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蕴藏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秘诀之一，是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绩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5年乃至15年的发展蓝图，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这比2019年9月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目标提前了15年。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厘清举国体制的内涵特点，分析举国体制实践中的问题与成因，探寻新型举国体制的新特征、新变化，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相关问题，对于构建中国新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全民健身发展新格局，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及科技助力项目的治理模式，兼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1.   举国体制的内涵特点

从本质上看，举国体制的核心是“国”，是为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调动全国的资源，组织全国的专业力量，通过计划或工程的实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机制、体制^[1]，也是一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基于国家能力与国家目标充分调动、配置、优化各领域的经济性与社会性资源，最终实现既定的国家战略目标的管理结构与治理体制^[2]。在科技创新领域，举国体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凝聚全国力量在特定科技创新领域集中攻关的体制、机制^[3]。在竞技体育领域，举国体制是指中国体育界为实现一定目标，有效地集中、统一国家力量，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发展机制及相应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发展体育事业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体育体制^[4]，是指在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的竞技体育组织的新型管理体制^[5]。在历史上，随着竞技体育活动的复杂化和国际体育形势的变化，举国体制被世界部分国家采用，如日本的网球运动举国体制“45计划”^[6]，英国的UK SPORT动用国家力量资助优势项目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混合型举国体制”^[7]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界在运用举国体制方面进行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实践，竞技体育举国体制逐步发展，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运动训练和体育竞赛体系。其主要包括：从中央体委、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到省市体委、省市体育局的体育管理体系及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模式；由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组成的投入体系和优秀运动队的管理模式；由三级训练网构成的“一条龙”训练体系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全运会、省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运动会结合构成的竞赛体系及“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竞赛模式；以层层争光（尤其是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为主要目的的目标体系及“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发展模式。

然而，举国体制并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常态，能应用的领域不多，一般被用于关系国计民生、国家战略安全、国家荣誉的特殊领域，以及市场失灵或本国市场主体尚普遍弱小的某些特定历史阶段，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研制”，中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等。举国体制在中国体育中的应用恰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关系国家荣誉的竞技体育这一特殊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在世界舞台上赢得生存，“站稳脚跟”。中国体育服务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外交路线，很好地配合了中国外交斗争。1952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五星红旗第1次在奥运村冉冉升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奥运赛场上为争夺国际合法地位而进行斗争的首场胜利，成功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向全世界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稳定的政治支持与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国竞技体育在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训练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集中全国力量，通过快速的倾斜性资源投入，克服重重困难，实现超常规、跨越式、赶超型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7年，中国体育史上第1个世界纪录诞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0年，中国人的名字第1次出现在世界冠军谱上。1984年中国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中国列奥运会金牌榜第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内，体育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起到示范作用，激励国民锻炼身体，拼搏创新，勇攀高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对外，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互动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架起了不同政治之间的外交桥梁，促进合作、增进理解，提高中国国际声誉，展示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概，奠定了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中国公共外交、人文外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   举国体制实践中的问题与成因

新时期，中国在体育领域不断完善举国体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很多问题，离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还有很大差距。

（1）“举国”困难。主要表现为：传统竞技体育体制下的运动队集训选拔体制与全民几乎无关，运动员的专门化培养与全国几十万大中小学体育教师几乎无关，运动队伍的争金夺银与其他行业领域几乎无直接关系。传统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运动员伤病缠身、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水平较低、运动员的保障薄弱成为重大瓶颈。实施了35年的“教体结合”“体教结合”，没有真正解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和基础问题，即未形成两者结合的竞赛体系、训练体系，“学训矛盾”依然存在^[8]，甚至出现“举国体制已经过时”等言论。王庆军^[9]2013年对“体育体制转轨与中国体育的未来”论坛的综述提及：“实际上就是各个省市体工队、训练基地以及扶持它的庞大管理机构和后勤服务体系，就这么一个东西，不能叫举国。”如今，体工队发展成了不同性质的专业队、职业队、俱乐部队、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但涉及竞技体育发展的体育部门、教育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差，未很好地发挥举国协同效应，当前举国体制解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这一“卡脖子”问题的实践还存在不足，还未实现“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的目标^[10]。

（2）“共同”困难。如今体育多元化的主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并不像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可以随时调动。“为了备战奥运，我需要5个陪打教练员，随便给你调，特别支持。我们需要体能教练员、需要康复师，给我们派，所以我们特别幸运”^[11]，这是当年郎平的幸运。如今由于个人利益、企事业单位利益和国家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在国家队复合团队建设、奥运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团队组建、中国国家队联合市场开发中，个人考虑自己的职称、待遇、形象代言、未来发展等问题，企业考虑自己的商业利益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存在其管理的项目市场化进程不一、成绩高低不同问题，科研院所、体育院校担忧在科技助力过程中耽误了自身发展等问题，难以形成“命运共同体”。

上述问题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但是以下两方面原因最为关键。

（1）竞争大于协作，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难以发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中国竞技体育传统举国体制原有的竞争优势被削弱。应试教育使学生远离体育，金牌体育使体育远离学生，“逢进必考”使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出路不畅，二线与三线运动员培养层次和阶段划分已不复存在，经费投入与保障逐步多元。在当前中央高度重视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各方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通过不同方式组建的国家队、不同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不同主体参与的攻关服务，强调形式上的协同，变相加剧了竞争。这些现象使得竞技体育领域“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协作关系和价值体系扭曲。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亟待确立核心，重塑各单位分工，形成有效协作体系。

（2）基础性制度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从1986年国家体委发布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到1993年国家体委发布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从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到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中国体育领域先后出台了涉及竞技体育发展的体制改革、赛事改革、项目管理、国家队建设、复合团队建设、体教结合、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开发、备战参赛等一系列文件，但还存在政策协同性不够、责任主体不明、行政力量权重较大、惩罚措施不严、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支持竞技体育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性制度还不完善，影响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制约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阻碍了新型举国体制整体效能的提升。

3.   新型举国体制的新特征、新变化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12]。这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调动全国的资源，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利益的新机制即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嫦娥四号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了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球背面刻上了中国足迹，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13]。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有以下新特征、新变化。

（1）目标对象不同。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当前体育发展涉及的内容范围更宽，整合性更强，相对于传统举国体制重视竞技体育“奥运争光”单一目标，新型举国体制要把争光与育人相结合：既看运动成绩也看超越自我，“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4]；既看竞技体育的金牌、奖牌，也看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中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补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问题，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15]；既看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发展，也看中国举办大型赛事的遗产效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所有场馆建设提前1年完成，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15]。

（2）环境背景不同。从体育系统体校、省市体工队、国家队“一条龙”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到“深入推进体教融合，把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6]；从突出能拿金牌的项目，到着力解决三大球等群众喜爱的项目长期落后问题，在夏季与冬季项目上强调恶补冬季项目的短板，使竞技体育朝着均衡发展的方向前进；从竞技体育的“科研攻关” “科技助力”，到群众体育的科学健身指导、体质健康促进、体医融合发展；从体育系统的备战参赛，到大型综合性赛事的筹办，需要以新型举国体制调动政府、社会、行业与市场的力量集中攻关。

（3）参与主体不同。从“举体育行政系统之力”^[17]，到逐渐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办与民办、国内与国外等共同参与体育的格局，校园比赛、青少年比赛、专业比赛、职业比赛多头并进。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体育与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学校、企事业单位、家庭和个人的关系更加紧密。技术创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中枢，在政府、市场、体育项目管理中心、协会、国家队、地方队、运动场馆、训练基地等更大范围、更多环节实现各资源主体的联通协同。市场的渗透使得经济利益的驱动力更强，多渠道、多形式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发展，体育中的国家利益、单位利益、个人利益更难调和统一。前中国男足主教练高洪波坦言：“按说我们国家足球职业化了，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训练条件和水平都应该提高了，球员的收入水平也相应地提高了很多，也有更多机会体验到世界足球的先进技术。为什么我们的足球水平就感觉不到实质性的提高呢？甚至有反向化发展的趋势。现在，很多人说国家队队员在俱乐部状态好，到国家队以后积极性不高。我想这存在一个态度问题，也存在一个激励方式的问题。” ^[18]这就需要以新的体制、机制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下不同主体的激活效应。

（4）价值观念不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体育的价值认识发生了变化：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认识竞技体育，到认识到竞技体育蕴含的对社会、国家、区域、家庭、个体发展的人文价值、隐性价值、综合贡献和潜在收益；从体育能为国争光，到体育不仅能为国争光，还能为民谋福、为国增利；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这就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中，充分认清竞技体育背后透射的国家制度、国家发展、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奋力加快中国竞技体育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步伐^[19]。

（5）作用机制不同。传统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国家包办、政府部门分管、财政统包供给”^[20]的计划体制，投入靠政府，围绕奥运会等重大综合性赛事组织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由社会主义大协作给予保证。新型举国体制是建立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在行政命令和计划的基础上，需要利用体育、教育、科技、产业政策和其他手段引导市场，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等市场方式、经济手段，解决科技助力项目工程立项、决策、预算投入、利益分配等问题，解决运动员培养中的体教融合问题，解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和体医融合问题，解决举办大型综合性赛事遗产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上述新特征、新变化为当前中国在体育领域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带来了挑战与机遇。

4.   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相关建议

4.1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体教融合问题

竞技体育是攀登顶峰的事业。在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奥运会成为人类的双重竞技场：既是自然生命和人种的竞技，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较量。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对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争先争第一”成为中国的竞技体育精神^[21]。从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的角度而言，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并不单纯是某个科学难题、技术“瓶颈”、创新产品问题，而是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整体运行机制中的系统性薄弱环节——体教分离。构建体教融合新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涉及参与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共青团中央等，涉及大中小学、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业余体校、国家队、省队、职业队、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家长、教练员、教师等，涉及行业协会、社会体育组织、市场主体等。在多利益主体、多利益诉求的客观环境中，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政府、社会、市场这3个系统中协调统一的优势。

政府部门应以“竞技体育治理”为工作重点，注重提升自身的宏观管理和善治能力，加强业务指导和依法监管，强化竞技体育发展顶层设计，注重竞技体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连续性，完善竞技体育的政策制度体系，优化和规范竞技体育发展环境。深入推进体教融合，把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完善运动员的选拔输送、文化教育、人才引进、退役安置等保障激励政策，从根本上保证制度透明、体制透明等，形成架构清晰、类型多样、服务多元、竞争有序的现代竞技体育发展新局面。项目协会应扎实推进实体化改革进程，处理好项目人口发展、体育人才培养、备战参赛工作、赛事体系构建、项目文化传播、基层组织服务之间的关系，形成扁平化、专业化、高绩效的项目协会领导管理体系和项目国家队参赛指挥体系，确保项目发展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全局性。创新国家队组织建设模式，利用区域优势和社会组织力量多种形式承担国家队任务，大胆探索与社会企业、高等院校和地方部门合办国家队，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家队备战。鼓励市场主体投入竞技体育训练基地建设，建立场馆市场化运营机制，提高训练基地整体效益。推进赛事举办权、赛事转播权、运动员转会、无形资产开发利用等进一步开放，深度挖掘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发展潜力，使重要竞技体育资源公平、公正、公开流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构建起学校运动队、业余体校、体育俱乐部有机结合，青少年竞赛体系、学校体育竞赛体系、职业体育竞赛体系有机融合，国家队在学校、体校、俱乐部、职业队中选拔组建，运动项目协会对赛事审批、认证、管理和监督，不同类别运动员分层逐级有序参赛，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多元投入的中国新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4.2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全民健身问题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2]。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营造全民健身氛围，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然而，“健身不便捷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23]。解决健身不便捷问题涉及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体育社会组织、体育活动、健身科学指导等，涉及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发展新格局。

将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城乡人居环境改善计划，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新小区建设中，打造以运动场地设施为基础，社区全民健身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商业生活中心、社区特殊人群服务中心等互为补充的物理空间与数字化平台结合的智慧社区居民健康联合体，使之成为社区居民的聚集中心、交往中心、互动中心，缓解中国改革、现代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带来的社区群众亲情乡情缺失、熟人社会消失等问题。将全民健身工作列入基层工作责任清单，形成以社区民众“少生病、晚生病、更健康”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先导，为社区居民提供集运动、营养、心理、健康干预等为一体的社区健康促进服务体系，确保相关资源和服务落到基层社区，形成相对完整、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体系，建立架构清晰、类型多样、服务多元、覆盖城乡、便民惠民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把全民健身服务管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加强健康社区行政力量，在机构设置上完善体制保障，在编制管理上促使人员编制向社区基层倾斜，在社区配备专职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心理指导员等社区健康促进服务体系构建需要的专门人才。

将治理关口下移，在保持社区活力基础上建立一套有效应对风险的社区治理体制，以及应对重大冲击的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强化街道（乡镇）全民健身职责，探索建立社会体育健康等社团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既带动居民参与体育运动和健康活动的热情，又充分发挥体育的社会整合作用，增强社区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聚合力和自治功能，推动社区居民增强社区意识，从而更加有效地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借助互联网体育、智慧城市建设，深化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建设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系统和国家、省、地（市）三级全民健身互联网信息平台，推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全民健身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4.3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科学训练问题

1989年，在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组织和指导下，由各运动项目的教练员和不同部门及单位科研人员参与，围绕奥运会备战和参赛的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项目开始实施。全国数以万计的体育科技工作者积极投入这一工作，历尽艰辛，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与运动实践密切结合，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精干高效、纵深配置、全面开放的体育科技服务体系^[24]。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科技开始成为推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两大领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5]。然而，由于体育学科力量单薄，体育领域缺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顶级科研平台，体育科研资源整合不足，无法形成联动科技创新体系，体育类重大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滞后，至今还没有或极少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术与体育科研结合不够紧密，影响整个体育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服务水平。“竞技运动和大众健身训练仍然长期处于高投入和低产出的‘粗犷式’发展模式，训练的科学性、针对性和个体化水平明显不高”^[26]，“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27]。

面对“粗犷式”发展和体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同样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对有限的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充分的优化配置，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及科技助力项目的治理模式。①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综合类、工科类高校和其他社会性资源成立专门的体育科研中心，开展跨部门、跨团队、跨领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与合作，调动不同系统、单位、人员的积极性，系统部署科技助力，形成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聚焦科技助力目标持续投入、长期攻关。②明确责任主体单位，形成分工明确、同心协力的协作网络，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在科技助力项目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有效地聚集科研团队，调动科技专家积极性，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通过科技手段攻破技术难题。③加强体育市场开放性，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助力研发和投入中的主体作用，以运动装备器材的研发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切入点，整合研究资源，积累研究成果，面向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市场研发出更好的产品。

4.4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大型赛事举办问题

“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28]。像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样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得到国际承认，进入全球体系，吸引全世界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对人类社会活动与文明产生深刻影响。2021—2022年中国将举办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晋江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汕头亚洲青年运动会、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综合性赛事。这些国际综合性赛事的举办涉及举办城市基础设施改造、空间拓展、功能完善、风格打造、品牌传播、治理水平提高、市民认同感提升等诸多环节，涉及领域、部门、地区、人员众多，特别是在比赛期间，短短10多天的比赛期，要求上万名工作人员和数万名志愿者行动一致，同时做好数百个竞赛小项的组织和保障工作，服务好来自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的运动员和官员、过万的新闻媒体人员、数十万现场观众和上亿电视观众。成功举办大型赛事需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兼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通过财政拨款、税收减免、土地征用、信贷支持等财政手段，新建和改造体育场馆设施，升级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通过设立机构、组织协调等形式，保障赛事的顺利举行；通过政策支持，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赛事筹办；通过政府购买市场专业化公司的服务，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5.   结束语

由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不同体育领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规律，不同运动项目的群众基础、市场化程度、职业化程度、奥运争金夺银能力、社会影响、文化魅力等不同，解决体育发展和项目发展问题的对策也应不一；因此，必须遵循规律，科学决策，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努力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并合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决相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