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育（Tech-oriented Sports）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于2005年提出，指与科技有关的体育项目群，包括无线电测向、业余无线电、航天模型、航空模型、定向越野、航海模型、轻型飞机、车辆模型、电子制作、建筑模型、模拟运动等运动项目。此项目的竞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管理，下设中国航空、航海模型、车辆模型、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指上述协会注册会员中以社会参与者身份注册的人员。科技体育是一项集运动健身、智力开发、科技知识普及等功能于一体的体育活动，参与科技体育会对青少年产生积极影响，科技体育在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目前我国已建立185所科技体育传统校，涉及20余个省、市。在学校体育政策扶持下，科技体育已经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新时期在产业融合及市场化运作过程中面临持续参与者具有高度客户黏性、初次参与者“客户流失”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科技体育相关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证的范式转变，研究问题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研究对象呈现出地域性划分和群体特征划分越来越细的趋势。研究成果集中于科技体育的理论性研究^[1]、科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关系的描述性研究^[2]、科技体育项目参与行为的实证研究^[3]，尚未梳理限制变通行为对社会公众参与科技体育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尽管实证研究已涉及科技体育开展过程中学生参与率低的问题，但多从活动组织、管理和评价等方面进行探讨，少有针对参与行为进行微观研究的成果。仅有的微观研究多从社会认知、自我效能、家庭环境等理论视角展开讨论。既有研究均将科技体育纳入学校体育的范畴，在组织行为学和学校体育学相关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然而，相较于“十二五”时期，目前科技体育无论在项目设置、参赛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已取得长足进步，在发达城市中形成了集休闲、旅游、体育赛事于一体的科技体育融合产业。原有的学校体育理论已无法指导科技体育的发展，组织行为学分析框架也不能够深入分析产业融合发展趋势下参与者的休闲和旅游行为，需要从交叉学科的理论视角探究参与者的兴趣不足等问题。

作为我国科技体育发展的重点城市，上海已建立9所科技体育传统校，自2015年开始举办的上海科技体育嘉年华等活动吸引了青少年、家长和社会各界爱好者的参与。尽管受到政策支持和学校青睐，但仍存在参与兴趣不足、参与率低、参与态度消极等现象。本文基于对上海市航海模型协会、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运动协会以及全市16个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检验深度休闲特质对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限制变通行为的影响机制，从旅游休闲与体育产业的交叉学科视角对科技体育的产业化发展进行理论探索。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1.1.1   深度休闲理论

社会学家Stebbins^[4]按照人们参与休闲活动时的投入程度由低到高将休闲活动分为随兴休闲（Casual Leisure）、主题计划性休闲（Project-Based Leisure）和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3类，同时将深度休闲分为坚持不懈、生涯性、显著的个人努力、持久的获益、独特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认同6个维度。深度休闲指参与者有计划且系统性地参与某项业余活动，如事业般专注并投入大量努力，以此获得并展现专业的技巧、知识及经验，反映了业余爱好者参与特定活动的涉入水平和休闲专业化程度^[5]。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深度休闲活动普及程度较高且形式多样，深度休闲理论已成为研究者解释个体参与动机和参与水平的重要框架，如Tsaur等^[6]在深度休闲和休闲专业化共性关系研究中引入“涉入”概念，认为“涉入水平”反映了深度休闲者对所从事活动的认同和投入程度。在我国，虽有研究证明马拉松^[7]、户外游泳^[8]等活动中参与群体具备深度休闲特质，但相关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需要针对不同项目展开实践验证。

1.1.2   限制变通行为

限制变通行为是指个体通过调整策略克服在休闲活动中遇到的约束条件，从而实现参与休闲活动目标的行为。根据约束条件的不同，可以将限制区分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自身限制是指影响休闲偏好或参与的心理状态或态度；人际限制是指由于周围群体的关系而影响休闲偏好或参与的因素；结构限制是指影响个体休闲偏好或参与的外在因素^[9]。个人的主体因素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包括个体的认知、观念和生理反应能力等身心机能^[10]。Lee等^[11]将限制变通分为自身限制变通、人际限制变通和结构限制变通3种类型。邱亚君^[12]在对个体休闲体育行为限制变通的探索性研究中将限制变通分为意识提高策略、自我管理策略、帮助关系策略、时间调整策略、项目调整策略、环境支持策略。国内外学者大多围绕体育参与限制因素与限制变通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鲜有对限制变通影响机制的探讨。Hubbard等^[13]构建了动机水平、限制变通、参与行为关系假设模型。周良君等^[14]通过马拉松爱好者“感知—限制—减少”修正模型分析发现，随着马拉松爱好者动力水平的增强，限制变通作为中介变量可以减少限制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参与水平。

1.1.3   深度休闲与限制变通行为的关系

深度休闲活动的参与对个人和社会均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如获得较高的畅爽体验、提升主观幸福感、改善生活质量等，但深度休闲活动也并不仅产生积极效益。Kennelly等^[15]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指出，新西兰铁人三项业余运动面临明显的深度休闲成本。就休闲体育活动行为发展而言，更高积极效益的活动往往需要涉入较高的成本，同时伴随着行为学习的困难阻碍。周文婷等^[16]采用深度访谈法对马拉松跑者深度休闲行为过程中所采取的限制变通策略进行探讨，但未见规模性实证调查研究。目前针对参与者行为特征的研究基本以动机—行为二元结构范式为基础展开，该范式对个体强化持续行为的解释显得过于单薄，动机是个体做出行为决策的因素之一，而持续行为对个体克服限制阻碍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度休闲是反映个体休闲涉入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作为推动持续行为产生的驱动要素值得深入讨论。有部分研究结论也从侧面反映出深度休闲的某些特质会对限制变通行为产生影响，如Son等^[17]从社会交换的视角提出个体收益感知对限制变通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1.2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1.2.1   模型构建

既有研究关于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对健康幸福的追求意图和行为的分析多以社会认知理论模型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与行为模型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模型为核心，以递进关系梳理相关理论工具。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认知等主体因素与环境之间构成动态的交互决定关系。将社会认知理论应用到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行为研究，得到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本身的个体特征、认知能力将影响其对休闲体育的感知和评判（R1）；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本身的适应能力直接影响个体的休闲体育参与态度（R3）；休闲体育由于其固有的价值属性将影响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行为意图和实际行为发展（R5），即休闲体育的参与是以满足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某种心理追求为目标的；参与过程中或参与之后，休闲体育的价值功能表现将反过来影响（强化或削弱）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认知或判断（R2）；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将影响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自我认知能力（R4）；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态度、意图和行为的改变将反作用于科技体育项目休闲特征中科技价值的丰富和科教功能的拓展（R6）。此外，社会认知理论中蕴含的社会传播、人际交往等因素的作用也在被扩大，产生了对熟人以外，与更广泛社会关系建立连接与造成影响的可能。因此，尽管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在休闲体育行为过程中遭遇的限制因素使得其参与休闲的程度与原先有所不同，但还会运用变通策略去参与、享受休闲。

图  1  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三元交互理论框架

Figure  1.  The triple interaction theory framework of social participants in tech-oriented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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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假设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模型，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在对自身成本与休闲体育行为的效益进行考量后做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休闲体育往往带来参与后的愉悦感以及逐渐成熟的技能所联带的自我效能感。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也在参与这一行为中主观能动地克服一定的限制与阻碍，使休闲体育所产生的积极效益扩大，达到良性效益循环状态。

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早期运动认知与经历可以追溯到个体兴趣的形成，而志趣一旦形成便会表现出对科技与运动的双重趋向性，甚至为达成这种趋向而展现出较强的无畏精神，从而产生强大驱动力。Stebbins^[4]认为，兴趣是参加活动的驱动力，一个人只有对某项活动发生了兴趣，才会对该项活动表现出积极的情绪，进而形成参与该项活动的行为习惯。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运动志趣来源于对运动的喜爱，以助于个体对运动产生强烈意愿，这种意愿随着年龄的递增逐渐成为恒常状态，增强个体主观能动性，扩展个体的体育参与广度与深度，并通过休闲体育改善社交环境。在获得同伴与共同体的支持下，个体的自我管理与控制能力得以强化，进而促进行为的形成，使得个体收获休闲体育价值。基于此，提出假设H1：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生涯阶段的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生涯阶段的特质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生涯阶段的特质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生涯阶段的特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心理学研究发现，意志力与个人行为紧密相连。意志力更坚定的个体在各方面也都会更奋进，对于目标的达成有着更强大的自信心，从而激发内心的行动欲望以此强化行为动机，同时这类个体往往有着更强的自控能力，更能保持较好的身材。这一结果表明，有意志力的个体往往伴随着更强的自控力与调节能力，为达成目标可以能动性地调控自我，对于改善周围恶劣环境表现得更积极。基于此，提出假设H2：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坚持不懈的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坚持不懈的特质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坚持不懈的特质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坚持不懈的特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兼具科技与体育的双重知识体系，是科技体育精密与细致特征体系中的社会化结果，参与科技体育依赖对学科知识和科技器材的熟练掌握及运用。伴随学科知识的掌握和器材技能的熟练运用，社会参与者的行为涉入度逐渐提高，对休闲限制条件的感知水平也逐渐提高，进而使得个体在相似的困难情景下能够通过过往经验进行自我调控，通过限制变通行为克服休闲限制条件，从而实现既定的休闲运动目标^[18]。基于此，提出假设H3：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行为涉入的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3a：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行为涉入的特质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行为涉入的特质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3c：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行为涉入的特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尽管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没有奥运项目中专业运动员强烈的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特征，但科技体育运动专属的评判准则、特有的体育审美标准、扎实的基础知识等反映出的体育与科技相融合的内容体系与创新能力是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特体育素养^[19]。独特的体育素养造就了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深度休闲的独特气质，这会积极影响科技体育对个体的吸引，进而对个体限制变通行为产生影响^[20]。基于此，提出假设H4：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独特气质对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4a：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独特气质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4b：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独特气质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4c：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独特气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当下健康成为民之所向，同时科技的便捷效益日常化，科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契合时代趋势与社会发展需求，得到学校、社区等群体组织的支持。当组织的认同满足了个体的某些物质或心理需求时，参与者与社会组织产生“默契”，形成心理契约，个体的积极情绪获得满足，行为也得以强化；当感知到组织不认同^[21]、无法满足需要时^[22]，心理契约遭到破坏^[23]，便减少相应的行为。Zagenczyk等^[24]指出，心理契约破坏的发生将直接影响个体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评价，同时也会传达出不重视的信号，降低自豪感，弱化内驱力。基于此，提出假设H5：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强烈认同的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5a：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强烈认同的特质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5b：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强烈认同的特质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5c：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强烈认同的特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和努力，在体育锻炼中也具有较高的坚持性和积极性。自我效能感并非一个人的真实能力，而是其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评估和信心。张璇等^[25]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衡量与评价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又转而调节人们对行为的选择及投入程度，并且决定其在特定任务中所表现出的能力^[26]。此外，自我效能感还被作为体育行为和社会支持的中介变量进行检视^[27]。基于此，提出假设H6：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持久收益的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6a：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持久收益的特质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6b：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持久收益的特质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6c：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持久收益的特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采用德尔菲法对深度休闲和限制变通行为的量表进行修订。首先，根据研究目的设计专家内容效度表。其次，根据便利性原则分别对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与相关领域学者进行抽样。最后，在事先与专家说明研究目的与研究基本情况的前提下，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专家意见与反馈的内容效度表等访谈资料。

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深度休闲特质对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的限制变通行为的影响机制。首先，根据量表修订的结构设计符合研究目的的调查问卷。其次，以便利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抽取参加2021年全国航海、航空模型锦标赛的107名参赛者，对其进行预调研。最后，基于预调研数据，采用项目分析检验问卷的信效度，进一步修订调查问卷。

基于修订后的正式问卷，以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上海市航海模型协会、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运动协会以及全市16个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1051名科技体育参与者为调查对象开展正式调研。对正式调查数据的处理遵循以下步骤：首先，采用SPSS 22.0对于问卷调查所得量化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采用Cronbach's α和Bartlett球形检验与因子分析检验修订后问卷的信效度。再次，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验证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行为的相关性，采用方差分析研究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最后，运用回归分析探索深度休闲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的影响机制。

2.2   数据来源

采用德尔菲法对深度休闲和限制变通行为的量表进行修订，具体访谈对象包括上海市科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等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上海市航海模型协会等单项协会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上海市科创教育指导委员会、上海体育学院的相关领域学者，共12名，信息如表1所示。

表  1  专家意见征询信息表（n=12）

Table  1.  Expert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编码	专家类型	工作单位	数量
G1	政府部门	上海市科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	1
G2		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2
A1	行业协会	上海市体育总会	2
A2		上海市航海模型协会	2
A3		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	1
A4		上海市航空运动协会	1
S1	相关领域学者	上海市科创教育指导委员会	1
S2		上海体育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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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21年11月—12月对参加过2021年全国航海、航空模型锦标赛的107名参赛者进行预调查，具体信息如表2所示。

表  2  预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n=107）

Table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ested survey subjects

基本信息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69	64.5
	女	38	35.5
年龄/岁	20及以下	34	31.7
	21～60	66	61.8
	60以上	7	6.5
受教育程度	高中（职）及以下	32	29.9
	大学（本、专科）	55	51.4
	研究生及以上	20	18.7
工作情况	学生	28	26.1
	在职	60	56.1
	退休	19	17.8
获奖情况	是	82	76.6
	否	25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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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1—3月对上海市航海模型协会、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运动协会会员以及全市16个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进行正式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051份。以常年（不少于3年）活跃并参加市级、区级赛事活动（不少1次）为纳入标准，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用于分析的问卷为899份（有效率为86%）。表3为样本的基本信息，其中，男性667人（占74.2%），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20岁以上（占63.6%），学生占比34.4%，拥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较多（占60%），参与者中获奖（占53.5%）和加入相关组织（占62.6%）的比例较高。

表  3  正式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n=899）

Table  3.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formal survey subjects

基本信息		人数（%）		基本信息		人数（%）
性别	男	667（74.2）		参与年限/年	3以下	334（37.2）
	女	232（25.8）			3～15	398（44.2）
年龄/岁	20以下	327（36.4）			15以上	167（18.6）
	21～60	520（57.8）		参与频次/（次/月）	不规律	405（45.1）
	60以上	52（5.8）			1～2	113（27.1）
受教育程度	高中（职）及以下	377（42.0）			3以上	251（27.8）
	大学（专、本科）	459（51.1）		相关支出情况/（元/年）	5000以下	528（58.7）
	研究生及以上	63（6.9）			5000～15000	239（26.6）
工作情况	学生	309（34.4）			15000以上	132（14.7）
	在职	543（60.4）		获奖情况	是	481（53.5）
	退休	47（5.2）			否	418（46.5）
				是否加入相关社会组织 （国家、市、区、校）	是	563（62.6）
					否	33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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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定义与测量

根据文献综述，将深度休闲特质定义为：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参与特定活动项目的涉入水平和休闲专业化程度。将限制变通定义为：个体在参与科技体育活动中为避免或减少限制参与的影响而运用的对策。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旅游活动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但尚未形成针对科技体育项目的本土化深度休闲量表。为此，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对Gould等^[28]编制的深度休闲量表（SLIM）进行本土化修订。首先，通过文献检索寻找原量表并对其直译；其次，根据专家意见对直译结果进行调整，使其更加适用于本土化情境。与深度休闲特质变量相比较，限制变通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参考曾秀芹等^[29]对户外休闲运动的探索性研究，结合科技体育项目特性和专家访谈意见对限制变通量表进行修订。出于方便测量深度休闲特质变量的需要，在借鉴Hastings等^[30]关于科技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中常用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根据专家意见增加了4个关于运动涉入度的题项。在对上述不同变量修订的基础上，正式问卷包含基本信息、深度休闲特质、科技体育限制变通量表3部分内容。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 5级分量测量，1～5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不同程度^[31]。具体量表来源信息见表4。

表  4  量表来源信息

Table  4.  Scale source information

变量	维度	来源	专家意见修订
人口统计学特征	无	党辉[3]	增加了“参与年限、参与频次、相关支出情况、是否加入相关社会组织”4个题项
深度休闲特质	坚持不懈	Gould等[28]	增加关于科技体育的限定修饰词
	生涯阶段		增加关于科技体育的限定修饰词
	行为涉入		将原量表“显著个人努力”维度改为行为涉入维度，删除原有3个题项，增加“我愿意花精力提升我的运动水平”“我愿意花时间收集运动相关的信息”“我愿意花费金钱购买运动相关装备”“我愿意学习更多运动相关的知识”4个题项
	持久收益		增加“参与科技体育能够提升学科知识素养” 1个题项
	独特气质		增加“我愿意与取得更好成绩的参赛选手交流”1个题项
	强烈认同		增加“我会积极吸纳他人加入我所在的科技体育组织” 1个题项
限制变通	自身限制变通	曾秀芹等[29]	增加关于科技体育的限定修饰词
	人际限制变通		增加关于科技体育的限定修饰词
	结构限制变通		增加关于科技体育的限定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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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

3.1   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统计数据（表5）表明：上海科技体育参与者整体上表现出较高的深度休闲特质（4.211±0.670），6个维度得分在3.991～4.475，普遍认可度较高，其中行为涉入得分最高（4.475±0.662）。参与者限制变通行为整体表现较突出（4.202±0.767），3个维度得分在4.046～4.340，其中自身限制变通得分最高（4.340±0.777）。

表  5  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n=899）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erious leisure qualities and constraint negotiations

变量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深度休闲特质	持久收益	3.991	1.023
	坚持不懈	4.114	0.869
	行为涉入	4.475	0.662
	生涯阶段	4.225	0.833
	强烈认同	4.347	0.723
	独特气质	4.291	0.732
	深度休闲特质均值	4.211	0.670
限制变通行为	结构限制变通	4.046	0.938
	自身限制变通	4.340	0.777
	人际限制变通	4.335	0.723
	限制变通行为均值	4.202	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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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的因子分析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0.946，18196.272，P<0.05）表明，深度休闲量表的样本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共因子，再用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6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1.652%，各因子载荷均达到0.6以上，说明深度休闲量表的结构效度较理想，与质性分析的结论吻合。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衡量量表的信度，总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953，各分量表的α值在0.865～0.940，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信度。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0.958，16233.077，P<0.05）表明，限制变通量表的样本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共因子，再用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了3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3.699%，各因子载荷均达到0.6以上，说明限制变通量表的结构效度较理想，与质性分析的结论吻合。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衡量量表的信度，总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967，各分量表的α值在0.917～0.962，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信度。

3.3   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比较

统计数据（表6）表明：男性参与者在持久收益、坚持不懈、行为涉入、生涯阶段、强烈认同5个维度以及结构限制变通上的表现程度显著高于女性（t=−2.344、2.942、2.223、3.591、2.658、0.613，P<0.05）；在参与过程中有获奖经历者和相关组织支持者在深度休闲全部6个维度及采用结构、自身、人际3种限制变通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  6  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比较（n=899）

Table  6.  Comparison of serious leisure qualities and negotiation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变量	维度	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	工作	年限	频次	支出	获奖	组织
		t	F	F	F	F	F	F	t	t
深度休闲特质	持久收益	−2.344*	4.318*	16.022*	14.823	11.940*	4.002	5.567	1.080**	1.679*
	坚持不懈	2.942*	8.656*	3.611*	2.499	3.122*	15.434	10.450	4.771**	4.987*
	行为涉入	2.223*	5.293*	0.499	1.962	3.022*	11.058	9.912	4.843*	6.408*
	生涯阶段	3.591*	15.963	5.511*	3.235	2.554*	12.150	6.314	3.830**	4.688**
	强烈认同	2.658*	7.066	2.036	0.295	4.413*	9.739	13.285	4.308*	5.460**
	独特气质	−0.024	1.001	0.668	0.737	1.800	5.603	4.852	2.626*	2.080*
限制变通行为	结构限制变通	0.613*	1.376	5.648*	2.980	1.020	5.263	2.107	2.255*	3.385**
	自身限制变通	1.002	1.005	4.103*	2.246	2.814*	10.145	7.411	4.192**	4.873**
	人际限制变通	1.590	2.527	2.765*	0.459	4.059*	7.613	10.125	3.808*	4.228**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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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间数据比较发现：20岁以下及40岁以上人群在持久收益、坚持不懈、行为涉入3个维度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20～40岁人群（F=4.318、8.656、5.293，P<0.05）；不同受教育程度者在持久收益、坚持不懈、生涯阶段3个维度及采用结构、自身、人际3类限制变通行为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16.022、3.611、5.511、5.648、4.103、2.765，P<0.05）；不同参与年限者在持久收益、坚持不懈、行为涉入、生涯阶段、强烈认同5个维度及采用自身、人际2种限制变通行为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11.940、3.122、3.022、2.554、4.413、2.814、4.059，P<0.05）；此外，不同工作背景、参与频次、支出水平在深度休闲和限制变通各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3.4   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的回归分析

采用回归分析探索科技体育参与者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数据（表7）表明：深度休闲特质对3种限制变通行为的模型解释程度均较高，R²分别达到61.7%、63.8%、50.8%，且均呈现出显著性（P<0.001）；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持久收益和强烈认同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P<0.001），生涯阶段和强烈认同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产生非常显著影响（P<0.001），坚持不懈、独特气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产生非常显著影响（P<0.001），行为涉入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P<0.05）。

表  7  深度休闲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n=899）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serious leisure characteristics on restraint negioation

变量	维度	自身限制变通			人际限制变通			结构限制变通
		β	t		β	t		β	t
深度休 闲特质	持久收益	0.182	7.401**		0.037	1.309		0.023	0.694
	坚持不懈	0.054	1.739		0.030	1.142		0.288	10.935**
	行为涉入	0.027	0.506		0.058	1.913		0.107	2.821*
	生涯阶段	0.056	1.845		0.149	4.693**		0.071	1.713
	强烈认同	0.254	8.445**		0.390	11.250**		0.063	1.429
	独特气质	0.030	0.803		0.014	0.501		0.163	3.412**
控制变量	性别	0.002	0.047		−0.003	0.097		0.001	0.021
	年龄	−0.004	0.072		0.006	0.172		−0.003	0.053
	教育	0.033	0.860		0.025	0.914		0.014	0.327
	工作	−0.016	0.391		0.035	1.266		0.008	0.162
	年限	0.019	0.433		0.041	1.473		0.001	0.017
	频次	0.007	0.145		0.010	0.319		0.002	0.042
	支出	0.041	1.224		0.018	0.753		0.001	0.018
	获奖	0.088	2.637*		0.073	2.406*		0.055	1.362
	组织	0.094	2.726*		0.137	4.085**		0.089	2.258*
	F	239.288**			261.924**			153.549**
	R2	0.617			0.638			0.508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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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1   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表6的研究结果显示，科技体育参与者的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存在差异性。

在性别方面，男性的行为涉入、强烈认同和持久收益等特质比女性表现得更显著。这与陈锡平等^[32]对自行车爱好者深度休闲特质的研究结果一致。从参与比例可以看出，科技体育项目的感官刺激和机械工业制造特征更容易吸引男性参与。另外，女性在结构限制变通行为上显著低于男性，可能受生理结构、家庭角色和文化因素等影响不能有效采取限制变通策略。社会性别理论也指出，更难获得外部认同感是影响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

在年龄方面，青少年和中老年群体具备更高的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得分，这可能与参与者参与科技体育的延续性有关。学校有规律地开展科技体育活动促进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兴趣爱好的养成，而当个体生活角色转换进入成熟阶段形成稳定的生活工作状态后，参与者更加注重科技体育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并且有能力持续维系。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参与者学历在大学（本、专科）及以上人群占绝大多数，一方面说明受教育程度与体育参与意识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说明大多数科技体育参与行为始于青少年时期，作为一种辅助性学科和素质教育愈加受到关注，伴随个体学业、事业进步而内化成一种特长爱好。

在获奖经历方面，有获奖经历者在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行为上得分更高。王崇喜等^[33]在受教育程度与健身行为的研究中发现，成绩优异或者排名靠前的参与者能收获更多的成就感，这也是其持续参与的原因之一。

在参与组织方面，加入相关组织的参与者深度休闲各项特质及限制变通得分显著高于未加入者。Unruh^[34]在对跑者社团的研究中指出，跑者通过加入社团参与相关活动，学习和分享跑步知识、经验和技能，并借此获得更多的认同感，说明社会组织的集聚效应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个体深度休闲特质和参与程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职业背景、支出水平、参与频次3个控制变量对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行为的影响差异不显著。此研究结果与Barbieri等 ^[35]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造成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科技体育突出审美、益智、技巧和认知的提升，参与群体绝大部分为非职业人群的社会爱好者，对科技体育的认知和理解决定了参与的深度和形式。科技体育参与者更注重活动本身赋予的自我展示、满足感、成就感等心理收益，这些收益并不能简单地用时间或经济投入来衡量。

4.2   深度休闲特质与限制变通行为的关系

本文发现，科技体育参与者所体现出的不同深度休闲特质对自身、人际、结构限制变通行为的预测均呈现一定的正向作用，假设H1、H2、H3、H4、H5和H6得到了部分验证。该结论支持了Jackson等^[31]提出的各种限制因素能够激发参与者使用变通策略的论点。

本文将改善情感、技术和认知条件归类到自身限制变通，其中持久收益和强烈认同对自身限制变通行为的影响最显著，假设H5a、H6a得到验证。随着科技体育参与行为不断深入而产生浓烈的兴趣和追求，强烈的价值认同和心理收益会不断激发参与者的进取心，促使其主动寻求更加专业的技术辅导，参与各类赛事活动，获得展示自我的机会并提升竞技水平，有的人甚至愿意自费去往外地训练、参赛。关于收益和认同对促进参与行为的正向作用已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证明，如：张峰筠^[36]将给个体带来精神满足或心理愉悦等无形收益归为心理收益，并提出心理收益会对行为意向产生积极影响；杜江^[37]从足球赛事的视角证实了个体认同、群体认同、价值认同、价值认同4个维度会对足球消费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本文将改善社会关系等条件归类到人际限制变通，其中生涯阶段和强烈认同对人际限制变通行为的影响最显著，假设H1b、H5b得到验证。有学者^[16]认为，同伴的支持可能是参与者坚持参与某种活动的决定性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科技体育参与者在运动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均会自发集聚在各类形式的组织或其他社会关系中，无论是从最初级的校园兴趣组、课程实验室、青少年活动中心，还是跨越到各级科技体育社会组织或俱乐部，目的都是改变孤立感或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从个体行为上升到群体行为延续了参与的社交乐趣，并在互动互助中形成某种统一的身份认同。该结论与Park等^[38]提出的帮助关系策略即利用他人的支持帮助自己参与活动相类似，也证实了郭晗等^[39]提出的体育支持提高了体育参与水平继而提高了体育发展的质量。

本文将改善时间、经济、场地等外部条件归类到结构限制变通，其中坚持不懈、行为涉入、独特气质对结构限制变通行为的影响最显著，假设H2c、H3c和H4c得到验证。对科技体育参与者而言，外在阻碍因素主要表现为投入在特定对象和活动上的时间、精力、经费等。能否找到合适的场地是科技体育参与者延续或放弃参与这项运动的关键因素。在2022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上海的场地封闭对开展科技体育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涉入水平较高的参与者可以将空间转换作为一种灵活的变通策略，如在室内优化模型零部件的设计、材料升级、设备维护，在线上通过程序模拟实战等，以这种方式延续参与行为。Park等^[38]也在研究中发现水上旅游参与者表现出的专业化特征与变通行为呈显著正向关系。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①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表现出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行为的显著差异性。此外，有组织支持和获奖经历的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深度休闲特质和限制变通行为。②深度休闲特质对限制变通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科技体育社会参与者具备深度休闲特质，并通过限制变通行为维系持续参与状态。科技体育参与者在坚持不懈、行为涉入、生涯阶段、强烈认同、独特气质、持久收益6个方面符合深度休闲的重要特质，促使他们在长期参与过程中通过自身、人际、结构3种变通行为降低各类约束条件的限制，继而延续参与行为。

本文调研工作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进行，疫情期间科技体育赛事停办造成抽样范围受限。研究工作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可在以下方向改进：①现阶段样本对象仅聚焦于上海市科技体育参与人群，下一步可在全国范围开展大样本调查以增强数据支撑。②尽管本文已经具有跨学科的视野，但仍缺乏跨学科的整体性理论框架，后续可纳入深度休闲、限制变通行为、运动承诺、价值感知等中介变量进行效应差异比较，揭示完整链式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