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体育文化曾经作为研究热点成为时代命题之一，但在一段时间“金牌至上”与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一度式微。然而，缺少文化研究的体育在根本上无法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会使得体育在各个方面都陷入严重的“贫困”，造成体育这项重要的人类生活方式异化成无意义的工具。鉴于此，2019年9月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号）明确了“体育文化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提高，中华体育精神传承发扬”^[1]的目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在总则第一条明确了“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2]的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但是，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在于文化无所不在、形式极为多元丰富、相关联的要素和术语过于繁杂且逻辑范畴相互交叉，这导致但凡谈及体育文化就极易陷入空泛的宏大叙事，以及宏大叙事掩盖下的另一种体育文化的更加“贫困”。

为了避免陷入此类贫困，当今的体育文化研究或者将问题的切入口置于人类学研究的社会仪式关系上^[3−5]，或者把文化学的分类直接套用在体育文化研究结构之中^[6−8]，抑或是从体育教育的本质主义出发将体育文化置于身体文化^[9]或全人教育^[10−11]以及包含了民族主义、国家政治、英雄主义等主题的全球文化上^[12−13]。以上这些研究将体育文化落实到相对具体的命题上，为体育文化的落地提供了多条路径，大大丰富了体育文化研究的厚度。然而，此类研究仍然停留在历史社会的中观层面，未能将体育文化落实于体育运动本身，即使运用人类学方法论探究民族性与地方性项目的文化，仍未能触及这些文化的承载主体、使用主体、构建主体与传播主体——技艺本身。

实际上，已经有学者在其他体育学研究领域意识到这一问题，如：Breivik^[14]提出了体育哲学（philosophy of sport）应当是体育项目的哲学（philosophies of sports）；Silk等认为，应当从运动身体的物质性、经验性、具身性、人文性等综合特点考察身体文化^[15]。更有学者^[16-17]将体育文化研究的问题域放在运动项目上，对运动项目文化展开了深入剖析。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体育文化本质上是其项目的文化，也唯有落在体育项目相关的运动技艺上下文（context of skill）中，才能真正凸显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下的文化研究和在地性的真问题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具身哲学的视域出发，论证为何具身技艺作为第一支点能够消解当前泛文化研究对于体育文化命题探讨的空洞化与二元论化难题。

1.   体育文化研究何以需要具身转向

从逻辑与实践相一致的观点看，直接套用成熟的文化分类系统在研究体育文化问题时存在三大问题：①会导致过度泛化，忽视体育项目的具体技术特点；②会落入身心二元论；③会丧失体育自主学科的地位。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体育文化研究需要具身转向，该转向可以避免研究陷入泛化问题，真正把文化研究落实在具体的技艺和体育人身上；可以克服二元论，使得研究回归一元论的整体视角；可以凸显体育学科的自主性。因此，体育文化研究急须进行具身化的技术研究转向，以体育项目的技艺训练和感知为中心，探讨技术如何生成、承载和表达文化内涵。

1.1   机械套用当前文化分类学产生的问题

研究体育文化问题时最为方便有效的方法是直接运用成熟的文化学分类系统构架体系。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人类学和社会学中主流的划分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3种。二分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分法将文化划分为精神文化（观念）、制度文化（制度）、物质文化（器物）^[18]3类，该方法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运用最为广泛；除此之外，司马云杰^[19]还提出了四分法，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无论运用哪一种分类方法都能很好地从不同侧面探讨体育文化的特征与现象，但如果机械地套用，容易造成两大问题：①丧失体育学科自主性，让体育文化的探讨变得空泛与苍白；②必然会跌入身心二元论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与当前一元论体育学研究背道而驰。

（1）无论采取哪种文化分类方式，直接将其套用在体育学研究中都必然产生泛化，因为文化分类学是宏观与抽象地讨论一切人类创造物的方法论。譬如，套用文化分类学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如何分析，得到的结果无非是分为：①物质文化层面的体育设施设备条件、生活的设施与建筑环境、地域气候与自然环境特征等；②制度文化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体育管理部门的推广举措、运动竞赛的组织等相关制度等；③精神文化层面的体育宗教信仰、体育审美价值、体育精神意志等；④行为文化层面的体育社会习俗、体育行为导向等^[6]。不难看出，基于普遍或一般文化分类的体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与消弭了运动项目特征、运动技术差异，本来丰富多姿的体育项目都被按照同一种模式阐释与划分，由此产生严重的泛化，例如足球文化、篮球文化、橄榄球文化如果采取以上文化划分法，得出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丧失了每类项目独有的文化特征与魅力。文化本身就极易成为一个严重泛化的概念，使得以体育文化为主体的研究沦为泛文化学、泛社会学的客体与话题，进而导致很多所谓体育文化研究把“体育”这个核心词替换为“艺术”，全文的逻辑仍旧成立，这类研究过度泛化的思维特征非常显著。

（2）当下文化学所构建的分类法实质上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征，与体育一元论的身心模式相悖。究其本质而言，一旦把文化拆分为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与行为的，即意味着把文化生成和生产的主体——人——拆分为物质的人、精神的人、创造与执行制度的人、行为的人。但在现实层面，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是统一（而非同一）的，而且任何行为都是一种身心一体的行为，同样任何一种制度都是通过群体共同的身心合作行为被创造与被执行的，反过来任何一种身心行为也都是在某种社会制度下展开的。换言之，将体育文化拆分为几类，实际上就是把人的主体性强行对象化，这一方面造成了二元论的难题，即体育精神文化之“心”与体育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之“身”被一分为二。例如，将女排精神的文化象征拆分为属于精神的意识体，属于技术的行为，属于物理的球、场地等，这显然不符合现实规律。另一方面，各个分类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必然产生逻辑交叉。譬如，体现精神文化的体育宗教活动与体现行为文化的体育社会习俗活动本身就难解难分，如上分类违背了形式逻辑分类学的基本原理——子集不相交。

（3）直接套用文化学的分类法会导致体育学科自主性的模糊。对体育而言，运动技艺自身即蕴含着构建、传承、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换言之，虽然体育学属于跨学科的产物，但也具有其学科自主性与主体性，机械套用文化分类学的体育文化研究缺乏落实在体育学核心问题上的技艺深描所内含的文化主体之问题意识，更多地偏离和将研究重点放在运动技术的周边文化现象阐释，以及历史、政治、经济阐释与教育理念的讨论上。体育文化成为其他学科的边缘话题、众多讨论案例中的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学科自主性。当体育文化研究过于侧重文化现象的解读，而忽视了体育运动本身的技艺、规律和价值观，就容易导致体育学科的自主性遭到淡化，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学科主体性的消解。如此一来，体育文化研究便无法真正发挥对体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使得体育学科的地位受到质疑。体育文化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宏观描述与宏大叙事上，每个运动项目实质上都具备自身的技术特色与基于不同技术形成的文化特征，譬如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构成其文化的不是别的，而是足球的规则、技术、竞赛体系。不尊重运动项目的自主性，无疑将影响体育学科的竞争力，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

因此，如何在体育文化研究中避免陷入泛化、二元论与学科自主性的丧失，需要一个能够整合其文化复杂性的论题核心，这也是体育文化亟待讨论与落实的根本问题。

1.2   体育文化研究需要具身转向

近年来将身体作为体育学研究的“核”与“逻辑基点”已经成为一种学科共识。无论是对身体素养^[20]、体育学科本身^[21]、体育伦理学^[22]、体育教育^[23]，还是体育社会治理^[24]，抑或民族传统体育学^[25-27]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明确意识到，体育学虽然属于跨学科研究，但并非“洋葱学科”^[21]，应当具有核心议题与逻辑起点，即便是电子竞技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也开始运用身体的视域^[28-31]审视电子竞技的体育问题。然而，体育学的核心问题并非身体问题，以“身体”作为核心论域也过于宏大与宽泛。从以往的体育本体研究出发，无论是赫伊津哈（Huizinga）、休茨（Suits）还是林科（Lenk）^[32]或古特曼^[33]，体育学的真问题是以身体游戏、身体运动为逻辑起点的，而游戏与身体运动的底层是运动训练、体育竞赛、身体教育。从实践层面出发，无论是竞技场上的体育竞赛，还是学校中的体育教育，抑或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都是以运动项目所包含的技艺训练、竞赛、传承为命题核心^[34]的人文化成。文化的本意“人文化成”（《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是人类通过自觉的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总和^[35]，即经过人的创造而不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时其就成了文化。与其他文化实体不同的是，体育是以人自己的身心主体为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36]。换言之，体育文化具有双重性，既包含身心主体的人化，也包含将内在有规律的身心活动外在化为有竞赛规则的游戏的人化。因此，体育文化的命题中心需要基于具身的技艺延展开。

不少文化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具身技术，在研究范式上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具身转向命题。Godson^[37]认为，即使是宗教活动这样的“精神性”文化也要“被身体技术的参与所取代，······身体—物质文化技术包括手势与物体和空间互动的方式，以及一般新形式的物质知识和身体图式的嵌入”。Fleming等^[38]认为，文化根植于身体的自我技术，着眼于身体技术和落实于具体技艺形成的研究才蕴含着文化的真问题。森特（Scent）^[39]提出，社会文化的象征性问题研究透过瓦拉独木舟运动者的技术感官可以得到更为真实的还原。这些学者的观点共同揭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具身性。这种转向不仅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更是对文化本质理解的一种深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并不仅是抽象的思想、信仰或象征，而是与我们的身体、技术和物质环境紧密相连的。这种具身性的文化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也让我们对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变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具体的身体技术、物质知识和技艺形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塑造和体现的。这对于体育文化的研究转向与落实在体育本身具有重大启示。

体育文化研究具身技术转向的提出能够很好地克服与超越机械套用当前文化分类学所产生的泛化文化、身心二元与学科自主性晦暗不明的问题，使得体育文化能够更加真实地落在活生生的体育人的身上。同时，作为一种方法论或视域，具身的文化研究本就具备整合多学科方法理论和破除二元论的双重功用。目前，体育文化研究的具身转向已经开始强调在研究中融入体育运动文化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层面的重要性^[40]。它挑战甚至颠覆了身心二元论的传统观点，并强调研究应当翻转旧的逻辑起点，从个人在体育技术运动中具身化的体验和主观角度出发，继而由具身的感知到具身的文化，例如身体的运动技术在塑造男性气质、国族认同和个人发展观念方面的作用。通过采用具身化的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探索体育、体能活动和舞蹈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维度，并深入理解影响参与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影响。这种整合多学科的视角既完成了对身体、文化和体育之间复杂关系的更全面和灵活的分析，也凸显了体育学科的自主性。鉴于此，体育文化研究的具身技术转向势在必行。

总体而言：①身体已经成为体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与逻辑起点。体育学虽然是跨学科研究，但应有其核心议题与逻辑起点，即身体。体育学的真问题是以身体游戏、身体运动为逻辑起点的，底层则是运动训练、体育竞赛、身体教育。②体育文化具有双重性，身心主体的人化，以及将内在有规律的身心活动外在化为有竞赛规则的游戏的人化。体育文化的命题中心需要基于具体体育项目的具身技艺延展开。③文化学者提出做文化研究的具身转向命题，认为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具身技术。具身性的文化研究拓宽了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让我们对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变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体育文化的具身技术转向能够克服泛化文化、身心二元问题与学科自主性晦暗不明的问题。具身的文化研究本就具备整合多学科方法理论和破除二元论的双重功用。体育文化研究转向的内在逻辑是：以身体作为体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与逻辑起点，认识到体育文化的双重性与命题中心，借鉴文化研究的具身转向，推动体育文化研究的具身转向，从而更好地理解体育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变革。

2.   体育文化研究项目化转向中的具身逻辑

2.1   作为方法论的具身文化研究范式

受莫斯（Mauss）、米歇尔·福柯、朱迪斯·巴特勒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学者思想的深刻影响，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国外文化研究开始了具身转向，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群体开始对身体不仅是生物实体，而且是文化和社会构建物展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作为一元整体的身体在理解身份、经验和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性被挖掘出来，学者们试图理解身体经验是如何被塑造并塑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41]，致使从那个时代开始至今，研究界呈现出包括精神分析^[42]、物质文化^[43]、时尚文化^[44]以及语言和社会互动^[45−46]等多个领域愈加关注身体角色的趋势。具身文化研究范式转化下的学术话语涵盖了人类实践的核心方面——以感官为中心的创造活动，诸如动作、节奏、触觉、歌唱、言语、叙述、格斗、性、手势以及面部表情等。每一个领域都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更具体的分析单元，而众多文化现象和技术体系的研究正是围绕这些基本单元展开的。

反过来，在大环境中文化实质上也正是通过感知运动经验与价值感来塑造和影响认知的。研究者既可以借鉴解剖学的语言，关注身体的特定部位（如肌肉、皮肤、手）的知觉经验；也可以借助类似节奏分析的工具，研究音乐、舞蹈、表现性体育项目的结构（如节奏、和声、音调和旋律、歌曲类型）；同时，还可以参考如鲁道夫·拉邦（Rudolf Laban）等动作分析系统，以评估动作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样式，什么样的集体动作塑造了个体的动作行为方式，进而探究我们的身体如何被嵌入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并由此影响我们的感知以及与世界互动的方式^[47]。

具身文化探究的基本立场与思维范式强调把个体的人的身体与周围的环境（人工+自然）视作互相嵌入、耦合与构建的整体。因此，文化既非物理的实体，也非玄虚的精神实体，而是统一在身体行为与世界的一元不割的相互关系中，人有关文化的理解、体验和行为方式均受到物理环境、价值观与传统以及与语言相关的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复合、交互影响。譬如，一种舞蹈实践不仅关乎个人的转变与日常行为，还深刻影响着身体和语言礼貌形式的塑造。这些观点共同突显了具身和文化在教育、认知以及表演艺术等多个领域中的不可替代性。

在文化的知识生产领域，具身化研究的转向强调探究身体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即身体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中介或器皿，而且是以其技术塑造认知和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48]161。文化环境通过物理环境、文化价值观和惯例以及语言差异影响实体认知。譬如，艺术文化的实践研究不仅应当关注艺术器物与史料，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样式如何影响感觉运动经验而更深刻地揭示和洞察身体、文化客体和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以身体技术为问题核心的文化研究非常具体，因为具身实践的所谓“基本分类”并非像泛文化学研究那样是一种永恒不变或普遍适用的宏大叙事，而是重视分类所受到的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强调构建文化的身体技术深深植根于相应的实践历史之中。当研究者们尝试划分歌曲与言语、音乐与舞蹈的形式时，实际上已经置身于某一特定的身体技术语境^[49]。具身化的研究旨在通过身体产生知识，而不仅是关于身体或通过身体产生知识并创建生动的叙述^[50]。这些方法为未来在体育和体育文化中向更感性的学术形式转变提供了可能性^[48]184。由此，文化研究易走向泛化或空泛的问题实质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甚至消解，进而，体育文化研究如何落实于具体的运动技术就成为未来研究范式形成的重中之重。

2.2   体育文化研究具身技术探究的逻辑结构

莫斯早年在他的《身体的技术》（Les Techniques du Corps）中就已经提出身体技术在人类文化生产中拥有核心作用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个体学习和掌握特定的身体技能，重要的是，这些身体技能是在各自的社会（société par société）中获得认可和社会地位的首要方法，尤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运用他们的身体（façon traditionnelle, savent se servir de leur corps）^[51]。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会影响个体如何使用和表现他们的身体，身体技术的学习和传承方式、分类方式以及在个体生活各个阶段中的应用均反映了文化对身体的塑造和影响，同样个体通过掌握特定的身体技能来适应和表达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这种“身体—技术—社会文化—技术—身体”的一元性和相互关系性在体育的身体技术中尤其明显。

在不同社会文化下，运动技术受到的重视和传承方式在很多细节上差别很大，技术也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发展。例如，步行和跑步技术因文化而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步行姿势和技术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教导方式，这在姿势和技术方式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譬如脚的位置、手臂的位置、呼吸节奏、耐力的维持等。莫斯举例说，他的体操老师，乔恩维尔的顶尖毕业生，在教他跑步时强调拳头紧握挺直胸膛，这与之前跑步运动的身体技巧完全矛盾^[52]80。在其他狩猎文化中，跑步相关的身体技术又存在很多奇特的仪式性特征。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Adelaide）附近的部落，有一种追猎野狗或袋狼的仪式。猎人在奔跑时不断地喊着以下口号：用鹰羽毛束（在入会仪式等中使用）击打（袋狼）， 用腰带击打（它），用绕头的绳子击打（它），用割礼的血击打（它），用手臂的血击打（它），用月经血击打它^[52]82。又譬如跳跃类运动，非洲成人礼上的蹦极跳是从跳板上直面着地面跳下去，现在人们则运用身体技术从侧面跳下，现代奥运会撑竿跳的身体技术就属于一种侧身或背越过杆的技术。这些例子均说明了体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身体技术特点，以及体育技术如何投射特定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

因而，从体育学科自主性和身心一元论的基本特征出发，体育文化问题在于运动技术能够表达、体现、承载与生产文化，而非把运动技术视为宏大文化背景中的某种产物，运动感官和感知的人^[53]的技术才是真正的体育文化主体。与其说类似滑板、旱冰、公路自行车、夜跑等体育项目是流行文化的一种现象学，不如说这些体育项目产生的身体技艺与游戏规则才是年轻一代将自己的身心作为文化主体的表演方式，流行文化在这里依托感官与情感概念^[54]，作为项目的体育文化不像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的视角——将运动身体视为社会建构，而忽视了流行文化核心的（具身）情感体验^[54]。在具身的技术域中，一群人欣赏相同的身体美学，对某种运动方式表示出自然而然的欣赏，进而完成了宗教、民俗、社群的文化责任。换言之，外在的文化产物、行为活动、约定俗成和形成文件的制度应然与游戏者们的身心主体具有相互耦合的一元论、整体论特性，而选择以哪一方为逻辑起点也决定了研究属于体育学科还是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科。

据此，学者们提出，具身的技艺是研究运动历史文化的基本场域^[55−56]，以身体技艺的产生、传承与发展为中心来解释运动—自然—文化的关系，进而由此建构一个包括运动行为、管理制度、行为特征、社会活动的跨学科框架。由多感官本体感知、具身运动实践和集体记忆和行为所塑造的“运动生态系统”^[57]应当成为一种未来的探索性路径。Robène等^[58]指出，体育中的一切文化历史现象本质上都指的是运动技巧和技术，从表现条件（运动的有效性、训练形式、体育器材的发明与优化、空间和规则的演变等）、模型和游戏策略的发明到教练员，再到仪式化的记录手段（对动作的手势和书写、图像、数字化、材料技术、服装、仪器和机器的分析）以及媒体，甚至包括兴奋剂等非法的身体增强技术，都应具体化到以运动技术为中心的结构中。为此，Robène在对体育史的研究中指出，体育技术和技术史是历史学家较少涉足的一个领域，当今体育史学领域的学者未能将体育运动中的技术动作和技术化的身体视为合法的历史对象，这实质上偏离了体育学科最为根本的问题域。Robène进而由莫斯关于身体技术的开创性工作出发，提出了一个体育技术与体育技术史研究的“文化‘矩阵’”（une matrice "culturelle"）结构^[59]。在这个矩阵结构中，运动技术的历史与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史呈现出一种相互协调、相互嵌入的阐释学架构。该架构能够让我们深入理解运动技术如何受到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反过来塑造这些因素。这同样适用于体育项目文化的研究。

我们可以从这一方法论视域出发，探讨例如足球运动技术的文化。足球运动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既反映了运动员个人技能、训练和团队协作的文化，同时也投射出竞赛相关文化（竞赛制度、规则、场地）、球迷和俱乐部文化、球场文化、地区文化、群体文化甚至足球流氓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在足球运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足球项目文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体育项目的具身文化探究还涉及通过各种方法探索感官，因为运动技术的形成、传承与成熟非常具有个体与地方性，这就需要身体感官的认知发展^[53]，感官的叙事性探索能够揭示身体文化中复杂的现象和置身的社会现象，关注生活的身体和主观体验^[59]。借此，可以构建起一个基于体育具身技术文化及其投射下的文化背景相互作用的文化研究矩阵（图1）。

图  1  以具身技艺为核心的体育文化矩阵

Figure  1.  The embodied skills-centered matrix of spo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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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矩阵既包含体育文化要素的关系性，也包含某个具体项目文化发展的变化性。在以具身技艺为核心的文化矩阵中，所谓精神的文化与行为的文化，实质上就是“知行合一”“知行不割”的身体技术文化，任何身体行为都是一种具有精神的行为，既不存在独立于精神之外的身体技术，也不存在一种悬在身体之外的精神活动，心理事件就是物理事件^[60]。同时，具身的运动技术也与技术所必需的器物、象征，以及影响运动技术表达形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惯习密不可分、共融一体。譬如，蒙古式摔跤、古典摔跤、中国式摔跤在运动技术上的差异实质上就是项目文化的差异，彼此之间的身体运动感知与穿着的跤衣、使用的规则、表达的象征含义、竞赛组织形式、场地空间等具有整体性的文化差异。换言之，体育文化是以具身的运动技术为一元中心的整体性结构。这种整体性结构也体现在某个项目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一个项目从早期的狩猎、巫术到后来的游戏，再到现代性的竞技赛事，都体现了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这种文化阶段的差异如上文的差异一样，都是整体化的一元结构差异。

因此，通过具身的运动技艺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真正从以体育运动为中心的学科视角深入地理解体育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揭示运动技术与社会、文化、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运动现象，也有助于从身心一元的体育学科视角实施研究。

3.   体育文化建设具身技术转向与项目化阐释的路径

在世界范围内，优秀的体育文化在传习方式上往往具有师徒制或潜在师徒制和匠人精神的文化特征，教练员与运动员以及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亲密且独特，在代代传承的过程中内隐与内嵌着项目的独特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如乒乓球运动的变化多端、篮球的集体主义情结等。这种具有各自独特项目特征文化的代际传递模式主要由竞技运动的特殊知识类型所依傍的师徒制与匠人式身体训练模式决定。精英运动员的技术形成、发展乃至跻身世界前列是深具默会特征、地方性特征与个体性特征的知识深入意识深层的内隐化过程。这种活动是一种高度情境性的学习，需要运动员在真实的技术运动场景中反复观察、模仿、体认，由仿到创，由技到艺，类似匠人精益求精的精神，而运动技术的这种特征不仅要求运动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技术进行不断的反复雕琢，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教练员、队员的长期深度相处与共同成长，是运动技术、浓厚的情感、生活日常的深度相互嵌入。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技能的惯习化还经历了“过渡礼仪”的洗礼，法国社会学家范热内普^[61]认为，“人类在生命过程的重要转折点都会伴随一些重要的仪式，而这些仪式都体现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或转换”。无论是技术的模仿、习练、纠错，还是情感的共鸣、日常生活的交往都包含状态的过渡或转换，从日常的小仪式到领奖台再到更高领奖台的仪式跃升，其中，由“身体行为”的表达到“身体记忆”的创造，再到“身体技艺”^[62]的惯习的进阶如何完成的问题，内含了共同的身体技艺的过渡仪式进程。

对运动员而言，教练员和队友的角色绝不仅是传授运动技能、督促运动训练、制定与调整训练计划、共同训练、相互竞争、相互配合，更重要的是亲密无间的默契合作，非常类似中国古代师父与同门的角色，同属于言传身教的文化样态。其传习模式可称之为“能者”代理的传习，比较典型的像传统体育技艺的掌握者——父亲在家里传承技艺，即在家庭体系中，父辈把可言说的显性知识和不可言说的隐性知识与技艺传教给儿子，然后儿子又传教给孙子，因而被称为“血缘代理”。在这种代理过程中，身体仪式的文化形态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传统语境下，龙舟竞渡、舞龙舞狮、蹴鞠竞赛、摔跤竞技、射艺等竞技运动的文化附着物一部分是具有仪式性的器物（龙首、龙狮、凤眼、弓箭、服饰等），另一部分则是拜师仪式、赛前仪式、比赛规则中的礼仪等复合行为；二者共同组成了仪式链，并通过这一链式的身体镜像为竞技技术打上深刻的共同体烙印，其中既有器物的也有行为惯习的模式。在当今竞技体育项目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家庭体系的血缘模式被社群体系的行业代理模式与学校体系的现代代理模式^[63]所取代，但在竞技运动技艺言传身教的基本知识技艺传递方式上没有实质性变化，刘翔与孙海平、郎平与女排队员等的关系都不可或缺地蕴含类似亲属的血缘代理形式。因此，文化与精神的代际性在竞技运动的技艺传习中就非常明显且重要，现代与古典时代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技术传习模式不仅在组织形式上，而且在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法律制度以及奖励机制^[64]上均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强化。

体育项目在仪式化的身体技艺构建过程中内含了一系列行为化的历时性沉淀与层累，主要包括：①在运动团队化的训练集体中群体团结产生的成员身份的感觉；②在训练、竞赛过程中运动个体的情感能量，一种采取行动时或自信、或兴高采烈、或有力量、或满腔热忱、或主动进取，抑或愤怒、恐惧、喜悦、悲伤/沮丧的立体综合的感觉烙印；③代表竞赛队伍群体的相关符号，队伍的标志或其他代表物（形象化的球队旗帜、文字、特殊姿势、口号），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紧密一体，这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神圣物”，在竞赛的技艺表演中充满了集体团结感的人会格外尊重符号系统，运动者会通过精诚合作取得比赛胜利来捍卫符号，以免受到他人的轻视，以及内部成员的背弃；④维护集体团结与竞赛公平的道德情感，长期沉浸在集体训练中的运动者潜移默化地具有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他们主动而积极地尊重群体符号、崇拜技能水平更高的技能拥有者，防止竞赛规则与团体受到违背者的侵害，与此相伴随的是，由于违背了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相应的负面情绪感觉^[65]。

这种言传身教、匠人精神的文化样态是由一支队伍运动技艺、技战术观念、追求卓越的理想性产生的集体行为惯习长期迭代、层累构成的，无论是中国女排还是中国乒乓球，这类世界顶级水平的运动项目无不具有此传习特征。以女排为例，中国女排能够赢下关键几场比赛与袁伟民时期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有关，宋世雄认为，郎平作为袁指导的亲传弟子继承了他的一些优良传统。教练员和运动员如果未接受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化累积，则很难正视困难、解决困难、化解危局、敢于胜利^[66]。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67]将这种借由身体实践传递的支持传习模式与过程称为“体化实践”（incorporated practices），这一概念强调了言传身教、匠人精神模式下身体技艺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内在属性，澄明了像竞技项目这样的文化实体如何在身体技术的形塑和能动的创造中传承与书写为身体的历史。如果把体化实践作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落地的支点，那么文化就不再是一个玄虚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体认、可考察的实在过程。一种体育项目竞赛技艺的传习，是一个运动员图式记忆、对抗/造型能力、团队合作、技术发挥、艺术构思的创建与拓展的生产、生成过程，运动员的身体感知与心性在其中共同发生变化，其身体行为模式在与教练员/老师、队友/同学的互动中被重新塑造。

由此，体化实践所隐藏与显现的身体记忆属性（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总体属性）实质上就揭示了体育项目的文化特征。这一体育项目特有的、精微化的传习体系既是个人学习、知识的社会传递乃至开创新的文化图景的重要方式，更是与该项目相关的感知模式、道德情感、价值判断等内容在赛场上、规则中的长期沉淀。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下，厚实的项目文化更能够促使运动员挑战技艺的极限，并不断追求人格的完善。《庄子》中佝偻者承蜩、津人操舟、庖丁解牛等寓言都是在褒扬经由刻苦体认与反身领悟而达成道技合一的匠人的体化实践。武术家王芗斋^[68]说，“习拳有得于师者，有得于己者；得于师者为规矩，得于己者乃循规矩。”这一语道破了体育项目文化的底层逻辑。

因此，考察一种竞技运动项目文化的形态与状况，可根据身体技艺图式传习的主要6步展开：①通过代表一个运动项目特征的姿势、水平、风格对身体进行的控制与规训，考察这种运动项目参与者运动技艺中所隐含的特殊之处；②考察以反复的身体训练与表现创建运动感觉模式与基本身体图式记忆，发掘这种运动项目参与者的身体经验模式；③考察经由刻意训练和心性磨炼克服构建的身体惯习，分析这种运动项目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微观身体仪式、话语、团体成员的关系模式；④考察结构化与类型化训练的形式所扩展生成的身体图式记忆系统，阐释该运动项目整体的技术架构之历史生成；⑤精微描绘与概括提炼运动项目训练中运动员达到眼、手、心契合的默会知识生产模式，以考察该运动项目内隐的技艺传习模式；⑥考察运动技艺“体知合一”的创造性更新与规则的演进，澄明该项目体化实践身体技艺的集体与个体记忆特征。

综上，一个体育项目要屹立于世界体育之林，其历史构成除了优秀的游戏规则、良好的管理制度和商业运营手段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人文传承。没有哪一个世界级项目的历史是短暂的，如果说教育是百年育人，那么体育项目更需要以百年为尺度的人文生态的构建，无论是师徒的技术传习过程，还是运动员梯队的建设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长期与深度的互动。1857年英国第一家足球俱乐部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Sheffield Football Club）在诺丁汉成立，至今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项目，通过不断传习，200多年来的绅士文化、英国国教伦理精神在足球的规则、赛事、俱乐部、球场、球迷等方面得以集中体现^[69]，运动项目的技艺与集体人格化成为其自身文化的一体两面，在历史的沉淀和层累中成为“技艺化的集体人格”与“人格化的集体技艺”。因而可以这么说：传习本身既是一种手段也是技术本身的合目的性。那么，对于项目的热爱、对于规则的敬畏、对于自身运动技艺臻于完美的永恒追求、对于他人包括竞争对手的尊重等人文精神的营造与传习都将沉淀和累积为这个项目的精神，通过竞技运动技艺的特殊传习方式构成厚实的文化。

4.   结束语

在体育文化研究项目化的具身转向的范式下，我们不仅面对传统文化研究范式中的三大挑战——过度泛化、身心二元论以及体育自主学科地位的模糊，也迎来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机遇。具身转向通过将研究焦点锚定在体育项目的具体技艺和体育人的实践经验上，有效地避免了泛化倾向，同时，它通过强调身体与心理的不可分割性，克服了传统二元论的局限，进一步明确了体育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特价值。在这一转向的引领下，我们为体育项目文化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逻辑矩阵，以体育技艺为核心，深入探讨技艺的文化内涵、社会意义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不仅为体育文化的深层次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理解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价值开辟了新路径。因此，体育文化研究的具身转向不仅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更是对体育文化深层次理解的一次重要推进。通过聚焦体育技艺的具体实践和体验，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活动在个体生活和社会文化中的意义，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更加丰富和立体的文化支撑，也为体育自主学科的建设提供一种抛砖引玉的新视角与新思维。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提出更具体的研究议题和路径，力求将设想变为可操作的研究方案，以期对体育文化研究和体育教学实践提供更为具体可行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