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是中国体育思想研究中最具古典色彩与民族文化特质的分支议题，其专题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初现雏形，并随着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华（体育）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推陈出新、产生丰硕成果，其主要成就包括：①提出了众多富有创见性及代表性的中国古代特色体育思想（如强身健体思想与六艺之教体育思想），充实了中国体育思想研究理论宝库；②基于不同视角与范式探索了中国古代（各类）体育思想发展进程、演进特质与文化品格^[1−2]，为构建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史学脉络奠定了基础；③总结与凝练了中国古代精英人物与重要典籍体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核心意涵与实践品格^[3−4]，为领会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精髓提供了认知向度；④阐析了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价值、影响与时代意义^[5−7]，为拓宽中国体育思想的研究视角与思路提供了多维参照。同时，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也潜藏了诸多困惑与局限，涉及研究的对象、内容、视角、范式等多方面，尽管这些问题目前未对该研究领域形成显在影响，但若继续放任自流，不仅将弱化已有成果质量，更可能因相关问题反复重现而严重阻碍以上选题研究的推进与完善，使之长期落后于同类研究。基于规范研究及推进学科建设的立场，应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这一选题的研究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并使其内生问题浮出水面，以期为后续规范研究奠定基础。

本文坚持辩证分析立场，借助思想史及体育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原理，客观评析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研究进展及成就，在肯定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发掘、揭示已有研究的潜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与改进策略，进而为破解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困局、助推中国体育思想史学体系形成乃至确立中国特色体育思想研究范式提供思想资源。本文研究对象“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主要指中国古代（晚清以前）存在于各类文本中与（广义）体育相关的思想内容，具体包括3层含义：作为总概念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诞生且产生较大影响或由某一特定学派倡导的体育思想、体育观或体育思潮；中国古代精英人物或重要典籍（涉及）的体育思想或体育观。

1.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进展评述

1.1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已有研究的基本特征

基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主题多变、层次复杂、路线分散的特点，本文聚焦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兴起至今的历史视角，全面审视与把握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基本特征。

（1）宏观审视与微观探析并存。宏观审视主要体现在将中国古代体育思想本身视为研究对象并予以整体化叙述与研讨，以揭示古代体育思想的演变轨迹、价值取向、内容组构、发展路向等核心议题。其中较为多见的是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内容指向的分析与讨论，具体包括将古代体育思想议题概述为寿夭观、礼乐观、武勇观、嬉戏观四大层面^[8]，或致力于从身心/动静关系、人体自然规律、体育社会职能等方面认识古代体育思想^[9]，以及认为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与哲学、政治、军事、教育、艺术、宗教、医学等思想互为交织^[10]。与之相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微观探析主要以某些具体（人物/著作）思想或特定思想的某些论点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文献考释及文本分析，归纳、理顺思想结构并揭示其内在逻辑。

（2）历史考察与现实评析并重。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历史考察既体现在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历史源流的多维考辨，也体现为以史学眼光通览、透视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脉络与发展特质，进而彰显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互动机制。如：曹守訸^[11]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一种名为“以动健身”的体育思想，并指出其之所以在我国古代出现，主要基于人类对健康长寿的追求、人类身体活动的实践以及医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崔乐泉^[12]进一步将“动以健身”描述为一种蕴含内外兼修特质且与西方传统体育相异的古代东方体育运动观。立足现实视角认识与评判古代体育思想的研究更为多见，并展示出诸如以今观古、以古推今及古今对照等多元分析视角。也有研究基于比较视角将古代体育思想与现当代体育思想予以并置分析，如奥林匹克精神与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古代健身教育思想与当代健康教育思想的比较，意在揭示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体育思想的共通之处。

（3）要义梳整与学理反思并立。归整思想要义是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基础工作，其梳理的范本、维度与重心往往依据对象特质（纳入的体育元素）而有所差异。其中，不少研究者^[13−15]侧重于从先秦诸子百家经典理论（生命观、身体观、修身论等）所蕴含（派生）的体育认识切入阐释、论议其体育思想，也有学者^[16]主要基于对古代典籍（如《吕氏春秋》《黄帝内经》）原文的释读与把握逐步剥离其体育元素（养生、健身、舞蹈）并组构其体育思想。至于对古代著名人物体育思想的要义解析，则多依据其个人思想倾向及代表著述而予以灵活处理，同步跟进的研究还有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反思与争鸣^[17−19]。

（4）论点移植与关系阐释并进。鉴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对象的交织性与复杂度，其相关论点的铺陈与推演往往灵活多变，并主要依据与体育的内在关联而呈现出论点移植与关系阐释两种不同向度。其中，论点移植主要指将某些与体育相关或近似的认识与表述直接套用为体育观（或加以组合），以凸显二者的理路共通。较为常见的是对于古代各派生命观、身体观、养生观等命题的释析，尤其在涉及养生、修身、保健等主题下，多数研究者虽频繁使用“体育养生”措辞表述，但其内容仍较大程度保留了传统养生理论的固有维度。与之类似的还有针对诸子百家身体观的研究，其与体育观表述的互替、混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视二者为一物的学术主张。概念关系阐释是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另一趋向，重在揭示两种（或多种）不同事物之间的交叉、重叠、互动关系，其中涉及的概念范畴包括体育-伦理、体育-管理、体育-美学、体育-人文、体育-和谐等。

1.2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已有研究的学术贡献

就学术贡献而言，中国古代体育思想既因其所属“思想研究”之范畴而对历史学与哲学研究提供助力，也因其限定的“古代”区间而与其他分支形成对照并展现独特风貌，具体成就大致体现在以下3个层面。

（1）思想研究架构初步确立。确立研究框架是思想研究迈向体系化、学科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尽管总体上略显分散杂乱、缺乏秩序，但目前已形成（至少）四部以“古代体育思想史”为题名或以之为主体的专著 ¹，其所搭建的史学体例不仅在纵向上领先于我国近现代部分体育思想专题研究（如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等），更可在横向上与教育、政治、经济等成熟学科的思想研究相媲美，并呈现出既充满新意又不失严谨的体育思想研究图景。

（2）人物思想研究范式基本成型。人物思想研究是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核心部分，它随着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启动而导出，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持续融入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议题。在范式运用层面，古代人物体育思想研究主要沿袭了人物思想研究的一般套路与框架，并依据人物身份特质、选题依托领域与论者学术专长而展现不同类型与取向，总体上实现由早期仅单向度聚焦人物思想的完足叙述，到如今既有整体考量又有局部探析还有逻辑推演的理路转换。具体而言，古代人物体育思想研究既保留了人物思想研究的常规结构（背景、要义、价值、启示分析），又因其论域与文献的特殊性而拓展出古代某些特殊人物的研究倾向——如关于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古代名家的思想研究^[20−22]，除了基本的观点提炼，还涉及对相关著述来源、版本、流传过程的考证以及对文本语义、语序、话语方式的辨析，这在近现代人物思想研究中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人物体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也较为凸显，如对同一学派不同成员、不同学派代表人物思想的比较，或对不同时空、民族、国别人物思想的比较，以凸显体育思想的地域、文化、阶层、谱系差异。

（3）多元交互的研究格局日益凸显。“多元性”主要指研究视点并不局限于体育本体或体育运动现象（即“从体育看体育”），而更多地从体育的关联概念或其上位概念出发审视、把握体育相关问题，如以“养生、健康、保健、卫生、技击”为视角广泛搜寻与提炼古代各家的典籍与经典理论，探寻其中所蕴含的体育思想，以及基于“人之存在”或人与宇宙、自然、社会的关系探析古代体育思想的起源与本质，即便是聚焦人类形体的研究，也不单纯局限于生物、生理意义的身体，而往往结合“动—静、形—神、身—心”等范畴予以整体考量。“交互性”专指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议题下体育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互动，它有别于当下研究常见的理论借取，而直接体现为体育与其他学科的史料共享与视点转换。例如，关于古代体育管理思想的研究^[23−24]主要基于“体育管理”视角从各类历史、管理学史文献中搜寻、提取与整合我国古代体育管理（活动）思想，借以充实体育理论宝库并促进体育思想研究视点更新与拓展。当然，由于整个研究过程融入了较多管理学原理与知识，客观上有助于破除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思维启迪。总体而言，在此“多元交互”格局下，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导出了丰硕选题、提出了诸多论点、形成了独特风貌，可为我国体育学者更深入地认知古代体育、搭建古代体育史学体系提供有益资源。

2.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已有研究的五大问题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历经数十年的沉淀与累积虽已日趋成型且硕果累累，但同时也暴露出各种复杂问题与局限，其背后透射出学界对思想研究的概念、方法、视角等元理论问题缺乏足够重视，这不仅无益于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良性发展格局的建立，更可能对古代体育史、体育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研究产生负面影响。出于规范化研究的考量，本文在通盘审察已往研究特征、主旨及趋向的基础上，着重凝练潜藏其中的五大问题，并对其困惑予以剖析。

2.1   研究边界模糊而难以精准划定

精准划定研究对象及边界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其不仅关乎研究过程的规范表达，更决定了研究内容及成果的质量。体育思想研究的范围划定一般应基于对“体育”与“思想”两大要素内涵、特质的准确理解及其关系的统筹考量。近现代体育思想研究由于研究者对体育认知方式相对统一（普遍将体育置于现代语境并接纳体育概念三分法），仅需对“思想”概念稍加限定便可明确基本研究范畴。然而，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由于中国古代并无“体育”的概念或可与现代体育对应、具有明确形态的社会文化现象^[25]，其研究对象及范围难以被准确界定。

目前，学界对于古代体育的认知方式主要包括以下4种类型：①透过体育的各种起源对其进行阐释。体育多起源论认为体育萌发于原始社会，并与原始人类的狩猎、劳动、教育、军事、娱乐、医疗保健、宗教祭祀等活动密切关联 ²，此认知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体育思想研究中均有体现。②经由体育上位或关联概念对其进行阐释。例如，有学者^[17，26]以古代著名人物或重要学派思想所包含的身体观、生命观、养生观、健身观、健康观等作为体育思想研究的中心议题，有时进一步附加衍生概念。③从体育表现形式出发对其进行阐释。即有意弱化体育的教育属性，而仅将其视为非功利性或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此认知主要见于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民俗休闲活动以及包含“动—静”关系的研究议题 ³。④参照现代体育概念对其进行阐释。此认知一般仅见于涉及古今比较的研究议题，如围绕古代健身教育思想与当代体育健康教育思想展开的比较^[27]。客观而论，上述认知方式均有其各自的优势与局限：第一种认知固然有助于透视我国古代蒙昧时期的体育现象及相关思想，但也因其指向不确定而不宜作为通用思维广泛应用；第二与第三种认知思维方式相对中肯，但需研究者小心推论，若处理不当易曲解思想本质并导出错误结论；第四种议题则明显存在适用困境。在实际研究中，上述认知方式往往不会单独呈现，而常表现出某几种思路的随机组合或复杂交织，如当下较多研究均基于体育的各种起源及上位概念进行模糊阐析，这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划定研究范围的难度，甚至可能由于研究论域的大幅扩展而出现研究偏离乃至研究泛化现象。

2.2   历史逻辑断裂而难以完整衔接

勒定历史秩序，明确演进思路，这是历史学的一贯做法。为免读者在思想历史丛林中陷入迷途，思想史研究十分注重挖掘、提取思想的内在秩序，进而呈现思想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脉络。葛兆光^[28]认为，体现思想史的连续性一般可借鉴如下思路：①否定之否定，即在进化论背景下将一代代的思想变化理解为当下思想对过去思想的批判和扬弃；②对环境的反应，即注重分析思想生成的社会背景，如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史华慈均将思想史的中心课题视作分析人类对他们所处环境的意识反应。③挖掘思想内在理路，如余英时^[29]认为，每一个特定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解决······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

不同学科思想史均希望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并合理描述该领域历史中实际存在过的思想。在一般思想史著作中，尽管作者往往有强烈表达思想连续性的意愿，但这种连续脉络时常被章节简化或打断，最终只留下作者挺身而出的旁白与牵强附会的串联。例如，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主要沿用思想史的传统写法，即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思想流派或思想家的章节（类似学案），并将这些章节以特定格式、篇幅及文风进行组合。应当承认，此种基于固定套路的写法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示章节的要点以供读者归纳、记忆与转述，但同时也可能因其刻意布局而让思想产生断裂与形变。具体而言，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均述及佛、道、儒等经典学派的体育思想，但由于纳入对象不完全统一（佛、道家侧重于养生，儒家侧重于礼仪），其分析与论证过程基本各自为政，即便是明确聚焦各家各派精英人物思想要义的研究，也往往因其内涵指向富于变化而难以接续。例如，现有体育思想专著仅致力于凸显古代各学派自身所包含的体育思想，而始终未能以同一思想统摄不同流派，难免造成全文结构孤立与内容区隔。若从叙事方式来看，古代体育思想的脉络梳理也大多限于所属区间，而未能虑及思想跨阶段发展特性并予以完足叙述，不免破坏了其内在贯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所搭建的史学框架并不成熟，仍需多番推敲与打磨。

2.3   研究内容杂乱而难以自成体系

独立的研究内容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30]，思想研究作为专门探察人类思想特质及规律的特殊领域，其内容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所属学科及其发展水平，如政治思想专指政治学视域下的思想观念，它以政治学基础理论为根基与源泉，并依据政治学学科的深厚底蕴与庞杂分支而持续展示内在活力。目前，尽管体育学与其他成熟学科尚有较大距离，但其自身学科体系与内容结构已相对完备，特别是作为其主要分支的学校体育，已在学科发展的制度支持下逐步确立了课程化学科地位以及相应的知识体系^[31]，这间接促成了学校体育思想史的建构与完善。然而，作为体育思想史分支的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却不尽理想，囿于研究对象尚无统一定论、研究资料无序散乱等现实难题，其不仅未能在学术领域内获得认同，更与古代体育史研究工作类似，长期处于零星、个别学者单打独斗的状态^[32]。

理论上，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应紧密围绕并恰当反映古人对于体育本质、功能、价值、问题、现象的认识，但在实际研究中，学界未能准确界定古代体育及古代体育思想本质，导致相关研究者在资料引用与过程论证环节摇摆不定，最终大量吸纳非体育学科要素内容，如部分关涉人之存在、身体养护、生命健康的研究议题包含诸多具有学科交叉特质但又难以定性的要素（如饮食、情绪、起居等），或是不可避免地依附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思维，如体育伦理思想可视为伦理思想在体育视域的拓展。即便是与体育高度相关甚至由此派生的思想议题（如健身观、动养观、休闲娱乐观等），也往往因其目的与形式的不确定性而难以作为古代体育思想的典型代表。从编纂思想通史的立场考量，以上内容撷取固然有助于（暂时性）填补体育思想古代部分的空白，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古代体育思想的独特取向。然而，若从规范研究角度审视，上述非体育学科本位内容的大量导入不仅会混淆人们对体育及其邻近概念的既有认知，还可能因相关学科知识过多渗入而扭曲古代体育本真状态（甚至是体育本体）并形成理解偏误，这显然无益于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良性发展与有序推进。

2.4   研究视点混淆而难以确切定位

研究视点是科学研究中用于分析、观察对象的着眼点，视点的切入与展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志趣、偏好及追求。基于不同学科形成的特殊观察视角会衍生不同的问题意识、讨论议题与思考逻辑，并最终生成不同的思想史叙事。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包含了纷繁多样的观察视角，既有聚焦内部结构的本体视角，也有基于同类参照的比较视角，更有从外部引入的关联视角。客观而论，这些视角在细化选题内容与拓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焦点含混、分化不当与无效拓展等问题。

所谓焦点含混主要指学界对于古代体育思想的观察方式并未统一，如在同类研究议题下，有学者直接假定古代存在某种确定的体育思想并依此开展论述，另有学者则尽量遵照作者本意提炼观点，还有学者更为慎重地站在体育视角解析古代各家/各派思想并试图找寻二者的潜在关联。由于上述3种观察方式可能导出不同结论，若不加引导任其并存发展，很容易模糊研究视点并形成认知恍惚。分化不当主要指古代体育思想研究中的视点分化并未紧密围绕该思想的核心架构，或是未能呼应议题的学科导向，或是无法恰当展现议题的学科交叉特性。例如，某些涉及人物/学派体育思想研究的分化议题并未纳入体育元素，或即便标注体育字眼，但由于所述内容与之不符（过度解释或生搬硬套），导致该视点分化无实际意义。在另外一些学科交叉议题下，其分化视点并非严格出自体育与其他学科的交汇部分（不同观点的简单拼凑或完全是非体育观点），实则弱化甚至消解了该议题的学科交叉特性。

相较之下，视点无效拓展现象更为突出。所谓拓展视点，既指作为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参照的外部视点，也指作为其他研究参照视点的古代体育思想。在实际研究中，视点拓展虽为相关选题开辟了新角度与新路线，却使相关研究陷入虚无参照的困局：①由于中国古代体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身体教育或竞技运动，故凡是涉及古今体育思想比较（或古今概念拼接）的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参照点缺失或难以对接的窘境；②体育思想与体育史、体育文化、体育教学与竞赛等分属不同研究范畴，当几方并置时，不论以何者作为视角，均可能出现空泛推论；③当古代体育思想（尤其是身体观）本身作为参照视角时，由于其范畴较大程度地容纳或涵盖了中国古代各类具体的体育思想（思潮/观念），此视角的参照意义也值得怀疑。

2.5   研究范式虚设而难以稳步建构

范式是科学活动或科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遵从的规则、标准与信念，也是一个科学领域成熟的标志^[33]。作为在某一科学领域内获得最广泛共识的单位，范式可被用作区分不同科学家共同体或亚共同体。从范式理论视角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和学科发展诉求。未形成范式的“前科学”应努力完善和建立学科范式体系，而业已形成范式的“常规科学”应在范式框架内开展学术科研活动，并遵循范式的规范性要求^[34]。目前，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尚处于库恩定义的“前科学”阶段，理应积极凝聚学科共识、探索规范研究进路，然而，受范式意识不足、研究基础薄弱、学术取向分散等因素影响，这一诉求迟迟未得到响应与落实。

范式意识不足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中较为显见，具体表现为古代体育思想史研究偏重搭建、充实思想史学框架，而忽视创立体现学科特色的研究范式。我国不同学科思想史历经较长时期探索而陆续导出丰富的研究范式，其中既有以精英人物思想、重要思想流派或主流思潮为主线的研究范式（即人物史、流派史、社会史），又有以重要概念、观念或思想事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概念史、观念史、事件史），还有基于领会历史本质与把握历史问题的通史研究范式。上述范式或多或少可为古代体育思想史研究提供参照，特别是某些适用面较广、研究经验较充足的范式，理论上可直接套用并确立为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的基本范式。然而，目前体育思想史研究似乎无意吸纳相关研究的成熟经验，而始终致力于沿袭、优化前人所创的史学框架，难免导致自身陷入徒有史学架构而无史学范式的尴尬定位。

此外，借鉴相关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范式，也应充分考量特定领域的研究基础及发展水平。就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而言，其时间跨度漫长、所涉知识宽广、分支议题丰富，理论上最契合通史研究，但鉴于此类研究难度偏大、基础薄弱，加之诸多元理论问题尚未解决，相关工作不宜过早开展。若以单一思想要素创建脉络，固然有助于快速组构研究框架，但最终能否顺利导出尚存变数，如在人物史、流派史研究范例下，不仅需要妥善处理人物或流派思想研究取向不均衡、研究系统性不足、成果较粗糙等现实问题，更应虑及此范式附带的割裂特质难以完整体现思想全貌，或将造成“历史”本质的消解。概念史、观念史、事件史等范例虽克服了人为切分历史的弊端，但仍须面对史料储备有限及思想归类、排序存有争议之难题。鉴于上述诸多方式各具适用范围与局限，研究者尤需慎重考察及仔细研判，以确定最适恰的范式进行研究。

3.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未来研究的理路构想

3.1   依照体育之身体活动特质限定研究范围

以上关于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对象及其边界的思考将问题直接指向了概念认知的不确定性，即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古代体育思想”这一概念仍未能予以清晰、确切之界定。此问题一方面折射出思想（史）研究本身所面临的“开放性”困境，即在思想研究视域下，由于作为学科名称及研究对象的“思想”并无严格定义，似乎任何人都无法对其具体范围做出精确的界定，这往往导致思想（史）研究的“有界无边”。另一方面，涉及学界如何准确把握并恰当诠释“古代体育”这一关键概念，尤其在面临古今体育概念难以吻合时往往显得手足无措。从维护学术逻辑完整性并形成共同关照、相互对话领域的立场考量，笔者认为研究开展之前应划定一个大致范围，以构成学科基本轮廓。

首先，须理清何为“思想”。一般认为，思想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它的内容源自社会现象与问题，其作用是指导与支配人的实践活动。思想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思想”泛指人类一切思维活动的结果，诸如想法、意见、思潮、判断、主张、学说、艺术等均属其表现形式；狭义的“思想”则指概念化、系统化的想法，尤指常人不能思或未加意识的独到见解。诚如史学名家任时先^[35]所指出的，“在思想的性质上，可分为经验的科学的两种。经验的思想，含有习惯的性质。有这种思想的人对于一切事物变化，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科学思想的长处，在能分析事物，穷究其所以然的道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思想”属于科学思想领域，不仅应包含足量的观点，而且相关论点应具有充分理论支持。

其次，须阐明何为“古代体育思想”。表面上，古代体育思想似乎就是处于“古代”时段的体育思想，即人们对于古代体育现象的认识与看法。然而，由于体育现象存在古今区隔，若一味以现代眼光审视过去历史不仅容易陷入认知困境，还可能因过度拓展认知边界而造成研究泛化。在此前提下，应适当缩减体育思想概念范畴，以求契合古代体育的本真面貌：①侧重“体”之视角认识古代体育思想。古代体育在较大程度上缺失“育”的成分（或明显不足），故相关概念诠释可不必拘泥于复现体育的教育本质，而仅需保留体育的“体”之固有维度并以此为基点作有限拓展，按此理解，古代身体观、健身观、养生观、强体观均可视为古代体育思想典型代表。②围绕“动”之特性阐释古代体育思想。人之身体包含“动与静”两大维度，鉴于我国古代社会普遍“尚静恶动”，单纯的“体”之维度不仅难以充分反映体育之身体活动属性，而且可能因某些思想过多强调静态调适（如静坐、饮食、起居等）而偏离体育视域，故相关研究应注重将“动”作为古代体育思想确立、内容择取及要义诠释的评判标准，如以动健身、以动娱身、动以养生等表述均较好地反映了古代体育思想“动”之特性。

综上，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设置应基于体育之身体活动特质及思想狭义表达的综合考量，即凡是纳入古代体育思想范畴的研究对象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要求：其一，纳入的对象应为一项典型的身体活动，如围棋、斗鸡、赛狗、静坐等均应排除；其二，纳入的对象需包含论者的独特观点，且最好有专论作为文献支撑 ⁴，无确切文字记载或缺乏价值判断的论述理应排除。至于生命观、身体观、健康观等与身体活动仅间接关联的系统化论述则应作为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对象的理论基础加以引用。

3.2   基于特定发展主线重塑思想史之框架

钱穆^[36]曾言：“人类行为，必受思想之指导。惟其思想有传统，有条理，人类行为始能前后相继，有其持续性。此种行为之持续性，我们则称之为乃一种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其实就是历史中“变中的不变”，其在史学研究中则具体呈现为一种连续性书写。尽管目前学界关于思想史应否采用连续性写作格式仍存分歧，如葛兆光试图给思想史一个清晰图像，福柯、李凯尔及其支持者则否认历史的秩序与传承性，但鉴于并不存在真正纯粹、客观的历史，以及非连续性治史观的有限合理性，故遵循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性脉络仍是当下思想史书写的最优原则。

诚然，业已确立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正试图透过朝代时序来展现思想史的连续过程，但此“连续性”更多地表现为外在形式对接而非内在逻辑贯通：①各阶段所纳入的思想或为同一（或相关）学派、团体在不同时代形成的认识集合，或为该时期不同领域精英人物的零散见解，这些无论在结构、主题或是内容上均无明显的沿承关系；②某些囊括多个朝代的历史时段在具体分化时既未考察朝代更迭与思想流变的交互关系（仅罗列一些“代表性”思想），也未虑及同一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形貌差异，甚至未加说明该阶段的历史发展概况；③就具体观点而言，不同阶段的体育思想大多抽离自各阶段主流的政治、哲学、教育、社会、军事思想，由于这些观点的来源杂多、取向各异、依附性强，一般无从推究其变迁、转折势态。

鉴于现有体育思想史体例的片段化、拼凑感或断裂问题无可回避，本文主张积极转变视角与思路以重塑思想史之框架：①在确定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体育思想的基础上，以各类思想的形成时间为基准组构思想史（如健身气功思想史、军事体育思想史）。若条件许可，则进一步将思想依次置于所属历史阶段内予以呈现（但应确保各阶段思想数量均衡）。②直接围绕特定运动项目（蹴鞠、投壶、捶丸）或某一具体思想（体育养生）整合体育思想史，但须确保该思想的延展维度足够丰富（不同时代都有开展），以及其本身具有相对完整的生命历程（发生—发展—变化）。③如继续沿用基于历史时序的布局方式，纳入各阶段的思想不宜过杂、过散，而应紧密围绕体育“本体”视角（而非与体育无直接关联的各种起源），并在表述及论点层面体现出如前述的“体—动”维度。若以中国古代重要学派、团体、典籍的体育认识作为研究主线，则应先确认析出思想的术语、来源、依据是否清晰准确。

3.3   科学纳入及拓展视角以规整研究议题

研究视点与议题难以适切并非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独有的问题，其在近现代阶段的各类体育思想研究议题中亦有体现，所不同的是该问题在古代体育思想研究下的展露程度更深、情形更为复杂：①由于“古代体育思想”概念维度及基本指向至今未能明晰，其相关视角、视域、范畴、维度等自然也无法确定，在此前提下，一些与议题关联度较弱甚至毫不相干视角的纳入将不可避免。②古代体育思想虽名义上属于体育论域，但具体展开时或是广泛吸纳了其他学科知识（体现学科交叉特质），或是聚焦体育的上位、平行、关联概念（身体、生命、健康、游戏等）予以推证，此种对体育思想研究固有边界的突破可能加剧了研究视角与体育“本体”的分离。③由于中国古代各类体育思想的主旨发散、脉络模糊、依附性强，对相关议题的进一步分化、解构或拓展很可能导出视点漂移、偏差及过度诠释等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视点的确切性应建立在对“古代体育思想”本位概念、具体议题的对象特质及内容结构的精准研判之上。

以上问题关涉体育思想研究视点的规范化运用，即设法确保体育思想研究引入、分化与拓展视点的科学合理。对此，已有部分学者予以关注并提出了一些中肯建议，如指出“体育思想研究视点选取应基于或紧靠思想的内在结构及外显维度”，“体育思想研究中的视点分解应基于思想的整体架构展开，分支视点不仅应与研究议题的取向一致，还应全面展现议题的不同侧面”^[37]。上述思考固然推进了相关研究，但仍存在浅尝辄止、缺乏操作性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①作为思想研究参照视角的“参照性”应建立在对思想的导向认知之上。这种导向作用既可体现为对特定思想正误、优劣、是非、善恶的价值评判，也可体现为对其核心概念、论断、观点的强调与凸显。在体育思想研究议题下，参照视角尤其应明确反映体育的“体”或“动”之基本维度。②视点分解应注重逻辑对应。此种对应性既可体现为形式并列，如体育思想与体育概念观、体育教学观、体育价值观（至少3种以上），也可体现为某种思维互补（如养生观与饮食观、起居观、活动观等），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所分解的维度均不能存在子项相容。③视点拓展应基于思想自身的延展向度。其延展向度应包括同类型或与之对等的思想、由思想导出或衍生的概念、（可能）受思想指引的实践思路与行为等。④当思想直接构成观察视点时，因其思维的非确定性而无法完整、有效对接各类议题，故不宜简单列为其他研究的参照视点。

3.4   加快创建学科范式并推进个案范式深化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缺乏范式意识或存在范式择取（移植）的难题，导致其学科范式迟迟未能建构。其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基础较为薄弱，还未能充分应用或完美契合已有范式。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学界应先妥善处理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对象模糊问题，后思索创立学科范式之法，可供参考的举措包括但不限于重新商定“体育思想”之概念及界定方式、基于特殊标准框定研究对象范畴、广泛搜罗史料以补足研究空缺等，无论采纳何种思路，均应确保研究内容的足量与一致。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不宜强行照搬或随意组合相关学科已有研究范式，而须严格遵循思想史建构的一般流程，即从人物史、流派史、概念史等切入，并随研究基础的夯实而逐步推展至通史、国别史、全球史研究，否则仍将陷入范式错乱的困境。

就个案研究范式而言，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尽管已积极开拓视野、改进思路、凝聚共识，但在具体方法运用层面仍然不尽理想，尤其当涉及“元问题”分析时往往持续暴露出方法应用不到位及论证流于表面问题，如思想系统性、思想来源及发展变化轨迹、思想内涵的解析等。对于以上问题，本文试提出以下建议：①增强思想提炼与呈现的系统性。将所述思想作系统陈述无疑是思想研究的基础工作，它要求精准还原思想的理论脉络并清晰展示其层级结构。作为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对象，应理顺思想内在结构及其关系，精炼思想的核心要旨（体现为子项并列）。②精微省察思想来源及发展变化轨迹。发生研究法着眼于叙述某一精英人物思想如何一点点发展变化，采用这个方法进行叙事，研究者可将所研究对象依照发生的顺序加以排列，进而展示其连续变迁轨迹。古代体育思想研究须精准把握思想的流变历程，不宜点到为止或随意拼接而遮蔽思想的本真发展逻辑。③提高思想内涵解析的层次性。解析以往思想家所用词语及论证的确切意义是思想研究的必要与关键环节，其关乎研究结论的精准与客观表达。解析思想特别应注重理清文本的“三义”，即字面义、文本义与诠释义，三者的关系大致为：字面义是“前提”，文本义是“关捩”，诠释义是“治学显著特征”^[38]。目前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虽然较大程度地沿袭了史学研究程式，但大多仅停留于对思想字面意义的直白解读，而未能进一步挖掘、揭示那些难以为普通阅读者所把握的深层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思想的学理深度。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个案研究范式的深化不宜过多着眼于新兴理论与方法，而应始终秉持“居敬守忠”的态度对元理论问题予以深度探索，其间可适当引入一些成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如“文史哲”方法理论^[39]）作为参照 ⁵，但绝不可拘泥于某种特定方法而使自己“束手束脚”。

4.   结束语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作为中国体育思想史视域下的一个探索性研究议题，对其进行系统考察与整体把握无疑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作为中国体育思想史分支部分，应遵循体育思想研究的一般程序且与同类研究在基本架构及学术规范层面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组成要素，自有其特殊生存状态与发展轨迹，其核心概念界定、内涵解析及特征审视很难直接套用思想研究的一般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范式的确立，应以充分把握古代体育及其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化规律为基点，在不改变其本质面貌的前提下适时借鉴思想史研究成熟范本，并通过学术争鸣确立规范研究程序，持续促进理路革新与优化，进而为提升该研究领域学术影响、建立体育思想研究多元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未来研究不仅应在限定研究范围及探索思想史之框架方面下足功夫，还应注重科学纳入或拓展视角以规整研究议题，同时更须加快创建学科范式并推进个案范式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