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体育服务的概念是从诠释和内推公共服务这一概念体系而产生的^[1]，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不长，且在学术界还未形成共识，包括概念界定、功能价值、内涵范畴、行动逻辑等理论要点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基于公共服务的概念和范式，公共体育服务具有三重属性：价值属性、主体属性和形式属性。因此，公共体育服务是以公共价值为引领，从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出发，由政府、企业、社会力量等多元供给主体承担，面向全体公众提供的有形体育产品与无形体育服务。目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面临挑战：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激增；另一方面，现阶段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依旧突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为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了新视角。伴随着平台经济成为“数字革命”时代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平台也逐渐变为大众进行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2]。因此，利用平台形成一种由数据驱动的精准化在线供给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效。平台驱动模式是否适用于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关键在于：①能否契合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方向；②能否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以及突破传统供给模式的“瓶颈”。

在宏观层面，智能化是从人工智能发展的视角，强调电脑智能与人脑智能、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有机融合过程^[3]。它会带来技术更新换代、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结构深刻调整以及社会形态变革。在微观层面，智能化是以用户数据为核心、以多元产品为基础、以多个终端为平台、以业态创新为重点的过程^[4]。可以预见，高度智能化将成为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标签，这也是生产方式、运作方式以及“游戏规则”深刻改变的结果。对于公共体育服务而言，智能化的渗透也是一个现象级发展，不仅提高供给效率、创新供给模式，而且为未来公共体育服务理论范式和逻辑的变革提供参照性依据。以平台驱动作为智能化切入口的原因在于：①平台企业对公共领域的全面渗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包括公共体育服务领域；②平台经济的核心是由多方参与形成的生态系统，这也天然契合公共体育服务的范式转变；③对公共体育服务而言，凭借平台驱动的优势，可以重构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以及叙事话语。基于此，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是公共体育服务主体通过创造智能的理念制度、工具技术、基础设施等，借助一体化智能平台系统并基于互联网的分散式控制，对传统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进行升级改造的过程。对此，本文以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为例，通过分析其主要优势、运行机制，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反思，回应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期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有所裨益。

1.   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的源流生成

智能化引领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与场景全面升级，并使其产品迅速迭代、供给方式实现质的飞跃^[5]。传统的单一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面临着“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多中心治理”“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实压力，存在供给主体的供给动力不足、公共体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公共体育价值缺失等问题。走出这一困境既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创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突破口。公共体育服务与智能化的契合，即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1   制度环境：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及精细化的基本要求

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将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6]提出， “加快建设水平较高、内容完备、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逐步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在地域、城乡和人群间的均等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坚持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7]。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8]。

从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标准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的重要议题。均等化强调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平性和参与性，但公共体育服务除了肩负提升全体公众福祉的重大责任外，亦旨在促进个体实现“人的发展”，需要在具体供给机制上向精细化延伸，这既是省级层面实现区域、城乡、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也是中央政府针对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公众的需求偏好制定供给标准的基础^[9]。当然，精细化贯彻于理念创新、顶层设计、具体措施、检验评估和反馈优化等全生命周期，这种理念改革和制度设计有助于权、责、利的统一。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的目的是在对信息技术创新的承认与吸纳过程中，拓展和提升公共体育服务的应用范围及功能效果，最大程度地通过技术服务拓展覆盖面和满足需求；基于供给结构、内容范围、手段方式的变革，拓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边界，改变供给生态结构以及各主体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掌握和权利分配，最终高度回应、契合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制度设计，实现均等化和精细化的辩证统一。

1.2   社会基础：公共体育服务与信息技术的全面融合

目前，现实体育世界+线上虚拟体育世界的新型复合形态已进入人们的生活。线上体育场景能够形成一种闭环，即公众需求的体育产品、体验和服务都可以直接在线上完成。信息技术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层面重组结构的能力，这在以不断变化和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中是一种决定性特征^[10]。而基于社会结构演进以及体育需求迭代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亦得到了变革和创新的动力。在国家战略层面，利用信息技术重构均等化与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体系成为重要推手。其基础在于线上线下无缝融合成为新时代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特征^[11]，特别是伴随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化，传统体育的诸多供给难题在现代技术体系重构下已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有效解决。《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体育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这为加快实施公共体育服务产业信息化、智能化提供了指引，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提供体育信息、体育教育、体育健身、健康信息咨询服务等信息化措施被视为应对进入全民运动时代的重要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奠定坚实的技术支撑；②体育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为体育科技企业或平台企业进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注入强大的动力；③移动用户的迅速增长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普及为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提供了便捷的应用载体。

1.3   内在机理：公共体育服务普惠性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2]。在这个意义上，构建普惠性体育价值观不仅彰显了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层次的提升，更符合我国体育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有学者^[13]认为，普惠性在公共体育政策层面所体现的是“面向大众”以及“需求标准化和多元化并重”这2项核心要素。有学者^[14]提出，风险社会亟待构建“人类需要本位”的社会政策，而贯穿其中的必然是普遍主义。在政策层面，普遍主义自我塑造的动力在于普惠性。21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加强以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为导向的改革创新。

树立公共体育服务普惠性的价值理念，不仅有利于改变公众现行的体育方式和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体减少对系统性社会风险的隐忧。普惠性的背后必然以强大的内在机理和价值导向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落地，其逻辑在于：①普惠性价值在公共体育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的需求导向和“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背后是对公共体育平等、公平的价值诉求，而其内涵至少应包括“达得到”“配得齐”“顾得广”“适得度”4个方面。其中：“达得到”指个体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体育需求；“配得齐”指公共体育基础设施数量与质量能够得到进一步保证；“顾得广”指尽可能地面向社会所有群体，实现“广覆盖”；“适得度”指坚持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够同时涵盖以上4个方面内容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则必然要依靠智能化背后的大数据归集以及点对点个性化服务等技术。②技术进步提升了公共体育服务的普惠性价值，有效克服了传统公共体育服务成本高、门槛高、效率低等痛点。因此，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进步极大地拓展了公共体育服务的范围和影响，让全民公平、及时地可及、共享公共体育服务成为可能，也增强了普惠价值的内涵意蕴。

2.   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主要优势

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是以平台为驱动主体，通过信息技术、智能软件和智能基础设施分析体育客户数据，实现精准匹配需求、共享体育设施、提高供给效率的新型供给模式，旨在开辟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多元体育结构之外的新空间，从而拓展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边界、提升供给有效性。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具有一定的应用优势。

2.1   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回应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滞后的“速度困境”

公共体育服务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民间资本较难进入生产、分配与消费环节，这些环节主要集中于各级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导致供给模式具有一定的垄断性^[15]。同时，提供群众体育服务供给的社会机构与团体较多，供给的原因及程度主要受地区经济、文化、政策等影响，但不同的社会机构与团体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16]。因此，如何以新技术、新模式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成为关键。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复杂经济现象，主要匹配双边或多边市场。它具有网络外部性这一特殊性质，即一边终端用户的规模会显著影响另一边终端用户使用该平台的效用或价值^[17]。当网络外部性嵌入公共体育服务体制时，能有效回应其供给侧改革的天然滞后性，其逻辑在于：传统的体育商业模式缺乏良好的收益预期，高投入、低产出，投资回报相对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平台经济和公共体育服务的对接是关键。事实上，在线体育平台在形成一定规模后，会开始拓宽行业边界、增加对外延的探索，并向其他互联网平台和行业挖掘潜在市场。例如，在线体育直播平台PP体育、腾讯体育和新爱体育都在着力通过泛娱乐化运营模式实现对体育需求的拓宽和体育资源的集聚，通过对现有体育资源发展水平的多角度提升，丰富体育人群的可消费场景，进而达到体育消费存量市场的目的，对体育人群的消费质量和频次起到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实现用户引流，而且能增加平台的效用或价值。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和鼓励这种商业创新模式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正向回馈，增加用户对平台的黏度，激发潜在体育需求，同时强化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动力机制。正是网络结构的外部性促使政府拓展和探索除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以及传统市场化之外更加有效的策略，为其发展做出更为及时、包容的回应。

2.2   平台驱动的技术性扭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识别困境”

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即决策主体不仅代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也代表需求方进行决策^[18]。囿于政府存在专业性不足、服务范围有限、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这种由精英主导、行政支配、自上而下的福利赋予行为^[19]容易导致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单一、供给结构同质化。因此，建立健全有效识别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且进入决策体系的供给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从信息流和数据流出发，可以将平台划分为参与层、规则层和数据层^[20]。在数据层，大数据承载体量巨大的用户体育行为和需求数据，而且这些数据还具有被深度挖掘的潜力。依托海量数据和算法构成的技术能力为体育部门管理和决策规则的嬗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而这也为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了机会，最终使得平台驱动模式拥有不同于其他供给方式的独特优势。层层递进的正反馈以一种全新的、更强烈的形式出现，其基于服务需求方而不仅是供应方。涉足公共体育服务的平台企业在对接多元化甚至小众化体育服务供需方面有着卓越的能力。一个成功的平台型企业绝非仅作为供给渠道或纯粹的中介，它更像是拥有强大吸引力的中心，开启了多边市场间从未被挖掘的功能，从而打造出潜能强大的“供需生态圈”。当依托平台的“供需生态圈”由经济领域转入公共领域时，线下的参与渠道和热情被线上的聚合能力激活，从而正向地促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平台驱动模式使体育供给有效摆脱了地域性束缚，以“脱域”的方式实现跟随社会个体行为而行动^[11]。

2.3   平台的开放协同性突破公共体育工作的“绩效困境”

政府体育工作绩效评估与效率脱不了关系，但绩效是一个与效率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是一个包括效率但又比效率更为广泛的概念^[21]。在公共体育工作中，管理部门没有竞技体育以金牌为导向的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无法考核绩效所追求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因此，建立健全公共体育工作绩效体系以满足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需要和政府绩效管理要求显得尤为迫切。

平台的开放协同性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解决绩效指标体系中理念、治理以及技术上的梗阻。从平台的功能或属性看，可分为信息内容类平台、交易类平台和其他类平台。从所涉及主体的关系看，可分为第三方平台、自营平台和混合型平台。就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而言，当前实际运营的体育在线平台主要为第三方互联网应用平台。该类体育平台主要是在双边或多边市场的用户之间进行信息交易的载体。体育平台通常采用“1+N+N”（1个体育服务云平台、N个体育服务需求方、N个体育服务供应方）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在于超越传统体育供需系统内部孤立式运转协作的方式，转而以开放式协同支撑体育需求的多元化，通过深度整合各种体育服务和资源，真正实现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共享化。

借助平台开放协同的特性，公共体育供给的绩效评价逻辑可以归结为体育平台运行的实践效果：对多源异构的体育服务数据集合的处置与回应能力。正如有学者^[22]所倡导的，不仅要鼓励体育服务的“技术和资本雇佣数据”（以便推动研发），还要打破体育领域的制度壁垒，创造性地实现体育服务的“数据雇佣技术和资本”（形成体育服务消费者驱动型研发），这样才能使公众有更多机会主动借助体育服务数据创建对公共体育事业有益的项目。

3.   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链条式”运行机制

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构建相应的运行机制保障相关功能得以实现以及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和公正。目前，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有效实现精准识别、高效匹配、多方参与和资源集聚的功能，但仍面临公共体育服务识别匹配不足、合作共享利益分配不均、一站式服务功能不全等问题，尚未真正实现需求识别、高度动员、服务过程的一体化。因此，需要形成连贯且有效的“链条式”运行机制，使内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驱动，完善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框架和结构（图1）。

图  1  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运行机制

Figure  1.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latform-driven public spor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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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整合赋予公众需求的精准识别机制

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公众的迫切参与诉求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矛盾，系统的公众参与机制并未形成，呈现出碎片化状态^[23]。公共体育服务实践中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方式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2种：①通过问卷调查、普查等方式收集公众意愿；②在涉及诸如资金投入、重大项目策划等重要的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时，通过公开听证制度吸纳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诉求。但两者都难以简单地应用于实践。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取向下，与公共体育服务自上而下供给方式一脉相承的是公众需求表达、识别以及反馈机制的缺乏。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更多地考虑供给主体的自身能力、利益以及社会效应，忽视与公众的主动沟通，最终难免陷入供非所需、供非所求的窘境。

平台的数据整合功能不仅使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以需求为决策依据，其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数据将“人类一般”还原为“人类个别”^[24]，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对个体多元化公共体育需求的精准识别。精准识别不等于也不是为了全面供给，而是通过建设全民健身管理资源库、服务资源库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等方式，对海量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在获取个体层面需求特征的基础上，增强在个体需求、群体需求内部的异质性识别能力，并有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与区域发展需求之间的匹配^[25]。例如，大型体育场馆、中小型体育场馆、体育公园、社区健身中心、智能健身房和镶嵌式健身场地等体育场所的布局和建设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内容，但目前还未形成健全、良好的配置体系。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加快运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体育场馆的管理服务能力。事实上，利用大数据的整合共享以及平台相应的算法可以精准地促成公众需求相关信息流与资源分布的一致性，即实现体育场地资源的有效互补和充分利用。在宏观层面，基于数据整合，相关政府部门能动态掌握不同区域现阶段体育健身场地在数量、范围、质量、成本等方面的现实水平，再通过平台对用户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在信息传递层面快速、准确地定位体育场地的建设目标。在微观层面，平台可以利用空间在线分析处理和挖掘等技术帮助用户筛选出在地理位置上最近的运动场地和空闲的运动场馆。此外，平台还可以将运动健身频次最高、对其服务依赖性最强的用户群体作为核心动员对象，而这些被筛选出的核心用户同时又具有特定消费者身份属性，平台企业可以对其健身、运动等数据进行分析，以促进自身运营模式的完善。平台的数据整合共享不仅实现了对公众公共体育需求的精确识别，而且改变了传统的“政府提供—被动接受”的获取路径，在其中嵌入“需求识别—精准判断”机制，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获取”。

3.2   利益共享构筑多元供给的动力机制

尽管现阶段公共体育服务改革成效明显，但仍无法形成有效精准供给，集中表现在区域、城市、城乡间公共体育资源供需失衡，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源自政策偏好和市场选择所导致的供给总量缺失。市场化改革虽然能够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效率、品质、范围等问题，但也存在较大的隐患：市场化改革将特定的基本公共服务抽离出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序列。在体育领域，群众体育项目和体育基础设施等的建设都属于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公共服务，市场主体缺乏相应的利益驱动。

由平台驱动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能够诱发利益关联、拓宽受益面，从而在体育管理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与用户4个角色关系之间建立多元主体利益共享、多方合作共赢的模式。传统体育资源分配以固定空间为治理单元的局部性无法保证紧密共同利益的存在。但无论是通过政府购买平台服务或数据库还是以政策支持的方式在平台现有功能上搭载相关服务内容，对平台建设者而言都有极大的利益驱动，而对用户而言，可在不增加费用的前提下享受更多优质服务。同时，利用政策优势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平台模式还兼具推广地域特色体育项目的功能。在实践中，平台经济实现了某种程度或类型的网络外部性，通过一系列策略规则的设定，可同时向公共体育产品或服务的供需双方提供进一步支持，围绕平台则能够形成多元化供给的良性循环机制，甚至作为一种新的自治方式，政府通过授权、分权、委托代理、签订合同等形式加以支持^[26]。不同于传统制度框架下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这里的“平台”指一种现实或虚拟的空间，随着公共体育事务的关联度不断调整，社会资本也将在平台空间内得到新的增长。

3.3   一站式服务搭建资源分享的集成机制

近年来，基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服务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我国体育场地超过371.34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20 m^2[27]。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公共体育资源向社会开放，并进一步推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就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但事实上，由政府主动构建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大多遵循制度框架内设定的参与渠道和参与方式，具有架构上的封闭性和控制性，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传统性、单一性、地域性等发展局限造成了资源流通闭塞的局面。此外，正如有学者^[28]指出，体育资源又是一个伸缩性极大的资源领域，体育需求的边缘性、体育形态的模糊性以及体育类别的代偿性等特点都导致社会通常对已拥有的体育资源估计不足，往往存在普遍的浪费现象。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无论是获取相关信息还是在资源的“物尽其用”上都存在巨大障碍。因而，如何使公共体育资源的组织管理结构与功能互联互通、发挥整体效应，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体育需求成为新时代体育工作的着力点。

当前，体育人口基础已达到一定规模，在“智能+服务”落地相应场景全面提速的基础上，实现兼具标准化、层次化、差异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迎来巨大的动力和现实可能性。随着分布于社区、商圈、工业园区等的智慧健身中心、智慧健身路径、步道、共享健身仓等设施建设的推进，其终端数据以及相应的服务流程也都须借助平台实现整合与共享。

4.   构建平台驱动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对策与反思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经济转型新动能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任务。新动能不仅推动公共体育服务的创新发展，而且有助于依托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完成对稀缺公共体育资源的整合。因此，政府需要把握时代趋势，加强政策设计和引导，形成正向激励和技术突破。

4.1   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平台的制度化

当前，政府以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为基础，委托各类互联网科技公司以运营推广为推手，促使各类体育资源以O2O的电子商务模式构建惠及公众的公共体育服务平台成为一种主流模式。《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加快运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进场馆管理和赛事服务。与此同时，资本亦纷纷介入互联网+运动健康产业，开启了各种运动类App平台的开发和下载热潮。平台的公共基础设施特征决定了对其进行规制的必要性。特别是数字经济存在“赢者通吃”效应，平台垄断数据、实施杠杆行为可以将现有市场支配地位传递到新的相关市场并获得垄断利润^[29]。例如，国内某省体育局推出的体育服务平台，政府对其的监管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套取补贴、虚报数据等现象十分普遍^[30]。通过平台实现资源、数据、服务的整合与互通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困难重重。平台不仅是组织供需方网络交易的场所，也是政府外部规制的局部性替代^[31]，其通过技术权力创建规则，并保证规则的执行。政府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时，应引导平台以技术能力“引导、塑造交易秩序”^[32]，在因地制宜、鼓励地方积极创新的基础上，建立公共体育服务平台的运行实施准则，包括企业准入机制、运营监管机制、公众反馈机制以及专家参与评估机制等。例如，重庆市体育局与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签订智慧体育平台建设的战略合作协议，就资源整合、数据共享、智慧治理等方面进行企业准入、运营监管的制度化规定。

4.2   促进体育服务平台资源的公共化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建设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现阶段政府对“互联网+”大力支持，鼓励互联网企业投入体育产品研发、体育平台建设和体育服务模式创新，以新技术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以“去运动”App为例，2014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这一体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全省数百家体育场馆资源，除少数是国有大型场馆外，其余都是民营和高校等社会场馆。在运营之初，湖北省体育局投入1900万元补贴，全省近400万人次通过平台享受免费和低收费的红利^[33]。浙江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率先打造公共体育服务“一站式”体验，在“浙里办”App上加载体育公共服务应用，实现智慧体育^[34]。相较而言，在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诸如将企业开发的App等体育资源纳入政府补贴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体系是破解公共体育资源匮乏的有力之举。这里涉及如何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积极地将体育资源“化私为公”。其中：政府的职责在于在充分尊重平台自治的基础上寻求多方合作，探索公众体育健身数据与平台数据的对接共享，充分保障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发民营企业提供免费、低收费公共体育服务的热情；而作为平台，关键在于增强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在获取公众信任的同时进入政府公共体育决策的视野。

4.3   匡正信息技术建设的偏狭性

平台驱动型供给虽然仅是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变迁中的一环，却足以影响并改变公共体育服务范式，并使体育领域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动态变化。回归公共服务的本质，在平台驱动的视域中，国家和政府部门应本着维护和保障公共体育服务公正性和普惠性的价值理念和追求，努力发挥国家主导力量下平台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推进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同时更应致力于缩小城乡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加快治理信息弱势群体中平台驱动供给的偏狭性问题，“平台越大，对平台的中立性、公平性、道德性要求就越高”^[35]。《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人，仍有约5亿民众无法获取信息化的便利和网络权利。这涉及政府如何推进宽带网络的普及以及提升公民使用开放数据和公用网络的能力和水平。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革新，5G技术应用于公共体育服务将在提升广泛性和智能性上有着无可比拟的卓越表现。平台治理已非普通的市场行为^[36]，因此，当前应以资源共享、精准规划为方向，形成全面、系统的5G网络规划建设方案，全面提升信息技术发展的正义维度。

5.   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新技术培育新动能成为新时代的重要战略。在理论上，平台驱动的诸多优势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三重困境”，即使无法改善和解决当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全部问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渠道、方式、维度与内容。同时，平台驱动型模式也有技术短板和监管困境，“唯技术论”将无助于公共体育服务智能化转型，反而催生新的治理困境。因此，加大平台驱动型模式的制度建设，加强平台技术安全性研究，加快平台驱动型试点和应用仍是今后促进公共体育智能化发展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