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全面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学术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开展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学科水平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目标。正确认识体育学学科研究对象、内涵、发展逻辑等基本问题是持续推进体育学学科建设和制度设计的前提。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奠基于对重大科学问题的探索，在“热闹”的跨学科讨论中，其实本学科是最重要的基础。在体育学学科发展历史中一直贯穿着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的思想纠葛，体育学学科建设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史的缩影。在过去70年里，体育学学科始终坚持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与党和人民事业同向共行，与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同步共进，在理论创新、范式转换、体系改革中逐步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体育实践的体育学学科发展之路，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经验。随着体育运动实践的发展，体育学学科建设中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如何有效回答运动训练、体育教育与大众健身实践中的问题是体育学学科建设的基准。本文依据现代学科的理论脉络对我国体育学学科建设进行审视，进而结合现实中体育学学科建设议题展开分析与探究。

1.   时代需求与传统的积淀：现代体育学学科理论的发端

“学科”这个关键词在我国教育领域的语境中已司空见惯，如学科建设、学科规划、学科评估、学科知识、学科教学及学科人才等，甚至成为日常中人们耳熟能详、无须细思即可脱口而出的词语。然而，什么是学科？体育学学科的边界在哪里？如果真被问起，言说者在回答时也只能凭借个人经验、立场或自身的直觉做出一番自我定位的解释。一旦细究，其实各位言说者的具体所指各有千秋，甚至差异很大。在学科概念成为今天热议话题的同时，语义上的杂乱纷呈，尤其是各种理论与政策话语中的频繁争论，相应地使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困惑重重，甚至有步入误区的危险。基于这样的学术境况，我们有必要进行概念清洗与梳理。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对学科的术语清洗一番，切勿以为“熟悉它就等于把握了它”。克里斯南（Krishnan）^[1]曾经指出，厘清学科概念首先要从词源学的文化追溯着手。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中的“discipline”与拉丁语中的“discipulus”（指学生）和“disciplina”（指作为名词的教学）相关。所谓“discipline”，“指在早期的教学过程中，因宗教色彩浓厚，强制规训和道德教化是教师对学生的主要教育目的。后来进入知识生产的逻辑框架下，被引申到学术领域，学科则指一种对从业者需要进行严苛的由思考方式到行为规范的科学训练”。

1.1   时代背景的促发

福柯^[2]曾指出，科学史和知识谱系学的分离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分别处于认知—真理与话语—权力相反的轴线上。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始于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其学科体系的形成亦肇始于17世纪以来学术活动的制度化进程，这些都得益于科学革命对世界的重塑。“在科学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观念发生了改变，自此，科学与事实分别取代魔法与神话，相应地，一种‘新哲学’或者说‘自然哲学’，开始代替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思想为典范的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科学家’正式成为一种专门性的职业。”^[3]以自我管理为约束的科学学会的创办及其开展的研究实践奠定了早期科学内部的学科建制与结构格局。早期的学会开始规范化地组织知识所需的技术与策略，相应地学者的研究活动脱离“单打独斗”的模式。随着这种学术团体的发展壮大，其内部也逐渐出现分化，如在1664年，由8个专门委员会构成的英国皇家学会分别负责一个科技专题。此外，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成为近代以来世界第一本科技学术期刊。《哲学汇刊》其实就是新知识的把门人，它以出版的方式得到了大家对其角色的认同。事实上，这种研究领域的划分已体现出早期学科分化的格局。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不仅是权力规训、监视与管制的产物，也是知识与话语选择与形塑的结果。19世纪，学科划分体系已基本形成。如华勒斯坦^[4]认为，“19世纪思想史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的创立，同时意味着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它的标志是一般性博学学会渐渐式微，更专门的建制和各个科学学科的专业标准同时建立起来。德国研究型大学、法国大院校的兴起，新兴教育机构和科学教育新形式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转变，为这些新学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5]。更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些机构，各个学科从属人员获得了自身在学术世界中的认知排他性，控制了培训将来的学术执业者以及接纳他们入行的准入机制，这被称之为“学科规训”。事实上，“discipline”一词属于多义词，除“学科”外，还有课程、纪律、严格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等内涵^[6]。纵观学科出现、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学科是科学发展到一定成熟程度后制度化的产物，科学要发展成为学科，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范式与方法以及相应的学科发展规范与建制”^[6]。

尤维纳利斯这句至理名言“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提醒人们，在运动员健康的身体里往往缺乏相应的健全精神。从古希腊罗马有这句名言起，17世纪时，英国的人文主义者罗伯特·伯顿扮演了特殊角色，因为他对体育运动与心理的影响感兴趣。在其著作《忧郁的剖析》中写道：“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不会遭到滥用的。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最好的办法是有规律地进行运动，但最糟糕的则是运动过量，或选错了运动的时间。”^[7]146-152直至18世纪，欧洲医学都是建立在体液理论基础上向前发展着，出生于帕加马的盖伦一直是出色的医学权威，对运动医学的发展而言，他有关球类游戏对健康的作用的论述至关重要。由于盖伦积极肯定体育活动，所以近代的所有医生都认为它有益于健康。

1792年10月世界上第一份专业体育杂志在伦敦创刊，一直出版到20世纪。这份月刊的全称是“体育杂志，或能给人带来喜悦、冒险和气概的有关赛马、追猎和任何其他运动项目的月历”，所刊登的文章向读者介绍所有体育项目的历史、比赛规则、博彩以及著名运动员生平，此外该杂志还报道最新体育赛事。该杂志自称“月历”，顾名思义其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向人们预告可以去参加的体育活动。这份月刊还具有纲领性特征，其发行人在第一期前言中就向读者直言，“很久以来令我们惊讶的是：在多如牛毛的各种杂志中竟然没有一份是专门供喜爱运动者/运动员阅读的”^[7]222-223。现在回顾起来，这份杂志创刊的时间并不令人惊奇，因为18世纪下半叶各种专业杂志（如医学杂志）才纷纷问世，而也是在那时反对体育的宗教疑虑才逐渐消退，让体育活动能够长足发展。

随着近代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人们对体育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体育进行研究。体育学学科的建立基于具有应用学科理念的体育理论，反映了体育的科学化发展趋势。17—18世纪，人们认识体育主要还是从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切入，同时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到19世纪，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也开始介入对体育运动内在规律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近代体育科学体系逐渐形成。一方面，战争促使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青少年体质健康与体育的关系，体育运动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很多国家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推动和促进体育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英国的竞技运动和户外运动模式以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理念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取代了以往形式单一的“体操”^[8]。启蒙运动以来，1760年，法国报刊上最早使用“体育”（education physique）一词，主要用以说明儿童身体（发育）教育问题。卢梭在《爱弥尔》（Emile）一书中记载古典体育时用“gynnastique”一词，而论述对爱弥尔身体的教育过程时用“education physique”（身体教育）。他认为希腊人的体操是一种“粗笨的”、不符合自然法则的身体教育。“physique”（英语physical源于希腊语的φuσcs）一词也被广义地表达为自然和本性，转义为“身体的”意义则是从18世纪开始的。这一时期似乎一切与幼儿教育相关的问题都受到重视。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体操”“体育”二词并用、在概念上混用的时期。

18世纪末，古茨穆茨在德国对一些身体活动进行整理、分类后将其称为“体操”，这与他们在希腊挖掘考古有关。进入19世纪，一方面德国形成了新的体操体系并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又相继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在相应的学校体育开展中，也超出原先体操的教学活动范围，逐步建立起“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一新理念。“第一次体育的革命性改变，首先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公立学校牛津与剑桥大学中。在这些公立学校里，一些具有具体游戏规则的传统比赛（如足球）得到了现代化改造。学校在赋予学生自由与控制学生的平衡中，逐步使传统项目得到了现代化的改进。”^[9]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体操’和‘体育’两个词并存，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被称为‘体育’。但是，这时候的‘体育’已经脱离了‘大众游戏’或者‘贵族身份象征活动’而进入社会文化控制的范围，‘现代体育体现为自治政府创新教学和斯宾塞意识形态融合的方式，并成为优胜劣汰的精英公立学校的一部分，如伊顿公学和橄榄球’”^[10]。

从19世纪60—70年代起，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欧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基本完成。在体操、户外活动、竞技运动融合后，西方体育的基本内容确立下来，并开始向现代体育过渡。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新的社会环境也需要新的体育运动方式。大机器生产造成的工种专业化在20世纪初亨利·福特的汽车制造厂生产工序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福特工厂一个单元的生产被划分为7882种工作，其中除不到1000种工作需要“身强力壮、体格经过全面锻炼的男工”外，其余大多数工作都只需要“女工和童工”，甚至缺一条或两条腿、缺一条或两条胳膊的男工乃至盲人都可以完成。人的身体就这样在大工业专业化条件下被分割成机器的附件，只能得到畸形的发展。在英国最先出现的工业文明的公害在其他欧美国家也蔓延开来，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人的身体本身和体育，从而导致对已经出现的行之有效的体育手段的推广和对不合时代需要的体操的改造。另外，由于对下一代人体质培养的价值被广泛认识，体育运动终于被各国引入学校，体育运动领域的理论性探索也由于体育地位的确立而展开。就其本身发展而言，这个时代的欧美体育既是近代西方身体运动200多年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现代体育”的起点。

1.2   传统的积淀

在开始处理有关世界、人类本性以及社会问题时，希腊人在批判自我意识方面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人类的进化史始终伴随着人类对自然及其精神世界的不断探索。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保存、传授知识的水平较低，相应对知识总结、分类的需求也较低，随着知识的产生，学科在这一时期实质上已产生，只是以隐性的方式呈现^[11]。公元前6世纪，一些人开始为自然现象寻找新的解释。伴随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革命，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智力革命得以展开。例如：泰勒斯（Thales）得出结论，水是所有事物的基本特征；色诺芬尼（Xenophanes）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现实受某一个神灵指导或直接力量的控制。公元前5世纪，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认为，变化和不断变动是宇宙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化理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教育理论的讨论成果莫过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认为：教育应被看作政治和哲学这种社会问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18岁的城邦儿童青少年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音乐和体育；体育发展人类本体中的精神元素，音乐发展人的理性因素。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论零散地分布在其《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他认为，为自由民准备的教育组织和教育课程，应遵循儿童青少年的生长模式，婴儿应该有足够的机会玩耍或进行体育锻炼，进而控制身体。公元前4世纪，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机构化，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对此后的西方文明产生了影响。柏拉图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都闻名世界并持续了几个世纪，使得智者派的“实践”目的也让位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目标^[12]。“身体性是人类所能依赖的唯一物质实体，身体性与人类存在的意义息息相关。”^[13]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特纳^[14]所言：“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

然而，人类对于身体本质性和正当性的认识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才最终冲破迷雾。在以柏拉图和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身心二元论哲学传统中，身体向来是被贬抑和遮蔽的认识对象，心灵总是凌驾于身体之上。即便是在呼唤理性、强调觉醒的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身体也更多地是被纳入自然科学范畴的研究客体。在很长一段时期，“身体的屈从性成为西方认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特征”^[15]。然而，在费尔巴哈、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对身体话语持续不断的反思下，西方哲学最终在尼采、梅洛-庞蒂、福柯那里完成了全方位的身体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再从思想、意识、精神角度测定，甚至不再从观念、教养和文化的角度测定”，“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刻在身体之上”^[16]。在19世纪，以人为经验对象的人文学在“知识三面体”（一是数学和物理学等演绎科学，二是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等经验科学，三是哲学）的夹缝中生存。正如福柯在《词与物》^[17]11中所揭示的：自从人在现时代存在起，有限性就是人具有的一切；人的有限性因涉及人在生命、劳动和语言等方面（包括体育）的经验领域，本来就是具体的，只是被现代意识哲学人为地掩盖掉了。福柯所要阐明并加以恢复和维护的正是人的这种有限性。

对运动史而言，近代早期是现代体育运动的形成期^[7]137。宫廷中从前那种野蛮力量的表征被优雅技能的展示和教育手段的身份标签所取代^[18]。基督教“视身体为罪恶与恐惧的栖身之所”的观点在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学者中是没有市场的。米兰多拉的皮科（Giovanni Pico）在其《论人的尊严》一书中认为：“自由意志让有创造性的人在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中根据自然法则自由行走。”^[7]137拉斯洛·孔在《体育运动全史》^[19]中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中世纪的体育史有2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一样地在继续发展自己的体操练习和传统活动，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思想潮流之一是基督教，然而无论是它还是权力无边的世界最大主宰者，面对胜利前进的体育都不得不退却。这个结论是孟德斯鸠得出来的，他在给各国领导人的信函中写道：‘······你们可以改变某个民族的法律，可以左右某个民族的命运，但是，可别想去碰一碰他们的游戏。’英国统治者（1314年爱杜阿尔二世、1331年爱杜阿尔二世、1388年理查德二世、1401年亨利希四世、1415年亨利希五世、1471年雅科夫四世等）接二连三地发出禁令，都使人认识到反对球戏是毫无结果之举。第二，尽管体育的范围比较狭窄，但一些基本动作已经具有脱离宗教仪式的内容、构成现代欧洲运动发展基础的独特形式。”例如，正是在16世纪骑马竞技比武风行之时，出现了一些决定性的改变。竞技比武的结构、组织和设施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虽然看上去微乎其微、无足轻重，却富有深刻意义。

娱乐活动有了调整，文化观也有了广泛的转变：人们对暴力更加敏感，更新了对崇高理想的观念，归根到底是权力的戏剧象征得到了更新。所有的竞技比武与道德宣言相伴：“要忠诚守信，要练就品行。”1560年，波旁王室年轻的嫡系王子亨利被马踩死，自此长矛比武几乎被禁止。1605年，这是最后一次骑马竞技，从此亨利四世禁止了这项活动。禁令宣告了一段历史的终结，但是传统的骑士理想不可能消失无影踪，相反竞技娱乐的发展是持续渐变的。“事实上，早在1605年之前就出现了替代长矛比武的新活动。战斗的价值持续存在，但竞技的形式有了变化。竞技者不用面对任何敌手，只须遵守动作的规则，侧重个人的武艺和技巧，从形式设置上讲，它仍属于一场‘战斗’，但已不那么‘危险’。如跑马刺环本身，除了要求动作灵活，又加上了优雅和风度、遵守礼仪的特殊形式，在技术之外，又添加了对审美的要求。17世纪，出现了有关骑术的重要著作，真正的宫廷艺术开始形成，规则训诫逐渐明朗化。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17世纪的贵族阶级感到有必要重新‘点燃’尚武的理想，因为狩猎对健康有益处，它不仅可以强身，而且可以表现战斗的形象。”^[20]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人们可以观察到，强调身体训练每次都与教育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其重要特征即中世纪末期拉丁文学校被新建立的“文科中学”或“高中”所代替。然而，很多地方死记硬背不久又占了上风，包括体育在内的全面教育思想并未蔚然成风。下一轮学校体育的升温发生在17世纪的耶稣会学校和新教独立教会中，该运动的杰出代表是夸美纽斯，他不断著书立说，甚至影响了从锡本布尔根到英国的教育体制。夸美纽斯的理念催生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学校的基本形态，即教室之外一定有一个开阔的空间或运动场。一个重要的哲学新开端是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新风尚，其《教育漫话》第一章的标题为“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句尤维纳利斯的名言至此被提升为教育准则。作为英国光荣革命和随后的议会、政府、辉格党思想家，洛克属于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在接下来的100年中，《教育漫话》一书重印53次，成为欧洲启蒙时代和美国的基础教育理论。另外，博爱运动的创始人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首先将身体教育的思想付诸实践，博爱主义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将历史、数学和新语言开设为标准课程的英国教育改革先锋托马斯·阿诺德曾于1828—1842年任拉格比公学校长，顾拜旦总爱提起他强调身体教育，托马斯·阿诺德也借鉴过德国改革型博爱学校的经验。较年轻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则把体操宣传为德意志的体育运动，19世纪初，体操又被他重新塑造为政治性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德语”的体操（Turnen）借用骑士比武（Turnier）被重新塑造，取代了“非德语”的体操（Gymnastik）。体操运动的目的则是强健德国青年的体魄，让他们能够保家卫国^[7]235。

2.   西方近代体育学学科传统的延续：我国现代体育学学科的诞生及发展

清末民初，保种、保国、尚武成为时代主流。体育以其特有的教育目的与国民身心塑造息息相关。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制度变革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推手，体育作为教育体制变革的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也加入改革的洪流。作为基于经验科学的国家治理制度，体育完全是舶来品：①在清末新政时期，从日本移植体育教育制度；②1912年，基本沿袭清末的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国民政府在颁布的学校体育教育宗旨中明确规定“以军国民教育辅之”；③五四运动后，辛亥革命后的封建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逐渐衰落，美国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兴起。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颁布《学校系统改革命令》，此后，我国学校教育（包括体育）由模仿日本转向学习美国，这种学制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

19世纪后期，近代学术分科体系在中国逐步建立，近代体育也在此时传入中国，从而为体育成为专门的学问提供了学术基础^[21]4。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人引入近代体育，西方人在中国民众中推广体育最重要的基地是基督教学校和青年会。对于中国本土而言，体育的推广也基本源于学校教育的开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直接催生了中国的新式教育，所以近代以来，以体育课教材的呈现为载体，从制度到观念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是在时代情境中理解体育学学科诞生的基本出发点。

20世纪以来，中国体育学校的创办主要表现为中国人自主兴办和西方人在华创办2种形式。教育的目的首先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其次是塑造精神意志。为了更好地实现其教育目的，培养体育师资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事情，此时自然体育思想占据主导，并形成以体育教师培养为目标，体育理论、竞技训练与传统体育元素相结合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以1929年为分界线：之前主要是教会办学以及私立学校兴盛，受当时的社会思潮（如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高涨）的影响，它们成为体育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频发，积极干预学校体育人才培养，全国的公立体育学校相应地成为体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民国时期，体育师资的大量需求，体育人才培养机制的形成，最终目的是实现培养的人才素质全面、理论扎实、技能突出、业务能力强。这些专业体育学校的建立及艰难经营，基本反映出了近代体育学的学科建设成果，也体现出民国时期体育事业的现状。”^[21]12-13例如，1919年郭希汾撰写的《中国体育史》与1926年郝更生撰写的《中国体育概论》这两本著作开创了中国体育史学和体育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22]。

民国后期体育学的研究队伍主要由欧美留学归国人员组成，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吴蕴瑞、袁敦礼、方万邦等。吴蕴瑞、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吴蕴瑞的专著《体育教学法》《运动学》等基本代表了民国中后期整个体育学学科研究的成果。吴蕴瑞在书中历史、辩证地审视体育，从“体育为文化之一种”的高度，提出“吾人之所谓体育者，乃为人之整个的机体之教育”和“教育寓于心者，体育属于身者，身心不可分，教育方法亦不可分”，“身心一统”成为其体育教育思想的核心^[23]47。他对我国现代体育学学科建设的批判性审视及学术贡献突出。由吴蕴瑞的《体育原理》一书大体可知，民国时期体育学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属于欧美学派体系。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整个教育学科发展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理念的影响，而体育学的学科建设也与实用主义的理念有关。《体育原理》基本上提供了民国时期欧美学派对于体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方面的理解等基本概况，如其在“体育之意义”一章中提出：“体育二字，本为身体教育之简称，盖有所谓智、德、体三育等名称而来。故体育意义之第一点，即系教育之一方面，但以教育分为智、德、体三部分，实乃与近代教育以个人整体为中心之原则相违，故吾人不敢苟同，故仅谓之为教育之一方面；体育意义之第二点，即只限于身体方面之教育，此或可称之为身体之教育。但吾人对于此种解释至不赞同。所谓‘身体之教育’者，即传统的二元之遗毒，亦即以人之身体视为解剖台上尸体之见解也。······吾人之所谓体育者，乃为人之整个的机体之教育。其所以有别于教育二字者，乃表明其用特殊之方式而已。故体育之意义，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23]11-12

3.   体育学研究的现状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学学科的发展现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学科发展和学科队伍人员的知识背景看，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就是以苏联模式为根基，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教育发展接受了苏联模式。原国家体委成立之初便号召全线向苏联学习“先进”的运动训练学理论，“中央体委专门请来苏联顾问，中央体院甚至请苏联专家讲学及参与培养高层次人才，运动队更是请苏联教练员指导，同时加派运动队和科研人员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训练”^[24]。1956年1月，党中央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家制定了《1956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其中第53项第9题“青少年全面身体训练的生理基础”（“5309课题”）是由苏联运动生理学专家柏琴柯提出、经国家体委上报的。同年2月1日至7日，北京体育学院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体育科学讨论会。来自全国各体育院校、师范学院体育系科的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主要集中在体育理论、生理卫生、田径等方面。1957年12月2日，国家体委又采纳了在“二五”计划期间建立一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建议。为尽快建立相对完整的现代体育科研体系，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体育学院先后设立两年制的研究生班，聘请苏联专家凯里舍夫、吉潘莱特尔、柏琴柯等教授体育理论、生理、田径、足球、体操、游泳、解剖和卫生8个方向的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体育研究生，有的毕业后分配到科研所并成为其中的第一批骨干。苏联体育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前提是基于巴甫洛夫学说的体育自然科学。这一定位也将我国体育学学科定性于生物学层面。

3.1   基于生物学层面的主流体育学学科定性

巴甫洛夫学说是体育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国内体育学研究基于这一学科定位延续至今。尽管体育学的学科建设过程有所变化，但基本理路并无实质性改变。在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机构中，从中央到地方，科研人员的知识背景大多为自然科学，以医学偏多，包括生物化学、心理学、生物力学、卫生学、中医等。直至今天“进编”的主要还是这些学科背景的人员，这种“进编”的指导思想也形成了体育学研究的建制原则。这种建制原则自然就决定了体育研究理路，体育科研的基本做法是借用母体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讨论运动实践中的各类现象，如运动生理学研究采用生理学方法、体育社会学研究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等。体育学作为研究运动行为的学科并未形成自身的方法论体系，这是学术实践中的客观事实。

在借助母体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讨论运动实践的过程中，体育科研呈现怎样的状况？注重人的运动行为产生的数据关系是其最大的特点。如运动训练监控的常用方式是血乳酸测定，通过血乳酸值判断运动员的身体状况是否处于疲劳状态或处在怎样的疲劳程度。通过这种数据关系对运动训练与运动行为做出的判断，并非基于运动情境中真实的人的运动行为本身，而是通过抽血的方式获得运动者在运动实践中的生理学数据，针对数据以及数据关系对运动行为做出判断。这种研究理路不仅被用于人体科学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也如此，如通过问卷调查表或量表获得某种概率数据，对运动行为人的行为做出判断。这类研究只注重人的运动行为产生的数据关系，却忽略了运动行为人的真实性行为判断，研究并不能对具体运动情境中行为者的运动行为做出逼真性表达。在运动训练研究中，一直存在所谓“两张皮”现象：教练员与运动员构成运动训练团队，他们在训练、竞赛过程中产生的困惑需要科研人员予以回答；科研人员通过各自学科的方式获得数据关系，给出研究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常常并不能有效地回答在运动实践中产生的具体问题。

如何从“寻找真实性”的角度建立体育学学科的方法学？这需要从思维方式与以体育学作为独立学科建制的角度去探寻。主流观点一直认为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研究人体的学科属于生物学类别，如果说体育学也研究人体，那么必然与生物学科交叉，这样就很难保证体育学研究的独立性。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是生理学、生物化学的分支，不属于体育学；同样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也很难说它属于体育学。原因就是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属，这也牵涉体育学在学科体系中的意义。体育学在很长时间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而是归属于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96年体育学才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完成独立学科建制的使命。从学科发展史看，学科独立有3个基本特征：①独立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②有本学科的独立研究方法；③有学科的概念、范畴形成的学术史。体育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它并不符合独立学科的以上特征。

3.2   体育学方法论是“因素还原”的数据分析还是运动行为叙事

体育学研究很长时间是作为应用性研究存在的，借助相应的母体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运动中的人的相关测试数据作为对运动行为的判断，这类研究在总体上属于相应的分支学科研究成果。这些相应的分支学科研究成果对体育学问题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即体育学的学术实践依赖于这些相应的分支学科研究成果，但是对体育学作为独立学科和解决运动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言还远远不够。唯有与身体认知的行为叙事构成互证证据链的论证，才是解决运动行为实践问题的有效途径。

从体育学的对象看，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体”，而应该是“人的运动行为”。以此确立体育学学科定位才符合人的运动行为的实践真实性。人的运动行为是身体认知，以“我”的身体为认知对象，也以“我”的身体为认知工具。以运动行为口述史的材料形成直接经验下的身体感行为志，体认不可言传的非概念方式，借助身体行为（运动技能）显现出来。传统认知科学主要强调“概念认知”和“形象认知”，而体育学研究人的运动行为，属于“身体认知”。笔者在2013年对于体认范式的研究中，提出了体认范式下的体育学方法论。体育学的运动行为志以运动情境中“具体的”运动行为呈现为要旨，唯有以运动者的口述史材料为“质料”的行为叙事才有可能逼近运动实践中的“真问题”。目前的体育科研方案与运动实践问题之间存在较大的“可解释性”差距。运用“数据化”证据确实能回答问题，但这种回答只是对运动行为的非直接性判断。运动员为何会出现疲劳，是训练技术的问题，还是训练的量与强度合理性的问题，抑或是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引发的问题等，这样的问题是血乳酸值不能回答的。只能提供“数据关系”的分析方案不能解决运动“行为”发生本身的问题，为此从运动者的“行为”出发，建立运动叙事与数据化测试的互证关系，才是体育学行之有效的方法学。

3.3   学科的概念、范畴构成的学术史凸显学科自身的特征

拥有学科的概念、范畴形成的学术史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体”还是“物体概念”，不少人回答“肯定是物体”。这就是为何体育学长时间把“人体”视为研究对象的思维特征。其实，物理学研究的是“物体概念”。那么，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如定律、原理等，是物体的自身规律还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又有人回答“当然是物体运动的规律”。如果说对前一个问题大家相对容易达成共识，那么后一个问题就更难取得一致意见。其实，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的物体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这种规律同样是独立于思维的。这就是为何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都具有明确的“概念、范畴”学术史。数学的“乘法”是在加法“连加”的概念中建立起来的，如果不知道“加法”，几乎学不会“乘法”。但是在体育学的学科发展进程中并未形成诸如数学的完备的概念范畴体系，由此导致近几十年来反复讨论“什么是体育”“什么是运动”“哪个是上位概念”“哪个包含哪个”等，这在其他学科中很少见。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欲回应现实实践需求，需要对“需求”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形成整体性把握。满足实践需求的针对性决定了学科研究的价值。即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是“自在的”，必要的呼吁是“应该的”，关键要看学科研究的实绩以及创新性的落实。运动行为“真实性”的判断是体育学学科发展的焦点。体育学中“数据关系”的研究虽有概率性以及概率的普适性，但缺乏解决运动实践中需求的真实性。体育学学科的概念、范畴形成的学术史需要凸显“运动行为”研究的真实性，切勿将思维中才存在的当成运动行为现实中也可能存在的。

4.   对现有体育学研究的反思和超越：运动行为体认范式的探索与学术实践

在体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笔者针对体育学学科独立性提出了基于本体论的体育学学科建设的命题。本体论在体育学方法论探寻中的意义是指需要借助哲学现象学的还原，回到运动世界、运动情境、真实的运动实践过程中去。回到事物本身的理念即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回到真实的运动情境，追究事物的本体，去发现、剥离出运动项目的不同魅力，以及动作技术传授和身体活动中的运动行为叙事。

4.1   基于运动行为体认范式定位的体育学方法论阐释

体育学研究从人的运动行为的角度，依据人的重力生存的现实逻辑，以动作意象分析的方式，对运动行为场景进行想象性的再现和补充，生成图景，做出判断，探索生命在运动中的可能性与意义。

在学术研究中应从现象呈现的事实出发，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对错，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可能改变事实的意义。那么如何避免认识论价值预设的误判，唯有“回到事物的原点”的现象学还原是可能的学理路径。当我们进入悬置构境，那种不证自明的常识与集体无意识的观念就被“括号化”了^[17]480-488。括号化形成一种陌生化效果，也是一种提示，让研究者有机会回归事物本身。这种现象学还原如同柳暗花明，图景翻新，是消解“认识论迷雾”的本体还原。由此形成体育学研究的“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法，这是区别于“运动行为志”的体育学方法论体系的第2种技术（方法），主要强调运动行为“意象图景”的理论判断。行为志研究更偏向于摸清细节，形成叙事，在叙事中建立判断，意象分析则更强调“内在”。什么是内在，不是“因素”“概率数据”等，而是在主体叙事中把运动行为特征系统中默会的“味道”讲出来，不依赖于外在对象性的逻辑推演。所以，意象表达更主要的是可视化，在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法中，视频、图像、行为戏剧、VR呈现等是常用的技术。笔者在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徐梦桃的训练学对话中，她会不时地用比画、动作示范、动作模拟等来表达技术特征，这是行为者的切身感的“语言”，是“行为在地性”的“语言”^[25]。

体育学方法论的技术除了“运动行为志”外，还有“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意象不是形象，而是行为人内省的“映射”，可以说是主体的“图景”，图景依赖于叙事系统而呈现，如短跑起跑“听枪身体感”的技术分析就是在具体的意象叙事中勾勒出身体图景。其实给出了“图景”就揭示了运动情境中运动者身体行为的空间关系，这是一种人们可以据此产生更多元想象的途径。给出了“图景”即给出了判断，这种判断体现在关键词的理论建设中。基于本体论建立的理论至少有双重意义：首先，是一种叙事论证，直面问题的真实性；其次，提供了未来的某种可能性，即基于真实性判断的理论指导运动实践的意义。

关于运动行为意象分析存在一个笔者称之为U型结构的分析模型，在图像学上就是“拐点”和“反转”，叙事演变的最低处陡然Ｕ型，分水岭便形成了。可以把这种U型理解为叙事的“悖相”，随后的叙事走向话题的另一面，在叙事中爬坡，逐渐向上，最后深切、陡起，形成与此前叙事的对视、正反、矛盾、对立、争执、反抗、冲突、较量等，这正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历史图景。“地心说”与“日心说”观念转变是最典型的认知U型结构，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在自然观察中形成的“地心说”，很长时间以一种集体无意识而被人们默认，在人类认识史中终于出现了“拐点”，哥白尼“日心说”一出立刻就“反转”了，科学认知为此被推进了一步。科学发展史上这种扬弃式的螺旋上升的认知进展，正是体育学运动行为意象分析的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历史事实依据。

再如，基于“熵”的概念的运动行为观念史。“熵”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后来被运用到社会生物学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了一个人文学的命题。在体认范式的运动行为意象分析中，形成一个U型结构“拐点”“反转”的关键词的新阐释图景。笔者在苏炳添技术发展的运动实践的身体感叙事中产生了“内熵”概念。在超强应激下，人的潜能会被大幅度调动。苏炳添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100 m跑半决赛的运动情境中跑出9.83 s的好成绩，这是超强应激的结果，也是技术呈现的状态。从体力波的角度看，超强应激技术表达趋于波峰值，按照运动训练进步原则，技术表达出现一个跃升。

然而，超强应激有负面性，最大的风险就是“受伤”。受伤有2种形式：一是外在的，对应训练学中的“康复”；二是内在的，这是被训练学界漠视的，即出现了“内熵”。“内熵”也是U型结构的“拐点”与“反转”。在运动训练实践中观察到“内熵”的可能性后果，“内熵”一旦形成就使运动成绩（技术表达）退步，较长时间无法恢复，甚至再无进步，直至退役。中外运动训练史上都有大量此类例证，在不同运动项目的训练与比赛中也均可互证。

4.2   运动行为研究新方法运用的案例分析

以“运动行为志”与“运动行为意象分析”2种方法，从内而外让主体再现，回到运动行为情境，让体育学的身体感问题活化（living body）、重塑与再生，回到本体论。运动行为研究是场景化叙事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论证就得依赖于运动行为人的口述史证据材料的文本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脑认知获得的对象性判断；实践是身体获得的对问题判断的一种切身感的真实性表达。一个概念是不是真实的，需要依赖于基于切身感判断的互证关系。即我们获得的运动者在运动情境中的运动行为表达，可以与以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形成的结论产生互证性。这个互证可以是证实，也可以是证伪。我们在体育学的学术实践工作中强调了证实，但是对于证伪的关注明显不足。然而，人类的科技文明发展史、所有知识的推进恰恰是以证伪的方式带来科学革命的，所以，证伪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远比证实重要得多。主流的生物体育学研究方式基于因素还原论，依赖于数据关系的获得，但是这种数据关系的还原不趋向于运动情境中人的运动行为的真实性。行为体育学的方法论恰恰基于运动行为志与运动行为意象分析，在与相关科学研究结论的互证关系中获得对问题结构证伪或者证实的判断。行为体育学为体育学发展找到了探寻运动行为真相的方法学路径。

在这七八年的运动行为研究的学术实践中，笔者与学生们做了一系列研究，现以抢花炮的人文田野调查为例，描述体育学新方法的实操过程。该调查以学术个案的方式勾勒民俗身体文化活动的历时态背景、文化演变过程性的个案图景，用细腻的笔触和场景化叙事建立具有类型化与地域性的身体文化学识。学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跟笔者学习，我们在学习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田野调查技术手册》后开始进行抢花炮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实践。

第一次去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点富禄乡，领我们进村的是社区主任（一个从高校毕业没有几年的三十岁出头的“村官”）。在村口的墙壁上贴有几张大红纸，是新一届花炮节的组委会机构名单，以及集体与个人捐款名录。笔者让学生通过这些纸上的信息学习如何采集人类学田野数据，这些信息后来几乎构成了学生博士论文的主体结构内容。依山傍水而生的富禄乡是一个由苗、侗、壮族和汉族为主体构成的多民族地区，这不是中国传统族氏乡村，那么要研究这种场域中的身体娱乐方式就需要建立文化叙事的结构分析模型，就需要有历时动态的依赖于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行为追踪的民俗学口述史行为志。明清时期的水路漕运交通形成的商贸活动既体现了富禄乡的经济格局，也体现了其特定的文化生活格局。抢花炮的文化地理流变中表现出来的身体娱乐的文化征候，是抢花炮身体娱乐叙事论证中不能忽视的维度。

富禄乡每年“三月三”抢花炮的身体娱乐由来已久，那么在历时性的更替变迁中，相应地组织结构从管理组织学视角观察其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变迁背后的社会心态就必须依赖于口述史的叙事分析予以论证。早先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有抢花炮经历的老人担任组委会主任或者顾问，既具有精神传承意义又具有社群威严；到近阶段由乡镇干部担任组委会主任或者骨干力量，对增强社区凝聚力、调动资源、调解矛盾、促进农村和谐有重要意义。约定俗成的组织管理、公益性的社会参与等都表征着不同主体对抢花炮文化传承的共同维护。这是在多身份人群的口述史对话中获得的分析结论。村民捐款和社会企业、政府扶持等多渠道的资金募集方式，虽然在实践中存在现实困境，但是从组织管理结构的变化与适应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赋予抢花炮活动对不同组织管理者不同的意义，出于文化保护的政府组织、出于文化传承的民间组织、出于盈利赞助的社会企业等，虽然初衷有些许不同，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抢花炮文化的认同。这一结论的形成也是在多身份人群的口述史材料分析中获得的互证。“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重叠在一起，建构起颇具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组织的新时代特点，也成为“文化重叠共识”在抢花炮活动组织管理过程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通过记载的资料以及对抢花炮活动举办地的调研可以发现，祭祀是花炮节的重要部分。我们在田野实践中观察了花炮节的仪式，仪式的环境就形成了一个场域，由仪式组织者、参与者、仪式过程、仪式中所使用的器物等共同构筑的神圣空间。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所有的符号都变得神圣。虽然各地间可能存在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祭祀的神明不同，但在抢花炮活动构筑的临时性、集体性的空间里，其本质需求具有相似性即在心理层面上解决人们在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减缓焦虑，并最终都体现在了祈求风调雨顺、添丁、求福求如意的共识中，这种多元文化主体在精神层面的“文化重叠共识”，唯有民俗学的田野工作才得以确认，这是文本细读的学术分析难以完成的证实或者证伪。

老一辈人在抢花炮仪式中寄托了信仰与精神支柱，他们年轻时参与抢花炮的动机主要是因为抢到花炮能抢到好运，并始终以虔诚、认真的态度对待祭祀仪式的每个环节；而年轻一代受“工业文化”的社会价值及结构影响形成了多元的信仰，参与抢花炮活动更多的是享受身体的娱乐和抢到花炮后被村寨视为英雄的那份骄傲，在祭祀中的烧纸钱、香火只是象征性的，他们对意义的了解并不深刻。虽然老一辈与年轻一代在祭祀仪式与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认知、文化理解，但在由祭祀塑造的神圣场域空间中，具有不同追求的不同群体被聚集在一起，加强彼此的沟通、共同创造美好回忆，在祭祀中发现活动的魅力并积极投入其中。除此之外，鉴于抢花炮活动的祭祀仪式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也都来参与祭祀仪式，形成了多元主体对福运安康的统一寄托。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求超越了宗教信仰，并构成了祭祀仪式中“文化重叠共识”现象的表现形式。

富禄乡抢花炮活动具有身体游戏娱乐性的同时，也是对炮龛所表达的精神意义的追求。抢花炮是整个富禄乡“三月三”花炮节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男人们在抢夺花炮中彰显男子气概，抢得花炮不仅是荣誉也是能力的象征。力与美的结合成为这一带民众表现自己生命力的最佳表现形式。抢花炮作为具有竞赛性质的身体娱乐游戏活动，在精神层面是对炮龛美好寓意的抢夺。在当下的抢花炮身体娱乐游戏中，精神信仰与参与游戏的人们紧密结合，抢花炮的精神、历史实现了与参与游戏者身体的融合。同时通过物资交换、文艺演出、互动联欢、休闲游艺、传统文化展示等环节，全方位营造联欢氛围，增进了民族文化认同，促进了民族融合。这种民族融合不仅体现在抢花炮活动过程中，更体现在人们的情感依赖和文化族群的集体潜意识中。这种共情的切身感是我们习惯的问卷调查难以获得的证据，唯有在运动行为叙事中呈现。

抢花炮活动对富禄乡民众及参与抢花炮活动的民众来说“意义”非凡，而抢花炮活动构成的场域空间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行为、实物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其内含了丰富的“神话思维”和“隐喻思维”。这种质性的学术判断，我们可以依赖于阐释学的方式，但是阐释学的结论如何确认呢，还得回到运动行为志的叙事中去。抢花炮活动不仅有促进商贸活动、民族交流的实用性意义，更有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吉祥如意等精神领域的意义。信仰的符号虽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文化表达，但无论抢花炮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各个民族中如何演化，抢花炮的精神文化内核万变不离其宗，其本体连通人的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连通祭祀仪式与抢花炮的身体游戏娱乐过程。我们可以从炮龛设计的器物来叙事分析，受区域文化、时代特征、思想观念的影响，对富禄乡花炮节的调研发现，连通精神与世俗、仪式与身体活动的功能符号——炮龛经历了三次变迁，从最初的镜屏到红绸再到朱明先老人的炮龛，都表现出时代的特征及烙印。炮龛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不仅是抢花炮，而且融入了社会的时代特征、思想观念等，但形式的变化并未影响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多元化的符号象征虽表现不同，但内涵具有相似性，炮龛、炮台、炮圈、红猪、红蛋等作为信仰的符号化被赋予了“财、丁、福、寿”“重新获得生命”等象征意义，可以说这些符号是珠江流域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产物。虽然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已随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改变发生改变，但是人们对抢炮龛文化的认同没有改变，不同年代的人都愿意接受炮龛文化。这是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炮龛文化上的文化重叠共识。这个叙事的材料就是于富禄乡抢花炮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中获得的。民俗学的非文字性证据让行为志叙事构成论证过程，也为揭示器物符号的真相给出了证据。

抢花炮是客家人随着漕运的商贸活动带至三江一带的。虽然高山形貌、不发达的陆路等自然环境成为抢花炮文化向四周发散的区位屏障，但四通八达的水路通道助力了抢花炮文化在珠江流域的文化地理流变，并使抢花炮文化借助“水”这一媒介实现了传播。抢花炮作为民族间交流的文化符号，虽然不同的民族与信仰等使其在不同的空间被赋予诸如神化的祈福、求子、求如意等不同含义，具有一定差异性，但探究其根本，便会发现其本体均建构于“生命”的象征以及“家”的获得感之中。文化的地理流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抢花炮表现的多元化，而正是这种多元化表现提升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沟通活力，强化了民族间的交流融通、经济上的互相促进、文化上的互相包容等，并建构了“文化重叠共识”的立论基础。

5.   结束语

体育是一项以体力为基础、以智力为“灵魂”的事业。体育学在“体认范式”的本体论理路引领下，开启了行为学转向，由研究“人体”的“生物体育学”定位，开始向运动行为叙事的“行为体育学”迈进，已有的基于母体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作为相关性研究，为体育学走向独立学科门类提供了运动行为多元互证证据链结构叙事中证实或证伪的学术依据，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逼近运动行为真相的体育学“方法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