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s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mple and Analysis of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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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体医融合是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需要理论深耕和实践探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武汉方舱医院采用体医融合的健康服务模式促进患者康复,此举极具特殊性。采用个案研究法,选取武汉方舱医院的体医融合模式为调研和分析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其实施过程,构建“行动背景—实施动机—践行方案—运行成效”的分析框架,并以现实例证为基,界定“方舱模式”的概念,梳理其运行目标、实施主体、施治群体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四大构成要素,解析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网络关系,认为“方舱模式”可促进体医融合的理念与技术革新,拓宽体医融合服务对象的维度和范畴。Abstract: "Sports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pandemic, Wuhan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rapidly built temporary hospitals) came up with the specific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by adopting the "Sports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The case study method of Wuhan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 was used and the research logic of "action background-motivation-scheme-effect" was constructed with grounded theory as the process analysis framework for "Sports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 The concept of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 Mode" was defined, and the four elements of operation objectives, implementation subjects, treatment groups and risk mechanism were explored, pl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s. It is held that the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 Mode"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both in concept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range and category of service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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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抗击“非典”成为历史标签,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凸显了病毒的无情和健康的珍贵[1]。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和扩散,给世界各地、各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防控压力。纵观世界抗“疫”史,还没有一种病毒能够呈现“短时间传播、大范围影响、长周期救治”的特征。因此,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传播和蔓延,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和力量,举全国乃至全世界之力,采取及时、精准、高效的施治策略[2]。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医疗系统面临的救治压力不断增大,而此时,体医融合健康服务模式得以推广和应用,并产生了积极作用与成效。
1. 研究背景
1.1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21年7月11日发布的周报数据(图 1)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数已超过1.9亿,死亡人数超过400万,预计未来3周全球累计报告病例数可能超过2亿。西太平洋区域的病例发生率增幅(30%)最大,其次是欧洲(21%);东南亚地区和东地中海区域的病例发生率也分别增加了16%和15%;非洲、东地中海区域和欧洲报告的死亡人数与前一周相似,而美洲报告的死亡人数下降了6%;欧洲、美洲以及亚洲地区的死亡人数和确诊病例数占全球总死亡人数和确诊病例数的80%[3]。
早在2019年,全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就已达307.2万例,报告死亡24 981人[4]。如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殃及世界各地,威胁着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各国医疗系统几乎倾其所有,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倾尽全力地战斗在防控前线,但仅靠医疗卫生系统的“单打独斗”还远远不够[5]。当前,不仅需要将防疫端口前移,做到前端预防;也要采取多种干预手段治疗,做好中端救治;更要积极配合治愈后的康复,完成末端康复。然而,能配合医疗系统完成“前端疾病预防”“中端医学诊治”“末端医学康复”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体医融合——运动指导与医学过程结合的健康服务模式。
1.2 健康中国的倡导与规划
早在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已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其中第六章“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第三节明确提出要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6]。《纲要》首次将体育纳入全民健康战略,结束了过去“唯医主导”的健康治理格局,开辟了体育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临床医学等领域共同协作发展、协同治理健康的新局面[7]。
2019年7月15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推动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全面部署并开展15项专项行动,要求相关部门全面推进落实《纲要》中“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的战略部署[8];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全面制定了健康中国行动监督考核机制,明确了体育、卫生、教育、食品等8部门在健康中国推进中的职责,提出了将“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实现重要健康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9]。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助推了健康中国行动,为发展体医融合的健康服务模式勾勒了战略蓝图,也为加强体育与医疗系统的协同与合作,打造体医融合的健康服务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2. 研究方案
2.1 研究逻辑
首先,选取武汉方舱医院体医融合模式为研究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其体医融合模式的整体过程,进而建构“行动背景—实施动机—践行方案—运行成效”的分析框架;其次,以例证分析为基,归纳、界定并形成“方舱模式”的概念,从运行目标、实施主体、施治群体以及风险防控机制4个维度解析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阐述“方舱模式”对推进体医融合的若干思考。本文打破既往体医融合研究的局限,在结构上遵循“现实例证—理论建构—模式解析”的研究思路和逻辑。
2.2 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10],原因有二:一方面,依托疫情防控中体医融合的真实案例,深入探讨应急医学中体医融合模式的应用;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一直是体医融合研究领域的短板,而个案研究能够以数据为基,有效捕捉和追踪体医融合实践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尤其适用于新研究领域或既有研究不充分的问题,是理论构建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案例选择的主要依据是:武汉方舱医院采用“运动干预+医学治疗”的体医融合模式,是体医融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应急医学下的首次探索和应用,该案例具有极端特殊性和代表性。
2.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分为3个部分,即访谈、文献资料和新闻报道。①访谈。笔者对“方舱医院跳广场舞事件”持续关注,数次与报道此次事件的前线记者联系和沟通,并在相关记者的引荐下,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武汉某方舱医院护士长A、护士B,湖北省某中心医院护士D、E、F等5名医护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此外,笔者还与1名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学专家C和1名武汉当地居民G进行了访谈。②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了武汉方舱医院提供的《方舱医院工作手册(第三版)》、患者参加体育锻炼的图片和视频、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团队紧急编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康复训练指导》、中国康复医学会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康复指导意见》等文本资料。③新闻报道。自“方舱医院跳广场舞事件”发酵以来,笔者一直密切关注,通过新华社、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权威媒体查阅相关资料,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收集了该事件的相关视频作为研究证据。
2.4 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并使用NVivo软件对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归纳和分类,提炼研究范畴和理论命题;对理论命题进行深入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呈现的证据材料主要有以下3类:①文本型证据,即官方资料、科研机构研究成果、权威媒体报道及其他二手资料中提取的相关证据;②事例型证据,即方舱医院体医融合健康服务模式实践中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③言语型证据,即从访谈资料中提取的证据。
3. 体医融合模式的概念释义
体医融合模式是本文的逻辑起点,对体医融合模式的概念进行梳理和解析,并以此界定研究范畴和聚焦点,才能使研究更合乎逻辑。目前,我国体医融合模式主要包含医院模式、俱乐部模式、社区模式3种[11-13],各模式在概念界定上略有不同。①医院模式依托医院开设健康服务机构或运动处方门诊,面向疾病人群,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群体,提供体质监测、健身指导以及运动康复等健康服务[14-15];②俱乐部模式依托社会化供给、市场化管理,以体育俱乐部、体育场馆以及健身中心为载体[11],通过将医技资源植入运动健身场所的方式,向社会提供疾病诊疗与运动健康服务[16];③社区模式是指体医两部门与社区机构达成共识,依托社区对居民进行体质监测,提供健身指导及运动康复等“一体化”的健康服务[17]。
对既有文献梳理后发现,3种模式主要的区别在于实施场域不同,其理念、功能和运行模式上均存在共性[18]。基于此,通过归纳和演绎既有研究中关于体医融合模式的基本概念,将体医融合模式的概念界定为:以不同服务场域(医院、健身场所、社区等)为载体,将体育与卫生部门的人才、技术、产业等资源进行整合,应用于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过程,以获得健康促进的服务模式。
4. 武汉方舱医院体医融合模式的现实例证
基于疫情防控的战略需求,方舱医院科学施策,采用“运动干预+医学治疗”的体医融合模式促进患者康复,此举极具特殊性。社会各界对武汉方舱医院体医融合模式的关注源于武汉“方舱医院跳广场舞事件”。该事件发酵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主流媒体对此事竞相报道[19],引发了医学界、体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体医融合的广泛关注。
4.1 行动背景
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在疫情早期不断攀升,收治确诊病例的床位数量严重不足,相当一部分确诊病例无法及时入院接受隔离和治疗,这一情况极易造成社区交叉感染,进而导致疫情的扩散、传播和蔓延[20]。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经中央指导组慎重研究决定,在武汉市启动并组建14家方舱医院。方舱医院采取集中收治轻症患者,实现科学施策、分类救治,有效控制传染源,将社会上的传染源收治到医院中,切断社区和家庭的传染途径,降低整体的病患人数,缓解患者人数剧增、患病轻重不同和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等带来的医疗压力和救治困难。
方舱医院从全国调集了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3个移动P3实验室、2批次30支医疗队伍、15支护理团队等共计8 000余名医护人员,全面负责方舱医院的医疗工作。“开舱”短短数日,方舱医院就收治了近万名患者,大批患者的集中收治一方面缓解了武汉市内轻症患者未能及时收治的困难,另一方面却给舱内医护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施治压力。因此,采用行之有效的健康服务模式对患者进行治疗、促进患者康复是方舱医院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方舱医院科学施策,采用具有创新性的“方舱模式”促进患者康复。下文以实证为依据,分析方舱医院这一创新性健康服务模式的实施动机、践行方案和运行成效。
4.2 实施动机
4.2.1 心理需求:负性情绪的排解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由于具有暴发性、不可预测性,甚至危及公共生命安全,有心理学者将其定义为创伤应激性事件[21]。最新研究[22-23]结果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人群是全方位的,前线医护人员、确诊患者、社会公众等各类群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以本文重点关注的医护人员和确诊患者为例:医护人员的PTSD主要表现为因新冠肺炎相关专业知识掌握不足、对操作技能不自信、疲倦而带来的焦虑感和耗竭感[24-25];确诊患者的PTSD则较为复杂(表 1),其心理状态往往会因自身不同阶段的新冠肺炎病情而不断变化[22, 26]。尽管每名患者的心理活动和表现不尽相同,但已有研究[27]证明,如果患者在接受救治期间的心理应激反应过于强烈,由此产生的恐惧、焦虑、无助、烦躁等负性情绪不仅会加重患者自身的心理负担,更会使他们产生胸闷气短、食欲不振、睡眠障碍等不利于身体恢复的临床表现,进而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心理变化期 心理活动 情绪特点与表现 心理休克期 恐惧、崩溃、无助 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使其惶惶不可终日、不知所措,或出现不真实的感觉、睡眠障碍 心理冲突期 自责、后悔 对自己前期不注意或草率的决定懊悔不已,出现“如果当初……就不该……了”的想法,对拖累家人产生自责 重新适应期 怀疑、焦虑、抑郁 思念亲人,疑心加重,对医护人员开始察言观色,担心治疗效果的同时开始接受现实,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退让接纳期 依赖、接受 接受现实,调整心态与行为配合治疗,逐渐对医护人员产生依赖和信任 患者面对特殊而陌生的空间、大量涌入的确诊患者、高密度的床位,极易产生焦虑、抑郁和恐惧等负性情绪[28]。同时,患者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也会因为接收的信息(如武汉疫情的走势、对亲人命运和自身治疗结果的担忧、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而不断加重。参与方舱医院救治的受访者说:“进舱之后,观察到病人心理负担特别重,他们脸上是很忧郁的表情,很担心、很恐惧、很抑郁”(受访者A);“满舱的病人都躺在床上,天天从接收的信息里看到有人死亡了,有人病情加重了,有人确诊了,病例数一直在增加,每天几千上万地增加,他们是非常恐惧的”(受访者B)。
可见,一线医护人员通过观察与感知,以“担心”“恐惧”“抑郁”等词语描述了方舱医院患者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性情绪。同时,也有受访者指出,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会导致一些病人出现生理层面的反应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例如,有患者因压力过大产生了食欲不振、睡眠障碍等临床表现,也有一些患者反复询问药物、频繁追问病情,甚至出现了对医护人员和治疗技术不信任的应激反应。
为了避免负性情绪带来的病情恶化,武汉多家方舱医院在“科学施治”的政策指引下,决定采取运动干预的方式舒缓病人的心理压力,排解负性情绪。根据访谈内容及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在疫情期间,武汉共有10家方舱医院通过开展太极拳、八段锦、广场舞、健身操等运动项目对患者进行心理调节。同时,对于方舱医院选择体育锻炼作为排解患者负性情绪的方式,受访者认为:“方舱医院都是轻症病人,引导他们进行体育锻炼,既可以减压又能促进身体恢复”(受访者D);“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参加锻炼,运动能让他们放轻松一些,跳跳舞、跳跳操是有利于缓解焦虑和压力的”(受访者E)。
资料[29]显示,方舱医院率先引入心理疏导机制,开通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心理疏导专线,并在武汉协和医院本部建立心理咨询门诊,提供电话咨询与“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在众多医生提供的心理诊疗中,乐眠操、正念运动疗法[21]、中医情志疗法[30]等运动形式也成为调节患者负性情绪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证实,适量运动可产生更多的β内啡肽和去甲肾上腺素,帮助患者转移注意力,使患者心情愉悦[31],从而减少焦虑、抑郁等症状,降低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促进其心理康复[32-33]。
总之,体育锻炼具有帮助患者调畅情志、消除不良情绪、维护心理健康的作用和功效[34],因此,方舱医院选择运动干预作为排解数以万计患者负性情绪的手段和方式。
4.2.2 身体需求:健康促进的诉求
在中西方医学发展的进程中,体育锻炼一直在防治基础性疾病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35]。如表 2所示,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界对运动与疾病这一议题展开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证实了运动可以作为“药物”预防或治疗多种疾病,也为医学界提供了运动可以治疗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循证医学证据。
表 2 运动与健康促进的经典研究项目Table 2. Classic research projects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研究项目 研究团队与时间 研究对象与内容 研究结论 伦敦公交系统员工研究[37] Morris等/1953年 公交车驾驶员与售票员/身体活动与心脏病 与久坐不动的驾驶员相比,到处走动的售票员的心脏病发病率低50% 哈佛大学校友研究[38] Paffenbarger等/1966年 哈佛大学校友/运动与冠心病 运动不足导致冠心病发病率增高,也是诱发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旧金山海岸工作人员研究[39] Paffenbarger等/1975年 6 000名35~64岁码头工人/运动与死亡率 活动量较大(每周超过1 000 kcal, 1 kcal=4.184 kJ)的码头搬运工人的死亡率明显低于其他工人 库珀中心跟踪研究[40] Blair等/1989年 十几万病人/有氧能力和死亡风险 良好的有氧能力能够将各种疾病死亡的风险率降低58% 既往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感染程度与自身的免疫功能有关[36],大多数患者在辅助治疗的基础上可通过自身免疫功能清除病毒、修复炎性损伤而痊愈[41]。而运动有助于释放维持免疫力的蛋白质,保护宿主抵御病毒,如H1N1流感病毒、鼻病毒、疱疹病毒等。Simpson[42]指出,尤其在肺病传染活跃期,适当的运动能够促进肺部良好的免疫细胞组成和细胞因子转移,进而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在访谈中,关于为何以体育锻炼作为新冠肺炎治疗方案,受访者认为:“长期卧床不动危害很大,肌肉能力和心肺功能会显著下降,对患者而言,做一些健身操、有氧运动有利于心肺耐力和免疫功能的提升,有助于身体恢复”(受访者C);“长时间卧床,病人容易发生坠积性肺炎,肺部感染会加重病情。适当活动有利于身体恢复,对肺部的恢复会有好处”(受访者A)。受访者从长期静卧对患者身体的负面影响角度解释了方舱医院选择体医融合治疗方案的实施动机,用“心肺功能下降”和“坠积性肺炎”等专业术语揭示了长期静卧的危害,并以多年临床工作经验为依据提出长期静卧易引发“肺部感染”,致使“病情加重”。换言之,2位受访者均认为,长期静卧和运动不足会对患者身体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观点也已被既有研究[43]证实:长期静卧会使肺底部处于充血、淤血、水肿的状态,致使肺部出现炎症,诱发坠积性肺炎。事实上,除了极少数重症、急症患者需要适当静卧以外,长期静卧这种休息方式已完全被现代临床医学和康复医学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早期运动康复的理念和行为。
关于早期运动康复的问题,受访医学专家A提及了适量运动在提升个体“心肺耐力”和“免疫功能”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已有科学研究证实了免疫功能在抵御新冠肺炎病毒时的作用和效能,而运动是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的有效手段,上述受访者C提出的“有氧运动有利于患者心肺耐力和免疫功能的提升”正契合了已有科学研究的论证。与此同时,2位受访者共同提到的适量运动有助于康复的观点得到了多项有关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支持——新冠肺炎病毒属于特定病原体,患者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和免疫系统应答失调[44],而广场舞、健身气功、八段锦等适宜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增强抗原特异性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45],进而提升机体特异性免疫能力,使免疫系统面对病毒时反应更加迅速和灵活,从而产生更强的抵抗力战胜病毒[46]。
综上所述,方舱医院选择体育锻炼作为提高患者身体机能、促进患者康复的动机有二:①长期静卧容易对患者肺部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加重病情;②开展适宜强度的体育锻炼能够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和抵抗能力,帮助患者尽快摆脱疾病,重回健康。
4.3 践行方案
从实施基础、施治策略和风险防控机制3个层面,剖析“方舱模式”的践行方案。通过访谈“方舱医院跳广场舞事件”的倡导者和发起人(受访者A)并收集相关资料发现,武汉有10家方舱医院(表 3)实施了“运动干预+医学治疗”的促进患者康复的健康服务模式。
表 3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武汉方舱医院运动项目Table 3. Sports in Wuhan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序号 医院 运动项目 信息来源/日期 1 东西湖方舱医院 广场舞、民族舞、八段锦 新华社/2020-02-17 2 武昌方舱医院 八段锦 新浪新闻/2020-02-25 3 江夏方舱医院 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 澎湃新闻/2020-03-11 4 江汉方舱医院 健身操、广播体操(第八套) 《重庆晚报》/2020-02-13 5 汉阳方舱医院 民族舞、“济公调拍手”健身操、广播操、广场舞、八段锦 人民网、《长江日报》/2020-02-20 6 硚口武体方舱医院 八段锦、健身操 央广新闻/2020-02-16 7 沌口方舱医院 呼吸操、快乐舞步健身操 央广网/2020-03-09 8 黄陂方舱医院 中医养生拍手操、八段锦 《青年时报》/2020-02-17 9 大花山方舱医院 太极拳、保健操、八段锦、五禽戏 《金陵晚报》/2020-02-18 10 青山方舱医院 太极拳 《河南日报》/2020-02-19 资料来源:《方舱医院工作手册(第三版)》,访谈内容,媒体资料。 4.3.1 方舱医院“就地取材”的实施基础
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近10家方舱医院依托于武汉市各大体育场馆,以“就地取材”的方式完成了从“围合空间”向“收治空间”的功能转变。从空间属性的角度看,体育馆是释放生命能量的运动与观赏空间,而方舱医院是治病救人、延续生命的康养空间,2个属性和功能不同的空间在疫情防控期间产生连接和重叠,实现了功能的同步性和一致性[47]。这种特殊的空间重叠和位移为开展“方舱模式”提供了充足而便捷的运动空间和场域(图 2)。
方舱医院结合自身功能和属性,通过空间置换将室内体育活动空间改造成临时医院,此举在国外已有较为成熟的案例。资料显示,方舱医院的空间类型大致分为医疗方舱、技术保障方舱和病房单元等,其中病房单元主要由住院病房、餐饮区域、公共活动区域构成[48],而病房单元的公共活动区域多被利用为患者心理缓冲区、运动休闲区和学习交流区[49]。方舱医院“就地取材”,整合体育场馆内的运动设施和资源,开发公共体育活动空间,设置运动休闲活动角,并配有跳绳、跳棋、象棋等运动休闲设备,为患者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设施和空间上的便利(图 2)。
武汉各大体育场馆虽被征用并改造成方舱医院,但本身作为运动空间的属性依然存在。根据环境心理学中的“人—环境一致性理论”(theory of person⁃ environment congruence),空间环境会影响人的行为和活动,这种影响会使人在环境空间的反应和行为表现与环境本身的属性呈现一致性[50]。换言之,患者置身于此,依然会对体育场馆的“运动空间”功能存在主观印象和感知,个体可能会以参与体育锻炼的方式做出反应和调整,以此实现个人行为与空间环境功能的一致性。方舱医院“就地取材”,将原有的“运动空间”与现有的“收治空间”形成置换和重叠,在交互环境下为患者提供“运动干预+医学治疗”的施治方案,为实施“方舱模式”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4.3.2 医护人员“全员上阵”的施治策略
实施体医融合离不开体育与卫生系统之间的合作,而由于疫情猝然暴发,以及方舱医院的战略需求和使命特殊,体育系统未能参与“方舱模式”的运行。为此,武汉方舱医院不得不在缺失体育系统参与的情况下,采取医护人员“全员上阵”的施治策略,构建行之有效的体医融合模式实施体系。
具体而言,院方在实际操作中动员所有医护人员,依据方舱医院实际情况,以医护人员自身掌握的运动技能为基础带动患者参与体育锻炼。受访者提出,医护人员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服务于卫生系统的医治者,又是置身体育系统的运动指导者:“医院给了指示,鼓励所有护士参与,谁会什么都可以。广场舞、八段锦,这些我们很多人都会一些。我经常跳广场舞,谈不上专业,可以带大家动起来。”(受访者A)“所有护士参与”“谁会什么都可以”“带大家动起来”展现了方舱医院“全员上阵”施治策略的具体行为方式,也体现了方舱医院对开展体医融合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同时也契合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报道中提及的“方舱模式”体医融合治疗方式的特征——医护人员化身体育指导人员带领大家进行广场舞、八段锦、太极拳等体育锻炼[51]。此外,方舱医院院方亦提供了抗疫过程中医护人员带领患者进行体育锻炼的图文资料(图 3)。由此可知,“方舱模式”的体医融合治疗方式以“全员上阵”的医护人员为实施主体,充分运用和发挥现有医护人员的运动技能,在临床医治的同时带领患者进行各式各样的体育锻炼。
4.3.3 患者“自我裁量”的运动风险防控机制
“方舱模式”倡导和推行的是一种“早期运动促进健康”的康复理念。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早期的运动锻炼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排解患者的负性情绪,也能促进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提升,进而促进身体康复。但亦有研究[52]表明,早期康复锻炼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患者可能因早期康复锻炼而引发心肌缺血、急性肾衰竭。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医护人员缺乏对患者进行心肺功能评估和运动能力测试,另一方面是因为体育系统的健身指导者未能对进行早期康复锻炼的患者实施有效的监控。换言之,虽然早期康复锻炼是一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但运动安全性评估和监控既是确保患者降低运动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自身康复治疗功能的重要基础。
新冠肺炎起病隐匿,致病力强,且无特效治疗方法,患者的病理结构特殊而复杂。不仅如此,研究[41]显示,近80%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合并症。合并症患者的病理机制和临床特征更为多变和复杂,加之方舱医院现有医疗资源和技术手段有限,难以对患者进行心肺功能测试和运动安全性评估,所以,能否参与体育锻炼和如何控制运动量的主动权和裁量权掌握在患者手中。一位体育活动指导者(受访者B)坦言:“音乐很舒缓,运动也很缓慢,一般在20 min左右,运动量不大。当然,发动大家进行锻炼并不是要求所有人必须参加,有些合并症患者的身体情况很复杂,不太想动,这取决于他们的身体情况。”如前所述,方舱医院推行的“全员上阵”是指全体医护人员,而非全部患者,患者有权决定是否参与运动。同时,“音乐舒缓”“运动缓慢”“20 min左右”等说明医护人员对患者的运动形式、运动时间和基本运动量进行选择和把控;“取决于他们的身体情况”说明在“方舱模式”的体医融合治疗中,院方负责安排适量康复运动,是否参与的选择权掌握在患者手中。
受访者B所言进一步印证了患者“自我裁量”的体育锻炼形式:“病人经常自己在活动,我们会提醒病人根据自己身体状况适量活动,很多人跟着电视自己做操,运动多少主要取决于自己。”对于是否参加运动、能否参加运动、运动量的多少、运动是否安全等问题,主要取决于患者本人对自身机体状态的了解和评估。换言之,一旦患者在运动康复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或不良反应,决定停止运动的第一行为者不是医护人员,而是患者本人。这种规避运动风险的主动权和裁量权由患者把控,而非医护人员。形成这种患者“自我裁量”运动风险防控机制主要是由于专业运动指导不足、缺乏运动风险评估与监控。由此可见,与其他三甲医院采用“医护人员主导”的运动风险防控机制不同,“方舱模式”以患者作为运动风险评估与监控的主体,患者结合自身机体状况和临床反应规避运动风险,是一种“自我裁量”式的运动风险防控机制。
4.4 运行成效
4.4.1 在心理上助力患者排忧解难
作为此次疫情防控中健康服务模式的创新之举,“方舱模式”既缓解了患者的紧张情绪,也起到了促进患者康复的功效,帮助轻症患者战胜病毒,重回健康。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方舱模式”在疏导患者心理压力和排解负性情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如受访者A所言:“很多人每天一起跳广场舞,大家都比较轻松了,非常开心,你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出来,一下子就变得放松了,不那么恐惧了。”“轻松”“开心”“放松”等一系列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诠释了体育锻炼与舒缓压力、排解负性情绪、保持心情愉悦之间的正向关系。她还描述了患者在参与体育锻炼前后的情绪和心态变化:“入院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交流,病人都是自闭的状态,带领大家锻炼之后,病友之间产生了共情,开始相互交流,在陌生的地方有了新朋友,整个人心态也好了。”患者经历了“紧张—自闭—交流—轻松”的心理和行为变化过程,其中“交流”是负性情绪转向正向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正负情绪转变过程中,体育锻炼不仅促进了患者的康复,更为患者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帮助患者有机会通过交流排解负性情绪,发挥了枢纽和中介作用。这正契合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理论的观点:患者以“寻找快乐”的方式找寻一项正面活动(如跳绳、打太极拳、跳舞等)以提高身体机能,改善健康状况,摆脱负性情绪,产生对身体有益的积极情绪[53]。同时,以上分析与徐霞[28]关于太极拳能够缓解新冠肺炎患者抑郁情绪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对213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太极拳干预,并借助问卷和量表的形式对患者运动干预前后的情绪进行比较,证实了太极拳能够有效缓解心理压力,排解负性情绪,促进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和治疗。
综上所述,“方舱模式”采用运动干预对患者进行负性情绪的调节,让患者在封闭而压抑的场域和空间内进行体育锻炼,通过体育锻炼让患者摆脱“原始恐惧”,消除负性情绪。
4.4.2 在身体上促进患者回归健康
在抗疫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54],提出为新冠肺炎轻症及普通型患者增加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康复功法,形成“三调”(调心、调息、调形)相结合的中低强度的整体运动方案[55]。目前,该运动方案在促进患者康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1)运动能够抑制肺部并发症,提升肺部呼吸功能。对此,受访者A认为:“方舱医院收治的病人基本全部治愈,这期间体育锻炼让病人都动了起来,这对康复是有功效的,病人没有出现任何肺部并发症等问题。”可见,医护人员对体育锻炼的作用和功效给予了认可。同时,“没有出现任何肺部并发症”进一步说明了体育锻炼在促进肺部功能、减少肺部并发症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研究[56]发现,肺是“疫病”侵袭患者的首要脏器,新冠肺炎患者容易出现呼吸功能下降、肺部损伤、肺纤维化等并发症状。然而,适量的体育锻炼能够改善和提升新冠肺炎患者的肺部功能,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这一科学观点目前已被证实。例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Robert M. Berne心血管研究中心医学教授Zhen Yan的一项研究证实,适量运动能够增加EcSOD抗氧化剂的产生,这种抗氧化剂可以消除有害的自由基,增强患者的肺部保护能力,从而降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发病风险,而ARDS正是导致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57]。丁慧等[58]提出,体育锻炼可提升新冠肺炎患者肺部通气率与有效肺容量,改善心肺呼吸功能和机体状态,缓解呼吸困难的症状,抑制因长期卧床引发的各种并发症,促进患者恢复并改善预后。这些研究证实了适量的体育锻炼可提高和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肺部呼吸功能,减少因呼吸功能不足诱发的并发症,促进患者康复。
(2)运动能够改善免疫功能,提升机体特异性免疫能力,抵御病毒的扩张和蔓延。既往研究[59]发现,太极拳、五禽戏、易筋经等体育锻炼可以调整患者的意念、神志、呼吸、躯体动作,对患者肺部免疫细胞的生成和提高机体免疫系统功能具有促进作用。正如受访者C所言:“新冠肺炎病毒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对个体的免疫系统是一次挑战,病人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抵御能力主要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适当的体育锻炼释放了免疫系统蛋白质,提高了患者的免疫能力,促进了患者康复。”如前文所述,机体特异性免疫能力的提升能使免疫系统面对病毒时反应更加迅速和灵活,从而产生更强的抵抗力战胜病毒。受访者C所言表明了“免疫系统能够抵御和消除新冠肺炎病毒”的医学观点,肯定了体育锻炼在改善免疫系统功能、促进患者康复方面的积极作用。
近期,医学界也有研究证实了体育锻炼有改善患者免疫系统、促进患者康复的效果。例如,Simpson[42]从人体免疫系统的角度提出,适量运动尤其是全身动态心肺运动能够瞬间动员数十亿个免疫细胞,这些具备执行效应功能的细胞可以识别和杀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有助于增强免疫功能并将病毒的有害影响降到最低。高钰琪[41]也在其研究中证实,适当的体育锻炼能够促进肺部良好的免疫细胞组成和细胞因子转移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功能,而患者在治疗的基础上可通过免疫功能消除病毒、修复肺部炎性损伤而痊愈。综上所述,适量的体育锻炼既可提高新冠肺炎患者的肺部呼吸功能,减少因肺功能障碍引发的并发症,又可改善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抵御病毒的扩张和蔓延,促进患者康复。
4.5 小结
既往研究[60]通常通过例证分析并建构理论,聚焦于体医融合的内涵和路径等方面,而在体医融合模式方面,“现实例证—理论建构”的研究几近空白。本文以分析访谈数据为基础,将受访者的访谈资料、个案特征与体医融合的既往研究资料相结合,借鉴“扎根理论—典范模型”的框架,尝试构建武汉方舱医院体医融合模式的分析框架(图 4)。在该分析框架中,每一步行动都非独立存在,而是一个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有序衔接的整体过程。
如图 4所示,在“行动背景—实施动机—践行方案—运行成效”的体医融合模式的分析框架中,行动背景是实施先导和前提条件;实施动机是动力和依据,从患者的心理和身体两大需求进行分析和解读;践行方案是核心内容,由医院、医生和患者三大实施主体构成,分别从实施基础、施治策略和风险防控机制三方面探讨具体方案;运行成效是检验效果的标准,与实施动机形成呼应,主要探讨体医融合模式在患者“心理疏导+身体康复”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成效。
武汉方舱医院体医融合模式是一例由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而形成的特殊个案,极具典型性和研究价值。因此,有必要从模式化的角度对这一特殊个案进行解读,以期为今后的模式探索和实践积累经验。至此,基于对武汉方舱医院这一现实例证的分析,进入“理论建构—模式解析”环节,即界定“方舱模式”的概念,探讨与解析其构成要素,并阐述其对促进体医融合的启示和思考。
5. “方舱模式”解析
5.1 “方舱模式”的概念界定
概念的形成首先应确定考察对象,然后通过归类、推理、抽取来表达考察对象的一般关系和基本规律,并在发现和总结“个案知识”的基础上给出一个试探性的规定,最终集合形成一个相互搭配的知识组,即概念。因此,基于对武汉方舱医院体医融合模式这一“个案知识”的分析,并对“方舱模式”的内容和要素进行知识组合,形成“方舱模式”的概念。
“方舱模式”近似于我国既往体医融合模式中的“医院模式”,但作为应急医学救援情况下临时组建的医院,“方舱模式”在实施主体、施治群体、风险防控机制和实施空间等方面与传统医院模式仍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方舱模式”的概念界定为:一种以应急救治的方舱医院为载体,以医疗系统人员为实施主体,将“运动干预+医学治疗”的方式贯穿医学救治和疾病康复的全过程,以此促进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助力患者战胜特殊疾病、回归健康的健康服务模式。
5.2 “方舱模式”的构成要素
5.2.1 “方舱模式”的运行目标
体医融合是一个多元主体构建的系统工程,各方参与主体在理念、技术、资源、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主体的目标难以完全契合并达成绝对一致。然而,“方舱模式”的运行目标清晰明确,即采用“运动干预+医学治疗”的形式促进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助力患者战胜新冠肺炎疾病,回归健康。不同于既往模式的是,在“方舱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医疗系统是唯一的行政力量,自始至终是整个模式的主导者。上到制定决策和方针,下到推动与执行工作任务,决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大主体始终保持在同一系统内,这使得运行目标能够趋于一致,并在方舱医院这一系统内有效地传达、执行和推进。此外,“方舱模式”面向的患者的医疗费用全由政府承担,医疗系统不存在经济利益,更不存在利益牵连和分配的矛盾,这也使得“方舱模式”的运行目标纯粹而单一,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夹杂其中。
5.2.2 “方舱模式”的实施主体
体医融合是一种以体育与卫生系统为主导的多系统通力合作、共生互惠、共治疾病、共话健康的模式,而基于疫情的特殊使命和需求,体育专业人员未能参与其中。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新冠肺炎病毒属于单链RNA病毒,起病隐匿且传染性极强,目前没有特效药和较为成熟的医学治疗手段,短时间内难以形成专业而完善的运动处方,致使体育专业人员难以介入;另一方面,方舱医院开展的体育项目多为太极拳、健身操、广场舞等轻体育项目,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医护人员能够掌握这类运动技术并指导患者完成相关体育锻炼,从运动技术指导的角度看,医护人员完全可以弥补体育专业人员的缺位。基于此,“方舱模式”在体育专业人员缺位的情况下,采用了医疗系统“全员上阵”的模式,从运动资源配置到运动项目选择,再到体育锻炼指导等方面,医护人员“一身两役”,不仅承担了医学救护的工作,还肩负起指导患者进行体育锻炼的任务。
相较于既有的体医融合模式,在实施主体上,“方舱模式”脱离了体育、医疗、教育等多元系统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作为“方舱模式”唯一的实施和推动者,医护人员需要结合医学和体育学的知识和方法指导患者参与体育锻炼。如表 4所示,医疗系统几乎承担了“方舱模式”的全部职能,医护人员从传统的医治者向规划者、倡导者、执行者、能促者、评估者、反馈者等角色转变,形成了“唯医主导”的体医融合模式。
表 4 “方舱模式”实施主体的角色与职能Table 4. The function of the implementers of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 Mode实施主体 阶段 角色 “方舱模式”的核心问题 职能 医疗系统 事前 规划者、倡导者 组织、筹划全面推动“方舱模式”,构建服务机制,确定服务主体,掌握施治群体的病情、特征及临床反应,配置运动资源(运动空间、设施等) 形成与制定决策,确定工作机制 事中 执行者、能促者 组织体育锻炼,丰富锻炼内容的形式,提供运动技术指导,引导患者参与 执行政策,履行工作机制,发挥组织、协调、动员作用 事后 评估者、反馈者 评估体育锻炼的实际作用和功效,反馈“方舱模式”问题 制定评估标准,建立奖惩机制 5.2.3 “方舱模式”的施治群体
在施治群体方面,既有的体医融合模式主要面向亚健康、体检人群,以及心血管疾病、传染病、慢性病、肥胖等常见病群体。诚然,面对不同病种、不同需求的施治群体,无论是苏州“阳光健身卡”模式[17]、上海“1+1+2”社区模式[61],还是北京“运动处方”医院模式,均能“量体裁衣”,通过体质监测、病种筛查、体能评估等工作,根据患者的个人身体状况开具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指导患者进行体育锻炼。“方舱模式”的施治群体是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作为特殊传染病群体,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情特征、病理机制、心理状况、临床表现和反应等较为复杂,短时间内难以开展研究、论证并形成科学有效的运动处方。与既往模式相比,虽然“方舱模式”的施治群体比较集中和单一,但其施治难度、风险和复杂程度较高,是体医融合在特殊疾病救治环境和时期下面对的特殊服务群体。
5.2.4 “方舱模式”的风险防控机制
在风险防控机制方面,既往模式在运动安全评估、运动伤害防护以及运动监控等方面采用“实施主体主导”的运动风险防控机制,然而,“方舱模式”并未复制此机制。一方面,方舱医院是临时组建的应急医院,患者人数众多、施治资源有限,不具备为患者提供运动风险评估和运动监控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体医融合介入新冠肺炎治疗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体育专业人员的缺位使得“方舱模式”在运动风险防控和运动监控方面的弱势尤其明显。因此,“方舱模式”不得不选择一些运动强度适宜、内容形式简单的轻体育项目,从技术层面减少运动安全评估和运动监控,将规避运动风险的主动权和裁量权交由患者自身掌控,采取一种施治群体“自我裁量”式的运动风险防控机制。简言之,运动项目的选择、运动强度的大小以及运动风险的防控由患者自身主导,取决于患者对自己机体状态的了解和评估。然而,运动强度过大,风险就会加大;运动强度过小,康复效果欠佳,患者本身较难把握运动强度,难以将运动风险与运动效果置于一种平衡状态。
5.3 “方舱模式”构成要素的网络关系
不同的体医融合模式决定其构成要素的不同,作为应急医学救援状态下启动的“方舱模式”,其运行模式更接近于医院模式,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运行目标、实施主体、施治群体以及风险防控机制4个方面,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并产生影响,形成了从始到终的闭环网络(图 5)。
① 运行目标是“方舱模式”构成要素中的逻辑起点,上到制定决策和方针,下到推动与执行工作任务,运行目标对“方舱模式”起到了高位推动和行动指引的作用。②在实施主体中,由于体育系统的缺位,运动项目选择、体育锻炼指导以及运动风险评估和监控等环节全权交由医疗系统实施。虽然医疗系统在“方舱模式”中及时补位,“一身两役”,但从运动医学专业的角度而言,医护人员难以对患者的运动风险做出科学的评估和研判。③在风险防控机制环节,由于运动风险评估和监控的缺失,“方舱模式”的施治群体在参与体育锻炼过程中,只能以自我评估和裁量的方式规避运动风险。④施治群体具有施治难度大、施治风险高、实施过程复杂的特点,这不仅对“方舱模式”的运行目标产生影响,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方舱模式”的各构成要素并非彼此孤立,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相互制约。
6. “方舱模式”对促进体医融合的启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方舱模式”采用“运动干预+医学治疗”的手段促进患者康复,开辟了体育运动与应急医学融合的新模式,为应急临床救治提供了新的治疗理念和技术支持,并对促进体医融合具有以下两方面启示。
6.1 促进体医融合的理念与技术革新
既有体医融合模式宣扬、模仿甚至照搬西方模式的痕迹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外国民体质特征、中西医理念的差异,以及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且在具体实践中过分强调“西方治疗医学+主流运动项目”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缺乏对中国传统医学中养、调、理、疏等治疗方式的理解,以及对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结合和运用。“方舱模式”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基础上辅之以中低强度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如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健身功能,还兼具游戏性、趣味性和娱乐性等属性,能够使健身和娱乐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愉悦身心和强健体魄的目的[62]。此外,传统体育项目对运动场地、运动设施和运动风险防控的要求较低,医护人员能够“就地取材”进行健身指导,患者能够“轻装上阵”开展体育锻炼。此举既减少了体医融合模式对资源的调配和消耗,又取得了较好的治疗和康复效果,是体医融合模式本土化的全新探索和实践,同时也为体医融合模式应用于应急临床救治提供了新的治疗理念、技术和模式。
以“方舱模式”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应用于体医融合模式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针对既有体育融合模式中单方面强调“洋为中用”的缺陷,笔者建议,体医融合需要突破西方思维和观念的束缚,警惕全盘照搬的“拿来主义”,立足于中国实情和经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弘扬中医和传统体育文化,将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与中国传统体育有效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本土化体医融合模式,探索出一条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和适宜中国国情的体医融合特色发展之路。
6.2 拓宽体医融合服务对象的维度和范畴
既有体医融合模式主要服务于亚健康、常见与多发病以及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患者群体,这类群体发病频繁,病理明确且治疗风险低[13],是体医融合的主要服务对象。然而,一些重大疾病(肺癌、胃癌、血友病、1型糖尿病等)患者、特殊传染病(乙肝、丙肝、艾滋病等)患者以及临床术后病人却一直处于体医融合模式的“真空地带”和“服务盲区”。因此,有研究[52]指出,既有体医融合模式服务对象比较单一,缺乏针对不同疾病群体研制的运动处方,更无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精准化康复方案。
反观“方舱模式”,其服务对象是重大传染性疾病患者——新冠肺炎患者。作为急性感染性肺炎,新冠肺炎具有传染性强、发病迅速、死亡率较高的特点[63],患者病情特征、病理机制、心理状况、临床表现和反应较为复杂,且国内外均未有成熟或成功的可鉴经验。“方舱模式”立足于本土化的实践和探索,以“中西药结合治疗+传统体育运动干预”的方案对急性特殊传染病患者实施救治,凭借其显著的治疗成效证实了体医融合本土化模式在救治特殊传染病群体过程中的可行性,开创了将体医融合模式应用于特殊传染病群体康复治疗的先河,实现了体医融合与应急医学的互动和融合。
以体医融合应用于特殊传染病治疗并取得良好效果为基础,针对既有体医融合服务对象较为单一的缺陷,笔者建议,体医融合不仅要将服务对象拓宽至重大疾病、特殊传染病、临床及术后患者群体等,还应加强不同疾病群体运动处方的临床研究与应用,面向不同服务对象,提供多种基于运动的健康促进和康复计划,并根据不同疾病群体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运动计划和方案,满足不同疾病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7. 结束语
从战略意义上看,“方舱模式”具有创新和贡献之处,但作为体医融合的探索性模式,其仍存在一些瑕疵和不足:“方舱模式”唯医主导的一元服务主体使其脱离了体育、教育等多元系统的联动与支持,难以形成多部门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协同治理合作模式;“方舱模式”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对运动风险防控的手段与机制(如运动风险评估和运动伤害防护)缺乏重视,患者在运动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关注。但值得肯定的是,“方舱模式”发轫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世界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在应急医学环境中应运而生,属于体医融合中的极端案例,其探索和实践促进了体医融合在理念与技术上的创新,拓宽了体医融合服务对象的维度和范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实践参考价值。
作者贡献声明:沈圳: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收集数据,撰写论文;胡孝乾:指导论文选题,调整论文结构,指导、修改论文;仇军:指导论文选题与结构;吴楚楚:调研文献,收集数据。 -
心理变化期 心理活动 情绪特点与表现 心理休克期 恐惧、崩溃、无助 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使其惶惶不可终日、不知所措,或出现不真实的感觉、睡眠障碍 心理冲突期 自责、后悔 对自己前期不注意或草率的决定懊悔不已,出现“如果当初……就不该……了”的想法,对拖累家人产生自责 重新适应期 怀疑、焦虑、抑郁 思念亲人,疑心加重,对医护人员开始察言观色,担心治疗效果的同时开始接受现实,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退让接纳期 依赖、接受 接受现实,调整心态与行为配合治疗,逐渐对医护人员产生依赖和信任 表 2 运动与健康促进的经典研究项目
Table 2 Classic research projects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研究项目 研究团队与时间 研究对象与内容 研究结论 伦敦公交系统员工研究[37] Morris等/1953年 公交车驾驶员与售票员/身体活动与心脏病 与久坐不动的驾驶员相比,到处走动的售票员的心脏病发病率低50% 哈佛大学校友研究[38] Paffenbarger等/1966年 哈佛大学校友/运动与冠心病 运动不足导致冠心病发病率增高,也是诱发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旧金山海岸工作人员研究[39] Paffenbarger等/1975年 6 000名35~64岁码头工人/运动与死亡率 活动量较大(每周超过1 000 kcal, 1 kcal=4.184 kJ)的码头搬运工人的死亡率明显低于其他工人 库珀中心跟踪研究[40] Blair等/1989年 十几万病人/有氧能力和死亡风险 良好的有氧能力能够将各种疾病死亡的风险率降低58% 表 3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武汉方舱医院运动项目
Table 3 Sports in Wuhan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序号 医院 运动项目 信息来源/日期 1 东西湖方舱医院 广场舞、民族舞、八段锦 新华社/2020-02-17 2 武昌方舱医院 八段锦 新浪新闻/2020-02-25 3 江夏方舱医院 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 澎湃新闻/2020-03-11 4 江汉方舱医院 健身操、广播体操(第八套) 《重庆晚报》/2020-02-13 5 汉阳方舱医院 民族舞、“济公调拍手”健身操、广播操、广场舞、八段锦 人民网、《长江日报》/2020-02-20 6 硚口武体方舱医院 八段锦、健身操 央广新闻/2020-02-16 7 沌口方舱医院 呼吸操、快乐舞步健身操 央广网/2020-03-09 8 黄陂方舱医院 中医养生拍手操、八段锦 《青年时报》/2020-02-17 9 大花山方舱医院 太极拳、保健操、八段锦、五禽戏 《金陵晚报》/2020-02-18 10 青山方舱医院 太极拳 《河南日报》/2020-02-19 资料来源:《方舱医院工作手册(第三版)》,访谈内容,媒体资料。 表 4 “方舱模式”实施主体的角色与职能
Table 4 The function of the implementers of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 Mode
实施主体 阶段 角色 “方舱模式”的核心问题 职能 医疗系统 事前 规划者、倡导者 组织、筹划全面推动“方舱模式”,构建服务机制,确定服务主体,掌握施治群体的病情、特征及临床反应,配置运动资源(运动空间、设施等) 形成与制定决策,确定工作机制 事中 执行者、能促者 组织体育锻炼,丰富锻炼内容的形式,提供运动技术指导,引导患者参与 执行政策,履行工作机制,发挥组织、协调、动员作用 事后 评估者、反馈者 评估体育锻炼的实际作用和功效,反馈“方舱模式”问题 制定评估标准,建立奖惩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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