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

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收录期刊

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障碍、路径

张瑞林, 金礼杰, 王志文

张瑞林,金礼杰,王志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障碍、路径[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49(1):76-87. DOI: 10.16099/j.sus.2024.10.15.0010
引用本文: 张瑞林,金礼杰,王志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障碍、路径[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49(1):76-87. DOI: 10.16099/j.sus.2024.10.15.0010
ZHANG Ruilin, JIN Lijie, WANG Zhiw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Reform: Logic, Dilemma, and Paths[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25, 49(1): 76-87. DOI: 10.16099/j.sus.2024.10.15.0010
Citation: ZHANG Ruilin, JIN Lijie, WANG Zhiw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Reform: Logic, Dilemma, and Paths[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25, 49(1): 76-87. DOI: 10.16099/j.sus.2024.10.15.0010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障碍、路径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YTA026)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张瑞林(ORCID:0000-0002-8758-375X),男,山东莘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管理、体育教育,E-mail:zhangruilin@sdu.edu.cn

  • 中图分类号: G80-05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Reform: Logic, Dilemma, and Paths

  • 摘要:

    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是培育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先导性变量。以多维度统筹的视角,通过规律把握和障碍分析,系统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认为,遵循体育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上的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带来的先进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转型升级,有力赋能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但在实践中,体育高等教育体系滞后于培育新质劳动者的现实需要,体育科技创新难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型体育人才活力激发不足。对此,围绕管理一体协同、政策一体设计、资源一体配置、载体一体贯通的战略思路,提出深化体育高等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体育人才工作机制改革的实施策略,以提升国家体育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is a leading variable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rough pattern and obstacle analysis, a systematic plan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by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reform.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following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e forces impr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breakthroughs in advanced technology,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y by way of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will forcefully empowe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for sports lags behi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workers; sports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re exists the insufficient stimulation of the vitality in creative sports talents.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strategic ideas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integrated policy design, integrate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tegrated carrier connectivity,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which involves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spor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ports technology system reform, and sports talent work mechanism reform, thu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sports innovation system.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做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体育强国建设进入历史交汇期,实现体育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大力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科技、人才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构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支撑。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体育实践活动的新理论、新动力,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新质生产力对于体育事业发展的促进性作用,侧重于体育产业[1]、竞技体育[2]、学校体育[3]、全民健身[4]等具体业态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而对如何培育和发展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关注略显不足,也缺乏实践性、战略性、系统性的统筹谋划。基于此,本文立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在厘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逻辑基础上,聚焦制约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提出改革方案,为加快发展体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生产力是人们利用生产要素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表现的能力。作为社会变迁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生产力受到要素禀赋、资源整合的共同作用,同时也受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立足我国社会发展基础、时代特征及目标任务提出的重大命题,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体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现实问题:具备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的劳动者占比不足;生产要素依赖经验配置,创新技术融合度不强;资金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不畅。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体育事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即如何发挥体育力量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全民健康、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国家形象。体育事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呼唤并催生体育发展新势能[5]

    体育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体育生产力的反思、继承与超越,更是基于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使命对体育事业发展动能转换的全面认识。体育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为支撑[6],由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市场机制改革等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而催生、培育壮大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强调体育科技创新与体育可持续发展。为此,可将体育新质生产力界定为: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体育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以实现竞技实力全方位提升、产品服务高质量供给等为核心目标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从现实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人才引领驱动的生产力,也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更是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7]。具体而言:教育不仅决定人才质量,更影响科技创新水平和成果转化应用;人才是知识教育的传承者和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主体,关系到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进程;科技自立自强依赖于人才培育与教育发展,并反哺推动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注入新动能。为此,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归根结底在于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内在发展性规律和实践性规律,基于一体视角明确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必须加快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一方面,加快实现高水平体育科技自立自强。目前,我国在体育领域面临众多依赖发达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的“卡脖子”问题。例如,调研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发现,在近年的国家队体能训练设备采购中,力量和爆发力训练设备、速度与敏捷训练设备、恢复再生系统训练设备等高科技设备仍以进口为主,国产设备主要分布在固定组合器械等功能性小器材领域,且总体占比仅约20.5%。这要求坚持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尤其是面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围堵和技术封锁,提升国际体育影响力必须集聚体育科技力量,达成关键性的技术攻关突破。同时,积极融入全球体育创新网络,加强与国际一流体育科技创新机构的合作,开展高水平科研交流。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体育科技创新体系。深化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建立企业导向型的跨学科、大协作体育科技创新平台。推进体育科学与人因科学、管理科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以高质量学科体系支撑基础研究。此外,实施人才引领驱动,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探索制定人才入股、技术专利入股等实施方案;打破人才流动障碍,建立政府、体育企业、体育智库间的人才“旋转门”机制;建立创新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激发主体科技研发动力,并不断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瞄准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特别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量。一是提升劳动者质量。我国从“人才优先发展”到“人才引领发展”再到“人才引领驱动”,表明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为生产效率提升提供重要战略支撑。为此,坚持以教育体制改革坚实支撑人才的全面成长,培育学生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关键能力。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人才培养实践场域,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体育人才走进体育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实习实训、项目孵化等活动,通过场景式、项目式教学模式提升人才的实践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创新劳动资料。新型劳动资料是经技术进步和创新升级后形成的新的劳动工具、设备、技术和方法。劳动资料的升级关键在于加快体育科技创新,聚焦提升体育装备技术、体育训练科学、体育赛事应用、体育健康管理、体育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的技术改进升级。三是扩展劳动对象范围。新型劳动对象主要包括数据、信息和知识等非实体形态的元素,将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生产活动,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聚焦体育领域,训练数据、体质数据、消费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在运动员科学训练、全民体质监测、体育产业营销等方面具有巨大价值。为此,应有序探索与适度推动体育数据的授权运营,鼓励市场主体合理挖掘和利用数据,提升公共体育数据资源库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同时,建立体育数据要素市场化标准,做好数据的确权、定价等基础性工作[8],并构建体育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交易体系,助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存在辩证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必然伴随着传统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由于体育新质生产力涉及新产业、新业态,特别是与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密切相关,所涉及的范围、领域更广,会引发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市场机制改革等生产关系维度的变革。我国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政府是教育资源的主要供给主体,而科技和人才兼具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教育、科技、人才的相关具体工作事务又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导致仅凭体育部门“单兵作战”难以破解人才结构失衡、教育和科技投入不足的困局。同时,教育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科技创新往往以经济价值为导向,人才是最活跃的创新要素,如何弥合三者战略思想上的张力,构成促进科技创新的合力、形成良好的互动共生关系是关键;如何保持各要素的自身独特属性,又能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发挥“1+1+1>3”的效果是重点。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在现有制度架构和部门工作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制度安排催生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切实增加部门联动、资源整合和政策协同,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为此,在体育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高位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工作,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党对“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领导,着重关注教育、科技、人才相关生产关系中的集体协作性、产业融合性、分配多元性,进而为人才红利释放提供动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为教育改革提供方向。

    科技通过应用于生产、渗透在生产力诸多要素中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将促进并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巨大发展[9]。生产力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创新是生产力解放和产业能级升级的核心动力,更是当今社会新领域新赛道开辟、新动能新优势塑造的关键所在[10]。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改革成为新兴技术革命性突破、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应然之举。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解决体育新兴技术创新的“碎片化”问题。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改革重点在于以创新为引领,坚持系统性逻辑,强调从全局出发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统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智库、科研院所等主体,形成“政府推动、校企共联、市场运作”的联动攻关模式[11]。例如,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国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紧密合作、协同创新,运用3D打印、空气动力学仿真、风洞实验等新技术全面应对自行车场地赛新挑战。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深化体育创新链和应用链的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集成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的优势力量,实现体育新兴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促进基础研究、实验开发、成果转化、现实应用等环节的融会贯通,提升体育新兴技术的自主保障能力。特别是在竞技体育方面,训练水平提升更为依赖多领域的技术创新利用。例如,百度与中国国家跳水队合作,推出“3D AI”跳水训练系统,将百度智能云的核心技术成功转化为竞技体育生产力,让体育训练更加科学有效。

    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本质上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实现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体育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有利于建立系统性的要素配置体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在政策引导机制的作用下构建具有韧性、稳定性和敏锐度的资源配置架构,积极响应体育事业战略目标、捕捉公民体育需求变化与社会发展趋势,实现资源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有利于主体协同框架的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不是各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系统性、综合性的相互交融与协同促进的过程,有利于弥合教育系统、体育系统、人社部门等主体间战略思想的张力,减少资源分散与重复性建设,形成良好的互动共生关系。三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有利于构建系统性的区域发展格局。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推进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沿海经济带等重大区域战略,强化政策互联、平台共建和资源共享,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教育、科技、人才集聚高地,充分释放示范效应和体育积聚优势[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已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结构清晰的产业体系,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节能减排的双重约束,必须着眼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之初依赖土地、人口红利形成传统生产力,涌现出“代工生产”商业模式、“零散化”组织形式等。但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发展难以适应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更无法向人们提供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的体育产品与服务,急需加快形成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以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业为龙头,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13]。从本质上看,体育领域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过程就是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必须以教育为基础、科技为关键、人才为支撑,统筹推进传统体育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新业态融合。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有利于推动体育领域内基础型研究、应用型研究、发展型研究的全链条融合发展,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和新产业的形成。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促进技术升级与产业提质同频共振,通过延伸产业链、服务产业链、打造人才链,实现产业短板补齐和传统产业的生态链,降低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的对外依存[14]。三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服务业的融合化发展,推动不同产业、企业的跨界创新,进一步发挥平台企业作用,形成优势产业集群。

    综上所述,遵循体育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上的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带来的先进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将有力赋能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其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

    图  1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Figure  1.  The internal logic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through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学科专业设置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肩负着提升高校立德树人成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随着现代体育功能愈发多元,赛事运营创新、智能装备制造、智慧场馆设计等体育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点领域急需体育、经济、管理、机械、材料、环保、建筑、信息等多学科知识体系的支撑。但现有体育学科专业设置与时代严重脱节,不仅无法对繁杂的体育现象、体育问题给予合理解释,更限制了适应体育新质生产力生成需要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在体育学科方面,自1983年版《学科专业目录》实施以来,体育学一直被列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导致学科领域的窄化和边缘化,限制其发展空间[15]。同时,体育学下设的“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在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颁布后近30年再无调整。在体育专业方面,“智能体育工程”“体育旅游”“运动能力开发”等新兴专业起步较晚、设置高校偏少。部分高校开设的新兴体育专业由于缺乏母学科知识体系支撑,普遍面临专家数量较少、人才培养计划模糊、研究平台不足等突出问题[16]

    从现实来看,培养体育创新人才的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尚不完善,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资源供给、教学设备更新、产学研资源互通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是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滞后。教育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显示,截至2023年,全国高校体育师资队伍中拥有研究生学历人数占比仅为55.8%,反映了体育师资学历结构偏低的现状。同时,多数高校体育教师学科背景较为单一,缺乏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素养和能力,难以推动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更为重要的是,高校在体育师资队伍的培育上存在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不良偏向,如产生大幅引进体育专业“东南亚速成博士”的不规范现象。二是优质课程资源供给不足。调研发现,某高校开设的“智能体育工程专业”,设置的“软件工程”“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课程多是从其他学科直接迁移而来的,未形成具有体育特色的教材内容、教学模式等。三是体育教学设备老旧落后。受限于经济条件、教学理念等因素,多数高校仍以满足基本体育教学需求为目标,尚未将虚拟现实仪器、智能运动装备等新兴设备、技术大规模投入体育教学之中。四是产学研资源流动不畅。在产学研协同育人过程中,存在育人目标和理念不相融、沟通机制和渠道不相通等突出问题,师资、技术、信息等学界、业界资源联结通道受阻,大大降低了体育创新人才的培育效率。

    职业教育是培养体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产教融合作为连接产业与教育的桥梁纽带,是构建高质量体育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支撑。从实践来看,体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机制还不畅通,难以为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高技能型人才支撑。一是产教融合参与主体理念存在冲突。体育职业院校作为非营利组织,其主要职能在于培养某种职业需要的专业技能型人才。体育企业作为营利组织,其核心职能在于提供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参与产教融合意在利用院校资源追求优质人力资源以获取短期技能匹配和快速生产力。两者在目标使命、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合作流于表面。二是产教融合动力不足。当前,体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以“引企入教”为主,普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境况,体育企业难以确认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能否获得期望的人才资源或技术资源,加之政策红利薄弱,更加难以激发企业主动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三是产教融合深度不够。调研发现,体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多以短期、松散的契约式项目合作为主,企业常仅扮演提供实习岗位和实践资源的角色,鲜少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内容的设计,导致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发展体育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前沿颠覆性技术均呈现出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等特点,急需强大的组织机制集聚科技力量、调动创新资源。但是,目前体育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尚不成熟,呈现个体弱小、结构分散的特点,难以满足科技发展趋势和科技创新工作需要。一方面,体育科技创新主体能力偏弱。目前我国体育企业仍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且“专精特新”企业匮乏,如2023年认定了1186 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但体育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仅有9 席[17]。李宁、安踏等少数头部企业在产业控制力、全球话语权等方面相较于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也存在显著差距。并且,动作追踪器、运动传感器、心率遥测仪等高端竞技训练装备均依赖国外进口,国内体育企业长期处于“跟跑”状态。高等院校现有体育学科专业设置仍倾向于培养体育师资、教练员等应用型人才,难以吸引具备理学、工学、医学等跨学科素养的生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CNS(CellNatureScience)主刊鲜有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多元主体创新协同不够。体育行政部门、体育企业、体育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在创新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等方面缺乏系统思考和实践,政产学研之间未形成集成协同效应,生产过程中科技攻关项目、平台资源、资金投入、人才储备、技术成果等关键生产要素因信息共享不畅而存在壁垒[18],难以构建高效能创新生态。

    面向体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科技创新需要大量创新资源,但从现实来看,体育科技创新多元化的资源配置格局有待健全。一方面,市场主体资源投入不足。在资金投入方面,查阅企业年报财务数据发现,2022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领军企业李宁与安踏的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07%和2.38%,远低于耐克公司5.34%的水平。并且,多数市场主体倾向于将更多研发资源投向大众消费市场,而对成本高、回报小的高精尖训练和竞赛装备器材的研发投入不够,使得竞技体育领域科技研发过多依赖“国家队”科技力量。在人力资源方面,查阅牧高笛、浙江永强、健盛集团等多家A股上市体育企业年报发现,2023年末企业研发人员占比、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均不及10%,导致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缺乏人才支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扶持和投入不足,资源配置结构不佳。以体育科研政府投入为例,《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数据表明,1996—2023年体育院校的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均显著低于师范、政法、财经、艺术等其他类型高校,面向体育领域的国家级研发计划、科研项目较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并无单独的体育学部,导致体育科研项目只能申报工程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交叉科学等项目序列。更为重要的是,在“奥运争光计划”等因素的影响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投入明显倾向于竞技体育领域,如为备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专门设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而对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学校体育等领域的关注不足,制约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多领域协调发展。

    体育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是“研转产”的“最后一公里”,将直接影响创新投入能否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已有研究[19]表明,体育用品制造业发明专利有效转化率不足5%。由此可见,我国体育科技成果转化较为落后,“无用创新”“沉睡专利”大量存在。一方面,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梳理体育政策文件发现,《“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中“提升体育科技研发水平”“加强国家队科技助力工作”“支持体育用品制造业创新发展”等表述过于笼统,缺乏针对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目标、重点任务、责任主体、保障措施等重点内容的系统安排。另一方面,体育科技成果供求两端对接不力。从供给端来看,体育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前沿理论探索,与产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部分科研成果仍处于理论研究或实验验证阶段,缺乏直接应用于体育产品开发的可操作性。同时,受现有评价机制影响,体育科研人员对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尚未完全释放。从需求端来看,体育企业渴望获得能够直接提升产品性能的成熟技术。然而,由于技术需求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往往不愿公开相关信息,导致与科研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此外,体育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运行机制相对独立,企业与之建立有效沟通的成本相对较高,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寻求合作的积极性。

    畅通的人才集聚和流动机制是打造体育科技创新高地、构筑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的重要保障。从现实来看,一方面,体育人才行业集聚、地区集聚不合理。在行业方面,51job网站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体育行业从业者中,参与学科教育、体育指导、基础培训等工作的教学类人才占整个行业的近七成,而从事体育科研、用品制造、赛事运营等工作的创新型人才明显不足。在地区方面,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已出现体育创新人才集聚高地,而中西部地区体育人力资源供给较为落后,如2所体育类“双一流”建设高校均位于东部,东部地区体育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点也远多于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体育人才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流动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以服务竞技体育发展的科技人才为例,竞技运动队高水平医务人员通常以临时性的方式任命,大多来自医院、高校等不同体制,人事关系、职称评定、福利待遇等束缚影响了其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同时,除了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固有制约外,在实践中体育行政部门、体育院校、体育协会、体育企业等单位大多根据自身需求独自建立人才信息库、管辖隶属人才。由于单位之间联动和共享机制薄弱,这种条块分割的体育人才管理模式容易滋生部门、领域间的“信息孤岛”现象,进而限制体育人才的自由流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获得感”。现阶段,体育人才的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过程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从评价目的来看,体育人才评价旨在评判或激励其在体育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及应用推广等方面的贡献。但当前体育人才评价的结果往往与项目资助、职务晋升、岗位安排、薪资待遇等物化利益紧密相连,导致评价被异化为追求职位晋升、待遇提升、项目获取等的主要途径,助长了体育科研领域的功利主义风气。从评价标准来看,现行体育人才评价标准多以项目、经费、论文、奖项、专利等易量化的指标作为评判依据,不仅使得从事应用性研究与工程类研究的体育人才难以入选相关人才计划,还会导致大量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迎合各项考核指标上,不利于体育领域产生重大原创性突破。从评价过程来看,体育人才评价主要由行政管理部门和同行专家共同完成。其中,行政管理部门拥有较大话语权,时常出现领导意志主导的情况,而同行专家也往往由领导层或行政管理部门选定,容易引发评价结果的不公平性。并且,我国同行评议制度尚不完善,评价主体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存在重人情拉关系、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最终导致同行评议演变为熟人评价[20]

    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吸引和稳定广大体育专业人才长期投身体育领域发光发热的有力保障。但是,我国体育人才的制度安排存在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吸引、留住、用好体育人才。一方面,体育人才职业资格认证存在不足。《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体育类职业仅聚焦在“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方面,而与体育新质生产力直接相关的体育康复师、体育数据分析师、体育赛事评估师等科技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并未被纳入,使得体育专业人才的职业认可度较低。并且,当前专门针对体育人才的职称系列也仅有教练员(初级/中级/高级/国家级)和运动防护师(初级/中级/高级/正高级)两类,导致其他体育专业人才没有对应的职业上升通道,严重影响了体育专业人才的从业热情。另一方面,体育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有待健全。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在体育科技创新领域的具体执行不够细致,未能充分覆盖所有创新成果。其次,政策在鼓励和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方面,对于体育领域的特殊性和需求考虑不够充分,如缺乏针对体育科技创新人才的兼职、创业和成果转化等具体政策措施。最后,体育科技创新领域的众创空间、孵化器等支持平台还不够完善。

    教育、科技、人才都是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运行中有各自的组织体系、行动纲领、政策措施,协同不好易出现争资源、争功名等现象。由此,应立足于系统观念,将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与体育人才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共同大系统,既注重各子系统自身的功能价值,又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其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战略目标,实现管理上的一体协同。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进一步完善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管理的统一领导体制,增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创新功能。可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联合教育部、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组建一体改革工作联席会议,确保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管理战略、管理决策等相互辅助、有机衔接,提升整体运作效能。

    完善的政策体系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导向。应从整体出发,对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进行战略统筹谋划和政策一体设计,确保各项政策举措在体育领域内形成有效互动与密切配合。具体而言,需构建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政策制度体系,以明确体育教育的基础地位,强化科技对体育发展的引领作用,突出人才在体育事业中的核心驱动力。由此,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在体育领域实现贯通融合。同时,通过加强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对政策体系的执行效果进行动态跟踪与科学评估,以便及时发现问题、优化调整,为体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与制度支撑。

    目前,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在资源配置上仍面临“不匹配”“低效用”等问题,制约了体育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效率。为此,应实现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的一体配置,确保师资、技术、信息等各项资源能够高效、有序地服务于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其中,教育资源需精准对接体育人才培养需求,人才资源应充分发挥其在体育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关键作用,科技资源则要反哺体育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效能的提升。因此,需建立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统筹决策机制,打破传统行政壁垒与部门限制,集中力量解决“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重大问题,实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的跨域匹配与优化配置,为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注入强劲动力。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是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载体。应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打造体育人才培养与体育科技创新一体发展新载体。一方面,要形成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有效机制,明确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育人目标,通过共建体育科研实验室、联合开展体育技术研发项目等方式,推动教学资源的共享与流动,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服务提高科学训练水平、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另一方面,要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效机制,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独特创新优势,以科技攻关项目和协同创新平台为载体,形成一批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示范项目,全面提升体育创新体系效能。

    (1)紧跟体育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一是要重新审视体育学的学科定位,加强体育交叉学科建设。知识的交叉融合是体育学科发展的基本特征[21]。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基于此,应以交叉学科门类设置为契机,将体育学一级学科由教育学门类调整至交叉学科门类。在此基础上,根据现代体育功能的多元化和体育新质生产力的需求,系统分析影响体育科学的理论体系、知识谱系、规训制度和人才培养等学科成长要素,梳理对接多领域的学科知识和方法技术,推动体育学与新工科、新医科等学科发展建设相结合,围绕生命与运动健康促进、智能体育装备制造等国家战略重点前瞻布局交叉融合型体育二级学科,为构建体育领域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高水平团队打好学科及人才基础。二是要强化新兴体育专业的建设管理。鼓励和支持高校开设“智能体育工程”“体育旅游”“运动能力开发”等新兴专业,并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自主开设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体育专业。对于已开设的新兴体育专业,通过引进专家、完善人才培养计划、搭建研究平台等措施,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此外,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在高等职业专科、本科体育大类教育中增设体育新兴专业,以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服务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

    (2)推动体育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更新升级。一是要推动教学内容改革。打破传统体育教育的框架,引入跨学科知识体系,将体育科学与信息技术、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深度融合。通过增设科技创新实践课程、跨学科研讨班等形式,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其运用科技手段解决体育实践问题的能力。同时,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二是要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对高水平体育科技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建立一支由体育专家、科技精英及跨学科研究学者组成的多元化教学团队。通过组织定期培训、国际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进而为学生提供更多元、更高水平的指导。三是要引进现代化与智能化的体育教学设备。加大对体育科技实验室、智能训练场馆、运动康复中心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投资建设,配备高精度运动捕捉系统、生理监测设备、数据分析软件等先进工具,为师生搭建体育科学研究优质平台,推动体育教学与科研向更高层次发展。

    (3)以产教融合为导向完善体育职业教育体系。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升体育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例如:设立体育科技产教融合发展基金,为校企合作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实施税收减免或返还政策,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提供融资贴息支持,鼓励企业加大在实训基地建设、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设立学徒制岗位补贴,激励企业为体育专业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和就业机会。通过这些政策机制,吸引更多在体育科技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和“专精特新”特点的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共同建设高水平、专业化的实训基地,为体育职业教育体系注入活力。二是要提高体育职业院校与体育企业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层次。一方面,校企双方应共同认识到产教融合对于培养高技能体育人才的重要性,在明确各自优势与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发展目标,以理念共识为基础,推动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体育职业院校应主动与企业对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内容,将企业的实际需求融入教学之中。企业应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不仅应提供实习岗位和实践资源,还应参与课程开发、教学实施等环节,形成紧密的人才培养链条,推动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

    (1)构建“国家队+地方队+企业队”的体育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一是要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参与体育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策快、资源整合力度大的优势,从政府层面引导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拓展技术研发、人才培养领域,有计划地围绕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等领域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国家队”的中坚作用。例如,可借鉴“红旗雪车”的研发历程,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协作,引导先进制造行业的央企或国企以及国家科研院所投入高端竞技装备研发制造,依托先进制造业强大的科技水平解决竞技体育领域的“卡脖子”问题[22]。二是要整合地方资源优势,打造区域体育科技创新高地。各地方应结合区域体育资源和特色,依托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大力建设体育科技服务中心、体育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等平台载体,开展有针对性的体育科技研发和应用示范,为提升地方竞技体育水平、全民健身质量等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三是要提升体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3]。一方面,发挥大型体育科技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其提出重大创新需求、主动牵头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体育企业融通创新。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新”“瞪羚”“隐形冠军”等转型发展,通过直接补助、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中小体育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

    (2)健全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相结合的体育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一是要构建高水平体育科研平台。基于体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及实践创新需求,聚焦生命科学、数理科学、先进制造科学与管理科学等领域,加速建设承载构建现代化训练体系、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开展数字体育工程等体育科技创新战略任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具有体育特色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同时,积极倡导并扶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建立更多联合实验室等高级研发机构,以促进跨学科、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为体育科技的持续进步与突破提供坚实支撑。二是要发挥体育科技创新项目的引领作用。推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一系列国家级科研项目序列中专门设立体育专项,加大对体育科研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体育科研项目对高水平科研创新人才资源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推动体育科研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要优化科研资金投入模式。在资金投入的取向上,应强化体育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尤其重视突破竞技体育“部门独家办”的封闭格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通过战略合作、授权委托、竞争性招标等多种形式及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竞技体育领域[24]。在经费使用上,应加大体育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体育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体育科研资金的使用效能。

    (3)打通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制度障碍和机制壁垒。一是要完善体育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保障。构建与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相衔接的体育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明确界定体育科研成果转化主体的责权利,推出精准有效的配套政策,如市场化团队聘用、成果转化基金支持等。同时,优化首台(套)体育装备应用政策,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育创新产品给予财政、税收、信贷、质检等多维度支持,降低应用风险与成本,推动体育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二是要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通科技成果供需匹配渠道。在“需求侧”,构建“产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模式,让体育企业成为科研需求与成果转化的主导者,通过政企合作,赋予体育企业科研决策权与资源配置权,推动研发与成果转化一体化。在“供给侧”,深化体育院校与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明确科研定位,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及合理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模式,激活科技成果转化动力,唤醒“沉睡专利”,加速体育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要发挥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撑作用。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及体育企业,建立国家级和区域性体育科技创新平台,整合汇聚技术、项目、人才等资源,促进体育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同时,加强体育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建设,培养专业体育技术经理人队伍,提供技术评估、交易撮合、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咨询等专业服务,推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进程和专业化水平。

    (1)构建灵活高效的体育人才流动机制。一是要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体育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在正向流动方面,鼓励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体育科技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基础上,赴体育科技企业兼任技术顾问或研发专家,并依据规定获取合理报酬,同时将企业任职经历纳入职称晋升评价体系,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在反向流动方面,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推行特聘教授、特聘研究员、特聘专家制度,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吸引具备丰富体育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与科技人才担任兼职教授或创业导师,并赋予其参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的权利。二是要创新引才方式,完善体育人才柔性流动保障政策。一方面,创建更加灵活的体育人才流动机制,构建体育人才交易所、人才租赁及短期项目合作等平台,促进体育科技人才的“强流动”与“弱流动”,拓宽其流动空间与平台。另一方面,完善柔性引才政策,以业绩为导向,确保柔性引进的体育科技人才在创办体育企业、表彰奖励、科研立项及成果转化等方面享受与本地人才同等的待遇。此外,遵循体育产学研知识与人才流动的内在规律,改革人才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建立体育与学术贡献互认机制,将参与重大体育科技研发、战略咨询及产业创新贡献纳入高校与研究机构职称评定标准,激励体育科技人才在产业界与学术界间的合理流动。

    (2)建立分类精准、多元化的体育人才评价体系。坚持“破五维”与“立新标”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专业组织和用人单位等的多元评价主体作用,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探索体育人才评价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分级分类的人才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对于基础研究型体育科技人才,应着重评价其科研贡献与学术价值,强调成果价值的同行评议,突出科研创新的原创性、前沿性及对国家重大体育战略需求的支撑作用。同时,需结合科技创新团队的整体表现,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周期,探索聘期及项目周期的中长期考核机制,以全面、深入地评估其科研实力与潜力。对于应用型体育科技人才,应聚焦于技术标准、解决方案、高质量专利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核心指标,关注其成果在市场化和产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针对体育科技管理与支撑人才,应着重突出其在体育科技创新体系中所展现的管理效能与服务贡献价值,如战略规划、资源配置、团队协作、服务保障等,以及为体育科技人才创造良好创新环境所做出的努力与成效。

    (3)强化体育人才管理的规范化制度保障。一是要完善体育人才职业资格认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拓宽《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体育类职业的范畴,将体育康复师、体育数据分析师、体育赛事评估师等科技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纳入其中,以提升其职业认可度。同时,进一步做好职业资格与职称衔接对应,增设多样化的体育人才职称系列,为各类体育专业人才提供明确的职业上升通道,激发其从业热情与潜力。二是要加强体育人才信息数据库建设。首先,制定科学严谨的信息采集标准与跨部门协同治理策略,确保体育人才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效性。其次,加强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实现全国体育人才数据的无缝对接与深度融合,促进各单位、各领域体育人才资源的精准统计。最后,构建动态调整与信息监测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追踪体育人才流动趋势,精准预测体育人才短缺领域,实现体育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三是要构建高水平体育人才发展平台。一方面,依托科技园、孵化器等资源,建立体育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提供跨领域交流、资源共享服务。另一方面,鼓励大型体育企业开放技术、市场等资源,促进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发展,构建开放合作的人才成长生态。此外,强化体育企业内部创新机制,通过资源平台化、创客文化培育、股权激励措施等方式,不断激发员工的创新和成长潜能。

    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教育、科技、人才集中部署、一体安排,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世界发展大势、现代化建设全局,以及教育、科技、人才本质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聚焦体育领域,作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驱动力,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同样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推进。但也应该认识到,体育领域对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整体统一部署的认识尚存不足,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仍待突破,难以为体育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新质劳动者、颠覆性技术等必要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为如何统筹做好三大领域一体改革提出了新命题。为此,新时代体育领域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应主动对标全会精神、强国建设要求,以破除体制机制藩篱为导向,用创新思维和办法应对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厚植体育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土壤。

    作者贡献声明:
    张瑞林:提出论文选题和核心观点,撰写、修改论文;
    作者贡献声明:
    金礼杰:查阅文献资料,撰写论文;
    作者贡献声明:
    王志文:设计研究框架,修改论文。
  • 图  1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Figure  1.   The internal logic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ports through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 [1] 陈林会. 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推进路径[J]. 体育与科学,2024,45(3):7-15
    [2] 崔佳琦,王文龙,邢金明,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竞技体育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J]. 体育学研究,2024,38(4):111-122
    [3] 刘波,李晨曦,王松,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意义、内在机理与实施路径[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4,58(9):1-9
    [4] 邹新娴,万斌,苏立德. 新质生产力赋能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4,47(7):40-51
    [5] 陶玉流,王越,吴相雷. 体育新质生产力:方向抉择、当代使命与未来前景[J]. 中国体育科技,2024,60(4):64-71
    [6] 梁立启,陈琦. 体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进路[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4,44(2):1-9
    [7] 段从宇,胡礼群. 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统筹推进的规律性认识[J]. 中国高等教育,2024(15):10-16
    [8] 张夏恒,刘彩霞. 数据要素推进新质生产力实现的内在机制与路径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2024(3):171-184 doi: 10.3969/j.issn.2095-5073.2024.03.010
    [9]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10] 王子朴,刘大超,姜月帅,等. 从技术发展到政策创新:体育科技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J].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4):13-25
    [11] 李小球,宋杰.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发展的内涵特征及其圈层体系构建研究[J]. 当代教育论坛,2024(3):17-24
    [12] 裴哲.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J]. 思想理论教育,2024(10):16-22
    [13] 金礼杰,王志文,张瑞林. 营商环境促进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路径探索:来自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证据[J]. 体育与科学,2024,45(6):85-94
    [14] 阙明坤,沈阳.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规律、载体与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2024(12):25-28
    [15] 陈彩盈,黄汉升. 中国大学体育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演进、现实困囿与未来路向[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4,39(3):249-257
    [16] 潘凯凡,沈克印. 以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阻滞因素与推进策略[J]. 体育学刊,2024,31(2):7-14
    [17] 康露,金玮,黄晓灵,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体育学研究,2024,38(3):64-76
    [18] 黄谦,史浩男,王启隆,等. 新质生产力与体育科技创新的交互促进机理及实践路径[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4,41(2):150-158
    [19] 王先亮,王志文,牛婷.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增长动力转型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6):111-119
    [20] 李杨. 科技治理范式下的人才评价:理论指向与实践进路[J]. 中国科技论坛,2024(1):93-104
    [21] 张瑞林. 体育产业发展视域中的体育学科建设[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7):1-7
    [22] 张瑞林,李凌. 我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11):13-21
    [23] 黄海燕,胡佳澍,任波,等.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内涵、任务与路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11):1-16
    [24] 鲍明晓. 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新机制[J]. 体育科学,2018,38(10):3-11
  • 期刊类型引用(1)

    1. 王鹏,郭玉禄,闫超,周淇丰,郭晗. 新质生产力驱动体育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内涵机理、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5(04): 81-95+110 . 本站查看

    其他类型引用(0)

图(1)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66
  • HTML全文浏览量:  18
  • PDF下载量:  20
  • 被引次数: 1
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4-10-14
  • 修回日期:  2024-12-22
  • 刊出日期:  2025-01-14

目录

/

返回文章
返回
x 关闭 永久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