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事业的全面振兴是我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应有之义。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路径。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足球、篮球、排球发展路径。篮球作为“三大球”中人口基数最大、参与最为广泛的项目，总体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发展中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中国男篮（五人制）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一场未胜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缺席”，引发国人对中国篮球发展的质疑：为什么举国体制的优势未能体现在篮球竞技水平上？为什么有着厚实的篮球基础、过亿的篮球人口，竞技篮球水平和青训体系却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期望？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篮球理论研究者给予回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者对我国篮球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球”的振兴发展^[1-4]、竞技篮球发展^[5-10] 、篮球文化^[11-14] 、群众篮球和学校篮球发展^[15-17] 、篮球产业^[18-21]等方面，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篮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探索行之有效的特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对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学理特征鲜有涉及，相关文献仅从特色管理体制、特色文化、特色后备人才体系等单一维度进行探讨，从总体看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所需。为此，基于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三大球”全面振兴的新时代背景，本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由来，归纳其基本内涵和发展目标，揭示制约篮球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未来方向，为深化我国篮球改革、推进“三大球”全面振兴和体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由来

（1）举国体制阶段（1949—1994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工作。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明确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和方向，对中国特色体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6年改为国家体委）成立，探寻中国篮球发展之路被提上日程。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认为，中国篮球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随后确立了“积极、主动、快速、灵活、全面、准确”的独特风格和技战术指导思想，为诞生“59高峰”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篮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22]。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体训（篮球）班成立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军区也相继组建“体训班”或“体工队”，国内外篮球赛事交流逐渐频繁。1964年随着“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训练原则和“三不怕”（不怕累、不怕苦、不怕伤）训练作风的提出，形成了“快、准、灵”的独特风格，呈现以国家体委牵头的组织管理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系、以专业队为中心的“三级”训练网，推动了我国篮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中国新型竞技篮球管理、训练、竞赛、选材、保障体制逐步形成。“文革”结束后，中国篮球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文革”前的基础上进行重构，实现快速复苏，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与时俱进的篮球理论和学术研究，如陈文彬、高鹤、于钢、邓华耀等撰写和编译的论文、书籍等，以及历次篮球工作会议和教练员座谈会的总结和反思；“积极主动，勇敢顽强，快速、灵活、全面、准确”十六字技战术发展方针和革命斗争精神的发扬；1978年12月提出“以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全面发展”的战略方针，形成了以竞技篮球为主导，群众篮球、学校篮球齐发展的新思路与新观念；在1981年底的“杭州会议”上明确提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奋斗目标。在“女篮先上，男篮跟上”的追赶世界篮球主流的浪潮中，中国女篮在1983年世界女篮锦标赛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均获得第3名，中国男篮在1986年世锦赛中获得第9名。随之，以竞技篮球为引领的篮球事业全面发展，群众篮球普及参与达到历史新高，对篮球运动的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提出新挑战、带来新机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篮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94年女篮世锦赛中获得第2名，进入世界强队行列，中国男篮在1994年男篮世锦赛中首次进入8强，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均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举国体制的坚强保障，以及具有特色的技战术方针的凝练和总结。

（2）市场机制探索阶段（1995—2008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举国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篮球管理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新发展，如机制运行效率逐渐降低、多元综合功能发挥不畅等弊端日益暴露。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北京红山口会议上提出了“以足球职业化改革为试点”的改革方略，为推动我国职业篮球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借鉴。如何在举国体制的基础上有序开放篮球市场、引进社会资本成为篮球改革的突破口。1994年12月，中国篮协确定了中国男子篮球甲级联赛实行跨年度、主客场的新赛制，于1995—1996赛季揭开了中国篮球职业化改革的序幕。1997年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成立，形成了以“中心+协会”为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为我国篮球事业的有序开展以及市场化探索提供了组织和运行保障。2005—2006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甲 A 联赛正式更名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在“服务球迷、服务赞助商、服务媒体”等方面搭建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国特色职业篮球发展框架，提出了职业联赛改革设想和“四位一体”的发展观，将打造特色的篮球文化摆在了重要位置 ^[23]。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在“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号召下，国内篮球市场开始活跃，竞技篮球水平突飞猛进，圆满完成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篮进入8强、女篮进入4强的既定目标。

（3）市场机制困惑阶段（2009年至今）：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受高水平人才储备、球员敬业精神、训练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队成绩持续下降，篮球职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挫，昔日亚洲霸主地位受到冲击：在2013年菲律宾男篮亚锦赛和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中国男篮均获第5名的历史最差成绩，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表现不佳。由于投资者对篮球市场的运作趋向理性化，职业篮球和群众篮球市场低迷，社会各界对篮球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2017年，中国篮协与篮球运动管理中心脱钩，实体化改革取得新突破。中国篮协为了有效应对篮球市场和资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内部组织机构重组、成立CBA公司、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担任要职、推广小篮球联赛等，然而从改革实践和取得的成绩看，市场化探索依然未能有效破解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屏障。如何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优势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我国篮球运动经过70余年的实践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中国篮球取得的突破与技战术风格的总结、理论的升华、对世界篮球发展主流趋势的梳理等密不可分，而自力更生、团结一致、为国争光是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精神之魂”。近30年我国篮球市场化改革取得诸多成效，但在市场持续的改革浪潮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从市场化、职业化、社会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

2.   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内涵和目标

2.1   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反映了一种国家立场和文化特征^[24]。建构中国特色的篮球发展路径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优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自始至终以积极响应国家意志为导向，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文化制度体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体育的重要论述与批示指示精神为基本依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政治属性，以厚植中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为精神内核，以竞技篮球、群众篮球和学校篮球共促发展为实践表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依法治篮”，以解决制约我国篮球发展的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核心问题，深化改革创新，把满足人民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篮球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5]。由此，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办人民满意的篮球为根本宗旨；二是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域外经验，以推进篮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组织保障；三是扩大篮球人口，建好青训体系，以提升篮球运动的国际影响力为目标指向；四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厘清发展中的症结，以促进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展为动力引擎。

2.2   发展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为形成中国特色篮球发展目标指明了方向。统筹谋划青少年篮球运动、推动群众篮球和竞技篮球全面发展、优化体制机制是中国特色篮球发展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其发展目标可归纳为：①打造特色篮球治理体系，坚持“依法治篮”，形成政府主导有力、市场规范有序、人民积极参与的篮球发展新格局，篮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和整体发展质量显著提升。②建立特色篮球赛事体系，形成等级分明、赛事稳定、衔接有序的篮球竞赛格局，打破校园、俱乐部、体校、社会培训机构等各级各类赛事之间的壁垒，加快篮球竞技赛事和全民健身赛事一体化发展；夯实国家队备战体系，以奥运会和世界杯赛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坚持党对备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创新国家队管理体制，强化作风训练及培养，凝练技战术指导思想，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科学、系统、开放备战，提升中国男女篮的综合实力和话语权。③依托我国拥有较多青少年篮球人口的基础，高质量开展青训工作，构建体校、学校、俱乐部三方互通的复合型青训体系。④打造特色篮球产业和文化，满足个性化、高品质的篮球消费需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篮球运动领域更加彰显，篮球运动的功能价值和时代内涵更加丰富。

3.   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现实困境

3.1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权责利不清，结构性治理矛盾复杂

“篮球之治，在于篮球之制。”篮球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是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前提，是我国篮球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改革的关键。伴随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规制不当和行政垄断导致政府、市场“双重失灵”，已成为制约我国“三大球”项目发展的最大障碍^[26]。我国篮球事业发展的弊端渐现，“政体不分、政社不分”等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自篮球职业化改革探索以来，篮球制度体系从传统的宏观计划管理体制转向以市场化和社会化为特征的市场体制，对篮球管理制度体系改革提出诸多挑战。然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多元主体共治的篮球发展体系尚未形成，相关制度和顶层设计落后于篮球发展实践，政府、市场、社会等之间的权责利模糊不清，治理过程中的“真空区”和“共管区”叠加并存。

随着我国单项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在CBA改革、裁判员职业化、双国家队模式探索、青训体系创新、协会组织机构及内部治理、小篮球发展等方面做了积极尝试和探索，在治理中迫切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①纵向层次化的篮球管理模式及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系统导致治理主体（协会、政府、市场、社会）之间不能有效进行信息交换，缺少平等对话，治理体系中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间的机制矛盾尚未解决，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主体的权责利不清。具体表现为中国篮球协会自身的结构和社会属性问题与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机制存在逻辑悖论；在制度惯性的影响下，单项协会对双重赋权和内生动力带来的不确定性缺乏预判^[27]，社会力量未得到真正授权，实体化进程依然处于过渡期。②作为引领中国篮球发展主体的中国篮协，如不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使篮球投资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篮球市场多元主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将无法根治；中国篮协的权能结构使市场规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关政策落实不够，篮球市场刺激不足，再加上传统思维行为模式的僵化使得资本对于篮球产业的支撑不足。同时，地方篮球协会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依附关系尚存，自我生存、自主办赛和自我承担风险能力有限，基层篮球自我改革的动力和话语权不足，难以把国家篮球发展的相关政策和精神落到实处。③中国篮协的监督机制尚待健全，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和顶层设计仍显不足，再加上中国篮协内部管理人数的限制，全面统筹和监督全国篮球事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3.2   竞技水平未有实质性突破，理论传承与总结缺位

国家队是我国篮球的形象代表，其竞技水平直接影响球迷的关注度。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篮球水平未有实质性突破，中国男篮更是接连受挫。根据2023年国际篮联（FIBA）排名，中国男篮世界排名第27、亚洲排名第4，中国女篮世界排名第2、亚洲排名第1，中国青年男篮世界排名第27、中国青年女篮世界排名第11^[28]。从竞技水平看，女篮成绩优于男篮。当前，我国综合国力位于世界前列，是奥运金牌大国，但竞技篮球水平与之不相匹配。中国篮协对国家队组队、备战、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未解决国家队参赛任务重、球员实力不均衡、集训周期零散、运动伤病较多、备战人员不确定性高、高水平赛事参与不足等问题。中国男篮队员在国内外集训后回归CBA难以保持“积极效应”或“后燃效应”，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联赛的竞争对抗压力小，“积极效应”在短时间内发生衰减甚至完全消退，因此，如何保持国家队集训的“积极效应”，提供高水平的对抗平台是关键。CBA和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作为我国知名体育赛事，在人才输送渠道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下为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青年队、业余体校等提供动力目标，向上为国家队输送高水平人才。自中国篮协实体化改革以来，在联赛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如成立CBA公司，改革赛制，制定队员注册、裁判员职业化、外援使用政策等，但组织管理矛盾、运行机制不畅、俱乐部权利诉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依旧凸显^[29]。如何提高联赛的竞争水平和对抗水平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CBA、CUBA、U系列青少年篮球赛事较多，却未能改变我国竞技篮球水平低下、运动员体能水平不高、技战术风格缺失、运动员自律和敬业精神不强等现状。譬如，诸多具有潜质的高水平球员进入高校后，缺少系统的训练和相应的竞赛条件保障，导致竞技篮球总体水平不高。近年来，尽管CUBA为职业联赛输送人才数量呈现递增趋势，但仍满足不了CBA对高水平篮球人才的需求。如何提高各层级竞技篮球水平，实现各层级之间的“无缝对接”，是当前提升我国篮球竞技水平的重中之重。

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篮球不断取得突破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拥有可围绕大赛问题进行交流的学术平台，能够对篮球运动的本质、规律、世界篮球技战术发展的主流趋势以及中国篮球如何形成独特的技战术风格等进行深度探讨。随着1997年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的成立，这一中国队“制胜法宝”逐渐被搁置，世界大赛后教练员与学术界的交流机会减少，尤其是国家队教练员的理论传承和总结不足，难以把成功、独特的执教理念和训练体系升华为理论成果，导致我国在各层级篮球教练员培养时缺乏可汲取的经验或典型素材，这也是当下我国篮球竞技水平停滞不前的症结之一。

3.3   青训体系上下衔接不畅，优质人才难以有效供给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严重萎缩，特别是“三大球”后备人才匮乏，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掣肘^[30]。2019年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谈到了中美篮球运动的差距。在我国14亿人口中仅有1.3万人在中国篮协登记注册，注册人口占比约为0.001%，而美国篮协注册的篮球人口为2300万人，注册人口占比约为6.97%^[31]。当前我国竞技篮球后备人才储备与篮球事业全面发展不适应，主要表现在高水平青训人才质量不高、“院校化”人才培养途径单一、“塔基”人才基础薄弱等，无法满足高水平竞技篮球发展的需求。在我国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高度匮乏情况下，形成了“体育传统学校（中小学运动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业余体校）—国家集训队和各省专业队”的“三级人才培养网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举国体制运行中暴露出资源紧缺、效率低下、多元协同能力薄弱、社会和市场重视不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造成运动员成材率低、“学训”矛盾严重，基层运动员数量和质量下降，业余体校大规模萎缩，部分青年队甚至面临解散的风险，严重影响了我国竞技篮球后备人才队伍建设。

我国竞技篮球后备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原有的单一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弊病凸显，运动员无法兼顾全面发展，退役后的就业、安置、生活等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社会化的新需求。②竞技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中的行政壁垒、人为过度干预、资源供给不足、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二元对立”等问题依然存在，体教融合模式未能向纵深发展，校园篮球在青训体系人才培养中难当大任，致使中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陷入“知易行难”的困局。③社会培养机构特别是以盈利为目标的青少年篮球培训俱乐部在培养方式、方法和理念上未能与学校、体育部门形成资源互补、相互驱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环节存在隔阂，致使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缺乏专业技术，体育系统缺乏文化教育资源，社会系统缺乏系统性。尽管当前我国青少年篮球人口并未减少，参与机构数量也在增多，却难以产出高质量的篮球青训人才，主要原因在于培养路径单一、执教理念脱离比赛情景、政府组织与市场协同创新力度不够，缺乏一体化的顶层设计和协同推进机制等。④我国基层篮球教练员的执教水平和综合素养偏低，制约青训人才培养质量。中国篮协为了壮大基层篮球教练员队伍，下放E级教练员授予权，这对提升我国基层篮球教练员水平有着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部分地方承办机构将其作为盈利工具，忽视基层篮球教练员培养质量。

3.4   篮球本体产业发展滞后，品牌赛事培育不足

篮球产业的发展不仅对篮球事业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篮球与相关业态的协同具有战略价值。2021年《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显示，庞大的一般篮球人口（1.25亿人）和核心篮球人口（7610万人）为篮球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但仍存在篮球产业市场规制失灵、非良性特征显著、盈利模式比较单一、相关产品研发力度不够、商业化运作不成熟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篮球产业营运模式单一、资金匮乏、行业管理不规范、入行门槛低、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等，如当前我国篮球培训机构达到1.7万家、从业人数超过45万人^[31]，但多数篮球培训机构缺乏核心竞争力。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导致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尤其面临纠纷时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降低了消费者对篮球培训市场发展的信心。通过对篮球培训机构管理者和消费者的访谈可知，因培训市场资金风险频发，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消费者对篮球培训资源的投入缺乏信心，同时也影响篮球培训市场的动态优化。另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2021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篮球场地数量占比高达26.5%^[32]，但大部分集中在学校，社区与企事业单位场地等的占比仅为4.2%，满足不了群众的篮球参与需求。

2014年国务院46号文的颁布为我国篮球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篮球市场投资结构、规模和效益等大幅度增长。然而，快速发展的中国篮球产业依然无法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主要表现在我国篮球项目本体产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占比低、与其他产业合作少、“破圈”能力不足、市场相对狭窄、具有市场号召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赛事少。特别是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篮球产业增速下滑、部分新兴中小篮球俱乐部倒闭、群众和青少年基层篮球赛事锐减、赞助商和供应商投资积极性不高、地方政府承办赛事意愿下降等使篮球产业发展困难重重。有效盘活我国篮球相关产业，凸显篮球产业特色，积极打造易于群众参与、消费的篮球平台，不仅是职业篮球赛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更是壮大群众、青少年篮球人口的基石。

3.5   篮球文化底蕴薄弱，新兴文化元素融合创新不够

篮球文化是篮球运动的灵魂，培育和发展特色篮球文化事关我国篮球运动振兴。篮球运动蕴含的团结拼搏等精神与民族团结、拼搏、自强不息的集体主义精神相符，但在复杂的社会思潮及多元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部分球员道德与信仰缺失。这与篮球运动固有的团结、责任、勇敢、担当、奉献等精神相悖，成为中国篮球文化创新发展的羁绊。

第一，由于篮球运动是“舶来品”，中国篮球文化依然留有欧美篮球文化的“痕迹”，特别是自CBA职业化改革以来，移植西方篮球文化成为发展我国篮球的首选，主要表现在篮球制度、价值观念、技战术打法和竞赛赛制等方面的承袭。然而，西方篮球文化彰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张扬等特征与中华民族谦卑、礼貌、沉稳、集体主义等道德情操有所冲突。中国篮球文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印记，由于自身特色文化建设的缺失，引发赛事品牌文化不鲜明、区域文化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国际话语权缺失、对外交流缺乏自信、对外输出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叠加影响下，中国篮球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导向，对外来篮球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和转化，构建中国特色篮球文化体系。

第二，中国竞技篮球文化存在的核心问题体现为对竞技篮球的制胜规律及文化的内涵理解不透，本土化竞技篮球文化的自信和创新不足，职业球员的文化信仰缺失等，尚未建立中国特色竞技篮球文化体系。此外，篮球文化传播平台的狭隘、单一成为篮球文化底蕴不足的重要诱因。相较美国篮球文化的传播，我国偏重于对篮球运动本土文化的挖掘，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衍生。对舞蹈、音乐、影视等青少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新兴渠道关注不足，如亟待发展篮球与电影元素互动衍生的篮球影视文化、篮球与形体展示融合衍生的篮球舞蹈文化等。对新兴元素的融合创新不够造成中国篮球文化对外输出渠道受限，进而影响中国特色篮球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4.   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未来方向

4.1   以改革创新为驱动，完善中国特色篮球治理体系

改革创新是中国篮球振兴发展的活力之源、动能之基。只有全面深化篮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创新相关制度体系，才能打造中国特色篮球治理体系，提高篮球的综合治理能力。

第一，注重篮球发展的“共治与共享”。中国特色篮球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依法治篮”。在国家层面，要厘清新发展阶段中国篮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方向与时代使命，修订以行业协会章程为引领的制度体系，完善协会内部管理架构，逐步建立结构合理、分工明确、制度健全的管理体制，形成协会自主管理、科学决策的新机制，改变中国篮协单一的治理结构，从垂直治理向扁平化治理方向转变，从而提升篮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篮协层面，加快篮球职业化进程，构建独立自治且具有中国特色的CBA管理体系，并按照企业运作策略完善CBA联赛的联盟化治理，提高俱乐部在联赛中的主体地位，推动CBA向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在地方层面，加快地方篮球协会的实体化改革进程，按照中国篮协调整和组建的要求，尽早制定省、市、区篮球协会脱钩方法和实施方略，发挥社会资源优势，激发全员活力。

第二，基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协同共治”，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市场资源合理配置、部门协同的篮球发展新机制。深化篮球管理部门“放管服”改革，加大中国篮球协会对省、市会员单位的放权力度，赋予地方和基层篮协更多的权利；建立地方篮协与地方教育部门的“联姻”机制，引导和壮大基层篮球市场，建立权责利一致的监督与运行机制，推动篮球市场的规范化发展。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篮球国家队治理。国家体育总局或篮球协会应通过放权和权能重构，为多元主体参与篮球国家队治理释放空间，创新篮球国家队（含国家U系列）与企事业联办模式，明确社会组织承担的责任与市场空间，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队治理新模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下，充分利用篮球市场需求与公共服务的缺口，发挥市场导向功能，建立健全篮球市场机制，完善监督和保障机制，解决篮球发展的短板和结构失衡问题，使各参与主体之间充分博弈、有序竞争，进而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篮球治理体系。

4.2   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核心，创新中国特色篮球发展机制

办好人民满意的篮球是中国特色篮球发展的宗旨。篮球事业发展把人民作为发展篮球运动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对篮球运动的参与需求、赛事观赏需求等作为我国篮球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点抓好四大领域工作：①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篮球场地、赛事等资源匮乏问题，加大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购买力度，改善篮球场馆等基础设置和条件，打造接地气的草根赛事（如黔东南最美乡村篮球赛事“村BA”等），真正实现人人都可参与的篮球环境与氛围，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②大力发展基层群众篮球赛事，通过降低篮圈高度、简化篮球规则等措施，提高特殊人群的参与度，满足不同群体参与的多元化需求，扩大篮球人口。③在篮球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应以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为目标，而不是片面追求竞技成绩提高的短期效应，把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置于青少年成长的各阶段，推动体教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扩大青少年篮球人口。④坚持职业篮球改革向纵深化发展，以革新联赛赛制为抓手，打造组织健全的职业篮球联盟，进而满足俱乐部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运动员、观众等多方的利益诉求，共享篮球改革发展红利，提升我国竞技篮球水平和国际话语权。

为此，要坚持篮球发展新机制的守正与创新：一方面，中国特色篮球发展要守正，即汲取过往中国篮球的成功经验，在总结与反思中探索中国特色篮球发展目标的实现途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篮球发展要创新，即随着世界篮球主流发展方式的变革，中国篮球在依据自身发展实际、结合自身经验的基础上，要与新技术、新方法、新体系接轨，在找差距、抓落实的理念指导下创新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对当前我国篮球事业的系统发展、结构优化、效能升级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抓手为：①发展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公民个人的多元篮球参与主体，增强社会和市场在行业改革中的话语权，突出市场对篮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丰富举国体制的时代内涵。②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和监管职能，利用市场多元渠道和要素，拓宽篮球资金来源渠道，打造“强政府、大社会”的运行管理体系，激活篮球发展的市场资源潜力。③调动一切有利于篮球事业发展的社会力量，盘活组织承办社会各级各类赛事，推进篮球市场化进程。④大力深化篮球青训体系的“放管服”改革，拓宽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精英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渠道，把社会能办的事移交于社会。

4.3   以优化赛事体系为引擎，打造中国特色篮球赛事体系

广泛开展群众、校园篮球赛事活动，以“三小球”（小篮球、小排球和小足球）进校园为契机，以夯实各层级篮球赛事为引擎，对标国内外成熟的篮球赛事体系（如美国的AAU、NCAA等），建立布局合理、体系完整的中国特色篮球赛事体系。积极打造学校和群众赛事及赛事IP，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赛事。

第一，创新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赛事的组织方式，让社会体育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与体育、教育系统深度融合，构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篮球赛事体系。①政府有序让渡部分办赛权，发挥社会办赛的多元功能，充分利用竞赛杠杆刺激篮球竞赛市场，提高赛事服务质量，重点培育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篮球品牌赛事，如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CBO）、体总杯“城市联赛”（CCL）、中国小篮球联赛（MCBA）等，营造良好的群众篮球赛事氛围。②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承办各种形式的篮球赛事，如青少年篮球公开赛（NYBO），稳步推进学校篮球、群众篮球赛事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激活篮球市场，积极利用社会资本实现国内篮球赛事升级，以满足群众对篮球运动的多元化需求，切实提高群众参与度。③打造中国特色的CBA赛事及二级职业篮球赛事，进一步突出俱乐部在联赛的主体地位，使职业联赛真正实现“联盟化”运营，从联赛的形象设计到精神体现、从赛事宣传到比赛安排、从赛前的预热活动到比赛正式活动等，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职业篮球赛事的品牌形象。

第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篮球竞赛体系。①大力发展青少年草根篮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篮球赛事（包括U系列）与学校赛事深度融合，打破“体教”间的赛事壁垒，全面推动赛事体系改革与创新，利用赛事的选拔功能，为高水平篮球运动员的成长提供平台。②在现有赛事基础上细化儿童青少年赛事的年龄分组，建立一岁一组别的不同年龄段的篮球赛事，特别是要夯实基层赛事体系，创设“处处可参赛、人人可参赛、时时有比赛”的篮球文化氛围。③通过全运会、CBA、国家U系列比赛和小篮球联赛的有机衔接，贯彻“基于比赛情景”的竞赛和训练理念，打造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各级各类赛事（精英赛、邀请赛、区域赛等）。④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造篮球线上挑战平台，如线上最佳扣篮、最远投篮、最酷投篮等活动，激发群众篮球参与的积极性和国内区域赛事的内生活力，发挥赛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集聚效应。

4.4   以改革联赛为抓手，构建中国特色篮球国家队备战机制

篮球国家队是我国篮球事业全面发展的“领头羊”和改革深化的重要“窗口”，如何发挥国家队的导向作用，促进我国职业篮球联赛改革，以及如何通过联赛改革推动国家队成绩，使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备战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为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队备战新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创新国家队备战新模式，制定合理的“赢”的目标。做好“放管服”工作，既要满足为国争光的需要，又要遵循市场需求。通过建立各级国家队球员和教练员团队人员遴选评价机制，打破CBA俱乐部与国家队组队之间的壁垒^[33]，以及各层级的“圈子”文化和人为干预，为优秀人才成长、成才提供公开、透明、公正的环境。一方面，坚持高质量“请进来”，整合全球资源，坚持“兼收并蓄”的教练员团队建设方案，聘请国内外知名教练员团队，建立国家队主教练评价指标体系，提升教练员团队的执教能力。另一方面，深刻挖掘与总结优秀教练员的执教经验与理念，打造“国字号”教练员理论传承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为沟通、共享、传承执教经验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坚持高质量“走出去”，创造一切有利于国家队一队、二队与国外高水平对手切磋的机会，尽早建立国外赛训基地，健全国家队在欧美、大洋洲篮球强国的长期赛训或拉练机制，创造与高水平球队交流的平台以及与模拟对手对抗的赛训环境^[34]。

第二，强化科技攻关，补齐大赛中的竞技短板，坚持“体能为王”和“数据说话”的理念。引导科技力量在训赛和备战中的渗透，科学安排国家队体能训练，把体能训练、康复训练和保障手段融为一体，统筹科、训、赛等资源要素^[35]。将热疗仪、低压氧舱等训练康复仪器广泛应用于赛训，确保科技助训，保持国家队备战效率的持续提升。对标“冠军球队数据或模型”，积极引进与研发集篮球数据捕捉、采集、追踪、分析、反馈、建模于一体的智能集成系统，打造高水平的技术团队，提升备战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

第三，处理好国家队与职业俱乐部之间的关系。树立“只有国家利益的‘名’得到体现，职业联赛的‘利’才得以持久”的发展理念。在顶层设计中完善俱乐部各类激励机制，健全职业运动员的管理和注册机制，鼓励有条件的俱乐部选拔优秀人才去国外高水平赛事锻炼（如澳大利亚NBL、欧洲联赛等），支持国内职业篮球俱乐部与国外知名俱乐部建立合作关系。国家队队员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树立家国情怀、民族情怀，勇于担当重任，不辱使命，具有永不言败的精神斗志。

第四，正确处理职业篮球联赛中的外援与本土球员之间的关系。在外援的使用上，建立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建立健全外援使用的科学评价机制^[36]。俱乐部和CBA公司不仅要关注外援的竞技水平，更要关注外援是否为俱乐部、联赛发展带来正向激励作用。同时，在国家层面为俱乐部提供政策支持，渐进式地与国际接轨，尽早把引进高质量的“归化”球员提上议程，壮大国家队实力，提高国内联赛的竞争水平。对于外援的“归化”问题，可尝试以三人制男篮国家队队员作为改革的试点。

4.5   以深化体教融合为契机，完善中国特色篮球青训体系

体教融合是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时代产物^[37]。2020年4月《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体育与教育部门要推进国家队、省队建设改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相衔接，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38]。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尽早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俱乐部、学校、体校一体化的篮球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机制和更加公平的选材机制，依靠社会化途径，广开渠道完善篮球青训体系，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新思路。

主要举措有：①在体教融合背景下，对“院校化”人才培养方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对只注重成绩而忽视运动员文化成绩的青训体系进行改革，积极借助欧美发达国家“院校化”人才培养的成功典范，将竞技篮球人才培养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无缝对接国家二队或一队。②学校与业余篮球俱乐部深度合作，拓展人才梯队建设，以高质量的竞赛、训练营为平台构建学校青训、业余体校青训、俱乐部青训相互贯通的体系。鼓励俱乐部与中小学、业余体校等共建共享，在“双减”政策推进下拓宽政府（学校）购买俱乐部服务的渠道，建立衔接合理的竞技、训练和培训体系。同时，俱乐部可为学校篮球教练员提供培训机会，传授最新的训练理念和裁判知识，提高学校教练员的执教水平。通过与学校深度融合，扩大选材范围，提高选材质量，并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扩大俱乐部的影响力。③学校与业余体校实行深度融合，共同推动特色篮球学校建设。建立“教”“体”资源统筹一体化平台，构建中国特色的篮球青训体系，保障学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为先，实现“以教育体”“以体促教”的人才培养目标。④构建一脉相通的篮球教学训练、竞赛体系。紧扣国家“新课标”等相关政策，教育部门及早制定和落实相关举措，把“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冬奥精神”融入青少年篮球教学、训练、竞赛等体系，建立我国篮球运动员中长期发展模型，为不同层级篮球后备人才的成长提供参照体系。建立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的篮球教学训练体系和精英培养模式，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教学训练大纲，形成教育部门主办、社会机构和体育部门协办的业余教学训练新格局，打造中国特色篮球青训体系。⑤筑牢基层青训篮球教练员的培训、认证和监督体系。加强对篮球E级教练员执教过程中的监督，畅通学员反馈机制，切实提高基层教练员的敬业精神、执教水平。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引导国内最优秀、最资深的篮球教练员赴基层篮球青训机构执教。

4.6   以多部门协同发力为支撑，丰富中国特色篮球产业业态

2022年6月2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将体育产业作为独立的一章，可见国家层面对体育产业的重视。篮球产业是我国体育产业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篮球产业对项目的普及与推广、扩大篮球受众群体、激活社会化青训体系、打造篮球赛事品牌等均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面对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结合篮球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如下特色发展举措：①政府应为篮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财政、税收、安保、人才等政策支持，加大政府购买篮球公共服务（赛事、培训、产品等）的力度，支持高等体育院校、知名企业等建立篮球产业园，把推动篮球产品制造与服务联动发展作为目标，合理选择发展重点，促进篮球产业发展格局的优化。②以社会对篮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需求为导向，发挥各级篮球协会的指导和监督作用，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推进教练员培训、运动员等级、俱乐部规范等服务标准化进程，深化篮球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高度耦合。③以拓展“篮球+”和“+篮球”服务领域为抓手，推动篮球产业向下深耕，将篮球运动与特殊人群体质健康、文化旅游业、产品制造业、培训业、医疗卫生、信息技术、建筑和保险业等及时对接，培育篮球新业态。④不断强化篮球市场相关要素的驱动，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篮球产业要素由粗放型向高效集约型转变。充分利用5G、虚拟仿真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发展数字篮球、智慧篮球、线上课程和云赛事等，推进篮球竞赛、教学培训、场馆服务、人才培养、产品制造等向高信息技术化、高融合驱动化转型升级。⑤以满足篮球市场主体的爱好及需求为出发点，以中国篮协为主导，联合专业院校、企业等开发广受市场追崇的篮球衍生产品，打造从赛前提升观赛期待值到赛中提升观赛热情再到赛后维持热度的产品链。⑥强化与高等体育院校或商学院“联姻”，加大篮球产业经济人才的培养，多学科培养和发掘具有体育经纪人、资本运作、中介服务等潜质的专业人才，为篮球市场的多元化运营提供人才智库。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网络在线平台，完成CBA的品牌升级。完善网络赛事平台系统，结合虚拟仿真技术搭建线上观赛平台，增强球迷观赛体验，实现球迷从线下到线上的参与体验转变。同时，优化CBA公司营销策略，依托线上观赛模式，创造球迷线上助力、对球队进行礼物支持等新型观赛方式，提高CBA的美誉度和参与度，从协会、联赛、俱乐部投资者等层面规避产业风险^[39]。

4.7   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引领，凝练中国特色篮球文化元素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时指出：“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体育精神是对中国奥运健儿在赛场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表现的高度凝练。中国篮球发展的核心是建构特色的篮球文化体系，融入优秀的中国元素，充分发扬中华体育精神。打造中国特色的篮球文化，应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语境下，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突出自主创新，摆脱路径依赖，在提升中国篮球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凝练出中国特色的篮球文化元素。

①与体育强国战略、全民健身战略和振兴“三大球”任务同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篮球文化发展理念，满足人民多元化的篮球文化需求，注重群众篮球、校园篮球与竞技篮球文化的齐头并进，以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和介入，加大区域篮球文化的对口支援与帮扶工作，缓解区域篮球发展不均衡问题，推动全国篮球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组建中国篮球文化发展委员会，建立国家级、省级篮球博物馆或名人堂，构建篮球荣誉体系，依托大中小学体育文化传播媒介，以篮球名宿、国家队文化、联赛品牌文化传播为引领，深入挖掘、传承和弘扬篮球文化，筑造大融合的篮球文化生态圈，传播篮球正能量。②树立大局观，以服务体育强国为己任。中国特色篮球发展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文化为蓝本，设计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篮球行动方案。如“村BA”的成功举办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特色文化与篮球运动各自元素的相伴相随，即借助群众篮球文化与中国乡土文化的深度耦合，拼搏、团结、奋斗等中华体育精神的高度凝练，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大力推进，及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的强力介入，其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优秀范例。在积极满足当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篮球需求的同时，其不仅有益于推动中国特色篮球本土文化的对外展示，而且还在参与全球合作治理、促进篮球运动的国际文化交流、丰富篮球运动项目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③秉承“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和开放包容的思维，打造集篮球竞训、备战、赛事和科研为一体的文化交流平台，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篮球专门人才，力争与国际篮球发展同频共振。同时，在梳理竞技篮球文化、学校篮球文化、群众篮球文化的基础上，凝练代表中国特色篮球文化的特色元素，用中国智慧和力量助力中国特色篮球运动的发展。

5.   结束语

对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探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主客观因素。笔者在对中国特色篮球发展之路的历史溯源、基本内涵与目标、现实困境分析的基础上，从完善中国特色篮球治理体系、创新融合特色篮球发展新机制、打造中国特色的篮球赛事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篮球国家队备战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篮球青训体系、丰富中国特色篮球产业业态、凝练中国特色的篮球文化元素等方面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篮球事业改革，推动我国篮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参考。未来，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篮球发展理念，遵守篮球运动发展规律，紧扣我国本土文化实际和特色，秉承群众篮球和竞技篮球全面发展的主线，以破解发展中的问题、难题为导向，打造中国特色篮球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