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独特产物的“侠”^[1]237，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历史史实演变为文学社会想象^[2]、由“游侠”转变为“武侠”^[3]，最终积淀为一种“文化精神”^[4]。由于春秋晚期“士”之文武分途，“好用力”“重意气”^[5]的“游侠”成为社会中的重要势力。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对“游侠”的打击，任侠者呈现出“由武向文”的转向^[6]，但其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逐渐成为汉末魏晋时期一些注重知识交流与传承的士大夫的气质与标签^[7]，并作为文人咏侠诗中抒发建功立业理想的原型。唐代以来，士人在追求精神气质的基础上，以“游侠”为原型创作的“剑侠”再现了“侠”之“武”色彩^[8]，在报恩仇、抱不平的基础上开始注重道德教化^[9]。宋元明时代，“侠”逐渐世俗化，更有一些民间秘密结社将其固化为道德信仰。作为一种社会心态，“侠”还与心学、儒家、释家交相辉映，成为士人精神活动的重要体现^[10]，并在灾害叙事中成为警世正俗的教化内容^[11]。在明代注重其“义”而非“技”的基础上^[12]，受清代儒家伦理忠义观的影响，演变出“官侠”“忠侠”形象。随着清末国事衰微、民族危亡，知识精英将处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边陲地位的“侠”提升至新高度，并提炼出新的理想人格^[13]。“侠”原有的私人之间的恩义心理、同门互助的同道心理^[14]被“雪大耻，复大雠，起毁家，兴亡国”^[15]683的救国救亡心态所取代，并作为救亡图存的主体，承担起变革社会风气之使命^[16]。由谭嗣同开始，“侠气”突破了传统的“名节”，与现代的革命精神合流^[1]391，“侠”被作为树立革命偶像、组织革命活动的具体实践^[17]。同时，“身怀武术且仗义敢死的侠”也被视作重生四万万病夫的最佳传统文化资源^[13]。知识精英希冀通过“侠”所传达出的尚武精神实现“召国魂”“强国强种”^[18]的救亡诉求。

当前关于近代“武侠”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考察文学文本^[19]、电影文本^[20]塑造出的“英雄”^[21]形象，意识到“武侠”所展现的尚武精神对民族国家建构^[22]以及促进民族尊严觉醒与责任担当具有重要意义^[23]。但同时忽视了其如何“由边缘进入中心”^[24]并参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与国民改造的历程。为此，本文通过查阅相关书籍与报刊，从近代“新民”思潮下梁启超等以“武侠”改造身体、振奋精神的言论与实践出发，剖析传统“侠”形象的转变及其动员国民的新实践。通过探讨“武侠”形象的再造与“新民”动员，深入“国民改造”议题，这既是对精英与民众互动的关注，也是对历史研究微观化趋势的一次回应，“武侠”再造的启示也为当今如何塑造社会价值观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1.   知识精英对传统“侠”的新诉求

不同于晚清以前对“侠”之“忠义”“重然诺”“急人之难”等道德层面的推崇，受到内外交困的时局影响，近代知识精英将“侠”作为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赋予其救亡图存、强勇抗争、匹夫成侠的新期许。由此，传统“侠”也呈现出新面貌。

1.1   行动目标的重构：由“赴士之厄困”转向“赴国之厄困”

从历史上看，“侠”自出现以来一直伴随着肯定与否定两种声音。司马迁对“侠”的认可在于其“赴士之厄困”的道德品质，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可以“不轨于正义”，即不遵从法度秩序。但从维护国家权威、政权稳定的角度出发，其“不轨于正义”且“为知己者死”的行动目标必然与国家治理理念相冲突。韩非子“侠以武犯禁”的出发点就源于其行为动摇君臣关系、干扰国家治理与民风建设。因此，统治者对游侠生存空间进行打压，史书中也以“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德之贼”凸显其“犯禁”的面向。换言之，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个人恩仇属于“无意识之义侠，徒助篡逆”^[25]70，其行动无助于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

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出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则对其进行了新的解释。其一，重新定义了游侠的“犯禁”行为。梁启超^[25]169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下观”为尺度为其辩护：“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侠”是怀揣天下而抗争，而非为私人而乱禁。其二，将为国家而“公武”作为新目标。个体借交报仇的“私斗”成为批判对象，为国家、社会而“公武”被视作“英雄”。蒋智由明确指出“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25]18。杨度则将“轻死尚侠之武士道”视作国家社会的福利^[25]7。由此，“急国家之难”“赴公义”成为近代知识精英对“侠”的新期待。汤增璧将“种族”“祖国”作为任侠者的行动目标：“上古多忠于一家······中则风义相高······今兹则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26]马叙伦^[27]认识到“国有侠则强，无侠则弱”。麦孟华^[28]也有“亡其家以存其国······振弱锄强，取其不平者而平之”的期望。可见，时人将“侠”定位于为民族国家“抱不平”，个体的“私家”让位于“国家”。同时，“侠”也被视作可“立国之灵魂”^[27]，承载了为国家拯济扶困的新期待。

总之，在民族国家语境下，梁启超等人对“侠以武犯禁”的重新解读使“侠”由个人恩义转向国家大义，“国家”成为新目标，“公武”成为新导向，“武侠”成为“侠”文化的新表征。

1.2   精神内核的蜕变：由“任事自雄”转向“刚强奋发”

徐灏在注解“侠”的词义时强调“任侠者，挟负气力以任事自雄也”^[29]，将其描述为挟带气力做自认为自豪的事情，体现出“侠”的追求在于“显气节”。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将这种“气节”描述为“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的品性，以及“不爱其躯，借交报仇”“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行事风格。“侠”的气节也呈现出两面性，既有言信行果与振人不赡的正面性，也有以躯报仇与救援藏匿的负面性。这种“任侠”心理成为传统社会精英群体的标志与个体性表达。近代知识精英则从救国救亡与启蒙民众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解决祛怯弱、伸民气的问题，并对“侠”进行了新阐释，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倡导国家与民众具备“斗争”精神。面对世界竞争之大势，“人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30]成为普世心理。“侠”的生存哲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方面，革命志士以“侠”之“冲决网罗”的意志服务于革命实践；另一方面，“侠”也成为提振民气、感召国魂的载体。康有为以“士无侠气，则民心弱”^[31]指出侠气与民心的关系；梁启超^[32]549-555则以“进取冒险”作为“新民”的急物之一。正如汉学家浦嘉珉^[33]所认为的：“侠是大多数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想······将侠的意志力转化为行动以影响自己的命运。”可见，知识精英更看重“侠”在国家危亡之际展现出的“刚强奋发”^[34]的特质，并将其付诸实践。

其次，发扬不畏强权（国）的勇敢之气。面对强权侵略，如何“不畏强”？时人意识到需要发挥铁血精神，由此，中国传统的血气观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将“血气”与“进步”意识相连，批判“无血气则寡廉鲜耻，等于行尸走肉矣”^[35]，并将“血气”升华至“血性”，形成“志士不可无血性”^[36]的新认识。

最后，倡导“不畏死”的牺牲精神。梁启超、章太炎等将墨学与传统游侠精神相结合，赞美墨子“救世之患，急人之难”的“大实行家”品格，称赞其弟子“皆可赴汤蹈火······重然诺，重义务，轻死生”的操行^[25]75。易白沙^[37]进一步阐释墨学“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蒋智由将墨家“欲以任侠敢死，变厉国风”的宗旨视作“救天下之一道也”^[25]17。向恺然欣赏古侠“赴人之急，死生存亡以之”的德行，赞扬其“己饥己溺之志”的志向可与圣贤比肩^[38]。可见，时人对“侠”的推崇正是看重其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体现在既能“轻生死”也能“忍痛苦”^[39]。“轻生死”中以“流血”为最，以“流血为荣，流泪为耻”^[40]引导大众“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15]689；“忍痛苦”则是“枯槁不舍”的坚韧品德，黄侃将其释义为“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41]。

总之，在传统“侠”之“显气节”的基础上，近代知识精英重新发掘了斗争、不畏强、牺牲的品质，“侠”之精神内核由“任事自雄”转向“刚强奋发”，并成为救国救民的新共识。这种将传统个体性的“侠”与“武”相结合的公共化改造可谓修齐治平的现代化解释，也是对个体修身学公共化服务逻辑的延续。

1.3   尚侠对象的扩展：由“一二侠者”转向“匹夫有责”

在近代民族国家视野下，“国民”成为国家发展的主体。梁启超^[32]528认为，若国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则“国家”无法建立。若要抗衡西方、自立于万国之林，“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32]532。由此，尚侠对象由原先个体性、依附性的“游侠”开始向群体性的“国民”转化。

梁启超指出，“一二侠者”（如“主侠”“相侠”“士大夫侠”^[42]）的个人英雄主义实则是刺客之行的体现，这样的侠行多少还是带有“精英人物”^[43]的事功性，不足以成为救国救亡的主要力量，而应发动“任侠之匹夫”（四万万人）^[42]来实现其目标。“侠”的身份涵盖了匹夫、布衣、儒者、官吏、大臣、军人、法官、议员、学者、医家、僧侣等各职业者，时人将其归纳为“政治家之侠、法律家之侠、宗教家之侠、教育家之侠、农学家之侠、工学家之侠、商学家之侠、兵学家之侠、刺客家之侠”，进一步指出“吾国之赖以强大者侠乎，吾民之藉以捍卫者侠乎”^[27]。同时，“侠”更有着利群的向度，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个体的差异都可以依靠“侠”进行弥合，“藉侠以同之，合亿万人而为一大群”^[27]。从“一二侠者”向“四万万人”转变体现出近代知识精英为救民族国家于危难而发出的呐喊，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其愿景需要通过对“侠”的改造来实现。由此，“侠”诞生了新的向度，由个体精英主义转向全体国民。换言之，每个国民都拥有“侠”的精神意志，人人以合群为己任，民族国家的救亡与复兴就有希望。“侠”在传统社会屈从于个体的依附性身份也完成了现代化改造，承担起“匹夫有责”的社会期待。

总体而言，传统“侠”的现代转型是以普通民众为对象、以刚强奋发为内核、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新实践。这也回应了梁启超的“新民”诉求：以民族主义为逻辑起点，采合中西之道德，改变国民“怯弱柔顺”“老大病夫”的形象。

2.   “武侠”的新书写：建构“救国”“尚武”“雄健”的新取向

王汎森认为，晚清至五四运动二十年来知识精英对于“自我”的认识呈现出“向上主义”的特征，即“有意识的”“人为的”“向上的”，体现出人的自我完善^[44]。“向上主义”是知识精英改造理想“新民”的核心诉求。由此，从救亡目标、精神内核、尚侠对象等方面对传统“侠”进行重构，并将三种指向融入“武侠”再造，以“救国”观念挽救民族国家，以“尚武”精神打破“不武”心理，以“雄健”体态描绘“健夫”形貌，展现正面“武侠”形象。

2.1   “救国”观念的重塑：塑造“为国为民”的形象

在民族国家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背景下，“侠”的“犯禁”形象已不再是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而逐渐被塑造成“为国为民”的建设者形象，这一理想形象成为“武侠”再造的关键内容。为此，知识精英进行了以下两方面实践：

首先，知识精英选取古代侠士的救国事迹作为再造“武侠”的原型。梁启超以《中国之武士道》作为宣扬尚武精神的载体，将“赴国之厄困”作为是否为“侠”的标准。一方面，报复私怨、杀仇而快心的专诸被视作“私人野心之奴隶，无与全国大计”，季布功成名就后于国家、民族毫无建树而“以暮气损民族对外之雄心”，他们都因私心或暮气等不利于唤醒国魂而未列于“侠”；另一方面，赞扬以国家名誉为重的古侠，“不事二主”的王歜、“一怒以安国家定社稷”的曹沫、“急国家之难”的墨子、“力争国权，不肯让步”的孔子都被视作“天下之大勇”。此外，刘师培、柳亚子等知识精英极力宣传岳飞、李广、卫青、张骞、黄宗羲、郑成功等民族英雄抗争侵略的事迹。可见，“率先陷敌阵，一死扬国威”才是“大勇”，为国家御侮与奔走的人被称为“大侠”。

其次，知识精英着重描绘近代武术人救国救民的侠义气概与实践。1910年代，姜侠魂作为倡导“武侠”精神的先锋人物，通过辑刊《三十六女侠客》^[45]2，以“女子、妇人侠客”为对象，开篇就描写女侠锄卖国贼之事以警醒世人勿当“亡国奴”，试图通过对女侠客群体“记其事，状其貌，描摹其精神”从而激发时人“争荣吐气”的气概。1920年代，王五、霍元甲等武术人逐渐成为“为国为民”形象的代表。时人十分认可大刀王五“尝有天下国家之志，招游侠之士操纵之”的游侠风范，他不仅积极谋划解救谭嗣同，更号召“我辈武人，所重者侠义勇耳，君危不扶，国困不救，何以为人哉”^[46]。霍元甲更是体现了新旧、中西交融之际社会对于“侠”的期待。向恺然所作《近代侠义英雄传》^[38]描述了霍元甲团结同胞不内斗、三打外国大力士、提倡尚武强国、创办精武会等事迹，展现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也使得霍元甲的形象由拳师转变为民族英雄。再如，查瑞龙面对无人与外国力士应战的局面请示举重较技，两次较技都胜过对方，但对手均以其“姿势不符”不予认可。查瑞龙直言：“余之来意非为奖金，仅思一洗东亚病夫之耻而已，果得奖金亦作慈善捐款，请勿为区区墨怀。” ^[47]近代不断涌现的“较技争光”的武术人事迹呼应了扬国威、抗侵略的时代旋律，通过宣传得到民众共识，武术人成为“为国为民”的典范人物并成为民众的集体记忆。杨瑞松^[13]在评价“侠”的时代意义时强调：“侠化身成为民族的守护神······以‘传留数千年的拳术’······洗刷了覆盖在全民身体上的耻辱。”可见，以“爱国主义”书写的集体记忆扭转了传统“乐为臣仆”、服务于一乡一族的私义性，并以普通人甚至是游走于江湖的底层武术人为范本，通过描绘其抵抗侵略、洗刷“病夫”形象等行动，折射出知识精英“匹夫成侠”的愿景。

近代知识精英借助“武侠”将“为国为民”的形象不断延伸，重新解析古代武士的爱国侠义行为，宣扬“长国人志气”的爱国大侠。通过描绘古今抵御外族侵略、维护民族气节之事迹，构建起“为国为民”的民族主义叙事，“国家大义”逐渐深入人心并形成群体观念，影响后世创作者的书写，如此后金庸所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将“武侠”提升至新高度并延续至今。

2.2   “尚武”精神的弘扬：塑造“刚强奋发”的形象

对于民众而言，摆脱“病夫”“文弱”的负面形象需要内在精神的脱胎换骨，进而具备进取、勇敢、刚健的尚武精神。在“武侠”的塑造中这一要素尤为重要。

其一，通过展现习武历程之艰辛凸显进取意志。1916年的《青年杂志》刊载了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描写霍元甲少时因为体弱而被精通武艺的父亲拒绝授武，结果偷学父亲武艺、潜心练习，从而获得高强武艺。实际上，许多武术人也是因“体弱”才开始走上练武强身的道路，旨在“转强”，而刻苦的习武经历成为展现刚强奋发精神的重要环节。《武侠丛谈》记载了习武人王子仁的练武事迹：“厅事为武举人教子弟习武之所，系绳梁间，悬布囊，中实以斗许砂粒，重数十斤，名曰砂囊，拳击之以练臂力。而囊悬当路，颇障行。子仁出入，必以手推之，始颇觉重不任。久之，惯无所难矣。”^[48]武术的习练过程本身就是对意志品质的磨炼，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艰辛历程收获个人能力的蜕变，展现其刚强奋发的精神。正如汪涌豪所言，“侠”的人格特质之一就是以其“意志行动”来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克服一切障碍^[49]。武术人由“体弱”到“刚健”的转变过程实则迎合了中华民族由弱变强之崛起的议题，这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初衷、国富民强的目标不谋而合。

其二，通过实践塑造勇者无畏、刚健有为的气质。在习武个体修习过程中，除了需要以坚韧、进取的品质换取功夫的由弱到强，还需要具备勇敢果决的斗争智慧。但是私门争斗只是为“小家”生存，属于私德范畴，因其群体局限性未能升华为“大家”（国家）的公德意识。随着近代时局动荡，武术人开始思考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姜侠魂在其主办的《国术统一月刊》中专门开辟“武侠传略”“先哲尚武”“故事烈迹”等版块，作为宣扬侠勇的阵地，以“借武功表现侠的精神”^[50]。其所撰《中国武士道故事集》开篇记载孔子如何从容不迫、力争正义进而让齐景公归还鲁国故地，以及诛杀邪说祸人的少正卯，阐扬其“智仁勇”的尚武精神，认为其“足树武德之模范”^[50]。

其三，在文学、影视创作中突出“尚力”面向。1930年代，电影从业者希冀通过武侠电影来提振民风，不断制作武侠电影以展现国民尚武硬性的风气。如导演吴文超挑选演员演绎霍元甲的主要标准就是演员必须具备“硬性”特质，在拍摄内容上突出“生动侠义精神的镜头”，目的在于“发扬尚武精神”^[51]。为了突出霍元甲的英雄性，刻意压缩了男女主角的感情戏份，即使如此电影剧情中穿插的恋爱场面还是引起了公愤：“《霍元甲》中的不知所云的恋爱穿插，把全篇英雄豪魄的骨干，化为乌有了。”^[52]可见，时人期待展示“武侠”矫捷勇武的英雄形象而非个体情感，反映了对刚健、进取、尚武精神的渴望。

总之，通过展现习武历程的艰辛，塑造勇者无畏、刚健有为的气质，并借助艺术创作树立“刚强奋发”的“武侠”形象，进而描绘出不卑不亢、艰苦奋斗、勇者无畏、临危不惧的尚武气概，这成为民众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是时代所需要的中国精神。

2.3   “雄健”体态的展示：塑造“体健技强”的形象

为激发四万万人的尚武精神，除了以“救国”“尚武”进行精神面向的塑造，还要通过“身体”进行尚武精神的直观表达。为此，知识精英通过展现武术人体态雄健、武艺高强的身体特征，为大众树立起“健夫”的榜样形象，武术人的“身体”走向“台前”，成为唤醒民众的最佳典范。

其一，通过阳刚健硕的身体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在身体形象的塑造中讲求直接有效，给大众以视觉冲击感。这一点在对“大力士”的形象刻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武侠明星查瑞龙的“大力士”形象在1928—1929年的《明镜》《新闻报》《晶报》等报刊中数度出现，1930年《万有周刊》举办的“肌肉美”比赛中更是将其称为“肌肉美模范”^[53]。武术人王子平因“尝击败康泰尔大力士于北京者”^[54]而被大众熟知，被冠以“大力士”称号，并通过画报极力展示其魁梧身姿。实际上，“雄健”体征被视作“康健”体魄的标志是在近代逐渐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身体审美观受到西方理念的强烈冲击，开始由“文质彬彬”转向“气力之美”^[55]，强壮勇武的肌肉感成为主旋律。在精武体育会的报刊中常见姚蟾伯、卢祎昌等身着豹纹样式展现健硕形态，凸显其野性力量感。此外，《国技大观》^[56]1在开篇以大量照片展示出青年武术人王子平的“肌肉美”及吴鉴泉、何玉山等老辈武术人的矫健身姿。编者希望通过武术人的肌肉体征、定格招式展现出中国人的体质健硕且内功深厚，借此引导读者。此外，还可从影评中追溯时人对力量感的追求。对电影《霍元甲》（1944年），时人表达了对舒适饰演的霍元甲“瘦弱”形象的不满，“演的很好，演技洗练，可惜外形稍嫌软弱”^[57]；甚至有更为激烈的评价：“如果是一张真的提倡体育的影片······看到银幕上这位瘦瘦的霍元甲，则仅是使人神往而已。”^[58]可见，“武侠”硬朗有力的雄健形象已经开始深入人心。

其二，除了凸显充满力量感的身体特征，身体的灵活性与技术性是否达标也是评判标准。由传统武术中“轻”之意向出发，近代小说中对侠客身体能力的想象性开发生产出内功、轻功以及“飞檐走壁”等武功系统^[59]65。近代出现的电影技术又将“武侠”文本中“轻”之意象视觉化，在内容上也偏重展示演员的灵活度与技术熟练度，呈现出“身轻如燕”“飞腾之术”的灵巧特质。如时人评价《大侠甘凤池》中饰演甘凤池的演员王正卿，其技术“打得落花流水，极其纯熟而自然”，但是在技术上却不如范朋克“足捷若猴身轻似燕”^[60]。可见，西方明星范朋克所呈现的“精剑术、身手敏捷、矫健活跃”^[61]的表演更符合大众期待。从武术话语来看，时人对王正卿、范朋克二人的表演评价实则是对传统武术十二型中“起如猿”“落如鹊”的演练水平的关注。“轻”是“武侠”身体技术的重要表征，折射出武术动作是“对人全身本能性动作优化的全面训练、对身体协同一体的联动制度设计”^[62]。总之，将力量感与轻灵感结合而构筑出“体健技强”的身体观，使得“武侠”的形象更加立体，从而为大众切实展现了“雄健”身体的范本，也将技击的乌托邦跃然于人前。

综上，在“救国”观念、“尚武”精神、“雄健”体征的新取向下，知识精英发掘与刻画出“卓然杰出、德义肝胆足为一世之表率”^[45]5的精神气质，建构起“为国为民”“刚强奋发”“体健技强”的新形象。“武侠”铸就的新的身心观也愈合了春秋以来士人的文武“人格分裂症”^[59]68，更是对“病夫”形象的强有力回应。

3.   再造“武侠”的价值导向：动员国民的身体与灵魂

近代知识精英对国家的改造经历了由政府向民众的转变，将“国民”视为国家兴衰存亡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63]。他们希望将国民的“孱弱不武、怯善畏首”改造为“挺身急公为举世之所不为，戚属之讥有所不计，乡党之谤有所不顾”^[45]5。换言之，知识精英对国民的期待主要表现为身心皆具尚武气概。为此，知识精英从谋改社会风俗与动员国民身心为出发点，将勇武刚健的“武侠”形象作为引导民众爱国意识、强化尚武精神、塑造健夫身体的“药方”。

3.1   以“为国为民”的形象引导国民的爱国意识

在知识精英的不懈努力下，“武侠”与“国家”形成联结。他们不断借助报刊宣扬武术人的爱国侠义之事，使得武术人“为国为民”的具有民族气节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国人评价大刀王五，盛赞其拳拳爱国之心：“拳术家中之慷慨结客，享有盛名，而又有爱国之心者，以吾所知，盖无有逾于大刀王五。”^[64]其人风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1940年代仍常有报刊刊载其事迹“以供茶余酒后谈助”，“不过这位剑侠与之前的游侠，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很强烈的国家观念，有一个时期，他很想帮助勇敢有为的政治家，来革除积弊，复兴祖国，虽则他的志愿没有能够实现，可是他这一番的热忱很值得我们钦佩的”^[65]。此外，霍元甲其人其事成为代表民族精神的符号，并随着影视传播走进无数国人内心。电影《霍元甲》（1944年）将其定位为“强国强种的健全先驱”，称赞其“洗刷国家衰弱的风气，涤尽民族颓唐的风气，为国扬眉，为民吐气”，因而在剧情中贯穿其“高尚技艺”与“爱国爱民思想”^[66]。霍元甲的民族英雄形象经久不衰，1970年代李小龙对“陈真”的再创作也延续了霍元甲雪耻“病夫”的叙事主题。同时，“为国为民”的民族主义叙事也成为后世引导国民爱国意识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武术人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将武术作为手中的“剑”拯济国家、型塑“新民”。涌现出一大批以武术救国为己任的人物，他们所展现出的“为国为民”的价值追求值得敬佩，如刘殿琛的“习武术、强中国”、万籁声的“养成其侠伟义勇肝胆，质朴淳厚道德，自卫卫国本领”。近代武术人将口号、观念具体化为看得见、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并加入“救国”宗旨。例如，当时的“少林戒约”要求习技者怀抱“恢复河山之志”，勤修时“必须以恢复中国为意志”，演习时作“蹈中宫”以展示“不忘祖国之意”^[67]。近代武术人以“为国为民”为价值导向，通过倡导习武强身、习武救国，将武术上升为“国术”，提升了武术的政治地位，拓展了武术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依靠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等组织阵地培养武术人才，改善民众的身体与心理，且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可以说他们自身就是“为国为民”侠义精神的最显著体现。为此，有学者^[68]意识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武德境界和思想情操使中华武术的内在价值和功能与民族勃兴、人类伟业紧密相连。知识精英将“以武救国”作为鼓舞人心的起点，将爱国与习武相关联，并以武术人的民族气节感染国民奋起抗争，吹响武术救国的号角。

3.2   以“刚强奋发”的形象强化国民的尚武精神

近代知识精英敏锐地认识到，“武侠”是医治国家与民众的一味良药，对于如何将其广而告之并发挥出功效，他们开始既内求诸己，也假于外物。一方面，由于“世俗习于萎靡不振，唯尚侠以挽救之”^[69]，大量描绘“武侠”的作品问世，旨在“阐幽发微，表忠扬烈”^[70]，通过笔记、小说等文学形式“记英勇侠义之事”，展现“刚强奋发”的尚武气概，希望“读之增人志气”^[69]，起到“警惰之良药”^[71]的效用。另一方面，他们将目光转向传统“说部”，并进行新的解读，希望提振尚武之风。定一在对《水浒传》的再评价中将其作为“遗武侠之模范”。林纾翻译《水浒传》的动机在于“吾国《水浒》之流传，至今不能漫灭，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仍有益于今日社会”^[72]217；为“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种人之衰惫，而自厉于勇敢而已”^[72]205，他还重新采补、辑录武术人的事迹以激发尚武精神，并通过《技击余闻》描绘了40多位身怀武艺之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侠”精神潜移默化地对民众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有助于培养见义勇为、扶危救困的正义感。教育家舒新城曾提到《水浒传》《包公案》《七侠五义》《儒林外史》等小说培养了他“扶弱不依强、傲上不傲下的习惯”^[73]。报刊还刊载了一名叫吴玉梅的女子多次行侠仗义的事迹：她自述从初小毕业后就喜爱看武侠，正因为佩服义侠之人并且“想替国家做一点除暴安良的工作”，所以看到发生抢劫财务之事便要拔刀相助（自述“十三岁起已有九次拔刀相助的事迹，其中四次有枪也不害怕”）。她的事迹也吸引了姜侠魂，并有意为其介绍学习武艺本领^[74]。晚清志士的侠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谢晋元带领八百壮士进行四行仓库保卫战，时人即称赞其继承谭嗣同遗风，“谭浏阳的强项遗风，在数十年之后，还有大批的继承者在”^[75]。这是跨越时间的呼应，对烈士义举的宣传正是对“不畏死”牺牲精神的赞颂。不论出身，无分男女，“武侠”精神影响了一代代国人。

总之，“刚强奋发”的“武侠”形象不仅通过文学作品给人以警醒，更在社会层面动员了民众，以其尚力精神成为挽救颓风、改造国民羸弱心理的强心剂。

3.3   以“体健技强”的形象型塑国民的健夫体征

“武侠”形象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还因其呈现“体健技强”的价值导向，激发了民众对“健夫”的渴望。

其一，近代知识精英积极引导民众通过习练武术而强身。首先，将练拳视作“成侠”的必由之路。他们看到了国术能为国家、民众带来希望，呼吁民众打好基础将侠魂与武技融合。万籁声^[76]倡导：“‘有国术之技能，始能有大侠魂之实力！有国术之精神，始能有大侠魂之发扬。’······‘大无畏精神’者，即寓于‘伟大国术技能’之中······提扬其‘大侠魂’之精神，莫如精研国术。”还有人将“成侠”与“拳善”“剑精”相关联：“拳之善者成侠，剑之精者欲仙，小而言之可以强身，大而言之可以卫国。”^[77]更有人呼吁道：“非武术不能养成侠义气概······非武术不能使我民族健全。”^[78]其次，武术人成为习武强身的模范、大侠魂的代言人。姜侠魂在《国技大观》中提到霍元甲、向恺然等创办学会、研习技击的目的是：“以冀其天然民众国粹体育日普及于人群，以图谋生存在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场。”^[56]17卢祎昌在1936年回忆：“现在全国及海外五十八家的精武会男女数十万健儿就是这位铜筋铁骨、义胆侠肠的霍先生造就的。”^[79]同时，在报刊正文前页常见武术家、妇女、儿童、体育教师等各类群体的习武身影，这样的视觉编码意在引导民众以武术强健体魄、养成尚武精神与侠义气概。最后，“习武强身”话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武术家徐震自述幼时受到“武侠”的鼓舞，进而为求强壮身体而习武：“任侠之事，壮伟之行，力人猛士之所为，予为童子时，即乐闻之，以体弱力寡，益欲习技击自壮。”^[80]

其二，因受众面广泛，武侠电影成为振奋尚武精神的最佳传播工具，“体健技强”的导向也影响了武侠演员身形塑造的规范。首先，演员选用标准之一即需要具有“健夫”的身型体态。演员的选角注重体征与技能的双重要求：“一则应有武术的本领，一则该有英武的表演。”^[81]之所以选用张翼作为《中国罗宾汉》的主演，就是考虑其拥有“钢铁般的身体、雄赳赳的精神”^[82]。其次，正因为这样的身型要求，为演员带来了身体型塑的新标准。在1920年代，明星公司聘请李振声等武术家培训演员，所有男女演员，每日必须习练武技2小时^[83]；根据武侠明星范雪朋回忆：“空闲时间，常常练功、骑马······还请了人教我舞双刀，拳术，弓箭。”^[84]可见，对于饰演武侠片的影人而言，武术是其必备的技能。换言之，武术作为“武侠”身体技术的表现形式，若要为国民展现出身体的“神话”，就需要影视从业者在表演中呈现武术技能的熟练、势气上的英武，才能以“体健技强”的形象激发民众对“健夫”体征的渴望。

综上，在“为国为民”“刚强奋发”“体健技强”的新价值观导向下，“武侠”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影响了近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民众救国救民、勇武尚力、身强体健的新实践。

4.   结束语

为扭转民族国家的生存逆境，近代知识精英重新发掘、启用了传统之“侠”，对其进行了“武侠”再造，并将其作为动员国民身心的文化符码。在此过程中，救亡作为新目标、尚武作为新期待、民众作为新主体，产生了“赴国之厄困”“刚强奋发”“匹夫有责”的新转向。“武侠”再造融入了“救国”观念、“尚武”精神、“雄健”体态，以“身、心、灵”三维形构出理想的“新民”样态，将其作为动员国民身与心的抓手。可以说，“武侠”是近代尚武精神的具象展现，其“为国为民”“刚强奋发”“体健技强”的新形象是对好勇斗狠的匹夫之勇、为王前驱的奴性、“病夫”体征的一次“手术”。这一过程不仅是“冲击-反应”的结果，更是中国文化自身价值体系的主动转型与现代化调适。当然，“武侠”形象的再造与“新民”动员也是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一次互动，其中既有精英借助“武侠”对民众进行动员与教化，也有民众对此种动员方式的回应。

近代知识精英将救国、尚武、雄健的“新民”价值导向倾注于“武侠”，希冀以“武侠”的尚武精神重整民风、重塑国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85]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每个人的爱国观念、进取精神与康健体魄，这样的形象气质既是新时代奋斗者身心共建绕不开的重要话语，更是阐扬民族精神、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