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健康治理、推动健康国家建设业已成为现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全球共识和举措。发达国家率先开展了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实践，其中，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中已建立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无疑可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实践参照。众所周知，健康中国既是第二个百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国家建设的战略谋划。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既要立足国内实践，也要借鉴国际经验。

2012年我国开启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帷幕，并提出“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国家标准体系”^[1]的要求，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2021年《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强调要推进包括公共文化体育领域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擘画了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然而，相较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尚显滞后，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助推健康国家建设的探索，无论是时间积淀还是经验积累，与发达国家均有差距。

鉴于此，梳理与总结部分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政策及举措，凝练符合我国国情与时代特点的本土化启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促进健康公平，加快推动健康中国、全民健身、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域外镜鉴，可谓必要且重要。

1.   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梳理国外相关研究发现，自20世纪20年代Nash^[2]在其著作《运动场和休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中对运动场地标准问题进行探析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促进公民健康的相关研究成果随着实践发展而日益丰富，逐步奠定了健康国家建设的理论基础。综合来看，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体现在标准制定、实施与评价等层面，旨在为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社会效益和健康效益的最大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标准制定研究层面，相关成果多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实施与健康促进相结合。如：Kumar等^[3]以包括基本公共体育设施在内的各类体育运动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政策标准和目标制定等因素对大众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的影响；Heath等^[4]比较了高收入地区与拉美地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面向群体和标准实施效果的差异，提出应以健康促进为目标和追求，以制定适用于更广泛地区的标准。

就标准实施的相关研究而言，多元主体协同实施是学界探讨的热点与焦点。如：Van Den Hurk等^[5]认为，政府与企业合作能缓解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资金压力，考虑到企业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需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设计、建设、融资等方面采用标准合同；Schmid^[6]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标准实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由于高度依赖政府资源，服务供给创新性缺失。

从标准评价研究来看，相关成果多聚焦于评价系统的运用与模式创新。如：有研究者^[7-8]从覆盖率、使用情况、实施成本、居民满意度4个维度分析了英国公共体育与休闲设施标准评价系统的实际效益或功能，认为该评价系统是衡量公共体育服务包容性的有效途径，可反映服务享有的均等性与健康促进的公平性，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和健康公平的评价做出了有益探索。此外，还有研究^[9-10]在分析已有评价模式局限与不足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基本和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评价模式予以创新，以期为公共体育服务的完善、公民的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提供可靠手段。国外相关探索不仅丰富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理论研究，也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提供了实践思路和范式参照。

相较国外而言，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虽然2012年国务院发布《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国家标准体系”的要求，并由此拉开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研究帷幕，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且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研究提出了时代诉求，但当前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研究仍然较为匮乏，而有关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研究更为鲜见。整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标准指标制定、标准化运行机制与模式、标准化绩效评价和域外经验借鉴等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在标准指标制定研究中：胡庆山^[11]、顾兴全^[12]分别对我国农村和城市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制定提出了建议；杨明^[13]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系应涵括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支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指标的选择和制定提供了借鉴。

（2）在标准化运行机制与模式层面：郑家鲲等^[14]认为，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亟待进一步强化民主参与、部门协同与政社合作；王莉等^[15]立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提出资源配置、供需对接等机制的完善路径；樊炳有等^[16]以国家服务标准和“服务三角”模型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系运行模式，是对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运行机制与模式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可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运行机制与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

（3）在标准化绩效评价研究层面，韦伟等^[17]、王学彬等^[18]分别从公共体育服务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视角提出了标准化绩效评价的优化策略，丰富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

（4）在域外经验探索中，部分学者^[19-20]分析了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实践历程和特征，可为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制定、评价等提供一定的经验启迪。

综上，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且多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与健康促进相结合，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支撑。国内学界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亦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研究做出了积极探索。相较于国外，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研究的历史积淀、成果数量和系统性等颇显滞后，尤其是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当下，鲜有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探讨，不利于新时代新征程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践推进。因此，立足健康中国战略和远景目标实现所需，亟待探究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经验启示。

2.   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政策梳理

2.1   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对健康国家建设的推动

美国的健康国家建设发轫于1979年发布的《健康公民1990》战略报告，初期尚未涉及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标准，1990年颁布的《健康公民2000》则明确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标准，标志着美国开始了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步伐。就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政策内容（表1）看，呈现出多部门协同、多元政策交融等特点，且其政策导向体现为：一方面以公平公正为精神内核，旨在缩小公民健康差距；另一方面以多元标准为发展动能，旨在提升健康服务质量。

表  1  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主要全国性政策

Table  1.  Main national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oun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政策名称	颁布年份	颁布部门/组织	具体内容	目的
健康公民2000	1990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设立每万人拥有1英里的徒步、骑行与健身路径，每2.5万人拥有1个公共游泳池，每千人拥有4英亩公园和休闲开放空间的建设目标	促进健康公平，预防疾病
公园、休闲、开放空间和绿道指南	1995	国家休闲与公园协会	发布各类公园具体位置标准、规模标准与服务人口标准	促进公民体育参与，促进健康
健康公民2010	2000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倡导提高对外开放体育场地设施的公、私立学校比例，学校需要与社区联盟和社区的体育活动项目合作，并综合考虑包括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在内的全体社区成员需求	通过日常身体活动促进身心健康，改善生活质量
国家蓝皮书：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	2001	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	针对年长者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出“与现有社区团体合作、使用现有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建立伙伴关系”等推荐性标准	消除年长者身体活动参与障碍，推动健康老龄化
2008美国人身体活动指南	2008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针对社区设立部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内容标准，在个人、社区和社会层面采取行动，社区应采用循证方法提供标准中涵括的体育服务，各社会部门也应明确职责，推动跨部门合作	推动残障人士、孕妇、慢性病患者等群体的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
健康公民2020	2010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设立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标准，倡导将对外开放体育场地设施的公、私立学校比例提高到31.7％	通过日常身体活动促进身心健康，改善生活质量
国民身体活动计划	2016	国民体力活动联盟	设立免费或低收费公共体育与休闲服务的供给标准，涵括多元合作主体、伙伴关系建立、供给内容选定、发展重心选择、资金资源获取等	促进公民体育参与，提升运动水平，促进健康，创造支持身体活动的社会环境等
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	2017	国家青少年体育联盟	提出适用于青少年基本体育服务供给的服务理念、志愿人员标准和安全标准等具体可实施标准与准则	创设安全、健康的青少年运动环境
美国人身体活动指南（第二版）	2018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指出各类基本、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要以服务享有不足群体和运动障碍人群为重点，将公平性和包容性建设作为标准	通过个人、社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推动不同种族、不同性别、残障人士等各类群体的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
国家青少年体育战略	2019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提出可以将安全性、包容性、趣味性作为各类组织的青少年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将安全性、可及性作为社区青少年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	促进所有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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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公平公正：缩小健康水平差距的精神内核

将公平公正作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精神内核以促进健康公平，是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价值底色。由表1可知，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既镶嵌于体育活动类政策，也涵括于健康公民政策。其中，体育活动类政策为多种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设立了标准，是美国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促进健康公平的重要举措。健康公民政策作为美国公民健康改善的阶段性指导文件，也设立了部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标准，并要求学校体育设施对社区居民开放，此举亦能提高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水平并促进健康公平。

某种程度上而言，促进健康公平既是缩小健康水平差距的必要手段，也是健康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就缩小健康水平差距的影响因素而言，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尤为关注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在个体因素层面，相关政策对性别、年龄、种族等个体差异关注颇多，以规避由个体差异导致的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的公平性差异；在社会因素层面，相关政策倡导营造全民体育参与环境，如表1中的《国民身体活动计划》和两版《美国人身体活动指南》均指出，需要以全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打造支持身体活动的健康环境^[21-23]，以期激发全民体育参与的内生动力。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全国性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的引领下，健康公平也体现在美国各州县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之中，并通过基层州县得以实施。综上可见，为缩小公民健康水平差距，美国厚植公平公正理念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以营造全民体育参与的良好社会环境，确保公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享有。

2.1.2   多元标准：改善健康服务品质的发展动能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健康服务的重要内容，高质量的健康服务则是健康国家的重要标志。由表1可知，为推动健康服务配置细化和品质升级，美国在相关政策中设立了多元化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大体而言，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分为3类：①设立各类体育设施建设的数量、规模、服务人口等定量化标准，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配置要素均等化，拓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覆盖面；②确立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容、供给流程、责权分配等定性化标准，为创设健康服务环境和改善健康服务品质提供制度保障；③细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人群并细化服务人群类别标准，明确服务对象以增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针对性，确保服务惠及重点人群。以上多元化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是推动美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配置要素均等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供给程序化的重要抓手，为其健康服务品质改善、健康国家战略推进提供了发展动能。

2.2   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对健康国家建设的推动

英国虽于1948年就建立了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迈出了健康国家建设标志性的一步，然而，囿于彼时体育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也未能开展。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体育与社区》《体育规划》政策报告的发布为体育发展带来转机，至此体育开始在英国政府议程中占有一席之地^[24]。尔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相继出台，有力推动了英国的健康国家建设。英国拥有较为成熟的健康治理经验，就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政策内容（表2）看，其政策导向为：一方面以运动干预为路径遵循，旨在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另一方面以财政效益为战略抓手，旨在提升健康促进效能。

表  2  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主要全国性政策

Table  2.  Main national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ountry in the United Kingdom

政策名称	颁布年份	颁布部门/组织	具体内容	目的
体育设施资金援助5年计划	1977	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设立对体育馆、体育中心、球场、游泳池等体育设施进行资金援助的具体数额标准	支持体育设施建设，促进公民体育参与
体育馆标准化方法	1982	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要求每2.5万人的社区就要建设一个社区体育中心，并提供了统一的体育中心设计和建造标准	建造标准化的体育馆以满足社区公民的体育与休闲需求
大众的体育 未来	2000	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承诺从基金中拨款1.25亿英镑用于包括运动场地在内的绿色空间建设，并将15亿～20亿英镑用于投资社区体育设施等的建设，特别是贫困地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指出英格兰体育理事会将向社区体育投入75％的彩票收入，并以最需要体育设施的地区为重点；提出应以学校体育设施为重点，提升其对外开放水平；承诺以包容性建设作为基本和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标准，并以多元协同的方式推动实施	促进全体公民终身体育和终身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地方当局体育馆和泳池绩效评价	2000	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确立体育馆和游泳池的可及性、可用性、经济性、满意度等绩效指标	调查并推动全人群体育参与
健康体重，健康生活：英国跨政府战略	2008	卫生部	承诺将投资3000万英镑用于“健康城镇”建设，其中包括部分体育基础设施；通过英格兰体育理事会的战略规划，将3.92亿英镑政府拨款和3.24亿英镑彩票基金用于具有普惠性的社区体育及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公民体育参与，确保公民保持健康体重，降低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病风险
健康生活，健康公民：我们的英格兰公共卫生战略	2010	卫生部	计划通过交通部提供的5.6亿英镑以改善交通，包括健康促进相关的主动出行基础设施；此外大众参与和社区体育遗产计划将从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获得1亿英镑投资，该计划涵括对各类社区体育设施、运动场地的改善和保护等内容	促使公民主动做出健康选择，改善诸多疾病问题，促进社区健康公平
让运动成为生活习惯：一项青少年体育新战略	2012	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计划在学校与社区体育俱乐部之间建立至少6000个合作伙伴关系，每所中学至少与1个本地俱乐部建立联系；计划向地区体育俱乐部及设施、多功能运动设施和体育场地维护分别投入5000万、3000万和1000万英镑的英格兰体育理事会资金，并在第一轮投资基础上再投入1.6亿英镑彩票资金用于体育设施和俱乐部的建设与改善；此外英格兰体育理事会还计划向学校提供1000万英镑资金以推动体育场地设施向社区开放	促进青少年终身体育习惯的形成，推动社区公民的体育参与
肥胖与环境：增加身体活动和主动出行	2013	英格兰公共卫生部	提出应将步行与骑行基础设施作为健康出行相关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标准	支持健康出行，防止肥胖与超重，进而降低冠心病、中风、2型糖尿病、癌症等疾病的发病风险
体育的未来：充满活力的国家新战略	2015	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明确多个体育设施的建设计划、方式、用途等，其中，政府将在未来5年内向足球协会的公园生活计划投资4000万英镑，在30个城市建造150个多功能运动设施，并将重点放在高质量人造球场上；推动各类公共体育服务的包容性建设	提供体育活动机会，促进公民体育参与和身心健康
走向充满活力的国家：2016—2021年战略	2016	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提出7项投资原则，明确将与弱势群体有关的包容性水平提升作为建设标准；承诺将确保未来4年的总投资中至少有25％（2.65亿英镑）用于不活跃人群，包括投资普惠性体育设施建设；承诺将投资4000万英镑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体育参与机会；承诺将提供1万～15万英镑用于支持和改善包括体育在内的地方基础设施；承诺为所有体育设施设立品质标准	促进公民体育参与和身心健康
体育规划指导	2019	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提出适用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维护、升级和供给等事项的12项原则，涵括管理维护标准、选址标准等	提供身体活动机会，促进女性、残障人士、老年人、低社会经济群体、少数族裔等人群体育参与，推动并支持健康生活方式
战略成果规划指导	2021	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提出各类公共体育服务规划、实施与评价相关管理标准，从而满足公民基本体育与休闲需求，建议使用基于地方政府辖区或社区的绩效评价，包括但不限于问卷调查、设置意见箱等信息征集方式，对公民运动参与的实际障碍与影响因素开展调查	修复Covid-19的流行对社区和公民的损害，促进公民体育参与，提高公民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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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运动干预：推动健康关口前移的路径遵循

推动健康关口前移是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规划、创造运动干预条件，并以运动干预助力疾病防控与健康促进，是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助推健康关口前移、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路径。

由表2可知，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相关政策，既有体育管理部门颁布的体育专项政策，又有卫生部门颁发的公共卫生政策，两者特点各异。例如，2015年《体育的未来：充满活力的国家新战略》和2016年《走向充满活力的国家：2016—2021年战略》等体育管理部门发布的政策，致力于通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促进公民体育参与，进而推动公民健康水平的提升^[25-26]，聚焦对健康促进行为的关注。2008年《健康体重，健康生活：英国跨政府战略》和2013年《肥胖与环境：增加身体活动和主动出行》等公共卫生政策，则意在通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改善公民肥胖和超重问题，降低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27-28]，侧重对疾病及其预防内部机制的关注。

从英国地方政策看，不少地方政府已将体育纳入其公共卫生体系^[25]，并出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以全面推进运动干预和健康关口前移。总体而言，虽然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存在发文机构及关注点上的差异，但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作为运动干预的基础促进健康关口前移是英国各级政府的共同遵循。

2.2.2   财政效益：提升健康促进效能的战略抓手

财政效益即财政投入成本与取得的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无疑需有明确的财政投入标准和绩效评价标准作为政策推进的杠杆。梳理相关政策（表2）发现，以财政效益为战略抓手，通过资金投入标准与绩效评价标准的设立来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以促进公民身心健康并提升健康促进效能，是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1）英国政府针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和完善设立的标准多为资金投入标准，有明晰具体的投资数额与目的，为公民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提供了经费保障。此外，诸如2016年《走向充满活力的国家：2016—2021年战略》还设立了7项投资原则^[26]，并将与弱势群体有关的包容性水平提升作为建设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投入的规范化。

（2）英国政府设立了相对完善的绩效评价标准，为政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投入、公民的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等构建起有效的评估反馈机制。梳理发现，英国设立的绩效评价标准既涵括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和效率等水平的直接反馈，也可通过调查公民意见、满意度等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效益予以间接呈现，是评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优化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满足公民体育与健康需求、提升健康促进效能的有效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资金投入标准与绩效评价标准是对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宏观“掌舵”，其全国性标准化政策并未限制地方政府自主权或干涉地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充分反映了英国“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的结构特征^[29]。正因如此，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施行方可依靠地方治理能力及其自主性的发挥，积极促进公民体育参与并提升健康促进效能以不断推动健康国家建设。

2.3   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对健康国家建设的推动

日本的健康管理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彼时日本政府开始重视降低疾病的发病与病死率^[30]，尔后，日本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开展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规划与实践以推动健康国家建设（表3）。梳理发现，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政策导向为：一方面以体育环境营造为政策基点，旨在促进国民体育参与并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以政策协同为核心驱动，旨在打造健康治理网络。

表  3  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主要全国性政策

Table  3.  Main national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ountry in Japan

政策名称	颁布 年份	颁布部门/组织	具体内容	目的
关于普及振兴体育运动的基本计划	1972	文部科学省	规定基于人口规模的各类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数量、面积等标准	完善体育环境，促进公民体育参与
关于面向21世纪体育振兴计划	1989	文部科学省	针对基层社区、市区町村、都道府县3个层级设立相应的体育设施功能、种类、配套设施等标准	完善社区体育设施标准，促进公民体育参与
第3次国民健康促进对策（健康日本21）	2000	厚生劳动省	提出要增加学校和企业体育运动设施对外开放水平	促进公民体育参与，降低疾病风险，提升公民身心健康，营造健康社会环境，改善公民生活习惯
体育振兴基本计划	2000	文部科学省	设立“未来10年内，全国每个市区町村至少拥有1个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每个都道府县至少拥有1个广域体育中心”的具体标准；明晰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体育组织等行为主体的责权范围以推动标准实施	创造妇女、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可以轻松参与体育运动的环境，促进公民体育参与
第一期体育基本计划	2012	文部科学省	要求各市区町村至少拥有1个综合型俱乐部，并在广域市町村圈建立能够支持周边地区体育俱乐部的综合型俱乐部；提出有必要加快推进无障碍、抗震化等体育设施安全标准	无论年龄、性别、残疾与否，促进全体公民体育参与，建立居民主动参与的体育环境，促进公民身心健康，促使公民拥有健康、光明、丰富的生活
第4次国民健康促进对策（健康日本21第二期）	2012	厚生劳动省	设立标准与要求：47个都道府县的自治体致力于建设便于运动的城市和环境；通过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推动体育俱乐部等健康促进设施的建设，并与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等其他健康相关对策相协同	增加运动人群和运动量，建设有利于公民运动的体育环境，推进包括生活习惯改善在内的健康建设
以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为目标	2015	日本体育协会	设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评价标准，涵盖基本体育设施利用情况、合作体制建设情况等客观指标，以及成员对俱乐部感知等主观指标	促进公民体育参与，推动地区交流，促进公民健康水平，提升生活目标感和归属感
第二期体育基本计划	2017	体育厅	提出未来建设标准的重点将从俱乐部数量转为俱乐部质量。设立具体质量标准：47个都道府县建立俱乐部注册认证制度并完善中间支援组织，以PDCA循环改善运营的综合型俱乐部达到70％；要求将各类体育设施的无障碍化、长寿命化、集约化、综合化和存量合理化作为重点建设标准	促进女性、残障人士等群体的体育参与，通过体育促进健康，创造可持续的、安全的、多元的体育环境，与其他领域协同以扩大体育价值，创造促进身心健康的文化生活
学校体育设施有效利用指南	2020	体育厅	针对学校体育设施开放运营方式、安全保障、设施管理等相关环节提出明确实施标准	建立可持续的体育环境，促进公民体育参与，推动体育习惯养成，延长健康寿命
第三期体育基本计划	2022	体育厅	要求推进各类体育服务无障碍化，即消除儿童、女性、残障人士等群体的体育参与障碍；要求以民营化、存量合理化、使用高效化、信息可视化、享有主体多元化作为各类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标准；要求促进行政部门协同和跨领域协同，并推动国家、地方公共团体部门、体育团体、企业、保险公司等相关机构和团体的积极合作以助力标准实施	提升各类群体的体育实施率，通过体育促进健康，创造所有群体公平参与的体育环境，推动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体育运动
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发展计划2023—2027	2023	日本体育协会	明确提出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应遵循的执行标准；设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相关的基本体育设施使用、服务供给、居民参与的运营体制、对外交流、跨领域协同、资金获取方式等运营标准	促进公民体育参与，解决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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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体育环境：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政策基点

营造良好的体育环境是促进体育参与并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前提，而健康生活方式是健康国家的显著标志。梳理相关政策（表3）发现，构建良好的体育环境是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政策基点，即通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制定打造促进公民体育参与的社会环境，引导公民主动参与体育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以建设健康国家。具体来看，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既显现于体育专项政策，也嵌置于国民健康促进对策。其中，日本体育协会、文部科学省及其下属体育厅颁布的体育专项政策设立了较为全面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为促进公民体育参与、健康生活方式形成的公平、安全、可持续的体育环境营造提供了有力的标准保障。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布的第3次和第4次国民健康促进对策则侧重通过学校、企业体育设施的开放和自治体的治理来构建良好的体育运动环境，为公民体育参与和健康生活提供场地设施条件。

就地方而言，日本《体育基本法》明确规定地方要在公民健康生活的创造上发挥作用，地方体育推进计划必须以《体育基本计划》为基础，因而打造体育运动环境、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的目标同样内嵌于地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的颁布是日本应对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造成的诸多健康问题的现实诉求，其无疑也推动了日本体育运动环境的强需求与高品质发展，这从相关政策将无障碍化、抗震化等质量和安全标准作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目标中不难得到印证^[31-33]。因此，以高质量的体育环境建设推动公民体育参与、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已成为日本解决健康问题并推进健康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

2.3.2   政策协同：实现健康治理网络的核心驱动

梳理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相关政策发现，政策协同在日本健康治理网络的打造中扮演着核心驱动角色，即通过政策横向跨领域协同和纵向跨层级协同，构建起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联动机制与治理网络。

（1）横向跨领域协同是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突出指向。如日本文部科学省及其下属体育厅先后发布的3期《体育基本计划》及日本体育协会《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发展计划2023—2027》均高度重视跨领域的横向协同^[31-34]，日本第4次国民健康促进对策也指出要“与其他健康相关对策相协同”，包括与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等终身体育领域的对策相协同。横向跨领域协同不仅为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功能融合提供了契机，也可提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促进国民健康的综合效能。

（2）纵向跨层级协同是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鲜明要求，体现为相关政策从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等不同层级行政区划的纵向视角进行战略部署。例如，日本2000年《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明确规定，未来10年内全日本每个都道府县至少拥有1个广域体育中心，每个市区町村至少拥有1个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35]，且该标准在日后的《体育基本计划》中也有所体现。日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体育基本计划》和国民健康促进对策作为地方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的政策指南，为地方设立并实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提供了参照，推动了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的纵向协同。

综上可见，日本致力于通过政策协同打造纵横交织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治理网络，释放并提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促进国民健康的治理效能，进而推进本国的体育振兴与健康国家建设。

3.   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共性特征

3.1   权益保障均等化

权益保障均等化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共同价值取向及显著特征，体现为以不同年龄、种族、性别人群及残障人群等各类群体的权益为着力点，保障全民体育参与和健康权益的公平合理。其核心逻辑是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发展导向、以分配正义为价值追求，即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控制，以期保证物质财富、思想观念、发展机会、福祉等社会资源在国民中得到公正分配，从而提升全民的社会福利、维护全民基本权利^[36-37]。在此逻辑下，美国、英国和日本针对个体差异导致的全民体育参与和健康权益不平等问题，通过全国性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设立和实施来发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利性，进而消除个体间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权益享有的差异，实现体育与健康权益全民均等共享。

综合来看，设立标准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分配正义并划分政府责权来推动标准落实，是前述发达国家保障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权益均等化的主要抓手。一方面，就分配正义的促进而言，前述发达国家相关政策既锚定了建设目标和供给规范，也涵括了重点人群划分和评价标准，大力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公平享有，充分彰显出权益保障均等化的公益性色彩。另一方面，为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有效落实、均等保障全民健身和健康权益，前述发达国家在相关政策中对政府责权进行了明确划分，确保各级政府部门有效行使职能，深刻诠释了公共权力行使对全民体育健康权益的保障作用。

简言之，权益保障均等化源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整体框架构建与分配正义，通过标准的设立确保体育场地设施等资源的公正分配与各群体的公平享有，并明确政府责权划分推进标准落实，从而提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包容性与全民性，实现对全民体育参与和健康权益的均等化保障。

3.2   治理主体多元化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美国、英国和日本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提升公民健康水平治理范式所展现出的共同特征，体现为由政府宏观主导，体育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主体，并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健康促进与健康国家建设的责任。其核心要义是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权力的让渡——由政府让渡给多元社会力量，从而发挥多元主体的合力优势和相互协同作用。

具体而言，前述发达国家通过颁布相关政策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推行予以部署，从而规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的行为主体与合作关系，呈现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密切、实施主体多元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特征。例如：美国《国民身体活动计划》与英国《体育的未来：充满活力的国家新战略》等政策文件将公私伙伴关系作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并明确其合作主体^{[21, 25]}；日本诸多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文件也就公私合作的主体与职责设立明确准则。就此来看，打破政府一元治理的垄断、促进公私合作，业已成为前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重要实践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社会系统中各行为主体间相互竞争与合作关系具有复杂性，社会系统秩序与结构变化过程具有动态性，且各行为主体的目标、计划、权利和资源具有多样性特征^[38]，因此，美国、英国和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多元主体协同关系便也具备复杂性、动态性与多样性。鉴于此，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无疑需从复杂、变化、多样的社会系统中寻求各行为主体间共识的达成，以确保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协同推进及其效率最大化，并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形成健康国家建设的长效机制。

3.3   校社资源一体化

校社资源一体化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资源配置的普遍特征，体现为通过相关政策目标或要求的设立，明确学校和社区体育资源对外开放的具体标准，集学校和社区体育资源于一体，共同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可及性，进而增强校社体育资源服务健康国家建设的效能。其核心思想是资源的整合——将学校体育资源作为社区体育资源的补充，以弥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总量的不足。

秉持这一核心思想，前述发达国家通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的颁布，设立学校体育资源对社区开放的各类标准以促进校社体育资源一体化。例如，美国曾面临体育娱乐设施供需失衡的发展困境，而基于“将学校置于社区生活中心位置”的悠久传统^[39]，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区开放成为必要之举，美国《健康公民》计划则设立了具体开放比例标准，以增加全民体育参与的空间与设施。英国2012年颁布的《让运动成为生活习惯：一项青少年体育新战略》明确规定，学校与社区体育俱乐部将建立至少6000个合作伙伴关系，并计划向学校提供1000万英镑资金推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区开放^[40]。日本就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开放制定并颁布了专项政策——《学校体育设施有效利用指南》，针对学校体育设施开放运营方式、设施管理等环节提出明确的实施标准。

由此可见，校社资源一体化是前述发达国家以标准化的手段优化和整合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资源，以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式，其既可推进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弥补课后和节假日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空闲、利用率低下等不足，又可拓展社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资源、提升社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是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有效手段和鲜明特征。

4.   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经验启示

4.1   国际经验

4.1.1   标准化指标制定：定性表述与定量要求相结合

综观美国、英国和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相关政策，其标准化政策指标制定呈现出定性表述与定量要求相结合的共性范式，在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配置要素均等化、提高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可及性、增强公民体育参与平等性并助推健康促进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刚柔并济”的作用。其中：定性化表述方式主要用于描述不易或无法以具体数量呈现的标准，如不同社会部门在提供身体活动机会方面的职责范围标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和投资的原则规范以及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运营标准等^{[22-23, 26, 34, 41]}。定量要求则是将易于量化或需刚性实施的标准通过具体的数值、比例等形式予以呈现。例如：美国《健康公民2000》和《健康公民2020》分别规定了社区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的具体标准；英国《让运动成为生活习惯：一项青少年体育新战略》等政策确定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资金投入标准；日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则规定了体育俱乐部的数量要求等。定性表述与定量要求相结合的指标制定方式对上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实施和评价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

在某种程度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标准化政策指标制定方式能够规避政策实施偏误，有效收缩政策执行者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侵犯公民体育与健康权益的选择空间，最终降低由于政策理解和执行偏差导致的风险聚集可能性。因此，以定性表述与定量要求相结合的标准化指标制定方式明确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原则、路向与目标，是上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所遵循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路径选择。

4.1.2   标准化政策实施：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采用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政策实施范式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共同举措。梳理发现，前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相关政策的实施机制主要包括三要素：政府主导作用、社会力量参与和政社合作关系。

就政府主导而言，其作用主要在于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构筑总体框架，无论是美国公园、学校等场所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英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效益相关标准的制定，还是日本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标准化建设，均由政府发起并确立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总基调。从社会参与来看，倡导个人、私营部门、社会组织等行为主体的广泛参与是前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政社关系而言，诸如美国的《美国人身体活动指南（第二版）》、英国的《体育的未来：充满活力的国家新战略》等政策文件均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23, 25]}，日本则致力于构建“以居民为主体”的俱乐部运营体系^[34]。可见，公私合作伙伴、居民参与运营等政社合作关系的建立，无疑是上述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机制的核心动力要素。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业已成为上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政策实施的基本范式，但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政社关系深刻变革为契机，以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实施能动性的追求为前提，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居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支配地位的扬弃，代表着社会力量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的主体性融入，以及政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管理职责向整体把控的转变。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政策实施范式，是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实践发展的适应性变化及创新性改革，对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和健康治理现代化大有裨益。

4.1.3   标准化绩效评价：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相结合

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相结合是美国、英国和日本普遍采用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监督评价方式，是评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施行质量与效率、提升健康促进效能的有效途径。其中：客观测量是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运营等情况的内部测量，以期通过内部控制推动健康国家建设；主观评价则侧重关注外部的公民感知与价值判断，反映的是公民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及其标准化建设的主观期许。

研究发现，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相结合是前述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机制，并得以积极应用和实施。例如：英国《地方当局体育馆和游泳池绩效评价》使用可及性、可用性、经济性等客观绩效和满意度等主观绩效指标，另外《战略成果规划指导》还建议使用基于地方当局辖区或社区的绩效评价，并运用多种信息征集方式对公民体育参与的实际障碍与影响因素开展调查；日本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绩效评价既囊括体育设施利用、合作机制建设等客观指标，也涵括居民和俱乐部成员对俱乐部的感知水平等主观指标；美国定期对健康公民政策的标准推进情况予以测量评价并发布终期报告，此外美国常由第三方机构主导，以问卷调查、对话访谈、网上测验等方式对公民进行调查，且公众往往以监督者的身份审视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相关标准的实施情况^[42]。

总之，构建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评价监督体系是上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绩效评价的重要经验。在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标准化绩效评价过程中，政府不仅是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评价实施主体，而且是问责对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和内部行政效率而导致的政府行为扭曲和公共价值丧失^[43]。在此意义上，该绩效评价方式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政策的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监督、反馈和规约作用。

4.1.4   标准化治理架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相结合

推动政府间责权明晰化、规范化，将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有机结合，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政策架构的治理逻辑。具体而言，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及英国、日本的体育和卫生主管部门出台全国性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相关政策，以锚定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大方向与总目标，对全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予以顶层设计与宏观调控。同时，相关标准化政策也兼顾了地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实践，对地方和基层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提出建议或要求，诸如美国两版《美国人身体活动指南》、英国《体育的未来：充满活力的国家新战略》以及日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体育基本计划》等政策文件均阐明了政府间的责权划分细则，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具体职能予以明确^{[22-23, 25, 31-33, 35]}，使得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共同构成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架构。

该治理架构具有以下优势：①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基层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中的优势，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与标准化水平的提升，确保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顶层设计在地方和基层社区落实；②能够有效避免多层级政府间的纵向责权重叠，降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与沟通成本，有效提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效能与健康国家建设的实际效益。正因如此，积极构建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相结合的治理架构成为前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和共同选择。

4.2   本土问题

4.2.1   标准化指标尚显模糊，细化程度亟待提升

前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指标制定的经验表明，标准化指标的明细化、可操作性无疑是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配置要素均等化的关键。对于可量化的指标，应最大程度予以量化，避免盘桓于宏观要求而游离于微观举措导致标准化政策难以落地生效。

虽然自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颁布以来，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探索及其水平不断提升并取得一定成就，出台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等标志性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文件尚存定性化要求有余、量化指标不足及表述模糊等问题，与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对“优化健康服务”的部署、新征程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尚有差距，标准化指标制定的明细化程度亟待加强。以《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为例：该文件从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和全民健身服务2个方面对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予以规定，但其中不乏“有条件的公共体育设施”“有条件的行政村”“提供更优惠服务”等弹性表述；服务对象为“城乡居民”，采用同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乡体育发展水平的现实差距及弱势群体体育参与的壁垒；虽然规定全民健身服务要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群众健身活动或比赛应建立健全专项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措施，但是缺乏相应的人员配备、组织领导等必要的基本标准要求，难以为全民健身服务提供具体化、明细化的标准保障。

非量化、非明细化的指标制定方式增加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的模糊性，而基层执行者在面对模糊政策时常对其进行解构以替代部分或全部的模糊政策^[44]，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执行的全面性与精准性，引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在城乡和参与人群层面的“分配性失衡”^[45]，阻碍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因此，新时代新征程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并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则应加强完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指标制定，加快研制科学、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指标，从而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水平提升及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

4.2.2   标准化实施略显乏力，多元协同尚需加强

美国、英国和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的共性经验表明，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实施是保证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效能及可持续性的核心机制。

就我国而言，尽管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治理理念已发生转变，一直努力推动“权力减法”和“责任加法”并积极构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但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略显乏力，社会参与水平较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缺失，与“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46]的协同治理要求相去甚远，具体表现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的多元主体力量失衡、协作意识不强、协同意识不够、利益协调不足，致使政府主体力量仍显单一，政社协同较为有限^[47-48]，难以为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健康保障”规划要求的落实提供长效机制保障。

不可否认，政府是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与公民健康维护的应然主体，但绝非唯一主体，若缺乏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则难免因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制约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与健康保障的持续性完善。因此，在加快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及健康国家建设必须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根本路径遵循，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立场^[49]，为了人民也须依靠人民，倡导标准实施过程中政府、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实施机制以推进全民健康保障持续性完善。

4.2.3   标准化评估较为薄弱，绩效评价有待规范

由前述发达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经验可知，构建主客观评价相结合的绩效评价体系，积极规范并运用公民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感知和价值判断的主观评价方法，是全面评估并监督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施行质量、效率和健康促进效能的有效手段。

随着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实践的发展，相关标准化政策实施的绩效评价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家体育总局分别于2019年发布《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实施效果评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021年印发《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等文件，以引领和指导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工作。然而就目前来看，相关绩效评价较为薄弱，尚存客观评价有余、主观评价缺失或不足等问题，导致评价的系统性、全面性不尽如人意，不符合健康中国战略“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健全监督机制”的要求，不利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及健康监督的全方位升级。例如：上述《通知》要求重点对《全民健身计划》中体质健康水平达标率、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和开放率、体育健身组织数量等可量化程度较高的18个核心指标进行客观调查评估，但对公众满意度调查的主观评价未做突出强调和具体部署；上述《规范》虽要求“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群众满意度测评”，却并未明确具体标准、方法和程序等相关规范，易导致主观评价流于形式而“走过场”、评价结果充满弹性而被忽视等问题。

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进行量化和客观评价可反映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情况，但主观评价是反映公众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工作开展的感知度和满意度的重要方式，也是健康服务监督的重要手段。主观评价的缺失或不足势必影响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全面性与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工作成绩喜人但人民群众感知度和满意度低的困境^[50]，并影响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实施与健康服务监督机制的完善。因此，在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与建设健康中国的当下，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应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价值导向，严格规范评价过程和方法，提升主观评价的规范性水平以完善主客观相结合的绩效评价体系，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的科学化及健康监督全方位升级。

4.2.4   标准化执行基层受阻，责权划分仍需优化

美国、英国和日本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架构形成的经验表明，政府间责权划分的明细化是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相关政策在基层落实的有效制度设计。

鉴于我国政府是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和责任主体，明确政府间纵向责权划分、优化标准化政策执行架构，有利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在基层的实施和健康公平的精细化治理。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采用一种具有层级特征、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型架构，该架构虽有利于发挥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但也有待进一步优化，现存问题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体育财权与事权尚不匹配，财权往往被较高层级政府控制，而事权划分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18, 51]}，导致中央政策不落地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基层体育工作开展难度较高^[52]。诚然，该架构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顶层设计在基层执行受阻，难以达成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目标，也难以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对“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显著改善健康公平”的相关部署要求，实现健康公平的精细化治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央地责权划分仍然存在较大空缺。

自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针对公共文化、应急救援、自然资源等诸多公共领域的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然而目前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仅能从《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中“体育部门所属公共体育场馆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中央财政根据大型体育场馆开放数量、补助标准、绩效情况等确定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53]找到明确的直接依据。显然，在该方案中不仅体育场馆无法涵盖所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央地财事权划分也不够明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标准依据界定模糊，细化程度尚且不足。因此，新时代新征程要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目标、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在农村和基层的落实并达成健康公平，当务之急是要优化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架构，细化央地各级政府间责权以联通标准化政策执行架构的“断点”。

4.3   本土建议

4.3.1   细化标准指标制定，推动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

细化标准指标制定是推动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鉴于前述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指标尚显模糊，提出如下建议：①完善标准制定程序，提升标准研制的科学化水平。要广泛倾听社会声音，加强对城乡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健康水平等基层群众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及现状的实地调研，结合我国国力分类制定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既要有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国家标准，也应要求各地根据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地方标准，以科学化决策增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及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与包容性。②以国务院关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的批复中对各行业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规范化要求为基本遵循，秉持“大体育”“大健康”深度融合理念，进一步细化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及健康环境打造的设施建设、功能布局、施工规范、设备配置、人员配备、服务流程、管理规范等软硬件标准要求，可量化的指标尽量避免定性化表述，增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可操作性及健康促进实效，保障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可达性。

4.3.2   强化标准协同实施，推进健康保障持续性完善

基于前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实施乏力与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健康保障”规划要求之间的矛盾，提出强化标准协同实施以推进我国健康保障持续性完善的建议：①秉持“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转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思维定势和职能惯性，以标准实施主体的多元化、标准协同推进的高效化、全民健康促进的长效化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导向，构筑共同责任下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大体育”“大健康”格局。②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协同实施机制，以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实施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运行机制为重点，畅通多元主体利益表达、协商与沟通渠道，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制定多元主体协同的方案和细则，打造不同政府部门跨界整合、各级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融合、校社企等社会力量互动弥合的多元主体协同实施机制，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助推健康保障持续性完善和健康中国建设汇聚力量。

4.3.3   规范标准绩效评价，促进健康监督全方位升级

由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的本土问题可知，弥补标准化绩效评价的不足以促进健康监督全方位升级的重点无疑在于强化并规范主观评价。一方面，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不能轻描淡写或回避群众满意度指标，在思想上应将群众满意度这一反映民意的主观评价指标与呈现业绩的客观评价指标同等重视，并在评价方案中明确设立且予以细化。另一方面，要规范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的主观评价标准和方法，确保主观评价全面、系统、科学。一是要参照有关标准制定理论，合理、科学、系统地设立主观评价标准指标，使其能够全面反映群众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覆盖率、均衡性、开放率、可及性等维度的感知水平和满意度，发挥群众主观评价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实施及健康服务的反馈与监督作用，推动健康监督机制的健全；二是要精心研制主观评价的具体手段、方法和途径，规避主观评价的随意性及其带来的结果误差，结合客观评价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绩效评价规范性的提升，助推健康监督的全方位升级。

4.3.4   优化标准执行架构，助力健康公平精细化治理

为解决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执行受阻问题，并以责权划分的明细化推动健康公平在农村与基层的落实，进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与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建议加快制定出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专项规划，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执行中责权分配的系统性建构来优化治理框架、提升健康公平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一方面，改革方案要秉持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细化各级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各级政府公共体育服务事权分配及投入和支出的具体形式、数量和比例等提供标准和依据，减少各级政府标准化政策执行的责权重叠，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治理架构细化水平的提升助推健康公平的精细化治理。另一方面，改革方案要清晰凸显对基层公共体育服务事权、财权的强化与保障，赋予基层政府标准化政策执行的适度自主权，以此赋能基层政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和健康服务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通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提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政策执行架构的运行效率和健康公平精细化治理成效。

5.   结束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无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核心。健康中国建设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大战略举措，彰显了大国责任和担当。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既需放眼国际以洋为中用，也需立足本土以务实革新。

放眼国际，尽管美国、英国和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与我国国情存在差异，但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的率先实践及其共性举措和经验，可为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宝贵借鉴和启示。

立足中国，须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健康国家建设中的历史与现实差距，锚定2035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建成健康中国远景目标，牢牢把握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进均等化进而推动健康国家建设战略航向，不断完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指标制定、协同实施、绩效评价和执行架构，筑牢“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之基。唯有如此，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及健康国家建设才能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在改革创新中赓续前行，谱写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