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女性在体育外交中的代表性问题：从“数量平等”到“策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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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奥会被称为史上“性别最平等”的一届冬奥会，共有2 8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女性1 314名，占45.44%。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的提高是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女性已经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有学者指出这只是一种数量上的平等，男女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不但未能解决，反而被表面上的“数量平等”所遮蔽。McCarthy、Paffenholz认为，在体育外交领域，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无论是政府体育外交还是公共体育外交，男性所建立的规范、关系网络以及话语框架都将女性置于“性别压迫”之下。Kočí等认为，即使部分女性可以成为“体育外交大使”，但其幕后的主导者依然是男性。
因此，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仅从数量上解决女性在体育外交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是不够的，并提出以下策略：①国际奥委会、各国政府和体育部门应为女性参与外交和国际谈判制定更具体的政策，以不断增加女性在各体育部门和组织中的数量，如Aggestam等指出，可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和作为公共外交（体育外交）大使的机会；②Banjac认为，可在男性和女性各自的“轨道”内构建2种外交观念、知识、话语和方法，从而确保女性以主体身份进入体育外交实践；③女性体育外交官员、从业者、女性主义者以及研究者不仅要发出女性属性的声音，还要为女性构建一种体育外交语言和话语方式，以超越男性框架和二分的性别意识形态；④加大传播力度，借助媒体机构设置议题，积极为其他女性树立正面榜样，强化女性在体育外交中的参与意愿。
给我国带来的启示：①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保证女性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②在社会层面，利用媒体传播，将优秀女性运动员、教练员等塑造为其他女性的典范，利用学术共同体积极构建女性体育外交的话语体系和行动逻辑；③在个体层面，充分发挥女性作为运动员、官员、裁判员、教练员的作用，培育其体育外交的意识和能力，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体育外交实践，充分调动跨国女性运动员、教练员的体育外交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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