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揭示了当代青年在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承载的希望^[1]。然而，处于“成长风暴和压力”下的青少年更易受到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动态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危险行为(又被称为健康危险行为、问题行为或偏差行为)指的是会对青少年的健康、完好状态乃至对其成年后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行为^[2]，如吸烟、吸食毒品、不安全性行为、暴力伤害、网络成瘾等，通常都是在青少年阶段逐步形成的。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有6.9%的初中生经常使用烟草制品^[3]；有约4.3万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被发现吸食毒品^[4]；患有网瘾或有成瘾倾向的城市青少年超过4 000万人^[5]；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青少年数量逐年攀升，年增长率达13%^[6]；约有40%的青少年有过欺负人或被人欺负的经历^[7]。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危险行为会引发抑郁、成瘾、性传播疾病等问题，更甚者会直接导致青少年伤残或死亡^[8]。鉴于此，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各国就已普遍将其列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进行预防和干预。在各项干预策略中，体育运动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有效载体，被广泛地应用于危险行为较高的人群^[9]。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体育在青少年危险行为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专业人士的认可，专注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愈加丰富和深入。相比之下，我国关于青少年危险行为的防治工作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相对不足。为此，笔者基于体育干预的视角，对当前国际社会有关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为我国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借鉴。

1.   青少年危险行为概述

1.1   青少年危险行为分类

目前，对青少年危险行为尚无公认的分类系统，各国给出的标准也多是依据本国国情而制定的。笔者参照国际惯例, 基于我国国情, 重点针对“暴力行为”(包括校园欺凌、打架斗殴、威胁、报复等)、“不安全性行为”(包括HIV感染、性疾病传播和青少年怀孕等)、“饮酒和药物滥用”(包括酗酒、吸食大麻、海洛因等)、“吸烟行为”(包括吸烟或嚼烟等)和“网络成瘾”(包括互联网交际成瘾、网络游戏成瘾等)这5类危险行为加以探讨：一是这些危险行为不仅是各国关注的重点，还在我国青少年人群中表现得很突出；二是这些问题行为不仅对青少年个人的身心健康有较大危害，还会产生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经济负担；三是这些行为是当前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

1.2   青少年危险行为流行现状及干预

从全球范围看，青少年危险行为较为普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学年里，有1/3的中学生曾遭遇过校园欺凌^[10]。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显示, 15~25岁的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占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的50%^[11]。此外，全球每1 000名15~19岁的少女中，有44例已生育^[12]。酗酒、吸烟和吸毒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青少年中也非常突出：澳大利亚有39%的青少年每月都有酗酒的情况，美国有34%的青少年曾尝试过吸烟，加拿大7~12年级的青少年使用大麻或其他非法药物的比例达27%^[13-15]。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青少年网络成瘾不再是一种新现象，已成为影响各个年龄段儿童的世界性流行病。有数据显示，在一些欧洲国家, 青少年网瘾患病率已达18.3%^[16]。

面对青少年危险行为日益流行和突出的严峻态势，各国已形成共识:“必须做些什么以防止情况继续恶化。”为此，针对相关问题建立可行的解决措施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目前，对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干预已涉及生物医学、人文疗法和运动疗法等方面。鉴于运动治疗的优势(低成本、高影响)以及潜在的生理和心理益处，运动参与越来越成为一种更有效、更实用的针对危险行为的干预方案，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同时，国外学界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全球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的理论框架开始逐步清晰，内部机制也进一步被揭示，对公共政策的解释力和支持力不断增强。

2.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国外研究理论与进展

2.1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的理论框架

2.1.1   自我效能感理论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theory)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Bandura提出的理论概念，指的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的自我把握与感受^[17]。针对青少年行为特征的相关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健康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能使个体更好地利用认知资源有效地应对困难和实现目标^[18]。

作为一种健康促进的关键变量，专注于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对青少年危险行为具有有益的干预作用。一是自我效能感代表了一种信念，即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危险行为；有效的信念有助于青少年抵制诱惑，克服吸烟、酗酒、吸毒、网瘾等成瘾行为^[19]。二是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效缓解青少年的攻击性，使他们有信心不需要采取激进的策略，不使用暴力的手段就可以处理压力和冲突问题^[20]。此外，强烈的个人效能感与高自尊等积极的心理变量也有显著联系。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从事危险行为的一个持续预测指标就是低自尊和低自信^[21]。

长期以来，体育运动一直被认为是培养自我效能感和自尊的良好手段。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不断克服和挑战自我极限，获得积极的运动体验，其自我效能和自尊也将进一步增强^[22]。因此，鼓励和促进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已成为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的重要途径。

2.1.2   社会键理论

社会键理论(social bond theory)又名社会控制理论或社会联系理论，是美国当代著名犯罪学家Hirschi于1969年提出的。所谓“社会键”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情感和社会联系，它包含4个核心要素：依恋、信奉、信仰和参与。在该理论视域下，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形成归于社会键的扭曲或断裂，因此对其最基本的防治之道，就是重塑或归正社会键^[23]。研究表明，体育参与对社会键所有4个要素都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它可以作为一种重塑实体对青少年的危险行为进行预防和矫治。

① 体育增强依恋：体育运动可以加深青少年与教练员、家人的依恋关系，从而创造受控的活动环境。教练员可以通过组织体育活动对青少年进行监督与引导；父母通过接送青少年参加训练和比赛能及时监控青少年的动态^[24]。②体育强化信奉：体育世界固有的道德价值观，如诚实、公平、尊重、同理心及团队合作等可以促进青少年品质、技能和美德的发展，塑造良好的人格^[25]。③体育加强信仰：体育运动处处渗透着规则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对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认同，使他们的活动与行为都处于有序的状态^[26]。④体育促进参与：大多数体育活动，包括训练和比赛，都是与他人共同进行的。因此，通过运动, 青少年有机会扩大社交网络，增强社会黏附性，调节焦虑、无助和抑郁等不良情绪^[27]。

2.1.3   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青年发展预防科学的建立，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逐步将青少年问题行为干预的焦点从治疗转移到预防。与传统的理念不同，问题行为预防计划强调在减少危险因素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保护性因素缓冲风险因素的影响^[28]。在此背景下，一种以发展代替治疗的理论——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开始兴起，并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及学者的关注与支持。

关于青少年的危险行为，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强调不应过多地关注青少年行为或发展的“错误”，主张把青少年视为一种资源去培育，而不是作为问题去管理。家长、社区、政府机构和学校应专注于青少年生理健康、社会关系、生活技能和价值观念的提升，帮助年轻人获得各种应对生活挑战所必需的发展资源。青少年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积极的发展，出现危险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小^[29]。

大量研究表明，参与体育运动有利于青少年发展资源的获得，这些积极的成果包括：①增强身体素质，改善健康状况；②增进自我认知，培养公正、正直、诚实、责任感及克制等个人品质；③被外部资源所包围，这些资源包括社区和学校环境、导师的关怀和积极的同伴关系等；④学习和获取应对各种生活挑战的内部资源，包括决策力、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力、解决冲突问题的能力以及抵抗诱惑的能力等^[30]。因此，运动项目作为一种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手段，可以有效干预青少年的危险行为。

2.2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国外研究进展

2.2.1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暴力行为

目前，已有各种各样的机制解释了体育运动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反向联系。一些研究认为，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防止暴力行为的关键在于侵略性的合理宣泄。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特别是积极的体育运动，能够降低青少年的攻击性，因为它提供了频繁的能量释放机会^[31]。参与有组织的学校体育运动可以加强青少年对学校的归属感和依赖感，而这些特征将引导他们致力于创造和保持一个积极、有序的学校环境，从而远离暴力破坏性行为^[32]。此外，体育语境中的道德教育可以有效规范青少年的暴力行为。研究表明，学生的体育道德与暴力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一些旨在提高学生道德品质的体育干预项目可以减少校园冲突和欺凌事件的发生^[33]。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了体育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Michael等^[34]的研究结果显示，参加一些“硬暴力”运动，尤其涉及粗暴的身体接触，甚至是战斗，实际上导致了青少年侵略行为的增加。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体育参与和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些学者对相关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析，旨在识别和探索最有效的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干预机制。关于运动的设置, Segrave等^[35]指出，青少年参与团队运动(如篮球、棒球、垒球)比练习个体运动(如游泳、网球、田径)有更多的侵略和暴力倾向。运动的类型似乎对结果也有影响，Kreager^[36]在区分高接触运动(足球和摔跤)和非接触性运动(棒球、网球)时发现，只有高接触运动才会导致暴力增加。此外，训练的内涵和方式也会造成干预效果的差异。Trulson^[37]将实验对象分成3组：第1组进行传统的武术训练，包括进行哲学反思和冥想；第2组进行现代武术训练，只专注于体育活动；第3组进行打篮球和踢足球的练习。结果发现，只有注重身心运动的传统武术训练增加了自尊、社交能力和传统价值观，其他运动形式则表现出相反的效果，包括倾向于攻击性和侵略性。

2.2.2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不安全性行为

近年来，以运动为基础的艾滋病预防项目(sport-based HIV prevention)以其独特的优势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研究者们认为，体育运动是一个包容性的平台，鼓励公开讨论和积极互动，因此，可以有效地消解羞耻感和困惑，为青少年提供了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绝佳机会。基于此，许多组织和机构都把体育元素纳入HIV预防工作中，一些著名的青少年HIV防预工具包和课程，如草根足球(GRS)、踢出艾滋病(KAO)以及游戏的权利(RTP)等被相继开发并逐步覆盖实施^[38]。同时，以体育活动为基础的艾滋病预防研究也提供了有效性的经验证据。Adedapo等^[39]对一项农村高中生艾滋病预防项目进行的评估表明，相关课程显著提高了干预者的自我效能和拒绝危险性行为的能力。Kaufman等^[40]采用西班牙版草根足球课程对多米尼加397名青少年进行的干预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在艾滋病毒相关知识、态度和交流(KAC)上具有显著优势。此外，一项基于实验的研究发现，以运动为基础的艾滋病毒预防方案在青少年避孕套使用、感知控制和艾滋病毒检测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41]。

除此之外，体育运动在预防青少年怀孕方面同样被认为具有较大潜力。首先，体育参与可以促进青少年女性知识、权利和自尊的增加，使她们做出健康和负责任的选择^[42]。其次，参加体育运动的青少年有更多的动机和意识去避免此类问题，其后果(怀孕)可能会危及她们在团队中的地位^[43]。再次，有组织、有监督的运动环境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的风险性行为，对早期怀孕起到了阻隔作用^[44]。科学研究同样也证实了运动参与和减少青少年怀孕行为之间的联系。Sabo等^[45]在一个全国性的样本中发现，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青少年女性相比，从事体育运动的青少年女性表现出更晚的性行为，更少频率的性生活以及更少的性伴侣，从而间接地降低了怀孕风险。Eitle等^[46]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高中有过大量体育活动的青少年女性，婚前怀孕的比例是10%，而对于那些很少或没有参加过运动的青少年女性而言，该比例为25%。

2.2.3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饮酒、药物滥用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体育参与在青少年饮酒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一些研究中，体育活动与较低的饮酒水平有关。例如，Fredricks等^[47]的研究结果显示，参加学校俱乐部和体育组织的中学生的酒精使用量显著低于不参加运动的学生。与之相反，另有一些证据表明，运动参与往往与青少年酒精使用增加有关。Garry等^[48]在中学生中发现了体育参与与酒精使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Dunn等^[49]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30 d里，参加体育活动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摄入酒精饮料，与非参与者相比，他们也更容易酗酒。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提出，体育与酒精使用的关系向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体育活动类型、组织形式以及参与情境的影响。Wichstrom等^[50]发现：耐力运动对青少年饮酒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而技术性运动反而会增加青少年饮酒的频率；与个人运动相比，有组织的团队运动与更高的饮酒水平有关。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娱乐性的运动环境与酒精使用意图和行为呈负相关，而处于竞技环境中的青少年由于社交、团体氛围、男子气概等因素，则会出现饮酒增加的现象^[51]。

与酒精使用不同，体育运动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干预效用已被广泛认可。一项以体育参与和青少年非法药物使用为主题的文献回顾发现，80%的研究文献都显示出运动参与和吸毒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因而得出结论：从事体育运动的年轻人不太可能是非法吸毒者^[52]。透析其中的机制，研究人员认为，运动参与可以降低和限制青少年对药物使用的欲望，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在运动中取得成功的青少年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消费会对他们的运动表现直接产生有害影响^[53]。运动训练同样也可以有效地缓解药物戒断症状，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体和精神兴奋剂；急性运动引起的变化可以当作兴奋性的暂时调节，慢性运动诱发的神经结构耐久变化，则构成了药物滥用的持久预防^[54]。体育活动已经被证明可以减少年轻人所经历的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和焦虑，因此可以降低青少年药物使用的动机与风险^[55]。

2.2.4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吸烟行为

体育活动保护青少年远离吸烟的机制尚未得到正式评估，研究人员推测，从生物、个人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考察可能有助于解释青少年体育活动与吸烟之间的联系。在生物学背景下，现有的研究认为尼古丁是吸烟上瘾的有力诱因，因为它能提高人的情绪；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体育锻炼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刺激与香烟中的尼古丁相似，同为增加了大脑多巴胺浓度及DRD2基因受体的结合，因此，体育运动可以替代烟草成为“奖励”的来源^[56]。在个人层面的理论框架下，体育运动已被证明能够有效提高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包括自我效能感、自我概念、自尊以及意识一致性等，而这些变量都与青少年烟草的摄入呈负相关^[57]。此外，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青少年可能会接触到更多来自教练员、医疗服务队和运动主管提供的关于吸烟有害的信息，并受到来自于运动员行为规范的约束与强化，从而使他们远离吸烟^[58]。

然而，体育活动与烟草使用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单变量关系。有研究表明，只有某些类型的运动轨迹才对青少年吸烟具有缓冲作用。Janet等^[59]的对比研究显示，执拍类运动、足球、田径和有氧运动(如跑步、慢跑、跳绳和游泳)等活动形式与青少年吸烟的风险降低有关，而一些社交和娱乐舞蹈以及竞技性摔跤等实则增大了吸烟的风险。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只有保持较高水平的身体活动(平均每天超过60 min)或参加竞技体育活动的青少年，才支持与低吸烟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低水平的体力活动(尽管达到了活动推荐量)有可能不是预测指标^[60]。Daniel等^[61]进行的一项为期3年的纵向调查结果显示，与逐渐减少或不定期参加体育锻炼的青少年相比，那些在青少年时期一直坚持运动的青少年吸烟的可能性较低，是前者的1/3。此外，另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干预时间点”也可能会影响结果，建议吸烟预防工作要在14岁之前就开始实施^[62]。

2.2.5   体育运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

根据现有的研究可知，体育运动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产生影响。首先，社会认知的中介作用。研究人员报告说，网瘾高危人群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就是自我效能和自我控制水平低下。体育参与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自我效能和自我控制水平，因此通过运动干预增强青少年认知可以降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63]。其次，促进青少年社会化。避免网络依赖的最好方法是在现实世界中尽可能多地发展和维持社会关系，参加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可以加强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与同伴的联系，从而促使他们从一种程序化、虚拟化的社会交往环境中摆脱出来^[64]。另一种普遍认知则是位移假设。其机制是时间预算的有限性需要引入新的活动和行为迫使旧的活动和行为发生改变。在此观点下，运动参与和上网是一种零和关系，当一个人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致力于体育活动时，其投入网络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65]。

与其他类型危险行为的研究相比，现有关于体育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实证研究在成果数量和研究深度上都较为有限。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研究印证了体育运动的保护性效应。Muhammad等^[66]对350名学生网络成瘾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与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相比，没有参与任何体育运动的学生的平均网瘾分数要高得多。Jun等^[67]所进行的一项元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短期体育干预还是长期的矫治策略，均可有效改善青少年网络成瘾情况，尤其是对于轻度和中度的患者而言，治疗效果更显著。此外，Jae等^[68]以韩国345名中学生为对象展开了一项运动参与对网络成瘾影响的研究，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相关机制，指出体育参与对青少年网瘾干预具有显著效益，且这种影响是由自我控制所介导的。

3.   总结与启示

3.1   国外研究总结

青少年危险行为已得到各国的重视与关注，针对相关问题建立可行的解决措施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上，国外学者以自我效能感、社会键与积极青年发展等理论为框架，从体育运动对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干预效益和影响机制等多个视角，对体育运动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不安全性行为、饮酒和药物滥用行为、吸烟行为、网络成瘾等危险行为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部分实证研究为体育运动对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另有一些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向、一致的关系。虽然体育运动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运动并不是防止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灵丹妙药”，其参与的影响还将取决于问题的实质和身体活动模式。因此，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不同运动轨迹对各类危险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并区分有意义的类型和组合，以提高公共卫生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体育在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文献较为匮乏，研究层次也有待进一步深入。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研究主要以定量为主，在研究方式上主要采用调查法、实验法等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问卷调查法和量表测试法是2种被研究人员广泛采用的测试方法。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①国外研究成果介绍与分析，如刘龙^[69]在分析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体育与暴力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②研究理论分析，即对体育干预青少年危险行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进行论证；③模式及方法构建，即针对相关问题进行对策或干预模式探索，如肖锋等^[70]在其研究中，从基本理念、总体思路、基本程序、具体举措等方面出发，对青少年“网瘾”的体育干预模式进行了初步构建；④干预实效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对象，通过制定实施体育干预方案，对相关行为的干预效果进行检验，如朱晓东^[71]以运动干预为手段，以提高心理健康为中介，对2 138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进行了对比实验，证实运动干预对提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是有效的。此外，从研究的性质来看，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主要以微观问题为主，在宏观理论构建和宏观问题的把握上都较为薄弱；从研究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暴力行为、网瘾、吸烟等常见问题的讨论，鲜有针对青少年不安全性行为、毒品使用的体育干预研究。

3.3   国外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启示

(1) 重视体育运动在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领域的研究。国际社会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表明，借助体育力量干预青少年危险行为是行之有效的；国外学界也在不断探索适用于青少年危险行为的体育运动干预模式和工作方式，努力发挥其潜在效益。目前，国内关于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流行病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卫生学等学科范畴，对以体育为基础的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的研究严重不足。为此，社会、政府、研究机构应重新审视体育运动在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的积极作用，确立体育运动在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的重要地位，加强对相关议题的研究力度，充分发挥体育在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领域的价值与效益。

(2) 坚持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统一发展。国外学界在对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研究过程中，从理论层面结合实证检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就国内而言，受研究环境与学科发展的限制，学者们在相关议题的讨论中普遍表现出“重量性、轻质性”的倾向，跟踪研究更是缺乏。现有关于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现状调查与浅层次定量分析上，缺乏解释性理解与思考，导致研究成果分散，理论总结与创新不足，难以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更加注重以质性方法探索相关议题和意义建构，并进一步加强与量化研究方法的整合使用，以推动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理论与实践结合发展。

(3) 注重跨学科结合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以国外的研究经验看，体育与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涉及生物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只有充分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才能更好地进行探索与解读。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青少年危险行为的运动治疗研究多以独立的干预模式为主，侧重于在体育领域内部展开讨论，与其他学科鲜有交叉和重叠。为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积极突破单一的“体育学”研究范畴，寻求多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加强其他学科对相关研究主题的支持和补充。

(4) 深化对不同类型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干预研究。从国外的研究成果看，西方学者对体育运动与各类型的青少年危险行为均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国内的研究成果看，在以体育为变量进行的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的研究中，关于网络成瘾行为、暴力行为和吸烟行为的探讨相对较多，而对青少年吸毒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的研究则极为缺乏。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青春期性教育和毒品防治教育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公认的盲点和难点。体育运动已被证实对西方国家青少年危险性行为和药物滥用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因此，后续还需要研究人员加强对相关领域的探索，以进一步发挥体育运动对我国青少年的多重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