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GVC) 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传统理论认为,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来自于更低成本的供应链转移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1]。因此, 控制价值链成本和提升价值链附加值成为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近20年来, 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中这两股力量交织影响, 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布局中体现。在注重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占有这一传统价值链“高地”的同时, “互联网+”催生了传统制造业与新兴服务业的融合与创新, 使得价值链的传统理论受到冲击。无论是生产驱动型产业还是消费驱动型产业, 全球价值链已不再完全按照传统演进路径进行产业升级。在全球范围内, 以德国“工业4.0计划”和美国“制造业回归战略”为代表, 在产业升级中开始突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创新, 使得传统全球价值链架构面临重塑。基于此,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我国体育用品业都要应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动向, 充分利用已有产业基础与优势, 合理嵌入价值链拓展新模式, 有序提升竞争力。

1.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回顾

从一定意义上说, 分工理论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与源头。亚当·斯密在绝对优势理论中提出, 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绝对优势理论以静态的眼光看分工中由国家贸易所形成的绝对优势。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此类观点的代表。Porter^[2]在《竞争优势》中认为, 企业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活动等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 构建成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Porter的研究从企业个体层面首次确立了价值链概念的理论基石, 自此, 拉开了全球价值链理论演进的序幕。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对此研究的不断积累和深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 古利特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和竞争的增加链》中提出了价值链是把技术、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 并通过组装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 完成市场交易与消费等价值循环过程^[3]。古利特的观点反映了价值链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配置的关系, 对全球价值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更进一步, Gary^[4]首次提出了全球价值链 (GVC) 概念, 其核心含义是阐述全球生产的动态性特征, 考察价值环节、由谁创造和分配构成等。随后, Raphael^[5]提出在GVC上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创造价值, 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才是最重要的环节。谁控制了战略价值环节, 谁就控制了该产业的GVC。战略环节的获取则体现在国家、地区、行业及企业等不同层面中价值链各环节的互动和博弈。这一观点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发展, 特别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 跨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作为一种新的业态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凭借自身优势, 跨国公司在价值链战略环节的互动和博弈中成为价值链分工的微观主体和主导力量。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 把价值链各环节分拆到不同国家或地区, 自身只保留战略环节的垄断性优势。通俗而言, 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被上游跨国公司通过核心技术或品牌权牢牢把控, 而价值链低附加值部分 (如加工、组装及原料供应等) 转嫁给产业链下游其他企业完成。这一价值链高低附加值环节割据局面在产业发展规模效益尚未显现之前, 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随着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阶段性转变,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对信息技术利用不断提升甚至颠覆的背景下, 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呈现动态性发展, 价值链的高端递进始终是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博弈的焦点。

2.   全球价值链实践的新动向

2.1   碎片化生产凸显“技术溢出效应”

碎片化生产使得“技术溢出效应”成为可能。碎片化生产理论最早由Jones^[6]于2001年提出, 是指跨国公司对代工企业的选择往往会考虑到成本的区位因素, 从而把产品的生产过程按不同要素密集程度配置到成本最低的区位进行生产, 即碎片化生产。Athukoral^[7]对东亚、北美及欧洲的相关研究表明, 基于碎片化生产的中间产品国际贸易比传统的最终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更快。跨国公司在趋利的指引下, 试图采用碎片化生产的方式, 在控制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基础上, 通过合同契约条款的制约, 将风险和成本分包转嫁给下游代工企业。在碎片化生产初期阶段, 由于跨国公司强势地位和承接外包企业的弱势, 承接外包企业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及原料等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 代工企业自身内部能力和对行业的认识都会不断改善, 从而跨国公司和代工企业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而微妙。

F NG等^[8]认为, 一方面跨国公司存在进行碎片化生产的冲动, 因为它可以通过合同契约条款控制代工企业, 着力点是价格和质量, 从而降低成本和追求高附加值。20世纪90年代初, 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布局就是基于此考虑。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也感受到压力, 因为“学习效应”的客观存在, 使得代工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产生了所谓的“技术溢出效应”, 部分代工企业必然存在着向价值链高端递进的冲动, 从而对跨国公司的盈利模式可能产生冲击。与此同时,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和逐利性在客观上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 从而促使离岸服务外包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 碎片化生产沦为跨国公司的选择。中间产品是全球价值链的必然产物, 以此带来的离岸服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契机^[9]。

2005—2011年, 中国成为全球中间产品的核心加工生产地, 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工贸易的比重始终占80%左右, 即国内加工贸易的4/5是由国外跨国公司的在华企业完成的, 许多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的产品, 实际上是中国组装 (Assembled in China)。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生产发包方和承接方灵活的合同契约关系, 以及发包方对这种关系的暧昧态度, 加之离岸服务类型不断向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发展,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 既要通过契约合同摆脱来自承接企业的风险与责任, 又要面对松散关系带来的冲击和威胁^[10]。对承接方而言, 处于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虽然无奈, 但也暗含机遇。有数据表明, 在低、中、高技术产业中, 属于低技术产业的纺织及鞋类制品业是增值能力最强的行业^[11]。因此,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的碎片化生产, 尤其是中间产品贸易兴起这一新趋势带来的碎片化生产, 使得技术溢出效应显现, 迎来了价值链低端环节企业冲击全球价值链格局的“井喷”期。

2.2   “互联网+”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解构与重塑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 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解构与重塑。“互联网+”是信息技术发展与进步的成果, 它是通过围绕一个核心企业搭建起价值链信息网络, 通过这个现代信息化网络平台, 将与企业相关的有形或无形资源, 以及传统价值链无法关联的资源整合起来, 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 集聚起强大的生产力, 大幅降低生产与物流成本,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互联网+”即通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让传统制造业与新兴服务业进行深度融合, 创造产生一种全新的发展业态^[12]。它不仅运用于工业生产领域, 同时运用于文化教育、医疗等众多服务产业。其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多重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 通过平台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功能模块组合, 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植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 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社会发展新形态。由于“互联网+”技术在全球兴起与发展时间较短, 我国在这一领域起点与国外先进水平相差不大, 互联网企业发展迅速, 并在全球占得一席之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3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4年底, 在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 我国占有四席,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及京东的市值已经占全球互联网市场的40%。我国的互联网基础平台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这一优势也为包括体育用品产业在内, 易于进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消费驱动型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提供难得契机。

在体育用品业, 耐克针对庞大跑步族研发的Nike+runclub社区, 阿迪达斯研发的Micoach智能足球及数字跑鞋, 都是利用“互联网+”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与体育服务消费融合和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有学者通过对《德温特创新索引》专利检索数据库 (DII) 中耐克的专利数据信息的调查统计, 并对耐克的技术专利运用情况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耐克在技术研发环节中, 通过利用Nike+runclub社区中的消费者反馈, 不仅能够精确地收集到消费者身体形态的客观数据, 而且能够有针对性地收集到消费者使用感受、偏好等消费者主观数据。相对于通过市场调研收集消费者消费数据, 经整理后反馈给研发技术部门, 再传导到生产环节, 直至把新产品推向销售终端的传统路径, 耐克的大数据运用使得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 消费反馈与新产品研发几乎同步进行, 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研发成本, 有效缩短了再生产流程, 而且催生了许多新专利技术, 同时也很好地控制了价值链各环节的成本^[13]。

3.   全球价值链视域下我国体育用品业的现状与升级基础

3.1   现状

体育用品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自2000年以来, 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发展呈逐年上升趋势。2001年1月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加入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 (WFSGI), 同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我国体育用品业高速进入全球价值链发展轨道。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体育产业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的体育用品业占体育产业总产值的79.11%。在经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整体行业3~4年的低迷后, 自2013年开始, 整体再次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中国体育用品业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 达到200.85亿美元, 实现贸易顺差178.59亿美元。2014年国内体育用品业增加值预期达到2 418亿元, 同比增长15.89%。与此同时, 中国体育用品业的规模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60%^[14]。由此可见,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体育用品业大国, 并以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 凭借廉价人力资本和低价土地资源等比较优势, 嵌入体育用品业的全球价值链, 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生产基地, 并随着自身的不断努力, 在世界体育用品业的地位日益提升。

虽然我国体育用品业体量已经占据世界体育用品业的60%, 但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 总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附加值环节。由于我国体育用品业的起步较晚, 起点不高, 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后, 只能从价值链低端做起。大部分企业仍处在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阶段, 自主品牌虽有发展, 但占据全球价值链较高地位的难度较大。根据一项针对全球知名体育用品企业的区域分布的调查, 耐克在全球14个国家有150多家鞋业工厂, 其中在我国有17个签约运动服装、鞋帽制造厂, 并在下游签约130多家配件厂; 阿迪达斯目前在我国共有50多家签约加工工厂。这些给国际化品牌进行贴牌生产的企业几乎占到我国具有一定生产规模体育用品企业数量的50%, 它们没有自己的品牌与核心技术, 更没有自己的营销网络渠道, 仅仅获取计件加工费^[15]。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虽然安踏、李宁及361°等品牌建设已初具规模, 但我国相当一部分体育用品企业并未改变被锁定在贴牌代工生产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的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 在品牌塑造、技术研发与产品营销等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发展仍鲜有起色。就品牌塑造而言, 其受外部市场环境、行业制衡及自身经营理念影响, 短期内无法把品牌建设推向更高层面。基于类似的判断, 在行业内企业盈利水平偏低、产品同质化程度偏高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情况下, 技术研发水平提升也面临不小压力。

与此同时, 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和全球贸易格局改变, 加之我国体育用品业自身不断努力, 部分体育用品企业开始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以往只能被锁定在组装加工、原材料供应及配件生产等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态势正发生改变, 以安踏、361°及匹克为代表的优秀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从注重技术研发和利用“互联网+”平台入手, 开始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递进,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6-17]。

3.2   升级基础

(1) 体育用品业整体发展水平稳步上升, 人力资源与行业技术已达到相当规模与水平。从行业进入门槛较低的运动鞋业看, 以福建晋江为例, 由于这里集聚了我国运动鞋制造的绝大多数厂商, 虽然规模不一, 但企业间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密切, 资源利用效率高, 产业工人的整体技术基础雄厚, 其制鞋水平已达到国际知名品牌的工艺水平。曾任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的高嘉对晋江鞋企高仿阿迪达斯运动鞋的工艺水准表示“赞叹”。若从行业进入门槛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的水上赛艇制造产业看, 浙江华鹰控股集团无疑是此领域的国内龙头企业。企业创建伊始就高度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和产品技术革新, 不惜重金聘请原国际赛艇联合会器材委员会主席克劳斯指导造艇工作, 在产品的价值链中, 牢牢把持住技术研发与品牌塑造2个高附加值环节, 多年的一贯坚持使其在国际上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自2004年起, 其“无敌”品牌赛艇连续成为4届奥运会赛艇比赛指定专用赛艇, 品牌国际形象日益强化。以此撬动了富阳赛艇制造产业的集群发展, 使富阳赢得“中国赛艇之乡”的美誉。

(2) 产业基础设施条件的区域与规模效果已经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相关区域的产业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提升, 各地方政府在充分尊重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逐渐兴起的体育用品企业集聚进行科学规划与切实定位。通过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和科学评估本区域内发展体育用品产业的区位优势和独特条件, 有针对性地出台产业政策, 不断对区域内的体育用品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 引导并推进体育用品子产业集群发展。在此基础上, 以相关产业集群作为基础, 逐步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18]。渔具产业集聚的山东威海, 运动服装鞋帽产业集聚的福建晋江、温州, 水上运动器具用品及球具产业集聚的浙江余杭, 这些地区均处于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贸易、物流及电商的产业基础条件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同时, 这些地区的体育赛事、体育旅游、体育休闲拓展等体育服务业都有良好的关联基础, 为体育用品业的升级发展奠定了基础。

(3)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离岸服务外包地区, 我国体育用品业的机遇和挑战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国作为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和离岸服务外包的重要地区, 比较优势体现在人力成本、专业技能及税费政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已经转移到教育投入、研发扶持、信息物流及基础建设等层面。现阶段, 我国体育用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和水平提升, 使得占据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的国外品牌难以取舍。如耐克、阿迪达斯开始把加工和组装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越南、印尼、老挝等东南亚地区与国家。与此同时, 基于中国的市场潜力和区位优势, 耐克、阿迪达斯均把研发、设计及营销等大部分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放在中国大陆完成。

(4) “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是近几年全球价值链新的发展业态。“互联网+”为全球体育用品企业提供了几乎平等竞争的平台与机遇, 谁能把体育用品“制造”变成体育用品“智造”, 谁就能在这个领域抢得先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其逐渐渗透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从生产、加工、运输、设计、研发到品牌营销, 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都离不开互联网的介入与影响。凭借互联网平台, 无论是生产商、销售商还是用户, 互动的范围和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新模式、新业态、新的生产关系颠覆传统价值链的现实正逐渐被理解、接纳和运用, 进而创新和拓展现有逻辑思维范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及承接跨国公司近30年的积累, 尤其是时间积淀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互联网+”的兴起, 推动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进而向创新驱动转变。同时, 对照全球价值链升级呈现的新动向, 我国体育用品业正面临全球价值链高端递进的历史发展机遇。

4.   全球价值链新动向对我国体育用品业发展的启示

4.1   充分利用碎片化生产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加速价值链升级

福建晋江的运动鞋产业集聚、山东青岛的体育健身器材集聚、浙江富阳的水上赛艇器材集聚, 这些已有产业集聚均是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都有从简单代工生产、技术模仿与学习提高, 进而迈入自主技术研发的发展经历。有学者对我国部分区域体育产业集聚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认为,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并指出外商投资密度较大、区域集聚效应显现及市场竞争加剧是催发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路径^[19]。以福建泉州为例, 作为我国运动服装与鞋帽用品的主要生产与销售集散地, 泉州拥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截至2014年底, 泉州体育用品企业超过4 000家, 其中1 594家规模企业实现产值1 961亿元, 占当年泉州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18.4%^[20]。许多中小规模企业通过为著名运动品牌从事代工生产 (OEM) 业务, 在30多年来不断的积累与学习中技术能力得到提升。此外, 外资对泉州区域产业地理位置的青睐、区域内不同规模企业的集聚和激烈市场竞争的存在, 催生了自主品牌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显现。

在众多泉州体育用品企业中, 自主品牌361°的发展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361°从1991年生产旅游鞋起步, 经历了小作坊自营、代工厂生产到创立“别克”品牌, 再到2003年更名创建361°品牌等发展阶段。从简单加工、模仿到自主研发与创新, 361°注重技术学习与研发投入, 企业在2011—2015年的研发资金占营收比重为1.5%、1.7%、2.4%、2.4%、3.1%, 呈逐年增加趋势^[21]。经过努力, 361°开始在竞争激烈、科技含量高的专业运动跑鞋领域拼得一席之地。其自主研发的361°Dgrees KgM2轻量跑鞋在全球跑步领域最权威的网站 (Runner’s World) 评选的2015冬季顶级跑鞋评选中脱颖而出, 与耐克、纽巴伦、索康尼及阿迪达斯等并肩成为TOP10产品。同年, 361°以第388名的位次入选由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榜单”, 同时也是入榜的9家闽企中唯一的体育用品公司^[22]。

361°的成功启示我们, 我国体育用品业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依据区位产业集聚优势, 围绕产品的关键技术研发, 在加速价值链升级一环做好、做足“文章”。为此, 要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 提升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对技术外溢的学习、吸收和创新能力。一方面, 要加大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安踏在近年来脱颖而出与其重视研发投入不无关系, 2015年安踏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达到5.2%, 已经和行业内国际知名品牌基本持平。另一方面, 做好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体育用品业曾经经历过一段野蛮生长期, 但随着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和行业竞争的加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 将给体育用品企业或人才创建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在练好“内功”的同时, 积极参与全球体育用品业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不断提升服务外包的层次。我国体育用品业已基本完成从要素优势服务外包向效率优势服务外包的转变。现阶段, 应加大从效率优势服务外包向创新优势服务外包迈进的步伐。充分利用碎片化生产带来的学习机会, 在学习过程中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做大做强, 将是我国体育用品企业提升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根本举措。

4.2   充分利用“互联网+”趋势, 加速产业融合, 创新价值链升级模式

碎片化生产源于世界贸易方式和理念的改变, 由此衍生出的离岸服务业务也深受全球价值链环节分离和整合的影响。如果说这是跨国公司的趋利性使然, 那么, 从非情感因素的经济发展角度看, 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推动了价值链动力机制新的改变, 而且这一变化又能与服务或满足于人的需求相契合。在此背景下, “互联网+”则是给新技术、新流程、新工艺、新媒介等颠覆传统的价值增值手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就体育用品业而言, 虽然现阶段中小型体育用品业数量众多, 但在产业发展导向方面, 应鼓励企业结合自身特色, 加大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创新与研发, 避免企业发展模式的雷同化, 产品竞争的同质化, 努力实现错位发展。耐克之所以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的体育用品业占据榜首, 与其敏锐的经营嗅觉和抢先一步的发展理念密不可分。早在2000年初, 耐克就与苹果研发Nike+iPod的产品组合, 到2010年正式成立数字运动 (Digital Sport) 部门, 在同类企业尚未对“互联网+”有清晰认知时, 已抢先完成了有针对性的商业布局。如今, 通过“互联网+”而拥有1 000万注册用户已经开始深刻影响这家公司的传统业务, 给产品的精准化设计、新品发行速度及定向营销策略带来了传统经营手段所不及的竞争优势^[23]。

在国内, 李宁公司在2010年创下年销售额国内品牌第一的佳绩后, 由于营销策略的偏差, 过于强调实体店布局, 导致库存率高居不下, 在2011年瞬即下行步入亏损通道。困局中的李宁公司开始以战略眼光布局全新的数字化运营平台, 抢占先机, 利用“互联网+”完成资源配置、优化供需关系与营销策略, 成为李宁公司在2015年销售业绩大增、亏损大幅收窄的重要原因。再环顾其他产业的发展态势, 如汽车租赁业务与互联网结合的OTO (Online To Offline) 模式对传统汽车出租行业的冲击、网上购物电子支付与资金余额增值结合的金融服务创新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 是对原有经营与盈利模式的一种颠覆性改变。这些新事物的出现给体育用品业带来思考, 目前体育用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 但沿袭传统价值链升级模式的难度和周期成本太高。传统的体育服装鞋帽、体育器械装备制造如何与3D数码打印、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新兴朝阳产业融合而推出的新产品, 如何寻找潜在目标客户人群或双向互动而推出的新服务、新构思、新路径, 这些都是在创新价值链升级模式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也是立足我国体育用品业发展现实, 努力做好产业结构优化, 实现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5.   结束语

从辩证视角思考全球价值链新动向形成背后的缘由, 用发展眼光审视全球价值链实践新动向的脉络, 将对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升级与发展大有裨益。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态势基本符合我国产业承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碎片化生产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使部分体育用品企业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移动成为可能, “互联网+”的兴起颠覆了价值链传统演进路径。因此, 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实践发展的新动向, 结合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特征和消费特点, 把握经济发展态势和产业调整布局的契机, 促进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