后续管理难以为继。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项目，旨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尽管其社会效益显著，但这类项目在资金投入与回报之间难以达到平衡，主要依赖政府财政资金进行改造，但政府资金有限且分配涉及多种考量，难以长期、稳定地支撑大规模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的运维管理需求。③委托管理范围界定不清晰。仅依靠政府投入进行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在当前经济状况下恐难以为继，还需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但在各地探索社会化运营模式时，对于全民健身基本场地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场地服务的界定不清晰，其相应场地设施后期运维管理职责权属也存在争议，导致部分体育化利用项目委托给社会主体管理时引发居民不满。例如，成都金河谷沿河景观设施工程的初衷是更新住房配套篮球、羽毛球等场地设施，其管理权由当地住建部门移交给成都西行起点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后者对场地设施实施收费运营，并要求原有场地使用者腾出场地空间，然而，部分业主认为该场地空间属于公益性配套设施，不应引入商业收费模式，引发场地使用权冲突。

4.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国内外经验镜鉴

国内外多个城市在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欧美发达国家重视体育空间对城市活力与健康的塑造，积极拓展城市公共空间的体育功能，其在体育公园建设、户外资源规划、绿色空间体育化等方面有诸多成功案例。国内部分城市如上海、深圳、北京等也在积极探索适合城市发展的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新路径，通过将体育空间规划深度融入城市更新体系，实现体育设施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增效。这些实践举措为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既引领了未来城市规划的方向，也为其他城市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差异化的实施路径提供了可借鉴范本。

4.1   统筹全域要素规划，构建空间网络体系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推动城市体育空间规划范式的转变，突破传统体育设施专项规划的布局结构限制，强调将体育元素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体系中，以规划“一张蓝图”为工作基础，统筹全域要素融合规划布局，消解既往体育设施点状或簇状布局方式造成的体育空间与城市整体空间系统脱节问题，实现体育服务功能与城市功能片区的有机联动及资源共享。以德国汉堡市为例，该市在应对户外游憩活动资源稀缺问题时，统筹规划自然生态、街头绿地、河流水系、非机动车道等要素，以慢行步道为连接线，串联公园绿地、居住区、休闲娱乐区等不同空间场景，便于居民步行或慢行至公园、体育场馆及城市中心，并巧妙地将各类运动设施融入不同绿色节点，与绿色连接线及城市绿环、绿轴共同编织成一张点、线、面紧密结合的全域一体化户外游憩活动空间网络体系。同样，深圳市在解决社区体育场地不足问题上融入区域“山海连城”规划体系，将体育设施、绿道网络、公园绿地、山海资源与城市生活编织在一起，利用慢行步道带状特点，以“衔接市级游憩骨架、发展慢行连通网络、打造多元体育设施”为路径，与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各类功能区域应连尽连，统筹全域体育休闲与生态游憩空间建设，营造从千米、百米到近“零米”的健身生活圈，实现每一位市民均可从家门口慢跑5 min即可享受到便捷的健身设施。概而言之，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谋划构建全域覆盖的城市体育空间网络体系，强化城市体育空间与城市其他功能空间之间的有机衔接，推动城市体育服务全域延伸，实现由专项体育设施布局方式向多层次、全域化的体育空间网络体系转变。

4.2   跨界整合空间资源，拓展体育空间载体

城市体育空间与其他公共空间具有显著的功能共生性，因此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不应拘泥于单一体育功能的空间建设，而应与相关部门协同发力，促进城市体育资源与道路资源、文旅资源等公共服务资源之间有效联动和高效集成，实现体育设施资源与其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共通，将居民的体育空间拓展至城市全域空间。例如，丹麦哥本哈根市在城市道路空间发展上，城市管理者认为自行车交通是实现“更有生活价值的城市”的有效工具，于2011年启动《哥本哈根市自行车战略2011—2025》。丹麦政府从总体上对道路进行规划，要求在交通规划中优先考虑步道和自行车道的设置，以便于居民进行日常锻炼。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等相关部门共同研制科学的慢行交通规划方案，并投资1.34亿欧元用于建设、改善和优化自行车道路网，保证城市整体空间规划和道路资源都服务于居民绿色出行。再者，上海市以推进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为契机，打造融体育健身、体育赛事、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体育空间融入城市滨海空间、自然风景、历史建筑等其他类型的公共空间。苏州河是上海市的一条重要水系，近年来上海市政府持续加大对苏州河沿岸体育场地设施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沿线各区段重新规划慢行道、骑行道和嵌入式体育设施，将居民运动空间与滨河景观带融为一体。此外，政府将“上艇”赛事引入苏州河区域，开通多条水上观光线路，使体育赛事空间与城市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完美融合。可见，跨界融合正推动体育与交通、旅游、生态等多领域空间功能耦合、资源高效整合，跨领域机构协同合作，共同提供政策配套、资金与技术支持、服务保障等支撑要素，将城市体育空间物质载体拓展至其他类型的空间，打造全域一体共建、共享、共通的公共服务设施共同体，激发空间资源聚合效应，进而推动城市体育空间由单一体育设施供给向全域联动的公共设施服务体系转变。

4.3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社会参与合力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需要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实现体育空间类型的多元化和载体的复合化。因此，需要基于政府的适当管制和引导，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为社会力量介入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提供持续动力。具体表现为由政府部门制定总体规划和政策框架，而将具体的规划细节和管理经营权利让渡给社会力量，在空间产权不变的情况下移交空间的使用权，由社会力量根据空间特点匹配相适应的体育设施和服务内容，以“共赢”为目标开展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既可缓解政府投资、建设体育化利用项目的财政压力，又可减轻社会力量的用地成本负担。例如，日本颁布《都市公园法》及《都市再生特别处置法》等法律法规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一方面，《都市再生特别处置法》修正法案中特别提出了“道路占用许可特例”，该条例准许中心城区的沿街商铺和文化组织在法定框架下合理占用街道空间，设置露天赛事表演等活动设施，激活街道空间的体育娱乐功能，并鼓励私人企业通过引入单车租赁服务、增设自行车停车装置等手段，为居民慢行出行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优化街道空间的慢行功能；另一方面，推出了Park-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制度，依托收益共享机制实现公园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管办分离，引入第三方运营机构建设管理公园娱乐休闲设施，该法案将公园建筑覆盖率从2%放宽至12%，并授予投资人20年特许经营权，鼓励其投资商业、运动、休闲等多领域营利性设施，从而丰富公园的体育娱乐设施和服务。因此，在政策制度的引导与支持下，引入社会力量推动城市公共空间内在空间形式、服务内容、使用功能向体育化利用转向，既能保障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的公共价值导向，又能将城市公共空间部分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职能移交给专业机构，借助市场化手段为群众提供精准化体育服务和模块化设施供给，构建层次丰富的全民健身空间载体。

4.4   创新空间供给形式，提升空间服务质量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需要满足群众对于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的体育健身服务需求，在优化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功能的同时，激发群众体育活动参与热情。因此，需要创新体育空间的供给形式，以精准化供给为导向，靶向性实施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在实践中，宁波市锦绣江花小区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创新“受益者决策”的供给形式，将小区闲置空间改造权利让渡给社区居民，由空间使用者选择改造后体育项目的内容，满足社区居民对健身设施的实际需求。在项目实施前，通过召开业委会的形式统筹小区居民意见，对小区原有荒废的绿地、空地等统一进行梳理和规划。根据小区老年人、儿童较多的特点，分别打造老年公园、亲子公园、音乐公园和志愿广场公园等4种主题小公园，满足老年人、儿童对体育活动空间的需求，推动存量空间改造内容供需适配。美国国家公园则利用数字技术精准捕捉目标群体画像，有针对性地提供户外运动产品和服务。美国国家公园系统（NPS）打造基于大数据的“一站式”综合资源管理平台（IRMA），整合了海量文档、数据集、地理空间信息等资源，工作人员根据IRMA收集到的户外运动参与者年龄、兴趣爱好、户外运动需求，推出相应的以户外教育、露营、徒步为主题的游览攻略。同时，户外运动参与者也可以通过NPS官方平台查看NPS户外运动场所数量、标志性景点、项目开展类型、救援信息与区域交通路线等内容，自行选择喜欢的户外运动项目，从而大幅度提升户外运动参与者的体验。

5.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推进策略

5.1   转变体育场地建设理念，借力城市更新补齐短板

在城市土地资源逐渐稀缺的背景下，积极推进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是解决“健身去哪儿”难题的有效路径。因此，需转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理念，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载体，以功能多元化为目标，以复合化利用为手段，以城市更新行动为契机，突破体育场地设施选址的固有桎梏，加快推进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一方面，依托现有绿地、道路等公共空间，规划活力地形、优化步行道路，完善交通节点连接，构建互联互通的城市慢行步道网络体系；挖掘城市剩余空间价值，利用闲置土地与建筑，通过“见缝插针”增设体育场地设施，“腾龙换鸟”置换体育功能，“体绿融合”融入公园绿地，促进体育场地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采用模块化或可调整的体育设施设计方案，引入可移动、可折叠的体育设施，使城市公共空间能够灵活响应不同时段、不同规模体育活动需求，构建全域体育空间体系。另一方面，借力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对公共空间的体育化利用，在城市体检过程中，梳理出体育场地设施短板较为突出的区域，同时整理可进行体育化利用的空间资源、闲置低效用地和现有建筑，建立空间资源库，精准识别潜力改造空间，并及时更新向社会公布，便于后期改造项目的实施。在城市更新方案编制阶段，应摸清项目覆盖范围内居民的健身需求，将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作为方案的重要内容，与更新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验收，确保补齐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短板。

5.2   完善相关政策保障体系，构建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工作的推进需要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持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①出台国家层面的政策与标准，联合体育、国土、自然资源、规划、住房建设等部门共同出台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专项政策，加强宣传推广，开展试点工作，总结各地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引导各地加快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以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各地已有部分相关设计导则出台，如《北京滨水空间城市设计导则》《无锡市桥下空间利用设计导则》，有效指导了部分公共空间的体育化改造利用，因此，建议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设计导则，将体育化利用作为公共空间设计的重要方向，为各地实践提供全周期的技术支持。②简化相关规划许可手续。建议规划部门、体育部门研究出台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相关流程及操作指南。利用绿化用地、闲置土地和“三荒土地”等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在不违背城市总体利用规划的前提下，按照兼容用地办理用地规划手续；利用废旧厂房等现有建筑建设体育场（馆）可保留原用地类型5年不变，按照服务业用途办理用地、规划等手续，5年以后，可调整用地性质并按照协议方式供地；利用现有公共空间开展露营生活节、户外夏令营等体育活动，要优化办理程序，努力实现一站式服务，实现多部门“并联审批”。③出台社会力量参与的支持政策，制定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奖励政策，对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并按要求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按照场地类型和投资额给予一定奖励。适时调整并拓宽税收、水电气热等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将临时气膜场馆、桥下运动场地等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纳入其中。④完善管理机制，建议将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问题纳入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重要议题，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重点予以解决，明确牵头部门与其他协办部门的权责利，构建主体明确、权责清晰的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加快推进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进程。

5.3   科学规划各类空间资源，按需布局体育场地设施

科学规划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对于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具有重要作用。①注重功能区域间的联动开发。深化体育与城市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明确各区域特色功能定位，发挥各部门专业与资源优势，构建“空间复合利用、土地综合开发、设施共建共享”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综合效益和社会价值。②科学全面评估，统筹规划布局。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初期阶段，应将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纳入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导则与设计指南，明确各区域的功能定位以及体育元素兼容比例，确保体育元素兼容方案达到规划预期，在此基础上对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社会反馈意见和实际效果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以保障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效能的持续提升。③关注居民真实需求，提高空间吸引力。从使用者感受出发，调整体育空间功能配置与组合关系，增强社会组织与居民的自主提案权与设计营造权，结合居民需求与反馈意见，合理布局体育场地设施。鼓励适老化体育设施与社区医疗卫生设施联合设置，形成体医结合的长者运动综合体；鼓励适儿化体育设施与儿童图书馆、科技馆、少年宫等专业儿童服务机构联合设置，形成综合性的儿童服务平台，在拓展现有公共服务设施体育功能的同时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综合服务效能。

5.4   完善运维服务保障体系，促进空间利用持续发展

当前，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部分已进入规模化推进阶段，但项目建成后的可持续服务效能未能充分释放，需要完善运维服务保障体系，实现项目综合效益的最大化。①明确运维责任主体，政府应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承担起公共空间体育化改造后运维管理的主体责任，明确设施维护、安全管理、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流程，设立专门、统一的运维管理机构或指定相关部门负责，同时积极推行多元化管理模式，采取政府购买、共同缔造或引入社会体育指导员巡查制度等方式，鼓励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后期管理，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的共治格局。②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具有专业能力和良好信誉的体育社会组织进行运营管理，依托场地资源，通过举办各类体育培训班、赛事活动以及场地出租、广告赞助等多种方式，吸引家长和体育爱好者参与，实现项目收入的多元化和良性可持续运营。对于公益性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项目，可以建立“政府主导—空间无偿使用—开发收益回馈”模式，将一定区域内进行体育化利用的公共空间打包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引导第三方以“普惠+公益”的商业模式运营，实现自负盈亏。③平衡商业运营与公益服务矛盾，在委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空间体育化改造和运营的过程中，应明确项目的公益定位，在固定时段免费或低收费对周边居民开放。对于引入商业收费模式的项目，应合理设置收费标准，确保其既能覆盖运维成本，又能保障服务对象的经济可负担性。④完善直接利用空间的配套服务保障，建议各地体育部门对辖区内可直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广场、公园、绿地等进行摸底登记，积极引导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和场地管理单位对晨晚练站点等长期使用的广场、公园等空间在场地平整、空间占有、电源、照明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等方面予以支持。在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时强化运动功能适配性设计，如采用软质地胶确保运动的安全性，设计舞台、体育使用时间告示牌等配套设施，便于公共空间运动功能的转化，为居民提供全时段开放、多场景适配的健身空间。

6.   结束语

本文界定了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的核心概念，梳理了其主要利用模式与国内外在此领域的实践经验，旨在为补齐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设施短板，拓展城市体育空间供给提供全新的理念和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公共空间形态多元、面临的挑战各异，在实践过程中，各地应根据《决定》的要求，积极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化利用路径，营造“处处可健身”的城市公共空间，助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