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也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美国人约翰·冯·诺伊曼等人的名字随之被冠以“计算机之父”而载于史册。此后，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不断更新，近80年后的今天，ChatGPT、Sora、DeepSeek等生成式AI（Generative AI）技术的出现昭示着智能技术发展迈入新的进程，同时也呈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类人”趋向。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并不完全等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技术进步的背后同样存在着技术反噬的风险^[1]，于是，人类是否会被技术和机器所替代，这个世界是否还是真实的，这一系列带有卢德主义色彩的时代担忧再次出现^[2]。

技术毋庸置疑改变着人类世界，原本以身体生物性潜能为资本的体育竞技，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出现或将面临运动主体的改变。所谓生成式AI，是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从经改良的数据中习得特定对象的特征，由此生成全新且与原始数据相似的产品、任务或内容^[3]。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近期所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产品已能够替代足球助教的角色，并在角球（定位球）战术决策等方面有着优于传统教练员的表现；2024年2月21日，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以Phygital（融合physical与digital二词，即身体与数字的融合）为主题的“未来运动会”也印证着“当科技遇上运动，未来已来”的趋势。不可否认，身体运动将迎来一种不同以往的实践情境，以生物性身体和社会性身体为载体，涉及体力、惯习、实践与知识权力等多要素的综合性社会文化行为已逐渐凸显^[4]，Sora的诞生将改写我们对身体在场的传统体育的认知，更将身体运动推向以生成式大模型视觉为代表的虚拟时代。

虽然身体是人的存在实体和运动载具，但在受笛卡儿身心二元哲学思想影响的传统社会学视野中始终隐而不显：从社会学经典时代涂尔干学派的社会性“容器”、马克思劳动实践过程中异化的身体到韦伯、齐美尔的理性化限制和社会文化关联的身体，尽管作为一种研究议题，身体却是缺席在场的。对此，福柯、梅洛-庞蒂、埃利亚斯、布尔迪厄、特纳、希林等现当代思想家承担起将身体带回社会学领域的任务。然而，理论的解释力在高速变革的社会与现代性所衍生的复杂社会问题面前常显得力不从心，在网络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支配性的技术对我们的肉身嵌入越来越深，并与我们的身体和周遭世界形成了复杂的关系”^[5]。特别是在生成式AI浪潮主导的新质科技创新空间中，肉身在场已不再是身体运动的唯一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样化、去中心化、虚拟化与边界模糊化的身体在场方式，在此，人类身体的确定性及其意义也将随之迎来变革，既有的相关理论也面临着解释局限。本文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技术的出现作为契机，以这些智能技术对人类身体在场方式的改变为线索，思考智能时代身体运动（包括但不限于体育运动）中身体感知形态的嬗变，从中挖掘技术化身体的微观行动机制，以期获得深层的理论启发。

1.   现实情境：生成式AI技术革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事件

与ChatGPT一样，Sora仅仅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节点。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它的到来作为人类社会演进中的阶段性事件，引发了人类身体在场方式和社会互动秩序的变革。

1.1   互动的多重表象：AI时代人类身体运动中的事实新增

互动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主要动力和方式，在社会学语境中，社会互动是生产和建立宏大社会系统的必要过程^[6]，在互动的反复中社会结构得以发生和建立^[7]。在以社会团结与整合为研究主旨的涂尔干看来，社会动力密度的提升是社会由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的基本动力，交往频次则构成社会动力密度的基础，因此，不同背景下的社会互动不仅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也推动着社会形态和社会联结方式的演变。身体是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一切运动形式的载体，不同运动形式正是通过身体的动作形态得以直观表达和区分。在从游戏、祭祀到战争、角斗、竞技再到体育的身体运动演进过程中，人类身体的共同在场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以此为前提的人类互动构成了实存且真实的社会事实。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时空被不断地压缩和重塑，原本依靠身体共同在场来满足具身化、及时性、规模性和流动性^[8]，并依靠物理邻近实现的身体运动，被扩展为依托电子邻近实现的具有同步性（synchronous）与异步性（asynchronous）的多元实践形态。①同步性指实时情境下可异地同步的身体运动。在虚拟健身社区中，人们可以与处在不同空间中的他人同时参与运动，如刘畊宏直播间的观众一起跳健身操。②异步性指跨时情境下可同地异步展示的身体运动。如果说上述同步性情境基于身体共在和模拟共在而实现，那么通过网络平台可以展示和观看分在式的身体运动，并就其展开互动。例如，人们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中通过上传参与体育运动的作品来展示身体，实现与观看者非即时性的身体共在式互动，即运动者在此时是休息状态，但在视频画面中则是运动状态。可见，传统意义上依靠身体共在的运动参与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今天完全可通过分在的方式得以实现 ¹。

然而，科技的进步绝非止步于此，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继续将身体运动参与的方式推向虚拟共在。Sora建构的文生视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AI生成技术的支持下，Sora作品中漫步于东京街头的行动者可以是我，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任何人。此时，谁的身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于身体模拟而生成漫步者这一社会事实，因为即便这个行动者是虚拟的，但作为建构者创造的成果，它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空间而实现社会性在场，并通过时空重置和虚拟呈现将地方与全球联结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动力机制。正如吉登斯^[9]所言，“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之所以将时空重塑视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是因为依托Sora文生视频而生的模拟身体的虚拟存在表现为技术发展的强大势能符号，未来或将直接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事实上，近乎还原的身体虚拟化呈现在绝大多数人的伦理认知中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反常，但从人类科技进步的宏观语境来看，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产品的诞生仅仅是技术发展中的阶段性事件。一方面，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产品作为新事物的涌现，其本身是一种原创性和突生性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Sora文生视频的诞生指向一种文化转型，并通过生动表象刺激参与者的共同关注和集体兴奋，进而引发和推动人类社会文化的变革和结构转型。正如Sewell^[10]所言，“‘事件’本身就是结构性的，是能够显著改变结构、造成结构转型的一系列事情”。按涂尔干的说法，集体表象是一种“思想成像”，是“集体对作用于它的各种物质的思想反应”^[11]，但结合时代背景而言，涂尔干论及的集体表象是建立在地方的社会空间和活动中，基于感性存在直接联系而生的表象，伴随着时代的演进，数字表象已成为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思想成像”^[12]。进入智能时代，身体分在成为常态，特别是生成式AI产品的诞生标志着虚拟表象时代的到来。笔者认为虚拟表象是指智能时代的身体在场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拟态化存在，并在社会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呈现物理邻近、电子邻近与虚拟邻近多元并存的社会内在事实的外在意向。如果说集体表象和数字表象分别通过身体共在物理邻近与身体分在电子邻近的方式呈现，那么虚拟表象则通过超越时空的身体虚拟共在和虚拟邻近的方式呈现^[13]。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拟表象的到来导致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物理邻近与电子邻近的消失。质言之，人类社会不会因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而遗弃或消除身体在场的体育和竞技运动，未来的身体运动将呈现出身体共在、分在与虚拟共在的多元态势。

1.2   存在的多面表达：身体感知界域流动的多重自我

当生成式AI技术改变了人的存在和互动方式，就“我”的存在方式而言，将由此至少衍生为智能镜像下的三重“自我”：①物理空间中的肉身“自我”；②虚拟空间中的数字“自我”；③社会空间中被他者观察和转译的“自我”。多重情境下的“自我”表象是否还具有传统社会空间意义上我与我的通达、心与心的会意能力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原因在于“自我”生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如迈克尔·海姆^[14] 所言：“随着我们皈依虚拟实在，网络也会随着我们进出自洽的计算机生成的世界而经历一场变革，人类进入网络空间中由计算机生成的现实世界之后，还会是人吗？”海姆的发问无疑具有预见性和反思性，智能时代技术与人的高度互嵌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高度耦合，身体在场方式的改变彻底颠覆了传统时代将生物性实体与虚拟实在分割对立的思维。如果说戈夫曼笔下的互动是物理空间中的面对面，那么智能时代的到来将彻底颠覆这些情境限制，具体来说，电子媒介时代的互动关系因身体在场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异，这在梅罗维茨^[15]看来是一种基于电子情景、突破时空和地域限制的交往实践。试想，户外跑者在跟跑团成员交流的同时能够通过视频直播分享自己实时跑步的经验和感受，city walk体验者通过Sora制作生成式模拟视频完成在虚拟城市空间的行走体验。由此可见，智能时代一个能穿梭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处于多重状态并置的“自我”已然生成。换言之，在生成式AI技术浪潮下，“自我”存在的流动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这种往来于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实践对当下身体感知界域的关系性构成极大挑战。

（1）作为主体存在的“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发生深刻改变。智能时代的空间已远远超越物理边界限制，换句话说，空间与物理地域分离呈现出卡斯特意义上的“流动空间”^[16]。作为实体空间的延伸，流动空间的虚拟性、不确定性、即时性、开放性与组织结构的复杂性都深刻影响着行动者主体与空间的关系，这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实体空间的平行社会空间的形成，在流动的社会空间中身体运动被虚拟化、数字化和编码化，并通过一系列的数据采集和记忆重置了数据化“自我”在流动空间中的“思想成像”。此时的身体运动不仅被技术规训，也实现了智能化互联，身体运动的感受与经验指向一方面来源于肉身实存的具身体验，另一方面则源于智能技术下的“他者”支持。如赫拉利^[17]所言，“当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权力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

（2）人与物愈发呈现异质性的对称关系。传统认知中，物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扮演着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但随着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后物质主义学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提出，人们渐渐认识到物在与人的互动中也拥有其社会生命^[18]。诚然，智能时代作为物的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对人类身体行动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人与这些人造物之间愈发呈现出异质性的对称关系，这意味着数字媒体、虚拟空间、社会观念以及话语表达等诸多蕴含异质性要素的物，在社会互动中被不断激发出“生命活力”，它们跟人一样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例如，借助智能技术开发的健身应用软件通过指导、规划、监测和评估使用者的健身实践，不仅深度卷入健身者运动过程中的身体感官，更以一种即时互动的方式在全息空间中实现现实与虚拟空间共在下身体感知界域的流动，进而呈现出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19]与德勒兹意义上的控制社会^[20]并存的社会主体形态。由此来看，智能时代人类与类人技术或类人之物的异质性对称会随着类人技术的更迭进一步深化非人类中心（deanthropo-centric）的秩序形态与认知逻辑。

（3）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愈发复杂化。今天，当鲍曼的“流动现代性”与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相遇并叠加，昭示着现代性背景下社会空间的形态与内涵将因技术革命而逐渐复杂化，以及这种复杂趋向将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议题与范式带来新的挑战。“运动的身体，隐喻着社会”^[4]，身体运动在智能时代面临的多重变革也仅仅是思考智能时代人性与秩序关系的一个线索，因而本文以身体运动作为切口回应智能时代所衍生的社会问题。如果说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在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自由切换加剧了“自我”、“本我”和“超我”角色扮演的复杂性，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必然如现代性危机一般必须被关注。

简单来说，生成式AI技术改变了“自我”的存在方式，由此生成的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流动的身体感知界域，也进一步将自我与社会、自我与物质、自我与空间以及自我与秩序的关系推向复杂化。不确定的身体与自我，以及身体感知形态的游离将成为智能时代人类面临的现实形态。

2.   运动身体的意涵再识：虚拟表象中的知觉形式与呈现形态

俄罗斯喀山未来运动会“当科技遇上运动，未来已来”的主题释放出强烈的势能信号，当科技与身体运动相遇，人类的身体运动和知识形态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趋向，下文分别从知识图景与身体呈现趋向两方面予以论证说明。

2.1   身体感知限度的提升：技术作为知觉后勤的补给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人类不断进行知识积累和创新的过程，但也如齐美尔所言，“文化产品就是我们自己欲望和情感的产物，是观念利用事物可利用的可能性产生的结果”^[21]，人们对于理解和掌控世界的欲望在科技发展中起着关键的驱动作用。保罗·维希留在《战争与电影：消失的美学》中认为，战争与电影都是作用于人类知觉的事业。战争中的知觉问题被维希留称为“知觉后勤学”（Logistics of Perception），其深层意涵在于技术对知觉的补给，或者说技术帮助人们扩大了知觉的能力与范围。维希留在书中谈到，以摄影为基础的电影、快速摄影等技术起初被运用于战场，为战场观察提供知觉的后勤补给，能够帮助战争侦查者更快、更准、更清晰地获得军事信息，而现代战争是知觉的战争，谁在知觉上占据主动，谁就在战争中占据了主动。“知觉后勤学”的概念还被维希留扩大到其他领域，“知觉”不仅指战场上的知觉信息，它泛指所有的电影、电视等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知觉供应。举例来说，我们当下已经习以为常的相隔万里的视频对话、语音对话、太空景象的观看、AI人像等，是无法仅依托人的生物性身体的知觉能力实现的，而是凭借各类相应的技术作为 “义肢”，为人类本身有限的知觉能力和范围提供后勤补给。

从维希留的观点来看：一方面，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提升对于身体运动知觉后勤的补给能力。对于以人类生物性身体为根本载体的体育竞技而言，速度始终是关键的制胜要素之一，但生物性的有限决定了运动结果的有限，因而对运动中的人类生物性身体施加科技干预成为关键，每一次科学革命成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被用于竞技运动和体育的发展，正如上述影像等技术的发明首先被运用于战争领域。比如，带有加速器、陀螺仪和GPS定位的运动背心能够监测和评估职业球员的训练过程，帮助球员更加细致地感知仅凭自我感知难以捕捉到的运动状态和身体表现，以此有针对性地提升运动能力，这种可穿戴的运动背心恰如“义肢”一般帮助运动员提升对自我运动身体的感知限度。不过，技术“义肢”对身体知觉后勤的补给也潜藏着伦理危机。从本质上看，兴奋剂等能够提升运动员赛场表现的药物同样发挥着这种“义肢”作用，通过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来提高运动员的身体能量水平，增加注意力、抑制疲劳感、增强肌肉力量来提升赛时表现，但这种情境中的竞技已超出生物性身体的感知范围，其实质是知觉后勤额外补给下的作弊行为，威胁到竞技体育的公平统一原则。与之类似的技术补给同样包括为菲尔普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狂揽8金的Speedo鲨鱼皮泳衣。因此，在竞技体育层面，由身体竞技所衍生的社会性符号价值成为急功近利者与工具理性价值持有者追求的目标，科技与竞技体育的相遇难免出现对竞技原则的越轨等失范行为。另一方面，流动的身体或将成为常态。伴随生成式AI技术的诞生，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并置的流动性身体随之出现。所谓流动性身体，指与传统物理空间意义上身体运动的空间位置定位相比，智能时代身体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自由切换、往来穿梭，并由此呈现动态的、跨感知界域的和不确定的存在状态。近期，奥地利Cyberith公司推出的Virtualizer运动模拟器、Garmin公司推出的虚拟跑步系统，以及上述将虚拟和现实结合的未来运动会等智能时代科技发展的实践，将未来的身体运动引向不确定的趋势，更确证了人类社会中与现实空间并行的一种由人工智能技术缔造的平行空间的存在。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孔德到马克思、韦伯、齐美尔，各领域的知识创新与变革难以脱离相应的时代情境，这也造就出知识层累的客观实存，而文化因以主体的人为载体而被赋予主观性。然而，从社会学的视野看，当下无论是流动空间的复杂性加剧，还是流动的现代性的风险骤增，人以及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仍然是社会运行的核心，面对智能时代基于流动的身体而衍生出的动态并置的身体运动感知图景，若要有效把握这一情景在当下的形态与机制，人们需要主动学习和适应以寻求主观文化和客观知识的同步，提升智能技术对身体知觉后勤补给的适应性。事实上，处于智能时代的每个个体在人类知识呈指数级增长的背景下，都难免成为“有知识的文盲”，且个体经验图式与生命经验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技术的感知堕距 ²将是常态。在这样“一个以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为特征的‘乌卡（VUCA）’社会”^[22]，每个人都以“悬浮”状态身处“边际人”际遇。

作为一种变革先声，科技与运动耦合意味着以身体运动感知革命为表征的后人类时代已经到来。技术作为人类知觉的“义肢”，在扩展身体感知限度的同时，隐含着伦理越轨的风险，智能时代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背景下身体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将成为必然。

2.2   运动感知的虚拟化呈现：游离于主客间的运动态身体

“未来运动会”的举办已呈现出身体运动在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的不同竞技形式。身体运动在不同空间中的具象化呈现不是对真实空间中身体的简单复制，而是在虚拟社会中对身体能动性与主体性的再造和映射。因此，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建立的虚拟空间是对人类真实空间的延伸，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拓展，更意味着一种平行社会系统的建立。在真实和虚拟的社会空间内，身体运动与自我的角色归属、认同机制不断发生变化，呈现一种游离的动态机制。

一方面，身体在双重空间中不断进行主客角色的互换。从工具论的“价值中立说”来看，技术是客体，而人是主体，正所谓“技术始终是一种工具，有效利用还是滥用是由人决定的”^[23]。站在这个角度看，智能跑步软件、可穿戴运动装备等都是作为工具存在的，其在作为主体的人的支配下发挥作用和价值。然而，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技术实现了像人一样“思考”，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超出了人的智能，作为一种“类人”状态存在而被赋予文化内涵、权力属性和社会关系。此时，技术变为一种强制于人的行动者，甚至将后者驯服为“单向度的人”^[24]。从既有的技术发展程度来说，Sora文生作品生成的虚拟视频“东京街头的漫步”隐喻着一种特殊的虚拟社会模态，消解了现实社会个体所拥有的阶层、等级、相貌等一系列先赋性因素，同时打通了时间和空间对于身体运动的限制，使人的主体性进入“存在的非存在”状态。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人的主体性得以表现的领域和形式将被改写，其主体位置也由此进一步松动，将在现实与虚拟社会空间中不断进行主客身份角色的转换，ChatGPT 对人类部分行业的替代、AlphaGo在与人类棋手的对弈中取胜，以及上述可穿戴背心等技术帮助运动员更加细致地把握自己运动身体的表现等已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双重空间中建立了以流动的身体为表征的微观社会互动机制。虚拟社会空间与现实社会空间尽管并行存在，但并不等于二者相互隔绝，恰恰相反，虚拟和现实社会空间是互相建构和融通的，虚拟社会空间的跨时空拟态呈现同样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而存在。在微观互动层面，个体在虚拟和现实二元空间内进行着人格角色的切换；在宏观社会秩序层面，同样呈现两种不同的秩序建构^[25]。概言之，面对“流动的现代性”与“流动空间”双重背景的叠加，智能时代以游离于主客间的运动态身体与角色扮演为表征的“流动的身体”随之出现。

身体存在方式在智能时代的改变也必然带来身体运动和竞技方式的变革。人类在实体社会空间中以距离、速度以及难度等作为身体运动水平评价要素的状况，在虚拟社会空间中也将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因为人类依靠身体的具身性存在的“我”而创设的速度、高度、远度等运动竞技评价标准，对于依靠智能技术建构的虚拟的“我”而言几乎不构成任何难度。借此，在AI生成式浪潮下，人类身体运动的感知状态将经历从“具身实存”向“虚拟实存”的根本变化。以当下流行的城市漫步而言，如上文关于兴奋剂与运动背心等技术对运动身体知觉后勤的补给逻辑一样，漫步者可以借助Sora的文生功能设置特定的情境要素组合，如光线、气温、周遭建筑、时间段等，通过这种虚拟情境中的行走实践来获得现实情境中难以体验到的身体知觉。进一步来看，Sora等AI技术对人类知觉后勤的补给呈现出一种综合性，或者说技术的功用性从“义肢”升级为“义体”。

换言之，传统技术对知觉后勤的补给针对特定感知，如视频技术补给视力、电话补给听力，当下的AI能够凭借运动情境的营造对人类生物性身体的综合知觉同时进行后勤补给，视、听、触等多感官的知觉能力和范围在完整的运动情境中能被同时延伸。随着这种补给实践的升级，身体运动以及未来的竞技运动将随之呈现3个方面的转向：①身体运动呈现意向符号层转向。身体运动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中被赋予不同的文化符码，既包括生物体本身在真实社会空间中基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建构的身份符码，也包括在虚拟社会空间中所建构的符码。换言之，身体运动将根据空间形态、生物形态以及模拟形态等在不同情境中呈现差异化的意向符号和价值归属。②身体运动呈现故事逻辑层转向。生成式AI技术简单的身体呈现仅仅是技术的开始，随着技术进步，包含复杂叙事结构、视觉风格以及角色塑造的社会互动与个体符号映射必将出现。③身体运动呈现理念层转向。理念层不仅带来一种全新的身体认知理念，而且也会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竞技标准和文化趋向。如果说上述符号意向层是故事逻辑层的构成要素，那么理念层则是在整合二者基础上完成的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改变了身体和自我的存在方式，也将带来身体运动的直接变革。我们确实看到Sora以及“未来运动会”已经释放了身体在虚拟空间运动呈现的信号，当人类身体运动的感知从“具身实存”向“虚拟实存”转变，流动的身体成为常态时，人类身体运动与竞技行为也将随之改变。很显然，这种判断并非以“先知”角色对“变革”洞察，而是从事实中来，到现实社会中去，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机制和关于智能时代身体运动感知社会事实的新的认识方式。

3.   物-人动态并置：智能时代身体不确定性的可识之道

前已述及，智能时代的到来加剧身体运动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基于智能时代身体在场方式的变革所衍生的共在、分在与虚拟共在的复杂情境所使然，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也将使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迎来拓展，即突破传统拉马特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统摄^[26]下相对单一的社会学解释范式 ³，进而转向物-人动态并置的综合性范式 ⁴。

3.1   关系：身体符号的社会性体验与结构联结

智能时代人类不可避免地卷入与技术的复杂关系中，与以往不同的是，人类不能局限于发掘技术背后的宏观与微观解释机制，还应将视角建立在不同行动者、行动要素以及它们所处的社会角色上，以探寻社会网络之间的关联。正如机器人足球赛，从表面上看，构成比赛的客观要素是球员和足球，但是机器人球员背后是作为智能代理者的人类，球是真实世界中的足球，此时的机器人球员被赋予“自主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球场上往复奔波、自行决策，依托足球的来回传递呈现出比赛场景。球赛呈现的背后则是智能时代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复杂关联的实存场景。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解释范畴中，这场球赛除了从事机器人技术研发的人类代理者外，机器人球员以及足球都是以非人之物状态存在的，然而，这些非人之物并非完全被人的指令所控制，除了摩擦、重力以及风阻等因素影响下足球有着不确定的运行轨迹，机器人球员的行动本身也受技术植入、传输以及场上对手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

最终，基于这场机器人球赛构成要素的多元性，我们对这场球赛的理解和阐释焦点不能仅集中在人类行动者上，其中非人之物的行动也同等重要^[27]。不难发现，智能时代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联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如Latour^[28]所言，“社会理论的数字革命开启了一种研究个体和集体关系的新方式，我们无需将它们定位于两个不同的等级”。换言之，智能时代人与物的并置关系，以及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在联结互通、互为主体的机制上构建了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基于这种关系的动态性和非衡性结构变化，相应的理论解释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在物-人动态并置的视域下对社会现象及其机制进行解释。

笔者认为“物-人动态并置”是关于社会科学长久地站在“人”的一方，使“物”之活力受抑 ⁵的研究传统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不是对拉图尔意义上物人异质性对称关系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简单再现，而是在物之社会学^[29]的理论基础上，基于智能时代技术以及由此缔造的广义的“物”之活力不断增强的背景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调适与拓展。 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以AI生成式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平行社会空间中的“物”，是区别于人类身体具身实存的存在，但其“物” 之活力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超越人的主体能动界域，这意味着未来的能动主体可能会是智能之“物”。因此，所谓物-人动态并置，指基于关系主义视角，对流动空间中正在运动且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互动网络链条，以及作为物与人双重行动者之间联结做出的动态性、整体性社会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智能时代的虚拟社会与现实中的真实社会并不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传统社会学意义上“个体如何与社会发生关联”“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二元区分”等提问方式，在物-人动态并置的视域下变为“我们如何用一种非二元的方式描述智能时代社会秩序的持存”^[27]。质言之，智能时代技术之物能动性的凸显使得人对技术的依赖、人机/技融合趋势不断加剧，以及流动的身体表征下身体与自我符号指涉的多元性趋向，物的本体论解释潜能也将得到激发和释放，物-人动态并置解释框架，以及流动的身体与自我社会性体验的合理性也将不断得到经验性的证实。

3.2   秩序：虚拟表象下身体互动的微观机制

如前所述社会关系互动的改变映射着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建立。虚拟表象下的身体互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线下的具身实存，而是个体行动以及身体感知形态隐秘消失在由虚拟和真实融合一体的社会情境中。身体互动的微观机制也由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结互动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并存的多元互动样态，由此衍生出实体身体、数字身体、虚拟身体等多形态并置互构的社会景观。从客观实存的智能时代社会背景来看，技术在改变社会文明进程的同时，也通过人对技术的选择性亲和改变了社会互动秩序。作为一种产生宏大社会系统的必要过程^[30]，社会互动在建构和维持世界规则的同时，也在无意中拓展了互动规则。如马克思^[31]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技术与社会之间蕴含着复杂的关系，社会学的所长在于发现和解释社会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正如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与现代性共生的现象。就今天而言，智能时代同样在诸多方面改变了原有的世界，体现于其中的各种征兆和趋向足以使我们感知到我们自身、附近以及所赖以生存的世界正在面临变化。

对此，把握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虽然是社会学的学科传统与所长，但社会的极速发展仍给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带来挑战，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知识解释创新性之间的参差始终存在。社会学知识的革新在面对由智能时代而衍生的复杂人性与秩序面前已力有不逮，其根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知识的生产与社会行动者网络的复杂化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摧枯拉朽般的社会变迁面前，人类社会由少数精英缔造的“地方性知识”的解释往往力不从心，人类无法凭借技术和知识完全理解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行为，在身体运动和体育竞技方面尤为明显。迄今为止，我们依靠理论和科学技术仍无法实现对人类运动行为的完全掌控和对完全客观的体育秩序的建构，身体竞技运动中的伤病、成绩的不确定性，以及体育实践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失范和越轨行为就是有力的证明。

另一方面，虚拟表象下的身体互动加剧了社会秩序的复杂性。智能时代身体以及身体运动的“在场”与“缺席”使社会互动的界限变得模糊。毋庸置疑，这不仅是社会关系建构的新方式^[32]，也呈现为上文所述及的“流动的身体”的复杂社会景观，促使身体与自我关系的研究在“身物互联”“自我建构”“数字化身”“量化自我”等命题上被进一步拓展并走向复杂化^[33]。首先，智能时代上述议题的出现将对人类身体运动的完整性、自主性、规训性和控制性带来新挑战。智能技术将人类思维的外部化变为事实，人类身体运动的形式和行为得到进一步拓展。基于传感器监测而收集的身体运动数据，通过外部的科学指标和自我规训，生产出与社会文化诉求相一致的自我形象。其次，智能技术所营造的数字化身也同样促使人类在围绕真实自我、虚拟自我与理想自我形成的社会秩序中穿梭和游离。这仅仅是身体与自我之复杂性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这种身体与自我的复杂性被带入社会互动的秩序中，此时，身体存在与运动形式、身体运动与文化生产、身体权力与运动秩序治理、身体在场与社会关系互动、身体存在与自我建构、身体运动与社会不平等，以及虚拟表象下身体运动解释的社会学方法革新等已知和未知的运动社会学研究命题亟待探索。

3.3   权力：身体的支配行为与文化拓扑关系

技术不仅具有政治属性^[34]，也体现着权力关系与缔造者的主观意图。上文已经论述了以技术发展为表征的智能时代对身体和自我关系复杂性的形塑过程，技术嵌入人类身体和社会的过程自始至终都具有两种价值指向：①技术在本质上是人为的产物，其功能却是为人的；②基于使用者本身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异化，人类也不得不承担着“技术反噬”的后果^[1]。类似地，正如每一次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诘难，智能时代技术之“物”的崛起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范式，无论人类主观意向如何，都必须接受新时代社会意识及社会心态的规训和改变。正如百年前孔德和他所创立的社会学致力于解决秩序与进步的关系一样，处于今天智能时代的人们同样绕不开这个问题。虽然孔德和当前的我们所面临的“进步”情景各有不同，但其内部因“进步”引起“秩序”变化并对人类社会带来挑战的逻辑依然未变。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这是思考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并从中贡献思想和知识的思想活动在今天的延续。可以说，智能时代人类的主体性风险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现代性症候在当下的表现，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像前人一样从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发现焦点并找到答案。

（1）“他者”的隐退与身体支配权力的虚假自由。身体的支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权力限制，而权力的界域与社会发展和技术革新高度关联。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社会进程烛照出人类社会从君主权力到规训权力的转型^[35]，即从君主“决定生死”的权力到通过监视、审查、报告等手段提高个体的效力的演进^[36]。智能时代权力对个体的规训也从早期的政府及其权力机构的管理规范^[37]延伸至非单向的全景敞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原本作为监视主体的“他者”目光已被屏蔽或模糊，取而代之的是由充斥着“同者”角色的行动者所营造出的“虚假自由”^[38]。换言之，智能时代每一个人既是人类身体及其行为的监控者和凝视者，也是被监控者和被凝视者。与此同时，伴随智能技术的不断深入，以信息与数据为载体的非物质化生产不断衍生，人类世界的身体支配大有转向“精神支配”的态势。在身体与自我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的现实面前，以流动的身体为表征的“精神权力”规训将会愈加凸显，因此，围绕精神权力对身体运动的主体性塑造，权力秩序以及权力文化建构的经验现象将更加复杂。

（2）与流动的身体相伴生的是流动的权力。人类已经进入“人机共在”的新纪元^[39]，人类作为言说主体的地位正在被一步步撼动^[40]，这预示着人与类人化机器之间的知识权力和话语模式将发生深刻转变。在此，麦克卢汉^[41]所言“一切技术都是（人类）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的论断，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即权力，以及知识权力并置的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将面临挑战，因为人工智能作为类人之“物”的存在正通过“自学习”“自反馈”“自由化”的提升逐渐呈现出与人类“共生”的特征，开启技术置换权力的新机制，同时，给人类带来了认知颠覆、话语重组的诸多权力和技术意外。可以看到，与流动的身体相伴生的是流动的权力，权力的动态性不仅会给个体身体支配带来感知界域的动态体验，更可能引发宏观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多面向因应性变化，进而为权力生产、权力构成要素以及权力流动等领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当然，在“智变”和“治变”的主体权力结构的不确定性变化中探寻解释机制，发展和提升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治理机制和秩序也是社会学的重要使命。

（3）社会空间的象征秩序与文化拓扑关系。试想，在人类的情感生活中，AI男友和AI女友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叔本华曾带着忧思的口吻说：“如果繁殖行为既不是一种需要也不是一种肉体享乐，而是一种属于纯粹思考和理性的事务，作为物种的人类还能够继续存在吗？”^[42]假如在运动竞技领域AI陪练以及AI技术对身体无限嵌入，这又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些问题象征着智能时代的新秩序；另一方面，它在颠覆我们认知的同时也将人类社会带入更加复杂的文化拓扑关系。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变为现实，诚如爱因斯坦所言，“智能时代的真正标志不是知识，而是想象”^[43]，想象和现实的联通同样是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源泉。

一言以蔽之，智能时代基于技术嵌入而引发的个体与秩序关系的复杂性趋向已成为必然，且身体支配权力与文化的拓扑关系将这种复杂性进一步推向深入，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这理应被纳入社会学和运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预设中。

4.   结论与反思

理性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不是人类的对立面，其本质是伴随着人类智识发展而衍生的“人为”和“为人”的社会历史产物，在体验智能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诘难。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感知实践，AI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为身体本身以及身体运动感知形态带来嬗变的同时，引发的身体与自我关系的不确定与复杂性征兆不容回避。面对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开出普适良方，置身由AI浪潮建构的虚拟表象：向左，可洞悉AI技术发展作为一种事件于人类社会的阶段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秩序变革；向右，面对给人类身体运动带来的感知形态嬗变，我们正试图通过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和预见建立一种新的解释机制，以认识和理解这种社会事实。“社会王国也是自然王国”^[44]，作为内在事实的外在意向形式，无论学界对这种解释和预见持怎样的态度，我们都应觉察并感知到我们的身体和自我都是时代的载体。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的主要发现集中在3个层面：①虚拟表象构成了智能时代的社会表征，智能时代身体运动的在地化以及自我将以共在、分在和虚拟共在的方式呈现；身体的感知界域将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流动并存，流动的身体将自我与社会、自我与物质、自我与空间以及自我与秩序的关系推向复杂化。②作为一种变革先声，流动的身体以及无法逾越的技术铁笼将成为智能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法则；技术发展与知觉后勤之间的堕距将始终存在；当身体运动感知从“具身实存”向“虚拟实存”转变，流动的身体成为常态时，人类身体运动与竞技行为也将随之改变。③伴随智能技术在社会空间中作为能动之“物”活力的凸显^[45]，围绕身体符号的社会性体验与物人关系，虚拟表象下身体互动的微观秩序，以及身体的支配权力与社会文化拓扑机制等3个维度的研究将成为焦点，物-人动态并置的解释框架应运而生。

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仅呈现了关于身体运动在智能化时代生存状态的一点隐忧，更多的思考将在后续进一步展开。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对智能时代变革的预见和反思，以及以身体运动为主线对智能时代身体感知界域内在机制的说明，而是试图通过上述解释和说明与时俱进地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并基于社会事实而萌发出的社会学理论想象力，当然，笔者深知这需要后继的大量经验研究加以证实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