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体育外交”历史悠久，体育在欧洲诞生之初就被应用于城邦间的交往活动^[1]。美国“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兴起^[2]，由于体育的“世界语言”特性，体育外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国家层面，美国、澳大利亚等纷纷围绕体育外交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战略^[3]，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对外交往成为五大战略任务之一；在学术层面，2011年，美国学者默里（Murray）^[4]在柏林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阐述了体育外交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其后《海牙外交杂志》（2013年）、《体育与社会》（2014年）和《外交与国家治理》（2016年）等国际学术期刊先后开辟专栏讨论体育外交议题。体育外交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也出现在了《牛津现代外交手册》^[5]、《SAGE外交手册》^[6]中。

受实体主义的影响，与传统政府外交一样，体育外交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艺术”，具体表现如下：①学界对体育外交的理论构建成果不多，研究重心聚焦于“个案研究”和“断代编年”的历史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为体育外交的丰富与拓展奠定了基础，却无形中忽略了对体育外交基本规律或原理的探寻。②体育外交的内涵不清。体育外交中“体育”与“外交”间的关系依然存在争议，或认为体育外交中体育是主体，其内涵是“体育进入外交”，或认为体育外交中外交是主体，其内涵是“外交进入体育”，或干脆指出体育外交是“体育与外交的杂交与混合”^[4]。③体育外交的属性不明。有学者认为，体育外交是国家外交的延伸；还有学者建议，体育外交只是公共外交的一个分支；亦有学者指出，体育外交具有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双重属性”^[7]，从而使得那些与体育相关且具有跨国特征的行为被归入体育外交的案例库，同一个案例被赋予了不同的工具价值 ^[8]。

鉴于此，笔者首先对实体主义视角下的体育外交研究进行了反思，借鉴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关系转向，从“关系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关系先于国家”^[9]，从而超越实体主义的二元对立，区分交往方式和交往制度间的差异，并在厘清体育与外交、外交（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体育外交是内嵌于过程/关系之内的、以国际关系再造为目的的交往制度，并构建体育外交的“双重交往过程”模型。

2.   视角转换：实体主义的困局与关系主义的超越

现有的体育外交研究多是基于“实体主义”的二元结构视角，将体育外交视为实体国家对他国实体（民众、政府等）施加的影响，讨论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交往方式层面，基本上未讨论交往制度。

2.1   实体主义的困局

实体主义根植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之中，虽有学者对其进行反思，但其本质论、还原论以及二元对立的观念一直延绵至今。简单而言，实体主义就是将世界二元化——虚与实、动与静、主与客，并以追求万物根底为宗旨，将行动者看作最小行动单元，将行动还原为各基本的构成要素^[10]。

实体主义有两大特点：①将行动过程还原为行动者要素，并将行动者物质化、静态化；②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视作施为者与受为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时，实体主义往往采取“自我行动观”或“互动行动观”的视角^[11]。自我行动观认为行动者是理性的、精心计算的，并假设他们在行动之前已经有了各种利益需求、目标和偏好，并将行动者的行动描述为基于利益、目标和偏好而展开的自我驱动。互动行动观则是自我行动观的一种变体，它假定实体不再产生自己的行动，而是相关行动发生在实体之间，实体在这种互动中保持固定不变，但是实体之间又相互影响。正如牛顿力学中的运动物体相互撞击，一个物体给了另外一个物体“作用力”，而另外一个物体同时产生了“反作用力”。此种观念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即是“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其本质依然是还原论、二元论。

目前，实体主义的自我行动观和互动行动观在体育外交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且影响颇深。主流的研究观点认为，体育外交是一国对另外一国政府、民众等施加影响的工具，以维护本国利益、提升本国形象^[12]。受公共外交理念的影响，研究者将个体、民众、非政府组织等实体纳入研究范畴之内，其视角依然是实体主义的：①将体育外交还原为政府、民众、非政府组织等各种行动者；②探讨施为者对受为者的作用和影响；③体育外交行动主体的增加并未改变交往制度，只是增加了交往方式的另外的可能性。

在实体主义视角之下界定和构建体育外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体育外交研究与发展，但也给体育外交研究带来了一些困局：①多采用“行动者-结果”的论述框架对体育外交进行定义，将功能实现或目标达成视作逻辑起点与实践归宿，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局之中^[13]，同时也限制了体育外交研究外向拓展的可能性，这是实体主义的“宿命”；②实体主义以目标、意义和价值为导向，关注的是体育外交如何通过实践实现这些目标、意义与价值，但会忽视对体育外交的理论建构，这也是一些学者质疑体育外交只是体育与外交的简单相加的原因；③实体主义的研究范式是在主客体二元结构下展开的，体育外交行动者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主体，而目标对象被认为是客体，关注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影响”“宣传”，忽视了主客二元的交互关系。

2.2   关系主义对实体主义的超越

近年来，经济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开始从关系视角思考行动者间的“交互行动”^[14]，以寻求对实体主义的突破。与实体主义截然不同，关系主体间的关系是本体论上的相互联系，即行动主体的身份只能取决于该身份在其他身份的关系网络中处于何种位置^[15]15。

与实体主义的国家先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不同，Jackson等^[9]认为，国际关系才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根本前提，即如果没有国际关系民族国家将失去意义。秦亚青^[16]则将关系主义理解为一种“关系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复杂的关系所构成的，包括人与人、人与天地等，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关联，所以在国际关系中也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可以凌驾于这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上的实体。因此，他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采纳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构架，同时又吸收了社会学关于社会性关系的论述（尤其是中国的关系理念），即将国际关系理解为过程中的关系和关系中的行为体。

在澄清关系主义视角之下的体育外交之前，尚需要进一步阐释过程与关系之间的联系。秦亚青^[16]指出，过程是运动中的关系，具有自在的地位，维持过程就是维持关系，就会延续建构身份的实践互动，因而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过程建构主体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关系与过程相互契合、相互嵌入，过程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视为动态的、行进的，而非静态的、惰性的^[17]。因此，当我们将国家等行为体置于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时，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众、公众与公众之间既是动态过程性的，又是关系性的，行动者处于关系网络之中。

将关系主义理念落实于体育外交之上可以发现，体育外交不再是一国利用体育赛事、体育援助等对他国政府、民众施以影响的工具，而应是基于国家间关系而发生，最终又再造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且行动者之间是一种交互行动的过程。这一分析视角不仅在理论上是清楚的，而且在经验上是合理的。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中美的“乒乓外交”，还是印巴的“板球外交”，都是因为中美两国或印巴两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通过体育外交使得两国关系得以建立或缓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不再把外交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交往方式而是视为交往制度时，外交就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当然，要在关系主义的观念之下重构体育外交的概念与模式，还需要辨析清楚外交与体育以及外交（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3.   双重属性还是杂交混合：两种关系的再澄清

总结以往有关体育外交的概念可以发现，受实体主义影响，学者们往往是基于本国的视角，思考体育在外交中可以扮演何种角色，以及通过体育外交这种交往方式为本国达成何种目的。笔者认为，要理解何谓体育外交，须转向关系主义视角，并重新厘清何谓外交以及外交与公共外交、体育外交之关系。

3.1   外交（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澄清

外交（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似乎已经非常明确，公共外交的出现是对传统外交结构和形式的革新。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所构建的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国家意志下针对国际公众舆论的行为。其前提假设有：①公众舆论假设，认为公众舆论可以影响政府行为；②传播效果假设，认为一个国家开展的传播行为能够与态度改变之间产生正相关关系；③有效代表假设，由于公共外交行为只能影响对象国的某些公众，因此这些民众必须能够承担舆论领袖的角色^[18]。但是公共外交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政府外交的消失，公共外交只是丰富了政府的交往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取代政府外交。不过，公共外交的出现也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定位外交（政府外交）。

对于什么是外交，学者们更习惯在实践层面讨论，“不是因为外交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而是外交做了什么”^[19]。由此，外交也一直是在实体主义层面被理解和界定的，它往往被理解为国家间的交往方式，认为外交是由职业外交官员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式^[20]。方式是一种可以被置换、替代和更新的方法。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外交已经过时了，应让位于公共外交。持此种观念的学者往往采取一种“进化与发展”的思维，认为新的交往方式（公共外交）总是可以取代旧的交往方式（政府外交）。不可否认，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实践将世界编织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性流动空间，传统的行为体概念与互动模式正在发生改变^[14]，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政府外交应被取代。外交不是国际关系、国际相互联系的方式，相反，外交内嵌于国际关系和国际相互联系之中，政府外交是国际关系制度的体现^[15]5，即国际关系的维系以外交为前提，而外交是国际社会的构成要素，其推动政治空间差异化的动态性和过程性关系。当我们在国际关系角度理解外交时，外交就是一种构建政治实体间的关系的制度，它包括交流方式、交往代理人和国际社会的再造3个基本维度^[15]6 。

由此审视公共外交可以发现，公共外交有外交之名，而无外交之实。公共外交更多地是探讨如何使用媒体沟通、人际关系和其他工具（如小册子、课程、文化交流等）影响他国民众，长期培养他国公众对实施国家的好感^[21]。相较于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扩大了政府外交中的实体，认为交往代表可以不再是政府官员、职业外交官，而是包括公民、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公共外交不再以谋求直接的谈判、对话来构建国际关系，而是试图通过多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国公众的态度，并试图通过公众态度间接影响他国政府外交行动，这一目的的达成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而且暗示公共舆论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图1）。

图  1  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区别

Figur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vernment diplomacy and public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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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见，目前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依然是实体主义的，而非关系主义的。但是，无论是将公共外交视为传播方式还是宣传方式，其都与政府外交有着一条联结暗线，即公共外交旨在影响公众舆论，而学者们又暗示公众舆论可以左右或影响政府外交。若突破实体主义的视角，将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中的行动者关系化，将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过程化，可以清晰地发现，公共外交服务于政府外交并为政府外交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这一理念与哈贝马斯等学者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不谋而合。这也非常符合现实中对公共外交的期待：在一个全面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之中，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公众以及公众与公众之间的交往更加频密，而这又进一步表明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如果再将精力集中于政府外交之上，势必增加外交成本，而公共外交恰能减轻政府外交压力，并降低外交成本。

综上可见：①公共外交虽有外交之名，但不同于传统的政府外交，它虽然改变了政府外交的交往方式、增加了交往主体，却未形成交往规范；②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又具有关联，公共外交可为政府外交服务，降低政府外交成本；③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具有过程/关系性，而且，由公共外交服务于政府外交，由政府外交推动公共外交的开展，这本身具有过程/关系性。

3.2   外交与体育的关系澄清

学者们基本上都承认体育外交是体育与外交的交叉，但对如何交叉的观点莫衷一是。非但如此，由于公共外交理念晚于政府外交，而体育外交的兴起又晚于公共外交，这就使得学者们在理解体育外交时往往采取“要么是公共外交的分支、要么是政府外交的工具”的“非此即彼”的研究思路，存在以下3种对体育与外交关系的认知：

（1）在政府外交的维度上理解体育外交，以外交作为主导，认为体育是政府外交“工具箱”中的工具。此时的体育外交更为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政府间利用体育开展交流与对话。虽然这一视角秉持了传统的外交理念，但与体育外交的实践存在背离，因为被认为是典型的体育外交—中美乒乓外交，最初就是以公共外交为先导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与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之间的交往推动了中美两国间关系的发展。

（2）在公共外交维度上理解体育外交，以体育为主导，认为外交是一种扩大化的跨国活动。体育外交的出现与外交理念的变革有着直接关系，体育以“世界通用语言”的方式发挥着公共外交的“草根战略”作用^[22]。这就使得体育外交扩大到体育对外援助、国际体育会议、国际体育培训、国际体育传播等跨国活动。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此时的体育外交只保留了外交之名，它不仅让外交泛化，更让体育外交本身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23]。但是，目前的体育外交案例研究又多是基于这一概念展开的。

（3）为了调和上述2种观点，有学者提出体育外交是体育与外交的“混合”（hybrid），认为体育外交既具有体育属性又具有外交属性。但是，这一研究的重点是各国政府如何以及为什么利用体育来加强、补充和促进其外交，更多地是围绕国际体育赛事展开，认为国际体育赛事是体育外交最具显著性的代表。

因此，基于前文对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体育外交的探讨，笔者认为体育外交既不同于公共外交，又不同于政府外交，而是由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两部分构成的一个统一体。当体育作为交互行动的沟通方式时，它隶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可称之为体育公共外交，它可以独立存在、独立运行，但这还不构成体育外交。以往的研究多止步于此，认为体育公共外交就是体育外交，从而使得体育外交的概念不断泛化。只有当体育公共外交触发或推动国家间政府外交的开展时，即在制度层面推进交往，才能称之为体育外交，这不仅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经验上也是合理的。例如，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以私人身份访问朝鲜，并多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无论美国官方是否愿意承认罗德曼的外交身份，在这一系列访问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终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因此，体育公共外交需要推动政府外交，体育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充分条件，否则只能是公共交往而不能称之为体育外交。

前文论述已经表明，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具有过程/关系性，同样，体育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亦如此。因而，在关系主义的论述前提下，笔者将体育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一体化，提出体育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是一个关系过程，由于该过程是由2个交互行动构成的，因此称之为体育外交的“双重交往过程”模型（图2）。

图  2  体育外交的“双重交往过程”模型

Figure  2.  "Du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model of sports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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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解决了体育外交是公共外交还是政府外交的逻辑问题，理清了体育与外交的关系。无论是体育外交，还是政府外交，其所要回答的都是“什么是外交”这一核心问题。在关系主义视角下，外交是国家关系的一种交往制度，而公共外交是国家间多元主体的交往方式，体育外交的核心是政府外交，其方式是公共外交，目的是推进国家关系的再造，这是过程/关系。因而，体育外交既具有公共外交属性又具有政府外交属性的逻辑，就转换为体育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过程/关系逻辑，体育外交中体育与外交的“混乱”的关系就变为外交居于主导地位、体育作为交往方式的关系。

4.   体育外交的“双重交往过程”模型阐释

4.1   体育外交的“双重交往过程”模型的意义

该模型划定了体育外交研究的边界，并为化解体育外交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持。具体而言，其意义表现在5个方面：

（1）该模型表明不确定的国家间关系是一切外交的前提，而体育外交为消除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可能。虽然，国家间通过互联网络、经济贸易、人员往来等方式相互连通，但国际关系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虚假信息、错误判断等都为优化国际关系增加了难度。这更需要全方位、全人员的多渠道沟通与交流。正如Cull^[24]基于历史经验总结所提出的观点：有说服力的声音不只是单方面阐述，也并不总是关于“你的问题”，而是与每个人都相关。因此，常态化的情景是，国家间通过各种日常交往、信号释放等方式避免误判。以往的体育外交模式倾向于单向的输出，而“良好的外交需要双向的交流互动”^[25]。近年来，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外交研究者开始反思外交的有效性问题，他们认为“倾听和交流”比“喊话”的效果更好^[18]。哈贝马斯亦认为，沟通与交往是主体间达成共识、促成理解的最优途径。虽然国际社会的相互联系程度不断加深，但是国家间的关系同样会因为误判而出现危机，因此，通过诸如体育公共外交等各种渠道不断加强沟通与对话，是缓和国家间误判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2）该模型统合了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将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人为地割裂开来，而是将其过程化，认为公共外交为政府外交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作为一种日常式的交往方式，公共外交与基于国际交往制度的政府外交不同，公共外交并未形成制度性的规范和礼仪，但这不意味着体育公共外交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关系达成不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体育公共交往则可以通过长期的运作，产生“润物无声”的功效。体育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沟通来赢得人心、改变观念，这本身就需要时间。也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并不是目的，通过交往和沟通，交往双方能够相互理解，甚至达成不同层级的共识才是目的，而交往的意义也在于此。体育公共外交更是如此，多元主体的参与、立体式的交互传播等都是为了更充分地相互理解。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国家间的政府外交才能更积极、更容易地开展。毕竟，政府外交是需要面对“2个谈判桌”（一是国内谈判桌—获得国内共识；二是外交谈判桌—获得国家间理解和共识），而且2个谈判桌相互影响，即外交学者所谓的“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26]。

（3）该模型在关系维度中揭示了体育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都是一种交互行动。传统的主客体二分的哲学观有其局限性：①人被视为掌控外部世界、客观世界的唯一尺度，从而带来诸多恶果，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②主体与客体的二分，而主体间的关系被遮蔽。关系主义更强调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它不否定主体性。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主体不仅改造社会，同时社会也在塑造主体。因此，关系主义更契合时代需要，也更适应社会发展。当今各国在面对共同的问题时，都是从本国视角出发，强调的是本国的利益，这正是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不应再在实体主义的二元论视角下理解体育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无论是体育公共外交还是政府外交都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一国政府与他国民众以关系的建立为前提，又以关系的维系、发展为追求，这是一种互信的、交互的关系结构。一些能够左右公众舆论的名人（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就与他国政府甚至政府官员建立了广泛而深度的关系^[27]。

（4）该模型在过程层面展现了动态的和连贯的关系情态。虽然模型描绘的是体育公共外交先于政府外交，但这不意味着体育公共外交必然引起国家间的政府外交。作为交往方式的体育公共外交只是作为交往制度的政府外交的一个充分条件，政府外交依然可以独立开展。体育公共外交为政府外交提供了便利，体育公共外交并不必然会引起政府外交行为，政府外交也不以体育公共外交开展为前提。只有当体育公共外交引发政府外交时，体育外交才得以成立。在实践中，两国关系出现疏远、断裂甚至是冲突时，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而为了恢复稳定，两国需要先试探性接触来修补关系，体育公共外交是一个便捷的选择：①体育本身具有世界语言的特性，体育交流可以不受国家关系好坏的限制；②体育可以宣称与政治无涉，但它又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体育公共外交可以发射“信号”，以对交往双方的交往意愿进行试探，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影响国家政府的下一步决策。体育公共外交是国家关系的“测温计”“润滑剂”，为政府外交设立了缓冲地带，从而使得政府外交进退有据。

（5）该模型表明国际关系再造是体育外交的最终追求，从而将体育外交纳入政府外交的范畴之内。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各国究竟是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是需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性“命运共同体”。如果继续强调实体的民族国家，那么国际社会难免会沦为各国民族主义的竞技场，防范相关误判和避免冲突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从关系主义的角度理解体育外交，则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国家处于关系之中，而国家间的交往是以关系为旨归的。本文所谓的国际关系再造主要是指两国关系的建构、修复，甚至是颠覆。中美的“乒乓外交”“篮球外交”，中日的“乒乓外交”就是典型的关系建构模式^[28]；朝韩的“奥运外交”、印巴的“板球外交”、美古的“棒球外交”等都算得上是关系修复的典范。关系颠覆往往出现在具有敌意关系的国家之间，美国就非常善于利用体育公共外交渗透，对他国实施颠覆。如，汉城奥运会被认为是美国通过体育公共外交的方式对当时的韩国政府实施的一次成功颠覆；又如，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联合了60多个国家共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4.2   “双重交往过程”视角下体育外交概念的厘定

以往对概念的细致讨论并不多，甚至有时将概念等同于定义。密尔指出，概念是我们各种理论的核心部分^[29]，它是关于某一现象之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30]，即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某一现象，而这一构成的改变会直接改变该现象的性质。例如，代议制、议会制并不是区分民主国家的依据，它们的改变并不影响民主，而是否有言论自由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因此，讨论何谓体育外交，就是要找到那些能够决定体育外交发生性质变化的本质属性。

戈茨^[30]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概念结构”的方法。具体而言，他认为概念结构具有3个层次：①“基本层次（basic level）”，即理论命题中所使用的概念；②“第2层次（secondary level）”，是概念多维度特征的展现，即概念的本体论，且这些多维度特征也表现出因果论的机制，因为这些维度特征，所以有这一现象（概念）也被称作因果论层；③“指标层/数据层次（indicator/data level）”，即多维特征中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因此，按照“概念结构”的观点，前文所述的外交就包括交往方式、交往代表和交往规范（表1）。

表  1  外交的概念结构

Table  1.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diplomacy

第1层次（基本层）	第2层次（因果论层）	第3层（指标/数据层）
外交：国家间的交往制度	交往方式	以国家为中心的分级信息流动，单向的信息流动，谈判是主要形式
	交往代表	国家政府、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家授权的职业外交官员
	交往规范	国际：国际“外交公约”、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规范（包括使领馆的设立等）。 国内：外交条例、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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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体育外交首先是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是围绕体育这一核心符号展开的，且这种行为活动必须符合外交的标准条件，即围绕体育开展的交往活动多种多样，这些交往只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只有那些能够推动、引发政府外交的体育交往活动才是体育外交。与外交的概念结构相似，体育外交的概念结构表述见表2。

表  2  体育外交的概念结构

Table  2.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sports diplomacy

第1层次（基本层）	第2层次（因果论层）	第3层（指标/数据层）
体育外交：国际关系的再造	交往方式	交互行动：体育赛事、体育援助、体育培训、体育人文交流······
	交往代表	国家政府、国家领导人、职业外交官员、非政府组织、国际知名人士······
	交往规范	国际：国际“外交公约”、国际法和体育国际组织规范。 国内：外交条例、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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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体育外交是在不确定的国家间关系前提下，一国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民众将体育赛事等体育活动作为沟通方式与他国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展开的交互行动，旨在推动国家间政府外交的开展，从而实现国家间关系的再造。

这一概念由3个部分构成：①不确定的国际关系是体育外交开展的前提；②从体育公共外交到政府外交构成体育外交的全过程链条与全关系域；③再构国际关系是体育外交的落脚点，即体育外交是以建构、修复，甚至是颠覆国家间关系为旨归的。例如，2008年宣布独立的科索沃，急需获得世界的承认，科索沃的政治精英发现传统的政府外交难以再获得突破，就有意识地将其外交重点转移到体育公共外交层面，于是加入国际奥委会就成为科索沃政府重要事务。2014年12月，国际奥委会批准科索沃成员资格。被纳入“奥林匹克大家庭”不仅是科索沃体育公共外交的成功，也为其下一步获得更多的国家承认奠定了基础。正如Brentin等^[31]所指出的那样，科索沃在利用体育进入外交之门。

清晰界定体育外交的概念不仅为体育外交理论的建构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体育外交实践提供支持，同样为今后的体育外交研究设定边界。

5.   结束语

在反思了实体主义的二元对立的体育外交研究视角之后，引入关系主义的视角将体育外交过程化，辨析外交、公共外交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了外交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维度上提出了体育外交的概念，构建了体育外交的“双重交往过程”模型。①本文在辨析外交与公共外交的概念后，提出了体育与外交的关系，指出所谓的体育外交是因国家关系不确定而开展的一国政府与他国民众之间利用体育赛事等方式的双向交往活动，旨在触发国家间外交的开展，从而实现国家间关系的再造。②本文将体育外交视为“双重交往过程”，由此构建了体育外交模型，认为体育更多地是在公共交往中发挥着优势作用，它具有非正式性、灵活性，这为体育公共交往推动和触发政府外交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③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虽然厘定了体育外交的概念，建构了体育外交模型，但是对体育外交中的主体间性、交互行动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相互作用等方面讨论仍存在欠缺。今后的体育外交研究重点应聚焦于如何利用体育再构国际社会，以及各交往主体之间如何进行交互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