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涉及医疗、养老、伤残救助、儿童青少年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青少年体育是一项深入学校、扎根社区的服务性社会工作，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工作依托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学校体育社团、体育联盟等非政府组织，以体育与教育、课内与课外、知识与能力、学习与活动等社会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组织社会化发展。如：全美中学校际竞技运动管理协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ate High School Association)作为非营利组织负责全美17 000多所中学的1 000多万名学生的训练竞赛工作，该组织崇尚将体育运动融入教育，以融合发展视角使运动员先成为合格的学生，在促进体育运动社会化发展的进程中选拔运动精英^[1]。从学理层面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学经历了初创、演进、深化、拓展等不同阶段，在当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治理结构主体背景下，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和众多社会组织的迅速成长促进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2]。从公共治理基础理论到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形成以结社为源起，以社会组织为基础，以社会治理和体育社会化治理为制度保障的青少年体育组织网络体系，将培育青少年体育组织作为开展青少年体育的基础性载体。以开展青少年体育培训、赛事、文化交流等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为培养方式，将其视为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学校体育教育质量、提高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率和选拔体育精英的途径，通过一系列政策导向获得政府支持，促使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青少年体育组织起到普及体育运动和培养精英人才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治理的逻辑基础为切入点，对其青少年体育组织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策略进行讨论，为优化我国青少年体育组织建设提供借鉴。

1.   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治理的逻辑基础

1.1   基于体育运动自然属性发展青少年体育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健康是身体的质量，运动是生活的权利和本能”。这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从生命的角度对体育价值的释义。显然，体育与生活、身体、生命密切相关，是体育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体现。发达国家专家从心理学、身体教育和动作学的视角研究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如：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的认知发展理论阐释了儿童思维和智力、动作技能形成的关系；美国国家运动和身体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NASPE)的研究者从人体动作学(kinesiology)视角，以幼儿、儿童、少年、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认为青少年运动的动作技能形成是质变、序列、累积、有方向性、受多因素影响和个性化的^[3]，此研究对儿童青少年动作的学习、熟练、控制等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对从情感、动机、行为层面揭示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规律具有指导意义。

从体育运动发展本身分析，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运动发展是基于挖掘体育自然属性——生命与人类生存、生活和生存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延伸、丰富和创造，将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过程本身视为本能的、生命活力充盈的身体和情感的迸发^[4]。埃里克松认为，自发的漫无边际的玩耍、微观的漫无边际的游戏和放大的漫无边际的游戏成为幼儿期游戏发展的3个阶段^[5]。从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可见，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以“游戏、有组织游戏、竞赛和体育运动本身”为逻辑线条，以动作模式为主体的游戏形式是幼儿、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主要方式，对其感觉、知觉、肌肉动作知觉等进行锻炼和挖掘，随后精细化地掌握专门的体育技能，形成各类有组织、较规范的体育参与模式成为发展青少年体育的主要方式。基于竞赛和社会体育、职业体育、体育教育的主要模式，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逐渐层级化、规范化、专业化，由校园、业余运动逐渐走向职业运动，成为体育运动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1.2   基于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发展青少年体育

发达国家以整体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青少年体育运动，尤其是遵循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规律，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 生理机能规律。近些年，儿童青少年体能(physical fitness)活动水平下降成为全球性问题，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等发达国家大量的研究报告表明，减少和缺乏身体活动导致儿童超重，并引起身体健康、慢性病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促进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美国国家体育与运动协会协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制定了身体活动指南，其体能模型主要包括心肺功能、形态素质、新陈代谢能力、动作素质和肌肉素质，这一模型强调的是指标的独立性和多维性^[3]，更是体现对儿童青少年运动本能的挖掘和提高。

(2) 认知等心理规律。从出生到发育阶段，皮亚杰将认知发展阶段分成感觉动作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并将认知发展描述成儿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按此规律，发达国家发展青少年体育以实现体育目标和非体育目标为任务，社会和家长高度关注以体育运动为手段发展青少年的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和注意力等能力。研究表明，身体智能的进化是伴随着人体认知智能进化而不断演变的。1965年，美国健康、体育、娱乐联合会发布的《体育分会宣言：这就是体育》中就强调通过体操、游戏、体育舞蹈和技巧等培养少年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巧妙而有效地使用动作的能力以及对动作的认知能力^[6]。

(3) 身体教育规律。发达国家体育运动的源起和发展均与该国民族特性、历史渊源有不解之缘。如澳大利亚广泛开展的板球项目与该国天然资源和田园风光密切相关，从项目缘起到发展壮大蕴含着人们征服自然、开拓进取的土著人特有的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美国著名作家约翰·R·杜尼斯在《美式体育》(The American Way in Sport)中，将体育视为民族特征的一条伟大线索来解释美国体育的独特性^[4]。可见，身体教育作为发达国家青少年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以运动项目参与的不同方式对其培养，既符合青少年智能结构体系建立的需求，又有利于项目开展普及和文化传承。

(4) 社会发展规律。随着青少年社会融合性、组织参与性、行为规范性的增强，社会化进程影响着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和运动本身。在发达国家，人们普遍认为体育参与包括体育锻炼、运动训练、观摩比赛等一系列活动，既是学习的过程，又是社会化的过程^[7]，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应以适应社会发展规律为原则。因此，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观摩比赛、参与培训、加入社团、参加比赛等行为均是对其起到了新的角色定位的重要作用，以体育为载体增进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符合青少年社会发展规律。

1.3   基于体育社会组织支撑发展青少年体育

在公民社会视角下，组织化已成为发达国家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普及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趋势。(1)组织地位的权威性。在发达国家，国家宪法将结社自由归类于政治、公民权利，由此思想溯源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或从事公共性质活动作为主要宗旨^[8]。发达国家社会体育管理社会化的自治程度较高，社会性质的非政府体育组织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一方面国家性质的非政府体育组织将青少年体育工作纳入整体规划中，注重青少年体育普及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如作为非政府体育组织的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政府不向其提供财政拨款，其需要通过自我运作获得日常经费，该组织将青少年体育兴趣培养、青少年体育参与机会提升、精英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视为组织的重要工作^[9]。同时，由美国奥委会、美国志愿组织、美国体育休闲协会、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全美大学生、中学生体育联合会共同形成了全国性质的体育社会组织为青少年体育工作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以实现体育目标和非体育目标赢得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美国青少年体育协会通过各种途径围绕组织的群体功能、成就目标、群体团结、道德、内聚力、社会融合、志愿精神等方面提高组织的吸引力和培育功能的多元化^[10]。

(2) 组织培育的自发性。一方面，体育与公民素质、宗教信仰和道德等紧密联系，通过依托社会组织培养青少年公民素质，以公民参与(civil engagement)和社群活动(community action)培育青少年关爱社会、承担公共利益的责任和分享公共利益的意识，促进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自发性。如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11]已有160余年的历史，该组织以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促进青少年社会交往、培养青少年健康思想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为目标开展体育活动。众所周知的詹姆斯·奈斯密斯发明的篮球运动就是依托于基督教青年会, 同时社会改革者都认为体育给青少年带来诸多益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促进身心健康，培养青少年道德品质和社会融合能力是化解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危机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体育与青少年休闲娱乐生活、健康成长等紧密联系，促使青少年体育组织创建的自发性。重视青少年休闲娱乐生活、健康成长是美国、英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高度关注的一项事务。

(3) 组织协作的联动性。在互融互通、跨界整合的视角下，青少年体育组织创建与文化、教育等领域融合。一方面，体育发达国家为青少年体育组织建设创造了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在美国属于社会组织性质的青少年体育组织，往往形成了由社会主导，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的运行模式。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The National Alliance for Youth Sports, NAYS)是美国倡导儿童安全体育运动和活动的组织机构，该组织将“与地方动态合作”纳入组织发展的重要规划之中，培育了3 000多个社区组织，形成了强大的组织网络，既深入社区开展体育运动，又服务于青少年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体育发达国家将青少年体育组织视为青少年成长阶段的重要载体，其身体、心理和社会融合等各领域的发展具有联动性。如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将社区组织发展到公园、学校、娱乐部门，以俱乐部、警察体育联赛、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青年组织和其他全国青年服务团体为建构形式，形成了以体育为载体的强大的全球军事体育后备基地，而且美国的每一个空军和陆军基地都有该组织的身影。

(4) 组织创建的基层性。在发达国家，基层性质的社会组织往往集中在教育、健康、休闲、娱乐和体育等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领域。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体育组织及其合理而有效的运作。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社会青少年体育组织创建往往瞄准青少年居住生活的社区、学习的学校、玩耍娱乐的场所等。一方面，青少年体育组织创建区域、场所或机构非常广泛。在体育发达国家，以基层体育组织为载体的体育场馆和健身指导服务很普及，如英国青少年校外体育联盟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广泛创建组织和吸纳青少年会员。另一方面，体育组织(包括青少年体育组织)对不同年龄段、类型的青少年的涵盖具有全面性，体育性质的社会组织和慈善性质的志愿组织均是以慈善、仁爱、志愿行动和互助的服务理念实现公共利益。

1.4   基于体育教育融合发展青少年体育

(1) 以学校为基础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美国、英国等国家政府和社会以学校为基础制定政策，实施青少年体质健康和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这些国家均以学校为载体，通过多种形式的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增加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时间，激发青少年参与的热情和兴趣。在美国，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高体力活动被视为一项公共事务，学校与众多公共卫生机构、科学院等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合作，形成了以活动开展、赛事组织、科技研发为一体化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平台。美国教育、体育和休闲运动协会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通过修订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制定相关促进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政策、执行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试等方式提升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率。

(2) 以教育为理念倡导体育的价值定位。一直以来，体育教育的理念是发达国家社会教育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古希腊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身体观是美国体育价值建构的思想源泉。柏拉图主张“以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尤其针对儿童青少年提出学习军人骑马、投枪和射箭等各种技能，对今天美国人崇尚强健体魄、健康身体、健壮身材影响深远。托马斯·伍德将体育、身体教育的理念延伸至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今天美国幼儿和儿童教育中体育的游戏、娱乐和身体教育的功能得以释放，是体育的健康身体观念、健康心理品质和融合社会理念的体现。

(3) 以活动为载体保障青少年公共生活。受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公共性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品质，国家政府和社会将体育作为公共领域不可替代的公共物品之一，并将其视为公民权^[12]。青少年依托学校和社区参与体育活动，以“身体动作—体育技能—体育竞技”为链条，开展丰富有趣且符合儿童青少年成长规律的体育活动，同时，促进青少年社会化成长。例如，美国在头、心、手、健康(Head, Heart, Hand, Health, “4-H”)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广泛开展培养其公民教育、品格教育、能力教育的活动，致力于培养青少年领导能力、公民意识和生活技能等能力^[13]。美国童子军夏令营开展以“学会生存为主题活动，针对儿童青少年社会生存开设了11大类、51门身体机能和生存教育必修课程。同时，各级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为培养进取精神开展大众和精英类型的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

2.   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体系构建

2.1   顶层设计：国家行政管理部门

发达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以制定政策和顶层设计为主要职能，社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以法治为基础承担社会治理职能，以执行政策为目的履行其公共治理职能。在体育治理领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体育管理体制受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影响，美国以社会组织治理为主体，英国以国家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治理为主体，且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职能边界清晰、分工明确。如：“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英国教育部和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作为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全英体育行政事务治理，其主要职能是设计和规划精英体育发展路径、制定青少年体育和教育政策和标准、管理奥运参赛和承办事务以及协调英国国内单项组织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事务^[14]；然而，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UK Olympic Association, BOA)、英国青少年体育基金会(UK Youth Sports Foundation, UKYSF)、英国青少年体育信托组织(Youth Sport Trust, YST)、英国各单项体育组织均是作为体育社会组织，以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和不同项目的体育服务为职能，以公共服务为指导原则运行管理^[15]。如图 1所示，英国将英伦绅士、骑士精神和高雅运动作为培养青少年的主流教育理念，在英国体育、文化和传媒部与英国足球协会政社合作治理的模式下，建立了由政府政策驱动、社会组织参与的英国青少年足球推广体系，且英国足球基金会承担场地器材、竞赛组织平台和专业培训等职责，将青少年足球注入社区体育，同时职业俱乐部也通过职业足球的优质资源扶持和关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图  1  英国青少年足球治理体系

Figure  1.  Youth football's governing system in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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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体育管理体系则以社会治理为基础，未建立行政性质的体育主管部门，由美国奥委会管理全美奥运事务，同时各类体育社会组织职责分明，呈现社会化管理的特征。从法律层面看，美国无社会组织的独立法案，但美国司法部门、联邦税务总局和州政府对其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性质进行界定，由注册登记、税务、审计等多部门共同治理，使非营利性体育组织承担起普及体育运动和培养后备人才的责任。因此，政府通过诸多方式和手段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行为控制，主要包括：不允许将体育社会组织的资金用于政治游说，以《联邦所得税法》对其经营性质进行评判，审核其财务报告以规范其管理，严格执行服务大众、弱势群体、青少年体育的公共慈善组织管理制度，募捐行为的管理、问责与评估等。由此可见，英国、美国等国家青少年体育管理体系呈现出国家主导和社会主管，多部门、多机构、多组织融合治理的协作机制，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在政策制定、法律规制上做好监督和保障，且鼓励并约束体育社会组织与教育等组织管理青少年体育。

2.2   中介职能：各类枢纽体育组织

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分析，发达国家管理型或枢纽型体育组织在国家体育管理体系中扮演着中介职能，此“中介”职能主要包括政策执行、政策回应和公共服务。(1)政策执行。洛伊认为，管理职能、再分配职能、分配职能和宪法职能是政府的4项重要职能^[16]。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各类枢纽型体育组织以为国家承担、分配各项体育事务和执行体育政策为责任，以贯彻、完成、实现、生产和终结这5种手段执行国家体育政策法规。如：英国足球基金会作为体育社会组织，执行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与英国足球协会在校园足球和青少年足球方面的政策法规，凭借其在经费筹措、内部管理和外部宣传等方面的成功运作，已形成以举办赛事、联赛社区设施建设、巴克莱运动空间构建等为主要业务内容的英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基金计划，形成了以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协作共治校园足球的机制。

(2) 政策回应。发达国家体育社会组织作为行使部分政府权利的公共组织，运用组织内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人员观察、了解、回应和反馈体育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英国、美国等单项体育协会等社会组织聚集了项目管理、执教的精英人才，且在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秉承民主化的特征。例如，英国以创建社区体育组织作为完善青少年体育组织体系的重要手段，在社区筹建运动中心时，政府会征求群体意见，坚持民主决策，体育社会组织参与青少年体育事务体现了中介职能，拉近了政府与青少年的距离，并有效防止了政策阻滞。

(3) 服务公民。服务于公民是体育社会组织民生性特征的体现，因此，发达国家政府与体育和非体育类社会组织在大众健康、精英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协作和购买服务的形式提供整合性服务，加之体育社会组织自身的技术优势、人员优势和专业优势，使得合作更便捷、有效。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体育单项体育组织均承担着精英人才培养和运动项目普及的任务，通过组织运转为学校、社区等公民生活聚集地提供经费、体育设施、人员和培训等支持，使公民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国家和政府构建良好社群关系方面做出了榜样。

2.3   执行操作：各类基层体育组织

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是执行和操作国家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基层机构，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学校体育社团、社区体育组织、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为主要形式，鼓励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和培养体育精英人才。同时，这类组织的发展一直坚持服务社会民生事业的目标，同时也发挥体育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深入社区服务青少年，在青少年生活、成长、教育和娱乐等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成为青少年结社的重要组织类型。例如，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于1981年创建，起初主要培养志愿性质的教练员，至今已培养教练员约300万人，该组织严格履行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志愿精神。此后，随着该组织的不断壮大发展，以商业机构、娱乐性质社会组织、国家组织、美国军队和超过3 000个社区组织为合作伙伴。3 000个基于社区建立的青少年体育组织包括公园与娱乐部门、独立性质的青少年体育联盟、警察运动联盟、隶属宗教的训练计划、隶属军队的训练计划等。在业务服务内容方面，社区青少年体育组织主要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体育服务，其运行特征不同于学校体育的内容设置，在社区体育组织中，教练员、家长、官员和其他身份的社会人士均是组织的服务者^[17]。

3.   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治理策略

3.1   权责关系：全面履行青少年体育治理职能

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发达国家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拓展的结果，以新公共管理为引导的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中。例如，以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美国青少年足球协会等为主体的枢纽型青少年体育组织蓬勃发展。这些青少年体育组织通过合法地位、能力建设、开展活动、发展会员、服务社会等举措，获得了国家政府、州政府和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可，成为组织和开展青少年体育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

在构建组织协作发展的视域下，各青少年体育组织制定了具有各自特色且需履行的治理政策。一方面，以协作性策略处理其与政府的关系，履行执行青少年体育政策的职能。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体育管理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引领下，政府通过授予资质、监督管理或出台政策等行为治理青少年体育组织，其监管的重点在组织合法地位、治理行为、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在权利权限上为青少年体育组织“松绑”，尤其是在青少年体育具体管理业务方面给予青少年体育组织较大权限。另一方面，以第三部门的角色定位履行青少年体育组织服务社会的职能。发展成熟的第三部门是激发社会活力的主要力量，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第三部门发挥社会治理的职能。青少年体育均在俱乐部、社区、学校等基层组织开展，第三部门发挥其强化组织基层性、动员性和参与性特征，促进了体育运动的普及。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的发展均依托于其良好的社会治理背景，为培育青少年体育组织提供了条件，也将服务社会定位为青少年体育组织的重要职能。例如，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为向全美青少年体育提供专业化、科学化和区别于成年人体育的服务，进一步精细分工培养青少年体育专门人才，专门成立了4个分会(全美青少年体育教练员协会、全美青少年体育管理员协会、全美青少年体育官员协会和青少年体育家长协会)，通过组织化推进服务社会的职能，突出青少年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动员社会力量的功能^[18]。

3.2   公民参与：多种途径服务青少年体育发展

在发达国家，从社会统治到社会管理，再演化到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扮演着促进公民参与和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角色。从人类社会与体育运动发展的关系看，凯尼森和麦克弗森认为，个人属性、重要他者(社会化的承担者)和社会化状况在社会环境中会影响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态度，尤其是社会治理和个人角色的社会化加快了体育运动的社会化进程，促使家庭、学校、教会以及同伴群体这些制度性社会系统在体育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媒介作用^[19]。在此背景下，体育运动在发达国家的社会化管理体制中，早已打破了政府包办的管理格局，因此，从青少年体育发展的角度分析，青少年体育组织是促进青少年体育与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

(1) 社会控制。青少年有组织地参与体育运动是帮助青少年避免毒品、减少犯罪、避免吸烟和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有效手段之一。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对14 221名美国高中生健康相关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比不参加体育运动的青少年的健康行为指数高^[20]。完善的青少年体育组织体系为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提供了条件，同时鼓励青少年加入学校体育俱乐部、社区体育组织或社会性质的体育社团等，以有利于发挥青少年体育组织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使青少年通过体育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行为和良好心态，发挥体育组织的社会聚集功能，使青少年体育组织成为青少年倾诉、表达、交流、对话、沟通、竞技的平台。

(2) 社会服务。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社区青少年体育组织等机构开展社会服务，这已成为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的职责，也为公民参与包括体育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平台。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在2002年全国儿童社会体育标准峰会期间发布了一份关于社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社区体育声明——培育社区青少年体育文化》，该文件指出，有组织的青少年体育活动计划是帮助青少年提高体育技能和激发体育热情的最有效资源。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通过其团体会员组织为全国超过3 000万名青少年提供参与有趣、安全和有益的体育活动的机会：一方面，将社区作为发动青少年体育会员和开展社会服务的最佳孵化地，建立区别于学校体育的社区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以青少年体育组织为基础丰富青少年体育文化生活，加强社区文体活动基础建设，以组织为单位深入社区，开展社会服务。

(3) 激发社会活力。美国、英国等体育发达国家通过青少年体育组织的社会性开放资源，吸引社会参与，提高体育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是其青少年体育治理的主要策略。通过青少年体育组织建立的社区、校外等青少年体育体系，是完全有别于学校体育教学的校外体育服务体系。青少年体育组织体现了其在青少年治理体系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教练员团队、校外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青少年体育组织联盟、青少年体育管理团队、青少年体育设施等方面已经形成组织外部和组织内部的治理策略和治理体系，得到了广泛认可。例如：募集英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器材设施等经费已成为英国青少年足球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英国青少年体育信托组织举办的各项青少年赛事已完全得到全英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广泛参与，规模逐渐增大，效益已经显现。

3.3   交流互动：拓宽和搭建青少年体育活动平台

在体育社会化治理的背景下，美国、英国等体育发达国家也将青少年体育作为一项公共资源进行治理，国家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分别以不同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为青少年体育公共事业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均将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的组织职能，实现拓宽和搭建青少年体育活动平台的目的。从组织治理的角度审视发达国家构建青少年体育平台的脉络可见，从组织创建、组织治理和组织功能3个方面依托于公共资源，逐渐壮大组织的能力并承担起青少年体育服务的职能。

(1) 组织创建源于社会需求。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随着官僚制被新的组织体制逐步取代，这种新的组织体制就是新公共服务带来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产生反映了政府民主治理的制度。在此背景下，体育作为高度社会化的一项活动，人们以自由结社行为烘托出体育促进社会群体聚集的特点，体育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对于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体育是伴随着其成长的一种教育手段、社会活动和娱乐游戏等，有组织地自由加入青少年体育组织成为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发展的基础，也体现其组织创建的社会需求。如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的创始人Fred Engh是一名从事40余年青少年田径训练工作的教练员，他认为将体育作为青少年一项“生活的室外教室”(Outdoor classroom of life)，应给予青少年更多系统且有组织的体育服务。他通过参与国际体育论坛等活动大力宣传并创建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他认为只有创建深入青少年身边的体育组织，才能满足青少年的体育服务需求^[17]。

(2) 组织治理依托于社会力量。包括青少年体育组织在内的体育社会组织是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组织既有与政府共同参与体育管理的职能，又具有独立承担管理的职能，同时还提供公共体育服务^[21]。通过研究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发现，无论是管理型青少年体育组织还是枢纽型青少年体育组织，或者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均是依托于社会力量进行管理的，如组织的主席、副主席或执行委员会等核心成员均由社会人士担任，并发挥重要的管理作用，同时在资金筹措、章程执行、开展活动等方面具有独立的治理能力，在组织治理过程中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获得社会支持。依托于社会力量，保障了青少年体育组织所开展的业务能够贴近社会所需、体育事业发展所需和青少年本身所需。如美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所倡导的“父母作为体育指导员的计划”，体现了美国社会组织高度关注家庭体育发展。父母作为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重要决策者，专门成立青少年体育父母协会，编制青少年体育父母协会系列教材，包括指导手册、辅助录像、家庭体育器材使用说明等指导性内容。

(3) 组织功能呈现多元服务。崇尚专业性质的服务是社会组织的目标之一，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发挥自身集聚体育人才的资源优势，大力开展青少年体育培训、青少年体育赛事、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其提供服务。通过研究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服务过程发现，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组织体现其“依托社会、回归社会”的服务效率。依托社会主要体现在实现组织服务功能的业务依托于社会力量，如笔者在考察日本摔跤协会时发现，日本青少年摔跤锦标赛作为一项重要的年度赛事，从6~15岁分为5个年龄组，参赛规模在1 500人左右，比赛场地为8块摔跤垫，这一规模是我国青少年摔跤比赛至今也难以达到的。整个比赛由日本摔跤协会主办，政府不为比赛专门下拨经费，参赛运动员以俱乐部为单位参赛，其俱乐部均是日本摔跤协会的团体会员，通过俱乐部形成社会网络结构，获得组织运营经费和赛事经费，再加之日本摔跤项目在奥运会上成绩优异，也能够获得商业赞助。

4.   启示与前瞻

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公共管理的理论建设脉络看，从行政管理发展到公共治理，是政府由“划桨”转为“掌舵”，再由“掌舵”转为“服务”的过程。尤其是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分析体育社会组织或青少年体育组织，其组织治理是在全球体育治理主体和国家体育治理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已形成体育社会组织网络化治理体系。

在政府转变职能的背景下，以简政放权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成为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和规范管理的驱动力。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已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备案管理制度、分类监督管理制度和行为管理制度等。在我国体育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国家运动项目管理体制、体育协会和社团等一系列改革，激发了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新动力。回顾过去，基于“区县体校、市体校和省专业队”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体育改革和后备人才培养的需要，体育运动学校等业余训练基础弱化、基层性青少年组织薄弱、优势体育运动项目后备人才短缺、新型奥运项目后备人才渠道有待拓展等问题尤为突出。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以体育运动学校、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依托的训练网络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显然，在政府、社会、市场合作治理的背景下，应构建由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青少年户外运动营地、青少年体育校外活动中心、高水平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等为网络结构的多维度、多层次、多样化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紧抓《“健康中国2030”发展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中“以体育为途径全面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率和提升体质健康水平”的发展目标，将青少年体育组织作为国家精英体育发现、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渠道。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传统项目学校等组织还处于规模发展阶段，其独立运行能力、自我造血能力、辐射社会能力及人才培养能力还有待加强。青少年体育组织应逐步由培育发展走向扶持推动，逐步成长为具备承担政府转移、委托、代理或购买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从人员管理、场馆运行、活动开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学校、社区、青少年身边。鼓励民办非企业和工商部门注册青少年体育组织，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开设青少年体育社团等，使更多的青少年加入不同类型、层次和种类的青少年体育组织，兼顾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普及性和提高性、趣味性和教育性，从提高身心健康和促进社会融合的角度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年体育活动。

在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应由“政府一元管理”转变成为“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治理”的格局。在国家大力推动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下，我国青少年体育组织应在赛事、培训、学校或社区体育服务、赞助资助等方面进行拓展，开发青少年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空间，为青少年搭建校外或课外体育活动的空间。一方面，以青少年体育组织实体化运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当前，全国阳光体育大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传统项目学校联赛、青少年冬夏令营等活动成为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平台，需要一批管理型、枢纽型和基层性质的青少年体育组织在项目发展、活动组织、赛事运筹、培训指导、服务社区等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吸收市场资本参与青少年体育组织治理。随着国家、社会和家长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重视程度的提升，围绕青少年体育培训、健康促进、体医结合、户外拓展等产业发展机遇，鼓励青少年体育组织与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发挥市场配置功能，优化资本来源渠道，提升自身造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