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国有不同的传统弓箭，如做工精良的埃及弓、古朴实用的印度弓、擅于远射的英格兰长弓、民族特性凸显的日本和弓等。正如国际射箭联合会秘书长汤姆·迪伦评价说，“箭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包含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聚集了文化价值”^[1]。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同化或异化、文化霸权、文化冲突等现象交织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各个国家与民族传统弓箭文化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为我们正确看待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厘清全球化所致的文化单一化影响和传统弓箭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推进中国传统弓箭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传承指明了方向。中国传统弓箭文化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在弓箭文化全球史中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标志。在全球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交锋的当下，中国传统弓箭因其独特的寓教于射、观德之射、君子之争的文化内涵必然成为在文化重构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然而，在西方奥林匹克精神与现代弓箭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我国传统弓箭经历了近五十多年的低迷与沉寂，即使当前恰逢复兴传统文化之新机遇，仍面临着守旧与创新、传承与发展之间不可避免的迷茫与矛盾。相较而言，日韩两国的传统弓箭文化深受我国儒家学说影响，并且在学习、吸收、融合我国传统弓箭文化后，将其转换成具有民族辨识度的特有弓箭文化，即“弓道”与“国弓”，在国际上产生了远超我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汲取日韩两国之长，以弥补目前我国在保护和传承传统弓箭文化方面之不足。

比较研究是很多学科研究常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论及比较研究的意义时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容易找到理解这些现象的钥匙”^[2]。跨文化比较的基本前提是将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作为样本，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以总结出人类行为的规律或者验证某种理论假设^[3]5。东亚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5个国家，本文选取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弓箭文化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上同属于“儒家文化圈”，日韩两国深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在历史文化背景上相似，且三国之间有着渊远的弓箭文化交流传统。

1.   缘起与背景：东亚传统弓箭文化的发展境况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多个维度上推进，体育作为人类的共同语言，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实现全球推广。可以说，国际体育合作新格局是现代竞技体育全球化的体现，现代奥运会就是现代竞技体育全球化的缩影^[4]。奥林匹克精神源于古希腊文明，是西方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它崇尚竞争与和平、理性与激情、规则与自由完美结合的理念，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作为格言，它对全世界体育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仅从各国当前的学校体育内容及竞技体育赛事便可窥一斑。西方现代射箭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一脉相承，其追求的“更准”和“更远”充分体现其竞技性和休闲娱乐性。与西方现代弓箭截然不同，共生于“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传统弓箭除具有生存、战争、竞技、娱乐等价值外，还蕴含着更为丰富的人文价值。随着“西风东渐”，西方现代射箭（洋弓）运动进入东亚，中、日、韩三国传统射箭都面临着巨大冲击与现代化调和问题，但传统弓箭在各国的传承和发展状况大相径庭，这也是引发笔者思考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1957年，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与北大教授林启武在莫斯科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后，将西方现代射箭运动引入中国。自此，射箭运动员改变原有传统弓拇指勾弦的习惯，开始学习地中海式勾弦法，并在全国性运动会上以现代射箭规则开展竞赛，传统弓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走向低迷。借用射箭泰斗徐开才先生的话：“人家韩国和日本没丢弓箭传统，而咱们丢了，这一丢多少年了？五十年了！”徐开才既是第一届全运会射箭男子全能冠军，也是首位国家队射箭教练员，对传统弓箭文化流失和异化的痛心疾首激发了他身体力行唤醒近十年来中国传统弓箭的再次复兴。可以说，中国作为寓教于射、寓礼于射的发源地，为传统弓箭赋予了特有的文化价值，但曾一度因为西方现代射箭运动而放弃了传统弓箭的传承。如今，在复兴之路上仍然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选择两难问题。

在日本，当意识到日本弓与洋弓的“命中”制度存在差异时，与中国全盘改用反曲弓的做法有所不同，他们开始重视对弓道传统文化的保护。1949年，日本成立全日本弓道联盟；1950年，举办第一次弓道大会；1951年，准许弓道作为中学以上学校的体育教材进行推广。进而，日本开始关注弓道文化的国际输出。1980年，日本组建欧洲弓道联盟，将弓道向国际输出；2006年，成立国际弓道联盟，陆续成功吸引了24个正式加盟国和23个预备加盟国家和地区^[5]，创设了以联盟为中心的全球弓道文化圈。这一系列有规划的输出让日本弓道获得了当前特有的国际影响力。2019年，国际箭联发展和教育培训部主任Pascal Colmaire在上海国际箭联一级教练员培训中谈到自己曾经专门赴日本学习弓道，并且认为日本弓道文化博大精深，与西方的反曲弓有很大区别，是亚洲弓箭文化的代表。当学员问及是否了解中国传统弓箭时，他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

在韩国，传统国弓与洋弓齐驱并进。目前，韩国反曲弓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高丽大学韩勇镇^[6]认为，“从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各种世界射箭大会上，我国男女国家代表持续取得优异的成绩来看，我们民族对射箭特别有天赋”。可以说，韩国对传统弓箭文化有着超乎别国的保护与传承意识，这为其现代射箭水平的领先提供了动力。1971年韩国将制作传统弓和箭的“弓匠”、1989年将制作箭筒的“传统工匠”列入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术/工艺”类别；2020年7月30日，韩国文化遗产厅将弓术或国弓指定为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42号。与此同时，韩国还准备将国弓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弓士认为，国弓从古至今，其脉不断，一直延续到现在，特别是在制作和使用弓的方法、射箭时的心态等方面有着自己的固有特性，是韩民族文化遗产^[6]。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弓箭文化对东亚三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冲击。比较而言，中国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影响下选择了摒弃传统、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日本更加关注弓道传统文化的保护；韩国在发展传统弓箭文化的同时，将儒学中的传统弓箭心态训练方法运用于现代射箭训练，获得世界领先的发展水平。同样受到西方现代弓箭文化的冲击，为何日本能通过国际弓道联盟在全球化中获得影响力？为何韩国能在现代弓箭比赛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作为日韩两国传统弓箭文化的重要输出国，中国不但在传承方面几乎出现断层，而且在现代竞技射箭比赛中也无法取得优势成绩，更加凸显了传统弓箭文化复兴的紧迫性。笔者认为，当下需要借鉴他国之所长，重塑文化自信，梳理我国传统弓箭文化的特有标志符号，探析传统弓箭现代化复兴的理念与路径。

2.   东亚传统弓箭文化核心价值的共通与差异

文化比较的可行性在于文化的共通性和民族传承的差异性。这种跨文化比较可以使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观，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自卑感^[3]5。中、日、韩传统射箭文化均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但价值核心各异，具有比较研究的基础，通过对日韩两国传统射箭文化的比较分析，可以帮助认识并厘清我国传统弓箭文化的价值内核。

2.1   东亚传统弓箭文化核心价值的共通性

东亚传统弓箭文化的比较源于中、日、韩三国文化的共通性。儒家文化源自中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长期影响并已融入日韩两国的民族文化。中、日、韩三国共同尊崇儒学创始人孔子，提倡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在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三国传统弓箭文化有着共通之处，均推崇习射与个人修养提升的连结，从而凝练出射礼或礼射等教化人的文射内容。

在中国，儒家学派非常重视射箭的人文教化价值。孔子不仅将射箭看作一种技能，而且认为它是一种培养知礼德行的教化手段，可以作为评价君子品行的重要标准。《孔子家语·观乡射》中记载：“孔子观于乡射，喟然叹曰：‘射之以礼乐也，何以射？何以听？修身而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将安能以求饮？’”^[7]故而，“射”被列为我国古代六艺之一。在日本，弓道文化吸取礼射文化中“以德引争”^[8−9]的传统思想，将《礼记·射义》《周礼》等中国古籍奉为弓道大典，也将弓箭这一杀伐争斗的武器工具转化为竞射饮酒的娱乐之射，并且学习中国礼射中的等级之分^[10]35，形成开弓与悟禅相融合的弓箭文化理念。在韩国，国弓也深受中华礼射文化的影响。射手必须以主要内容源自《礼记》《论语》等中国古籍的《弓道九戒训》《执弓八原则》作为严格的行为准则，几乎每家射馆都将其装裱于墙公示提醒射者。同时，韩国一直保留着最完整的乡饮酒礼仪式，延续并传承乡射礼的礼节文化。

由此可见，中、日、韩三国传统弓箭的价值内核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都继承并彰显了儒家文化中射箭所特有的以德行培养和礼节养成为核心的文射。与西方射箭文化有所不同，东亚三国的射箭除了追求射准和射程之外，还有着特有的人文教育价值和社会教化功能。

2.2   东亚传统弓箭文化核心价值的差异性

虽然中、日、韩三国都推崇儒家文化，但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同，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同，造成文化的差异^[11]186-187。例如，儒家所提倡的“德”，一方面是以德治国的德，另一方面是个人道德品性的德，都是东亚三国最为推崇的。但是，中、日、韩传承的“德”的核心价值有所不同，中国儒学的“德”凸显“仁”，日本儒学凸出“忠”，韩国儒学凸出“义”^[11]188。这种差异在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弓箭文化中也有所体现。

“仁”的观念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仁”指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于个体而言，“仁人君子”讲求人与人要相互尊敬、宽容与帮助；于社会而言，“仁”就是要有礼节，讲信义，不欺诈，不粗鄙。中国传统弓箭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仁爱”之道。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12]又如《论语·述而篇》中的“弋不射宿”，都是中国儒家对人、对事、对自然饱含“仁爱”之心的体现。同样，孟子也主张以射箭判断个人的仁德修养，并提出“仁者如射”^[13]。与此同时，射礼是儒家思想“仁”的完美体现，从狩猎征战的武射中创造出辅以礼乐的文射，让射箭的内涵得到质的提升。班固在《东都赋》中写道：“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驷铁》，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舆乃出。”^[14]可见，古代狩猎也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礼仪，强调顺应时节，如春天为万物生发的季节，此时各类禽兽正值繁殖期，因此不宜狩猎捕杀，彰显出对大自然的敬爱与仁义。由此可见，我国儒家将射箭融入礼乐教化体系，充分彰显出“仁”的文化内涵。

“忠、敬、勇、武、刚毅”是日本儒学中的重要德行，其中，“忠”渗透于日本整个社会，成为所有阶级的理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5]在《菊与刀》中写道，“仁”在日本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对天皇和父母的“报恩”在日本人心里是一种无限、无条件的义务。美国宗教学者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认为，“对主君的那种特殊主义的‘忠’凌驾于其他所有的伦理观念之上。所以‘忠’就成了所谓江户时代的中心价值和第一美德”^[16]。与“仁者爱人”的普遍主义不同，“忠”代表着特殊主义，是对特殊的系统或集体的承诺。日本正是通过儒学实现以超血缘的公共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换言之，对自己服务的藩、贵族、武士集团竭尽忠诚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德行。于是，日本儒学的“忠”与固有的神道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武士道。弓道作为日本武士道的一种，同样诠释着武士道精神，承载着特有的“忠”的思想。同时，日本儒学比较崇尚对“道”的参悟，故而出现“茶道”“花道”“弓道”等。“道”既是专门的学问或技法，也是为人应遵守的条理和法则，日本人将其从原本的一项技能、技艺提升为一种为人处事的道理和高深的人生哲学，这便是弓道特有的日本文化底色。弓道追求个人修炼，讲究“练心”、“心的澄净”、“心、技、体”合一。“全日本弓道联盟将现代弓道的最高目标定为三点：一是根据‘礼’修炼行为举止，二是通过弓道提高‘射品’与‘射格’，三是通过弓道修炼完成‘人’的塑造。”^[17]这种个人修炼深受中国传统弓箭文化中“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的内省思想的影响，但是日本弓道因受佛教禅宗影响，更为注重“物我两忘”、由“实”到“虚”的境界。

韩国的儒学精神个性与其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联。首先，在韩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士祸对韩国儒学和儒者的精神产生较大影响。15—16世纪，戊午士祸（1498年）、甲子士祸（1504年）、己卯士祸（1519年）、乙巳士祸（1545年）等让一些儒家学者、士大夫受到政治清洗，这是东亚其他各国没有经历的。士祸中受到迫害的著名儒者不顾自身性命，不计祸患，坚持“道义”，这种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形成了韩国特有的“义”的儒学精神。其次，“义”观念的形成与韩国历史上频繁受到外民族入侵也有着必然联系。例如，在高丽时代受到契丹、蒙古的攻伐，在朝鲜时代受到日本的入侵。这些外患进一步激发了韩国儒家文化中特有的忠义、义节精神。这种“义”的精神在韩国国弓上亦有所体现。韩国国弓迄今为止依旧遵循古训：“仁义德行、诚实谦逊、自重节操、礼仪严守、廉直果敢、习射无言、正心正己、不怨胜者、莫弯他弓。”同时，国弓保留着145 m的习射距离，段位考核时并不采用环靶计数，而是用击中制。这种考核方法与韩国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之，东亚三国在儒学上的不同精神气质衍生出不同的传统弓箭文化。日本弓道精神的“忠”以及其对“道”的追求使之在国际弓箭文化圈有着鲜明的文化标志。韩国对保家卫国“义”的价值追求支配其保留长距离习射习惯，为现代射箭竞技水平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相较而言，中国传统弓箭文化具有原创性和延续性，所蕴含的儒家文化特质更为丰盈，除了“忠”“义”等家国情感之外，更有着“以人为本”“以天为则”的仁爱情怀，因此，可以将“仁”作为中国传统弓箭文化需要传承的精神内核。那么，如何在全球化新时代彰显“仁”的精神内核是本文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

3.   东亚传统弓箭文化的演变与传承

文化是一个人群的成员赖以区别于另一人群成员的共同思维方式，包括价值体系。跨文化管理学家霍夫斯蒂德（Geert Hofstede）提出的文化比较洋葱模型包括象征物、英雄人物、礼仪习俗和价值观等比较层次^[18]，基于此，对东亚传统弓箭文化进行比较，综合分析其在称谓、器物、神话、制度习俗和核心价值观上的演变与传承，可以认清各国弓箭文化的民族标志和价值内涵，为提炼中国传统弓箭文化的传承载体与内核提供依据。

3.1   象征物一：东亚传统弓箭之称谓

在日本，传统弓箭曾经有弓、射、弓法、弓术、射术、射道、弓技、射技、射法等称谓，而最终从“弓术”到“弓道”的名称转变也有着长达20年的过渡期。据考察，从学校弓道部的名称来看，1911年第八高等学校开始从“弓术部”过渡到“弓道部”，到1932年完成了名称的过渡^[19]。从出版物的名称来看，1918年《现代弓道》中的表述开始从“弓术”向“弓道”转移，1923年的《弓道讲义》已有明确的转移意志，之后在1926年左右迎来了名称转移的过渡期，直至1933年在《兴趣的弓术》和《弓》等几部书籍之后，再也没有使用“弓术”的内容。日本传统弓箭称谓从“弓术”向“弓道”转变的理由目前仍无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射箭的精神、身体、技术3个层面中，从“术”到“道”体现了对精神层面的强调。

在韩国，“弓术”是朝鲜时代武科被废除后长期使用的名称。1927年开始使用“弓道”称呼当时的日本弓箭，1932年朝鲜弓术研究会改称朝鲜弓道会，1935年弓术大会改称弓道大会。由此至20世纪50年代，“弓术”“弓道”混用并被媒体报道。“国弓”和“射箭”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术语，1983年大韩体育会确定了将国弓和洋弓分开的方针，大韩弓道协会分为大韩弓道协会和大韩射箭协会。直至2020年，韩国文化遗产厅将传统弓箭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正式名称规定为Hwalssogi，定义为除了现代射箭以外的国弓^[6]。

在中国，传统弓箭的称谓尚未完全确定，在近十年的复兴过程中曾经出现传统射箭、射艺、中国传统弓箭、民族射箭、中华射艺等各种名称，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是“中华射艺”。2018年，贠琰等^[20]首次就“中华射艺”的认知和概念进行论证，并将其定义为“形成于中华文化圈，以弓、箭以及相关器物为媒，准确击中目标为本质属性，文射和武射为表现形式，跨地域交融为主要特点，兼具多种价值属性并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中的宝贵文化遗产”。2000年，英国汉学家谢肃方完成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射学的专著，命名为Chinese Archery。2023年，陈雨石、贠琰将该书译为《中华射艺史话》。尽管“中华射艺”在出版物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事实上体育学界尚未形成对中国传统弓箭、射箭、射矢活动及文化的统一学术称谓，更谈不上形成具有民族标志的名称。

日本传统弓箭曾经有弓、射、弓法等各种称谓，而最终从“弓术”到“弓道”的名称转变经历了长达20年的过渡期。韩国直至2020年将传统弓箭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正式确定称谓。中国传统弓箭的称谓也需要一个由多样化到达成一致的演变过程，这有赖于学界及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达成统一及固定使用从而形成文化标志。

3.2   象征物二：东亚传统弓箭之器物

在日本，早期采用的是对有弹力的树枝进行加工并涂漆而制成的丸木弓。10—11世纪开始在丸木弓的外侧贴上竹片，称为伏竹弓；12—13世纪对伏竹弓进行改良，在弓身内侧也贴上竹片；15世纪左右进一步改良为四方竹弓，弓身两侧也逐渐被贴上竹片；16世纪开始将炭化的数枚竹片作为弓芯，形成侧面为木质、内外为竹片的竹木弓，现代日本弓基本延续了这一构造^[21]。现代弓道用弓依旧是竹木弓，主体材料由内侧木片、填充木、侧边木、外侧竹片四部分构成，用鱼鳔粘合成弓体。相较于中韩两国，由于受到制作材料的限制，以竹子为主体材料的和弓只能通过增加长度避免弓身断裂，形成了平均长度为221 cm的长弓。

在韩国，《三国遗事》《三国史记》等较早历史文献提及“脉弓”，其是为了防止弓箭扭曲而使用牛或鹿角制作的弓，故也被称为“角弓”。韩国角弓制作工艺与中国《考工记》中的记录大体相同，由水牛角、桑木、牛背筋、竹、桦皮，通过鱼鳔粘合制作而成，不上弦时的弓松弛犹如环状，如要上弦需借助炭火烘烤调教来完成。此外，朝鲜时代弓的种类不局限于角弓，还有正两弓、礼弓、木弓、铁弓等，其用途有所区别：正两弓用于战争、武科初试等；礼弓用于燕射、大射礼等；角弓用于宴饮和娱乐；铁弓用于战争^[22]。只有角弓被传承至今，其制作材料中最重要的是鮸鱼鱼鳔和牛筋，其用量决定了弓的磅数，也决定了角弓长距离实射的能力^[23]。现代国弓训练比赛中除采用传统角弓外，还会使用由碳纤维和木结合而成的改良弓。

在中国，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早在两万年前便出现了弓箭。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就发掘过一枚加工精致的石镞^[24]。同时，弓的种类繁多，仅在周朝便有王弓、弧弓、夹弓、庚弓、唐弓、大弓六种，用途不一^[25]。关于制弓工艺，很多古籍均有记载。其中，两千多年前的《考工记》对传统弓箭制作技术的记录最早也最为详尽，包括制弓的选材方式、加工方法、校验步骤，以及弓的规格标准等。先秦工匠在制作一把良弓时，不仅考察材料的特性，还仔细研究材料的时令和处理方式，对制作过程精益求精，处处体现了工匠精神。从取材来看，工匠制作一把弓所需的材料主要有干、角、筋、胶、丝、漆六种，这些材料各有不同的作用。传承至今，北京“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与传统弓箭文化相关的唯一被录入的项目。

器物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表象之一。受地理环境和条件限制，日本和弓材料最为单一，制作最为特殊，对现有材料进行改良，一直延续传承至今。中国无论在弓的起源、品种类别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非凡成就，且相关文献记载丰富，但仅承袭中国双曲反弯复合弓的清弓制作技艺“聚元号”得以保存。反而是韩国在融合文化、历史特征的前提下不断改进传统角弓制作，体现出精湛技艺。

3.3   英雄人物：东亚传统弓箭之神话

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东亚各国既相似又互异的弓箭神话传说。由于神话与历史密不可分，神话比较研究是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古文献《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中并未出现类似中国后羿射日的神话，但《太平记》记载了广有射怪鸟事：元弘三年，全国传染病流行，死者甚多，有怪鸟出现在皇宫的紫宸殿上空，发出鸣叫声，其喷出的火焰照亮了宫殿，令人难以入睡。射箭能手广有在百官和醍醐天皇的指令下射死了怪鸟，就此一战成名，成为日本传说中有名的射箭英雄。

在韩国，射箭是神话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朱蒙卵生，一个月会言，便对母亲说：“因为苍蝇打扰不能睡觉，请妈妈给我做弓矢。”母亲用竹子给他做弓矢，他射苍蝇，百发百中。当时按照扶余话，称神弓手为“朱蒙”，因此这孩子便被称为“朱蒙”，可见其箭术的高超。传说沸流国王松让不信朱蒙是天帝的孙子，想用射箭来考朱蒙，朱蒙让人把玉指环放在一百步之外，射箭将玉指环击碎。传说朱蒙具有三种能力，第一是天生的神圣性，第二是射箭能力，第三是无敌的智慧。由此可见，在韩国曾经将射箭能力看作可与神圣、智慧相媲美的能力。

在中国，关于射箭神话和神射手的记载非常丰富，从各类古籍和多地的画像石、壁画中可窥一斑。以广为人知的神话“后羿射日”为例，除了文字记载外还在多处画像石中得以体现。自周朝后，后羿射日的故事就已广泛流传，不但在屈原的《天问》、庄周的《齐物论》等中有所提及，而且在汉代画像石、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中都描绘了一幅在顶天立地的扶桑树下后羿弯腰侧身手持满弓，树上还有三只乌鸦的射日场景。更神奇的是，在中国各个民族中都流传着射日的神话故事，如赫哲族的射太阳、路巴族的九个太阳、蒙古族的乌恩射太阳、壮族的侯野射太阳、侗族的射太阳、纳西族的靴顶力士、德昂族的仙人射日等^[26]。

从中、日、韩三国的射箭神话看，无论是射怪鸟的广有还是射九日的后羿均有救世英雄的身份，但是广有为保护皇宫被大臣受命射鸟而成为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日本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及日本英雄对上级无条件的“忠诚”。中国神话中后羿是善的化身，是为人类幸福而征服自然，与太阳代表的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精神代表，体现了一种“仁爱”之情。韩国的射箭神话与中国颇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关于朱蒙的神话在我国的《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魏书》《周书》《隋书》《北史》《通典》中均有记载。由此可知，韩国传统射箭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韩国学者韩勇镇^[6]在论文中写道：“弓箭手羿在《尚书》中被记载为射中九个太阳的英雄，也变成了夺人妻子的恶棍。说明东夷族的神话英雄通过异族华夏族的统治而被扭曲的现象。”这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现象。

3.4   制度习俗：东亚传统弓箭之射礼

人类学家认为，仪式是指具有高度形式性和非功利性的活动，任何人类行为都具有一种仪式的维度，因此仪式不但包括特殊事件，而且包括所有人类活动的表现方面。仪式包含了参与者的社会和文化地位象征信息，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解释和戏剧性地处理了某种文化的神秘性，所以对仪式的观察和分析在人类学历史上也是研究重点之一^[3]104。

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宫廷中每年都要演出由天皇导演的“竞射”话剧，以体现射礼的精神内涵。天智朝的大射（诗礼）是每年必定举行的重大活动，进行各种“仪礼之射”。平安时代中期以来，由国家举办隆重的射箭赛事，称为“赌赛”或“竞射”，射手分左右两方，左方胜则演奏《罗陵王》，右方胜则演奏《纳苏利》，不分胜负则两曲皆奏。到中世纪，镰仓幕府为了备战练兵，大兴流镝马、悬笠而射、追犬射物等骑射活动，形成了“日置流”等武射流派，以射礼为主的文射淡出。直至江户时代，文射射礼才又被武射吸收，融合成为普及民间的日本弓术，并形成了京都三十三间堂、江户三十三间堂、东大寺等地的“堂射”习俗。如今，“三十三间堂”博物馆还在每年的固定日期举行全国弓道（射箭）大会。

在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也产生了以文射为中心的射礼制度，如大射礼、燕射礼、乡射礼等。在正祖时代举办的大射礼不仅可以明君臣之义，还可以选拔人才，但是礼节比较繁琐。燕射礼的礼节简化，仍保留了射礼之精神内涵。据史书记载，燕射礼包括皇帝出席拜礼、射箭竞技、赏罚酒等仪式。此外，乡射礼是韩国保留至今的射礼习俗，是中国儒家文化与韩国弓箭文化融合的最佳体现。首尔北区的贞陵公园中设有韩国弓道协会本部，公园里的白云亭是朝鲜历朝历代举行乡射礼的地方，至今每年还保留射礼活动。在朝鲜时代，百姓普遍习射，定期开展弓术大会，形成了规范的便射制度，为韩国现代竞技射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27]。

在中国，关于射礼的制度记载比比皆是，《礼记正义》曰：“凡天子诸侯及卿大夫礼射有三：一为大射，是将祭择士之射；二为宾射，诸侯来朝天子，入而与之射也，或诸侯相朝而与之射也；三为燕射，谓息燕而与之射。”^[28]三射之外还有乡射。大射礼为祭祀择士，宾射礼为宴请会友，燕射礼为明君臣之义，乡射礼明长幼之序。可见，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射礼教化臣民，从而构建一种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现代礼射在复兴的过程中需要摒弃古代乡射礼繁琐的礼节和尊卑等级。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对乡射礼进行了复原，并制定出“礼射八法”，以提高现代社会的认可度，但是在复兴传承的道路上依旧困难重重。传入日韩的《礼记·射义》详细记录了射礼的性质、目的、做法，对日韩两国形成与我国同源相似的文射礼仪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3.5   价值观念：东亚传统弓箭之内核

在日本，人们将“弓术”更名为“弓道”，实现了由“术”至“道”的理念升华。“弓道讲究‘练心’，‘心的澄净’，‘心、技、体’合一。追求‘无弓、无矢而射中目标的境界，追求无心、无我、无限的体验’。”^[17]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弓道修炼，全日本弓道联盟在定位弓道核心价值后进行精心设计与推广。《弓道教本》^[29]确立了“射法八节”，在站立、取弓、搭箭、打起、开弓、瞄准、放箭、注视等一整套设计精致的程序中，让习射者在行为上受到高度约束，必须通过千百次的重复动作训练才能达到心平气和的身心统一状态，从而实现心智、技巧、身体的三位一体，以表达对高尚品德即“真、善、美”的追求。“真”在弓道中体现为“人生之真”，箭的发射过程如此短暂，一射一瞬间便完成，如同人的一生一样短暂，即“一射一生”。“善”是所追求的人生准则，通过以“射礼”为标准的练习，练就一颗平常心，由平常心而至良知^[30]。“美”便是由“真”和“善”表现出来的弓道的最高目标，身着至美的弓道服，合乎礼仪地拉开弓箭，箭瞬间离弦，充分展现了一种由内而外的美学价值观。

在韩国，国弓体现了人们对传统的尊重、对礼仪的重视，以及将教化与实用相平衡的价值观。相较而言，韩国对传统弓箭文化遗产的保护最为重视，从制弓工艺到弓箭文化均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并成立专门的组织致力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的申请。在被历史赋予特有的“忠义”价值的同时，韩国儒学受到朱子理学的影响注重三纲五常，严格区分尊卑长幼之序，并以“礼”的方式彰显。如果说“义”的文化底色使韩国国弓保留了长距离击中制的习俗，那么“礼”贯穿了韩国国弓习射的始终。射箭时要始终遵守的习射礼节既包含“初矢礼、祭弓礼、贯中礼、纳弓礼”等礼节动作，也包括长幼有序、习射无言、着装要求等。

在中国，射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标志，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体育精神。以射为基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内志正，外体直”的基本标准，“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的自省品格，“立德正己”的道德修养，无一不体现了射艺特有的仁爱、庄重、谦逊、礼让、正直的文化内涵，这是中华民族先贤寓政于射、寓教于射、寓礼于射、寓德于射^[31]的人文实践成果，如何将其提炼设计，形成当代独特的弓箭文化是传承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东亚传统弓箭文化同源于儒家文化，皆具备“观德之射”“礼仪之射”的文射特性，与西方射箭文化存在显著区别。但是，各国传统射箭文化在传承中与本国文化及习俗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标志的特有弓箭文化，如崇尚武士道精神和追求禅定的日本弓道，长距离习射彰显士族大义的韩国国弓。这些特有标志和价值内核均通过与传统弓箭相关的称谓、器物、神话、习俗等呈现出来。从东亚三国在弓箭的称谓、器物、神话、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可知，传承本国的传统弓箭文化，打造本民族弓箭文化标志，让国人获得文化认同与自信，形成全球文化影响力成为保护弓箭文化的首要目标。故而，日本传统弓箭基于儒家“忠”的价值内涵将佛教的禅学融汇贯通，形成“弓与禅” “自我与无我”的弓道；韩国传统弓箭在追求诠释“义”和“孝”的基础上坚守角弓工艺、长距离击中制，以礼仪规范形成传统国弓。中国传统弓箭文化又应以何种形式来体现“仁”的核心价值？

4.   复兴与蜕变：中国传统弓箭文化传承之思考

日韩两国在传统弓箭文化传承方面各有所长，师其长技，中国传统弓箭文化要实现复兴和传承，必须在丰富的射箭文化内涵中先提炼出与东亚各国有所不同的核心价值，并以具有世界影响力为目标打造中国射箭特色文化的标志，使其成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名片。创建中国传统射箭文化标志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内核部分包括核心价值、统一称谓、固化礼仪、规范动作、习射服饰等，外部推广要明确政府与协会的分工协作机制、非遗项目规划、校园传承路径以及成立国际组织等。

4.1   价值提炼：“仁”之射

传统弓箭作为生存工具、战争武器，必然形成以命中、贯穿、持久为目的的武射，这种以射中、射准、射远为标准的射箭正好与奥运会等竞技比赛中现代弓箭所追求的标准一致。与武射相对应的是文射，其以修身观德为目的，体现了独特的东方文化。因此，中国传统弓箭文化应与日韩两国一样，将文射作为传承的核心内容。与日韩两国的文射有所不同，中国的文射融合了技术的要求、礼仪的规范、道德的提升、修为的追求，要求习射者达到道术并重、内外合一的最高境界。射者习射时，“怒气开弓，息气放箭。盖怒气开弓，则力雄而引满，息气放箭，则心定而虑周”^[32]。通过气息与肌肉的协同，使弓箭如同身体的一部分。开弓放箭与一呼一吸的节奏结合起来，让身体与意识达成一致，以弓人合一的状态，将最佳的射箭境界展示出来。王阳明在《观德亭记》中谈到习射不能存“躁、荡、歉、忽、傲”五心，“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学也”^[33]。这是要求习射者正确认识自己，尊重自己，既不小觑、低估自己，又不自骄自傲、自大自满。习射时，敬己的要求是个人自我修养的起点，是射箭时“内志正，外体直”的良好开端。习射前对靶行礼以显敬物之心；比射前相互作揖，以礼相待；获胜者向对手行礼，以示尊敬，体现人人之敬。在当代传统弓箭比赛中要求行持弓礼与藏弓礼，向裁判员、对手行持弓礼既表达对整个习射过程的敬意，也表达对裁判员与对手的尊重，射毕后的藏弓礼更是无论胜负都将弓箭藏于腋下以显谦逊、敬畏之心。孟子说：“敬人者，人恒敬之。”持君子之道敬重他人，则自己也受他人敬重，最基本的社会文明由此形成。朱熹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专注与敬畏两大品质在古代礼射中充分体现。射箭时不过于关注是否中的，而仅专注于射箭动作本身，对每支箭都抱有认真、尊重的态度，就是敬事敬业的态度。

弓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敬己、敬人、敬物、敬事的人本精神，射艺观德、君子之争的重德精神充分体现了儒家最为核心的人文观“仁”。人用仁德、仁爱之心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相互尊重、关爱。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可大可久的基础，也是传统弓箭文化应该传承的核心价值，在复兴与传承的道路上一定要牢牢把握“仁”的核心价值，通过命名、射礼、传播方式等将其显性因素彰显出来。

4.2   命名考量：选择“射艺”

名正则言顺，中国传统弓箭文化的当代传承需要从命名和定位上展开考量。笔者认为，“射艺”优于“中华射艺”之称谓。首先，对“中华”二字之理解，中、华二字皆体现国家之中心地位，“中”意为中心，华字源于“华夷”之意，曾被其他国家使用。越南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特别是在李朝、陈朝和黎朝等时期，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朝鲜在李氏朝鲜时期，曾自称为“小中华”。与此同时，近期学者们多有讨论的由德国哲学家奥根·赫里格尔所著的《箭术与禅心》（又译为《学箭悟禅录》）一书在中国台湾出版时，其书名被译为《射艺之禅》，并未使用“中华”二字。参照弓道、国弓等他国称谓，为使中国传统弓箭文化传播更为深远，建议直接用“射艺”表述中国传统弓箭。其次，“射艺”一词在古籍中多有出现，大多被传授射箭技艺的书籍用来命名，如民国时期国术家卞人杰的《射艺概述》、川军军官曾崧生的《射艺研究》等。“艺”字的内涵极为丰富，其古字写作“埶”，始见于商代，字形像一个人双手持草木，表示种植，有生发繁荣之意。种植草木是一门技术，所以“艺”又引申为“才能、技能”等义。《国语·越语》中有“用人无艺”，此“艺”可引申为“准则、极限”。另外，当某种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会给人以艺术性的享受，故“艺”又有艺术之意。具有高超技艺的人一定要追求高尚的德性，成就艺德兼备的目标。因此，射艺作为六艺之一，其中的艺字包含技艺、才能、标准及艺术等内涵，也衍生出对术道并重、德艺双馨的品德追求。

4.3   形式设计：礼仪与规范

我国射艺文化的复兴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坚持以辩证法为指导，采取科学理性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古代智慧为当代所用。西周建立礼乐制度强调统治者以“德治”“礼治”教化民众。礼射中无论大射、宾射、燕射还是乡射，各等级所使用的弓、矢、侯、乐节、侍者、礼仪均有严格区分，不容逾越，体现了礼“辨贵贱”的精神。《礼记·乐记》曰：“礼义立，则贵贱等矣。”^[34]郑玄注：“等，阶级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贱有等，尊卑有序”，这种规则与秩序发展出一人独大的“王法”，却不是众生平等的“约法”。如果“德”与“礼”没有法治的保障，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时代肯定不再适用，因此在传承中应舍弃君臣等级观念，从“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33]，感悟习射之人不忘其职责所在，将理想中的自己作为目标，努力进取的精神内涵。同时，参照日本弓道推广的统一标准“射法八节”，我国的射艺普及也应根据《礼记·射义》中的要义对动作进行规范与简化。原中国国家射箭队主教练徐开才在古代礼射仪式的基础上整理出基本动作十二式：站立、行进、持弓礼、占足、摄念、企矢、息、控弦、审固、撒放、直势、持箭礼。基于十二式，其弟子陈耀辉在《弓东弓法》中总结出礼射八决：占足、摄念、企矢、息、控弦、审固、疾的、直势^[10]45。同时，彭林等^[35]根据徐开才的射礼基础十二式和乡射礼仪式及射法内容，总结出“礼射八法”：执弦、挟矢、正筈、审固、举弓、引彀、发矢、敛弓。这是目前比较权威的射艺动作规范，值得推广。

4.4   路径选择：教化育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是实现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射艺最终走向全球化转型的根本路径。自古以来，射艺育德育人的教育价值就备受重视，寓教于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教育文化。先秦时期，学校就是习射场所。《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礼记·内则》中记载成童学射。古人认为，十二岁时学习射箭，主要学习射艺的相关技法，并且反复操练后能够上靶，强调“主皮之射”；而在二十岁时进入大学，习射的重点在于容体是否符合礼乐，强调射不主皮、观德之射。近代名士康有为提倡革新乡射礼以教化国民，以图自强；张唯中主张习射立志、强身、报国，并建议开设弓箭学等。由此可见，射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树德行、立君子；净心灵、明得失；习礼射、守规矩；知敬畏、培仁心”的教化功能与学校教育的需求高度契合。学校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阵地，学校教育应成为传承、推广射艺的主要途径。

目前可依托“传统文化进校园”等项目，在大中小学进行贯通式嵌入推广，在不同阶段推广内容和形式的重点有所不同。在小学阶段，可将《考工记》中记载的弓箭制作作为劳育的必修内容，激发孩童对弓箭文化的兴趣；中学时期因学业任务重，学生习射的时间有限，可以结合与“射”有关的诗词歌赋、神话传说进行传统射箭文化的普及；在大学阶段，学生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可以通过举办赛事、研讨会等形式推进射艺技术的精进及研究的深入。总之，大中小学一体化贯通式嵌入射艺文化是充分挖掘射艺教育价值、传承射艺文化的重要途径。

此外，一直以来弓箭就有着彰显国力、促进交流的外交功能。以宋代为例，射礼是宋代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往来中常用的社交手段，既能够彰显国力，又能够培养与发现射术高明的人才。孟宪玉^[36]在《宋代的体育运动与外交活动》、马明达^[37]在《宋朝的玉津园宴射》中均有提及玉津园是宋代接见外来使臣、举办皇家宴射的主要场所，皇家在此举办宴射礼，与外来使臣进行射箭比赛。因此，以射会友、以射外交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学习日韩成立射艺国际推广组织，打造民族文化标志，提高射艺在全球射箭文化圈的影响力也是复兴中国传统射箭文化迫切之事。

5.   结束语

在东亚传统弓箭文化圈中，中国呈现出“自主创造性”和“原发先进性”的特点，日韩两国则呈现出“移植模仿性”和“继发后进性”的特征。虽然日韩两国的传统弓箭文化无不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礼射文化就是日韩两国文射的母体，但是日韩传统弓箭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拘泥于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社会现实和实际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弓箭文化。日韩政府对传统弓箭文化的保护意识让弓道和国弓成为本国具有辨识度的文化标志。重视对传统弓箭文化的传承，理性面对西方现代射箭文化的冲击，坚守东方射箭文化的核心是日韩两国传统弓箭文化延绵不断的关键原因。中国传统弓箭文化的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但可在汲取日韩两国成功之处的基础上实现蜕变。

与中国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传统射箭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日韩两国从中不断提炼出传承的价值内核，形成习射者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本国传统射箭文化传承的灵魂。与日韩传统射箭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同，我国传统射箭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仁”，即弓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敬己、敬人、敬物、敬事的人本精神，射艺观德、君子之争的重德精神。在确立射艺的核心价值之后，应从技术动作、礼仪规范、赛事要求及社会认同等方面重新梳理、设计射艺传承范式，并充分体现“仁”这一深远的精神追求，形成中国特色射箭文化。

在不断提炼价值内核的基础上，推论出传统弓箭文化的特定称谓、形成鲜明标志在日韩两国皆有迹可循。可以说，确定统一的称谓是传承迈出的第一步。中国传统弓箭文化可以“射艺”作为统一称谓，并由政府在相关政策法规文件中使用，逐步实现普及，以期在学界及社会中形成具有公信标志的统一称谓，有利于后续的全球化推广。

为实现扬长避短、古为今用、易于被当代人习得与推广的愿景，一定要区别于西方现代射箭对射程与准度的单一追求，通过对礼仪、服饰、技术动作进行规范，再次强调和凸显文化辨识度。可将融合文武之射的“礼射八法”作为标准动作，持续运用于教学与竞赛，并在校园中进行推广传承。

日韩两国通过成人礼、乡射礼等形式潜移默化地使青少年形成传统射箭文化认同。在中国，集文化研究、技能教授和品德养成为一体的校园应该成为青少年悉知、掌握、认同和传承传统射箭文化的沃土，以大中小学校为复兴与传承的重要阵地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