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哲学理论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而“人的思维的真理性有赖于实践检验”^[1]。依此逻辑，价值观作为客体主体化的一种思维观念呈现，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基于价值观流转的视角讨论近现代武术教育实践具有可行性。同时，我国当下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复兴”的逻辑起点离不开近现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近现代武术教育沉积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心理。由此，对于作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之“国家意识”有机组成的武术教育，我们有必要从传统与现代的古今历史、实学与西学的中外汇通视野中对其进行价值观重塑，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提供参照。

历史的演进是前后连贯的，是与连续的历史相契合的，思想史(观念)也是一种连续性的思路^[2]。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价值观的演变也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文武教育观亦如此。汉代独尊儒术后，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由武士教育转向文士教育^[3]。大致以宋代为转折点，在国家治理上形成了“右文左武”的制度，从而将价值观导向“虚文”(欧阳修所谓“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4])，将尊德性、道问学与经世济民相结合，使“内圣外王”成为儒者经世致用的最高境界^[5]。每临外侵，“经世致用”的理想又会竭力将“虚文”拉向“质实”，宋(如范仲淹“先忧后乐”、王安石“改易更革”等)、明(如“以实学代虚学”的颜李学派被梁启超认为“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6]，以及晚明文人普遍谈兵之风等)、清(如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魏源“实效者无虚议”等)无不如此。可见，“向实”是贯穿传统价值观嬗变的一条间歇性“回归”线，而向实的“践行”(即充分发展人的形体，注重动、生、人本)^[7]总会为武术带来大发展的契机。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进入近代后成为“实学”的思想源泉，这里的“实”表现为精英阶层抛弃“章句小楷积习”的无用之学^[8]，转而探索“富国强兵”的民族国家出路。这一螺旋回归的实学思想一经与西学交锋，就表现出鲜明的对应关系：经世致用的实学与西学的撞击促发了实利价值导向下的应变图新，对应着自在的强身观(祛病强身、以操代武)；与西学的融合形成了实用价值导向下的中体西用，对应着自为的体用观(保健自卫、执戈卫国)；扬弃西学又形成了实效价值导向下的自我体认，对应着自觉的文化观(以武健身、武以弘文)。

1.   实利价值导向下的为君御侮与自在的强身观(1840—1910年)

面对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强势“压服”^[9]，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实施“自改革”^[10]，且服务于“为君御侮”的价值诉求，导致近代中国价值观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取向。器技、政体等“客体”改造失败后，转而关注对“主体”——人的改造。在借用国际关系“病夫”概念描述晚清政府无力改革之后，人们将“病夫”作为中国人身体的表征^[11]。由此，急于脱弱求强使得一味趋附西学的功利价值取向形成了此时“觉醒式”的自在强身观，“有病乱投医式”的图新求强使得兵操(体操)充斥学堂教育。虽然一部分武术内容也进行了“体操式”的改良，但总体上被排拒于主流课堂之外。

1.1   由“师夷长技”到“用夷变夏”的实利思潮

面对西方持续东来的“叩问”，清朝统治者仍坚守南宋理学先生们闭关自守与独自尊大的哲学信条，仍持有“天朝统驭万国”的夷夏观应世(乾隆帝与嘉庆帝均因“跪拜”之礼而排斥西学)。1840年，当西方凭借强大的武器实力打开中国封建大门之后，人们对西洋利器又怕又慕，如曾国藩麾下镇压太平军的悍将胡林翼居然被外国军舰吓昏^[12]。由此，“虚骄”的封建君王，抑或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觉”们，都不得不转而趋附西学，湖湘学派代表性人物王先谦一语切中肯綮：“今日之事亦趋重西学者，势必所至”^[13]。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纵使初谓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的林则徐，亦不得不承认“器良”的必要性，并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之方。统治者开始思考“用夷变夏”的自强之路。事实上，中外历史上均不乏学习外夷以强大的先例，如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代晁错提出的“马复令”，近代俄国、日本、土耳其均通过学习西方而迅速由弱至强。1860年第2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开启了“求强求实”的洋务运动。两江总督张之洞上言：“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14]曾国藩也将“学习西洋船炮之术”推为“下手工夫”，随后“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15]。强军离不开军事人才的培养，因此，以军事学堂为中心的新式学校应运而生。1898年，清朝厘定章程“专务振兴实学”，各省武举武生均就近挑入学堂，武场改试枪炮“以备折冲御侮之用”^[16]。不难发现，最初“师夷”的“长技”急功近利地停留于“器”的层面，随器而入的是西方兵操在军事学堂中的广泛开展。

1.2   由“为君御侮”到“军国民教育”的学堂体育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彻底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昭示着不愿超越“中体西用”边界的夷器之学难御君王之侮。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转而侧重于政体改良。改良派反思洋务派之败，如严复谓洋务派学器是“淮桔为枳”，批判了洋务派单纯从封建统治者利益出发的错误症候。该“症候”不是器机而是制度，不是封建君王孱弱，而是普遍的“民力已恭”。体力(体育)与国力、国运关联起来。1902年，蔡锷的“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的论述可谓是当时军国民教育的先声。次年，梁启超论述尚武与国运关系道：“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严复明确提出的“鼓民力”为首务的“三民(力、智、德)”思想^[17]，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国民个性”“国权意识”的觉醒。维新派已由洋务派一味地为君御侮，转而反躬传统君制的不足，从君本位转而关注民力的开发。武术界也不乏声音，如武术家马良疾呼“非尚武不足以立国”。一时间，“尚力尚武之声不绝于忧时者之口”。基于洋务派的实践和维新派的思想启迪，强民之方被清政府“新政”诉诸于“废科举兴学堂、罢绿营练新军”等的政体改革中，军国民教育成为一种思潮：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各级学校均需设“体操科”；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明确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18]。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强大的封建传统，形如秉承南疆锐意“改革”之志的康、梁进入北京后，不由自主地转为“守旧”，本欲救国强民的军国民教育最终沦为封建君王维护其统治的功利性工具。例如，1906年“学部”颁布的近现代第1个正式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既凸显了体操(尚武)所承载的实利(尚实)价值取向，也体现了服务于封建君主一家一姓(忠君)的价值诉求(御侮)。正因为服务于君王“家国”的“尚实(利)”的价值导向，才使得延续了近1 200年的“武举制”最终被废黜，相随而去的是自宋代就产生的“武学”教育以及清代并入儒学的武生教育，最终导致官学中的武术教育总体让位于体操。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固有的武术无论在学堂抑或军中，均未绝迹。在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师学堂中，体操、武术兼习，之后在徐锡麟、秋瑾创办的“大通学堂”中，也教传拳术。太平军不仅开科取士，还对儿童进行“带徒弟式”的军事武艺教育^[19]，其后期的著名将领、精于枪法的英王陈玉成就出身于童子军。必须承认，火器时代的来临和封建统治阶层寄命于体操的倾向，使得武术传承被迫转向民间，但仍不乏间接向学校教育回归的尝试。如“以义制利”的镖师们不仅保商，更成为地方秩序的维持者，部分镖师甚至被聘为学校武术教师(如万通镖局的形意拳大师李存义曾任教于南洋公学)^[20]；再如，“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的精武体育会，是当时学校武术师资的重要来源之一^[21]。

1.3   由“东亚病夫”到“追美揖欧”的武术改造

“病人”本是近代西方指涉国际公共关系的术语。严复、梁启超等一批率先接触西学的有识之士旨在唤醒积贫积弱的中国而在中西文化沟通过程中有意对其“误读”^[22]，将国之“病人”的比喻置换为“病夫”之国。人们在对“病夫”的消费性生产中，由“国家贫弱”的判断转向了“国民体质的强弱”。尤其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器不如人”，极大地刺激了爱国志士的民族情绪。“身体不如人”的自我否定，成为雪洗“东亚病夫”污名的驱动力，人们率先开启了以体操为“手术刀”对国民身体进行改造的进程。改造血肉之躯的“身体”成为近代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23]。

在尚力成为一种思潮，涤荡病夫之耻成为一种时务的情势下，以武入世成为包括武人群体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但鉴于八旗子弟与义和团在中西交锋中的尴尬表现(“武卫四军”之“嗜拳技”^[24]的董福祥协同几万义和团拳民仅杀了1名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公使馆都攻不破)，武术一时难与体操匹敌。欲达成目标，武术必须进行“改良”。在清末普遍“趋重西学”的实利思潮中，武术改良又必然绕不开急功近利的民族心态，因此，“中华新武术”应运而生：在形式上，套用了体操的模式；在内容上，仅止步于器物层的部分武术技术，而忽略了武术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中华新武术”的产生昭示着习武群体民族忧患意识的初步觉醒，但马良等并未真正意识到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源，从而又使得这种操化武术必然沦为“追美揖欧”之功利心态的产物^[25]。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华新武术”打破了舶来洋操在国人身体教育中的垄断地位，这或许是操化武术产生的最重要的时代价值之一。事实上，在“中华新武术”前后(或受其影响)亦不乏其他武术操化改造之举，如以五祖拳为素材创编的中学“体操教材”——《中华柔术大全》，以及被南洋学校广泛引进的精武体育会创编的“国操”等。

在功利意识的导向下，近代中国急功近利地尝试学习列强，这是中国体育(武术)教育现代化的最初格局。先后经历了由“师夷长技”的器机自强到“军国民教育”的制度改良，由“器不如人”到“体不如人”的艰难历程，最终将脱弱求强之方落实于“东亚病夫”意象下的身体改造。身体改造的实质即改造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这一主体，但封建势力的异常顽固又使得这种改造始终未能脱离“为君御侮”的价值诉求，因而兵(体)操独秀于此时的学堂体育教育。近代体操在学校中的消长可谓武术(包括体操“包装”下的部分武术内容)力争进入学校教育的“晴雨表”。

由兵操到体操再至部分武术内容的操化改造，深刻体现着一种由蒙昧逐渐觉醒的自在强身观。

2.   实用价值导向下的强种救国与自为的体用观(1911—1948年)

2.1   激振民气与“操化武术”的学校推广

纵使在“一路向西”之实利价值导向占主流的清末，仍不乏坚持“守中”者，如吉同钧即认为“西法”之本乃“中国圣人创制之遗意”^[26]。武术界亦不乏此种认识，沈书珽认为：“日之柔术，因胎于我国之拳艺也。”^[27]虽然这种坚守不乏有因循守旧之嫌，却为人们寻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提振民气预留了回旋空间。事实上，此时清政府也开始关注学校武术教育，如1911年出台的《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在将“各种学堂体操科一律列为主课”的同时，建议“高等小学以上应兼习拳术”^[28]，此时地方学校(如北洋法政学校)也将“技击”引入学校，“以振作精神”。武术被赋予激发民气、救亡图存的重任。此时体育界普遍认为，欲激扬民气、振刷进取心，“势必提倡格斗运动”，以维护、培养体育界的“气”^[29]。至1915年，武术被设为学校必修课，其开课目的亦不外是“振奋国民勇往直前之气”。既然学校体操的开展是时势所“迫”，而武术又被赋予激振低迷民气的手段而为国人呼唤，这一状况便为“武术操”在学校的推广奠定了基础。1918年，北洋政府将《中华新武术》推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次年秋又“经国会通过，定为全国各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30]。自此，中华新武术以“中国式体操”的身份成为此时学校武术教育的主要内容。

2.2   体操的废黜与科学卫生的“体育武术”

一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部分封建买办大肆鼓吹“民粹”“国粹”，以加强旧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科学、民主思想不断东渐，对武术的体育属性提出质疑。同时，还有伴随自然体育思想输入的“体育即生活”的“实用”价值观。由此，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爆发了“新旧文化之争”，在体育界则表现为“土洋体育之争”。实质上，这场争论是对清末急功近利一味趋附西学的实利价值观导向下的民族体育改造不彻底的再思考。争论的结果有二：一是加速了武术的体育化进程，建立了“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31]，不仅反对土体育的吴蕴瑞、袁敦礼后来也反观国术的体育价值，而且反对洋体育的张之江亦不遗余力地推动武术体育化和教育化；二是军国民教育及其载体——体操(包括操化武术)最终退出了学校体育教育。实际上，“五四运动”前夜，无益于身心健康的体操已普遍为人们所诟病。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即力举体操课之弊，乃至于“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32]。同年，恽代英在其《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抨击了“军国民主义”的危害，并明确指出体育的目的在于“保学生之健康”。至1922年，“壬戍学制”正式取消了军国民教育，并改“体操科”为“体育科”，从而为民族固有武术内容在学校的开展迎来一度繁盛的局面。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的调查显示，当时将武术列为正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学校高达80%^[33]。

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多“一变致用之志，而以武术为卫生之方”。精武体育会陈公哲即谓：“运用武术以为国民体育。一则寓拳术于体育，一则移搏击术于养生，武术前途方能伟大。”^[34]精武体育会陈士超的心悸、罗啸傲的驼背、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的半身不遂，均是因练武而愈的“案例示范”。中华民国画报、期刊上普见的武人裸露发达肌肉的形象，也都彰显着武术的健身功效。纵使后来成为“伪政府”干将的褚民谊，早在1932年即撰文提倡“有益于身体、有利于生理”的“科学化的国术”应代替体操成为“最完美的体育”^[35]，并着力推广太极拳。健身功效的宣扬既是体育化改造的必然环节，更是借以广泛动员国民精神的手段，如中华民国第6届全运会主席王世杰在开幕致辞中将运动会的目标定位为“举国康强、团结，谋体育的普及”^[36]。显然，这种举国健身风气的兴盛不仅为学校武术教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还引导学校武术走向赛场。一方面，学校武术成为运动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武术群体自行组织运动会，推动了武术竞赛化的发展。

不难理解，卫生之方的武术必然是科学的武术，科学卫生统一于民族固有武术的体育化，而体育化则是武术进学校的前提。力挺“土体育”和力倡武术进学校的张之江，为更好地沟通中西体育和培养体育师资，于1932年在中央国术馆成立了“体育传习所”，培育了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当代武术教育家，如上海体育学院吴玉昆、北京体育学院张文广等^[37]。1934年，张之江邀集程登科、郝更生、吴图南、姜容樵等土洋体育代表组建“国术统一运动委员会”，对国术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为其后武术进学校夯实了基础。

2.3   “强种救国”与短兵相接的“技击武术”

中华民国前期，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体育武术的发展。放眼国际，当时的中国始终处于帝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因此，武术的技击价值从未被忽视。毛泽东在1917年即强调：“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养生，还在于卫国。”孙中山在精武体育会1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了武术的技击作用：“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而不讲训，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38]随着抗日形势的持续恶化，武术的技击实用价值被空前强化。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央国术馆，旨在“强种救国，御侮图存”^[39]，武术上升为“国家武术”(国术)。从中央国术馆组织的2次“国考”均有对抗比赛来看，武术的技击价值被重视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将体育与军训、童子军训练合二为一，并强迫开展包括国术在内的课外运动，至1940年全国体育会议宣言中再次明确了改进与推行国术教育与童子军教育的主张^[40]。国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的考核内容之一，甚至规定体育(武术)成绩不合格不得毕业。基于抗战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同样十分注意将军事训练与体育结合起来，其中就包括武术。如在抗日军政大学、军政学院等学校中都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相应的武术活动。1940年延安中央党校将太极拳列为训练、比赛项目，延安女子大学亦时常演练大刀^[41]。显然，当时解放区开展的武术教育必然以强身杀敌为第一要义。

需要指出的是，在内忧外患的中华民国时期，武术的体育价值观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迅速让位于武术的技击价值观。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激荡以及始终“在路上”的求强之时代与民族使命，进一步加速了身体观由“自在”向“自为”的转袭进程。该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成为主导价值观，是民族危亡之际对在清末火器战场上“诵经举幡”的义和团败下阵来的反思，是由“虚玄”到“实用”的思路引导人们对古今实用武技的融合创造。如在张之江的主持下，马凤图等武术家在西北军手枪队《劈刀十二法》的基础上，融合明代戚继光的《辛酉刀法》、程宗猷的《单刀法选》等技法，编创了简单易学的《破锋八刀》^[3]。这套刀法在喜峰口一役中给日军以重创，凸显民族意义。事实上，该时期对武术“真可搏打者”之技击价值的追求和实践，不乏穷源至晚明军旅普遍重“实艺”的思想启蒙。

3.   实效价值导向下的民族复兴与自觉的文化观(1949年至今)

3.1   增强“人民”体质与“人”的全面发展

增强人民体质是民族复兴的基础。1941年，毛泽东关于“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的题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核心的体育指导思想^[42]，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1952年发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学校体育的目标为“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使他们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其后“三基”“劳卫制”等思想与制度均源于此。体育成为服务于“人民”健康的体育活动，而不是服务于一姓君王，亦非服务于一党政权。学校武术教育也不再背负旧社会强赋的实利、实用价值取向，而是真正融入学校教育，成为增强学生体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存在。这里的“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概念，毛泽东早年坚持的“三育并重”和1953年提出的“三好”思想，以及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四有”理念，均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发展。这些思想和理念成为教育发展的思想源泉，如20世纪90年代的“素质教育”、21世纪初的“健康第一”以及当下的“健康中国”，均是“增强人民体质”理念的与时俱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时期武术教育开展的行动纲领。

以增强体质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现于不同时期武术的教育性政令中。如1978年颁布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明确要求武术应以“科学性和增强体质”为前提，1987年颁布的中小学体育大纲再次强调“武术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传统形式和健身方法”^[43]。在当下，不但部分普通高校设有“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而且普通系科亦多开设武术课。但中小学生对武术的热情不高，2009年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仅有29.7%的中小学开设武术课^[44]。有学者发出“中华武术在学校体育教育领域岌岌可危”的警示^[45]。高校武术教学亦不容乐观，如课程设置缺乏文化定位，教法内容单一，重竞技轻传统等已成为阻碍其发展的瓶颈^[46]。

由此不难看出，将武术挂置于体育的下位概念，单纯地将其作为增强体质的手段之一，必然会造成武术的层级下移，也模糊了作为本民族传统体育代表与“外源性”体育、武技内容的身份认同界限。学校教育对武术课的“压缩”，或以域外武技代替武术，严重缩减了“学练武术人的数量”。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实现增强体质的目标，更难以通过武术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明智的选择应是摆脱体育禁锢，超越技术传习，将武术上升至一种文化定位和精神感召的层次^[47]。

3.2   文化传扬与认同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与根本。早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武术已惊艳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武术外访活动增多，武术日益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象征。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传统文化回归国人的价值观，武术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一，而学校(尤其是高校)正成为国外武术会员单位涉外教练员、孔子学院武术师资等的输出、接待和培训基地。必须警惕的是，基于文化认同的迷失等负效应，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武术文化的教化。

基于武术的文化属性，派生出了武术教育。当代武术正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和认同的载体立身于学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设置正是这一价值取向的表达。进入21世纪后，学校武术教育更逐渐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例如，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于2014年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7年，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刊文论述武术教育如何助力“国运昌盛与国脉传承”^[48]。同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于“两会”期间力推“武术、太极”进校园。显然，文化价值正成为当代学校武术教育的主导价值观。

基于当前学校武术教育开展不容乐观的现实与国家大力推进校园武术建设的矛盾，学校武术教育“实效”价值的检验标准可落实于“学练人的数量”。“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离开了根本，体育强国无从谈起”^[49]，而学校习武学生人数既是群众体育的有机组成，又是将来群众体育中潜在习武人数的源泉。学校武术“学练人的数量”成为武术教育的首要目标。由此，“三千弟子”为一般武术课的学生，学练基本武术技术，追求在学期间的体质健康；而“七十二贤人”则为武术专业的学生，侧重专业发展，致力于长远的文化传承。

由此可见，在当下志在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文化自觉的语境中，统筹于促进群众体质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当前学校武术教育自觉文化观的树立依赖于习武学生人数，而学校武术教育的“大众与精英”话语又引申出“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的时代之问。

4.   结束语

本文获得如下启示：①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根芽”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在西学的“促发”下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汇通融合，学校武术教育在“向实”的总体趋势下又表现出离异与回归的价值路向；②价值观具有“风向标”的引领作用，引导着学校武术教育沿着近现代历史轨迹不断转型发展，而服务于民族国家强盛(复兴)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价值观；③同一时期往往多种价值观并存，而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武术发展的主导力量；④当下的学校体育教育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但武术教育的核心价值必须落实于文化价值，这是中国文化认同与自觉的必然；⑤普及武术在近代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到当代则上升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一种文化自觉，其实效价值衡量的标尺依然在于武术学练人的数量，即“普及”仍是现阶段学校武术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⑥价值观既是行动动力，又是方向保障，因此，面对域外体育、武技内容充斥的当代校园，武术教育尤其应注意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