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赛事既是人类有组织的身体竞技活动，也是蕴含着深刻的权力规训的政治活动。体育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然而，作为一种基于竞赛的文化形式，体育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操纵开放的文化形式^[1]。从体育赛事诞生之初至今，无论是围绕体育赛事主办权、代表权、参与权的争夺，抑或是借助体育赛事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立场，体育赛事都不可避免地弥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主要工具和复杂的政治策略要素之一^[2]。因此，就一定意义而言，体育赛事具有丰富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涵，对一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就国内政治而言，体育赛事发挥着塑造国家认同的积极效果。国家认同是个体或族群对自身共享一国历史文化、民族特性和政治身份的归属感。当媒体充当观赏性体育的“大众仪式的舞台”时，它们就有可能成为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来源^[3]，体育赛事也成为个人和集体（包括国家）表达集体情感的重要载体和工具。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4]所言，体育对于塑造国家认同和归属感能够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体育在促进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在体育上的成功既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也能增进国民关于国家的想象”^[5]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激发了国内民众广泛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集体荣誉感，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成为中国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渠道。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体育赛事何以塑造国家认同已有不少研究。大型体育赛事与国家形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紧密相连，尤其是以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赛为代表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能够锚定举办国家或城市的世界地位，并在国际和国内2个维度建构国家认同^[6]。一方面，就体育赛事本身而言，体育比赛可以增强国民凝聚力、提高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7]。国家能够在观念、制度和行动层面上通过体育运动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政党观和制度观^[8]，使体育活动发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兑现公民承诺等功能^[9]。特别是国家性或国际性的体育仪式、典礼，能给体育带来超出其作为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比赛的象征意义^[10]。另一方面，体育赛事在媒体的传播报道中能够进一步强化国家认同。媒介体育在国家认同的再现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体通过对“国家认同”议题的报道和传播成为体育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连接点^[11]，通过多种新媒体话语叙事策略的选择促成新媒体话语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良性互动^[12]。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运动员的跨国流动，体育赛事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张力^[13]。

总体而言，国内外研究者一般认为，体育赛事与国家认同关系密切，且媒介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体育赛事不仅是一项竞技活动，也是人类生活中的仪式性活动，这也是很多体育赛事研究所缺乏的关注视角。首先，体育赛事具有周期性、重复性举行的特征，与仪式“依循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有其特定的展演场所和空间”^[14]的特征高度一致。体育赛事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在结构化的环境中传达着人类社会共有的价值和理念。其次，就展演性特征而言，体育赛事的场馆设计、参赛者服装、赛事吉祥物等符号的选取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文化、区域或国家身份。再者，体育赛事通过媒介传播，对个人和群体产生深远的心理和情感影响，具有仪式的文化凝聚性特征。“传播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15]通过现代媒介技术的传播拓展体育赛事仪式的时空域限，在体育赛事人物群像刻画和媒介话语的建构传播中促进了体育赛事的意义贡献，增进了民众的情感共鸣和国家认同。因此，就本质而言，体育赛事在其结构性构建、象征性表征和文化意义等方面与仪式相耦合，使得从仪式视角研究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国家认同成为可能。基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仪式作为视角切入点，从赛前动员、赛事的展演刻画和媒介传播入手，以杭州亚运会为个案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塑造国家认同的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1.   赛前动员：体育赛事仪式的氛围营造与记忆唤醒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主办国各部门、各级政府密切配合、统筹安排。因此，在广义上而言，从相关赛事举办城市和时间敲定之后就已经进入了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仪式时间。在杭州亚运会的筹办阶段，中国政府通过广泛宣传、组织动员等形式，进行杭州亚运会的仪式氛围营造和有关中国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集体记忆的唤醒，为杭州亚运会的顺利举行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多方力量保障。

1.1   赛事筹备：体育赛事仪式展开的全面动员

在组织动员方面，杭州甫一确定申办第19届亚运会，就通过成立申办代表团等组织化的方式开展筹备工作。在成功获得第19届亚运会主办权之后，2016年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同意成立“杭州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组委会主席由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和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担任，“组委会内设机构由组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自行确定”^[16]。此后，杭州亚运会组委会设置了多个机构以负责组织协调亚运会基础设施建设、赛事宣传、医疗保障等各项赛事准备事项。以组织化手段整合各方面力量完成杭州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为体育赛事仪式的顺利开展和民众国家认同的塑造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组委会持续性的筹备活动会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进而在民众脑海中不断强化关于杭州亚运会举办的印象，为后续系列体育赛事仪式塑造认同奠定前期的共同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在筹备赛事的过程中，使杭州城市道路、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增长、城市景观等方面借助亚运会“东风”取得了长足进展^[17]，不仅提升了城市面貌，更提升了杭州居民的获得感，也为后续前往杭州体验赛事的民众提供了便捷服务和关于国家发展的直观感受，进而为国家认同的塑造提供了直接的现实性资源。

在话语动员方面，随着杭州亚运会的逐渐临近，各项筹备工作进入紧张的冲刺环节，全体参与人员面临的工作复杂程度和工作压力也急剧上升。在此情况下，为了保证赛事筹备工作的有序进行，有关方面通过战时隐喻话语动员的方式进一步激发赛事筹备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在筹办机构名称设置方面，以战时话语提升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例如，“在开幕式保电中，国网浙江电力亚运电力保障前线指挥部直接指挥杭州奥体中心电力保障作战室，与19家分指挥部、55家战区指挥部协同高效运转，并与上级保障指挥体系紧密对接”^[18]。“作战室”“战区”“指挥部”等战时话语把个人与更大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构筑了“我者”与影响赛事筹备工作的“他者”的身份区隔，营造了电力保障工作的紧张氛围和使命的崇高性，从而成为激励有关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电力保障工作、圆满完成任务的动员性话语。其次，在督促指导检查过程中，以战时话语增强圆满完成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相关领导在调研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筹办备战工作时强调，“办好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是今年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目前筹办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冲刺阶段”^[19]，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勠力同心圆满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并鼓励备战的运动员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拿道德的金牌。“备战工作”“决战决胜”等战时话语在赛事筹备冲刺阶段的运用，昭示着赛事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动员全体赛事筹备人员提高认识、加强准备，圆满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对参赛运动员的勉励既是组织关怀，背后也隐含着对运动员争取、维护国家声誉的期待。

1.2   赛前预热：体育赛事仪式情境氛围的营造

由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筹备周期长，如何在筹备过程中保持其热度、营造赛事活动的氛围成为赛事组委会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杭州亚运会筹备阶段，通过系列赛事符号的发布和赛前预热活动的举行，持续营造赛事仪式的情境氛围。

在赛事符号方面，杭州亚运会以赛事图像符号和声音符号发布为契机，在全社会构建体育赛事的宣传舆论氛围。2021年2月，杭州亚残运会体育图标“以‘虹韵紫’和‘月桂黄’之间的渐变色为底色，体现参赛运动员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也与运动会举办前后的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互为映衬”^[20]。2021年3月，杭州亚运会首批优秀音乐作品在杭州发布，发布的优秀音乐作品“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江南韵味、现代气息”^[21]。这些赛事符号的相继发布具有多重意蕴。首先，无论是亚残运会体育图标还是优秀音乐作品，都是杭州亚运会的象征符号和标志。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22]，承载着事件的具象化意义，能够让受众将符号与事件本身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事件以建构的价值。杭州亚运会图像符号和声音符号的推出能够让民众提前感知亚运会的存在，进而在全社会逐渐营造亚运会的赛事氛围。其次，杭州亚运会的赛事符号创制融合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传统的文化因素和明晰的中国风格，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性资源。无论是体育图标还是音乐作品，既暗合了亚运会举办的时间特点，将中国独特的时令文化融入其中，又结合了举办地杭州的地域文化特点，展现出江南水乡的独特气质，同时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相耦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这些符号标志的传播在营造赛事氛围的同时，能够实现对民众国家认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强调。

在赛事情境方面，杭州亚运会组委会通过举办系列全民参与的亚运活动营造体育赛事的仪式情境氛围，为亚运会的正式举行调动全社会的参与感和积极性。“仪式情境是由物质载体、象征符号、情感链接、社会网络等要素构筑起来的复杂系统，需要各类仪式主体充分融入其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23]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200天之际，杭州市城市管理局会同13个区、县（市）及西湖风景名胜区，全市域联动举办亚运观赛空间预热运行系列活动，借助观赛空间平台优势，传播亚运文化、弘扬亚运精神、营造全民亚运氛围。在杭州亚运会步入倒计时100天之际，杭州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管委会），依托已建成的大型亚运观赛空间，全城联办倒计时100天集中预热活动，通过誓师动员、歌舞汇演、文化展示、健身体验、亚运市集等多种形式，调动全体市民共同喜迎亚运会。这些赛前预热活动的举行既营造了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仪式的活动氛围，也调动了民众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对于广大杭州市民而言，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是杭州亚运会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更是杭州亚运会的亲身参与者。系列预热活动的成功举办对于营造亚运氛围、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具有积极意义。

1.3   赛事唤醒：体育赛事集体记忆的言说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筹备不仅面向未来的重大活动，也连接着当下与过去的集体记忆。具体而言，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之前，中国已于1990年举办了第11届北京亚运会、2010年举办了第16届广州亚运会。对中国而言，举办杭州亚运会既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也凝聚着举办既往亚运会的集体记忆和参与历届亚运会的辉煌历史。在杭州亚运会赛事筹备过程中，回溯中国既有关于亚运会的历史，能够使其转换为动员当下各方面力量参加亚运会的记忆资源，并为刻写当下亚运会的集体记忆创造历史与现实的连接。

就符号载体而言，中国举办的往届亚运会的象征符号成为唤醒杭州亚运会关于既有体育赛事集体记忆的重要“开关”。记忆是“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24]，而集体记忆是“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25]所拥有的记忆。2023年9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浙江省杭州市西子宾馆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承载着中国人民集体记忆的北京亚运会歌曲《亚洲雄风》和杭州亚运会主题曲《同爱同在》”^[26]在宴会现场响起。作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歌曲，《亚洲雄风》早已具有跨越时代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关于亚运会的独特象征符号和特殊记忆载体。在杭州亚运会开幕之际的欢迎宴会上，《亚洲雄风》与杭州亚运会主题曲同台响起，既是历史与现实的亚运回响，也是中国人关于亚运会“凝结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共同梦想，折射出一个东方大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复兴之路”^[27]集体记忆的激活，发挥着激励情感、动员力量、展示形象、塑造认同的重要作用。

就媒介宣传而言，通过追溯中国举办和参加的往届亚运会的历史以激发当下民众的集体荣誉感和自豪感成为体育赛事集体记忆言说的重要方式。在杭州亚运会正式开赛之前，《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工人日报》等主流媒体纷纷撰文，将杭州亚运会与历届亚运会进行比较，以宣扬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的亚运拼搏精神，激励广大运动员为国争光。例如，《人民日报》在有关报道中指出，“1974年，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亚运会。此后，中国体育健儿在亚运赛场从未缺席，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战绩”^[28]。在主流媒体上追溯亚运历史、言说亚运成绩具有多重意蕴。首先，对亚运往事的回溯即在唤醒全体民众关于亚运会的集体记忆，将历史亚运和杭州亚运在时间维度上接续起来，从而实现对当下亚运会记忆的编码和重构。其次，对往届亚运会中国运动员取得的辉煌成绩的回顾，既是对杭州亚运会参赛运动员的激励，也成为宣扬国家荣耀、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契机。

2.   展演刻画：赛事进程中的国家形象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行进程无疑是整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展现主办国国家形象、彰显主办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窗口。在杭州亚运会的赛事举行过程中，无论是赛事的承载空间体育场馆，还是以开闭幕式、颁奖仪式为代表的赛事系列仪式性活动，都刻画着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场域和现实性资源。

2.1   体育场馆：仪式空间彰显国家在场

“空间从来就不是抽象空洞的存在，它通常蕴含着某种特殊意蕴。”^[29]作为各类仪式举行的物理介质，空间在仪式活动的展演和仪式行为的塑造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杭州亚运会的仪式空间是由项目赛事举办的各类场馆以及包含着杭州亚运元素的城市空间所组成的。特别是作为亚运会系列赛事活动举办主场地的各类体育场馆，其是杭州亚运会赛事仪式展演最重要的空间，成为展现中国形象、塑造国家认同的绝佳场域。

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共有56个竞赛场馆，其中最具标志性和象征性的无疑是2个主场馆——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和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由于外形酷似盛开的莲花，两座主场馆也被称为“大莲花”和“小莲花”。“大莲花”由28片大花瓣和27片小花瓣组成，“一大一小”自成单元，各“花瓣”之间交错排列且有留白，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景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小“莲花”的设计理念：一方面与杭州西湖中的莲花相映衬，建筑体态源于钱塘江水的动态，从空中俯瞰宛若一朵绽放在钱塘江畔的“莲花”，具有鲜明的杭州地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大小“莲花”的造型取意于中国古老的丝绸纹理与编织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高洁、清廉、友爱的象征意涵相辉映，是中国国家意识的主体彰显。除主场馆外，其他各场馆也融入了杭州文化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成为杭州亚运会赛事仪式展演的空间象征形态。

“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30]杭州亚运会体育赛事场馆中中国元素的呈现成为国家在场的重要标志。空间如何设置排布不仅是建筑设计问题，更是政治权力主体意识运作问题。杭州亚运会体育场馆作为国际体育赛事的仪式空间，对于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意义在于：第一，提供了唤醒“想象的共同体”的符号载体。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在具体的象征元素中得以呈现和建构。杭州亚运会各体育场馆凝聚着中国传统技艺和文化符号，成为亚运会赛事举办进程中中国象征的空间符号表达，无论是现场的运动员和观众，抑或是收听收看赛事的民众，看到极具中国特色的亚运场馆会唤醒内心深处的国家意识。第二，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技术理念的交融是杭州亚运会体育场馆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其中展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貌，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国家认同不仅关乎当下，也涉及对一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仪式空间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凸显对于增进民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从而在文化层面助推国家认同的建构。

2.2   开闭幕式：仪式展演塑造国家形象

开闭幕式是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关注度极高的仪式性活动，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世界舞台。作为杭州亚运会的东道主，开闭幕式无疑也成为中国向世界传递国家理念、展示国家形象的仪式场域。通过符号展演、文化叙事、观众表态等多种形式，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塑造了强盛进取、文脉深厚、热爱和平、团结统一的中国形象。

就符号展演而言，“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31]。在物体符号方面，国旗既是一国的象征和标志，也是表明国家在场的最直接的物体符号。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现场，当五星红旗入场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是对中国认同的生动表达。在声音符号方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运动员入场仪式中压轴入场时，入场曲切换为代表国家的声音符号《歌唱祖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与喝彩。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现场多种中国象征符号的使用，在仪式现场向世界展现出强盛进取、开放包容、自信自强的大国形象，有力激发了场内外民众的国家自豪感。

就文化叙事而言，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通过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节目的展演，进行中华文明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文化叙事，向世界展现文脉深厚、礼仪之邦的中国形象。开幕式演出中很多节目充满中国风范和杭州雅韵，将水墨画卷、古代建筑、江南画意、京杭运河等中国文化和杭州元素结合起来，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好评。在以“最忆是杭州”为主题的闭幕式上，《荷桂共生辉》《璀璨共此时》等节目不仅重温了亚运盛况，也传达出“攀花赠友”的隽永情谊和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景，向世界展现出热爱和平、充满善意的中国形象。开闭幕式的仪式展演集中展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征和风格的符号意象，构建了广大民众关于杭州亚运会集体记忆的符号表达，为国家认同的塑造提供了直接的现实性资源。

就观众表态而言，开闭幕式现场观众的情感表达传递出团结统一的中国国家形象，也成为民众国家认同情感的现场仪式表达。此次杭州亚运会，中国港澳台地区派出约1400名运动员参加数十个项目的争夺，参赛人数规模均为历届之最。当中国香港代表团、中国澳门代表团、中国台北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国家认同不仅包含个体对于自身所属国别的认知，也包括个体对构成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族群、地区的评价。港澳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现场观众对港澳台代表团的欢迎和表态是国家认同的生动昭示，对于塑造港澳台同胞的国家认同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2.3   颁奖仪式：赛事获奖彰显国家实力

尽管所有体育赛事都宣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小到校园运动会，大到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比赛成绩永远是各参与主体和所有观众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特别是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成绩的取得不仅是体育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

“在重要体育赛事中取胜，则可以成为测量政治合法地位、现代化或者一个民族的决心的尺度。”^[32]42体育赛事的本质就是竞技，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奖牌榜特别是金牌榜的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体现。高水平体育竞技运动既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行支撑，也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建能力、科技实力、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现代竞技体育赛事已成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组织保障体系协调运转、多种学科交叉助力的系统工程，竞技体育实力背后体现的国家资源禀赋要素已毋庸讳言。因此，当一个国家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取得显著成绩时，就会自然转化为一国建构国家认同的绩效资源，对于塑造民众国家认同、增强民众国家荣誉感的作用毋庸置疑。

在杭州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01金111银71铜共383枚奖牌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取得亚运会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自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十一次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在赛场上或者赛道上，那个被想象出来的社会或者国家似乎变得更加真实。”^[33]一方面，在亚运会颁奖仪式上，奖牌获得者所在国家的国旗将被升起，并奏响金牌得主所在国家的国歌。国旗、国歌都是一国重要的象征符号，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颁奖仪式上出现自己国家的符号标志，不仅是对所在国家体育成绩的肯定，背后彰显的更是一国的体育实力和综合国力，对于塑造赛场内外的国家认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奖牌乃至金牌的获得在颁奖仪式之外也会产生持续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例如，在2023年9月24日结束的赛艇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决赛中，获得本届亚运会首块金牌的邹佳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站上赛场，每一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努力赛出佳绩，为祖国争光、为人生添彩。”^[34]对于运动员而言，体育竞技与为国争光、集体荣誉感的建构联系在一起，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取得好成绩既能自我激励和驱动，也能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增强民众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进而转化为对本国的认同与热爱。

3.   媒介传播：体育赛事仪式的意义共享

体育赛事仪式作为一种媒体景观，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是一种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介文化现象^[35]。媒介把“现场”带给观众的传播过程进一步推进了体育赛事仪式的意义共享范围，使得大多数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可以通过直播、报道等媒介了解赛事情况，接受赛事氛围的熏陶感染，为国家认同的形成拓展了意义共享空间。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的，当代媒体“不再是仅仅作为反射或维持舆论的机构，而是帮助生产舆论和制造共识的机构”^[36]。

3.1   现代传媒：拓展赛事的时空域限

首先，媒介传播拓展了仪式的空间界限。在杭州亚运会的报道中，媒体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电子媒介产生的新“信息场景”，使交流超越了传统的地域限制，物理场景不再成为限制交流的障碍^[37]，处于不同地域的个体被纳入一个意义共享的“共在情境”。从传统的电视到新媒体平台，亚运会的开闭幕仪式和赛事活动被广泛传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为期16天的比赛日中，提供了3700 h的转播服务，受众通过总台电视端观看亚运会累计达341.53亿次，通过总台新媒体端阅读播放量达72.7亿次^[38]。特别是随着智能传播的迅速发展，用户生成原创内容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生产模式已在全球范围内普及，西方主流媒体对有利于中国形象传播的内容的屏蔽逐渐被打破^[39]，这更是助推杭州亚运会赛事仪式在国际场域发声的重要契机。不少运动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广大网友积极互动，在互联网信息传播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使得亚运会的信息得以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和传播，全球观众都能够了解亚运会的细节和精彩瞬间，并且有机会积极参与其中进行互动交流，这无疑极大增强了民众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感。现代媒介技术的运用打破了物理空间对仪式场域的限制，体育赛事仪式的“在场性”有了全新的展现方式，为民众的集体认同感构建提供了纽带和介质。

其次，媒介传播拓展了仪式的时间界限。在杭州亚运会还未正式举办时，媒体就已经进行了包括赛事介绍、参赛运动员背景、历史亚运会回顾等在内的预热报道，从而在正式开幕前将观众的注意力提前引向此次亚运会。媒介传播通过电视、网络等形式的实时转播，让全球观众都能够实时观看亚运会的开闭幕式和比赛，这种实时性极大地拓展了事件的影响范围和观众基数。网络平台的赛事回看和重播功能使处于不同时区或因事不能观看直播的观众有了重温精彩赛事的机会，增加了观看的灵活性、延长了赛事的影响力。赛事结束后，媒体对比赛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回顾，包括精彩瞬间的剪辑、运动员的访谈等，这种赛后内容的提供延长了赛事的生命周期。现代媒介传播技术的使用极大拓展了杭州亚运会赛事仪式的时间界限，使得民众关于亚运会的意义共享和情感共鸣不再局限于亚运会举办的当下，而延展至未来。杭州亚运会不仅成为当下直观现实的国家认同构建素材，随着影像资料的留存与时间的变迁，也会成为未来刻写关于体育集体记忆和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

3.2   群像刻画：赛事人物的榜样力量

塑造丰富立体、有情感深度的体育赛事人物形象，往往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尤其是亚运会赛场内外的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群体所体现的努力奋斗、团队合作、公平竞争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媒介载体对杭州亚运会人物群像进行刻画，有助于促进观众对赛事人物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进而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创造条件。

一方面，亚运会典型人物的塑造是政治权威用以表达意识形态的象征化手段。赛场中的运动员体现了顶尖的运动水平、极强的专业素养和为国争光的荣誉感，通过符号化、象征化的方式抽象提炼他们在赛场上的精神风貌，使得国家主流价值观在普通民众的眼中变得“可见”，并伴随着媒介话语灌注到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40]。运动员不仅在比赛场上展现出非凡的体育技能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更在赛后的采访、社交媒体分享中展现了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15岁的滑板运动员陈烨夺冠后激动地说：“很兴奋，原来为国争光是这样的感觉。”^[41]短跑小将陈冠锋在100 m跑决赛中取得第7名，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可以是第7名，但是我的国旗不可以”，生动地体现了运动员的爱国情怀。这些运动员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媒体通过报道他们的亚运故事、背景介绍和比赛成绩，向全国观众传递了拼搏奋进的价值观念，激励着更多人为国争光、为国家荣誉而奋斗。教练员在媒体报道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专业知识、严谨态度和对运动员的指导扶持，不仅激发了更多人对体育事业的热爱，也为国家的体育培养体系树立了标杆。此外，亚运会志愿者“小青荷”们的无私奉献、积极服务精神和乐于助人的形象在媒体报道中被广泛宣传，他们为亚运会的顺利举办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激发了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另一方面，亚运会典型人物的媒介传播拓宽了国家认同的受众基础和情感关怀。运动员具有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即“群众基础”），他们很多人在参加杭州亚运会之前就已具有较高的国民关注度。例如，全红婵、张雨霏等年轻运动员在“粉丝”的持续关注下，取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给予观众“养成系”的亲切感。柯林斯^[42]3认为，具有权力和地位的人最能够带来高额的情感回报，人们关注那些有突出情感能量信心和目标的人，并把这些人作为自己面对灾难时的集体团结和象征。人们在线上线下为中国队运动员加油呐喊，在一起期待、庆祝的过程中能够深刻体会国家共同体的存在，并且形成与共同体相互成就的情感体验。杭州亚运会虽已完美收官，但英姿飒爽的参赛运动员、充满激情的解说员、紧跟潮流的音响师、“飞速擦地”的志愿者等台前幕后的人物构筑了深刻的记忆群像，观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在各领域努力拼搏的自己，在个体与集体的互动之中，加深了个体的融入感与参与感，进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塑造。

“没有哪种媒介比人更能打动其他人。”^[43]参与亚运会筹备、比赛、幕后工作等的个体角色汇聚成“国家形象代言人”这一群体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呈现出积极备战、努力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状态，充分展现出现代体育的竞技之美和团结之美，这些特质与中国历来崇尚的美德风尚与家国情怀相交融，为国家认同塑造提供广阔空间。总之，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杭州亚运会媒体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可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将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体育人物的榜样形象转化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动力，为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团结奋进的氛围。

3.3   话语建构：媒介话语的传播濡化

首先，媒体的报道方式和叙事框架直接影响受众对国家认同的感知。叙事是传达象征意义的理想方法，影响着公众如何理解并赋予接收到的信息意义，在公共意义的生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44]。主流媒体多角度、多渠道、全方位地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进行报道和解读，进而构筑消息发布的权威主体、运动员和国民共同参与的话语叙事体系，为体育赛事仪式和国家认同塑造之间架起无形的连接桥梁。通过突出报道运动员的精彩表现、比赛场馆的现代化和政府的高效组织等，强调主办国在亚运会中的实力和成就，有利于激发公民的爱国情感和自豪感，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中国媒体在向世界传播亚运会赛事的同时，充分利用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构建国家认同，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媒介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是，大众传媒不一定能强迫受众“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决定了受众“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这一具体内容^[45]。媒体经过“把关”，筛选出符合自身意图的新闻，从而引导舆论朝着既定方向发展^[46]。在杭州亚运会新闻报道中，媒体运用“英雄”的隐喻，将个体运动员塑造成“为国家而战”的榜样，并以国家主义为基调设置媒介议程，让“想象的共同体”变得更为真实、可感知。

其次，杭州亚运会在媒介话语文本的表达方式和内容呈现上更加贴近普通民众，体现了亲民化的传播风格。《人民日报》公众号以“爱了爱了！这届00后‘又狠又萌’”来报道盛李豪、黄雨婷夺冠的消息；新华网以《年轻的战场》为背景音乐，结合赛事集锦，回顾杭州亚运会的燃情瞬间。这些多角度、多题材、多样化的媒介话语覆盖了老中青少等不同年龄、审美各异、文化背景不同的大众群体，在媒介营造的话语内容的感召下，个体主动与集体、国家、民族相融合形成共同的自我，进入更宽广的公共领域。亲民化的传播风格使杭州亚运会更加接地气，更有助于塑造一个积极、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增强受众对于国家的亲切感，使得国家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成为与民众具有广泛话语共识的主体，从而拉近民众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心理距离，为塑造国家认同创造心理基础。

再者，媒体在报道亚运会时通过媒介话语的互动吸引和调动公众兴趣，增强了公民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网友纷纷在全红婵和陈芋汐夺冠的视频下留言“复制粘贴”“又见水花消失术”等；央视新闻在bilibili视频平台发布的视频“杭州亚运会‘显眼包’大合集来了”点击量超过130万次，互动评论达到上千条；电竞比赛开场前，DJ版《千年等一回》引发观众合唱，不少观众给出了“又有氛围又有意义”“好用心的举动”等诸多好评^[47]，背景音乐（BGM）选择的热议恰恰呈现了民众对于音乐和文化符号的共同关注和共享，这种共同体验有助于形塑公民对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的理解。此外，央视频推出包括“大咖陪你聊亚运”“爱‘乒’才会赢”等在内的系列媒体互动活动，为广大观众参与亚运会赛事进程提供了交流平台。安德森^[48]曾指出，媒介为某一群体制造共同的经历，促使其形成拥有共享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更容易将个体融入仪式氛围，随着发帖、评论等互动的增多，参与者的情感与关注点互融，产生共同的“情感连带”，当仪式的各要素彼此循环演进、积累成高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共享时，便会产生相应结果——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群体象征符号（“神圣物”）以及道德标准^[42]161。作为互动仪式要素的情感是短暂的，然而产出的结果是长期的情感能量，这种能量潜移默化地凝聚着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杭州亚运会媒介话语的建构与传播不仅在塑造国家形象上发挥重要作用，更在政治社会化和公民教育方面承载着爱国主义情感，体现了亲民风格的特质。这种话语建构过程是公众参与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塑造公民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手段。

4.   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49]。当前中国国家认同面临国家身份意识消解、国家话语力量式微、国家形象被有意曲解等挑战，需要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的构建^[50]。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不仅是竞技场上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文化身份的象征和凸显国家实力、展现国际形象的仪式性载体，在塑造国家认同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从仪式视角出发，以杭州亚运会为考察个案，探究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仪式符号的择取、仪式氛围的营造、仪式的媒介传播等方面塑造国家认同的具体机制和逻辑，以期为推进相关议题的研究略作贡献。

立足杭州亚运会这一个案，未来推进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塑造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选择和设计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符号以激发民众的情感认同。杭州亚运会将传统元素的“柔性力量”融入国家意识形态，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之情。无论是空间的排布还是仪式的操演，抑或是传统历史文化要素与现代元素的融合，都体现着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合力形塑着“政治权力在场”的合法性形象感知，展示出“强国意象”，促进民众关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为社会整合与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第二，注重现代传媒技术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促进国家认同的作用。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体育赛事仪式的时空域限，使得广大民众在赛事仪式互动、赛事意义共享等方面具有“在场性”，为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个体感知基础。未来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传播过程中，要积极进行议程设置，提高普通受众对体育文化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同时，媒体应加强对体育精神的报道，在全社会倡导团结拼搏的体育竞技精神、弘扬竞技体育中的道德风尚、树立体育赛事中的榜样群像，促进社会参与互动，让民众成为体育赛事仪式的一部分，增强人们对国家认同的情感体验。总体而言，作为国际性体育赛事，杭州亚运会通过组织、承办、展演、传播等，在“他人”对个体“自体性建构”影响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逐渐建立联系，进而成为“我们”^[51]，形成了具有群体性的国家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去政治化”为奥林匹克精神所推崇，国际体育赛事追求的是具有包容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但事实上国际体育赛事的“去政治化”与其自身所天然带有的“政治性”之间存在张力。无论是奥运会的诞生抑或是亚运会的发展皆如此。亚运会的前身是远东运动会（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FECG），受到亚洲国家强烈的“西方化”愿望的影响，远东运动会不仅蕴含着国际主义的思潮，其中还隐藏着民族主义和泛亚情绪的伏笔。在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上，亚洲各国政治家围绕实现统一、团结、和平的亚洲共同体进行讨论，印度国家体育领导人和国际奥委会委员古鲁·杜特·松迪（Guru Dutt Sondhi）提出了为整个印度大陆举办亚运会的想法。1949年，松迪发起成立亚洲运动会联合会（Asian Games Federation，AGF，为亚奥理事会前身），并决定从1951年起每四年举办一次亚运会。亚运会联合会的成立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反殖民主义”“泛亚主义”（pan-Asianism）等特殊意涵。亚运会举办至今，不仅是亚洲体育赛事格局变迁的反映，也是亚洲国家间权力结构变化的生动写照，“亚洲体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和体育实力与西亚的财政和机构实力的融合”^[52]。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已成为各国展现国家实力和形象的重要窗口。但同时应看到，作为国际公共性文化活动价值体现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凝结着全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53]的追求。“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只有在国际语境下才有意义，这是国家发挥着身份区分和认证的作用，所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实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32]3体育赛事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因素与“去政治性”的诉求并非不可调和，关键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运会既作为亚洲国家的体育交流平台，也是超越政治而形成的和平、合作、团结的文化场域”^[54]，当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蕴含的人类普遍价值追求与各国展现国家形象、增进本国认同建构的诉求可以达成一致时，也将是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价值和意义得以有效彰显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