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马扎林·贝纳基和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安东尼·格林沃尔德提出了“盲点理论”。她们把视觉上的盲点比喻为隐性的偏见，即在潜意识中的偏见、歧视等^[1]。随着对“盲点理论”研究的深入，该理论的研究范围从心理学逐渐扩展至社会学等领域。“盲点”现象不仅比喻内隐性的偏见、歧视，还包括对客观存在的忽视、无视以及人们对信息扑捉的滤过性等现象。实际上，对“盲点”的研究，主要是对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反其道而行之”，研究生僻的、冷门的、易被忽视的，却又实实在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问题。其主要作用在于对主流研究起到有益的补充和警示作用，以及对有可能改变事物发展轨迹以及引起突变的潜在因素进行预测和分析。武术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在武术基础理论、历史文化、发展传播、国际化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探讨的“盲点”问题。笔者拟基于“盲点理论”，对武术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盲点”问题进行探讨，走出思维定势，为武术及其理论的健康发展和推广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武术“发展”认知的盲点

1.1   对“发展”一词的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将“发展”解释为“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2]。“发展”并不只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褒义，由盛至衰也是发展的结果，准确的表述要看与哪些词语组成词组或短语。如“良性发展”“恶性发展”“增速发展”“减速发展”“正向发展”“负向发展”“线性发展”“曲折发展”等。发展具有主观和客观2个方面，既包括主观的意志、愿望，又包括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当主观的发展意愿和努力符合客观发展规律时，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徒劳。因此，“发展”是哲学问题，同时又是相对的概念，表现为“同质发展”和“异质发展”的对立。如何看待发展？从哪些角度看待发展？是否有必要科学、规范地使用“发展”一词？这是理论研究应重视的问题。

1.2   对武术发展的认知

马扎林·贝纳基研究团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被调查者愿意捐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当捐助对象被标注肤色时，白人更愿意捐助白人，而很少有人愿意对黑人进行捐助。该案例说明，人们总是在潜意识中带有歧视或忽视，而这种歧视或忽视通常是难以被察觉的。现代武术是“正向发展”还是“负向发展”(倒退)了？学界对这个问题颇有争论，但讨论的中心不是审视“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围绕武术的某个部分在历史进程中的扬弃问题，从先入为主的视角看待武术的发展问题。例如，关于武术“技击性弱化”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冷兵器时代背景的失去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武术失去了技击的舞台。对于武术的技击性而言，尤其是对于武术的“本质”而言，武术的发展是“倒退”的。还有观点认为，传统武术面临的一些技法、招式、套路、拳谱、礼仪等已丢失或正在丢失的问题，以及学校武术边缘化问题等，是武术的“倒退”或“衰落”。

然而，从武术的历史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重视武术的地位。武术从难登大雅之堂的“旁枝末技”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民间禁武到将武术视为提升国家形象的手段，从镖师护院的末流行业到高等院校的专任教授，从随性自然的邻邦传播到有目的、有组织的国际化推广，从自生自灭的“野花”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从直接的“武把式”到高学历的武术理论研究者，从“官擂”“私擂”到走向现代赛场的“竞技武术”，从下九流的“瓦舍勾栏”到功夫明星、商业运作，武术理论从以技击为主向文化、审美、教育、竞赛等多元角度延伸等。毫无疑问，武术在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从野蛮到文明，“上斩颈领，下决肝肺”的武术内容的消退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对武术“发展”的认识不应主观地局限于“好”与“坏”或“喜”与“恶”之分，而应在哲学层面认识发展的概念。以带有主观色彩的个人喜好评价发展有悖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研究武术的发展应客观准确地认清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抓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正确对待发展过程中的“损耗”和“新生”，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扬弃问题。有研究从“武术产业现代化”“武术科技信息现代化”“武术教育现代化”和“武术国际化”等4个维度，对武术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构建^[3]，这无疑对武术发展的评定研究提供了借鉴，但这些指标并非全部是反映“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指向人们主观上的评定意愿。同时，这也掩盖了武术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性指标。武术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发展，“心传体悟”的传承特性决定了拳种的多样性和武术发展的创新性。武术人通过“我教的是我这一套”^[4]的自编教材，基于创新教学和习拳者的研习改进而形成新的内容体系，这是推动武术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内因。此外，对“大众化水平发展”与“精英化水平发展”也缺乏评定维度。正如有研究认为，“七十二贤”与“弟子三千”在文化发展和传播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4]。武术精英对武术发展的长远影响是大众化的即时性社会影响所不能比拟的。在时代发展的纵向坐标中，武术精英的数量、质量、影响力，都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指标，而这些指标恰恰常作为“盲点”，鲜被学界重视。

2.   人性与武术关系认知的盲点

2.1   对人性的认识

人性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律制度的变更、道德标准的提高、文化意识的繁荣、社会物质的发达等均源于“人性”这一源动力。以“人之所需”为“经纬”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学界关于人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性的构成和人性可变与否上。人性主要由“自然人性”“社会人性”“精神人性”构成。关于人性的可变与否主要存在3种观点：①人性不可变。例如，人总是表现出“逐利性”，人总会有“恻隐之心”等。②人性可变。例如，通过教育、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生活环境施加的影响可以改变人性。③人性由可变和不可变两部分组成。人性是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习与性成’‘积善成性’仍不失为历代学校实施人性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5]”人性可变与否，既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又是一个逻辑结构上的问题。即自然人性作为“内胚层”，社会人性作为“中胚层”，精神人性作为“外胚层”，3个层次相互影响，产生复杂的人性表象。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论及人性，其本质上是一致的：人之所需。

2.2   人性所需决定武术的存在与发展

康德把“人性”视为一种人的本有趋向，一种基于理性的选择与接纳的趋向，把某种行为的主观准则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都只是人的一种禀赋或趋向^[5]。从此意义上说，人的自利的本性意味着人总是趋向选择有利于自己本身的准则，并将其作为行为的依据。武术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生根发芽，并顽强地生长了几千年。武术正是严格遵循“理性”的选择而得以产生和发展。

(1) 运动本身就是人之所需。从“筋骨瑟缩不达”的远古到农耕文明的封建社会，乃至现代社会，运动是人们医疗保健、强健筋骨、延年益寿的“必需品”。武术作为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代表之一，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承载着“体育”的重任。在物质条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拳打卧牛之地”，舒展筋骨，强身自卫。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习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丰富多变的运动方式满足身体活动的需要。

(2) 武术能满足“人类攻击本性”之要。即便是在文明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的攻击性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人们喜欢看动作电影、武侠小说，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攻击的快感。无论是直接的武术练习，还是观赏动作电影或搏击比赛，都可以满足“攻击性”的需要。武术作为土生土长的传统运动，具有自身独特的习俗、文化和技术体系，独具表达攻击性的魅力。

(3) 武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性所需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心理依赖，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总会有历史和种族遗留下来的烙印。即便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这种自我暗示式的不安也会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心境中。因此，人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消除这种不安：通过练习武术暗示自己的强大，通过武术团体增加安全感和归属感。武术带给人的安全感是吸引众多武术爱好者的重要原因。

(4) 武术反映人的逐利性。古往今来，通过武术求名逐利者不计其数。在冷兵器时代，武术是谋生和求取功名的手段(打把势卖艺、保镖护院、武馆教拳、考取武举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开武术馆校和业余教拳等经济活动也广泛存在，并逐渐形成商业化、产业化。趋利之性是武术存在的重要内因。

(5) 社会人性在武术中得以充分表达。武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门派、武德等独特的组织结构和价值观念、道德形态。实际上，元代、清代禁武并不是反对“侠以武犯禁”层面上的个体武术，而是反对社团性的、带有某种宗旨性或象征性的、具有较为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民间组织，如“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武术团体的结构决定了其根本不会发展到大范围的群体事件。门户之见、地域之见以及“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的保守意识，决定了武术组织不会是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群体结构。中国几千年的战争历史也表明，任何一次革命或战争，都不是任何一个武术门派或“武林盟主”发起的。相互倾轧、相互贬低等在武术门户之见中常常表现出来。“社会人性”在武术群体中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个体或小团体利益最大化的生存法则。

(6) 精神人性在武术中主要表现为榜样崇拜、文化、审美和精神慰藉。武术别具魅力，是忠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外显，表达着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对某种修养的向往，对武术文化、审美的追求正是精神人性的升华和需求。从人性上看，人们需要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和丰富的文艺给养。在20世纪的知青下乡运动中，许多知青通过练习武术唤醒了“‘坚强的意志品质’的武术人身份，从而又反过来强化武术知青克服困难的意识，形成苦中作乐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抚慰心灵的作用”^[6]。失去对超现实的精神向往就会导致精神贫乏，丢失前进的动力和丰富的想象以及伟大的假设。武术的存在实际上是人性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武术的发展也必然依托于人性之需要。脱离于人性之需讨论武术就会将武术置于“不接地气”的象牙塔中，只能“曲高和寡”。

3.   对武术文化观念的盲点

马扎林·贝纳基研究团队在一项语言认知盲点测试中将“蜘蛛、网、丛林、网络、蜜蜂、有毒的、苍蝇……”等相关词语排成序列，让受试者在短时间内背出，然后默写能够记住的单词。结果显示，人们倾向于记忆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难忘的、具有逻辑联系的单词。此外，还写下了原序列中没有的，由受试者自动联想生成的一些新词语。该案例说明了2个问题：①人们在进行某项认知活动时，总是带有自觉的主观倾向性；②人们通常会自觉主动地根据自己熟悉、喜欢、难忘的或经历过的事物进行联想，再创造出新的、具有关联性的事物，尽管该事物本身并不一定准确。问题并不是人们有这样的“认知盲点”，而是如何意识到这种“盲点”的存在，不断检讨和修正偏离客观存在的误区。

3.1   对武术文化权势弱与强的反思

关于武术文化权势的问题，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代，几乎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中国文化话语权弱化的现象，认为西方的强势体育文化导致传统文化边缘化，不断挤压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以及把传统文化“同化”为西方文化等，“土洋之争”延存至今。在中国的体育界，尤其是武术界，对此尤为敏感：一方面旗帜鲜明地站在对西方文化对立的立场；另一方面又表达出融合西方，走向世界的诉求。

在近代体育史上，确实有过“文化不自信”的现象。这是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落后造成的，出现了“文化植入”和“文化殖民”现象。所谓的“文化植入”与“文化殖民”是不同层次上的概念。“文化殖民”是一种强迫式的，如日本在对外侵略时强迫统治区的国民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文化植入”是具有选择性和融合性的。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元素融合的产物，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开放性、选择性和融合性等。优秀文化传播迅速，传播范围广泛，表现出了极强的影响力，易被其他民族主动接受。盛唐文化为日本带来了重大影响，明代的航海壮举也给世界文化带来深刻影响，清代的油画艺术、陶瓷、天文、数学、机械钟表等都与欧洲国家具有密切联系，表现出显著的融合性和开放性。

近代西方的“文化植入”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外来文化影响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思想交流，使中国体验到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传统文化边缘化。在西方体育文化“入侵”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它给我国带来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尚缺乏整体、深刻的认识。在此大环境中，作为传统体育文化的代表之一，武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练习武术的人越来越少，学习体操、游泳、骑自行车、交谊舞、乒乓球的人越来越多等。在国弱民困时，希望武术能够独树一帜，与西方体育一较长短，振奋民族文化。此时，武术的“边缘化”实际上是对“主体文化”地位下降过程中的抗争，而不是西方体育文化对传统武术文化的吞没。这些主、客观条件造成了武术作为传统文化“话语权”旁落的印象。因此，随着国家的逐渐强大，对这种“受压迫”的反抗意识越来越强烈，需要找回传统文化自信，把“受压迫”的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将武术的哲学、价值观以及隐含的民俗传统、历史典故等推向世界，通过文化形态提升国家形象。

文化的选择性是一种自觉选择的行为。例如，亚洲人习惯用筷子，并说明使用筷子具有很多好处，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欧洲人使用刀叉的习惯。武术文化融于世界，走向世界，就应客观地对待文化的价值观。在武术的国际化推广过程中，人们曾经将武术进入奥运会作为重要的目标。关于武术入奥的问题，学界持正反2种意见。从文化层面上看，存在对文化地位及文化认同的盲点。奥林匹克从来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任何运动项目都是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统一规则下进行的竞赛项目。奥林匹克文化并不代表西方文化，而是代表一种致力于消除隔阂歧视、团结友谊、公平公正、绿色健康的价值。因而，把西方体育文化等同于奥林匹克文化，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对立视为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对立，实际上表现的是武术文化的强势扩张。武术进入奥运会后，外国运动员在赛场上仰慕中国运动员精湛的竞技武术表演，但没有机会获得金牌，这与奥林匹克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第6条指出：“奥林匹克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7]那么，武术在国际化传播过程中要表达的武术文化的宗旨是什么呢？是“以武会友”“门户之争”“保家卫国”“强身健体”，还是“修心养性”？有研究^[8]认为：“在后奥运时代，树立基于人文精神教育的传播理念，将为武术文化传播开辟一条新的思维和方法路径。”推广武术文化，更应研究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对文化的自主选择性和融合性。

3.2   对武术理论异化认知的盲点

我国学者把“异化”解释为“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9]。不仅武术的运动形式表现出了“异化现象”，其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这种现象。近年来，武术理论研究多偏重于文化、审美、哲学等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武术的本质是“文化”^[10]。还有学者在哲学文化的基础上推导出武术的最高境界是“道”^[11]等。这些观点实际上与古代武术的哲学思想似是而非。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生追求悟道明理的古代鸿儒巨哲，如曾国藩、朱熹、王阳明、程颐、周敦颐、陆九渊等，与武术的关系未能在武术史及相关的人物传记中考察到，反而是出身农民的武术名家不少。尽管出身农民的武术家以一种“莫可名状”的形式“入道”，但与鸿儒巨哲的“道”相比，是“此道非彼道”，因此“道”存有歧义，并不适合表达武术的最高境界。

古代遗留下来的拳谱、著作很少，这与武术家的文化程度有关，以至于我们研究武术史时不得不从零星散碎的记载中寻找线索，将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作为重要的理论参考。流传下来的古代武术理论有一些基本的特点或共性，就是主要围绕“攻防”“练功方法”及拳械的动作要领等展开。如《越女论剑》《少林棍法阐宗》、苌家拳的《中气论》以及少林拳、形意拳、八极拳等拳种的一些拳谱歌诀等。主要的哲学理论有“天人合一论”“阴阳对立统一论”“五行相生相克论”“八卦论”“气论”等。现在的一些理论反其道而行之，把武术运动看成是哲学、文化的外在显示，其核心或最高境界是文化或哲学，是高度的人性修养等。诚如有专家认为，“目前的武术文化研究多为武术拳种生成物的研究，其静态文化的审视不仅忽视了武术文化的动态发展，还淡忘了技术新思想萌发、形成、发展中的武术人”^[12]。如此比较，武术的概念就很复杂了，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武术。即便是从“发展”的角度上看，“异化”不一定是坏事，但“异化”的过程应有相应的内容和结果。新生的事物要有相应的概念、逻辑和内容与之一一对应，而不应把不同的“种差”归类到同一个“属”。

“武术”是什么，如果说不清楚就不利于其国际化推广。用“内外合一”“刚柔并济”“形神兼备”等词语描述武术的特点是否妥当，也值得商榷。例如，跆拳道是否具有“内外合一”的特点？体操是否具有“刚柔并济”的特点？芭蕾舞是否具有“形神兼备”的特点？武术与其他国粹相比较，这些特点似乎也并不突出。书法有刚柔，亦讲阴阳；棋道也讲奇正虚实；茶道也讲修心养性；气功也讲无为忘我。解读武术文化、武术哲学、武术美学、武术概念等问题，应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分化，并指向武术内容的异化程度和结果。

4.   武术教育价值的盲点问题

依据马扎林·贝纳基的盲点理论，从“结构论”上看，“盲点”还意味着“缺陷”或“缺失”。这种“缺陷”或“缺失”并不是由科学技术、能力或认知水平等因素造成的，而是在“惯性思考”或“非主流”观点忽视的作用下“遗漏”形成的。无论是广义的武术教育，还是狭义的武术教育，均存在一些“盲点”问题。

(1) 在广义的武术教育方面，从传统武术的教育目标上看，培养良好武德，遵守社会规则是武术界一致认同的。怎样培养良好的武德？中国的习惯做法是“治未病不治已病”，即在择徒环节上严格把关。既防徒弟学艺为非作歹，又防慕名拜师不成的人心怀愤恨对师父打击报复，又防学生不能坚持始终、半途而废。例如，形意拳有“五不传”之说：“人品不端者不传，人无恒心者不传，不知珍重者不传，心险好斗者不传，轻浮外露者不传”。类似形意拳对择徒标准有所规定的拳种还有很多。表面上看是为了保证避免“所传非人”，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但站在教育的角度上看，至少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①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使人向善。为什么不通过武术教育而使人改掉“人品不端、无恒心”等缺点呢？“天性顽劣”之徒经教育成才者比比皆是。在学校里，如果学生不爱学习、“无恒心”，就要将学生开除学籍吗？这是否存在一种教育上的歧视？与武术教育相比，19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进行改革，实行“竞技运动自治”，成功地解决了学生德育、智育和体育的矛盾，是否值得武术教育借鉴？②教育的一个目的是传播知识与技能。既要传播交流，又要“密不外传”，怎么能起到广泛传播知识和技能的目的呢？所谓的“绝招”“秘招”应作为创新的起点，而不是保守的终点。笔者认为，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被光明正大地发扬光大，勇于承担教育重任。

(2) 在狭义的武术教育方面，学校武术的教育价值缺乏合理的表述。一些武术教材把武术的教育价值归结为“武德”教育^[13]，但未能明细“武德”与社会公德、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区别及其具体作用。自清末民初时期，就有人主张把武术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内容，进行武术改良运动，并开设国术馆等专门的武术教育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术就成为学校体育必修课，但到今天为止，武术课的教学效果仍然不容乐观，学校武术存在严重的教育背离现象^[14]。有研究认为，“由于现代化强大的文化标签作用，武术的竞技共性逐渐泯灭了武术传统的个性，从而模糊了人们对武术长时期的认知定势，这也是近现代武术及其教育形态举步维艰的原因”^[15]。为了解决学校武术教育遭遇的困境，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诸多意见和建议。如回归传统^[16]、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17]，强化武术的“国学意识”，树立武术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意识”^[18]，呼吁有关管理部门加强对学校武术监管和支持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

如果以上观点是一种“宏观的结构”，从“结构主义”视角审视学校武术改革与发展的问题，那么，基于“盲点”理论，“解构主义”可为解决瓶颈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以“解构主义”的视角看待学校体育，更注重个体的情感、能力和生长发育。学校武术教育除具备武术内容本身和文化教育价值之外，还可为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带来独特的影响。按照少年儿童身体生长发育的规律，“化整为零”“化繁为简”，以“技能主题课程”“情景教学”等方式展开武术教学，培养学生的练习兴趣和基础技术，在适当的时期发展协调、灵敏、柔韧、力量等素质，促进神经系统发育以及精气神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学校体育的丰富和发展。在前期的研究成果中，人们过多关注的是武术课内容、武术兴趣培养、武术教学特点以及学校武术课发展等，而缺乏从武术课的身体教育价值层面进行深入研究^[19]。

5.   结束语

“盲点”理论为武术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现代武术理论研究中逆向思维，从批判的、内省的角度发现武术理论中存在的内隐性的偏见、歧视、忽视、非主流观点等问题，对有可能改变武术发展轨迹、引起理论突变的潜在因素进行预测和分析，既可起到“拾遗补漏”的作用，又可起到“防微杜渐”的警醒作用，同时也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丰富武术理论。从“盲点”理论的视角看，武术的发展理论和基本理论、武术的文化观念等都存在一定的“盲点”。随着对“盲点”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武术理论的“盲点”研究有可能从多角度、多元化层面展开，为武术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