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中孕育着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其健身养生的哲理和丰富的技能体系，积淀着中华各民族的精神理念和健康价值观。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是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和“体育强国”梦想实现的重要基石。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当前积极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主旋律下，回顾我国民族传统体育40年来的发展历程，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在新时代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新时期大众体质健康发展和体育强国战略的实践提供借鉴与指引。

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改革发展40年的历程

1.1   1978—1994年：恢复与探索之路

1980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体育法规建设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推动了我国体育工作的正常化和法制化，更推动了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民族体育事业的规范化发展。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部《宪法》，提出了“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总体要求，并在其第119条中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至1994年，国家制定的各种体育法规和规章已达到500多部^[1]，覆盖了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体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该时期出台了包括《体育法》在内的一批重要的体育法规。

该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开始得到恢复和正式推进，并带动了大众民族传统体育的快速发展。1953年11月，天津市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1981年9月，在召开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座谈会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召开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行1次。同时，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将此前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追认为第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从此，这项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主的赛事便每4年1次地开展起来。1982年9月，国家体委、国家民委举办了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题词：“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民族体育的新局面。”运动会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表演项目共68个，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快速发展。1986年的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启用了会徽、会旗和会标，这标志着民族运动会逐步走向正规化。该届运动会共设7个竞赛项目和115个表演项目。此后，还制定了较为科学、系统的总规程、竞赛项目规程和规则、表演项目评判方法，使民族运动会向着规范化的轨道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各地方的各类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亦得到了快速推进和发展。

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后，教育部不断恢复、调整、重新编制了相关的人才培养专门目录，其中武术专业被保留和发展。1993年7月，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武术被列为适当控制设点专业(专业代码040306)，与其他6个专业一并构成体育学科的全部专业门类体系^[2]。此外，配套编写的系列武术和民族民间体育教材，为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1.2   1995—2012年：全面改革和推进之路

从1995年开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工作进入了全面改革和推进阶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是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体育，在民族地区广泛开展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身活动”，同时要“挖掘和整理我国传统体育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的宝贵遗产，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体育法》明确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这标志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传承发展正式得到了系统的法规保障和支持。随后各类支持性文件进一步出台，例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对民族传统体育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国务院2005年通过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以及2009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均进一步明确国家要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该时期，全国各地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社区健身和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体育学首次被列为一级学科，武术专业被调整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涵盖了武术、民族传统体育养生和民族民间体育等领域，部分高校开始将武术系更名为民族传统体育系。2011年，教育部又进行了新一轮专业目录调整，结合当时的专业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原有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难以涵盖和突出我国武术的地位和特色，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正式更名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并一直沿用至今。目前，在教育部注册有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高校已达到50余所。

1.3   2012年以后：繁荣与进一步创新之路

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开创了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也极大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和进一步创新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举办了10届，项目数量和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从1953年初创时的5个竞赛项目和22个表演项目，到1999年第8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13个竞赛项目和161个表演项目，再到2015年第10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17个竞赛项目和140个表演项目。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参赛民族涵盖了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不仅推进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繁荣发展，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展示交流和民族团结进步。

国家进一步出台了支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各类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支持力度和领域都得到强化，不仅在各类发展规划中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措施，还再次提升和拓展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地位和功能。例如：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发展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民族民间健身休闲项目，传承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并积极推进其产业化发展；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国家层面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内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推进思路。该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和传承创新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改革发展40年的成就

2.1   建立系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制度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百废待兴和改革探索的阶段。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也曾出现过传统文化保护失范、民间技艺和传承人后继乏人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批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的制度和法规体系，包括国家在不同阶段出台的各类指导意见、管理办法、发展纲要、发展规划等。尤其是《体育法》出台以后，各类各阶段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和发展规划都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同时，有关民族文化、大众健康和文化产业的各种制度、法规也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些法规政策和措施涵盖了各类节庆、传统项目、传承人、教育推广等方面。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创新发展历程中虽历经曲折，但最终建立起了系统的保障和支持法制体系。

2.2   一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抢救和发展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件，随后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尤其是201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标志这我国逐步建立了以“项目”和“传承人”为代表的国家、省、市、县4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专门有一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以该类为主的目录体系中就包含了诸多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截至2018年，文化部已经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另外，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通过国家体育博物馆以及少数民族全民健身“六个身边”工程、“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全国武术之乡”“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等多种项目形式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多方位保护和发展。同时，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开展系列保护工作，例如：广西近年创建和支持了马山县等一批广西民族传统体育特色之乡、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当地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都给予倾斜扶持，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创建工作，形成了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广西模式”。

2.3   塑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赛会品牌

(1) 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代表的系列官方体育赛事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2019年的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安排火炬传递、开闭幕式、民族大联欢、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等，设有马术、秋千、珍珠球、木球、龙舟、独竹漂、毽球、蹴球、花炮、陀螺、板鞋竞速、民族健身操等17个竞赛项目和100多个表演项目，预计规模将达10 000人以上^[3]。同时，各地方的各类民族传统大会近年来亦精彩纷呈。例如，河南省历年召开的民间传统体育大会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列入大赛项目，并将比赛地点放在乡镇举办，大大激发了大众参与传统体育锻炼的热情。又如，2018北京市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有绫球、民族健身操、蹴球、毽球、陀螺、板鞋竞速、推铁环、柔力球等12个竞赛项目和健身秧歌、健身气功、健身腰鼓、太极拳等多类表演项目。

(2) 塑造了一批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族传统体育节庆品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各地不同的地理生态和风俗民情催生了诸多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无论是祭祀类、纪念类节日，还是社交娱乐和欢庆类节日，几乎均与民族传统体育有着深厚的渊源，各类节日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民族传统体育为节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两者相得益彰。例如，壮族的“陀螺节”、侗族的“花炮节”、藏族的“赛马节”、各地端午的“龙舟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苗族的“赶秋节”和“苗鼓文化节”等均已发展为知名的民族体育赛会品牌。这些体育赛会发掘、保护和创新了一大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民族传统体育走上了规范、普及和科学发展的道路。

2.4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成效显著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场地器材条件的要求不高，大多能够根据学校现有设施因地制宜地开展和推广，同时又因为其趣味性、娱乐性和新奇性而深受学生欢迎。因此，大力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既能提升学生参加学校体育的兴趣，成为学校体育内容的重要补充，又能切实提高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校园的传承和发展。根据考察和访谈得知，贵州目前已经有5 000多所学校开展了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贵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项目基地已经达到40余个，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本科院校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县。贵州同时还建立了23所健身气功示范学校、一座健身气功培训基地。这些学校和基地通过“特色项目—学校特色—特色学校”的方式，大力推动中小学健身气功在校园的传承和发展^[4]。此外，广西也大力推进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命名了一批“广西民族传统体育示范学校”，设立了一批民族体育项目基地学校。例如，在广西民族大学建立了系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示范基地，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设立了陀螺基地，在都安瑶族中学设立了高脚马基地，在武鸣民族中学设立了绣球基地等，在校园内外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广西还以南宁市为试点，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5类中考备选考试项目之一。即使是现代化发展最前沿的北京，多年来在中小学推广民族传统体育的成效也同样非常显著。据调研，目前北京市设有50所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基地。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与29所学校合作开展了13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和推广工作，覆盖了北京全市16个区。

2.5   民族传统体育科研成果丰硕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和资助下，我国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吉首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国内相关机构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育文史委员会等单位联合组织了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并首次整理出了较为系统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其中包含少数民族体育项目676项，汉族传统体育项目301项，为后续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0年，吉首大学等单位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首次对古代体育项目进行了梳理，其中整理的绝大多数项目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11月，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编、出版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集萃》一书，较为全方面地介绍了40余项全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深圳大学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首次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据库保护进行了研究，从而为其在信息化时代的保护提供了良好素材。

1983年，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体育文史》创刊，2002年更名为《体育文化导刊》，其以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为特色，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另外，吉首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成立了一批民族体育研究基地，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连续多年举办了一系列民族传统体育主题的学术论坛，成都体育学院主办了系列全国民族体育学术研讨会，它们均成为国内民族传统体育研讨和成果推介的重要平台。

2.6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交流成效明显

2006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鼓励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对外交流，积极参与、举办世界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扩大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多年来，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对外交流中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尤其是李小龙、李连杰等武术明星通过影视等手段，少林武术、太极拳通过影视表演等途径，使中华武术文化在国际交流中获得了广泛赞誉，也成为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手段和桥梁。另外，在国家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等平台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对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在2011年第14届世界群众体育大会中，健身气功及其系列活动获得了国际奥委会颁发的群众体育“发展与促进奖”。近年来，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先后组派代表团赴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日本等国开展健身气功交流与推介活动，对国外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各代表团不仅为英国、爱尔兰和日本培训健身气功骨干教练员，还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第3届国际健身气功邀请赛，这在当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各地方政府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交流的主力军，如广西、云南、新疆近年来通过挖掘其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充分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独特作用。

3.   新时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展望

3.1   加强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和自信，助推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表明了文化自信对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国的民族民间体育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其文化历史悠久、地域分布广泛、内容体系丰富独特，其健身价值思想体系和技能体系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在上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民间性特征，具备高度的普及性、大众性。因此，加强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和创新发展是我国“体育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和自信：一方面需要加强价值引导和传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外交流，通过情感认同、氛围营造、民众体验、交流对比、创造价值等途径强化文化认同和自信。

3.2   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体医结合”，为推动“健康中国”战略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我国丰富独特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孕育了丰富的健身思想和运动手段，其对于丰富当前我国大众健身内容体系，提升运动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促进体育健身服务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满足各民族人群多层次、多样化的健身休闲需求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保障和推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繁荣发展，既是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新业态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新时代提升民众体质健康水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学者^[5]建议，东方体育工作者应另辟蹊径，扬长避短，运用科学的方法深入挖掘与改进传统的养生保健文化，从而构建自身的原生态体育发展之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部分项目是上千年健康养生思想与实践的提炼，在健身、养生和康复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且部分项目本身和中医文化及其治疗手段都有重要的渊源。例如，太极拳、健身气功等传统项目在健身养生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通过社区、学校、医疗系统等途径加强引导和传播推广。

3.3   推动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场景化”和“生活化”传承，满足大众的“美好生活”愿景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场景化”是指在现代社会生活环境和行为方式中，随处可见或可感受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元素；“生活化”是指使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于当前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只是将其放在缺乏文化基础的空间中进行保护，那么，这种保护的结果只会使文化本体受到更多伤害^[6-8]。只有做到与大众日常生活空间及娱乐健身方式相融合，才能使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

弘扬和发展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继续在大众生活的地理空间上，通过各种方式对民族体育元素予以合理、恰当地应用和结合。其中，通过表现形式、器具改革、规则创新、现代技术包装等形式，在民族传统体育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审美和情趣特征，唤起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和认同。通过在生活和环境中广泛渲染传统体育文化元素，真正大力推动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普及发展。例如：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了健身气功教材的编撰和推广，组织中国健身气功名家、骨干开设培训班等；云南省体育局创编的彝族、白族、傣族等10套民族健身操，在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强化健身性，越来越多的晨晚练点和学校选择少数民族健身操作为锻炼项目。积极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场景化”和“生活化”，将在新时代更好地满足人民大众“美好生活”的愿景。

3.4   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战略

在新时期，除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外，还应积极发展文化的产业经济功能，使之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作出贡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多集中于民族乡村地区，推动其创意开发和产业发展对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具有特殊意义。在策略上，首先，应结合产业特征和市场需求，加快其与动漫、音乐、游戏、影视、网络文化等时尚文化形态的融合，加强与现代声光电、网络信息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结合，开发出符合现代审美和情趣的健身娱乐产品，提升“互联网+”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开发的整合。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部署，加快发展民族文化创意，通过与旅游、健康、教育、农业等多种产业的融合，重视依托数字技术进行生产、传播和推广。其次，应引导各地根据自身项目特色和地理生态资源禀赋与区域定位，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例如，不同地区可分别围绕“一带一路”、青藏高原区、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形成自身的特色产品和产业。再次，应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和扶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尤其应依托民族地区乡村培育、扶持一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品和产业开发的知名品牌，这样既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传承保护，又推进我国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