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体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化，体育史学的发展亦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①在方法论上，多学科交叉的范式已成为学界共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前沿理论、方法持续输入体育史研究，使体育史研究逐渐焕发出“大人文”的学术气质；②就体例而言，既往以通史、断代史、运动项目史、区域史为主流的议题已逐步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阐释策略，并在全球史、思想史、身体文化史等领域有所开拓^[1]。然而，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相较于方法论更新及体例的丰富，传统兰克史学所倡导的“回归学术认知的起点，对根本性问题进行正本清源的思辨”亦至关重要。秉承这一宗旨，近年来笔者团队尝试突破固有知识框架，引入多种学术策略重释体育史领域的元问题。例如：运用认知考古学（cognitivearchaeology）、全球史（global history）方法研究发现“胡服骑射”并非代表中原骑射之滥觞，在诸夏文化圈内部，晋国、秦国皆不晚于赵人掌握骑射^[2]；通过对思想史的“深描”揭示“土洋体育”并不宜使用“二元对立”的阐释策略，“不彻底的土洋融合”才是近代民族体育竞技化的主要特征^[3]。本文继续贯彻实证态度与批判精神，引入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国术理论的性质进行探赜，以期为国术研究提供贴合历史学前沿方法的参考。

1.   反思：重探国术理论的意义及方法

作为体育史核心议题之一，“国术”颇受学界重视，前沿学术成果结集于新近出版的五卷本《中华武术通史》“清末至民国”部分，其中作者以一整章的篇幅勾勒了以中央国术馆为中心的国术实践历程^[4]。然而，在厚积的学术史中，一个关键问题始终未见阐发：学界所关注的主题多集中于民族主义视域下作为“武术”替代概念的“国术”运动及其总过程，却鲜有学者着眼知识史向度，将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国术”置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中探讨，并综合阐释国术理论建构的时代语境。

由于欠缺对“国术”细密的知识史梳理，既有研究对国术理论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分歧。部分学者对国术理论的存有表示怀疑，或认为民国时期“谈不上有什么所谓的国术科学理论”^[5]，或承认在“国术统一”的旗帜下国术界有意开展武术的科学研究，但效果不彰^[6]。也有学者^[7]持较积极的态度，指出吴志青的《科学化的国术》、吴图南的《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等探索“土洋体育”理论融合的著作奠定了国术“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基础。总之，既有研究均未能有效回应如下三大问题：①民国时期是否存在符合科学范式的国术理论？②国术理论在何种程度上与旧式武学不同？③吴志青、吴图南的著作能否被视作国术理论的“典范”（paradigm）文本？

受限于材料型史学的单线叙事，以及目录学式的书目罗列，相关学者疏于认识论层面的深度探讨，以致无法对国术理论及其文化语境、知识结构进行知识史的深描。此外，单一的学科史视角并不适用于国术理论的阐释。国术理论不同于舶来的“体育学”，乃传统武学知识系统之现代化转捩，是传统身心观念、技击体系与话语形态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兼容与扬弃”。质言之，要充分并准确地认识国术理论，一方面须将国术理论的产生、建构、发展嵌入中国近代“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的大转型背景下考量^[8]，另一方面则须在横向上拓宽史料的类别，并对其进行深度文本话语分析。

鉴于民国时期国术文献丰富、项目多样，且因篇幅有限，本文在国术范畴中选取一项具体案例—“射艺”来重释“国术理论”这一命题。学界通常将国术之“名”与“实”锚定以“拳术”“器械”为主流的“武术”，而忽视了民国时期同属国术范畴的射艺，以致对国术理论的整体评价失恰。射艺属于国术乃历史事实：①在民国时期第5届和第6届全运会上，射箭比赛均作为国术比赛的分项，其比赛规则由中央国术馆制定^[3]；②民国时期的射艺教学者和推广者（如张唯中、唐豪、吴图南、佟忠义等）普遍兼有“国术家”的身份，且在其论著中将射艺明确定义为“国术”或“国技”。此外，马明达^[9]亦曾指出，“与传统武艺有密切关系的射箭、弹弓、毽子和力量测试等项目”在民国时期均统合于“国术”名目之下。

透过射艺审视国术理论还有如下优势：①既有研究多以拳术文本作为国术理论研究的基础史料，充分利用被忽视的民国时期射艺研究（通称“射学”）文献，可补既往国术研究之阙。②相较于大多出自于明清的拳术文献，射学文献上溯先秦下至近代几乎未曾断绝，有一套完整的知识谱系，在研究国术理论的知识结构时，其比通称的“武术”或许更有历史穿透性；③在不断弘扬文化自信的当下，中华射艺获得强势复兴，笔者团队长期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完整的“中华射学”理论体系^[10]，并产出多项前期成果。重访“失落”的民国射学可为继续深化体育史研究拓展丰富的认识论边界。

2.   入思：民国时期国术科学化进程再探

2.1   国术科学化的知识语境

国术理论的发端根植于近代“体育学”学科语境，而体育学的奠基又肇始于西方科学知识及科学方法的中国流布，以及构造于此间的现代化转型。

“科学”话语更新了中国知识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并由此形成2种知识实践—“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前者逐渐瓦解了我国传统以经、史、子、集为分类范畴的“四部之学”，并将其转向以文、理、法、农、工、商、医为范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七科之学”^[11]。后者则直接解构了基于东方经验主义的“直觉”与“意会”式认识论^[12]，直至引发了一个透过理性逻辑认知世界、研究世界的范式转型^[13]。在新文化运动中，旧有知识谱系被归类为具有贬义色彩的“玄学”，被认为不具备现代知识的“正当性”，从而在强大的科学话语下遭遇“失格”^[14]。此间，旧学的存续受到制度、思想的双重压力，能否获准进入现代知识殿堂，则取决于其科学化改造程度。

清末新政以来，新式学堂纷纷效仿日本开设舶来的“体育学”。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使欧美的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及体育理论被积极引介，推动了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体育学”的建构。对于体育学的内涵，时人见解不同。长期在华工作的美国体育学家麦克乐（Charles H. McCloy）^[15]提出，体育学应以“新科学为根基，且生理学、生物学、教育心理学尤为重要”。本土体育学家庞醒跃^[16]则将体育学拆分为“智识”与“技能”2个向度，前者铺陈以文本知识，后者凸显身体素养，合而为由“学科”“术科”组成的14个科目。相同的是，麦克乐和庞醒跃都将自然科学置于体育学科规划的核心。

此间，疑问随之而来—传统“武术”及其替代概念“国术”是否应属体育学范畴？庞醒跃的体育理论中没有关于武术的论述。尽管他已意识到“一国之体育，必根从一国之国性”^[16]，但并未提示中国固有传统是否可资借鉴。武术的尴尬身份在1921年上海第5届远东运动会上展现无遗。彼时，大会筹备处负责人葛雷（Dr. J. H. Grey）断然拒绝了中华武术会总干事吴志青将武术作为表演项目的建议，并颇有微词：“贵国武术既乏教育之价值，又不合生理之需要，如果加入，恐为会众所不取。”^[17]5言下之意武术绝非一项与现代体育具有同等地位的“科学”的运动项目。尽管得益于麦克乐的斡旋，武术最终得以呈现于赛会的表演场，但武术界同仁也意识到，“武术”或“国术”急需一套科学化理论，否则将陷入严峻的生存危机。

2.2   国术理论科学范式的初步建构

受此影响，吴志青于1921年出版《科学化的国术》。该书以吴志青的讲义《应用武术中国新体操》为底本，参照西式操法，遴选少林十八法、太极拳、八卦掌中相关动作，分解为四肢、改正、上肢、腰胯、快速、舒缓、呼吸等7个运动单元，再逐项附注其生理学、心理学及教育学原理。国术家谢强公为此书作序时总结了研究国术的4项科学原则，即“按生理学之义理”“从心理上研究”“合于教育上之程序”“练习各种动作须合实用”^[17]2。“科学方法”的实践则可归纳为两大特点：①“体系整合”，诸拳种被整合为一套系统加以研究革新，从而化除门派畛域，便于统一教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接了清末民初马良“中华新武术”体系的创立初衷。②“话语更新”，传统武学中的身心知识话语应替换为现代科学术语，前者被认为只能当作玄学话语，与经由实验证明的科学原理不可等量齐观。

对传统武学知识话语更直接的批判可见章乃器^[18]1928年所著《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一书的自序：“‘无极’‘太极’‘阴阳’‘八卦’‘三才天地人’‘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些就是他们所用以解释国术的，这是‘玄而又玄’的玄学—反科学的玄学。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又不肯自居于‘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不得不‘自欺欺人’地抬出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在这本书中，我已经把他们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工夫’的所谓‘道’赤裸裸地揭露了。什么‘丹田’‘太极’‘无极’······都变成了极平凡的现象。”其中所谓的“他们”既包括被章乃器直接点名的蒋维乔、刘仁航、顾实等提倡“静坐养生”的国粹学者，亦包含因循守旧的传统武术家。章乃器致力于以生理学知识破解武术迷津，最经典的诠释莫过于从呼吸时胸腹肌肉运动的角度理解太极、无极、丹田。书中以“腹实胸宽”指涉“太极”，以“满体宽松”指涉“无极”。循此逻辑，“无极生太极”实则由“满体宽松”进入“腹实胸宽”，乃指涉运动时的呼吸过程。至于“丹田”实可看作呼吸时腹部的“内部紧张点”，具体位置因人而异。因此，所谓“运气丹田”丝毫没有科学意义。在章乃器笔下，这些“玄学家”的知识话语在科学面前“早该灭亡”^[19]。

与章乃器相较，吴志青其书重在以生理学术语叙述武术动作的技术细节，并未着力于解构传统武学名词，故而也会不加辨析地使用旧式术语。例如，在“呼吸运动”一节仍采用了“一元复始”“气贯于丹田”等说法^[17]44，若判之以章乃器的标准，显然亦不符科学规范。另外，《科学化的国术》本为体操讲义，与彼时改革武术的风潮桴鼓相应，其宗旨在弱化技击实战、强化健身功能，并使之节律化为体操运动^[20]。按照西式体操的训练规律和术语系统重构武术，固然是推动国术科学化的有效策略。但此为一种权宜之计，未将大量传统武学中的技击知识纳入科学化转型的范畴，故吴志青书中所载各项运动的动作分解均不明其在实战中的应用方式，也未附加双人对练的内容，仅适用于单人的套路演练。以牺牲一项身体技击术的“元功能”为代价来实现“体系整合”其实并非良策，因这种整合意味着要抛弃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有效信息，故也难以达成“话语更新”之效。

瑕瑜并见，《科学化的国术》一书仍不失为一种新学术范式的开端。以“体系整合”和“话语更新”为准绳的国术科学化尝试启发了1928年中央国术馆之核心实践—“要使国术转变为一种有系统的研究，有规则的技能”，也即让国术归属“体育科学”^[21]。1933年、1935年的两届全运会均为国术设项，标志着国术的“体育”身份终获官方认可。此间，一些体育家亦积极为国术科学化建言献策。1934年，程登科^[22]发表《统一国术之意见》，指明编制新版国术教材的必要性，并重申“体系整合”与“话语更新”两大标准，即“先招集各宗派之老手”将各派拳械技术综合，再请“医学、生理、心理、体育、教育”等各学科专家审订内容，完善理论。紧接着，中央国术馆于1934年2月专门成立“教材委员会”统一编制全国国术教材，姜容樵、吴图南、黄柏年、马永胜、郭锡三等国术家纷纷参与其中^[6]。吴图南撰写的《国术概论》即被馆长张之江应用于其创办的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该校专为培养国术人才而生，其课程既有拳术、器械等各类术科，又含运动学、生理学、人体测量学、运动解剖学、卫生学等自然学科^[23]。国术经由理论草创到学科建立，对应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传统知识经历“体系重构”与“课程重组”，最终融入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学科典范^[24]。

总之，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国术已成为体育学科的一部分，其科学化转型正呈方兴未艾之势。作为国术理论的分支，射学的科学化转型即发轫于上述语境，而其中典范当推国术家张唯中自创的弓箭学体系。

3.   重估：张唯中弓箭学体系的科学范式

3.1   张唯中其人及《弓箭学大纲》概览

张唯中原名张树馨，察哈尔省怀来县（今河北省怀来县）人，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后曾供职民国南京市政府和蒋介石侍从室，并同时从事射艺教研工作^[25]350。据自述，其1917年投师天津射艺名家张幼忱。后者一生矢志推广射艺，曾与张梦麟、刘荫柏等人发起天津弓矢习练会，致力于将国粹体育改造为民众可以广泛参与的“公共体育”^[26]。张唯中射艺精湛，亦深研国术，1935年由中央国术馆委任为第6届全运会射箭比赛裁判员^[27]。次年，又被励志社聘为弓箭教习，该社由黄埔军校同学会改制而成，在193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中充当先锋团体，积极响应其“生活军事化”主张。张唯中本人亦是“新生活运动”的拥趸。1934年，集张唯中学术研究之大成的《弓箭学大纲》付梓。随后，书中内容陆续发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体育期刊上（表1）。

表  1  张唯中刊文一览

Table  1.  Published works of ZHANG Weizhong

文章	刊名及期号
《提倡射箭的理由与推行办法》	《康健杂志》1934年第5期 《体育杂志》1935年第3 ~ 4期
《弓箭射法的研究》	《康健杂志》1934年第7期
《射箭在运动上的乐趣》	《康健杂志》1935年第10期
《练习射箭的工具（上）》	《体育杂志》1935年第3 ~ 4期
《初级射箭教学法》	《勤奋体育月报》1936年第2期
《童子军弓箭术》	《中国童子军总会月刊》1936年第1 ~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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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学大纲》共分为上、中、下3篇，约15万字，采白话文体。上篇“弓箭总论”共12章：前3章介绍写作缘起、弓箭学的定义与基本理论；第4 ~ 9章为技法研究；后3章则以散论形式，分别就射的、弓箭、弓袋、扳指等器物的改造及“射乐”（伴奏音乐）进行专题研究。中篇“中国过去的弓箭”分列8章，为专门史研究：前3章爬梳了中国弓箭“发生”“发展”“衰落”的历史；第4 ~ 6章对中国射箭史上的典型文献进行汇编整理；最后2章则辑录了明清两代的“弓箭制度”。下篇“未来的弓箭”由10章组成，着墨于射箭的实用价值、比赛内容、发展趋势及未来规划等多向度问题，并最终以推广射箭之于民族复兴和国家救亡的积极意义结笔。

弓箭学即“研究弓箭如何制造，如何运动，以及如何应用的学问”^[25]1。张唯中之所以不采用“射艺”一词，是因为该词较为古奥，而“弓箭”则是贯通古今的通用语。至于创作动因，其自陈基于数十年体认，认识到射箭并非小道，乃实有裨于国家社会，故应对其进行全面的学理探讨，以期“在体育上、游艺上、教育上、军事训练上，发生良好的效益”^[25]2。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弓箭学大纲》亦颇具经世致用色彩，张唯中盼望“以射箭来提倡尚武的精神，恢复以往文武不分的途径，复兴民族威武的荣誉”。这种论述与彼时的国术话语颇和。事实上传统射艺能赓续于民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术界的支持。张唯中也明确将射箭归入“广义的国术”范畴，“射箭与拳术，同为固有的国技”^[25]8。鉴于此，张唯中之弓箭学实为“中国弓箭学”，其全部阐释策略亦立足于中国本位，不涉及以地中海式三指射法（Mediterranean Draw）为基础的西洋射术，也无关乎同样运用蒙古式拇指射法（Mongolian Draw）的日本、朝鲜、土耳其等亚洲诸国射艺。另外，张唯中本有写作《国术理论》和《国术学概论》的计划，《弓箭学大纲》则为其先导，将弓箭学的方法论引入国术研究亦为张唯中之夙愿。

张唯中亦为国术教育拟出规划。练习者首先应具备生理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再返还于循序渐进的运动过程，形成科学的身体素养，最终形成契合军事、竞技、娱乐、健身等多维度的运动适应力。这种范式恰是其《弓箭学大纲》的主体内容—射箭原理的科学分析、四阶射箭训练法的设计、多场域射矢形态的模塑。然而，新范式的建立并非无根之木，其背后维系着一个“革故”的审思，即对传统射书知识体系的翻新。

3.2   中国传统射书的知识构成

射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身体技艺之一，其著述异常丰富，传世射书大体可分为“礼射”和“武射”两套系统^[28]。前者考订礼法制度，后者呈现实战技法。礼射著述多融入儒家三礼义疏，并不专显。武射书籍则陈以专文，唐代王琚《射经》、明代李呈芬《射经》、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射法篇》、明代高颖《武经射学正宗》及清代李塨《学射录》等堪为典范。此类武射系射书的体例多由6个部分组成（表2）。

表  2  传统武射系射书的典型体例

Table  2.  Typic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books of military archery

内容	案例	出处	功能
儒家典籍摘要	虑而后能得（《大学》）	戚继光《纪效新书·射法篇》、 李呈芬《射经》	正本清源，说明射法的理论基础乃圣人之道
	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学者亦必至于彀（《孟子》）
	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荀子》）
内功	“治心调摄”章：射箭“十不可”	《事林广记·弧矢谱法》	传授调气息、安神志之法
	“正志”章	李呈芬《射经》
外功	身法、手法、足法、眼法、马射	李呈芬《射经》	步射、骑射的具体动作解析
	审法、彀法、匀法、轻法、注法	高颖《武经射学正宗》
口诀或歌诀	“马射总法”口诀	王琚《射经》、《事林广记·弧矢谱法》	辅助射手理解射法
	《立射歌》《善射歌》	史德威、史攀龙《射艺津梁》
弓箭制作常识	“利器”章、“指机”章、“考工”章	李呈芬《射经》	方便射手挑选合适的射箭器具
	《考工记》解析	李塨《学射录》
图例	尺蠖势图	高颖《武经射学正宗》	辅助射手理解射法
	马步图像	刘奇《绣像科场射法指南车》
	关节图解	纪鉴《贯虱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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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形式与内容的爬梳，不难看到此类文本的同质化。①儒家修身心法的植入使之皆重以智性的启迪，却难以归纳出一套标准的实践训练法。换言之，儒家常将主、客体进行一元化处理，并以此产生情境反推式的思维方式^[29]。因此，古人对“身心”并不区别看待。然而返还于历史的真实，因所用器物不同，主体心性、使用环境亦不尽相同，不同情境下自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射箭技法。那么，一元化的启发性文本能否适应多元化的实践需求？此尴尬一。②诸文本中缺乏关键“术语”的规范解释，必然引导出一系列言人人殊的玄秘解码。如此情境使对技法的理解最终陷入歧义，如常见于诸文本中的“五平三靠”“审固”“知镞”^[30]。此尴尬二。③口诀或歌诀的指向不明，如“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李呈芬《射经》）、“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握虎尾”（《纪效新书·射法篇》）、“立身形式似蹲鹰”（《射艺津梁》）。譬喻式文本固然具有能指的弹性，但其究竟能否契合科学的身体训练，亦值得商榷。借用康德对知识类型的两分法，以上述文本为代表的射书知识体系更强调基于个人身体经验的“意会”，但不能经由逻辑理性抽象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纯粹理念”（pure concept）。总之，一切被锚定为最后的“悟性”。此尴尬三。

传统射学的知识论困境同时见诸传统武学，毋宁说两者在同一文化语境下共享了一套知识结构与知识传播方式。张唯中的弓箭学体系正是立足于对传统武学的批判性反思。他首先对武术文化结构中最核心的知识传承模式—“师徒制”进行了批判。“以前拳术的惯例，对于拳术理论，不大注意去讨论，老师说这样练，徒弟就这样练，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练？亦不大去想······现在不同了······必先要明白拳术的来源、意义、目的、练习方法等。”^[25]259

对国术的思考又必然引导出对射艺的审思。“古人学射多在技术上着力，对于学理不大注意，现在我们应该学理与技术并重。”^[25]46恰是这种审思派生出《弓箭学大纲》中有关“学理”的两重论绎—弓箭作为客观器物的物理学原理与身体作为实践主体的生理学原理。质言之，张唯中创造性地整合了传统射艺典籍中零星的技术文本，且在科学方法的导向下，经由话语系统的彻底翻新，建构了一个完整、自洽的知识体系。经由下文的进一步分析可见，张唯中的理论实践完全遵循以“体系整合”“话语更新”为圭臬的国术科学化原则。

3.3   运动原理的科学阐释

张唯中的“学理”建构与科学对接最为密切的部分是其对射箭运动原理的研究。

（1）就物理形态而言，中国弓何以凸显“反曲”（recurve）的类型学特征？此间因由，张唯中通过引入“弹性极限”的概念原理加以阐释，指出反曲的设计是基于“最大物理形变”所致“最大弹性极限”的设计初衷。为凸显这一设计的优点，其继而引出细致的跨文化对比：直拉式的美式板弓“力刚而硬”，反曲轻微的日本和弓拉力曲线又过于柔和，与中国弓相较，前两类弓在同样的弓力和拉距下不易产生较大的弹性势能。此外，“中国弓的性能何以卓越”这类问题一直困扰着以Ralph Payne-Gallwey爵士为代表的武备研究者，即便在其1903年发表的名著A Treatise on Turkish and Other Oriental Bows of Mediaeval and Later Times（《中世纪以来的土耳其弓和其他东方弓》）中亦未得其解^[31]。该议题直至张唯中笔下才获得了符合材料力学原理的解答—中国传统的筋、角、木反曲复合弓是几种材料叠压、插接、粘连而成的物理结构，尤其是在弓体铺满牛筋的制作工艺最大限度确保了弓体的韧性与强劲^[25]41-43。

（2）诸如《武备志》《武备要略》中品类繁复的箭矢类型—它们有没有设计的共性？是否也如西方体育器材般隐喻了科学的设计原理？为此，张唯中引入“空气阻力”“重心”等物理概念，考释了《考工记》中的箭矢分类。“鍭矢，三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后。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后。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后”，尤其是对于这段扑朔迷离的文本他解释道：“鍭矢、杀矢的前镞铁重，利于近射；兵矢、田矢，铁镞稍轻，利于射远。大抵重心点皆在箭杆前部，故利于前进，且与箭杆的长，有一定的比例，如此全体轻重均匀，不至摇摆。”^[25]44

（3）对于传统射箭技法的生理学诠释，张唯中开宗明义：“射是全体上整个的动作······而不单是上肢运动。”为求力证，他将射的稳态结构譬喻如大炮。在此情境下，躯干及腿部如同炮台，两臂如同炮身，执弓左手如炮口，箭如炮弹。发矢亦如发炮，会产生后坐力，此间，全赖作为“炮台”的躯体提供支撑，故射矢之平稳与站姿的稳定性密切相关。此即传统射书中隐晦不明的“身法”精义^[25]10-13。此外，射箭对身心健康有何益处？张唯中避开“射以观德”的抽象阐释，转而申及“射箭与各器官关系”的生理机制。该部分陈以“足部腿部”“腰部胸部背部”“肩部臂部手部”“眼部耳部”“肺部心脏”5个论域，多有亮点。例如论证科学的射箭站姿：“射箭时的站立法，宜蹲腰微似马步，较为稳善。腰蹲则身不动，坐胯而臀不显。腰蹲则腰部日渐有力，有力则不至于伛偻；收臀直腰则脊柱正直，后背不至弯曲。后背正直，则胸腔不受压迫，内部各脏器官的机能可以自由活动，对于血液的流行，呼吸的畅利，消化的顺适，均有莫大的利益。”^[25]13

显然，张唯中始终致力于用准确的科学范式阐明传统射艺的实践原理，从而为古代的经验话语赋予了系统规范的学术定义。传统射学在科学的弓箭学体系中获得新生，亦促成了更为先进的科学训练法的诞生。

3.4   专项技术的科学改良

为凝练专项技术，张唯中独运匠心设计了初级、中级、高级、神奇四阶段训练法。鉴于“神奇射法”本质上是“高级射法”的延展，故此处不单论。

所谓初级训练法，即“十五小时”便可模塑动作的速成法。如有运动基础，则可缩减至“八九小时”。斯法核心是“五段教学法”，即以“执弓、上箭、开弓、撒放、收弓”五步统御动作流程。每段下又细分2 ~ 3个动作单元，合计由“执弓、量的、取箭、上箭、站立、开弓、瞄准、撒放、右下臂向右放平、头向右转向西视、左手左足收回”11项构成^[25]50-53。

典籍中固然也有类似的动作分解，但各单元间往往缺乏连贯性。考诸文本，阐述技术流程最翔实者首推《武经射学正宗》^[32]。但该书标出的“五法”—“审”“彀”“匀”“轻”“注”，其间的递进关系不明。“审”是开弓前的预备势，“彀”是满弓势。依常理，二者之间还应包括如何执弓、搭箭、预瞄、开弓等因素。对此作者高颖避之不谈，反而着墨于作为抽象体感的“匀”，以及撒放关窍的“轻”。之所以如此避重就玄，是由于高颖的训练法乃根据其青年时习射的教训而设，针对的受众并非初学者，而是与他一样曾“偶入旁门”、无法精进的习射者^[33]。高颖遭遇技术瓶颈的根本原因恰在于传统射书难以提供一套体系化、标准化的训练法，以致习常囿于“意会”而误入歧途。相较之下，张唯中附以图例且次第鲜明的教学法显然更实用。

中级射法更深入地剖析所有技术细节，并详释几种不同的技术体系，且分门别类地辨析其使用情境。该部分最大亮点是对传统技法术语的“创造性转化”。例如，对于明清典籍中的所谓“大架”“小架”，张唯中指出，二者实则修习的不同次第。“大架”更适合初学，尤宜于“女子、幼童及老人”；“小架”则更具针对性，系为将来学习骑射做准备，因在力学上与骑马时的用力方式较为类似。鉴于此，中级训练法主要旨在使射手经由3个月的系统学习谙熟“大架”，并为骑射的学习奠基^[25]54-61。

所谓高级射法，实则“动的射”、骑射、游艺射、猎射等不同形式的统合，其中最具原创性的莫过于射击移动靶的“动的射”。为此，张唯中特别设计了6种不同的“动的”—上下动的、左右动的、前后动的、空中动的、抛掷动的、旋转动的，且各自对应一套训练体系。“动的”之发明极大拓宽了传统射艺的运动形式。当然，要谙熟高级射法中所列各种射技，射手至少需要1年的训练时间^[25]68-70。

值得注意的是，张唯中在高级射法部分保留了对“养气”“内功”等古典术语的使用，赋予传统符号以科学的所指恰是该部分的亮点。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气”贯通了两周以降所有时代。然而，诸家对“气”的解释却治丝益棼，其既是宋明理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名词，亦是道教工夫论的核心因素，更成为明代以降拳术中的神秘附会—陈独秀所谓“想象之最神奇者”^[34]。张唯中并未采用“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式的言论对“气”全然否定，相反，他将“气”的概念收束于“性情”的范畴，肯定了“养气”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25]63-65，即张唯中基于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剥离了累积于“气”之上的神秘主义身体观，进而将“养气法”作为一种调摄身心的有效手段嵌入科学的射箭训练体系。

综上可见，以“体系整合”和“话语更新”为评判标准，张唯中对弓箭学的科学化构建尝试大体是成功的。与同时代其他相关文本相比，《弓箭学大纲》亦具有标出性的学术史意义。

4.   追问：张唯中弓箭学体系的贡献及局限

4.1   比较视域下《弓箭学大纲》的理论亮点

《弓箭学大纲》虽不是民国时期唯一符合科学范式的国术理论专著，但无疑是系统性和完成度最高的代表。为力证是论，将其与彼时其他同类著述进行对比，以重申张唯中的贡献。

教育家李贻燕所撰《弓术十讲》或为民国时期最早的射学著述。该文发表于1926年，文言体例。全文以“内功”“外功”为基本论述单元。前者示以“正心、诚意、存神、养气”诸法，后者陈以“落、下、卧、顺、满、归、平、空、定、均”诸势，且无任何准确的系统性解释^[35]。可见，该文仍然不脱传统射书、拳谱的文本策略，几无科学性。

《弓箭学大纲》出版当年（1934年），国术家卞人杰在《康健杂志》上发表《射艺概述》一文，旨在融射箭、拳术于一共生训练环境。诚然，“探索不同射箭体系的技术迁移有其必要性”^[36]，但囿于专业素养的不足，卞人杰文中充斥着对技术迁移的臆造。他推崇射箭先练“下盘”，并高擎马步、弓步才是训练之本；强调大臂力量，劝导练习者每天进行类似拍打硬功般的“吊膀子”法^[37]。对于前者，张唯中已指出，一个稳态“身法”须由身体各部分共同配合完成，并非仅靠腿力。对于后者，所谓“吊膀子”不过是一种江湖把式，且不说其根本无法移入科学的运动训练，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健康的损害。显然，无论李贻燕抑或卞人杰，所述均与科学化要求相去甚远。

此外，还须关注20世纪30年代存于国术界中的一大怪相—“以科学为名行反科学之实”。此间，尤以吴图南之《国术概论》为典型。享有“国术大师”美誉的吴图南曾于1933年出任中央国体专校“国术理论”教授。作为课程讲义，《国术概论》开篇即定位于用“科学的方法”认知国术，倡导首先考订国术历史源流，尔后复归于生理学原理加以改造。吊诡的是，该书既不见严谨的源流考证，亦不见科学的范式转移。以“弓矢概论”一章为例，吴图南的论述不过是化用古代射书典籍，并无科学的理论创见。如：考弓矢制作，则照搬《考工记》等常见文献而未加原理说明；述射箭技术，则袭用清代典籍与相关术语。他提出的“四平射法”本质上等同于清代的“五平三靠”法，而所谓“神舒意静，气沉丹田，自能极用气之妙”等语更是新文化派最为反对的“玄学”话语，更不用说他还专门创造出一套完全采用传统话语编汇的《弓矢练习歌诀》^[38]。毫不夸张地说，整部《国术概论》鲜有真正符合科学范式的内容。即便吴图南所精擅的太极拳理论，也仍一味照搬清人文本《太极拳论》，继续陈以“知阴阳”，“阴阳相济方为懂劲，懂劲后愈练愈精······渐至从心所欲”等语，不禁令人怀疑其是否真有构建国术理论的初心。

在同类著述中，只有曾鹏程于1936年所著《国粹体育拉弓射箭浅说》能在科学性上比拟《弓箭学大纲》，但因篇幅较短，其丰富性仍逊一筹。曾鹏程本人亦将张唯中引为同道，并在自序中由衷赞叹张唯中的著作“考据之丰，谈理之确，使余书兴望尘莫及之叹”。不过就“技法”问题而言，他认为张唯中的著作尚有补充余地。如张唯中的著作在“五段教学法”中对“开弓法”论述不详，曾鹏程则不仅按步骤列出开弓的3项动作单元，还介绍了张唯中著作中遗漏的“握弓弝法”和“架扳指法”。纵观《国粹体育拉弓射箭浅说》，不见增生歧义的传统术语，此与《弓箭学大纲》的范式合辙^[39]2。曾鹏程著作的科学性更体现在用物理学知识解释“射理与射法”上，尤其是对射箭瞄准法的几何学阐释在精确性上超越了《弓箭学大纲》相关内容，并一度形成了对张唯中部分观点的挑战。

曾鹏程活用科学知识的能力与其早年受教于四川武备学堂有关。清末新军的培养体系中，数学、测绘、物理都是必修课^[40]。作为新式军官，曾鹏程毫无疑问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张唯中同样如此。反观从传统师徒制下走出的国术家，无论知识结构还是话语模式均与新式教育培养的体育人才有极大差异。吴图南之所以抬出“科学”为其《国术概论》背书，实属趋风行为。新文化运动之后，“科学”已成为整个思想界的“威权话语”。此间，各色人等皆关注“科学”话语所能带来的实际社会效应，以致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士也开始假借科学之名“振振有词”^[41]。彼时的“国术家”群体受益于官方认可的“知识权力”，得以将并不成熟的国术理论嵌入体育学科的建构中。然而，在缺乏更具知识权威的“他者”施以客观批评的情况下，这些水平不一的国术知识只能陷入重复性的“内卷化”生产，遑论聚合成系统性的科学理论。诚如罗志田^[42]所言，“国术”之所以为“新文化运动最不能接受”，部分原因在于其在“强国强种”语境下，挟政治权力造出的并不纯粹的科学知识对倡导纯粹科学的新文化派形成权势挑战。

张唯中的弓箭学体系恰恰提供了一个可资示范的国术科学化框架，或可调和“科学”与“国术”之间的竞争张力。张唯中的文本意识形态与其说归属新文化派，毋宁说代表了时人所称的“东方文化派”，该派固然高擎民主与科学，但也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故力主新旧调和^[43]。质言之，张唯中使用的科学话语并不激进，未如“全盘西化”论者那般对传统知识体系全然舍弃，而是要经由“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力图将“土”与“洋”、“古”与“今”、“身”与“心”重新熔铸于一个创新而自洽的国术理论系统。

4.2   张唯中弓箭学体系的知识局限

学术史的回眸也应辅以恰当的学术批评。囿于时代局限性，《弓箭学大纲》存在一些今人看来并不符合“科学”的认知偏见，兹举两例述之。但这些认知偏见并无损于张唯中弓箭学的整体架构，仅属白璧微瑕。

（1）案例1。《弓箭学大纲》下篇第9章第3节谈及射箭是十分适宜妇女的运动，理由是妇女在生理上不适合从事剧烈运动，而射箭姿态柔和，动作舒缓，“极合于妇女的惯例”。文中将妇女形容为“幽娴贞静”“以柔弱为美”，隐喻了男权主义偏见，悖于彼时的潮流。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审美观念已然发生转变。经由“天足运动”“天乳运动”等一系列旨在解放女性身心禁锢的社会思潮，城市女性逐渐挣脱家庭，与男性一道参与公共生活，其中就包括参加田径、球类等竞技体育运动^[44]。必须注意的是，当时的知识精英多以为女子经期剧烈运动可能导致不孕，于是妄下判语认为女子不宜从事剧烈运动。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即持此论，担心女子田径“有妨于生理”^[45]。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亦声称女子运动“不利于遗传”，生育率会降低^[46]。换言之，今人眼中的“伪科学”在过去可能是专家学者和普罗大众都普遍认可的“科学知识”。张唯中对女子体育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新旧交替时期的时代局限。

（2）案例2。《弓箭学大纲》上篇第2章第4节及下篇第4章第3节提到应在军队中推广射箭训练，如此可在国事日艰之时为军队节省宝贵的子弹^[25]32-34。张唯中认为射箭与射击在瞄准方法上没有本质区别，故技术迁移完全合乎科学原理。“射箭瞄准与打枪瞄准原则相同，形式稍异，打枪系将目标尺及枪口准星与眼直对，射箭则箭杆箭头不与眼对，而与口上部相对，说来好像不合道理，实在呢，是前拳与的与眼相对，在原则上与枪弹瞄准无异。”^[25]59相似论调亦见于国术史家唐豪。在1940年出版的《清代射艺丛书》中，唐豪写道：“射艺的审固，不是同步枪的瞄准一样么？射艺的撒放，不是同步枪的射击一样么？既然射箭与射击性质相等，不如在学生和民兵的军训中大力宣传射箭的好处，以节省子弹，共克时艰。”^[47]

张唯中、唐豪二人的报国之情值得肯定，但枪械“三点一线”的射击原理实与弓箭迥异。子弹的飞行轨迹趋近直线，以单眼瞄准便于聚焦。箭杆本身拥有一定挠度（spine，即物体的抗弯曲系数），故而箭的飞行轨迹乃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形态—总体处于抛物线轨迹，且抛物线前端又混以“鱼尾式”摆动。此外，箭支所受空气阻力远甚于子弹。在通常情况下，射手会根据箭靶与弓弝的相对位置关系完成瞄准，这时反而需要双眼，自然无法应用“三点一线”原理。

多年从军的曾鹏程显然比张唯中、唐豪更懂得枪械射击原理，他在《国粹体育拉弓射箭浅说》中单列一节比较了射箭与射击的瞄准方法。曾鹏程认为，射箭在衡量水平线上的准度时，其方法与枪械验准相同，皆是“平行线原理”，但在衡量中轴线上的准度时，必须考虑“箭路与箭着点及射角与落角的道理”，故要应用几何中交叉线与弧线（抛物线）的知识去估量其准度^[39]16-17。换言之，射箭与射击应用了两种原理不同的身体技术，射箭高手未必善于射击，反之亦然。

事实上，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均未将射箭应用于军事训练。不过，张唯中、唐豪等国术家希望将射艺还原为一种“军事武艺”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若按吴志青将拳术“体操化”的思路，射艺亦极可能走入单向度发展误区，从而彻底与多元化文本相分离。张唯中始终维护多种形态并存的射艺本相，这一观念对今天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仍有宝贵的启示价值。可惜的是，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术的整体发展被迫中断，张唯中的弓箭学也因剧烈的时局变迁湮没无闻，终未能成为民族体育理论具有坐标意义的开端。

5.   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论述，本文已确切证明：①民国时期确有符合科学范式的国术理论，且体育界有明确的国术科学化诉求和实践策略，即“体系整合”与“话语更新”；②国术家张唯中所撰射学著作《弓箭学大纲》是符合科学范式的国术理论“典范”文本，且其完成度不仅高于同时期其他射学著作，也高于吴志青、吴图南的国术著作。基于此，本文在方法论层面力图进一步拓宽国术史研究的理论视界。

（1）囿于认知局限与史料疏漏，既往学术史多关注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查拳等“主流”国术项目，而从未将射艺纳入国术史研究视野。这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造成了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国术理论实况评价失当。关注民国时期的射学正是旨在将国术史的真正意义在“古今之变”的大历史维度中重现。同时，亦为正确认识和定位近代体育学术演进史提供一个可资镜鉴的样本。

（2）囿于传统学科史范式的局限，既有对国术理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文本细部，未能运用知识史方法将国术理论的知识类型、知识结构、知识话语和包括传统拳术、器械、射艺在内的武学文本进行系统对勘，以明辨其知识转型模式，更疏于对国术产生的政治语境及国术话语的文化权力进行考察。若秉承知识史的方法论继续深化国术史和国术理论研究，学者还应关注国术家群体的“日常知识生活”，如其在各地国术馆、国术社团、体育专科学校、普通学校等场域内的国术实践活动，借此可观察文本中的科学知识如何落实，而不仅是基于文献研究的单向度视角。

（3）囿于学科体系与学术范式的分野，历史学界与体育学界之间存在客观的壁垒，造成既有国术史叙事难以关联大历史。事实上，国术话语正生成于全面的“转型时代”，故而传统武学知识谱系的范式转移既是传统身心观、技击法、师徒制等知识与制度的转型，亦深嵌于传统社会结构、军事制度、宗教习俗、伦理观念等整体性转型。本文以民国射学为切片，正是让国术史回归大历史的初步尝试，以期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步入更理性化、科学化、通识化的学术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