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的重大命题而展开。在具体研究中，从知识生产者（学者）的学术实践和生命历程追溯学科、学术的发展路径成为重要的学术范式，社会学^[2]、政治学^[3]的学者已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现在体育学者也逐渐关注到这一点，如任海^[4]指出：“由学科转向学者，由知识产品转向知识生产者，以探究今天的中国体育学能否建立起整体性的学术共同体及如何建立的问题，为体育学的融合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新思路。”但目前体育学相关研究成果还较为鲜见，在此研究范式的启示下，本文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武术学者（以下简称“80后”武术学者）为研究对象，从他们的成长叙事中透视武术学科、学术发展的历程，在揭示个人与时代、学者与学科互嵌互构的关系中，提出完善武术学术体系的建议，为推进中国特色体育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1.   理论视角与研究对象

1.1   学者与学科的互嵌互构

对学人学脉的追溯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即“学案体”。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学科体系传入中国，知识生产被纳入学科化的轨道，现代分科治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了职业学者的角色分类，因此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学人学脉的研究逐渐被整合到现代学科史研究中。其实，在现代学科化学术生产过程中，学者与学科一直处于互嵌互构的关系中，学者的生命历程常常恰到好处地填补了一门学科宏观叙事中的“历史缝隙”^[5]。所以，当书写某一学科的学术发展历史时，除了关注学科的起源、概念的演进、理论的建构，也需要关注学者的个人生涯尤其是由时代锻造的个人命运史在学科发展中的隐性含义。

实际上，中国武术虽然历史悠久，但真正具有学科意识和学科概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过40多年的发展，武术学科（1997年拓展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已经建立了从学士到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术生产场域。承接上几代人的努力成果，“80后”武术学者既是武术学科、学术大发展的见证人也是受益者，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他们正逐渐成为支撑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基于此，本文遴选10位典型的“80后”武术学者（表1）为研究对象，从学者与学科互嵌互构的关系视角，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深入访谈，通过观察不同学者的成长历程，分析当代武术学科、学术的发展历史。

表  1  被访对象具体信息

Table  1.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被访对象	出生年份	性别	“民族传统体育学” 专业学习的阶段	跨学科 学习经历	最后学位或教育经历	职称	是否主持过 “国基金”
1号被访者	1985	男	硕士	有	博士（博士后）	副教授	是
2号被访者	1980	男	硕士	无	博士	教授	否
3号被访者	1980	男	博士	无	博士	教授	是
4号被访者	1980	男	硕士、博士	无	博士（博士后）	教授	是
5号被访者	1980	男	硕士	有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否
6号被访者	1980	女	硕士	无	硕士	教授	是
7号被访者	1985	男	硕士	无	博士（博士后）	教授	是（2项）
8号被访者	1984	男	本科、硕士	有	博士（博士后）	教授	是
9号被访者	1986	男	本科、硕士、博士	有	博士（博士后）	副教授	是
10号被访者	1985	男	硕士、博士	有	博士（博士后）	教授	是（2项）
注：被访对象需满足3个条件：①出生于1980—1989年；②本、硕、博期间至少有一次“民族传统体育学”学习经历；③从事武术研究，发表CSSCI收录期刊论文总被引数≥100。每位访谈的时长约60～90 min，经被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录音逐字转录，并反馈给被访者审核，确保信息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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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的共性特征

从概念上看，“80后”首先是一个文学史概念，它最初因20世纪末21世纪初《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而浮出水面 ^[6] 。武俊平^[7]将“80后”归为“第五代人”，他认为：“第五代人自懂事起，就置身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他们对传统束缚观念没有太多的记忆，这不但把他们与第四代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前三代区别开来。如果说，前四代继承性更强的话，那么，第五代人与他们之间的异质性更强。”因此，“80后”这代人也被贴上过“另类”“个性”“自我”的标签，在父辈的眼中，他们曾经是“叛逆的一代”。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特的成长经历以及社会变革带来的冲击塑造了“80后”武术学者敢于创新的性格特征，这恰恰也是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特资源。此外，本文的被访对象除具备“80后”的一般性特征外，还具有以下两点特征：

（1）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学位不仅是一种学术称号，更是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只有系统地掌握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才能获得相应的学位。结合被访对象信息看， 在10位被访对象中有8人具有博士学位（其中5人具有跨学科学习经历，且4人已获得了相应学科的学位），所以，从受教育程度看，本文的被访对象都系统地接受了学历教育和学术培养，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及科研能力。

（2）受到现代学术规则的约束。在现代学术体制中，一种学术范式要想获得广泛接受，除了它本身的先进性以外，往往还需借助制度进行固化。近年来，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起了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学术管理体制，这种制度逐渐成为“80后”武术学者置身学术界的规则。尤其是随着“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推进，引进高层次人才成为高校增强学科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高校之间的“抢人大战”也促进了高学历人才的流动。在10位被访对象中有6人在博士毕业后更换了工作单位，并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相应的人才引进协议。按照现行的学术规则，学者们可以凭借提升学历或优异的科研成果获得再择业的机会，并享受各种“学术人才计划”带来的福利。但同时他们也受到学术规则的约束，特别是很多科研单位实行“非升即走”的短聘制，繁重的学术压力和职业焦虑也使部分学者的治学心态和学术动机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本文之所以选择“80后”武术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代人，除却一个特殊年龄段所具有的普遍特质之外，还有现代学术体制在他们成长历程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2.   成长历程与武术发展的集体记忆

“80后”作为改革开放后一代人，他们的成长经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演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对外开放的社会的转型 ^[8]16。除了上述社会转型的背景，还有直接与“80后”武术学者相关的一些国家政策，如“大学扩招”“自主就业”，以及武术发展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20世纪80年代武术热”“体育院校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武术专业硕士、博士授予点的设立”，等等。

尽管“80后”武术学者的成长历程相对重叠，但每个人的经历不尽相同。所以，对他们的访谈形成了多条叙事线索，想要将这些叙事凝聚成统一的主轴线需锚定叙事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就是他们成长历程的交叉点，对这个交叉点进行深描就会呈现出丰富立体的叙事效果。

2.1   20世纪80年代武术热：认知武术的共同起点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做了3件大事对武术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在1982年召开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二是于1982—1986年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举行了武术挖掘、整理工作；三是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使武术推向世界的工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各种力量的助推下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术热潮。这股热潮既促进了武术事业快速发展，也深刻影响了“80后”这代人，形成了他们认知武术的共同起点和集体记忆。哈布瓦赫^[9]认为，“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费孝通^[10]指出，“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的生活需要而决定的”。“80后”出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以电视为主的视听媒介成为他们获取外界信息、认识世界的重要渠道，因此这一代人也被称为“影像的一代”。“武侠影视片”成为这一代人对“武术热”的集体记忆，尤其是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受此影片的影响，很多“80后”少年都怀着功夫梦，奔向了少林寺。

例如，1982年出生的王宝强^[11]就曾自述道：“8岁那年，我才在村里的露天影院第一次看《少林寺》，而这部片子是在我出生那年上映的，放映队路走得有点远。好在他们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让我过足了瘾。完全被少林功夫震撼住，魂牵梦绕地琢磨觉远那些招式，还和同伴每天在田间对打，看哪招儿好使。大家信誓旦旦地相约，一定要去少林寺拜师学艺。”

很多“80后”之所以看了《少林寺》迷上少林功夫，迷上武术，一方面因为中国原本就有深厚的武侠文艺氛围，只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压制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港台武侠影片的引入，这种文艺氛围得到了释放；另一方面因为在《少林寺》诞生之前参演中国武侠电影的演员以影视演员为主，而《少林寺》导演张鑫炎大胆起用了一批专业的武术运动员，如李连杰、于承惠、于海、王常凯、计春华等^[12]，力求表现真实的中国功夫，他们精湛的技艺成为“80后”认识武术“美”的视觉记忆。此外，在叙事结构上，《少林寺》将国恨家仇融为一体，传递了尽忠尽孝、惩恶扬善、善恶有报等中国传统道德观，获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同。从《少林寺》开始，中国武侠电影形成了一个少林武侠片的创作热潮，如《少林寺弟子》（1983年）、《武林志》（1983年）、《木棉袈裟》（1984年）等。

除了影视作品以外，大量武术类杂志的创刊出版也成为“武术热”的另一个特征。1981年6月由《新体育》杂志社主办的《武术健身》率先问世。1981年7月《武林》创刊发行。1982 年《中华武术》、《汴梁武术》（后改名为《少林与太极》）相继在北京与开封创刊。1983年《精武》《武魂》《拳击与格斗》《搏击》等武术类杂志也陆续创刊。在武术热潮的影响下，兼具趣味性、实用性和专业性的武术杂志不仅对推动武术普及、促进人们科学认识武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成为“80后”武术学者的科研启蒙读物。

如一位学者回忆道：“我哥很喜欢武术，他订了很多武术杂志，我小时候就看这些杂志，跟着书比画着学习，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这些书算是我小时候的课外读物，也是我写作的启蒙书，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中华武术》上，当时还得到了81块钱的稿费。”（2号被访者）

武侠影片和武术杂志极大地激发了“80后”青少年的习武热情。随着青少年学习武术的人数迅猛增加，为迎合市场需求，武术馆校应运而生。很多武术馆校冠以“少林”“武当”“文武”等名头，除教授武术外还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满足了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文武双修”的价值期望。除了城镇上的这些武术馆校，随着“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的启动和实施，在村庄中也出现了很多拳师，他们在农忙之余传授一些地方的传统武术，这使在农村的青少年有了习武的机会，实现了自己的功夫梦想。

“小时候爱看武侠小说，特别想练武术，正好隔壁村里有个教大洪拳的师傅，就让母亲带我找这位师傅。见面时那位师傅在‘打麦场’晒麦子，他让我去搬那个碾麦子的‘石碾子’，我就抬起来一头，那位师傅夸我是练武的料，就这样跟着他练拳，他也不收学费，过年过节我们就给他送些礼物，周边村子和我同龄的小孩子基本都在他家学拳。”（3号被访者）

实际上，无论是成规模的武术馆校还是零散的乡村教拳，都成为中国武术教育史上独特的存在，但相比系统的学校武术教育，这2种形式教育的功效还是较为薄弱的。学校是青少年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武术只有真正进入学校课程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武术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7年由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制订颁发的《全日制小学体育教学大纲》^[13]明确指出：“武术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体育形式和健身方式。小学的武术教材从三年级开始出现，是三至六年级的基本教材之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发文从政策上保障了中小学武术的发展，同时也为更多热爱武术的青少年提供了认识武术、习练武术的机会。

总之，对于“80后”武术学者而言，他们与武术结缘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原因，而这些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这一代人认识武术、了解武术特殊的集体记忆。

2.2   习武求学：高考改变命运的共同渴望

教育发展水平的年代差异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使得不同时代的人的受教育机会存在较大差异，每一代人的升学机会和升学路径也不同。尽管“80后”这代人成长于中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时期，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行、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急速增加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但这并未真正减缓中考和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80后”处于中国第三波生育高峰，“80后”总人数约为2.04亿人。生育高峰的人口背景使这一代人从出生就面临着严酷的竞争，尤其以教育资源的争夺最为明显。为了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人们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财力，这也导致了“80后”人群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尤其凸显了农村子弟上高中难、上大学难的问题。如李春玲等^[8]61所言：“农村人上大学难并非完全是由于大学入学这一关口把农村人排挤出去，实际上，许多农村子弟在考大学之前的几个阶段就被逐步淘汰出局。其中，初中升高中阶段是最重要的筛选关口。”虽然本文的被访对象中多位来自农村，但相对同龄人而言，他们算是幸运的，得益于早年的习武经历，在中考阶段，他们大多凭借“体育（武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高中或体校，顺利通过了中考这个筛选关口。

“我读的是乡村中学，1993年初中毕业，对于农村孩子来说，那时最好的选择是去考中专，毕业可以直接工作，但是中专和高中一样很难考，一个学校考不上几个人。一次体育课偶然听体育老师说，高中降分招体育特长生，我小时候就跟着亲戚练过‘十二路谭腿’，身体素质很好，但是高中体育特长生没有武术，我就去体育器材室找了个铁饼（当时也没有什么器材），体育老师指导了一下，一扔还挺远，就靠铁饼特长考上了高中。”（7号被访者）

与此同时，学校武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也得了提升。1987年10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修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本科专业目录的通知》，1988年6月颁布了新的专业目录，将体育专业分为7类9种，除了4个试办专业外，分别是体育教育专业（教育学类）、运动训练专业（训练学类）、体育管理专业（应用文理科类）、体育生物科学专业（人体科学类）、武术专业（传统体育类）。至此，武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门类。自1989年始，国家体委直属体育院校实行单独招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武术的专业性^[14]。武术专业的确立为“80后”武术学者的高考升学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80后”这代人集体进入青年期，1999年，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四大目标的高校扩招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幕。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扩招的常规化，各地纷纷兴建大学城，高校合并，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高考招生形式呈现精细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如除了体育专业类统考招生外，还有体育单招和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等方式。

8号被访者回忆道：“刚开始练武术的时候，也是受了功夫电影的影响，当时不知道练武术可以考大学，就是喜欢，后来进了武校，学校有‘考学班’，才知道练武可以上大学，之后就刻苦训练，2001年参加了山东体育学院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招’考试，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中，高考是竞争最激烈的人才选拔环节，这个过程除了需要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还需要个人足够的努力和禀赋。尤其对于大多数农家子弟及其父母而言，他们可能未必知道先赋性教育资源在高考竞争中的作用，但一定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深信不疑。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对于“80后”武术学者而言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实现人生命运转折的重大机遇，“上大学”不单直接关涉自己的前途，甚至还牵连着整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这些希望和寄托也转化为了他们个人承担的压力和动力，“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成为在他们耳边不断萦绕的嘱托。

2.3   考研读博：寒窗苦读的共同经历

对于“80后”而言，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并轨、大学扩招等政策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要面对由此产生的就业压力。2000年“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机制全面出台，自2003年第一届扩招毕业生开始就业以来，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愈演愈烈。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相当数量的高校毕业生采取某些方式来延迟毕业，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继续求学。

关于考研历程一位学者回忆道：“我是2004年本科毕业的，毕业时候去了很多地方找工作，参加一些招考考试，最后回到了老家县一中做体育老师，工作了两年，决定考研，考了两年才考上。至于学术追求，当时没有这个概念，更多的还是想着硕士毕业后能找个更好的工作。”（4号被访者）

中国教育在线数据统计显示，从1999年开始，伴随高校大扩招，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快速增长，2006年以前增幅均达到10%以上 ^[15] 。所以，对于大多数求学者而言，随着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加，竞争压力会小一些。但是，相比硕士研究生的扩招，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增长缓慢。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国务院学位办从2010年开始从国家图书馆调取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检，抽检结果将直接影响各学校教育资源的配置及学科评估结果，对于抽检结果差的学科，最严厉的处罚是暂停或取消其博士学位授予权 ^[16] 。所以，严进严出的博士研究生招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为了提升个人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读博”又成为大多数学子的教育选择，也成为他们改变人生航向的重要抉择。对于“80后”武术学者而言，考博也是他们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记忆和转折点。

“硕士毕业后，我去了广西一所高校做老师，每天按部就班，感觉人生一眼望到头了，想改变现状，从2010年开始考博士，考了3年，一直报考上海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当时每年就招6～8个人，竞争很大，每次考场都坐得满满的。每年3月份拉着行李箱去考试，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考完又拉着行李箱回来，箱子空落落的，心里也空落落的，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也不敢松懈，明年可能还得继续。”（3号被访者）

另一位学者回忆道：“我前后一共考了6年9次‘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博士，有一年一位导师跟我说，明年别报考我的博士了，我要退休了，当时心里也挺失落。博士考试竞争很大，每年都认认真真复习，但每次都差一点，每次打击都很大，但是每年还得重整旗鼓，继续再战。现在很多‘80后’学者都是我那时候的‘考友’，一起考研或考博的，大家熬过了那个阶段，也成就了今天的我们。”（8号被访者）

生命过程的研究者们确信，个人在以往的生活中积累的资源或不利因素会对其未来的生活进程产生影响 ^[5]。由此来看，“80后”武术学者作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将经历的残酷的就业竞争、激烈的学业竞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转化为了苦学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他们激励自己熬过考研、考博竞争的座右铭，也成为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所以，对“80后”武术学者而言，现实的就业压力和改变命运的迫切感使寒窗苦读成为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不过熬过了考研、读博的艰辛，在以后的学校生活中，他们又从学术实践中汲取了精神养料，在导师的引导下慢慢找寻到了学术追求的纯粹面向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从而在单一的学业生活中实现了个人生活与思想的再次“突围”。

3.   学术历程与学术场域的共同实践

对于学生而言，读博不仅是获得最高学位的受教育过程，也是一个人实现学术职业化的起始阶段。所以，当“80后”武术学者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求学历程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也决定了他们颇具特色的学术实践。但若想全面理解“80后”武术学者的学术历程，仅梳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求学经历是不够的，还要考察学术场域对他们的影响。杨善华^[17]解释说：“按照布迪厄的观点，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关系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换言之，宏观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将场域作为关键性的中介机制，以场域特有的网络结构和力量形塑惯习，从而对个人施加影响。所以，理解一个人的基本学术历程先要分析他所处的学术场域。

3.1   学术机遇：学术场域的建立与互动

从事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写作，仇鹿鸣^[18]指出：“学术写作，不是工具性写作，不是创意写作，也不是文学性写作。它本质上是思维能力的训练，注重缜密性、理性化、说服力和独立学习的能力。”因此，学术实践的路径通常与学术的专业训练有关，而学术能力的形成以及研究兴趣的偏向很大程度上受到导师（师承关系）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学者的学术成长过程当中，导师不仅培养了学生个人学术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是将求学者带入了一个学术网络。这个学术网络按照柯林斯^[19] 所解释，即“个人关系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师生间的上下关系，以及同侪间的水平联系”。所以，在访谈中发现“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成为“80后”武术学者们学术历程中共同的叙事逻辑。

其实，按照社会学的叙事理论，“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是人类在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两类最为基本的叙事形式”^[20]。具体而言，如出生在经济基础好的家庭，由父母的先赋因素带来了优质的社会资本，上了好的大学，获得了成功，这背后其实隐含着阶级、社区或者社交网络等的结构/机制性原因；而对于那些出身寒门，没有先赋资源的求学者们而言，个人能上好大学或取得成就是因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可能出现过“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或者“遇到了一个好朋友”等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抓得住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机遇，则考验一个人洞察人际关系的能力。

“2008年，我硕士毕业后，在湖南一所大学当老师，有一次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偶然机会认识了一位知名武术学者，后来去申请了他的高级访问学者，系统学习了学术写作，成功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在访学阶段结识了他的学生，在一位师兄的引介下，2019年申请了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由此正式开启了我的学术历程。”（5号被访者）。

师承关系的选择和研究兴趣的形成通常是双向的，其深层意义上反映的是学术研究代际传承的问题。从学科学术发展方向看，2007 年上海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获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之后，凝练出武术历史、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传播、竞技武术科学化训练、传统体育与健康促进等6个学科方向。学科方向的确立可看作学科学术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历次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组织编写的《民族传统体育学（武术学科）发展研究报告》中，学科学术发展方向基本是在这6个基础方向进行了微调。传承至“80后”一代，他们依据不同的师承关系延续不同学科方向继续发展，也形成了这一代人的学术增量。

“硕士毕业后，我继续跟随导师读博士，在‘传统体育养生’研究领域，跟随导师系统学习了6年，我现在所做的‘中国传统养生技术整理’以及‘中国传统养生功法复原’等研究，依旧是延续了读博期间导师制定的研究方向，包括我现在带的研究生也主要研究‘传统体育养生’方向。”（9号被访者）

3.2   学术成长：学术立场的选择与坚守

在学术实践过程中，研究者学术网络的不同以及学术训练方式的不同和研究兴趣的偏向，为自己确定了某些学术问题，由不同的问题导向形成了多样性的研究议题，一个学者专注于某一类研究议题，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他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基本假设、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乃至研究范式上均有差异，这也就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规范，学者在该研究领域进行学术实践，又将基本的研究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基本学术信念，从而形成了基本学术立场和研究领域。一个人何时真正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为之坚守，背后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一种较为公认的观点是，研究领域的确立是受个人研究志趣的引领主动选择的结果。

“我本科专业是生物技术，一直喜爱武术，尤其是被老一辈武术家（如蔡龙云先生）那种文武兼备、温文尔雅的形象所吸引，本科毕业后就选择了攻读武术的硕士，延续导师研究方向，在读硕士期间主要专注武术传播的研究。在读博士阶段，和导师商议后确定以‘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研究—人人、身心、天人的视野’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方向，现在带的部分学生正在围绕这一领域继续做研究。”（10号被访者）

除了这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解释可能更具有客观性和代表性，即学者研究领域的形成，除了个人志趣的选择外，更多的是成长的学术网络以及学术训练影响的结果。例如1号被访者说：“博士阶段我是跨学科攻读的哲学博士，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本想研究太极拳的哲学思维，但导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最后还是延续导师的研究范畴，确定了论文题目——道器之际：王船山的‘象’哲学思想研究。”

总之，从对“80后”武术学者的访谈中发现，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相似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促成了他们较为相似的心理认知，尤其像“考研”和“考博”这类具有共同经历的事件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般的集体记忆。但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机遇和志向选择又各有不同，如他们的求学历程不同，参与的学术网络不同，形成的研究领域不同，坚守的学术立场不同，这些不同也使得“80后”武术学者走上了不一样的学术道路。

3.3   学术瓶颈：学术研究的完善与突破

在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决定了学者学术研究的基本走向，不同的问题导向形成了学者多样性的学术实践。所以，为了更客观地探索“80后”武术学者的问题意识，本文将部分“80后”武术学者的学术论文进行了量化分析。

具体方法：①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4月30日），采取高级检索，学术期刊来源类选择为CSSCI论文检索，选择“作者”，输入姓名，其他条件默认，剔除同名作者以及不相关文献；②总被引数≥100，进行作者筛选；③检索学者之间合作论文，统计到第1作者名下，采用“不重复”的计算办法。

共检索到199篇论文，学者最高发文量为35篇，最低为7篇，其中：学者单篇被引频次最高为95次，最低为1次；学者个人总被引频次最高为882次，最低为108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统计的论文中，有66.33%的研究具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5.53%的研究具有“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21]1，由此也可看出，虽然本文的统计的样本量不大，但从学术质量和研究高度上基本能代表“80后”武术学者群体的研究趋势和学术走向。

基于中国知网计量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统计筛选出了前10个高频“共现关键词”，依次为中国武术（112次）、武术文化（55次）、武术技术（43次）、拳种（42次）、武术教育（39次）、武术比赛（33次）、武术技击（29次）、竞技武术（26次）、习武者（25次）、学校武术（23次）^[21]2。可以看出，“80后”武术学者发表的论文基本集中在“文化”“教育”“技术”等传统性的学术议题。而且，由于多位学者具有跨学科学习的经历，在学术论证过程中运用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和规范的学术话语发现和分析问题，也成为这些研究的特色。

当然，在看到“80后”武术学者的一些成绩的同时也发现这个群体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1）研究领域“不充分”。这个问题直观呈现为“80后”武术学者学术议题的选择问题。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但是处于现代学术体制竞争中的“80后”武术学者在面对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等现实的压力下，不得不追求“快”出研究成果，而对一些耗时久、出成果慢、创新难的基础性学术研究领域，如武术史学类研究、学科基础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以及大样本的实践调研类研究涉猎较少，而这些恰恰是夯实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核心研究领域。所以，如何调节个人的学术压力与学科发展的需求成为“80后”武术学者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如一位已经获得教授职称的“80后”武术学者说：“我之前写论文，更多的驱动是为了评职称，可以说‘为研究而研究’，现在职称问题解决了，做研究也从容些了，比如我发现很多业余太极拳参赛者技术动作有悖健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从民国时期开始的太极拳竞赛史料，耗费了大量时间才形成了一篇研究综述，但是，在现在这个职称体制下对于青年学者而言这样研究也很难坚持。”（6号被访者）

（2）研究主体“不突出”。“不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者们在研究论证过程中过多地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以理论为中心，以武术的现象为资料，使得一些研究陷入了“现象套理论”的旋涡，形成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外学科特征。对于这个问题，“80后”武术学者也已有所关注，如刘文武^[22]指出，“武术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实践，这些实践正是建构武术原创理论的‘自留地’，而武术理论研究不从实践出发，只着眼于外学科理论知识的现象则是在荒废‘自留地’”。

此外，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引发了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也衍生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方向。如何发现和推进中国武术研究与这些新研究方向的结合，创新武术学科方向和学科布局，这也是需要当代“80后”武术学者共同思考的重要问题 ^[23] 。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学者与学科的互嵌互构”的研究视角，将教育改革、学科发展、学术实践3个宏大主题融合在“80后”武术学者的成长叙事中，由此寻找由时代锻造的个人命运史在学科发展中的隐性含义，实现从学术生产者（学者）的学术实践和生命历程追溯学科、学术发展的研究效果。从成长历程来看：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武术热是“80后”武术学者认知武术的共同起点，武侠电影、武术杂志、习武练拳成为他们少年时期的集体记忆；在求学阶段，他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并轨等变革带来的冲击，塑造了他们敢于创新的性格特征，这成为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特资源。在学术实践上，尽管“80后”武术学者在武术历史、武术教育、武术文化等传统学科方向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增量，但研究领域的“不充分”和研究主体的“不突出”也成为困扰他们学术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当下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命题下，“80后”武术学者如何发挥群体力量，突破学术瓶颈，立足中国武术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推进中国武术学术研究领域和学科方向的创新，助力中国特色体育学的发展，将成为这代人共同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