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出版，标志着中国体育史学的产生。关于百年来中国体育史学的发展历程，熊志冲^[1]、郑志林等^[2]、毕世明^[3]、郝勤^[4]、谷世权^[5]、易剑东等^[6]、郎净等^[7]、罗时铭^[8]、李杨^[9]、王俊奇^[10]、崔乐泉^[11]等多位学者已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较为系统的总结，前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呈现了中国体育史学科发展史的全貌。历经百年的中国体育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选题范围、研究深度、理论探讨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然而，正如学界前辈和同侪所指出的，中国体育史学科发展到今天，依然面临着学科发展瓶颈，值得学界关注。为此，笔者从体育史学科反思史入手，对当下体育史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扫描”，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体育史学科建设提出一管之见，就教学界方家。

1.   话语：体育史学科反思与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

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理论建构的不断完善是体育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与此同时，对体育史学界已有研究得失的总结、提炼和对学科发展进程的反思，也是推动体育史学向前发展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成立为标志，中国的体育史学已然成为中国体育科学体系中最早的独立学科之一^[12]。从那时起，体育史学术界已经开始进行学科反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育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体育史学人反思体育史学科建设的成果佳作迭出，并形成了以“危机”话语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

1.1   学科自觉与危机意识：体育史学人的“学术追问”

学术自省、学科反思，不仅仅是对过去体育史学活动的反思，更要基于自身状况对未来发展路径进行思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体育史学术界立足学科发展，从学科地位、性质、功能、理论与方法、学科归属等诸多方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1988年4月，《体育文史》编辑部在成都体育学院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体育史学研究举行了座谈会，“这标志着中国体育史学界可贵的学科自觉意识萌发觉醒，体育史学的反思性研究正进入学术视野”^[13] 。自此，学术界关于体育史学科发展面临的危机形成了一种较为统一的“话语”，并延续至今。晚近，孙淑慧等^[14]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经常提及的体育史学科发展的“危机”言说为考察对象和切入视角，审视中国体育史学科发展状况及面临的问题，这是围绕“危机”话语反思体育史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

考量学术界关于体育史学科建设的反思史可以看出，体育史学科建设存在诸多隐忧和问题，本文仅就学术界关于体育史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等综述如下。

（1）从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体育史学科存在着在体育学学科体系中地位边缘化、课程设置弱化等问题。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体育史学与文学史、哲学史、教育史相比，其在体育学学科中的地位远不及上述学科在文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中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体育史专业研究团队的萎缩。付砚农指出，“体育史课在体育院校是个豆芽课。主要是体育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具体技术动作问题”^[15]。曹守和^[16]认为，体育史的学科地位不如文学专业的文学史、教育学专业的教育史等，主要是由于“体育史学科建设还不够完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体育史教材建设不完善”。易剑东等^[6]指出，“各机构对于体育史学术的支持力度逐步下降，地方体育史工作和研究机构面临着诸多困难。体育院校的教学和课程改革逐步淡化体育史课程，使院校的学者难以专心从事体育史学研究，许多学者被迫转行学习其他专业，削弱了学术资源”。孙淑慧等^[14]通过调查指出，“只有5所体育院校在本科生教育中保留体育史课程（多为选修）。不解决课程地位问题，体育史学科的深入便无所附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老一代体育史研究工作的骨干大多已退休，研究人员从顶峰时期的600余人骤降至不足百人，体育史研究队伍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体育文史》期刊更名为《体育文化导刊》后，“体育史研究丧失了一块重要的学术阵地”^[9]。

（2）从体育史学自身发展看，其在学术规范、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史料建设、学术批评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关于体育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崔乐泉^[17]指出，有的学者“为了求证自己的观点正确，重复引用文字或文物资料，以致漏洞百出，错误频频，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饶林峰^[18]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体育史学研究存在着研究成果同质化、研究范式的简单移植化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包括轻视史料、空谈理论等。翁士勋^[19]认为，体育史学界存在着“轻视对史料的研究”的倾向，“从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对史料的版本选择，对史料的校勘，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来看，中国体育史与其他学科诸如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相比较，就显得很薄弱”。谷世权^[5]指出，体育史学研究出现了“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显得空泛”。崔乐泉^[11]指出，“有的研究者在对实物材料尤其是考古材料应用时，出现了滥用、致用性解释的现象，即为了佐证自己的研究结论或观点，对考古材料的时代、属性、共存材料环境，不加分析、‘填鸭式’地融入自己的证据链中，甚至主观地为材料自命名，以致令人啼笑皆非”。郎净等^[7]认为，体育史学研究存在着对中外史料缺乏系统爬梳整理，并未形成总体体育史与各断代体育史有机结合的史料网络，也未形成典籍文献、文物考古、民俗相结合的史料把握；专注于史料罗列，缺乏深度研究。董时恒指出，“体育史学界作为一个封闭状态是不容易发展的，我们必须突破这个封闭状况，打出去。具体说就是同历史学界挂钩。有一些历史学家受到自古以来轻视体育的影响，他们研究音乐、舞蹈、美术、杂技，就唯独没有研究体育”^[15] 。

1.2   功能转换与体系构建：“复兴”体育史学的路径分野

在论及体育史学科建设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存在的问题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建设性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主要围绕学科发展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学科自身需要强化的问题展开。学术界普遍认为：体育史学科要“复兴”并取得进一步发展，必须实现学科功能的转换；而在转换过程中，由于对体育史学科体系构建的路径不一，因而出现了“分野”。

从适应外部环境发展的角度看，熊志冲^[1]指出，体育史学科要发展，必须要“寻求体育史学功能的转变”。谷世权指出，“搞历史的要为当前工作服务，要有所帮助，这样体育史的作用就大了”^[15]。郝勤指出，“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我们的学科参与整个社会发展、体育发展，对整个体育进行反思。这是体育史应该承担起来的任务”，“只要我们把研究同当代体育发展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体育界才会重视我们的研究，而不只是研究者对此感兴趣”^[15]。谭华认为，体育史学研究“要有强烈的使命感，思考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经验、教训、问题、发展趋势，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15]。晚近，郝勤^[4]进一步指出，体育史学实现了从“寻根史观”向“参与史学”的转变，进而在“新的史观引领下寻求新的发展”。也有学者^[14]认为，体育史学科危机的突破，不应当再以实践性追求为主要导向，而应向学术性回归。梁光桂则认为，“体育史的研究对象是过去，就存在一个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一是直接服务，一是间接服务。直接服务，是通过体育史教学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间接服务是以史为鉴”^[15]。孙淑慧等^[14]认为，要强调体育史课程的教育价值，并且对体育史教材与教学进行改革。易剑东等^[6]认为，面对体育史专业的弱化和体育史课程建设的日趋没落，应该围绕课程建设多做文章。“今后的体育史学科要继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院校体育史专业课程的设立。这一方面要求广大院校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学科的意义，另一方面要求体育史学术界努力取得具有说服力的新成果，以提升体育史目前日益下滑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

围绕学科自身的建设，学者们提出的改进方案更为丰富。从理论和方法上看，郝勤^[12]提出，体育史学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研究，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化：其一，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其二，以“社会”为场域的研究；其三，以“文化”为空间的研究；其四，以“项目”为载体的研究；其五，以“世界”为对象的研究。易剑东^[20]指出，“社会史与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结合，将中国近代体育置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背景中，运用社会史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阐释近代体育形成、发展、演变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地位、影响，促使人们全面认识近代社会中的体育。历史社会学与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结合：对现存社会中体育现象的近代历史因素进行探讨，将近现代有关资料进行对比、聚合分析，推动人们对现当代体育的正确解释，为中国体育现代化提供思路”。饶林峰^[18]认为，要继续强化近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加强近代体育史自身理论范式的建设，深化和开拓近代体育史的研究范式，恪守近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易剑东等^[6]认为，“体育史学科方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不解决研究方法问题，体育史很难在高水准上取得成果。对史料学、考古学、谱牒学、影像学的借鉴不仅有助于开拓体育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能够从根本上打破体育史学科研究方法的单一局面”。郎净等^[7]指出，体育史研究，“从研究理念上，要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演进与变革，汲取中西方史学之精华”。李杨^[9]则指出，要“加强体育史学科建设的力度，努力提高体育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进一步厘清和明确体育史学科的功能和体育史学术研究的功能”。

从学科发展来看，涉及分支学科建设和研究领域等问题。易剑东等^[6]认为，体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下级学科的滋养，“有必要逐步衍生下级学科”。崔乐泉^[11]认为，“近几年体育全球史观的兴起以及全球史观与我国体育史学研究的结合，在彰显体育史研究全新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为中国体育史学界如何从世界视野梳理和阐述体育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带来新的反思”。孙淑惠^[13]则指出，“我们应能耐得住学科式微的寂寞，坚持研究的韧性，夯实学科的学术根基”。王素^[21]提出，“体育史研究要成为一种真正独立和完善的学科，如果在方法体系上没有自己学科的特色，就难以在众多学科中占有一领席位”。从体育史学发展的根基来看，体育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林思桐指出，“现在大家讲在方法上突破，我非常支持。但不能为突破而突破，把本来好的东西扔掉了，如果没有对史料的研究，突破就成了无本之木”^[15]。张新则主张，体育史研究应将微观、宏观结合起来，既要“建立所谓中观史学，有具体材料、详细考证”，又要通过“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对体育现象进行深刻、实质性分析”^[15]。李杨^[9]提出，要“从学科的基础建设上抓起，继续构筑体育史的史料与研究网络。加强学风建设，提倡学术争鸣”。此外，在加强体育史学科建设方面，学者们也高度关注体育史学研究的系统性、加强对外联络等问题。

2.   基石：体育史学分支学科的建设

在体育史学科的分支学科建设方面，体育史学界尚无统一的认识。学术界一般将体育史分为中国体育史和外国体育史：中国体育史按照断代分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外国体育史按照国别分为俄罗斯体育史、日本体育史、美国体育史、英国体育史、法国体育史等。也有学者将体育史按照专题划分为体育经济史、体育赛事史、体育商业史、体育新闻史等。笔者认为，在已有体育史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当务之急是建设体育史学术史、体育史史料学和体育史学理论3个分支学科，因为离开这3个分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体育史学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1   学科源流与学术规范：体育史学术史

建构体育史学术史，就是要对体育史学术研究的历程追根溯源，完整记录体育史学百年发展历程。洞悉体育史学术史，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开展体育史学批评的根基和规范体育史学研究的关键性环节。因此，构建体育史学术史是建构体育史分支学科的第一步。

作为体育史的反思学科，体育史学术史是体育史学工作者对自身学科发展演变历史脉络的梳理，其研究对象为体育史学本身，包括体育史编撰、体育史学家、体育史学流派（体育史研究机构）、体育史观等的研究。不同时期的体育史学发展状况亦是体育史学术史应有的研究对象。开展体育史学术史的研究不仅要系统爬梳相关研究成果，也要归纳和总结相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时间维度看，体育史学术史系纵向讨论体育史学的演进、发展与变化的学问。

从一定意义上说，体育史学术史这门分支学科的发展程度能够折射和反映出中国体育史学的学科自觉和自律程度。这是因为在充分尊重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是当下体育史学研究者面临的任务。不仅体育史学，学术研究欲向前发展，均需洞悉学术研究的动态，充分掌握既有研究成果，这不仅要体现在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的写作中，更要把这种对学术史的重视提升到追溯学科源流、构建学科谱系的高度来认识。就一般的体育史选题而言，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充分认识国内外体育史学术界前辈和学界同侪所取得的成绩，更有助于精准把握体育史学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深入思考体育史学的发展趋向。针对相关领域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展开研究，才能不断推动体育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推陈出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梳理学术史是体育史学科发展的前提。

目前，体育史学术史学科建设尚未走上正轨，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没有一部完整展现体育史学发展的学术著作，相较于其他专业史（如教育史、美术史、艺术史）等，以体育史学术史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付之阙如。具体而言，体育史学术界可以整理、研究并出版一部完整记录体育史学百年历程的论著索引，这样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论文选题雷同的问题，也能推动体育史学在规范中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编撰《中国体育史研究论著索引》和《中国体育史研究概要》两部著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性工作。笔者建议，应将1900年至今的各类体育史研究著述按照年代整理出来，在此基础上编撰《中国体育史研究概要》一书，为体育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权威的研究述评，亦可以将《中国体育史研究论著索引》作为该书的附录。

2.2   研究之源与创新之基：体育史史料学

从20世纪初开始，每一次史料的新发现都推动着史学研究的新进展。从殷商甲骨到秦汉简牍，从明清档案到敦煌文书，这些新史料的发现无一不受到史学界充分重视，并形成了相关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体育史学术界尽管在挖掘整理体育史料方面已经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目前尚未鲜明地提出体育史史料学这一分支学科的概念，更没有探讨其内涵和建设路径。

所谓体育史料即为研究体育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从广义上说，一切与人类体育活动相关的内容都可以被视为体育史料，主要包括实物史料、口传史料和文字史料3个类别，上述资料的具体内容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体育史料是从事体育史研究的基石，翔实全面地占有体育史料是开展体育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从事体育史研究的学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体育史史料学是体育史研究的一门重要辅助学科，是专门考察、研究体育史料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问，主要任务是厘清各种史料的范围及史料的甄别、遴选标准，包括如何尽可能多地占有体育史料、如何判定史料的真伪、如何利用史料等问题。具体而言，体育史史料学要介绍体育史的重要史料，追根溯源，掌握相关的查阅方法；辨伪存真、去粗取精，掌握史料鉴别的基本方法；阐明科学、正确利用体育史料的方法。

从体育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体育史学不同研究领域的需求，组织力量编辑一套指导目录，结合体育史料的基本类别，进一步明确体育史料检索的基本路径，并对体育史料的利用方法给出具体说明。为此，笔者建议体育史学术界能够编辑并出版《体育史史料学》系列丛书，引领体育史分支学科建设。《体育史史料学》的主要功能是指导研究者如何查阅相关资料及如何利用史料。该丛书可分为《中国古代体育史史料学》《中国近现代体育史史料学》《外国体育史史料学》三部。之所以将《中国体育史史料学》分成两部分，主要是两者在内容上既有相通的部分，也有各自的特色。古代体育史资料散见于正史、政书、诗文、笔记等史料中，分布较为零散；近现代体育史资料相对比较集中，特别是报刊的出现，使得近现代体育史料比古代体育史料门类更全。在《体育史史料学》中，对各种数据库和史料资源库应重点讲解和说明。

2.3   他山之石与学科互鉴：体育史学理论

基础理论的构建是学科走上正轨的前提。关于体育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问题，即学科范式问题，学界前辈和同侪已经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郝勤^[12]提出，要用“大体育观”重构体育史的时空谱系和叙事话语，以“大历史观”来指导体育史研究。孙淑慧等^[14]认为，要“逐步依据历史学的学科规范、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探索建构体育史的分支学科体系”。

于体育史学研究而言，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相对精准的理论范式非常重要，而理论范式是要服从、服务于研究对象的。人的运动一经产生，就天然地带有性别和个体差异。因此，性别史和身体史的相关理论要成为体育史学研究理论。在这方面，游鉴明^[22]的《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样本。该书从性别视角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呈现西方体育传人后女子的新观念和新行为，试图给近代中国的体育史一个性别的诠释。此外，体悟法是源于体育学的理论方法，值得大力提倡。解读历史上的体育活动，仅仅依靠文本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对武术史的研究，对同一武术现象的阐释，一个没有习武经历的历史学者与习武出身的武术史学者在文本分析生成的结论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习武出身的学者能够借助图片、影像等资料得出更多的结论。原因就在于习武出身的学者“懂”武术，能够通过身体的感悟得出相关的结论，这一点是没有相关术科经验的历史学者难以企及的。在体育项目的技战术流变、规则的演进等相关问题的梳理和研究中，具有术科背景的学者较具有历史学背景的学者更有优势，这就是体育学“体悟法”的独到之处。从这个方面出发也可以看到，学科之间的理论方法不能是简单“照搬”套用，而是要各取所长，实现学科互鉴。

在体育史学理论具体建构路径方面，笔者认为，要形成体育史学的学科长远发展态势，需要有一部详尽介绍与体育史学研究有关的理论方法的著作。徐元民主编的《体育文史方法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体育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还需要体育史学术界在编著《体育史学概论》上下功夫。《体育史学概论》既要体现体育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对各种学科、方法和理论在体育史既往研究中的应用给予充分重视，又要凸显时代特色，对当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进行介绍、解读。

3.   支撑：体育史学科发展平台建设

在思考体育史学科发展问题时，研究群体和团队建设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体育史课程建设入手，凝聚师资力量，储备研究人才；丰富学术交流方式，提供展示平台，让年轻学者对体育史学科有归属感；加大社会服务力度，资政育人，让体育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

3.1   “四史”元素与课程思政：打造体育史教学平台

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体育类专业院校，还是综合类、师范类高校的体育院系，体育史课程开设情况并不理想，专门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而专业科研人才是体育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体育史学科建设，首要任务是在高校中开设体育史课程，课程形式可以是必修课、选修课或通识课等。

当下正在进行的“四史”学习教育和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开设体育史课程的契机，更是体育史学科发展的新机遇，其原因就在于体育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丰富的“四史”元素，且专业特色鲜明。体育史研究者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推动体育史课程建设。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体育思想与实践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还是改革开放体育史，都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壮丽篇章。基于体育史中蕴含的“四史”元素而开展的体育类课程思政建设，不仅可以直接推动“四史”学习教育与高校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还可以推动体育史类课程进入高校。

打造“四史”元素体育类课程，其建设路径也非常明晰，笔者认为，首先是要以各级课题特别是国家级基金项目为依托，深入挖掘整理体育史中的“四史”史料，并展开跨学科的联合攻关，进而形成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例如，近年来，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层面就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1949—2019）”等一批体育专业特色鲜明、“四史”元素丰富的研究课题，而系统总结和提炼上述内容需要一大批学者联合攻关，形成中国共产党体育思想与实践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改革开放体育史等系列重量级科研成果。这为体育史精品课程乃至“金课”的打造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土壤，在此过程中，势必能锻炼出一支既可从事学术研究又可授课的体育史教师队伍，这支队伍也将成为体育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人才基础。

3.2   阵地建设与资源整合：拓展体育史学术交流平台

一个学科的建设需要稳定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梯队，需要自觉地发表相关的学术著述，形成后备研究人才建设的储备库，但就学科发展而言，更需要专业期刊提供发表论文的阵地。于体育史学科建设而言，如何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学术交流平台建设，达到整合学术资源、实现体育史研究群体的顺畅的学术交流问题依然值得学界关注。笔者认为，这种平台的建设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体育史学研究成果的发布阵地；二是学术团体组织的专业研讨会。这2个平台的再开发、再丰富，能够进一步整合学术界的资源，拓展体育史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体育史学科建设的新发展。

从国际学术界和国内相关学科发展的经验看，目前中国体育史学科要进一步发展仍需要一本属于体育史学的专业期刊。这样的期刊不仅是体育史学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也是与海内外学术界交流的平台。如，创办《体育史研究》集刊^[23]，并将其定位为中国体育史学高端成果的发布平台，以此进一步促进学界同仁稳定集中地发表体育史学术成果，推动国际体育史学界展开充分交流。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已发生改变，可借助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发布体育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这样既有利于学界同仁掌握研究动态，也有利于体育史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除了专业刊物外，体育史学界还应充分重视学术组织和高等院校的学术会议平台，拓展体育史学界学术交流的方式，丰富体育史学术交流的主题。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成功的经验表明，学术共同体与知识生产是正相关的，体育史学亦是如此。1984年，中国体育史学会（后并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成立，自该学会成立后，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坚持至今。除此之外，东北亚体育史学会等组织也经常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样的会议便于各地举办，促进学者交流。随着时代的发展，体育史研究选题不断深化，研究内容不断细化，除借助全国性学会组织的会议平台外，还可以组织一些小型研讨会，这更加符合当下体育史学的研究现状。例如：2022年《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组织的“学科交融与学理在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变局之路”研讨会，就是一个成功案例；清华大学体育部两年一度的“清华体育史学九人谈”也在围绕热点专题，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展开跨学科的对话。

3.3   智库建设与公共史学：搭建体育史社会服务平台

体育史学的母学科是历史学，从当下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上看，大致可以分为2个方面：一个是纯学术研究，即对历史上的事件、人物等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基础性研究；另一个则是立足当代，探究历史上规律性问题，为当代发展提供历史学的智库服务。体育史要走出“象牙塔”，其路径选择必然是智库作用的发挥和面向公众的社会服务。智库建设是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公共史学则是学术研究科普化的重要内容。通俗而言，体育史学科要进一步发展，其研究成果除了供学界同仁交流探讨外，也要实现上接“天”、下接“地”。

以回应现实之问和重大理论问题为切入点，发挥体育史学资政育人的功能，分层级、分类别打造智库品牌，彰显体育史学科的史学研究魅力。对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探索，恰恰是历史学科持久的生命力之所在。笔者建议，有条件的体育专业院校以及综合类院校体育院系，可以围绕体育史和体育文化的相关领域成立体育史的专业研究部门，这种机构既可以“大而全”，也可以“小而精”。有了专业的体育史研究机构作为支撑，才能持续地推出特色化、精品化的体育史智库研究成果，从而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资政服务，打造不同层级和类别的体育史智库品牌。当然，只谈智库，不谈基础，智库是空中楼阁；做好基础，夯实基础，智库才能充分彰显其学术底蕴。

研究者的科研应通过学术普及走出“象牙塔”，走进公共空间，面向公众提供社会服务，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体育史学。在这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奥林匹克频道《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就颇具代表性，原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崔乐泉研究员以多年体育史学研究为根基，全程参与栏目的策划、启动和具体实施，并担任主讲嘉宾，与众多学者一起将学术研究成果服务于公众。再如，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郝勤教授以学校体育博物馆为依托，积极探索实践，将高校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策划《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该系列展览依托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在相关的主办城市推出。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面对大众对知识文化的渴求、面对媒体对传播内容的精致要求，体育史学者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和平面媒体等积极发声，实现学术成果面向社会普及的目标。

4.   展望：体育史学研究的新趋向

新时代的体育史学研究，要充分借鉴和吸纳海内外学术界在体育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努力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进一步明晰学科发展的新动能，对体育史学研究领域进行再审视，凸显体育史学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回应。

4.1   问题意识与学科共振：体育史学研究转型的新动能

如何构建一个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体育史学理论形态，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在体育史学科建设需要新突破的今天，笔者认为，体育史学研究首先要做到的是回归史学研究传统。这种学术传统的回归，并非仅仅是指回归到传统的考证类的史学研究，而是要关注史学研究的基本态势、最新成果和宏观走向，关注历史学科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回应，洞悉历史学科基础研究回应现实问题的研究路径，从中汲取有益因子，实现体育史学科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以期达到体育史学与历史学在相关领域研究上的同步和共振。

在关注社会问题、回应现实命题方面，历史学界以敏锐的眼光、扎实的基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学明显地呈现出从精英历史研究向普通民众历史研究、从政治史研究向日常生活史研究、从一般历史事件研究向重大社会问题历史研究等转向^[24]，从群体史、生活史又进一步拓展到生命史^[25]。从当下历史学科的发展看，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王立新^[26]指出，“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和全球转向是当前国际史学界最强劲的学术潮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超越民族国家框架“考察和重建人类过去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强大的潮流”，引入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方法，弥补已有范式之不足，可以丰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并重建被传统范式忽视和湮没的个人和群体的经历”。这是因为，“跨国史和全球史既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是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和史学分支”。

这种源自母学科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的趋向和转型，对于体育史学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研究领域，吸纳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具有自身学科特点的研究理论等都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体育全球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呼应，如王邵励^[27]指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全球体育史，理所应当地用中国话语反映中国在古代体育不同发展途径中的独特地位”，在全球体育史的话语体系中，“中国体育史的叙事不可缺席”。国际学术界关于体育跨国史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茹亚伟等^[28]认为，“由于体育的跨文化以及非政府属性，对体育跨国行为的研究能够补充以往地缘政治构建的国际关系，呈现更加完整的国际关系史全貌”。这样的研究不仅为体育史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也为跨国史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体育史学的研究“样本”。

4.2   当代使命与学科指向：体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再审视

新的时代对体育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体育史学研究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宏大理论视角，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历史、辩证、发展的观点，进一步聚焦体育史学的研究领域，发挥体育史学科的功能与价值，探寻历史经验、总结历史规律。

中华优秀体育文化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奋斗历程，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道路。因此，重新审视中华体育文化发展的历程，全面总结其发展特征和规律，深入挖掘中华体育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积极回应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发展需要，展现中华文明的深沉与厚重，使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认知中华体育文化，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传播，使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得以进一步彰显与弘扬。

这就要求体育史学人对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内涵、结构和定位加以精准阐释，展示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体育文化精髓。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历史源流清晰、演进线索明确、文化积淀丰厚，从中华武术史的研究看，中华武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蕴含着厚重而深沉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武术不断完善，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直接载体。体育史学人要推动以中华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和弘扬，实现中华文明的世界共享，进而表达中国智慧，传播中国声音，凸显中国特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体育史学人可以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5.   结束语

百年的风雨兼程，百年的坎坷波澜，中国体育史学研究历尽艰辛，一代代体育史学人取得累累硕果。当代体育史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体育史学界要找准学术研究的着力点，以回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这样才能突破既有体育史学术话语的结构性困境，彰显时代特色，建构具备国际视野的体育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在建构中做到“思想引领有高度”“学术创新有深度”“成果普及有广度”“文化传承有力度”。由此，从整体史的视角出发，体育史有可能继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之后，成为诠释人类发展的新领域，这也必将为体育史学科建设和体育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