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外延之一，体育事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两者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共通与契合，这便是“体育共同富裕”概念出场的时代背景。“体育共同富裕”是继“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共同富裕”后的又一全新场域，其概念的复杂程度、理论的纵深厚度、实践的涉域广度以及价值的伦理高度不言而喻。中国学人已有相关成果指出，体育共同富裕有望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例如：有学者将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视域，探讨了农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机理与路径^[2]，研究了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矛盾与解决方案^[3]，还讨论了体育慈善的中国境遇^[4]；有学者^[5−6]则将体育（体育文化）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进行思考。这些成果为体育共同富裕的深入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是总体上呈现一种“重实践而轻理论”“重实证而轻哲学”“重描述而轻伦理”的文献初始格局，未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指导地位，总体性、系统性与哲学高度有待增强和提升。基于此，疏通体育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构建体育共同富裕的逻辑体系，需要以明确概念逻辑为前提、厘清理论逻辑为基础、建立实践逻辑为目标、彰显价值逻辑为旨趣。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学术努力，也是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认知、明确人类文明新形态意蕴所指的必要理论工作，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1.   概念逻辑：复合型概念的多维逻辑梳理

清晰的概念厘定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概念逻辑的廓清是构建体育共同富裕整体逻辑理路的必要前提。概念是感性认识抽象至理性认识的基本单位，这一形成机制或路径决定了概念本身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性。体育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尚未在官方文件中被正式提出，但学界已在时代要求下将体育与共富做出某种程度和角度的关联，其建构自觉正在形成，事实意义的概念正在转换为学术意义的概念。对于体育共同富裕这一新兴复合概念的逻辑梳理需在特定概念分析工具下进行。

1.1   合取概念式阐释：子概念间的“工具—目的”关系诠释

合取概念（conjunctive concept）是根据一类事物中单个或多个相同属性形成的复合概念，它们在概念中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即合取概念需满足各子概念要素本身内涵的确定性与独立性，并不因新概念的形成而改变其原有内涵这一条件。遵照此界定，“体育”和“共同富裕”两个子概念各自保持其原有内涵。

我国学者对“体育”这一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颇具争议。有学者专门就《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体育科学词典》等权威辞典进行考辨^[7]，仍未廓清“体育”概念，而争论的根源在于“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两种理论的对立^[8]。笔者无意卷入这场概念纷争，只对“体育”做相对全面的本质性界定，即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文化活动，包括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高水平竞技体育等。“共同富裕”这一概念自出场就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属性，不同于“概念构成理论”的一般逻辑，而呈现出“理论催生概念”的反向逻辑。据此，学界对于“共同富裕”做了大量的内涵界定，包括“生产—分配说”“物质—精神说”“五位一体说”等。由于本文的分析目标是构建体育共同富裕的概念逻辑，应从复杂的本质性内涵或理论性内涵的界定中抽离出来，根据表层语义做出界定：共同富裕即在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富有的精神生活。

合取概念中的各个子概念并非简单的机械“拼凑”关系，而是按照一定逻辑关系组合而成。在“体育”和“共同富裕”两个子概念各自内涵独立的条件下，复合概念内部呈现何种逻辑关系？学界虽未曾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现有文献在“自在”地使用该概念时，背后的隐含逻辑就是“工具—目的”关系，即从体育视域去认识共同富裕、以体育逻辑去阐释共同富裕，并用体育途径去推动共同富裕。如：陈姗等^[9]认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话语归宿”；郭子瑜等^[10]从价值意蕴、实践经验与推进策略3个维度论证了体育产业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1.2   析取概念式阐释：子概念间的“内涵—外延”关系诠释

析取概念（disjunctive concept）是指根据不同的标准，结合单个或多个属性所形成的概念。按析取规则构成的概念，包含的事物可同时具备两个要求的属性，也可只涉及其中之一，即析取概念不必保有各子概念要素本身内涵的确定性与独立性，只需满足一个子概念a的内涵的确定性即可，而对另一子概念b的内涵可作模糊理解，析取其中一个外延或一个属性与子概念a复合为新概念。然而，对“体育共同富裕”作析取式阐释虽然遵循以上前提性规定，但是由于“共同富裕”这一析取对象的特殊性，其析取路径或组合逻辑并未严格遵循析取概念的一般或绝对要求。

对于体育共同富裕这一复合概念而言，以“体育”为确定性子概念，以“共同富裕”为非确定性子概念，将其内涵作泛化处理，其实主要是对“富裕”所指向的客体作广义理解，而“体育”就充当一个“锚定装置”。具体而言，按照合取概念的理解，共同富裕是指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富有的精神生活，这里共同富裕的客体专指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富裕，而对共同富裕的客体作广义理解后，富裕的客体的经济指向就被消解掉了，形成了一个有待填充的部分“概念真空”，共同富裕的内涵变得简单化，由于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其外延也就随之丰富化。那么此时作为确定性子概念的“体育”就充当了共同富裕的专指性外延，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丰富的客体。

根据上述析取式分析过程，体育共同富裕意指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充分的体育益品和均衡的体育资源供给。如布特等^[11]就持这一观点：“不平衡、不充分的体育发展很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也很难推动体育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和界定并非析取式定义的规范路径——子概念a与子概念b的属性之一等位结合，而是子概念a直接充当了子概念b的一种属性，这种非等位结合形成的复合概念更加紧密和牢靠。

1.3   关系概念式阐释：子概念间的辩证关系诠释

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是指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的概念，类似于辩证关系。不同于合取概念和析取概念复合过程的形式逻辑，关系概念呈现的是更高维度的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在内容、规律、作用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而在复合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上，辩证逻辑对于形式逻辑的超越性体现在其客观性和关联性上。第一，辩证逻辑以客观世界为基础，以客观存在为内容，不同于形式逻辑将前提的客观性悬置，而仅进行形而上的纯逻辑推演。第二，辩证逻辑是联系的、发展的逻辑。形式逻辑是单向的、固定的，而辩证逻辑是双向的、流变的。所以，对体育共同富裕做关系概念式界定，既需要深入“体育”和“共同富裕”两个子概念的现实基础，又要探明二者的现实互动关系。

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12]。概念界定的任务决定了必须从变化的世界中框定概念时间与概念空间，体育共同富裕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出场，因此将体育共同富裕的概念时空限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场域之中。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催生新概念形成的客观基础。正是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和事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以及贫富差距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且呈现相互交织的特征与态势，才使得体育共同富裕概念应运而生。体育共同富裕的关系式内涵兼具合取与析取概念内涵内核并互相促进：一方面，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体育资源的商品化能够助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也将为全体人民享有充分的体育时间与体育空间创造条件，最终在二者的辩证运动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概念性质看，体育共同富裕既是历史概念，与中国式现代化伴生出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阶段内汇聚市场、政府与民众等多方之力付诸实践，并最终随“两个和解”（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实现而退场；同时它也是伦理概念，承担着消解体育异化与两极分化的规范性“指令”，在劳动正义的复归中驶向全人类解放的理想彼岸。

综上所述，体育共同富裕的合取概念式和析取概念式逻辑尽管符合语言直觉且担当了学界使用该概念的隐含逻辑，但难免形式化和狭隘化；而关系概念式的界定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目标概念的科学界定。关系概念阐释是对体育共同富裕的逻辑系统、逻辑理路进行研究的前提与基础。但是，概念逻辑中的现实土壤因“浅论辄止”而过于单薄，且概念单位上升到理论体系是逻辑建构的必然路径，所以必须深入挖掘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构建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2.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唯物史观的深度契合

理论逻辑的构建不单单是理论渊源的回溯和文本叙述的罗列，而是在概念逻辑明晰的基础之上，探明客观对象要素之间和本身自有的必然性联系，掌握事物发展态势和基本走向，通过合逻辑的形式呈现出来。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深度契合，并遵循“批判—建构—发展”的理论逻辑框架和呈现进路，是一个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

2.1   理论批判：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体育异化”与“两极分化”

人的社会性存在是马克思、恩格斯体育观的基本问题，而人的物理性存在问题是其体育观的前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3]146理想中的、未被异化的体育是人之为人的感性需要，这是马克思身体哲学的基本要义，而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的身体与其主体性发生主客二元对立，无产阶级的体育权利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权力。资本的效用性使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存在物为自身服务，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14]715，使工人“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15]514。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积累作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祸首”角色更是马克思主义文本和原理的显性逻辑，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劳动者身体所能承受的自然界限的矛盾不仅表现为后者的节节败退，还“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13]158，逐渐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3]401。

总之，资本逻辑不仅引发了以财富占有巨大差异为根本特征的人与人的矛盾，也导致了无法根除的工人阶级的身体异化，工人体育权利非但得不到满足，还受到“反向吞噬”，使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达之境普遍陷入“体育贫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异化劳动”对工人的身体戕害以及“持续不变的贫困”做了细致描绘与原因的深刻揭示（劳动异化与体育异化的关系千丝万缕却又异常复杂，在这里暂且定性：劳动异化是体育异化的根源）。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才是真正克服体育异化和贫富两极分化、实现人的“感性需要”自我救赎的根本途径。马克思的体育共同富裕观带有鲜明的生产性和阶级性，只有摧毁资本对人的感性身体与财富占有关系的“深入毛孔”式的统治，体育和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2.2   理论奠基：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空间内的体育叙事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状态为尺度提出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6]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社会）中，财富分配呈现“贫而不均”的特征；在“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405的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社会）中，社会财富“富而不均”；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则是全面的“共同富裕”。体育具有的时代特征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为体育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奠基。

第一，人对人的依赖是人类社会的低级形态，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们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存活，人无法超脱特定社会阶段的物质贫困和片面发展，只能向内寻求物理或精神慰藉。“体育具有主动超越与进取的意涵，是挣脱压制获得自由的实践形态”^[17]，所以体育便成为人暂时避开匮乏的苦难、追求“精神富裕”的主要路径，它扮演着马克思口中作为“人民的鸦片”^[13]2的宗教角色，却又超越了宗教，因为人在体育中总会得到认可、拥有肯定、身体强健、力量充盈，即使是社会底层群众也会得到自我超越的鼓励。

第二，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能力转变为物的能力表现出来，但是资本无情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得工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资本制造出一个个麻木的躯体，彼此猜忌并且虚假伪装，唯有体育撕破伪善的面具，袒露真实的身体与性情，拉近彼此的距离。”^[18]尽管体育时间被压榨，体育权利被侵占，但也正是这一阶段，众多体育文化、体育理论、体育设施与体育财富被创造出来，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这些体育益品仅被一小部分人享有，未曾普惠广大劳动者阶级。

第三，共产主义是体育共同富裕得以完全实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体育共同富裕的概念逻辑将在此得到充分展开的条件：一方面，打破资本统治但又保留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使体育事业（公共权力主导）与体育产业（市场活力赋能）的两大优越性齐发力促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后，物质意蕴将缓慢消解，其内涵重心转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维需要，包括对体育活动的丰富性以及体育益品的公平占有。在物的依赖社会中被资本侵占的体育时间将会得到空前释放，被资本压抑的体育需求将会得到空前解放，被资本吞噬的体育财富将会得到所有人的充分享有，被资本异化的体育之花将会得到充分的绽放。

2.3   理论内核：真正的富裕将在终结“强制劳动”后的“自由劳动”中开显

前文已述，马克思、恩格斯体育观以人的社会性与物理性的存在为基础，而“劳动”是将体育的两种属性统一起来的实践性存在。劳动以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第一个活动形式直接指向了身体的出场，身体是劳动的物理载体。当劳动者有意识地运用身体，指向身体感知的活动，以身体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形式——体育得以产生，身体的其他运用以及审美、育化等活动都要放在劳动之后，劳动是体育产生的直接原因^[19]。既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是体育产生的社会性根源与历史性成因，那么消除体育异化、实现体育共同富裕就不应该在“现象”的层次上兜圈子，而应从根源上消除劳动异化。因此，实现劳动解放，让无产阶级从阶级社会“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3]54的“强制劳动”中挣脱出来，真正实现“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3]165的“自由劳动”，是体育解放和体育共同富裕的根本救赎之道。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20]在此，马克思超脱出共同富裕的物质客体定位，将自由时间作为共同富裕的高级客体和本质对象。按照马克思的体育观，体育权利的占有和实现以“自由劳动”为基础，而“自由劳动”的前提是自由支配时间的充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在自由时间之内的自由劳动毋庸置疑地构成了体育共同富裕坚实的“理论硬核”。自然存在的欠缺——人的饥饿、贫困、愁苦——是促成“强制劳动”的动力（无论这种强制是自然外在强制还是社会外在强制），这是由外在的需要和目的规定了的劳动必然性；而按照“自由劳动”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21]。在此，马克思又重申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客体，即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综上，“自由劳动”的实现建立在达到生产力和自由时间两条标准之上，体育共同富裕才有真正得以实现的时间条件和空间场域，真正的富裕才能够在“强制劳动”的渐进扬弃与“自由劳动”的逐步出场中得以开显，体育所承载的使命也将通过身体运动的方式寻求解放与复归，使人在体育中获得全面发展的实践动力。

2.4   理论发展：体育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象表达

如果说马克思的体育异化、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自由劳动”理论是体育共同富裕的一般性理论构件，那么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则是在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辩证阐述了体育事业、体育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系统谋划了体育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为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第一，体育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2]25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是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根本分野。习近平曾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3]。从体育视角看，现代化的人与传统的人最直观的区别在于对自己自然意义上的身体的自觉把握以及对物理健康的科学认知与关注，“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4]。推动全民健身、发展民族体育事业正是实现体育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举措。

第二，体育精神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外延。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5]142，而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精神富裕不可或缺的方面。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论及体育精神的内涵与功能，进而总结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22]213的中华体育精神，并认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提高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22]129。习近平从“四个自信”的高度全面阐述了体育精神的独特价值，让体育精神成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来源。

第三，体育产业是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朝阳产业。2017年1月23日，习近平在张家口市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时强调：“中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十分广阔的朝阳产业。”^[22]178体育促进产业发展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其与践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度契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上，体育现代化不可或缺，体育在产业方面的价值将不断凸显，对接社会发展和休闲时代的到来，体育产业发展规模将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扩大体育消费，发展健身休闲、户外运动等体育产业”，这对于体育资源共享、体育产业繁荣以及体育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   实践逻辑：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进路

概念逻辑的厘清和理论逻辑的梳理最终是为了实践逻辑的构建。实践逻辑不仅是对于过往理论与思想正确与否的检验，也是回应当下社会发展要求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概括，更是引导未来时代进步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性预见。体育共同富裕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其开创性和艰巨性既要求从整体高度着眼，把握其实践要领，搭建其实践逻辑，也要求从具体层面着手，从构建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维度全面促进其实践落地，推动其实践进程。

3.1   实践基础：完善基础供给，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46。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府的均等化提供和投入，能够充分保障公民的体育权，满足群众体育锻炼需求，有效促进体育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里的体育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析取式概念理解。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劳动者的体育权利缺失、身心遭到资本异化的症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做了批判。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置身于赋予人民以真实的体育权与体育解放的初级阶段。从三次分配基础性制度的角度看，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属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第二次分配，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和体育共同富裕所内生的特殊性共同决定了第二次分配是整个实践的基础环节。

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长期存在政策规划不适配、需求识别不充分、协同机制不健全等困境^[26]。要建成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和精准化，缩小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公共体育供给的数量及质量差距，尽快使中国全体公民享受体育资源的“无差别对待”。一方面，在物质上要加强体育场馆设施供给。注重增量建设，各级政府应划拨出专项资金及土地，建造体育健身场地和器材。在土地划拨问题上不应遵循“经济理性”，而应秉承“价值理性”，建立一批便民利民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既要打造城市“15分钟健身圈”，也要开展农村“30分钟体育圈”；发挥存量价值，各类非私人或商业体育场地设施（如事业单位的球场、健身场地）应逐步免费或低价向社会开放，坚决破除公共单位的领地意识和垄断行为。另一方面，在文化上要厚植体育文化根基。要搭建层次分明、覆盖全面、项目多样、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确保城乡每季度、每月甚至每周都有丰富的文体活动供给；同时，要积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通过体育摄影、体育电影、体育音乐等艺术形式，着力扩大赛事关注度及影响力，普及阳光体育、文明观赛、规则意识等现代体育礼仪观念，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提高群众基本素质，培养现代公民^[10]。

3.2   实践关键：激活市场动力，助力体育产业蓬勃发展

如果说完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是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基础，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则是体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特征、实现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关键，体育共同富裕在这里又作为合取式概念出场。体育产业作为具有广阔消费市场、重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共同富裕所承载的主要功能是“做大蛋糕”。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形成推进体育共同富裕的产业策略。

第一，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积极吸引和正确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业。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私人资本在纯“经济理性”的指导下，其逐利性建立在周期性与风险性的综合规约之上，因此国家资本应发挥“国家理性”，尽可能为体育产业创造“前提”，投资推动建立一批规模较大的体育产业集聚区，建立、修缮各类体育项目的基础设施。以冰雪产业为例，近年来，我国新建成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跳台滑雪中心、国家速滑馆、首钢滑雪大跳台等世界一流竞赛场馆，滑雪滑冰场馆区域布局日渐均衡、建设质量与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冰雪产业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明显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日益完备。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冰雪产业的市场规模在2021年达到5788亿元，2022年增长至8000亿元，并有望在2025年突破万亿元^[27]。

第二，营造良好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我国体育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现有体育产业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体育企业在土地、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发挥市场主体活力的“限制瓶颈”。因此，一方面要完善体育企业扶持政策体系。加快出台相关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在培养具有示范效应的龙头体育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创新型体育企业的财税政策供给，增强社会资本投资动力。另一方面，要加大体育人力资本的投入、重视体育人才培养。加强体育产业智库建设，重视体育管理、体育工程、体育医学、体育大数据等体育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改善体育产业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

3.3   实践创新：引导体育慈善，营造良好的共同富裕氛围

第三次分配作为前两次分配的补充环节，尽管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但其社会意义和内蕴的伦理价值不容小觑。与西方文化相比，慈善文化在长期受世俗文化和实用主义浸润的中国自古以来便相对缺乏。慈善土壤的相对贫瘠使得体育慈善在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系统中亟待培育、引导和创新。所谓体育慈善是“以体育的名义来促进社会财富的集中与转移，通过体育捐赠等形式将物质财富从先富者转移到后富者，通过慈善义赛、基金会等形式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再转移，最终达到增加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物质或精神财富的目的”^[28]。针对当前我国体育慈善中存在的文化共识淡薄、宣传力度微弱、体制机制滞后以及组织效率低下等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培育体育慈善的文化氛围。从源头上讲，现代体育和慈善文化都是西方的产物，因此要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体育慈善文化，既要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宽广胸怀，又要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要通过多种途径、以多种形式加强相关跨国交流，推动现代体育慈善文化的本土化创新，大力发展现代体育慈善教育，创新慈善宣传方式。

第二，积极建立体育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要完善支持和保障体育慈善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各级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积极推动辖区内的体育慈善制度建设，进一步细化体育慈善监管的法律规制，强化对体育慈善组织的财产保护和信息公开规制。

第三，大力加强体育慈善的组织建设。要使体育慈善朝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一定要积极推动体育慈善基金会的建立与发展，通过金融手段创新体育慈善资源运作机制和体育慈善发展模式；加强和改进慈善组织薪酬管理制度，健全体育慈善从业人员薪酬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等政策，提升体育慈善行业从业人员工资待遇水平，增强行业就业吸引力。

第四，始终锚定第三次分配的“柔性补充”定位，始终坚持“自愿原则”为体育慈善的第一原则。体育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而体育慈善主要起“润滑剂”的作用，如若处理不慎，极易沦为“集体性道德绑架”，使得体育慈善的初衷丢失，最终阻碍体育慈善的良性发展。

3.4   实践重心：助力乡村振兴，农村是体育共同富裕的重点空间承载区

从第一、二、三次分配的视域构建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是宏观维度的系统安排，而实践逻辑最终要落地到特定空间，应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寻求贯彻与展开。习近平曾深刻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5]146因此，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成为体育共同富裕实践逻辑的现实落脚点和空间承载区，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体育共同富裕的三重概念逻辑得以融贯与发显。

第一，农村是体育资源的富集地，而体育共同富裕在农村实现的关键思路在于明确体育资源集体产权的公共性质以及产权范围，为农村贫困主体的体育收益权确立前提，再将潜在的“体育资源”盘活为“体育资产”，通过各种途径市场化运营，最终将体育资产的货币化收益公平分红给其所有者，即村民。正如习近平所说：“冰天雪地也能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29]具体而言，首先要明确本地体育资源的比较优势，针对时代特征和市场需求重点开发，如打造“赛事型”“旅游型”“疗养型”运动休闲特色村庄；其次运用“体育+”的模式，将体育产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养老等产业相结合，释放产业效能，使得农民不仅是体育资产的所有者，还是体育产业的劳动者。

第二，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帮扶，解决农村体育要素不健全和体育要素分布不均的难题。农村地区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相对丰富，但是资金要素、技术要素以及知识要素欠缺，因此要发展体育产业、实现体育共同富裕，必须通过行政手段或市场方式将城市丰富的生产要素向农村倾斜，积极优化整体体育产业空间布局，使得要素间流动畅通，提高体育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当农民享受到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成果后，体育财富便会惠及自身，从而无限接近于马克思所预想的真正的财富——对自由时间的拥有。到那时，村民所享有的体育资源、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的生产性质（营利性）将日渐式微，越来越复归到其使用价值本身，进入体育共同富裕的高级阶段。

4.   价值逻辑：体育正义、文明形态与解放意蕴

根据英国哲学家休谟“事实与价值二分”认识论思想，概念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都可被划分到事实逻辑的范畴内，其逻辑建构和演绎主要呈现一种经验性和描述性特征；而价值逻辑更强调一种超验性和规范性，其导向功能和伦理内涵蕴含的“目的论”比事实逻辑的“因果律”对于实践的引导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对体育共同富裕价值逻辑的建构是从精神层面和未来向度作出的必要努力。正义是价值的核心规范维度、文明是价值的时空载体维度、解放是价值的归依主体维度，三者共同构成体育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

4.1   正义维度：体育共同富裕是“体育正义”分配面向的伦理发展

“正义”是一个悠久的政治理念，其观念性质是形式的，因为“正义没有内在的内容”^[30]，所以用“体育”赋予其实在内容符合概念逻辑。关于体育正义的具体内涵，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认识，但是可以大致归纳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两派观点。再进一步看：“程序正义说”认为体育正义只存在于特定时空的微观层面，一者曰体育赛场之内的竞技规则正义，二者曰体育赛场之外的行政管理正义；“实体正义说”超越了体育竞技的视域，其内涵更广泛和宏观，一者曰人类免遭各种物理压迫和异化的身体健康正义，二者曰体育市场之内的经济交换正义，三者曰体育资源的分配公平正义。严格而言，体育共同富裕属于“实体正义说”的理论范畴，但又实现了对“实体正义说”的丰富、发展和超越，这种超越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所说的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从伦理视角看，共同富裕表现为分配正义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14]695，因此分配正义的根源其实是生产正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是更为根本的正义问题。前文已述，体育共同富裕在乡村的实践前提是对体育资源进行“确权”，通过市场化生产和交换，获取货币化收益。这不仅超越了浮于表象的分配正义，也是对单纯的“体育资源”分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共同富裕内蕴的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能够赋予体育正义新的生命力和规范力。

第二，分配正义不仅涉及人与物的关系，其本质上是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言共产主义“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3]10，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分配不正义的阶级根源，实现分配正义和共同富裕必须首先“剥夺剥夺者”，将无产阶级从贫困与异化的社会关系中拯救出来。一方面，体育实践是摆脱狭隘、单一和局限，获得丰富、广泛和完善的主体形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动因；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能够打破资本主义少数人对体育资源的垄断权以及体育文化的领导权，实现体育权利的全民共有和体育财富的全民共享。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为人的自然身体与整个“社会身体”的和谐发展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4.2   文明维度：体育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注脚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体育共同富裕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体现在两方面：三种维度理性的深层融嵌；体育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

一方面，在体育共同富裕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在于经济理性、制度理性与人本理性的深层融嵌。启蒙运动以降，理性成为人类与非人生物的本质区别。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经济财富的狂热追求下，理性被冠以经济理性的帽子，不仅以牺牲生态环境、无视工人健康、加剧社会贫富裂痕为代价，也扭曲了理性本来的真谛。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间“链接”的制度理性在经济理性的笼罩下也呈现出“非理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身特有的人本理性；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表明我们并未完全摒弃经济理性，不仅拓宽了经济理性的客体范围，实现了对经济理性本真意义的复归，而且将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融合统一，在全民共享体育资源和全民共创体育财富双向发力，实现了对资本逻辑宰制下资本增殖与人的健康发展间两难悖论的超越。在人本理性的高维指导与经济理性的全民转向下，我们的制度理性不仅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更具有确定的价值遵循和应然彼岸的优势。三维理性相互促进、深度融嵌，表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性结构，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样貌。

另一方面，在体育共同富裕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在于体育在“文明”内涵上的双重定位。学界对于“文明形态”这一概念内涵的阐释浩如烟海，无论其内涵如何丰富，都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而体育因其内生的自然和精神两重属性，将文明形态的两重维度统一起来。体育共同富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生动注脚。共同富裕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社会样态，因此体育共同富裕本身就具备齐全的文明要素；而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尚在探索期，但是已然形成由倚重物质文明向重视精神文明转型的高度历史自觉，必将在继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4.3   解放维度：体育共同富裕是“两个和解”解放理想的现实开端

“两个和解”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提出的，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3]24。马克思同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1]。“两个和解”统一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备前提，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两重维度。人类的彻底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且自然生态与人类物质精神需要、生产力水平三者均衡适配的基础之上，所以“两大和解”既是在克服资本逻辑的“两大矛盾”前提下凭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生产力所带来的人的全方位富裕，也是体育异化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后全人类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以及在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中“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2]。

体育共同富裕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或“两个矛盾真正解决”思想同出一源，是实现全人类共同解放的现实开端。第一，体育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属性是人类解放的制度前提。体育共同富裕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逻辑统治下体育异化和反共富性的揭示与批判基础之上，其内生的体育指向和共享逻辑催生了公平正义的制度理性，并鲜明地体现在体育资源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共属性之上。第二，体育共同富裕的主体指向与人类解放的终极旨归高度一致。体育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一国实践需要汇聚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多方主体的磅礴力量，但主体的多重性根源于社会的结构性，在全人类解放的高级社会形态里，一切呈现结构化的社会主体终将归为“自由人联合体”。第三，体育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伴生关系决定了它是人类解放的实践开端。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道路，它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其道路终点必定是超越民族疆域的“世界大同”，因此体育共同富裕的终极意涵是全球的体育解放与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5.   结束语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本身是发展的和演进的，事物逻辑的生发和演绎也并非固化的，因此事物逻辑的梳理与建构绝非一劳永逸的工作，应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更新与社会形态的嬗变而持续进行。体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特征，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和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将体育共同富裕作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抓手，还应将其升华为高度的政治站位和主体自觉，在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富裕社会转型的同时，不断拓展体育共同富裕的逻辑构建空间，持续推动体育共同富裕的逻辑构建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