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发轫，一方面来源于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来自于研究者的学术自觉。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特别是国际奥委会宣布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我国的体育事业开始走向世界，并初步形成了奥运战略。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共获得15枚金牌，这一成绩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使国人备受鼓舞，并掀起了体育热潮，大众媒体开始将体育新闻作为主要的新闻品种。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与举办，媒体在体育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由此开启。

1.   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

1.1   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体育新闻研究兴起，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开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此背景下，各类体育媒体相继复苏，“一些因‘文革’破坏而遭批判被迫停刊的体育报刊纷纷复刊, 一些体育广播、电视节目从1978年开始逐渐恢复”^[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体育报刊业的发展开始呈现繁荣景象。中央和各省综合性日报、党报陆续成立体育部，开辟体育版和体育专栏。1980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成立；198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部成立；1984年1月，新华社成立与国内部、国际部、对外部等重要业务部门并列的体育部，并把体育新闻列入重点发稿项目，统发对内、对外的体育稿件。1980—1986年，省市级电视台成立体育部，开办体育节目，体育报道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新闻品种和节目类型。

我国体育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85年马信徳的《体育新闻ABC》出版、1988年复旦大学陈天仁发表的《从大众传播媒介的特点看体育信息传播的效果》、1991年蔡有聪发表的《体育新闻的基本特征初探》、1991年和1994年朱柏林发表的《对我国报纸体育消息传播的观察与思考》和《八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比较研究》，以及1998年郝勤发表的《论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田慧发表的《大众媒介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早的一批成果。从中可见，体育新闻特征、体育新闻的价值等体育新闻基础理论是早期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人才培养上，基于体育新闻传播发展的良好势头，国内一些体育院校开始培养体育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上海体育学院于1985年在全国率先试办体育新闻专业，1989年经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在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 正式批准设立体育新闻专业，1999年国家专业调整改为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专业^[1]。1995年成都体育学院借助体育史专业的师资，开始在国内招收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新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启了高端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先河。

1.2   20世纪90年代末—2004年：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体育与大众媒介关系拓展，全国体育院校全面培养体育新闻传播人才

现代体育事业与大众传媒的紧密互动是体育传播研究产生的社会动因。进入21世纪，国内地方办报热情高涨，地区性体育报纸大量出现，各地体育主管部门或独立创办体育专业报纸，或与地方主流媒体联合创办体育专业报纸。“仅2004年1年，新成立或复刊的体育专业报纸就有8家，分别是《中国足球报》《世界体育周报》《体育文摘周报》《中国体育周刊》《新民体育》《羊城体育》《体育生活报》《四川体育报》”^[2]。

随着体育与媒介互动及利益关系的日益紧密，体育与媒介关系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特别是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体育传播业直接推动了体育运动的社会化、娱乐化、全球化和产业化。因大众传媒的介入，体育运动从亲自参与的身体活动逐渐发展为包含各类职业竞技与以奥运会为主体的观赏性运动, 这种转变也促使“体育运动由传统的个人健康事业演变成为以大众传媒为依托、以体育传播和体育消费为主体的产业门类”^[3]。

这一时期，国内体育与传媒关系的研究以谭政典等的《论体育与传媒的共生效应》、郭邦士的《传播媒介对体育运动的影响》、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与大众传播》、李勇的《体育与传媒的关系》为代表，这些研究涉及了体育与传媒关系、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内容。

在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上，这一时期北京体育大学(2000年)、成都体育学院(2000年)、广州体育学院(2000年)、武汉体育学院(2001年)、西安体育学院(2002年)、沈阳体育学院(2004年)纷纷开设新闻专业(体育新闻方向)，开始了体育新闻本科生的培养。

体育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力”，一批研究成果逐渐涌现，如《英特网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2000年)、《纽约时报与南方日报体育报道特点的比较研究》(2001年)、《21世纪我国体育报纸的发展趋势》(2003年)、《美国体育与媒体关系的演变及特点》(2003年)、《新浪网的体育新闻传播及运动经营模式初探》(2003年)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促进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积累了一些基础性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对象主要以报纸的体育新闻报道为主，微观、个案研究多，理论探析与宏观理论建构少；现象描述多，问题意识不足。

1.3   2005年至今：“大众传播+体育”的体育传播研究框架初步形成，体育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显现

2001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增长点，也是国内体育传播兴起的一个转折点。郝勤等的《论体育传播学的性质特点及其理论架构》和肖焕禹的《现代体育传播的特征、价值及发展取向》分别于2003年、2004年发表，这是我国体育传播学科建构和理论建构的开端。《论体育传播学的性质特点及其理论架构》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建立体育传播学的倡议，并提出了体育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价值。2篇文章不约而同地建构了“体育传播过程研究框架”和“体育传播类型研究框架”，这2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视为我国体育传播研究范式建构的开端。

此后，任广耀主编的《体育传播学》、王慧琳等主编的《体育传播学概论》、王大中等主编的《体育传播——运动媒介与社会》等教材相继问世。这3本教材对体育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体育传播的概念、体育传播与媒介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

基于体育传播实践的需求，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学术团体应运而生。郝勤在2005年首届体育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北京奥运会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型体育事件，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会使体育新闻工作者面临很多挑战，也会促使体育传播研究者对这一研究领域有更长远的思考。我们必须有预见，增强研究能力，应对我们未知的挑战。”2005年，经民政部批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设立了体育新闻传播分会(以下简称“分会”)。在分会成立之初，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先行者们也存在一些迷惑，分会的名称是体育新闻传播分会，这个名称是解读为“体育新闻的传播”还是“体育新闻与体育传播”？分会的发起人肖焕禹说：“这需要时间来解释。”分会名称的困惑是学科发展不成熟的反映。分会成立之际即召开了首届体育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从此，我国的体育传播研究领域拥有了独立的学术平台，建立了学术共同体，体育传播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在此阶段，我国部分院校也启动了体育新闻传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北京体育大学于2003年、上海体育学院于2005年、武汉体育学院于2014年、成都体育学院于2015年开始招收体育新闻传播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2.   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变化及特征

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获得重大突破与发展则是在2004年以后。2004年北京奥运会进入筹备期，北京奥运会的宣传与报道、体育赛事转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体运行及媒介服务等实践需求对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样本与研究资源。政府经费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支持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促使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出现。2008年以后，北京奥运会留下的文化遗产使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同时，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体育进一步得到重视，体育文化传播成为体育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

2.1   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学术成果多发表于体育类期刊

表 1显示，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类论文在4个发展阶段呈正比例递增趋势, 尤其是2016—2017年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是10年前的5倍，这体现出我国学者对体育新闻传播领域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以及体育新闻传播学科的快速发展。

表  1  2004—2017年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类论文研究领域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thesis in the fields of sport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n 2004—2017

篇
领域	2004—2007年	2008—2011年	2012—2015年	2016—2017年
新闻理论与业务	20	69	82	105
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	50	92	72	141
体育新闻教育	11	12	14	6
体育解说与体育影视	27	41	68	40
总数	108	214	236	292
平均	27	54	58	146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从发表平台看，新闻传播类期刊是体育新闻业务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阵地，然而刊登这些成果的主要是《新闻战线》《新闻与写作》《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等关注新闻传播实践与业务的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等以反映国内传播基础理论及学术前沿的CSSCI来源期刊却鲜有体育新闻传播类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成都体育学院学报》成为体育新闻传播学术类论文的主要刊发期刊：一方面表明体育传播研究并未进入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反映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在体育类学术期刊中的影响力逐渐提升。

2.2   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有待突破

2004—2007年，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主题是体育新闻的基本理论以及对体育新闻娱乐化现象的批判。截至2003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地区)近百家报纸纷纷开设体育专刊或副刊，全国已有近80种全国体育专业报纸或专项性报纸；而全国体育期刊也达到了将近200种之多。由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专业体育网站也快速成长起来，中国体育信息网、体育在线、华风体育、华奥星空等成为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体育网站。因此，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主题是体育新闻的性质、功能、体育新闻的特点及涉及体育新闻采访与报道等体育新闻理论与业务问题。

体育媒体的扩张带来的恶性竞争引发了体育新闻的色情化和暴力化倾向，体育新闻的色情化、暴力化和假新闻等畸变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因此2004—2007年对体育新闻的娱乐化批判成为主流。2005年，《南方体育》的停刊使如火如荼的体育新闻娱乐化进程放缓，对于体育新闻娱乐化的批判失去了批判的对象。虽然对体育新闻娱乐化的阐释和批判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但这些批判研究并未脱离上述研究的窠臼，成为无生趣的话题。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体育专业报纸危机初显，也彻底颠覆了体育报纸色情叙事模式，体育新闻娱乐化的批判被传媒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兴奋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所代替。

在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上，因为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对体育传播研究提出了要求，如何利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进行社会动员？如何通过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如何在如此重大且持续4年的国际大型体育事件中全方位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如何在如此瞩目的世界大赛中与国际、国内媒体合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如何在城市建设、场馆建设、赛事运行、电视转播中为合作伙伴提供良好的服务？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得到学界的智力和智慧支持。这些超越了体育新闻业务的问题促进了国内体育传播研究的迅速发展。体育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体育，包括体育赛事直播、电视体育节目、体育媒体的研究成为重要领域；同时，大型赛事媒体运行和奥林匹克传播研究、体育公共关系研究、体育与对外传播研究开始出现。

2008—2011年，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世界体育传播的图景产生了深刻变化，后奥运时代体育传播研究议题挣脱了新闻学的研究范式，研究的多元话语方式逐渐呈现。该时期国内体育传播研究主要涉及奥林匹克传播、体育大众传播、体育传播基本理论、体育国际传播、民族体育传播及体育广告与营销传播等内容。其中，体育大众传播依然是研究的重点，赛事传播和新媒体体育传播成为这一时期体育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赛事传播的研究包括突发事件引导、媒体运行、媒介控制等内容，这表示亚运会、北京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内容”^[4]。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组委会首次在奥运场馆内为媒体工作者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服务，北京奥运会在奥运转播史上首次将互联网等新媒体作为正式转播机构，从此改写了奥运转播的历史。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者也很关注互联网、手机、IPTV与体育新闻传播之间的关系。此外，民族体育传播、体育电影、体育传播与社会关系、体育广告与营销等研究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体育与艺术传播、营销传播开始结合。然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上，缺乏理论基础与深入阐释。

2012—2015年，学科反思与新媒体研究议题并存。北京奥运会为我国体育传播研究注入了强心剂，然而来自学术内在需求之外的压力一旦消失，一个学科的迷茫和焦虑就开始出现。此外，因为新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研究范式无法支撑传播学研究，传播学开始出现研究范式转换的需求。毫无疑问，后奥运时代的迷茫和焦虑并未使体育传播的研究者们停下惯性的脚步。2012—2015年，体育传播研究对新媒体的关注明显增多，但依然聚焦于新媒体在体育新闻报道运用的技术性层面，如门户网站体育频道的报道特点、体育微博的特点、体育APP特点等。同时，体育明星形象塑造、体育广告和赛事转播权等应用性研究成为热点。

2016—2017年的研究更加关注新媒体在体育传播中的实践运用以及体育文化传播研究。自2016年开始，体育新闻传播新媒体的研究领域开始由门户网站、体育APP、微博拓展到体育微视频和微信。里约奥运会被称为科技展览会，虚拟现实、全景视频、机器人报道、社交推送、可视化报道、HTML5产品等媒介新技术在里约奥运报道中得以使用，新媒体的发展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成为当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同年，国务院发布了《体育十三五发展规划》，体育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中国的体育文化如何结合该倡议进行国际传播，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借势“一带一路”做好跨文化传播，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新关注点。此外，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公布，促使“互联网+体育”成为2015年体育市场的热点，在强大资本的支撑下，各大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军体育市场，争夺体育赛事的转播权，由此带动了2016—2017年体育赛事新媒体版权的研究热潮。

新媒体发展打破了建立在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上的传播学研究范式，认知传播学、计算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网络民族志研究、大数据挖掘等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然而在体育传播领域，这些研究方法在这2年的研究成果中几乎未出现，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仍旧没有重大突破。从研究方式上看，以文献研究为主，大部分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进行经验性描述和对策性阐述上，部分定量研究也是简单地应用数理统计和内容分析法，缺乏对变量关系的探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使得体育传播研究难以取得高水平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学科反思依然在继续中，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迫切需要引入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对西方体育传播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和思考以及体育传播研究范式的转换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2.3   跨学科研究初现端倪，研究边界逐渐模糊

“社会科学是对有意义的人类行动进行解释的科学”^[5]。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知识的相互融合与边界跨越就已被认定为这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哲学与社会科学、语言学、诠释学的转向将学科间的沟通与融合这一议题提上了学术界的议程。随着不同学科之间交流的不断增多，知识的生产已经从静态逻辑转向网络电子系统领域的动态逻辑。网络电子系统领域中呈现的如关键点、结合处、限制交叉、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等关键词恰好也成为描述这些交叉学科关系的关键词。

“当前体育传播正呈现出后现代文化特征，表现为叙述策略的后现代性、审视视角的后现代性以及意义空间的后现代性”^[6]。在此背景下，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也在不断丰富研究视角，从符号学、叙述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体育传播现象进行解析的研究开始出现，如《游戏叙述原理研究——以体育竞赛与电子游戏的叙述形态为例》《传播仪式观视域下的体育媒介事件研究》《基于莫里斯符号学理论的满族传统体育文化解读》等。

体育传播的后现代性与学科发展的融合同频共振，这与西方体育传播研究的转向与趋向一致。“国际体育传播研究从文学、文艺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符号学、叙事学、阐释学、现象学、修辞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体育传播研究的学者和成果越来越多。研究从过往较为单一的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体开始逐渐向人文科学渗透，甚至有向自然科学跨界的趋势，学科“杂糅”的特点已经显露无疑”^[7]。

3.   我国体育传播研究学术平台的发展

学术研究及交流平台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分会从2005年成立起，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从2011年开始每隔2年举办1次国际高端论坛，从2016年开始每隔1年举办1次青年学者论坛，为该学科的国内外学者提供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平台。

3.1   体育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从对实践与政策的追随走向学术反思

从2005年至今，分会共举办了13届研讨会(第11届研讨会与第10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体育新闻传播分会场合并)。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者们围绕体育新闻教育、北京奥运会新闻传播、新媒体与体育新闻传播、体育赛事解说、体育文化传播等主题进行了讨论。

从第1届到第13届体育新闻传播学术会议的主题可以看出，该领域的学术研讨：一方面注重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反映出对该学科发展的迷惑，如如何应对媒介的变化?如何确立自己的核心研究问题?如何设置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也看到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实践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2007年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闻传播”主题、2008年的“后奥运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的现状与未来”主题、2012年的“大型体育赛事媒体运行服务暨体育解说评论”主题都是围绕北京奥运会及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媒介服务而进行的。

此外，该领域的研究主题还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2008年9月29日，胡锦涛同志发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号召开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体育强国”的系列宣传活动，因此当年在天津体育学院召开的第6届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会就采用了“体育宣传和大众传媒在建设体育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主题。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文化的通知》，2014年研讨会的主题即为“全球化与体育文化”。这反映出该研究领域依附于现实和政策的强大指引和影响，该学科的学术独立性有待提升。

2011、2015年国际(成都)体育传播高端论坛的举办为国内体育传播研究者提供了与西方同行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国内部分体育传播研究者开始比较西方与我国体育传播研究范式的异同，试图就体育传播研究展开国际合作。基于此，部分年轻学者在2015年举办的第10届体育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上，利用工作坊的形式开始探讨重构体育传播研究框架的问题。参与工作坊讨论的学者们从传播学术史、体育与传播的基本概念的语词分析入手，试图追寻体育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研究框架，但并未找到重构框架的合理路径。对重构体育传播研究框架的尝试在2016年举办的全国体育传播青年论坛中得以延续。

3.2   国际体育新闻传播高端论坛：从陌生到交流

我国体育传播研究者与西方体育传播研究者的交流始于2008年前后。为配合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在2007年举办了“全球化体育事件与体育传播”国际学术会议，这是国内第一个体育传播领域的国际性会议。此后，SSCI收录期刊《国际体育史学刊》刊登了由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组织的有关体育传播研究的专栏稿件。然而，“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也就告一段落”^[7]。

在国际交流上，国际体育新闻传播高端论坛采用主办方邀请制，论坛的参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的体育传播学者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者。该论坛从2011年开始举办，至2017年共举办了4届。论坛就“全媒体时代的体育传播：观念与规则”“大数据时代下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转型、变迁与跨越：新格局下的体育传播研究”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参与该论坛的不少学者都是国际体育传播峰会成员，在国际体育传播界享有盛誉，如劳伦斯·文内尔、大卫·罗、阿瑟·雷宁等。在首届论坛上，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西方体育传播者的研究视域、话语方式以及所关注的问题都比较陌生，会议上对“Fancy Sport”的概念进行了不断讨论。第2届高端论坛召开时，中外学者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强，甚至会后有了更深度的合作。当第3届高端论坛举办时，中西对话更频繁，“国际体育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已经开始有中国学者的身影”^[7]。

国际体育传播高端论坛为我国的体育传播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西方学者以问题为导向，关注具体细微的问题，倾向于‘退后一步’的研究旨趣，即其研究不是集中于球场、赛事和体育本身，而是将体育比赛、体育消费置于文化、经济、社会背景下”^[8]的研究立场为国内学者带来深远思考。

4.   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发展展望

4.1   学科融合是必然趋势

随着社会实践的极度拓展与整合，传统学科知识本体的内涵与范畴在各种冲击下不断拓宽与创建，包括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文学、体育学等传统学科在内的专业知识体系不完善，难以满足解决现代复杂学科问题的需要。对新思想、新方法的有机整合与对学科本体的反思、重构，成为突破各学科发展瓶颈的内在需要, 知识边界的跨越所造成的互动与重组成为知识生产与知识构成的热点。

在媒体数字化时代，数字体育、虚拟社群、移动终端、人工智能催生了社会结构的革新，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人与媒介的关系，单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难以解释复杂的体育传播现象和消费现象。“在此背景之下，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各学科的界限在有原则地放宽，认识论疆域在有限地扩张，方法论形式在有效地相互渗透”^[9]。在新的哲学思潮和社会背景下，体育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成为必然趋势。

4.2   更具解释力与包容性的研究范式有待确立

随着对传播学反思的加深，传播学范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以社会学研究传统为取向的学者将传播学范式划分为“社会科学研究、诊释研究和批判研究”^[10]3类范式，也有的学者将其划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11]2类范式；以学派为取向标准的学者将传播学范式划分为“经验-实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学派、技术学派”。近几年，传播学界对传播学研究范式的重构一直在持续。传播学研究范式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体育传播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关注于当下而缺乏理论基础以及对未来学科发展趋势的思考，势必有碍于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体育传播研究面临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的实践性, 新的社会实践不断产生新的传播问题，诞生新的传播主体，也重塑了新的传播关系，体育传播研究的范式有随着社会情境与社会需求变化而变化的需要。为这些体育传播实践提供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支持，是大众传播观下的体育传播研究范式无法实现的。当代传播的实践证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融媒体已经成为所有传播方式的母媒体。整理融合后的传播方式，不仅是大众的，还是群体的，甚至是个人的，以“大众传播学+体育”研究范式指导体育传播的研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从非本质主义视角下，重建体育传播研究范式的构想。这一构想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将传播分为“传递的话语”“游戏的话语”“权力的话语”“控制的话语”“撒播的话语”5种话语所包含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审视和阐释“竞技体育”“休闲体育”“民俗体育”等体育现象，为体育传播研究勾画出具有启发性和包容性的学术地图，这样的研究范式符合学科融合的趋势，也为解释体育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工具^[12]。近年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主题与工具来源也印证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在指导体育文化传播研究、新媒体与体育传播研究上的有效性。

4.3   新的研究方法急需引入

体育传播学研究在吸取母学科知识与方法的基础之上，还应不断开阔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保持紧密互动，甚至可以从信息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中寻找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方法。

基于数据挖掘的大数据技术为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工具。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法等定量研究方法与民族志、深度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采集数据和信息，重视因果关系的挖掘，追求研究的精确性以及理论的建构和解释。与之相反，大数据分析方法放弃精确性而追求海量数据的价值，只描述数据本身呈现的相关关系，而不做因果关系的推理。因而，在方法论层面上，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应充分利用新技术，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大数据分析方法，拓展和深化研究的领域和问题，从而推动体育传播学实现理论建构的突破。

4.4   学术独立与服务国家战略并举

体育新闻传播学科从其建立之初，就承担了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后，媒体和公众都将体育成就与国家荣誉相连。北京奥运会以后，媒体与公众的体育价值观有所改变，锦标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受到批判；由于自媒体的发展，个体价值不断凸显，产生了从国强到民富的价值观的转变。民本主义受到重视，体育成就成为个体价值的一部分。此外，体育的社会作用逐渐凸显，体育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缓解社会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功能阀，体育的游戏与娱乐功能逐渐得到认可。

2016年国务院提出了“实现体育工作全地域覆盖、全周期服务、全社会参与、全球化合作、全人群共享”的体育发展理念。体育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属于一个国家文化的表现范畴。无论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修身正气的文化内涵，还是现代体育倡导的健康体魄、健全人格的现代精神，都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商业、内容、技术与消费正在融合，体育产业需要与传媒携手实现发展目标，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传播需要体育传播提供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体育所承担的国家形象建构的重任为体育传播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在建立新的学术范式以及追求体育传播学术独立之外，体育传播研究在未来依然承担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任。

4.5   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亟待转向

2004年Twitter的诞生、2006年Facebook的问世，2007年苹果公司发布的第一款iPhone，颠覆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2008年以后，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世界体育传播的图景产生了深刻变化。媒介融合进一步增强，移动直播、平台化服务、全媒体布局、本地化服务模式以及TMT(科技、媒体、通信)模式成为体育传播的主要模式。媒介融合使内容产业与上下游打通融合，构建内容、渠道、平台、终端、用户为一体的新型媒介已经成为趋势。传受区隔模糊，体育迷地位上升，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成内容)和OGC(开放地理空间信息联盟)成为内容生产的主要模式。沉浸式传播使现实空间与虚拟媒介深度结合。传播技术的变化使传统的以培养在报社和电视台从事体育新闻工作的记者与编辑为方向的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发生了极大改变。电子竞技解说员、融媒体体育新闻报道者、VR技术的使用者以及高水平的体育摄影记者都应该是现在及未来体育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此外，国家对体育文化建设以及体育国际传播战略的需要也使培养高层次的体育文化传播人才具有了迫切性。

4.6   参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话语规则有待建构

体育自身所具有的媒介特性和天然具备穿越文化障碍的力量使体育成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全球化时代，“以关联性与情境性思维取代原先的线性与普遍性思维，以跨界研究、联合研究、联合聘用和联合培养为契机，扩大各国、各地区的实验性探索，并对其展开明晰的、公开的、明智的和紧迫的讨论，最终实现对社会科学的结构性重建”^[13]，是时代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

目前，国际体育与传播研究呈现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现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试图在国际体育传播研究合作中阐发具有东方视角的论述和观点，然而我国学者在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依然有限。“在全球化语境下开展体育研究的跨国合作，自觉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话语规则建构，努力达成‘一体两翼’的研究格局—以中国问题为主体，以‘交流引进’和‘文化输出’为指向—引入新的概念和方法，倡导新的研究议题，促进研究重心的‘文化转向’”^[14]，是体育传播研究的必然方向。

5.   结束语

从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40年的发展历程可见，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领域在不断拓展，但学科的独立性还不强，基础理论研究亦不足，研究深度也不够，研究方法和视角单一，与社会学、计算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互动不足，标志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较缺乏等。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不断变迁的媒介格局，调整中的个人—媒介—体育—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国社会与体育事业不断转型等，为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亟待发掘的“学术富矿”。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只有立足学科融合，突破旧有研究范式的束缚，以跨学科的视野，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融合，才能实现知识生产对社会实践的干预与引领，并推动社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