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术是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运动，是传统体育的重中之重。” ^[1]武术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博大的内容体系，相较于其他民族体育运动，武术与中华传统文化各个门类具有更广泛、深入的联系与融合，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无可替代。此外，武术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体育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武术为世界贡献一种来自民族同时又契合时代发展方向的运动项目乃至体育范式，是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和独特贡献的题中之义。

武术理论是指导武术实践活动开展的依据。纵观武术发展史，身处不同阶段的武术理论与实践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冷兵器时代武术主体依附于军事训练，其技术实践围绕“一击一刺为一伐”式的技击实用向度展开，理论研究形成了以辑录于兵书为主的特征。随着历史发展，特别是自宋代“武移民间”^[2]之后，武术在军队与民间同时发展，促成了其功能价值和技术结构朝着丰富化方向演进。当时的武术典籍目录类属多有变易，有的归于“兵家类”，有的则归于“小说类”乃至“杂艺术类”“杂技类”，而“目录类属的变易也反映出世人对武术认识的嬗变，武术不再只是单纯的兵家之事，亦衍生出养生、娱乐的功效”^[3]。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归属于体育，以精英竞技为主要任务的体育发展模式直接主导了武术在这一历史时期“竞技体育化”的技术实践，同时也形成了“竞技武术发展研究”“武术科学化训练与竞赛”“武术发展‘异化’批判”等理论研究领域。

1.   新时代内涵与武术理论研究的定位

以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走进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所处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对于武术理论研究而言，如何通过创新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以及如何通过有力指导武术实践，从体育、教育、文化等维度助力各项强国战略的实施，都是武术科研工作者站在新时代起点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命题。

新时代既是一个概括性极强的时代命题，又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其中，过去既包含了对汉唐等鼎盛朝代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近代以来“积贫积弱”“饱受欺凌”境况的深刻省思。在此基础上，立足改革开放40年所创造的“中国奇迹”，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努力奋斗，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体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4]。本文论域中的新时代发展向度在基础层面上是指，随着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与之相应的中华文明（文化）也要实现由 “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到“以我为主，发展创新”的转变。正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应让中华文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既备受瞩目，又普惠世人。基于此，新时代武术理论研究也应跟随时代的转向做必要调整，纠偏扶正、自信自强，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现实指导力的知识体系。

在新时代发展向度下的武术理论研究应在牢牢把握武术理论与实践间适度张力的基础上，紧扣学校教育、竞技体育、大众健身三大场域，努力实现全方位、全盘式的发展转向。就理论与实践间的适度张力而言，一方面，武术作为一种“实学”，以身体技术为发展“源动力”，武术教育、竞技、演艺、传播等方面的实践都是以武术技术实践为“圆心”向外延展和生发的；另一方面，当代武术与社会众多领域存在密切联系，其实践范围也不再囿于前人所理解的“武术实践是对武术技术的不辍习练”。因此，把握理论与实践间的张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选择学校教育、竞技体育与大众健身三大场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这3个场域的武术发展更多地依托于自身主体性的发挥，武术的主要价值在此三者中得到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学校教育、竞技体育和大众健身也与我国体育界将体育事业划分为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情况相一致。

2.   把握武术理论与实践间的适度张力

2.1   武术理论研究中的“理论源于实践”

武术领域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可追溯至明代，当时出现了武术专著批量涌现的局面^[5]。较有代表性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包括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俞大猷的《剑经》、程宗猷的《耕余剩技》、唐顺之的《武编》、吴殳的《手臂录》等。这些著作均直接源于（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技击实战，是对自己及他人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目的在于指导当下，也寄希望于“以启后学”^[6]。其中：戚继光提出“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既得艺，必试敌”“舞对合彀”等思想；俞大猷针对进攻时机提出“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的“拍位学说”；唐顺之对武术拳种的基本单位“拳势”做出“拳有势者，所以为变化也，横邪侧面，起立走伏，皆有墙户，可以守，可以攻，故谓之势”的经典界定，并有“拳有定势，而用时则无定势，然当其用也，变无定势，而实不失势，故谓之把势。作势之时，有虚有实”关于武术之“练”与“用”辩证关系的阐述，以及对徒手技击“前手如龙变化，后手如虎靠山”的归纳；吴殳对使枪之技做出“力斗、偏长、守法、精熟、通微、神化”的进阶划分，提出“枪之元神只有一圈”“见肉分枪”等攻防技巧和时机的观点。这些都是既出于经验总结又经过一定程度的抽象提炼，可以从不同层面指导实践操作的理论。尽管其他方面的实践可能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这些紧密围绕武术本体而展开的 “由人施展并作用于人身”的技术规定性实践，使得技击的原理和规律基本不会发生改变，而技击正是展现武术技击性的过程，是被武术界公认的武术本质属性。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很多著作被当代人奉为武术理论的经典，甚至成为当下部分民间拳师技术习练的“珍卷秘笈”，明清时期也被称为武术发展的集大成时期。

经清代、历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理论源于实践”的状况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著名武术家、新中国武术事业的开拓者张文广在《浅谈太极拳》一文中提出，“出掌快结束的时候，要使手指稍为张开，掌心稍为突出，这是一种注重意念不注重形态的意念动作”，生动、具体地揭示了武术习练中如何做到身体的“内外合一”“以内导外”；此外，他对太极拳身体观“心静、体松”总要求的经典概括^[7]既为“理论源于实践”的经典案例，在具体化和深度上也超越了前人的认识水平。沈寿^[8]针对太极拳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提出“发呼蓄吸”“开呼合吸”“实呼虚吸”“降呼升吸”“进呼退吸”5大原则。蔡龙云^[9]对套路运动“要将自己摆进到一个充满战斗的场合中”的形象化比喻、对因包罗万象而不免使人产生困惑的武术套路大系统的分类，都是在“理论源于实践”原则指导下对特定事物之特殊规律的精到把握。

20世纪80年代，国家武术主管部门提出“将武术推向世界”，并适时提出了“大小武术观”^[10]。“大小武术观”强调欲将武术事业做大做强，不能只将其视作一项技术，更应将其作为一种文化进行弘扬。这一观点对武术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时间上看，中国知网自20世纪50年代便已收录武术类学术文章；从数量上看，武术类学术文章的发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武术类学术文章的发表量增幅较小且相对稳定，而在此之后迅速增加，且在一些特殊年份出现猛增。这充分说明武术理论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受到武术界人士的重视，步入发展“快车道”。

2.2   当代武术理论研究的问题反思

从武术理论研究的“问题域”角度看，1995年以前有关武术的理论研究基本围绕教学、训练、竞赛、技术创新、动作力学分析等本体层面展开，但在此之后，CSSCI来源期刊中跨学科研究占据了多数，且呈逐年上升趋势。邱丕相团队从学术共同体角度对1995年之后的武术发展理念进行了学术回应和实践引领。其“应将武术上升为一种‘国学’研究”“武术应广泛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观点在武术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本意也并未否定“理论源于实践”的原则。邱丕相等^[11]指出，“武术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运动，这就规定了武术学术研究必然要紧紧围绕运动技术而开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武术学术研究丰富而精彩，并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将行政指令和学术思想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两张皮”的局面：①从行政指令层面看，其目的是通过“小武术”（技术）传播“大武术”（文化），但实践中采用的载体只有“竞技武术”（包括竞技领域、教育领域以及其他武术传承、传播领域）。从第一套到现今的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均仅停留在形而下的“术”的层面，以“艺”和“道”为表征的形而上的文化意蕴一直少有涉及，导致目标和手段之间的严重背离。②从学术思想层面看，由于几十年来大学本科武术专业的生源要求未能跨出“获得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的藩篱，使得这些人中真正能够从事武术理论研究的实属凤毛麟角，而从事武术理论研究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对武术实践（包括技术、教学、训练、演艺、裁判等方面）不甚了解，为扬长避短，只能将研究方向转到与实践相隔较远，甚至完全无涉的所谓“文化”领域。

邱丕相等^[11]指出，纵观明清以来武术学术研究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武术应用技法的经验总结、武术基本理论的抽象与概括、武术本体的反思以及武术学科的逐渐分化等一系列变化。笔者认为，武术应用技法的经验总结、武术基本理论的抽象与概括、武术本体的反思尚遵循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原则，但武术学科的逐渐分化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这一原则，导致对武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逐渐失控。例如，部分不熟悉实践的武术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切入点上不是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而是直接将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移植到武术学科中，产生大量“半生不熟、冷僻晦涩”的词汇，形成所谓的“新论”。

不可否认，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审视武术会得到不同于往常的新认知，这些也属于武术理论研究“增量知识”的范畴。由“理论源于实践”可推导出“特殊的理论源于特殊的实践”，进而可得到“只有独特的实践才能够产生独特的理论”的结论。毋庸置疑，武术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实践，这些实践正是建构武术原创理论的“自留地”，而武术理论研究不从实践出发，只着眼于外学科理论知识的现象则是在荒废“自留地”，不仅导致武术实践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而且对“实践乃理论之源”的忽视和对所谓“学科交叉”的过分追逐都使得武术理论的面目越来越模糊。

2.3   新时代武术“理论源于实践”的路径探索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量的积累，后者指质的飞跃^[12]。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武术理论研究也应将注意力转移到质而非量上。笔者认为，原创理论的建构是提高武术理论研究质量的根本途径。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指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规定收录学科应已形成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存在科学家群体，建立研究机构、教学团体、学术团体并开展有效的活动，存在专著和出版物等。实际上这些条件只是一种外在形式，欲建立一个成熟学科，最关键的是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原创武术理论研究越多，武术理论的质量提高得越快。武术理论研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知识，但从自己独特的实践出发抽绎具有原创品质的知识丛体，才是武术理论研究在新时代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可从以下几个蕴藏着武术独特身体文化的方面进行具体化探索。

（1）广泛开展武术技术的文化内涵研究。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载体，目前对武术如何全方位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不足，特别是打通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联结研究滞后（即理论向实践的转换）。周伟良^[13]指出，“要发展传统武术，最后的归着点也就在对传统拳种具体拳理技法的发展上”，其中拳理技法是武术技术最核心、最有特色的文化内涵^[14]。如果说宏观层面的中华文化是使武术技术在全球化语境中区别于外国文化的依托，那么拳理技法则是使武术技术在中华文化内部的众多门类中进一步彰显自身独特性的“抓手”，是武术理论知识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无论从时间上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还是从空间上“由走出去到走进来”的角度，对以拳理技法为主要内容的武术技术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都既是新时代武术理论研究重要的创新生长点，也是令其与武术实践保持适度张力的必然选择。拳派林立的武术技术体系为形成博大精深的拳理技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增加了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难度，因而需要武术理论研究者齐心协力，从立身或具有地缘、业缘、趣缘关系的拳种流派入手，进行深入纵向研究。

（2）以“条件性实战”为武术技击理论创新的主要实践载体。作为兼具技击意向和价值的技术，技击被认为是武术多层次技术体系的核心层^[15]，但完全开放式的“自由搏击”，并非武术技击实践所长，近年来部分学者^[16-19]对其原因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剖析。与各种现代格斗术相比，武术技术展现的技击更像是一种“软技击”，因而其理论创新很难有所突破。传统武术技击讲究“点到为止”“留力不留手”，其实质并非真打，而是相对于其他格斗项目设置了更多的条件性限制，这种条件性增大了武术的技击可能性。几乎每个较为成熟的拳种都或多或少地在技击上积累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践经验，如太极拳的推手、咏春拳的黐手、八极拳的六肘头、形意拳的八门打法、红拳的跑拳打手等。这些经验虽不一定能在现代实战擂台上展现出很高的技击价值，却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如：其连环套招的程式成为影视作品动作设计的源泉；其攻防招法的多变性、安全性以及攻防角色的连续转换特点，成为提升武术习练趣味性、全面锻炼参与者身心素质、在保证安全前提下有力提升技击防卫能力的有效手段；其文明而易操作的对抗形式蕴含或代表了未来格斗竞技发展的特殊思路。武术在“条件性实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得关于武术的研究成为技击理论创新的一大特色和优势领域。

（3）扎根武术教育、竞技、健身、演艺、产业五大领域的现实研究。如果说技术习练只包括了武术本身，那么教育、竞技、健身、演艺、产业领域内武术的实践则是武术社会化的过程，是武术向更广阔世界延伸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这就必然涉及教育学、运动训练学、生理学、艺术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形成所谓的“学科交叉”。但说“交叉”颇为牵强，实际上武术对这些领域的理论知识以“借鉴移植”为主，属于“我注六经”。在某种程度上，前期只注重通过借鉴移植而形成融合性理论，而新时代武术在这些领域中的理论研究要实现“六经注我”，应更重视原创性知识的创造。原创性知识的创造源泉是武术实践，具体包括：①武术通过什么机制（与理论课中关于武德的说教相对）展现它是一项独特的立德树人教育手段；②竞技武术为进入奥运殿堂而按西方竞技体育专项划分运动项目，但在完成分化发展后各个项目之间的联系又该如何体现；③在武术健身方面，可否在西方人体科学研究范式之外开辟武术特有的研究范式，按照心、气、身整体协调、统合作用的路径，形成新的更能反映武术健身独特性的理论成果；④相对于西方体育项目，武术健身的一大亮点是对精神、思想、心灵具有较为明显的效用，具体表现为对修身、养性、品德的促进，而关于这一实践经验的理论探究极为缺乏，应作为新时代武术健身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⑤武术演艺除借助当代先进科技手段外，应如何确立“内容为王，形式为辅”的新思路，提升该方面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总之，新时代武术在嵌入社会各个领域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绝不能以学科交叉为名忽视对原创品质的追求，否则武术在这些领域中的理论建树很难摆脱在母学科后亦步亦趋的境况。

（4）确定武术哲学层面“内容、形式、途径”的基本研究框架或范式。“拳起于易，理成于医”的发生学因由使得哲学层面的研究成为武术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目前已基本完成将中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学说等引介至武术理论研究的任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应在“理论源于实践”的视域中，实现对点（具体表现为某种思想认识或理论主张）的深入研究，形成宏观思想、中层理论、实践方法3个层次完整体系的建构^[20]。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要求对每个具体的武术哲学思想观点的研究都应确定内容、形式、途径的完整结构，即某个思想观点的承载载体（内容）、呈现方式（形式）以及采用的具体方法（途径）。唯有如此，武术哲学研究才能摆脱玄远空泛，以更加深邃的文化形式对武术实践产生现实指导力，健全理论体系。

3.   突出武术专业教育的重要地位

3.1   当代学校武术教育的问题反思

一方面，与竞技训练相似的学校武术教育模式虽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但作为一种优质民族文化教育资源，在完成“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使命方面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柴娇等^[21]发现，“我国中小学生对体育运动项目的学习兴趣从高到低依次为休闲类、球类、田径类和表现难美类”。武术属于表现难美类，武术教育“以套路始、以套路终”的完全封闭性内容和形式，令其受欢迎程度处于劣势。调查^[22]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目前武术课的教学内容质量与散打、跆拳道等攻防技术类项目差距很大 。

针对学校武术教育的理论研究无法有力推动实践改革的问题，吉洪林等^[23]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学校顾虑武术攻防技击教学的安全性问题，大部分在职教师也不具备武术攻防技击的教学能力，致使武术教育改革思想与学校及教师之间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但改变“学校武术攻防技击教学的安全性问题”涉及社会认知和文化传统的大背景，影响因素过多，难以掌控。近年来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走访调研、咨询专家、实践反思等发现，“科层制”行政管理和条块分割、界限分明的行业壁垒使得“改变校长思想观念”等虽具有现实必要性，但缺乏可控性。在武术界很难通过直接干涉扭转其他行业已形成的武术观念的情况下，从本行业内进行改革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学校武术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按其性质可分为专业教育和普及教育，武术专业教育虽然在这一体系中占比较小，但对于武术普及教育具有引领性和辐射性作用。主要由武术专业教育培养的武术教师既是学校武术教育的主导者，也是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执行者，因此武术专业教育改革应被作为首要关注和重点突破的领域。

3.2   新时代武术专业教育的系统化改革探索

（1）体制改革。杨桦^[24]指出，“当前体育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始发和症结于管理体制，这些问题和矛盾已成为体育发展的‘拦路虎’”“深化体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对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顽疾进行突破”。同样，对于新时代武术专业教育的改革而言，体制创新是“先行军”。根据教育要素，可主要从教师、学生、招生、教学场所等的组织管理方面进行突破。当前以运动专项为划分依据对武术专业教育实施组织管理的方式是照搬其他体育项目的操作模式，并未体现武术自身特色，无法令其发挥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的独特教育功能。此外，长期以等级运动员为唯一生源渠道的招生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武术专业生源由运动员向学生角色转变的屏障，进一步阻碍了其向学科高层次人才发展的培养路径。应立足武术学科专业发展全局，打破当前“国家二级/一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的单一招生路径，探索多元化生源渠道。

（2）评价创新。评价的本意是对一件事物所具有价值的判别，对应教育学视域中评价的诊断功能；此外，教育学视域中的评价还有反馈、导向、激励、改进等功能^[25]。长期以来，武术专业教育只重诊断而忽视其他衍生性功能的评价方式，既与整个教育界的改革趋势不协调，也是造成教育过程中各个要素（内容、方法、组织形式、手段等）固化的一大致因。①评价目标应由当前只侧重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向侧重学生的长远发展转变，由因应付考试而不得不发生的暂时性、被动式学习向因关注过程而自觉自愿发生的长久性、主动式学习转变；②评价维度应由当前只包含“练”的单一维度向与社会对武术专业人才需求相契合的“练、用、编、教”的多维度转变；③评价方式应由当前“一评定江山”的终结性评价向兼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且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方式转变；④评价标准应由以机械性记忆和体操式技术规范为唯一尺度，向动作外形和技术内涵的全面理解，机械再现和灵活应用的真正掌握，才、礼、德并重的成人教育转变。

（3）课程调整。武术专业教育改革在课程方面的调整不在于教学内容本身，而在于如何处理既有教学内容以及不同课程在整个武术专业主干课程中的比重。①对标教育目的，实现武术专业教育所培养人才的技能结构对接社会需求，与武术自身传承发展相统一；②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行的武术下属各专项技术为实施主体，广泛吸收民间拳种技术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完善武术专业教育，通过传统拳种文化的补充，丰富各专项技术元素和文化的内涵，加强其相互之间的联系；③立足专项但绝非仅限于专项，落实在课程上，应改变某个专项“一家独大”的现象，实现武术下属各个专项的均衡兼顾。

（4）方法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更好地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教学方法改革是这一精神在武术专业教育中落实的关键突破口，其总目标是实现由单一化向丰富化的转变；改革方向为打破原有教学模式，将原本限于新授技术阶段的模仿、学会、反复练熟作为包括新授、复习、考核等阶段在内的教学全过程的唯一模式，将武术技术置于封闭式与开放式并彰的情境中，丰富与之相应的、在原有武术专业教育体系中缺失的新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体系；探索的重点是挖掘与构建开放性技术范畴中的系列方式方法，并支持其实现多样化教学手段的横向借鉴与自我研发。

（5）手段开发。横向比较发现，其他体育专项教学大多紧跟当代科技发展步伐，及时将最新研发的产品如瑞士球、平衡板、泡沫轴、智能反应屏等应用于自身教学中。武术专业教育由于教学方法单一，在这方面鲜有变化，一直以教师的身（示范）和口（讲解）为唯一教学手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武术专业教育进行改革：①广泛从其他体育专项中借鉴、移植先进教学手段，并对其进行武术教学的“本土化”改造；②结合武术教学的特点与现代材料、智能科技等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自我研发；③深入民间调研，从各个拳种流派的训练实践中挖掘有益经验。

4.   改革武术套路竞赛的评价体系

武术竞赛是近现代以来武术与西方体育碰撞融合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武术现代化发展的集中体现，现代武术的竞技功能基于此才得以快速发展，而与之相应的技术结构也因竞技比赛对某个单一向度特定目标的极致追求而实现了彻底分化。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目前套路竞赛已形成“高、难、美、新”的技术方向；散打竞赛围绕“踢、打、摔”3种技法形成了分类计分、鼓励与禁用并行、KO/优势获胜/得点获胜多元并举的技术规范，以及“快、准、狠”的技击特点；功法运动则在短暂开展了几年后因组织管理和缺乏观赏性等问题而停止。

4.1   武术套路竞赛评价的问题反思

武术套路是1949—1989年（以1989年第一部散打竞赛规则颁布实施为节点）唯一开展的武术竞训内容，塑造了几代习武者的武术认知，甚至使很多人形成了“无套路不武术”的观念。武术套路竞赛也是武术下属竞技单项中存在问题最多的项目，如其本质属性长期遭受质疑、项目特色难以凸显、比赛场上运动员和裁判员的人数比观众多、屡次尝试竞赛职业化/产业化却均无疾而终等。“竞赛规则是运动项目发展的航向标”^[26]，国家、社会、民众对武术套路竞赛的认识都集中反映在规则中。当代武术竞赛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王培锟指出，武术套路竞赛规则自产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没有太大变动，而“真正的变动是武术申奥前，整个套路的规则就变动了” ^[27]。在这一过程中，大刀阔斧改革后形成了“以突出难度而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区分度和裁判员评分客观性”的竞赛规则，由点及面地造成了套路的“操舞化”，引起人们的不满。

2019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在杭州召开“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研讨会”，提出“武术套路发展要姓‘武’，要遵循项目本质特点，强化攻防，要去体操化和舞蹈化”。对此，刘文武等^[28]指出，“对武术属性缺少自觉导致一些技术表现背离了武术运动规律”，认为“无论是武术技术动作创编还是技术表现，都应遵循武术的攻防本质属性，要求教练员和运动员对其进行‘文化自觉’”；也有学者对其操作可行性表示疑虑，杨建营^[17]指出，上述口号式的发展方向虽符合民意，“但离付诸行动、真正实施，尚有很长很长的路。因为当前的绝大部分武术工作者所掌握的武术技术都是50年代后期才形成的‘新武术’，他们对传统武术很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转向，无异于革命”；还有学者对其持完全否定态度，武冬^[29]质问道，“如果当今武术竞技套路比赛真的去‘舞蹈化’、去‘体操化’，试想在武术赛场上还剩下什么”。

笔者认为，不管这一改革思路是否存在可商榷之处，武术套路竞赛亟待改革毋庸置疑，“去体操化和去舞蹈化”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不能走极端，把武术套路竞赛再改回1949年以前。无论舞蹈还是体操，作为某一方面的先行者，都有值得武术套路借鉴的地方，关键在于尺度的把握。在基本保持竞技武术套路外在“形式化”和评判“标准化”的同时，着力思考如何最大程度地体现武术的民族特色（或特有的魅力）是新时代武术套路竞赛研究的关键任务，而从竞赛规则入手进行改革是完成这一关键任务的根本保证。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竞技武术套路的技术走向进行研究，并与空手道“型”、跆拳道“品势”等同类项目进行比较，笔者认为，新时代武术套路竞赛研究应重新考虑“模糊评价”的重要价值。“模糊评价”是相对于“一切用数字说话”的“精确评价”而言的。数学思维方式渗透于力求“科学化”的西方体育之中，将人体运动作为刚体运动，“快、慢”“高、低”“远、近”“多、少”等物理变量一律可以进行标准化计算，因此为便于评价，标准化是必然结果。武术套路竞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立了进入奥运会的目标后，以设置指定动作为先导，评判方式由虽分类计分却整体打分的“模糊评价”改为切块打分、加总出分的方式，继而又延伸到场地、器材等的标准化。但当前过分追求标准化的切块打分、加总出分的计分方式导致武术套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其“以技击动作为素材，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组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30]的技术特色。尤其是对于指定难度动作的单向度、极致化追求并未为其增光添彩，反而破坏了套路技术应有的编排布局、动作选取、演练节奏和规范标准，使其更像是难美性项群中的一个旧成员。客观化和标准化虽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普遍追求，但不同运动项目在程度上有所差别。难美性项群不仅追求“难”也追求“美”，前者基本可以用数字量化，但后者则更多地需要主观性评价。将艺术性作为追求目标之一的难美性项群的个性化审美是应该被提倡的，这并不意味着评判失去标准。虽不像其他项目可以表现得那么直观，裁判员也应分清运动员所展现武术之美的优劣程度。如果完全用所谓的“科学思维”对其进行剪裁，挤压所有源于用眼睛观赏、用心灵感受、用情感把握的审美空间，武术套路竞赛所展现的美将不再是源于项目本身的美。

4.2   新时代武术套路竞赛评价的转变探索

2020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在北京召开以“总结经典 传承经典 创造经典”为主题的“竞技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修订完善研讨会”，确立了“以‘动作完成’与‘功力水平’为套路评判的一级指标，以传统武术的拳式、械式、劲力、技法、意气为二级指标，以踢、打、摔、拿、刺、劈等方法的完成情况，以及运动员在演练过程中速度与质量组合的运用、意念与气息的运用为三级指标，综合展现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与项目的技术属性，打通武术‘传统’与‘竞技’的隔墙，使武术套路回归本质”的竞技武术套路规则改革思路。此三级指标均与西方体育所追求的刚体运动的完全量化导向不同。一方面，为竞技武术套路的过分数字化追求“松绑”，可以像“指定难度动作”出台以前那样，通过制定相应条款，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的渗入；另一方面，竞技武术套路无法做到完全量化，总有一定比重的评判结果要靠裁判员把握。笔者认为，可按以下逻辑对竞技武术套路改革进行深入探索。

（1）打破规则修订的体制阻碍。杨建营等^[31]在梳理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历程、分析其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指出，武术套路竞赛向传统回归将成为必然，是大势所趋，竞技规则也应再次修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制定各项规划要多听取专家和基层意见，深入地方调研，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修订应改变以往只局限于竞技领域少数人决策的体制机制，广泛听取武术界不同领域行业精英的意见，并进行较大范围的社会民意调察。

（2）在研究策略上，以往多数有关武术套路竞赛规则方面的研究是根据现有规则进行一些技术后续变化趋势的推阐，或是为适应规则条款，对某个技术动作的完成进行生物力学分析。今后应将研究重心放在新规则出台之前，为新规则的拟定建言献策，而不是在规则出台后想方设法地迎合、论证其合理性。

（3）研究着力点：①将与1979 年、1984年、1991年修订颁布的3部引导武术套路回归传统的武术竞赛规则相关的竞赛影像资料，以及这一时期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管理人员作为重点调研对象。运用文献资料、实践参证、口述访谈等方法，对武术套路竞赛的“黄金15年”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将其作为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实施“模糊评价”改革的重要参考。②借鉴对练套路竞赛的评定方式。通过对裁判员、教练员的访谈，结合近40年来对练套路竞赛的影像资料，发现对练套路竞赛是套路竞赛体系中坚守武术攻防本质、突出表现武术特色的项目，也是唯一既没有“指定动作”设置，也没有为追求精确性而采用切块打分的项目，所以对练套路竞赛的规则及评定方式非常值得其他套路竞赛项目研究、借鉴。③探索去除切块打分三大板块中“指定难度动作”的实施办法。如按照10分制的评判标准，可将现在的5/3/2分制改为5/5分制，分别归属于“动作质量”和“演练水平”2个部分，难度动作不再单列。

5.   明确大众武术健身研究的主攻方向

5.1   中老年群体是大众武术健身的主体

大众武术健身的研究对象应聚焦于中老年群体，这也是该领域理论研究能够精准供策的认识前提。事实上，大众的概念不仅包含人，也包含区域，如学生在校园之外的时空进行武术锻炼就属于大众武术健身的范畴。青少年群体进行校外武术锻炼，除受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外，校内武术课的影响不可忽视。锻炼认同是锻炼行为的原因变量，青少年校外武术锻炼的基础在于学生在学校武术课中建立的武术认同感。

李慧^[32]指出，“从事日常锻炼开始成为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33]显示，“20～69岁人群呈现出随年龄增大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逐步上升的总体趋势”。根据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可以预见，中老年群体在未来大众武术健身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有关调查表明，防病治病是绝大多数中老年群体育参与的目的。武术具有良好的防病治病效果，其运动形式与中老年群体的身心特点也相适宜。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产物，对于本国民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体）具有天然的、文化上的亲切感和易接受性；武术的节奏相对缓慢、过程相对安静，而内涵底蕴含蓄隽永，表现形式雍容雅致，对于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具有较多人生阅历的群体更具吸引力。

5.2   中老年群体大众武术健身的发展探索

（1）深入研究区别于竞技体育的赛事制度、规则和实施办法，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广泛开展面向中老年群体的武术竞赛活动提供支持。有研究^[34]指出，“我国体育武术、运动武术一家独大使得武术赛事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武术归属于体育部门的独家管理，是导致武术赛事‘不充分’的根源。这样的权利职权划分和行为定式，使得武术赛事的‘公共服务体系’显得脆弱，对群众武术及其赛事‘照顾不周’”。针对中老年群体的武术赛事研究长期被忽视，目前举行的一些比赛都是直接移植竞技武术比赛模式，在赛事制度、规则以及组织实施上未能突出针对性，需要学界做出有理论深度和操作可行性的回应。

（2）加大武术对中老年群体健身效益的研究力度。从整体而言，以往相关方面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缺乏主流专业学术群体的关注，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外学科的非武术专业人员，其研究范式也与对其他运动项目的研究区别不大。然而，在哲学层面，武术的天人观和身体观与西方体育项目有很大差异，这直接决定了武术特殊的操作行为，也使其健身效益与西方体育项目有所不同，需要武术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3）将“习武致趣”作为武术健身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运动愉悦感获取是自发性休闲体育群体形成的动因”^[35]，武术之所以受到中老年群体的钟爱，除上述文化和健身因素外，其所具有的独特致趣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具体包括：①单练技术。拳势劲力的蓄与发、运动节奏的缓与疾、动作轨迹的圆弧切等都是武术单练技术独特的致趣因子，有待深入挖掘和提炼。②对练技术。各个武术拳种丰富的条件性喂招、试力比巧等练习方式能够在缺乏护具措施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实现练习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与竞争，增加习武健身的社会性影响因子，提升武术健身的致趣性。③人际互动、情感交流。对中老年群体的习武过程进行社会学观察和口述史深描，从中寻绎出致趣因子，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

6.   结束语

走进新时代的武术发展将面临以重点领域为带动的全局性改革，而与之相应的理论研究也要及时进行调整和转向。本文对新时代武术理论研究发展方向的探讨，在重要程度与研究者自身把握能力的平衡中，紧扣学校教育、竞技体育、大众健身三大场域，提出把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适度张力，将学校武术教育研究的着力点转移至武术专业教育，重新考量“模糊评价”在武术套路竞赛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将中老年群体健身作为大众武术健身研究的主攻方向，以期为新时代武术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贡献智慧，为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集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