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载体之一的现代体育传入中国。1895年甲午战败，大批中国仁人志士开始对传统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身体”逐渐成为国人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众多国家精英认为，当时贫弱的国情与国人病颓的形象高度相似，国家和人民都成为需要“猛药”的“病夫”，体育开始与救国思想相结合，被视为破除“东亚病夫”称号的利器以及寻求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孙中山曾指出：“夫欲图国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1] 教育家杨昌济^[2]在著作中阐述了体育之于救国图存的意义：“吾人······全体之筋肉，不及西人之强壮，决难望立身于西洋之天地······谋肉体之改良，赖以为防御国权之金城铁壁······”青年毛泽东认为，培养“精神与身体并完”的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强调体育^[3]。中国精英阶层在对国家命运的反思中开始引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并朝着以西方理念及实践为基础的新的国家形式转变” ^[4]6，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现代体育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这种作用在以往研究中受到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徐国琦^[4]16指出，中国人为西方体育赋予了新的涵义，认为其成为通往民族复兴、实现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道路，并十分认可莫里斯（Andrew Morris）“现代体育有将个人的力量、纪律和健康与国家整体军事、工业和外交实力联系起来的系统化功能”的观点。正因如此，体育运动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和政府锻造公民的重要手段。陈家明等^[5]指出，体育在国内被用来促进政治的社会化，以训练公民的社会政治观，在国际关系中则被用来明确该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时事月报》刊文指出：“我们提倡体育的目的，即在雪耻图存和复兴民族。”^[6] 王广虎等^[7-8]提到，接受、认同近现代意义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观念成为中国萌生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冲动和历史自觉的重要因素，而“民族主义”的大众扩散为国家意识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已有研究对于宏观理论的论述较多，深入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较少。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对民国时期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以下简称“远运会”）和奥运会的历史考察，探讨、分析国际体育参与如何促进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即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国际性运动会向世界展示独立之地位和姿态，使个人实现身体—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有机连接^[9]，以及向民族国家转变并走向国际化。

1.   独立自主：远运会对主权意识觉醒与体育事业独立的推动

在 20世纪占据中国公共话语主导地位的5个词语中，民族主义是第一个^{[4]ⅹ ⅳ}。自中华民国建立后，寻求民族独立与自强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也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必要前提。现代体育的传播与发展为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个构建想象共同体的场域。亚德里安（Adrian）指出，体育运动的竞争性、超语言性和平民性特征使其成为表达群体性身份的最好媒介^[10]5。体育运动不仅使精英阶层找到一个崭新的政治呼吁的切入点，也推动了国人由王朝国家的“臣民”向民族国家的“公民”的政治身份转变。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民族自决”理论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升腾，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使得爱国情绪进一步爆发，取得独立成为“民族自决”以及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前提。

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在体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乔纳森·科拉奇（Jonathan Kolatch）^[11]将1895—1928年称为中国体育的“基督教青年会时代”。事实确实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基督教青年会一直包办中国体育各个方面的工作。1910年10月，在干事埃克斯纳（M. J. Exner）的倡议和引导下，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仿照奥运模式在南京举办了中国历史上首届全国运动会，其主要官员和裁判员皆是外国人，大会官方语言亦是英语^[4]14。这成为国人在体育领域夺取领导权的历史背景。直至1923年5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6届远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仍然由基督教青年会选派，美国人葛雷（J. H. Gray）担任领队。但中国在该次运动会上遭遇的失败点燃了民族主义火焰，尤其是日本报纸讥讽道：“菲律宾由美国统治，由美国人领队不足为奇，而中华民国既属独立国家，何以亦用外国人领队，实为中国人之羞······”^[12]75 这对于将体育视为“通往民族独立、实现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道路”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不能容忍的：连本国的体育都不能由国人做主，体育救国更无从谈起。在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下，中国体育界人士发起了“收回体育主权”运动，矛头首先指向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在1922年成立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和基督教青年会主持的全国运动会。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13]80，169指出：包括歌曲、服装、体育和艺术等载体作为核心元素共同参与形成了一种构建文化认同的场域；在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中，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从消极服从转变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是重要的过程。体育主权意识的觉醒与爆发是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了民众开始由“臣民”向“公民”的转变。遭受远运会挫折后，中国体育界人士普遍认为国人对于自主权的漠视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圣约翰大学体育教员蒋湘青^[14]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为国人不负责任，“将中国体育交由外国人代办，本属放弃权利”，应推动各个层面的“国人之自觉”。卢炜昌认为中国的失败是由于“厥在西人办事，不肯请华人帮忙”^[15]。1923年6月6日，唐绍仪、卢炜昌、熊长卿等在上海时报馆召开会议，检讨第6届远运会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体育界必须积极担当起中国体育发展之重任，并指出必须成立提倡及主持体育运动的全国性组织^[16]。

这种情绪在第3届全国运动会上总体爆发。基督教青年会继续主持全运会的消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教育与人生》于1924年3月24日发表题为《武汉体育团体反对葛雷》的文章^[12]77。4月20日，《申报》又刊发南华体育会抵制的消息：“香港南华体育会特致函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表示反对，主张联合国内体育团体不参与斯会······”^[17] 一时间国内反对声浪日高，主要呼吁否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合法性以及葛雷对赛会的主持。《申报》于4月30日发表了蒋湘青致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的函及后者的复函，呼吁中华体育协会承担起武汉全运会的责任，并表示“今第7届远东大会将于明春在马尼拉举行，我国为鼓励选手之练习、准备参与斯会起见，此次武昌大会，实为必不可少······”，中华体育协会在复函中表示“此届似已无须顾虑” ^[18]，并于5月中旬派卢炜昌等人赴武汉与筹备委员会接洽。

根据张天白研究、汤铭新引述，第3届全运会最终确立由沈嗣良代替麦克乐（C. H. McCloy）担任径赛裁判长，除少数几个项目外，绝大部分项目都由中国人担任裁判员 ^[12]80。此次运动会被称为国人自主举办体育竞赛的开始，“使我国体育界在运动竞赛中打破一贯依赖外国人的思想”，同时“中国的事应由中国人办的思想在体育界得到广泛的传播” ^[12]79，英码制也被国际通用的公尺制所替代^[19]81。赛会期间，筹备处“召集各省代表，开会两次” ^[20]，同意张伯苓提出的“共同组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计划召集各省代表举行成立大会^[21]。7月5日，中华业余运动协会与中华体育协会筹备会议选举出王正廷、唐绍仪为会长，张伯苓为董事长，沈嗣良为执行总干事，张伯苓、沈嗣良等9人为董事，正式将组织定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18]，以“协进”二字表示“同心协力，以谋进步”之意^[12]170。英文名称继续沿用已向国际奥委会报备的“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蒋湘青^[22]写道：“这个会的成立，是我们体育界的同志，也是我们全国的国民，宣传奔走，努力合作的结果。”之后的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国篮球之父董守义一语道出其对于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意识觉醒的意义：“本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是由于······人民的国家意识的自觉而来的。”^[23]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体育事业有了统一的、由国人自主管理的正式组织机构，标志着由国人自办体育运动的开端。

2.   竞逐列强：远运会、奥运会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想象

自民国始，体育便与爱国主义有了明确联系，被喻为“民国时期取得的重大发展之一” ^[4]64。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尤其当国家的积贫积弱与民族自立自强的愿景产生强烈冲突时，体育运动成为能够承载及实现国家荣誉的可行途径。国际体育赛事开始激发大众对于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想象，如战争一样，为国人寻求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抒发民族主义情绪构建起平台。正如安东尼·史密斯^[13]37所说：“战争塑造了国家，也塑造了族群······它提供了一种向心的力量，能够为后代提供神话与记忆。”

2.1   体育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国家符号化

体育运动实则为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所需的符号、仪式、神话、传统、历史和实践场所，“提供了一种展示国家本身的象征性行动的方式”^[24]。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25]所言：“由千百万人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在一支由11人名单组成的足球队身上体现得更为真实，哪怕只是一个欢呼的人，也成了国家的象征。”这就说明了为何在1905年的上海万国运动会上，当田径运动员马约翰获得冠军后，观众欢呼的并非运动员的姓名，而是“中国”^[26]。

民国时期，国家体育代表团及运动员便被建构为“国家”的符号，其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一举一动、胜负表现无不被附加了“代表国家”的政治色彩，并通过与民众的紧密联系促进了政治参与的大众化进程。1913年，由中、日、菲三国参与的、两年一届的远运会首次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这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体育竞赛的开始，并产生了历史上第一支国家代表队。

在中国，国际体育赛场上的竞争从来都不仅被视为个人之间的竞争：国家队和运动员成为国家“代言人”，运动成绩关系着国家的荣誉。因此，中国队在历届远运会上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并通过社会媒体吸引了民间的广泛关注。运动场上的胜败无不引发国人对民族兴衰与国家荣辱的联想。中国代表团在第2届远运会上的优异成绩引发了如此感慨：“国之盛衰兴替准诸社会，而社会之强弱准诸人民······今者远东运动会之占优胜足征国人之勇武不下于外人······”^[27] 如上文所述，第6届远运会的失利也被喻为“中国人之羞”，引发了民众收回体育主权的诉求。

刘长春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另一个典型案例。出于反击日本侵略阴谋的目的，刘长春成为为国家出征的战士，被奥运会官方形容为“四亿人的代表”。其在上海受到大量报刊记者的采访，24个团体近2000人出席宴会为其饯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其制作了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印有国徽的服装^[28]66。7月8日，在黄浦江畔举行的盛大欢送会上，王正廷将国旗和代表中国体育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旗交给刘长春后说：“愿君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28]67

这种通过体育代表团与运动员产生的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还体现在对海外华侨的吸引力上。1936年，国民政府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和42人的考察团前往柏林参加奥运会。代表团全员不仅在临行前祭拜中山陵，接受蒋介石训话、授旗与宴请^[10]305，还在抵达柏林时受到了包括驻德大使程天放在内的300余名德国华人华侨的夹道欢迎^[29]。汤铭新^[12]308描述道：“李惠堂持国旗前导，团员服装整洁，阵容极为壮观，站外侨胞数百，均胸佩国徽，手持国旗挥舞雀跃，欢声如雷情绪兴奋，柏林报载誉为已抵各国代表团中，最热烈而最整齐之一幕。” 一个体育代表团的到来实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效果，作为国家的符号在遥远的国度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塑造了大众对于国家的集体想象。正如杰斯卡^[30]指出的：“国家性体育运动扮演了共同体的角色，把社会中的公民个体编织起来。”

2.2   国际体育竞赛成绩与民族兴衰的关联

正是由于体育代表团和运动员成为代表国家的符号，以及体育通过媒体引起的大众效应塑造了对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国际体育参与在民国时期开始担负起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帽子的政治任务，国际赛事中的成绩受到无比重视。尤其是大型运动会成为中国与世界列强竞争的隐喻，比赛成绩被视为国家命运的象征而与民族兴衰深度关联起来：“基于对国家富强的愿望······远多于对体育运动本身的热爱。”^[4]64

《申报》曾有一篇对远运会的评论写道：“运动非战争之事也，然竭其力以求胜于人，则与战争无异······战争败则丧失疆土，运动败则丧失名誉。”^[31] 这与20世纪初中国被迫卷入世界政治与文化的竞技场关系密切。在积贫积弱的民国时期，在体育比赛中获胜成为中国人证明自我、获得国家荣誉的唯一渠道。尤其自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至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成为中外民族矛盾中最突出的部分。这种对抗与较量延伸至国际体育赛场，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仇恨卷进来。1934年第10届远运会的中日足球赛被誉为一场“只能胜、不能平、更不能输”的比赛，在双方进入点球决战后，相关记载描述道，“球，凝聚着祖国的尊严，民族的仇恨，还有东三省人民的血泪”，罚入制胜点球的李惠堂也因此成了民族英雄^[32]67。

国际体育赛事中的胜利通常被联想为对他国的胜利而能为国家带来荣誉和精神安慰，这种愿望在民国时期迫切显现。中国在远运会中取得的成就被当时的媒体大肆报道，并在行文中赋予战争中获胜的隐喻。如中国运动员在第2届远运会上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有评论道：“东方大运动会者，一国民小小试验场也。国民之精力如何，自治力如何以及各种之布置力如何均于此以见之。”^[9] 王正廷也将其视为“运动成绩竟远出于东方诸国之上，于绝望中得一希望，悲观中得一乐观” ^[12]129。另外，中华足球队蝉联9届远运会冠军也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同样，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失利被引为国耻，会带来从运动员到知识阶层的连锁反应。《环球》刊发的一篇反思第3届远运会失利的评价道：“拟于他国人前一显我中华民国大好男儿之身手，而结果乃仅仅如此，事之可耻，孰过于斯。”^[33]

运动员也无不将自己的参赛视为为国征战，而将比赛的失利上升到丢土丧师的政治高度，就连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中失利后都表达了对自己未能给国家争得荣誉的失望^[34]11。在声势浩大的柏林之行中，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依旧乏善可陈，被批评为“负了全国五万万同胞的希望，为祖国难堪于柏林会场中······不知代表团归来以何告国人” ^[35]。更触动国人神经的是，在篮球首次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之际，中国篮球队败给了日本队。事后篮球队招致了国内猛烈批评，相关负责人也出面公开做出检讨。驻德大使程天放的话最具代表性：“输给别的国家可以，但唯独不能输给日本。”《从沈嗣良的谈话可以想得到我国篮球队员均患神经衰弱》^[36]一文表明，篮球队成员在赛前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由此可见全体成员对这场特殊比赛的重视程度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承受能力。同样，中国自第6届远运会之后成绩日趋下降，大量知识阶层和体育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无不从国家与民族兴亡的政治高度对国际赛场上的失利进行反思与评价，并与日本体育的快速发展比较，将日本国家的发展与体育赛场上的快速进步相互关联。

2.3   国际赛场失利引发体育发展道路的论辩

民国时期体育发展道路的论辩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是否应以国术取代西方现代体育的争议。尽管早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关于西方体育与本土传统体育孰轻孰重的争论，但真正将其推向风口浪尖的事件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失利。由此，论战者无不从民族发展的政治高度对中国体育的未来发展道路发表各自的观点。

徐国琦 ^[4]38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视为中国进军国际舞台的转折点，这使中国不可能“倒退至原来与世隔绝的日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在国际赛场上获取渴望中的胜利成为国人思考的重要问题，进而将注意力集中到“何种体育形式才更适合中国人”这个问题上。1932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的社论提出：“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37] 这是“土洋体育之争”中的第一声呐喊。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对此表达了赞成：“各项体操，止可以舒畅筋骨，而国术更可以自卫御侮；体操器械······费用甚巨，而国术以四肢百骸为主要工具······儿可不费一文······以民穷财尽之我国，欲谋健身强种，自卫卫国，除国术外，实无经济便利之方。”^[38] 针对诸如此类的主张，也有反对的声音。吴蕴瑞^[39]在《体育周报》发文指出，“学术固无国界，体育何分洋土”，认为土、洋体育应以是否适应个性发展和能否适合社会需要作为选择原则。

无论主张“土”体育还是“洋”体育，不能否认的是，其本质是在寻求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对于如何在国际体育竞技场上获取胜利的争辩。在国际体育参与中面临渴望胜利和遭遇失败的矛盾，“土洋体育之争”反映出在卷入世界秩序进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世界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传统性以及科学本位与经验本位等多重冲突^[40]。尽管存在争论与冲突，但这次由国际体育参与引发的论战在事实上强化了民族国家意识，体育界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41]。从最终国术与西方现代体育共同被纳入民国教育体系的结果来看，中国开始审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学会理性应对多元文化融合与并存的事实，“不仅使‘洋’体育能更好地走进中国社会，而且也为中国‘土’体育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42]。在除旧与布新、冲突与交融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得以完成，具有民族本位、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国家体育发展道路初步形成。

3.   融入世界秩序：参与国际事务，获得国际认可

从远运会到奥运会，几十年来对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切实地使体育运动在民国时期推动了中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同时也借助媒体推动了民众对于国家政治议程的参与。带有现代民族国家属性的“中国人”的概念在一次次体育竞技场上的角逐和对体育主权的争取中建立起来。在这个进程中，体育运动除了对内强化民族主义之外，还在融入世界秩序方面，在与其他民族国家保持差别感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国际化，在国际事务参与中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构建。

3.1   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立足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早在1907年就开始与国际体育产生联系，并表达了参与的渴望。1907年，时任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介绍了奥运会的历史和现状，并明确表示中国应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43]。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饶伯森（Clarence H. Robertson）呼吁中国参加奥运会，提出著名的“奥运三问”^[44]。这成为中国与国际体育产生联系的开始，也成为萦绕中国人心头长达百年的情结。

自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将西方现代体育作为救国保种的重要方式之一，国际体育赛事就被中国人所迷恋，并被视为融入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径。徐国琦^[4]34 表示：“中国人当时在萌生的对外交事务的兴趣驱使下，开始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现代体育提供了另一片天地，亦为中国在自身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自第1届远运会中国诞生了首支国家队、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后，上海又于1915年举办了第2届远运会，这成为中国自主举办的第一个国际体育赛事。借此契机，时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伍廷芳被选为远东奥林匹克协会主席，后来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担任会长，此次大会所取得的成绩也成为“中国远运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12]126。

自张伯苓于1907年首次提出国人参与奥运会后，奥林匹克运动就被中国人视为走上国际舞台、得到国际认可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社会动荡以及连年战乱、财政困难，中国没有派出运动员参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只委派驻丹麦公使罗忠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宋如海出席考察^[12]188。日本支持伪满洲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改变了中国的奥运参与历程。尽管刘长春并未取得理想的成绩，却有着划时代的重大外交意义：“此次参加大会······惟最大目的，使世界大会中亦有中华国旗飞扬于洛杉矶，使独立国家之中国亦有人参加国际竞技大会······”^[45] 郝更生在一份报告中也谈到此行达到了“开辟中国人参加奥运的新纪元，并使中国国旗在奥运会飘扬”的目的^[34]7。沈嗣良^[46]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再次强调，参与奥运会有助于中国刷新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会场里破天荒第一遭的忽然发现了大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是何等足以使全世界注意惊奇而称道的一件事！······至少其他人现在知道了，我们是被看重的一个国家！”

受到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产生的效应的启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赵晋卿由此事提出国际体育参与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价值：“故体育大使之成功，每往往一百倍与寻常外交家所不能成功者，中国今日外交失败常矣，然苟能于体育外交之中争一席光荣地位······此次奥运会我虽派选手一人出席，而在国际上之印象及意义则极大，即表示在万国之中我中华民国亦固其一。如不参加，则世界人士诚不知我中华民族在地球何处······”^[12]222

彼时中国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所获得的国际认可为借助体育实现外交目的奠定了丰富的现实基础，进一步为国家和政府创造外交价值提供了手段和工具，因此，国际体育赛事在中国人眼中具备了极其重要的外交价值。1932年底，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派遣运动员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并将所需资金列入政府预算^[47]。1934年日、菲非法解散了远运会之后，“吾国顿失参加国际竞赛之机会，深恐孤陋寡闻，阻而资淬励，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决议派遣多数选手赴德参加世运会也” ^[48]。对于那些强调国际认可和中国国际形象的精英来说，奥运会运动员抵达柏林本身就代表着中国的胜利。不仅如此，由42人组成的考察团遍访欧洲各国，以期习得欧洲先进的体育经验。

这种参与国际体育事务、保持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决心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同样也有体现。1939年，受王正廷推荐，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当选中国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按照董守义的描述，王正廷推荐孔祥熙的理由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没有固定经费，“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必须找一个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28]15。在1945年9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做出的5项决议中就有3项与奥运会相关：争取申办1952年奥运会、推荐董守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立参加1948年奥运会筹备会^[12]354。董守义在国际奥委会斯德哥尔摩全会上正式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在会后前往伦敦与当地组委会接洽中国代表团的食宿问题^[12]363。在回国后的报告中，董守义也提到了中国争取日后主办奥运会的建议：“各国请求主办世运会的热烈及准备颇值得我们参考借镜，希望我们以后也能争取这一个荣誉。”^[49] 尽管处于战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是设法克服艰难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并将于1948年5月举行的第7届全运会作为最终选拔赛。

3.2   表达国家立场，代行外交任务

1932年6月12日和17日，《申报》连续披露日本为使其在东北扶植的伪满洲国取得国际“合法性”，将派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伪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50]，令举国哗然与震怒。5月初，刘长春就在《大公报》发表了“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声明^[28]64。面对日本的阴谋和举国愤怒，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决意组织代表团正式参加该届奥运会^[12]212。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体育赛场上表达国家立场、寻求国际声援。美国宣布不承认所谓的“满洲国”，很快洛杉矶奥委会也表示“叛逆组织选派代表，并未得总会之批准，故不能准其出席与赛” ^[51]。7月1日，张学良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捐助8000银元^[12]213。刘长春回忆道：“我和于希渭原被日方充任伪满洲国代表，如今一变而为堂堂的中华民族代表，日人之奸计亦不攻自破矣！”^[28]65 《京报》评论道，刘长春“······致满洲伪国无傀儡活动之余地”^[45] ，而“消灭日本人为伪满之国际宣传的阴谋、向世界青年宣传日本之恶性、寻求世界舆论的支持”成为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的重要目的^[33]。刘长春 ^[52]自己也认为，“最初的目的是为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此行达到了这个目标”。

然而，日本将伪满洲国“合法化”的企图并未因洛杉矶奥运会而结束，第10届远运会成为其实现阴谋的又一平台，中国也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反击。1934年3月13日，日本体协在向王正廷提出伪满洲国参加远运会遭拒绝后，遂向菲律宾施压。东道主菲律宾在其威逼利诱下决定在上海召开三国会议。沈嗣良回电称：“上海圆桌会议，我国并不反对，但不得讨论伪组织之参加问题。”王正廷对记者表示：“伪组织参加问题，如我不予承认，决难成为事实，倘日强其参加，我决退出，以示抵抗。”^[53]圆桌会议于4月9日上午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果断坚持一贯立场，拒绝日本邀请伪满洲国参加远运会的提议。在5月19日举行的第10届远运会执委会会议上，日本企图修改远东体育协会章程以实现伪满洲国参与下届远运会的图谋。沈嗣良当即表示：“如主席坚欲将修改会章问题，迫付表决，则中国唯有退出会场，表示对此不合法举动提出抗议。”^[53] 21日，日本和菲律宾在没有中国代表的情况下宣布将远运会解散，改组为东亚业余体育协会，并立即表决通过了伪满洲国的加入^[53]。自1912年发起的远运会在日本使伪满洲国“合法化”的政治图谋与暴力中走到了尽头。

除此之外，还有史料研究表明，在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之时，国民政府还委派人员随代表团赴德国执行外交任务。20世纪30年代中德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联系紧密，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然而，在中日关系恶化、日德关系逐渐密切的背景下，德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成为蒋介石关注的重点。蒋介石以“政府重视国民体育”为由，向柏林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并指派戴季陶前往，以达到恭逢奥运盛会、密切中德邦交、摸清欧洲局势的目的。一回到南京，戴季陶立刻向蒋介石汇报欧洲的所见所感，令蒋介石更加明确中、日、德关系的大势^[54]。

3.3   传播传统体育，展示民族文化

霍布斯鲍姆等^[55]指出，多数国家有意或无意地确立能够体现自身传统和特质的体育项目，并使之成为国家认同和公众参与的载体。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失利成为民族传统体育走向国际的开始。1932年《大公报》的一篇社论认为，中国人“与其参加奥运会，不如在本土体育形式上下功夫” ^[37]。由此，国内掀起了一阵国术热，中国人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并能以此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众多媒体纷纷刊登国术相关报道。国术登陆柏林奥运会成为民国时期奥运参与史上的一大亮点，时人认为“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应像日本柔道那样发扬光大才成，必须多选派优秀队员前去表演” ^[32]73。国术队在柏林奥运会上进行了表演，受到了当地观众和媒体的热烈追捧。有记载描述：“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喝彩声······请求合影的、签字的应接不暇······”并且使赛事组织者“一改初时面孔，满面笑容”，“冰水改成热咖啡，去时派人专车专送” ^[32]75。后来这支国术队还应邀前往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进行表演，同样引起强烈反响。这次柏林奥运会上的“国术之光”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也开了中华国术迈向世界的先河^[19]158，被评为“一个真实的中国，通过奥运会这个大舞台，无遮拦地呈现在世界面前”^[32]75。

4.   结束语

自民国以降，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一直是中国体育的核心诉求。促进国人健康以及恢复民族尚武精神、实现强国保种成为民国时期体育运动发展的逻辑根基。在此基础上，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以及日益紧迫的反侵略、反殖民问题，体育运动成为民族主义的实践场域，并推动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民众政治身份的转变。现代体育运动在清末民初被中国精英引以为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复兴中国古典文化中尚武精神的“药引”，以及寻求强健体魄以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融入国际新秩序、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途径。可以说，体育运动在民国时期重新整合了中国人，并在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塑造了“自我”与“他者”的民族意识。通过争夺体育自主权、建立国家代表队以及参与远运会和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体育运动为唤醒民众国家意识、推动政治议程参与、构建共同体提供了认知符号和想象场域。在对内构建民族认同的同时，通过体育运动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以及表达国家诉求的外交功能也开始萌发，并成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要表达途径和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