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城市社会来临及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9.92%增至2020年的60%以上^[1]。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增势放缓但体育产业逆势上扬，其逻辑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从城市的深层本质看，“一个成功的城市，必然是满足居住于此的人需求的城市”^[2]。在人的多样需求与城市发展深层结构对应基础上，经济要素推动体育在城市中广泛流行，符号象征、互动狂欢等社会功能则将体育演化为城市物质、制度及精神文化，构建起唯一与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从城市早期特征思考，现代城市通过复杂分工使人群聚合，进而产生新的多样性，然而物理距离拉近反而造成社会距离疏离，人群拥挤，更易于在城市的声色犬马中迷失、隔离与冷漠^[3]。其间，资本对体育空间的异化进一步压迫、侵蚀人在城市之中的基本权利，市民体育运动受限于现代都市高密度的商业开发难以展开。“城市的体育化”与“体育的城市化”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4]。

以产业经济为主导的城市体育观在社会转型期有着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然而，一味倡导经济要素，却有将研究导向狭隘片面认知的风险。就域外经验而言，城市社会学坚持使用、整合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于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与方法，对城市与体育感兴趣的学者发现，从多样视角理解、探索并研究体育与城市，对揭示其交互影响、关系渊源、现代启示均有重要作用。此外，城市社会学发轫之始便是一门研究城市弊病的学科，而体育在现代都市的蓬勃发展不仅源于物质条件与经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益于城市对人的压迫与异化。质言之，城市并没有创造体育，而是为体育提供了社会隔离、冷漠与空间异化等现实环境与现代问题，在参与社会运作的治理过程中，体育被认为是修复、至少是克服城市弊病的一剂“良药”^[5-7]。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时常涉及体育，其理论成果则进一步助推了体育与城市研究的视野开拓与认识深化^[8-10]。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城市的持续关注，体育学之于城市研究方兴未艾。总体而言，我国体育与城市研究起步较晚，虽在体育与城市互动关系^[11]、体育与城市营销^[12]、赛事与城市发展^[13]、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14]等层面取得系列成果，但视野开拓与转换、理论创新与发展、方法选取与应用距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尚存差距。据此，本文从以下层面对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加以分析：①城市社会学代表性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呈现何种样态，其对于体育传播、扩散与发展具有何种影响？②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在内容框架与范式演进上是否存在学术理念的勾连，其具象成果呈现出何种特征？③从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出发，应如何考释西方经验之于本土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又如何使体育所蕴含的多元价值在本土城市社会中发挥与展现？通过上述探索与考察，不仅能够在理论层面深化对于域外体育与城市研究的认知，亦能够在现实层面获取对于本土体育与城市研究的实践启迪。

1.   城市社会学：体育在城市研究中的议题浮现

从村落演化为韦伯笔下“基于非正当性支配”的永久定居点以来^[15]，城市更新与快速城市化运动并未完全实现美好生活愿景，反而暴露出经济滞胀、社会不公等城市化负面效应。面对困境，对于城市本身的考察成为城市社会学解构城市问题的重要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体育与城市的具体研究产生较晚，但作为城市发展期的社会实在，不同时代思想家均以不同形式阐释了体育与城市研究的价值面向、思想渊源与未来方向。体育不仅成为城市文明或现代性的精神符号，亦反映、强化着城市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种种区隔。

1.1   社会缘起：城市社会学诞生之前的城市研究

19世纪初，产业革命到来，机器大工业与社会化大生产使农村社会逐步被城市社会解构，其间，城市本身的社会问题开始显露。

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尽描摹了曼彻斯特城市化进程中贫民窟拥挤、肮脏、混乱的现状。在城市心理生活层面，滕尼斯将乡村与城市对立，认为乡村居民以家庭与邻里为纽带，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特征更明显，因此将其比作“有生命的有机体”即共同体（community），而城市因其绝对理性、个人主义及缺乏人文关怀之特性被形容为社会（society），进而沦为“机械的聚合”与“简单的加总”。通过更为微观的心理学分析，齐美尔将城市个体心理层面冷漠、孤独、迷失的境遇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外在的缄默或内在的克制不仅是冷漠，也是一种轻微的讨厌、一种相互的冷淡与排斥”^[3]。与之相反，在目睹资本主义导致城市阶级分化、环境恶化之后，马克思仍认为城市是“野蛮向文明、部落制度向国家、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因而标志着市民生产力的提高、独立意识的产生与政治角色的获得。涂尔干则由社会联系出发，认为城市通过复杂分工所形成的有机团结实质上将市民从繁复生存中解放出来，给予其自主选择的权利。

这一时期，城市诞生与发展带来诸多问题，但对未来的乐观、对科学的崇拜、对效率的信心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使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期待城市颠覆，而是渴求变革的到来^[16]。于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构筑的物质基础前提下，现代体育随着以人为本的思潮与城市相伴而生。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体育运动为例揭示了城市社会观念的嬗变—19世纪，受清教思想影响，节俭、禁欲仍是城市文化主流，体育等休闲娱乐活动的职业与产业化趋向步履维艰。然而，当人口越发聚集于城市之中，涂尔干所述“有机团结”便开始将人们从繁重的生产生活中抽离，以产业分工为特点的现代经济逐渐崛起，理性思想渗透到城市现代体育活动的各个层面，其中，职业化与专业化倾向使体育成为一种潜在产业。在这一时期，德国、瑞典及英国分别形成以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及英国竞技为核心的体育传统，一起构筑起现代体育的基石。以英国为例，奈飞（Netflix）拍摄的The English Game便通过足球刻画了19世纪体育对英国城市社会的诸多影响：一方面，在足球竞技场上，工人阶级能够以相对公平的形式对抗资产阶级，并有机会获得胜利与尊重，因此在缓解社会矛盾、释放阶级压力的同时，体育促进了社会不同阶层与个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缓解了社会隔离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足球俱乐部营运者发现，由于周期性足球赛事得到众多居民拥护，因而能够创造出大量盈利机会。于是，参与者多的体育运动对于规范化的要求日益高涨，直接促进了体育从业人员、体育俱乐部乃至于更富专业性的足球联赛体系的形成。由此，体育走进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北美，伴随生产力发展与人口爆炸式增长，城市积极或消极影响近乎完全相同地发生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进而与美国城市进程中人口高度异质性的独有现象相伴，催生出城市社会学。

1.2   文化关切：芝加哥学派与城市社会学的诞生

19世纪中后叶，美国成为全球工业革命与现代化中心，在西进运动、工业革命与城市化等因素叠加下，外来移民涌入、城市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在芝加哥出现。在此背景下，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诞生且呈现两大特点：就方法而言，其代表人物帕克主张走出书斋，“在研究城市文化时要像人类学家观察原始部落那样”^[17]；就立场而言，认为城市的自由与宽容能够为人类提供美好生活，相信城市将通过竞争而日益整合有序。

1938年，师承帕克的沃斯发表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文中指出“人口规模、密度与异质性”三要素构建起理性、自利、保守、专门化但具有包容精神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18]，实质上承袭了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空间决定生活的理论范式。与之不同，甘斯认为，独特生命经历、不同经济基础使部分群体并不完全具备沃斯所述理性、冷漠等“典型”城市特征。威廉·怀特在《街角社会》中侧面刻画出意大利贫民区具有传统互助习俗、宗教信仰与家庭关系，实质上成为甘斯提出的“文化影响城市生活”的间接证据。其后，克劳德·S.费希尔在沃斯和甘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发达规模与高度异质性为多元文化提供共存的可能性，当规模愈加庞大、异质性更为深刻，城市便可能愈发包容—这便是城市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城市发展动态活跃的根本因素，也是某些亚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进而演变为城市生活常态的原因^[19]，这一理论超越沃斯与甘斯空间或文化决定城市生活的单向度式思考，诠释了人在城市生活中主动选择的积极可能。

在上述理论的实际迁移中，显然关涉体育在工业革命与城市崛起背景下逐渐生成、传播并保持兴盛的要因。首先，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城市移民数量急速膨胀，沃斯所述高度的人口异质性致使城市隔离冲突不断发生，干扰城市社会正常运行。这一时期，作为增强移民自我认同及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有效方式，体育在爱尔兰、非洲、德国及意大利裔美国人中广泛流行，承担起调节社会个体与群体心理行为、促进群体内部凝聚、加强社会群体之间交流与互动的功能，弥合了沃斯所述理性、冷漠的典型城市特征。其次，甘斯“城市马赛克”理论认为，城市生活在不同国家移民中存在多种可能性，事实也的确如此。移民不仅为北美城市带去德国体操、苏格兰田径及英国户外运动等不同于美国本土的体育项目，使市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并参与其中，还间接形成了美国城市中的体育族群优势。19世纪早期德国裔美国人对棒球项目的热忱、爱尔兰裔美国人对篮球项目的支配等，均为族群文化输入后形成集群优势的体现。再次，当移民渐次增加与文化输入持续酝酿，人口密度、规模与异质性成为体育运动在城市内扩散的积极因素，基于体育的同好内聚式地从城市中的高校及有闲阶级扩散至全美。体育作为一种小众亚文化随着节假日增多与职业联赛扩张，逐渐成为一种体面、健康的主流生活方式—正如电影《心灵捕手》中主角威尔与桑恩聊到波士顿红袜队便心领神会、一见如故那样，体育成为整个国家内具有相同志趣、日常生活习惯的代名词，通过参与体育即可获得对于彼此关系的认知、认可与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超级碗”、疯狂三月、波士顿马拉松赛及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等均得益于此，逐渐演化为城市社会普遍提倡的事物，内化于人们的自发行为和价值观念^[20]。自此，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浪潮一发不可收。

1.3   转向空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发展减缓、失业率增加以及空间隔离等城市新问题的冲击下，芝加哥学派仍然奉行陈旧的功能主义与描述研究方法^[21]，坚持关注城市“具体空间”与城市发展的消极后果，失去了在更高理论层次即政治经济层面探讨城市空间背后社会关系模式的机会。在这一时期，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等学者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完善空间生产理论，补足了芝加哥学派长期以来对“抽象空间”的忽视^[22]，重新以批判性视角审视城市发展，进而形成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23]。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寻求超额利润与城市空间有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空间扩张与发展逐渐脱离服务市民生活的轨迹，走上资本增殖的道路。在这一时期，对空间使用的争夺及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成为资本增殖与市民需求斗争的核心议题，城市权利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游戏的城市”理念被列斐伏尔提出，用以超越空间规划与再生产中资本力量的魅影^{[7, 24]}。承袭于此但有所不同，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和城市》中提出，传统的正义理念构建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话语基础之上，本质是依附于市场的“非正义”生产所产生的结果，其特质决定了空间资源的分配必然倾向于资本增殖^[25]。因此，以资本主义的正义观为引领，空间的秩序必然服从于资本积累的诉求，资本对于空间的宰制与异化也将进一步加深对无产阶级的支配、剥削和压迫。

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通过将城市问题、空间实践与资本运行相关联，勾勒出资本在空间中的运作对于城市体育成就与困境的建构性影响。一方面，资本通过操控自然或人为空间，对城市进行了诸多具有商业意味的体育改造，使人的体育参与成为受自己操控的对象，空间的“异化”迅猛地呈现在城市体育之中。另一方面，体育亦被作为城市权利的一部分而提出，成为城市繁荣稳定的重要表征与空间正义的具象内容。具体而言，资本对于增殖的强烈愿望使投资广泛但收益不多的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呈现出规划理念相对滞后、需求供给难以对接、种类单一且可达性弱的特征。反之，在地价昂贵、交通发达、人群密集的场所，公共体育服务则日益被多元、炫目且能够彰显个人身份的商业体育空间所取代。进而，体育资源分配造就了空间上的不平等与非正义。除此之外，资本对于体育的控制不仅局限在公共体育空间的分布，还体现在对于大型体育场馆的支配性作用，体育场馆在城市中心与郊区地带之间被“看不见的手”来回拖曳^[26]。更重要的是，在资本增殖的前提下，赛事的举办、运行层面等空间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被利益最大化所代替，体育赛事的内容、形式、项目以及规模均在其操控范围之内（毫不夸张，如果城市举办任何一项赛事的盈利能超过马拉松赛，如今风靡全球的城市马拉松赛恐怕就要改弦易辙了）。其间，即便作为城市文化一部分的体育场景、狂热氛围与运动传统无意于城市空间的资本增殖，也将不可避免地在结果上助力上述情况的发生^[27]。

基于此，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一致认为，实现城市权利的关键是在日常生活中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并形成由人民大众管理空间以及空间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城市形态，“空间秩序的重建必须反抗制造环境和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过程”^[28]，从而使城市日常生活变成每个公民都能进行自由创作的地方。在此，“需求得以形成，欲望得以实现”的空间哲学思想在现代被广泛接受，为波士顿等一批地方政府在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以及城市体育规划中体现出空间正义与实现城市权利提供了启发^[29]。

1.4   生活在城市：城市社会学的流变

新城市社会学使空间成为观察城市的重要维度，赋予城市批判以新的方向。然而，过于强调政治经济要素的特征实质上忽略了人作为行动者的积极影响，研究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操作概念。对此，凯文·林奇、简·雅各布斯与刘易斯·芒福德等学者主张将城市生活中的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相结合进行分析，强调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倡导与人本主义城市观相契合的城市规划思想。

1949年，《住房法案》等公共政策宣告城市更新与郊区化时代来临，其产生源于勒·柯布西耶的技术-理性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基于该理念的城市建设导致郊区房价与通勤成本上升，进而使内城衰落与城市隔离发生。对此，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驳斥道，作为有序复杂性问题存在的城市，任何个体的垄断都会伤害其本身，那些不了解日常生活的规划师的设计只能导致城市活力的丧失^[30]。因此，简·雅各布斯主张以多样性、流动性为特征，使城市以市民主体感知自我调节，进而使城市规划嵌入日常生活之中。同样，凯文·林奇通过路径、边界、区域、节点以及标志物在心理层面的构建描摹出个体对于“城市肖像”的差异化认知，并称之为“概括的城市外在物理世界的意向”，其结果表明“城市不仅是客观物质存在，更是具有强烈主体色彩的观念性、知识性存在” ^[31]。相较于上述二人，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则更具人文关怀。他认为，“城市是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的一种方式”，然而，“仅仅从城市的经济基础层面考察无法发现城市的本质”^[32]。因此，现代城市一旦陷入技术与理性的桎梏，刚性的机械秩序便会引发无序扩张，丧失城市的弹性、活力与文明，致使城市固化、僵化与异化。

从凯文·林奇、简·雅各布斯及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中可以发现，其理论回应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其思想探寻实际上整饬了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所兴起的高速公路建设与清除贫民窟、“造城”与“拆城”并行的城市更新计划，进而开启了城市绿地、步行小径、滨海公园等公共空间的建设热潮。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拒斥千城一面，提倡城市复杂性与注重日常生活的城市设计理念得到重视，可达性或者说适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义成为当今城市设计的主流思想，诸多城市开始将具有可达性的公园绿地、滨海公园等公共体育空间建设列入城市规划中，北美城市亦开始践行由“为车服务”到“以人为主”的转变。其间，居民参与、发展控制等新手段得到运用，温和、渐进式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纷纷体现在各大城市的规划纲要中，如：2015 年波士顿市政厅制定的Imagine Boston 2030计划中，多达15000名居民参与制定了公共空间章节，指出未来要使波士顿全体居民步行5 min便可到达绿化公园进行跑步、娱乐等活动。除此之外，凯文·林奇所著《城市意象》一书不仅塑造了市民对于城市与体育的感知，也规定了这些感知得以形成的确切范围。此后不久，地方政府便意识到城市意象在区域竞争、体育场所营建中所具备的价值。由此，城市体育建筑风格由以往物理空间构造向富有体育文化形态和功能模式的样态转变。具体而言，以人为本、强调体育建筑细枝末节、注重城市日常体育生活的体育建筑开始流行。体育建筑的区位设置是否符合城市空间的总体规划，健身场所与自然空间的融合度，场地空间的有效实用性，体育场地给人的声、光、触觉均成为衡量体育建筑营造合格与否的基本评价标准，而能否通过满足健身需求进而深化情感认同、彰显主体存在则成为评判建筑物是否富有场所精神的重要指标^[33]。由此，综合性体育场馆等标志物的舒适度，尤其是围绕体育场馆建筑所设计规划的道路、节点及片区的体育综合体成为当下城市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2.   城市社会学视野下体育与城市研究进展

就历时演变而言，城市社会学理论流派呈现“继承基础上超越”的特征。芝加哥学派独创“走进城市”的经验研究方法，却忽视城市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作用。因此，新城市社会学便以空间生产理论批判性地解构资本控制下城市社会的运行，然而，空间生产的理论视野未能对城市规划产生实质影响。基于此，学者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与城市权利，提出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其间，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从不同研究方法、对象及观念出发，分别形成以文化、空间与生活为核心的体育与城市研究范式。

2.1   文化中的体育研究：芝加哥学派的方法与视野贡献

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对于体育与城市研究存在方法与视野之双重影响。在方法层面，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通过参与式观察对非正式体育组织生存状况、内部结构与活动方式加以观察并辅以记录，从而使“人类学式”的研究方法得以运用，开拓、延展了体育与城市研究的方法可能及参与深度^[34]。受此影响，文化层面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大多希望通过自然情境下的观察与访谈获得真实可靠的研究资料，进而对个案中的社会现象做出描摹，提出暗含普遍意味的理论推演。在视野层面，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异质性文化的杂糅、碰撞与冲突使人完全生活在互相依存而非情感亲密的状态之中，因此，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心理隔离、文化差异、阶层冲突及种族歧视等议题多有关注^[21]，体育与城市研究内容与视角的选取既包含宏观层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与城市文化”功能结构式的描摹叙事，亦囊括深入考察相对消极、边缘，但反映城市变迁并因此饱含社会价值的学术议题，如“英国中产阶级黑人的体育参与” ^[35]、“城市游泳池所体现的社会隔离”^[36]及“移民在足球运动中所获得的归属感”^[37]等。

（1）在研究方法的选用中，对项目文化与城市交互的考察包含性别、媒介、身份认同与身体哲学等复杂面向，难以采用定量研究进行考释。故此，参与式观察及深度访谈成为相关研究的主流方法。在一项关于跑酷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室外观看、攀谈、参与跑酷训练等方式与跑酷活动者建立了融洽关系，访谈了二十余位经常在芝加哥地区参与跑酷的跑者。据此，研究发现，跑酷、轮滑及街舞等新兴运动项目在经济发展、社会区隔与城市移民浪潮下得以崛起。参与者往往倾向于以高难身体动作突破极限并以此为荣，从而实际达成打破身体限制、挑战城市空间刚性秩序及彰显自身社会存在等目的^[38]。这种突破自我的形象通过媒体所构建的“城市青年文化表现”，进一步衍生为城市中相对积极的亚文化。新型体育项目所塑造的青年“富有创造力、活力、速度与激情”等积极建构，成为其在城市中维持、扩散进而逆势增长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批评者则通过访谈加之对经验材料的深入分析指出，跑酷、街舞、滑板等被宣称“作为一种运动生活方式”的体育项目，其包容性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因其鲜明的男性气质、参与所需的肌肉力量与速度敏捷而带有明显排他性^[39]，因而限制了类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2）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以往较易被忽视人群的体育参与开始更加频繁地成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社会文化因素对体育参与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广场舞的基本特征及其机制颇为特殊。具体而言，尽管开展广泛，但广场舞始终处于对主流健身文化的“疏离”与“收编”之间，作为城市社会亚文化的一种，其发展与初老龄群体集体记忆的生命历程、独生子女政策等紧密关联。从该角度出发，广场舞这项兼具传统现代的健身艺术或将难逃式微消散的命运^[40]。这一结合芝加哥学派主流文化、亚文化的考察超脱了对于广场舞的功能结构式梳理，进而将其上升到共同记忆、国家政策等社会层面，描摹出广场舞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图景。与之类似，在西方文艺或电影艺术作品中，往往将黑人社区篮球场作为充满冲突、犯罪的场所。但在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后，研究者^[41]发现，篮球场作为一个交换信息、从事社交与互相帮助的场所，能够通过球场清洁、球权共享、共同训练、物品互借等手段，达到阐明、维护和传播基本公共价值观的作用，从而嵌入并构建了黑人社区的日常生活。因此，刻板印象的产生实质上带有白人精英主义所灌输的偏见。至少，以往将城市社区篮球运动分为“精英与街头”二分范式的描述研究并未揭示篮球运动如何通过练习、竞争、比赛及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构建起黑人社区的日常生活并间接作用于社区活动。

（3）在研究视角的选取中，以体育参与的情感态度、机会权利为切入点，学者开始运用跨文化研究比较来突出不同文化背景在城市体育参与中的推动机制与阻滞障碍。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鲜明体现在体育层面，父权统治下的家庭声望、性别偏见、衣着习惯与性别隔离等社会规训与赋权导致女性参与体育的困境，女性在城市中的体育参与时常“越界”而为，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该地区女性参与体育的热情，威胁着女性在城市中获取自由参与体育的权利^[42-44]。此外，在一项关于佐治亚州拉丁裔的研究中，由于拉丁裔移民的足球比赛偶尔可能带来噪声和垃圾，当地居民便极力阻止移民进入正规公共场所进行体育运动。然而，研究表明，在这些消极的排斥之外，足球运动同样是移民相互联系、感受其在美国其他地方所难以寻找的认同与归属感的重要方式^[45]。

上述研究代表了文化层面体育与城市研究的大致取向。此外，诸如地下拳击所蕴含的底层文化^[46]、陌生文化地理背景下的城市体育实践^[47]等议题同样为体育与城市研究提供了恰切思路。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大多力图以实证、民族志的方式对体育、身份政治与城市归属感的交互做出考释。然而，在方法与视野贡献外，其缺点同样明显。一方面，研究解释大多停留于种族、文化、性别与区域，忽略了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对于体育的积极建构与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沿着文化研究的道路，在城市与体育研究领域提出了文化认同、文化消费、文化场景与消费机器等诸多理论，但对于城市权利的疏漏使理论适用性停留于局部，即有助于城市本身而非城市中的人的发展。这两处缺憾分别被新城市社会学及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所弥补，使体育与城市研究开启了空间与生活的向度。

2.2   空间中的人与体育：新城市社会学的学术批判旨趣

受齐美尔《空间的社会学》影响，芝加哥学派的贡献之一便是以“同心圆假说”等直观解释框架将城市空间初步纳入学术讨论范畴。然而，其论述大多类似于新闻报道^[21]，缺乏在理论层面解释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交互。在此基础上，新城市社会学将资本统治下的空间列为研究重点，发展出“空间生产”及其相关的学术概念与理论^[48]。在这一时期，体育与城市研究对资本统治下的人及体育空间的异化有着清醒认知与深入思考，呈现出以批判趋向研究问题的趋势，进而生发了关于体育与城市权利的讨论^{[22, 49]}。

在体育、个体行为与公共生活互动最为密切的当下^[50]，以空间生产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范式深刻作用于体育与城市研究。研究者沿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发现，城市中所进行的各种赛事是新兴的城市运动或生活方式，其并非一个抽象、静止的逻辑结构或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各方利益争斗的异质性实践过程^[27]。其中，体育空间再生产的权利从属于某些特定团体，它们占有并持续地管理、利用空间^[48]，人与空间作为体育的主体与承载被逐渐异化，以体育赛事为代表的系列活动最终被贩卖给商业资本，用以赚取最大化利益。以马拉松赛为例，政府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特定偏好与价值立场植入城市马拉松赛这一空间媒介，使赛事成为兼具品牌传播、商业机会与政治口碑等多重收益的文化产业。从线路规划与改造便可看出，通过赛道编排将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成就充分展现，改善社区设施、提升城市品位、树立独特生活方式之目的在资本的空间运作中达成。由此，商业资本、权力、体育及空间生产相勾连，催生出以“空间再生产”为基底的商品化空间。消费场景及城市增长机器等理论概念与体育的日常关联愈发密切，助力城市在后工业化时代依托体育实现经济增长与规模扩大，进而延展出标志性体育建筑与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51]、社区体育场馆与重建城市权利^[52]及空间生产所构建的消费空间如何加剧社会不平等^[53]等体育与城市研究的具体视野，为空间层面体育与城市的批判向度拓展提供了可能。

此外，“空间生产”的后果衍生出关于公平正义与城市权利的探讨^[54]。在西方社会背景下，美国学者借华盛顿特区建造职业棒球大联盟国家公园的相关事件，对城市空间的权力与权利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55]发现，在金融资本主导、政府政策支持的城市更新下，超大型体育空间的高昂造价与后期巨额维护成本增加了普通民众的税收负担。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市民投入巨额成本却无法享受相关的应得权益。基于此，大卫·哈维所述空间正义、公平的哲学思想被合理纳入城市权利的议事范畴，公园绿地、健身步道的可达性、机会公平、多元供给等基本原则成为破除空间生产弊病的良方，空间权利的内容及属性在理论与实践的斗争中逐渐深化。在我国，空间生产结合城镇化快速进程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例如，资本涌入与政府谋划在体育小镇实践中开展了一场急促的尺度重组与文化再构热潮，但对于日常生活空间内部的关系要素考察的忽略致使内驱动力不足、资金投入搁浅等问题频频发生^[56]。实际上，将体育小镇的实践样态放诸城市视野之上，体育城市或城市体育建设亦存在运用商业资本对城市空间进行文化资本构建的谋划，进而蕴含将都市空间内的体育设施导向同质化竞争的风险^[57]。最后，无论中西，在沃斯所述开放、包容等城市精神之外，体育空间分异与隔离在空间生产作用之下成为现代城市空间的特征之一。就城市社会中广泛流行的健身、广场舞而言，不同区域的健身群体有着不同的成员结构与文化认同，杂糅身体维度的社会分层体系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得以展露^[58]。其间，阶层的差异一时隐于身体之后。然而，一旦身体的优势试图挑战既往空间资本已然决定的社会位阶，资本再生产的理性、刚性秩序便将展现并抹杀体育实践空间中的身体性与创造性—“只消一个象征财富的符号，阶层高下立判”^[7]，空间生产对个人精神异化的具体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难看出，体育与城市研究沿袭了城市政治经济学或称新城市社会学的基本学术态度，进而对城市空间中体育现象所体现出的人的社会分层与隔离异化进行了深入、充分与富有学理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公平正义的范畴涵义随着社会空间形态的演化不断拓展。总体而言，在“空间”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空间生产会导致人的权利被剥夺、社会区隔与精神异化等现象，使市民失去享受城市生活的权利^[59]。就此，体育与空间生产、空间正义等议题相勾连，成为新近体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议题。但相对于芝加哥学派，新城市社会学思想指导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往往以逻辑思辨对社会现实进行理论推演与实践研判，较少依赖于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民族志等方法收集资料，这种研究取向实质上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应用效能。自此，批判性有余、建构性不足的弊病限制了新城市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却也为关涉生活的体育与城市研究留出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2.3   生活中的城市权利：体育空间规划的人本主义尺度

20世纪中后期，对于城市权利的讨论跃然而起。其间，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利并非类似于抽象化的公民权与人权，而是一种具象化的“充分参与城市日常生活实践的权利”^[22]。然而，建构性不足的弊病未能使新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权利做出进一步深化。对此，简·雅各布斯、凯文·林奇与刘易斯·芒福德的相关论述为城市社会学开辟了城市权利、城市环境与日常生活互动的相关研究^[60]。关涉生活的体育与城市研究被引入个体视角下的体育运动与主观幸福感、客体视角下的公共空间可达性与体育空间评价、人-地互动视角下的体育与城市融合发展研究等。在方法选择层面，定性式的理论著作在日常体育情感态度、重构城市生活与地方认同层面发挥效能，而体育空间分布、选址等城市结构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思路导向下，以定量与可视化研究重新开展^[61-62]。在城市化日趋深入的当下，以“复归日常生活、重建城市权利”为主旨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得到广泛关注。

（1）“城市体育运动与身体健康、满意度及幸福感”的叙事议题围绕城市居民主体、休憩空间建设、场馆水平规模等公共服务供给变量展开。研究发现，一方面，体育设施能显著提高体育活动参与率，而政府为公众提供的体育设施公共支出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3]。另一方面，幸福感不仅与体育参与水平高度相关，还与社会文化、社区生活质量存在链式中介效应^[64]，从个人出发，是否能够长期坚持并满足自身参与体育的动机，对其生活情感态度有着正向影响。研究表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或下降与政府公共空间的供给是否合理有着显著正相关性，这实质上启发政府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体育空间对市民的“可获得性”，即人在城市之中的身体活动权利。上述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研究范式，问卷发放、收集及数据处理是其研究的主要手段，但细化、针对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等进行考察的个案研究尚属罕见。

（2）就历史发展而言，城市化早期阶段体育设施建设往往以效率为上，然而对公平性的忽视导致“争抢运动场地” “挤占公共资源”等社会冲突、矛盾与对抗行为频发，体育参与过程中供需矛盾、权益博弈所引发的利益冲突与行为对抗成为城市社会体育参与的顽疾。其间，考察“城市权利与公共空间活力及可达性”的实践命题在对“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批判中诞生，体育权益成为公民应有权利的制度化表达^[65]。基于此，营造可达、普及、便捷的都市体育公共空间成为当下体育城市发展复归日常生活、重建城市权利的重要路径^[66]。以引介西方经验，明确公共空间主要概念与分类方法，梳理城市建成环境与大众身体健康关联为主要目的的研究出现，并被用以倡导体育公共空间建设^[67]。这一时期，域外信息处理与数据可视化的研究方法得到普及，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综合对地观测及测绘等兼具实用性与科学性的方法技术得到使用，以空间分析整合城市公共体育设施优化、基于地理信息系统评估体育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等研究议题得到关注^[68-69]。回归本土视野，城市化快速进程使土地在各大城市成为稀缺资源，因此，利用非体育场地扩大体育场馆供给、在闲置工业空间内导入体育产业实现空间再利用等实践思路受到重视^[70-71]。近来，上海、成都、西安、南京及杭州等城市纷纷以体育公园、绿道体系开展都市公共空间建设，一方面是基于我国对于公平导向的城市建设思想，另一方面体现出我国城市建设受复归日常生活、重建城市权利的理念影响，开始更加注重市民日常生活感知与城市权利保障。

（3）纵览城市规划在“复归日常生活、重建城市权利”倡议之下所开启的实践转向，体育在生态城市、健康城市、休闲城市、公园城市、儿童与老年友好型城市等规划理念与实践导向中，承担着解构城市问题的重要作用。然而，有研究者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高尔夫项目申办框架与城市愿景之间的割裂，即关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赛事提案实质上是以扩大市场份额为最终目的的消费奇观^[72]。基于此，奥运会等超大规模赛事与城市变革方向不免产生四重矛盾，即城市集约规划倾向与奥运会超大规模之间的不相容、城市空间公共化与奥运空间排他性之间的不和谐、城市民生实际期许与奥运会政治经济宏大设想之间的不一致、城市生活的休闲化与奥运会工业文化逻辑的不同向。上述矛盾使奥运会等大型赛事遭遇 “无城来办”的困窘现状^[73]。类似的研究取向^[74]实质上表明城市规划对于体育的选择业已发生微妙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

质言之，在新城市社会学的启发下，资本对于人的身体及空间的异化逐渐为学界所熟知，体育与城市研究在回归日常生活、重建城市权利的规划倾向下，对于社会公平、分配正义与城市权利开始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与要求。然而，由于空间生产的桎梏，其现实效能陷于双重悖论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以车为主的生活方式、对私密空间的向往与公共空间的便利性相抵牾，造成了“可达性”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刻意以体育对城市开启的规模化场景营建显然会进一步强化“空间生产”，使资本在城市体育的“泡沫”之中进一步扩张。

3.   城市社会学视野下体育与城市研究的本土建构

城市社会学的一些经典理论与基本原理解释了城市塑造社会生活的方式，其学科伴随对异质性、城市滞胀、社会不公等问题的规范性学术回应而加速成长^[75]。基于此，西方体育学界先后开辟文化、空间与生活等不同研究道路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然而，历史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范式，相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土壤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哲学观及生活观等都会造成域外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分离与脱节。因而，在城市与体育研究中，如何借鉴域外经验与理论局限，使城市社会学相关理论更为有效地描述、分析及解释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现象，进而使其助力我国城市化本土实践，仍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

3.1   从对象与方法入手，延展体育与城市研究既有边界

伴随城市快速发展，体育所蕴含的经济要素作为理论概念与实在产业常被提及，经济之外的其他要素相对处于被暂时封闭、压抑与忽略的状态。由此，归属于体育与城市研究的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sport mega-event and city development）几乎被作为体育与城市（sport and the city）研究本身，即便有学者关注到体育与城市研究的文化、空间与生活趋向，其内容也大多围绕如何助力城市经济增长而展开。基于此，传统体育与城市研究在方法层面大多选取定量研究方法，试图推演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效能。其间，部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推进体育与城市研究的深化，成为城市筹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催化剂”。然而，由于偏数据的采集、重视相关而非因果关系以及无法证伪的局限，使体育与城市研究随着计算方式的演化与样本选取的失控而自相矛盾，难以得出超越局部经验而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可验证性的一般规律，限制了研究成果效能的进一步展现。

与之类似，西方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亦将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作为研究的主要议题， Sport in the City ^[76]便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但不同的是，体育与城市研究不仅在经济视野下围绕体育赛事而展开^[77]，还分别在文化、空间与生活层面探讨体育对于城市的复杂建构性影响。事实上，城市公共空间、公平正义、城市权利与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等议题和体育的交互屡被提及、颇受重视^[78-79]。在经济视野之外，文化、空间与生活层面的体育与城市研究迸发出巨大能量并产生广泛影响。在这一时期，城市社会学的学科范式转向不仅启示研究者“走进城市体育之中”，综合采取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人类学田野工作方式方法，还启发研究者在公共空间分布、体育与城市幸福感层面采用定量式的研究，进而对城市公平、城市权利等议题做出更为精准的机制探究与动机研判。体育与城市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提高。

科学研究应具有使命意识，应以专业眼光审视时代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达成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征程中，城市发展更加关注人的健康而非物质财富的积累，这为我国体育学界在文化、空间与生活层面自觉从事体育与城市研究提供了正当、合法与必要之前提。具体而言，资本权力、政治权力与文化生活的杂糅使体育问题的整体性、跨界性超越了既有文化、资本或生活视野条块分割的承载能力和作用范围，单一的经济视野与定量方法开始难以明确、解释与提供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体育与其他事物界面的交互影响、关系溯源与实践启示^[80]。据此，体育与城市研究尚需借鉴城市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对城市体育问题进行整体与广域的考察。

（1）中国独有的农转非或城市化进程为体育与城市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对象。随迁老人、毕业留城大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城市人口对于城市认同的构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传统、消费方式、闲暇娱乐等生活层面变迁重构的多元影响，而城市生活方式概念的生成重构、承载市民身体活动与社交联系的体育俱乐部以及体育开放空间规划的科学与合理性，均深刻影响着新市民对于城市的情感与态度。总体而言，新城市人口通过体育对于城市社会渐次生成市民认同（civic identity）的考察在未来理应受到重视。将视野转向城市社会中市民体育生活方式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个人受时代变迁与文化背景的双重影响，往往呈现出不同的体育爱好与选择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社会隔离冷漠却不失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对不同生命阶段、不同经济地位人群产生的推动或制约身体活动的机制亟待研究。当然，其具体归因则需在问卷调查等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拓展。

（2）城市化在空间层面改变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比例，郊区化迅速发展、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带来城市体育公共资源配置供需失衡等新问题。这种矛盾与失衡既体现在城市中不同阶层占有体育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差距，也体现在城市住房用地、经济效益与体育空间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凸显所产生的方向偏差。未来，伴随着我国对于分配公平的进一步关注，需要对于不同阶层体育空间不平等的现状、体育服务供给的效率与公平等研究议题进行广泛且深入的探索。在有着更大尺度生产格局和更为复杂权力关系的国家地理空间层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锚定国际动荡政治局势与经济状况而提出。具体到城市空间，体育若欲摆脱城市空间规划与再生产中资本力量的宰制，或可基于休闲体育与“游戏的城市”理念超越其“抽象统治”，这一思路的延展，尚需借鉴空间生产理论，对公平正义、城市权利等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辨与讨论。

（3）城市更新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路径，将批判逻辑诉诸现实，城市空间理念的转型使城市社会排斥奥林匹克赛事的规模无序扩张、宏大愿景设想与理性刚性秩序。在此期间，以运动空间、公共场所、公园绿道为核心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深入人心，集约规划理念、民生实际期许与休闲生活趋向成为纾解奥运会“无城来办”问题的举措。但具体而言，如何使“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与“效率至上”的技术手段相结合，形成基于“差异权利”（right to different）的体育公共空间，进而构建彼此尊重、友好共存的城市日常生活仍任重而道远。更新大型体育赛事的办赛理念，使之与城市精神相契合，亦将成为体育社会学在本土体育与城市研究中急需探寻的重点问题。

3.2   以本土实践为核心，指导体育与城市研究良性发展

就本土实践进展而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期间在杨浦滨江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全面部署。然而，随着改革渐趋深入，我国城市体育建设暴露出以效率为中心、以同质化为特征的实践问题。从域外经验可以发现，城市化既有共性也有分异，其各自的成果与相应后果不同^[81]。事实上，由文化到空间进而复归生活，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体育与城市研究转向分别对应西方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学者所进行的实践探索与整饬回应，其理论众多、流派纷繁。对于西方理论的迁移应用，因我国城市化进度不一，以至于本土城市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城市理论的“试验场”。基于此，对于探索与解决本土体育与城市问题而言，关键要从城市体育发展规律及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对本土城市体育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具体面向进行准确把握，并以此指导体育与城市研究实践。

（1）从全面建成体育强国的时代要求出发，确立体育与城市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演化逻辑。参照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我国城市化总体水平处于中期阶段。在这一时期，个体行动与企业组织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将“工具理性”作为行动准则，最终形成桎梏市民的困局，即韦伯所称理性的“铁笼”与马克思所述人类的异化。空间生产相关理论表明，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城市使“错误的利益通过制度与权力得到保护”。以体育提纲挈领重构公共空间的实践进路被资本的空间生产湮灭，致使“公共空间的终结”（end of public space）。基于此，文化生活的批判局限与空间批判的实践不足导致西方回归日常生活、重建城市权利的实践难以贯彻，郊区无序扩张、以车为主的生活方式、对私人空间的极度向往等现象仍大行其道。由此观之，本土体育与城市的逻辑进路与价值取向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照搬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空间—生活的演进模式，而应按照全面推进、共时强化与综合实现的原则强调体育空间内文化意蕴的营造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在推进体育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业余体育俱乐部、社区体育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的建制完善过程中，场景理论、治理理论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应与本土城市体育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人与城市达成和谐、有序、融洽的嵌入式结构关系，进而完成体育与城市关系的重塑。

（2）以空间生产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为镜鉴，纠偏城市体育建设与治理过程中的错误倾向。新城市社会学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学术脉络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沿着空间批判、人的发展与城市权利等若干角度可以发现，我国当今城市体育规划尚存在以权力、资本为中心等偏离“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倾向。具体而言，城市尤其是核心城区，由于汇集了金融、医疗、教育等多重资源而成为利益纠葛密集之处，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对自然空间“围剿”式的占有、管理与开发导致空间自然属性无可挽回地消逝，城市体育规划成为“规划魔法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推搡与征服”^[30]。因此，绿色公园修建、休闲步道完善等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尚难以普及。此外，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原则。然而，在城市体育的各项规划与具体治理中，以部分人为中心的建设思想既体现为城市体育的运动式规划，也体现为资本对城市规划者的利益捆绑，致使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分配失衡。在此背景下，需要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体育建设理念。尽管地方政府、资本对体育的政策动员或商业改造促进了城市体育的整体进步，但在宏观层面仍需对公共权力与资本扩张进行制度性约束与管控，防止资本、权力无序扩张对城市体育空间的异化。

（3）洞察城市体育的宏观趋势与微观特征，构建具有多样性、差异化的城市体育发展进路。一方面，体育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向标志着体育与城市的整体发展拥有较强互惠性与依存度，而在城市中深入、全面推进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的战略仍离不开国家的宏观布局与战略调控。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开展，当前不同区域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城乡发展模式面临的体育问题亦不尽相同，城市体育的特色化、个性化表达的转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此，同质化与“大干快上”的城市体育规划方略往往易造成“上热下冷”的结构性问题，并使城市与体育走向“融而不合”的发展道路。例如，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召开使北京成为首个“双奥之城”，而上海亦凭借F1方程式锦标赛、田径钻石联赛等高端赛事拥有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与条件，倘若中小型城市欲申办上述赛事，无疑会造成恶性竞争与资源浪费。实际上，由于任何城市自身区位、文化与资源的独特与局限性，实现城市内部资源配置与满足现代体育赛事所需难度较大。若从选取、改造契合自身区位条件的田园城市理论、城市区域核理论入手，以人为主体构建环境友好型、生态健康型体育城市，或从本土城市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出发，从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入手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体育城市类型定位，或可形成各美其美的城市体育差序化发展格局。

4.   结束语

体育与城市研究常受时代变迁与文化观念作用，呈现出不同实践样态。就西方语境而言，以空间批判为核心的体育与城市研究成为学界主流，开启了基于公共空间与集约发展的城市体育规划理念，深化并影响了政府关于城市体育的认知与实践。然而，其现实效能终究受资本钳制，种种理论往往沦为难以兑现的承诺：一方面，以车为主、对私密空间的向往等社会商品文化理念仍限制着普通市民的体育参与；另一方面，基于空间批判诞生的复归日常生活与重建城市权利存在着明显悖论，即以体育对城市开启的场景营建显然会进一步强化“空间生产”，实现体育对于城市空间的资本增殖。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体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身处不同社会历史情境之中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时期，尽管不同理论均可在中国找到试验场，但将城市生活作为社会试验不符合“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因此，吸收借鉴并批判反思域外经验，立足于我国国情，开展符合我国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且适合我国实际的体育与城市研究，其关键在于厘清体育在城市发展中可能遭遇的社会矛盾、风险、挑战与机遇。在全球城市化进程放缓而发展理念日趋成熟、人性化的当下，从文化、空间与生活层面考量体育与城市的关系，不仅是从理论层面对城市发展的内在诘问，也是在现实层面对满足城市人民日益增长体育需求的具体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