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改善健康脆弱性：体育健康技术增强问题的缘起

健康脆弱性是相伴人类而产生的一种自然属性。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人们观察到的健康脆弱性更多地表现为人们因为疾病而死亡的现象，因此获得长寿需要有效克服疾病的致命性威胁。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探索如何有效克服健康脆弱性^[1]，并发展出针对疾病治疗的人类增强技术（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医学技术。众所周知，现代以来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疫苗、抗生素、胰岛素等产品的研发和使用，有效遏制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一些重大疾病，普遍延长了人类寿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然而，随着人类寿命的增长，如何有效遏制以慢性病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明病（diseases of civilization）的蔓延成为一个社会难题。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发达，医学领域也引入了电子技术来改善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人们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和远程健康管理^[2−3]。这种由以电子方式传输、存储和检索等数字技术构成的新型健康管理技术被称为电子健康技术（e-Health technology）^[4]。21世纪后，电子健康技术成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典型，特别是纳米、生物、信息与认知（Nano-Bio-Info-Cogno，NBIC）会聚技术的出现更加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5]。然而，尽管研究^[6]认为人类增强技术可以使人类变得更强壮、更敏捷、更聪明、更长寿，甚至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来掌握自身进化，但是人类社会慢性病不断蔓延的事实表明，医学技术在慢性病防治上处于失灵的状态，这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健康增强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人们发现体力活动的锐减、过度摄入热量和紧张的生活方式等是导致慢性病蔓延的主要因素。为此，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上提出了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策略，1992年又提出了健康的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毫无疑问，运动在四大基石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各国陆续出台了运动促进健康政策，如美国的健康公民计划、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计划和我国的全民健身计划等，力图通过推进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来缓解慢性病蔓延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子健康技术开始快速进入运动促进健康领域，推动了智能化运动场地和装备体系的快速形成和发展。诸如基于移动技术和可穿戴设备的个人健康管理和实时监测^[7]、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医疗^[8]等电子健康技术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运动促进健康的重要工具。例如，华为擎云HA580智能手环集合了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技术、AI技术、光学技术和智能算法等先进技术，具备睡眠监测与科学管理、心率监测与风险预报、心脏健康研究及专业化运动方案制定与指导等功能。智能化运动装备的快速普及形成了独特的体育健康技术，即人们为了有效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成效，将电子健康技术与体育健康活动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体育健康治理技术。

此处的体育健康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意指以运动促进健康为手段的一种健康促进模式；医学健康则指向疾病的治疗与预防。之所以使用体育健康的概念，是因为体育作为一个领域与同样作为领域的医学概念相对等，因此形成了体育健康和医学健康的一组概念。基于这一认识，体育健康技术概念可以表述为由体育健康+电子健康技术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概念。

体育健康技术与医学健康技术不同。医学健康技术的逻辑起点是疾病的治疗与预防，是基于促进身心回归“正常态”（即“非病态”）所形成的技术及其活动；而体育健康技术是以“人的良好生命态”为逻辑起点所展开的技术构建与运行。因此，医学健康技术增强的目的是疾病的治疗与预防，而非“人的良好生命态”的养护和提升，而体育健康技术增强的目的与之存在明显差异，旨在通过运动来养护或提升并形成“人的良好生命态”。由于人的生命体包含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关于“人的良好生命态”的判断就必然包括人的生理性、心理性、社会性和道德性等基本要素，即意味着健康是人的生命体整体性良好的一种状态。这就形成了体育健康技术存在与发展的旨趣。

技术是由人创造出来并且为人服务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因此其本身必然承载人的价值判断，内含一定的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类的价值取向^[9]，即技术负荷着价值^[10]——正向价值或负向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可以判定，体育健康技术同样负荷正向价值或负向价值。体育健康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命体，既可能实现人类增强的正效应，也可能产生技术异化的负效应，因此如何促进体育健康技术增强正向价值生成并有效遏制负向价值产生成为一个难题。体育健康技术与医学治疗技术存在明显差异：后者的应用必须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医护人员在医院等专业化领域展开，即医学技术具有清晰、专业的行为边界；体育健康技术则不同，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相融合，缺乏明确的边界规范。因此，体育健康技术具有更强的社会渗透性和更广泛的社会覆盖性，这就可能导致十分普遍的社会价值风险治理难题。换言之，体育健康技术既可能在遏制慢性病方面无法取得显著效果，又可能产生新的价值负效应。很显然，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具有重大价值的社会治理问题。

2.   正效应与负效应：体育健康技术增强的价值分野

从技术价值论视角来看，体育健康技术负荷价值。价值体现了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的一种客观关系^[11]，因此改善健康脆弱性客观地成为体育健康技术的价值内涵，即体育健康技术的价值是人们为了实现基于运动健康增强目标而展开行动所产生的，是主体的健康需求与技术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活动的必然结果。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的也非恶的，是人赋予了技术以意义^[12]，因此作为方法和工具，技术的行为目的问题总是存在于技术之外^[13]。这就意味着，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既可能实现健康增强的正价值效应，也可能形成反向的负价值效应。

2.1   正价值效应：体育健康技术增强

体育健康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力促进了健康增强，产生了显著的正价值效应。

（1）激发主动健康价值观的形成。健康总是与人所处的“特定域境”相关，认识健康问题必须回到健康所在的具体域境之中^[14]。体育健康技术为人们的健康治理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运动生活域境，呈现出生动的健康样态，提升了人们的健康认知水平。该技术的发展切断了健康与疾病的密切关联，帮助人们摆脱了传统疾病域境对健康认知的束缚，建立了基于良好的人的生命状态判断的健康价值观，不仅将健康由单一生物学决定状态推向了生物学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共同塑造的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主动健康理念的形成和行动的展开。在该技术创设的生动的生命状态体验域境中，人们既能通过评估运动负荷状态下的生命状态变化来确定健康水平，理解医学技术测量所评定的健康状态，又能理解复杂心理表达下的健康人文性内涵，更能理解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所构建的健康的社会性和道德性要求。体育健康技术推动了人们将健康置于生物性、人文性、社会性和道德性复杂域境中进行考量的行动，这不仅为人们构建全新的健康框架——生理、心理、社会和道德均良好的状态提供了域境和动力，而且有力推动了主动健康价值观的形成，为体育健康行为的养成创造了条件。

（2）实现主动健康的技术增强。21世纪以来，移动健康管理的勃兴^[15]推动了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运动健康领域的融合^[16]。在此基础上，体育健康技术通过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泛在技术等手段重构了泛在性的基于人—机—物的体育世界^[17]，打造了运动健康管理专家式的活动场景，为人们提供了智能化泛在性运动健康服务。常见的场景是：智能化运动装备不仅可以真实记录用户的身心变化、运动过程等数据，为用户科学管理运动过程提供技术支持，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运动大数据的深度分析，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健康评估、疾病预警、运动行为管理等服务^[18]，为用户创造健康价值，如康复机器人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生理及训练强度等指标为科学运动提供支持，帮助用户更快地恢复运动功能^[19]。实际上，体育健康技术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健康信息、运动学习与训练资源，使个人能够更容易地获取运动促进健康的知识、技术和技能，而且还促进了运动、健康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跨界的健康服务，如健身、营养和心理健康领域，且这种跨界合作使健康管理更加全面，而不是仅局限于传统的医疗健康领域^[20]，从而为形成主动性的体育健康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撑。由此可见，运动场景化的设定和智能化运动管理的推进增强了人们对运动人体、品质人体的深度体验，从而使人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从事体育活动。这不仅有效促进了人们身心机能状态的提升，而且通过充分展现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交融发展的内涵的方式，推动了人们更加深刻地体验良好生命品质所产生的快乐与幸福，实现了基于主动健康理念的人们身心、社会和道德全维度的健康技术增强。

（3）促进健康的共建共治共享。体育健康技术通过数字技术、通信技术、泛在技术等技术工具，构建能够满足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全人群运动促进健康需求的科技服务平台，为运动健康服务提供支持，不仅提高了体育健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而且提升了体育健康资源的质量，从而为普及运动健康服务供给提供了可能性。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以通过自动监测和分析用户生理、行为和心理数据，为用户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干预方案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了系统记录运动过程、分析运动与健康数据、制定运动处方、远程实时指导等服务。这有效促进了专业人士、管理机构参与大众运动健康服务过程，通过将专业指导、专门化治理与大众自我管理相结合，降低了运动健康服务的成本，扩大了运动健康服务的覆盖范围，增加了运动健康服务的可达性，使更多人能够共享先进技术发展带来的均等性运动健康服务。例如，有研究^[21]认为，电子健康档案的建立可以通过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来改善其健康水平。体育健康技术通过搭建健康教育平台，打破了时空限制，借助互联网、移动应用等方式，不断优化体育健康资源配置，让健康资源触手可及，缓解了体育健康资源分布不均的压力，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体育健康知识、技术和技能指导以及训练服务。换言之，深入推动从技术嵌入向技术创新转变，加快促进从人机交互向人机融合转变，全力推动从单一治理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变^[22]，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健康共享。

（4）推动健康技术民主化发展。技术民主化关注个体的技术自主权和参与权问题，旨在防止由于技术被少数人控制所形成的不公平。技术设计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权力和政治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接触、使用和塑造技术，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技术带来的影响^[23]。体育健康技术的广泛应用支持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可穿戴设备、移动互联等技术手段对用户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帮助用户更加主动地参与自己的健康管理，从而推动基于医生主导的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基于权利主导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变革，生动体现出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所倡导的“人性化技术”理念^[24]；体育健康治理权力由传统中心向去中心化发展，通过构建泛在治理体系和机制的方式，推动了体育健康治理权力均衡性发展；通过技术测算等方式科学优化不同区域体育健康资源分布，特别是针对脆弱性地区和群体进行优化布局，以确保脆弱性群体获得更加公平的资源共享权利，并通过推动社会公平的方式，有效提高运动促进健康服务的可接近性和可负担性，打破事实上的不平等。体育健康技术通过这种泛在发展方式，打破了运动健康知识、技术和技能由少数精英控制和垄断的不利局面，增加了公众参与和决策的透明度，让所有群体都能从该技术进步中受益，使技术发展更符合社会需求和价值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真正解决WHO提出的全民健康覆盖问题，确保现在和将来所有人都可以获得预防、促进、治疗、康复等所需的卫生服务而不会有经济损失或陷入贫困的危险^[25]。

2.2   负价值效应：体育健康技术异化

技术具有两重性特征：一方面技术强有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解决人们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难题；另一方面技术也常常可能危害人类社会发展，或者反过来控制人类本身，从而产生与其助力人类美好生活的本意严重背离的技术异化现象^[26]。体育健康技术已经呈现类似的技术异化现象。

（1）认知偏移导致的技术泛化。体育健康技术功能强大，为人们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助力遏制慢性病危机的同时，也诱发了人们的过度认知，导致认知偏移，形成技术泛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体育健康技术在身心机能评估、运动方案设计和精准化运动健康指导等方面所展现的强大功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人们认为，对于体育健康技术尚未解决的实际问题，一定可以通过不断地创新技术、研发新产品的方式来解决。可以说，技术认知偏移结果的出现必然推动人们对技术结果的过度信服。媒体对体育健康技术应用持有的乐观态度和广泛宣传、推广，进一步塑造了技术的良好形象，这又导致认知偏移的加剧。不断强化的技术期盼和认知偏移使人们形成了技术依赖和技术膜拜。人的主体理性的逐渐削弱和技术理性的不断增强导致人的理性服从于技术理性，从而推动了技术泛化。实际上，疾病或损伤总是不可完全预见，人们总是难免会产生技术焦虑，并可能造成心理健康的损伤^[27]，从而对可能由新兴技术所引发的未知风险产生一定的恐慌与抗拒心理，并经由特定的渠道进行扩散，产生风险感知的耦合效应^[28]，因此技术泛化风险始终存在。换言之，人们理应对技术应用风险采取一种警惕和预防机制，以有效控制技术风险的产生和蔓延，但是人们对技术认知的非理性偏移遮蔽了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反而导致人们更加渴望使用技术手段来识别所有健康不利因素和更好地管控运动过程，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技术泛化风险。

（2）关注错位产生的技术失范。随着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等与云计算、情景感知、移动通信和无线传感网络等技术融合构建起来的电子健康服务新模式^[29]深度融入体育健康领域，运动App、智慧体育公园、云上健身等运动健康服务新模式不断涌现。可以说，体育健康技术的快速发展激发了人们对技术的热切关注。技术成为目的，而非健康成为目的，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导致了原初健康目的的偏离和技术目的的融入，从而使体育健康技术缺乏健康规范的引导和束缚。在体育健康技术直观呈现功能的支持下，人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和了解身体运动状态和变化过程，这极大提升了人们对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心，激励着人们更多地关注数据变化、技术展现和技术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逐渐将技术过程理解为技术本质，并且将之替换为健康本质，其结果是越来越追求技术的结果，而非健康的结果。

用户感知价值和风险的状态对其采用移动健康技术具有显著的影响^[30]，因此人们往往会因为规避技术结果（如数据的不合理性）而采取行动，从而导致对健康的损害。例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将健步走的过程而非健康促进作为目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几乎都在关注健步走的过程——每次走多快、每天走多少步等，甚至为了登上微信运动榜首位置而采取一些极端行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缺乏原本设定的健康目的的规范下，过度健步走成为普遍现象，最终使很多人由于严重的运动损伤而不得不放弃运动。也就是说，人们过度关注体育健康技术应用过程导致的错位现象往往会进一步导致技术过程对健康目标的替代。健康目的的偏离导致健康对技术活动规范的缺位，形成了技术过程即是健康价值的错位判断，最终导致了技术失范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3）解释过度推动的技术超限。对运动结果的过度解释正在形成普遍性的健康风险。首先，利用体育健康技术对运动人体进行检测和评估不仅已经成为常态，而且测量结果也成为人们评价运动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因此当人们看到检测或评估结果数值高于或低于正常值时，往往就会产生明显的健康焦虑。然而，所谓的正常值是通过对一定数量人群的生理、心理等数据测量形成的常规性数据阈。这个阈值是基于众多样本数据分布而人为设定的区间，处于阈值内的数据代表符合常态化分布的意义，即正常状态。这个阈值忽略了个性化差异，而个性化差异可能会导致某一数据偏离常态分布，但针对个体而言仍然是正常的生命状态，因此如果测量数据与正常值不一致，那么就是“异常的”但未必是“病态的”，但实际情况是人们往往对异常值进行过度解释，不仅将之与病态结合起来，而且对略微偏离的数据表现出异常的关注，从而引发深深的焦虑。其次，影响正常值变化的因素非常复杂，不仅包含专家个人的价值判断，还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考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数据常常被过度解释，导致阈值也经常性地被修改、提高，从而让健康人变成患者，导致患者数急剧攀升，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与精神负担^[31]。再次，普遍存在的技术测不准问题被严重忽视了，认知滞后、因素复杂性和技术不完备等难题导致的普遍测不准现象^[32]严重削弱了技术解释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技术仍然持有近乎绝对信服的态度以及对技术结果过度解释的热衷。人们对数据的过度解释不断强化了技术的权威，将之置于被膜拜的地位，这就导致技术数据意义的不断泛化和技术活动的不断超限，使技术发展成为逐渐摆脱规则束缚的一种特殊存在，从而为技术超限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实际上，技术正在以过程的合理性、测量的科学性和数据的权威性等符号特征左右着人的行动，使人按照技术规则行事。这不仅导致人主体性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导致技术失去了规范的束缚而愈发泛化。

（4）数据依从形成的技术失控。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慢性病蔓延日益加剧使人们增强了健康意识，产生了对运动促进健康的强烈需求。由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应用形成的体育健康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在满足人们运动健康需求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数据思维、数据逻辑和数据规则等已经客观内化为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动准则，使其逐渐失去了主观性、经验性、情感性等方面的判断，产生了显著的技术依从行为。体育健康技术通过数据的权威性设定，使技术目标发展成为人的行为目标，对体育健康行为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进行规导，使人按照技术数据的标准和意义行动。社会医学化的发展抹去了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界限，将正常的生命状态纳入医学治疗范围，如将肥胖列入治疗领域，从而扩大了医疗的范围。针对肥胖的运动干预是基于生理数据的标定而进行的，即将生命的一种偏态——肥胖标定为非正常态，并将之与生命危险关联起来。实际上，肥胖可能会导致生命风险，但是这种风险也可能不会发生，只是数据将正常生命态标定为风险状态并将之划为治疗范围。

跑步者“配速”现象的出现是另外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数据依从案例。“配速”原是运动训练领域中用来训练长跑运动员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指运动员进行跑步训练时，教练员将运动员千米跑步用时作为调控运动负荷的依据。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跑步发烧友”的出现，将这一专业跑步训练领域中的标准和行为引入业余跑步，开始严格依据智能手表的“配速”数据调整跑步速度，而且这一现象呈现出快速扩散的态势，即根据“配速”跑步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大。在跑步过程中，当电子运动手表呈现的实时数值低于“配速”时，跑步者往往会立刻提高自己的跑步速度，使之达到“配速”的要求，而不论“配速”的设定是否科学，如跑步环境可能不是常规性的而是异常性的，如寒冷的冬季早上等。特别是，跑步中人的感受被技术数据所替代的现象比比皆是，即跑步者感受到“难受”的状态但跑速却低于“配速”时，人们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而选择相信“配速”的标准，坚持较高的强度或提高跑步的速度。正是由于标准化的“配速”成为决定人们运动量合理性的绝对权威性力量，因此近年来跑步者猝死现象频发。

由此可见，“配速”所呈现的数据已经成为控制人们运动健康行为的手段，即人被技术所控制。这是因为，数据依从往往导致运动个体对技术标准的盲从和对自我主观感受的忽视，甚至忘记为了健康而选择运动的原初目的。技术数据成为人们选择和坚持运动的重要依据的普遍形成，推动着技术理性对人主观性、情感性等本质属性的全面控制，这又必然要求生动的运动个体服从冷冰冰的技术逻辑和技术标准。换言之，体育健康技术在服务于人们健康改善的同时，又因为数据依从导致的技术失控问题而出现过度运动甚至损害健康的现象。

3.   体育健康技术异化的成因

技术异化是伴随着技术开发与应用而产生的，是技术在环境因素影响下的自主性活动的必然结果。技术效率、技术效益凸显导致的社会价值的偏向，以及以效率最大化为特征的技术理性的泛化^[33]，强化了技术的正确性、可靠性、自主性和祛魅性，使人们超越主体行为的伦理界限而展开行动，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技术异化现象，而且还隐藏着用异化技术来控制技术异化的巨大风险。

（1）“技术正确”对人主体性的座架。体育健康技术作为“正确性技术”，成为人们判定运动合理性和健康与否的重要工具和标准。如上文所述，马拉松运动专业化训练所使用的“配速”概念已经客观变成了健康而跑步人群常规性使用的概念。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来调控自己的运动健康活动过程时，既不考虑这种控制跑步的标准化规范是否适合业余跑步者的问题，也不思考是否可以帮助自己完成运动促进健康目标的问题。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电子数据是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因此可以成为人们判定运动行为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这不仅使个体差异被技术正确性所遮蔽，而且这种正确性的不断强化和泛化又进一步弱化了人们对技术合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使技术数据成为具有元意义的客观存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

可以说，“技术正确”通过将生动的个体行动置于理性规则的束缚下进行，获得了“合法”“合理”改造人的生命状态的独立的权威性。例如，尽管人们认为ChatGPT技术由于训练集中数据的不完整或指标设置不严谨而存在较大误差，从而增加了病情误判、误诊等严重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34]，但是仍然对该技术持信服的态度，而对存在的风险似乎置若罔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相信智能可穿戴设备对人的睡眠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是科学的，可以将其作为判定自身睡眠质量的依据，而当个体感觉睡眠质量不错，监测结果却显示睡眠质量不高的时候，个体往往会直接接受技术的判定而抛弃自己的主观感受，从而显得忧心忡忡。可以说，技术理性的统治以强大的迷惑性为内在属性，在意识形态功能属性生成上遵循从“外部追加”到“内在蕴含”的逻辑，以“欲望满足”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机制^[35]。可见，“技术正确”的规约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信服，削弱了人们对自己健康感知的信任，使人逐渐失去了人的独立性地位，成为技术的附庸，即人的主体性被技术座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技术异化。

（2）“技术可靠”对人自由性的剥夺。体育健康技术作为“可靠性技术”，已经客观延伸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形成了决定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依据。一般说来，技术的可靠性表现为技术过程和技术结果成为人们运动健康决策和运动行为管控的基本依据，即依据技术测量、技术结果和技术标准展开运动行为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体育健康技术的运作轨迹、操作标准和基本规范总是可以被人们清晰地观察到，且被观察到的技术活动总是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因此被人们认定为助力运动促进健康的可靠性工具。即使可能出现某些技术功能异常问题，人们也不会认为这是技术的问题，而认为是由于技术研发不足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加强技术研发来解决。这样，体育健康技术的可靠性形象和特征就得到了不断的显现和强化，从而引导人们对愈加精巧和功能愈加强大的体育健康技术产生深度认同。

在人们看来，体育健康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运动健康治理存在的种种问题，有效改善人类健康的脆弱性，明显改善和提升身体运动机能水平，使人保持充满活力的良好状态。在这种共识的推动下，人们形成了对体育健康技术的严重依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们根据智能手表所设定的运动处方开展运动，并根据运动过程监控数据调整运动量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技术成为主导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可靠性力量的事实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运动领域经常使用的经颅刺激技术在对个体运动行为进行干预的同时也可能对个体情绪和行为选择产生不利影响，即技术通过改变或增强人类的认知和情感状态，损害了主体人的自由，从而引发了关于人的自由意志、人格完整和技术决定论的激烈争论^[36]。然而，技术总是充满理性的，具有不以人的主观变化而变化的令人信服的客观性，这种“价值中立性”的形象为人们将技术理解为不以人的主观活动而改变的存在提供了充分且直观的证据。可以说，这种技术理性的自我辩护已经客观影响了人们对技术的认知、批判和使用。试想，如果运动行为的产生和选择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受到技术的决定性影响，那么个人的责任是归属于主体人还是归属于技术就变得模糊起来。一旦人失去了责任的主体地位，那么技术终将成为控制主体人的绝对力量，最终使人失去其原本的自由性，即技术的可靠性剥夺了人的自由性。

（3）“技术自主”对人自主性的僭越。体育健康技术作为“自主性技术”，不断强化着对自身功能性价值的内在追求，造成了普遍的对自身合理性限度的超越。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健康领域中，人们自身健康的基本规定与目标设定、技术本身的和谐性规定等客观地成为体育健康技术合理应用的前置性假设，即体育健康技术应用的合理性限度是既不能危害人的生存与发展，又不能损害社会健康的和谐和安定^[37]。然而，技术总是将效率作为第一目的，并以之引导主体人对技术合理限度及其超限行为的理解，所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必然要打破各种限度的约束，使效率的实现成为可能，这就导致主体人对原有健康目标的忽视和对技术先进性的过度追求，从而为技术超越合理性限度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体育健康技术通过技术理性的巨大推动作用建立起的自我发展逻辑和展开的价值生产活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王国。在技术理性的规范下，技术自我完善、自我强化和自我独立的逻辑使得技术对健康价值的促进活动产生了偏移，其结果是以技术发展自我逻辑重构了人类良好生命状态养护的价值目标、价值内涵和价值生产活动。换言之，体育健康技术理应在价值性和效率性协同的前提下展开价值生产活动，但是不断强大的功能性内在价值目标的确立导致技术的效率性成为主导力量，而非价值性规约着效率性，这就使得技术忽视、误导和置换其内在规定的健康价值。

体育健康技术一方面通过价值重塑的方式使其逐渐摆脱了健康目标这一前置性假设的外在约束，使健康自主性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通过功利性成效的激励作用使其摆脱了主体人为技术发展所设定的价值逻辑的自我约束，转而建构起基于自身合理性的逻辑体系，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存在。换言之，体育健康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超越了前置性的健康目标的外在约束和自身价值性的内在限度，不仅其自身逐渐发展成为不受主体人约束和控制的异化之物，而且也使得主体人愈加依附于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和结果。主体人对自我自主性判断的忽视和技术对主体人价值逻辑的剥离与自我自主逻辑体系的塑造，最终导致技术自主性僭越了人的自主性。

（4）“技术祛魅”对人文性的遮蔽。体育健康技术作为“祛魅性技术”，物化了运动促进健康过程，强化了传统意义上将疾病与健康关联的认知，将以促进健康为目的的运动过程简化为人的有机体的物理活动过程，从而将人的主动性、体验性等主观感受及其相关活动排除在体育健康领域之外。实际上，WHO提出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损伤，而是一种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好状态”的定义之所以备受质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该概念过于笼统和抽象而难以被测量，因此开始考虑如何寻找一种可操作的健康定义，以使之对医疗卫生实践具有指导意义^[31]。实际上，这种可操作性的健康定义仍然是基于医学健康的视角产生的，因此可能反过来又为人们思考健康问题预置了疾病治疗和预防的视角，由此可能导致误判和对技术误用的强化。

首先，这种以疾病防治医学目标对促进良好生命态的健康目标的偷置，不仅具有“无病即为健康”这一传统观念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人们关于体育健康技术正确性、可靠性和自主性权威确立的强力支持。从现象来看，体育健康技术权威的普遍建立导致技术崇拜现象的发生，即一种从心理、行为和价值观上深受数字系统影响而表现为对数字技术及其数字系统过于依赖，以及对其塑造的意识形态过度顺服的社会异态现象^[38]。技术崇拜往往是遮蔽技术负向价值的事实性存在，因此主体人必然只会“看到”技术的正向价值而忽视其可能产生的负向价值。其次，体育健康技术总是以个性化技术的面貌出现，遮蔽了其作为标准化技术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该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前提是抹除了个体的差异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体人成为“标准化的人”，进而导致主体人失去了主体性判断、人性化思考、情感性体验和自主性行动等人文性特质，呈现“单向度的人”^[39]。这里的单向度毫无疑问指向了技术理性向度，而非具有鲜明人文性的主体性向度。最后，体育健康技术过度显现技术功效，遮蔽主体人在运动促进健康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实际上，作为基于“人的良好生命态”价值判断所形成的健康观，无疑对主体人针对健康目标采取主动性和能动性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就客观需要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采取有效的运动健康促进的策略，推动主动健康新模式的普遍应用^[40]。然而，过度显现的技术功效无疑将人们的健康促进视野引导到技术上来，客观阻碍了主体人的主动健康模式的构建与推广。由此可见，技术祛魅性对健康人文性的遮蔽愈加释放了技术的自主性，最终导致主动健康新模式难以有效推进。

4.   人的良好生命态：体育健康技术的规治

4.1   重设体育健康技术的价值性

人的生命价值提升是体育健康技术合理性的根本依据。

首先，人的生命价值关怀是体育健康技术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依据和本质规定，并从主体、客体和实践三个维度体现为以人的生命作为客体的自主性、他人与社会满足的有用性和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性^[41]，即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这就为体育健康技术设定了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即技术需要以养护和提升生命价值的人文内涵为前提展开行动，其既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构成，是为服务主体性健康而存在的，也是客体性存在的主体人身心整体性的重要表征，更是受生命价值规约的，即体育健康技术除了维护生命的效用价值外，还要维护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论价值，即人道价值^[42]。

其次，由于人的生命价值既体现为人道价值，又体现为满足自己、他人与社会而被自己、他人与社会需要的实用性，这就意味着技术内含着对研发和应用维护生命价值的手段的价值规约，即借助技术手段展开提升人的生命价值的生产活动，必须在满足本体价值（人道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既要充分保障人的尊严和权利，又要考虑不损坏他人利益的基本问题，使技术成为维护“人的良好生命态”的公平公正且富有效率的客观性存在。

最后，作为以促进“人的良好生命态”为宗旨的体育健康技术，不仅需要清晰划定疾病与健康的边界，更需要清晰划定正常生命态与良好生命态（健康）的边界，从而为该技术针对不同生命态展开专门性的治理活动提供线索。这一重要前提的设定不仅为将基于“人的良好生命态”所定义的健康——主动健康确定为体育健康技术的价值核心和基本任务提供了依据，为更加有效推动社会主动健康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更能够为体育健康技术的合理性发展提供依据和动力，从而使体育健康技术既完成原本担负的健康促进任务，又推动自我良性发展，实现技术价值性和效率性的统一。

4.2   规约体育健康技术的自主性

技术自主性是技术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常常认为，技术自我的独立性、渐进性和累积性的内在逻辑或机制主导着技术发展不受制度和人为因素的制约，表现为目的适应现存的工具^[43]。这种温和的技术决定论^[44]是将技术发展视为与人为因素无关的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其发展方向的偏颇性观点^[45]。为此，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性认识，认为技术首先承载着人文价值。在运动促进健康领域中，技术承载的人文价值就是“人的良好生命态”的促进与维护。“人的良好生命态”作为健康人文价值的内涵规定，客观要求体育健康技术既要遵循技术效率和效益目标的基本约定，更要遵循前置性的价值规约——对生命价值及其延伸价值进行维护和提升。

首先，作为价值目标引导下的自主性，体育健康技术需要将“人的良好生命态”作为前置性假设而确定下来，以此作为其自身服务健康促进而开展合规律性行动的重要依据。其次，作为目的性和规律性相协同的自主性，体育健康技术不能仅考虑自身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更要充分考虑实现体育健康目的所展开的行动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协同一致问题，构建和推进基于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整体行动体系。最后，由于将生命价值提升前置于技术自主性存在的条件，当且仅当该技术将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行动的规约时，才可能确保其自主性与人的生命价值促进的合理性和谐统一。

4.3   规范体育健康技术的人文性

技术是由人创造的，也是为人服务的，这是技术产生、应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规定，理应客观成为规治体育健康技术合理性发展的原则。执行这项原则需要重新确立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在促进技术回归人文^[46]和强化人文价值规范上展开行动。这就需要优先确定体育健康技术的人文价值规定，积极推进体育健康技术价值的人文性重构，将之构建为人文意向性和价值自主性相融合的一种技术人工物和充满人文性的健康综合体。这样就可以通过体育健康人文价值的优先预设，将人文价值全面融入技术研发和使用过程，进而规约技术的行动，使之在以主体人的价值判断为前提下展开行动，将之从仅仅关注技术效率性逐渐转移到既关注技术效率性又关注健康人文性，形成融合人文性的体育健康技术新体系和新机制，以有效解决技术自主性和人文性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同时，需要将人文价值设定为体育健康技术行动的合理性限度，以“人的良好生命态”的价值判断来规范体育健康技术的行动，以此实现技术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不仅有效规避了由技术正确、技术可靠所导致的认知偏移、关注错位等异化现象，而且为构建富有人文内涵的体育健康技术体系和治理行动奠定了基础。

4.4   激励体育健康技术的主动性

既然主动健康是一种积极、主动、系统的健康观，是主体人基于自我价值充分认知和判断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规定，则可以使用主动健康来规治体育健康技术的应用，需要建立主动健康的价值性规范。主动健康不同于以恢复机体常态为目的的具有防御性特征的疾病治疗，它以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整体处于良好状态为前提，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良好生命态”目标。因此，这种基于“人的良好生命态”目标而构建的主动健康模式，为体育健康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基本遵循。人的生命态是由基于生物性和社会性协同建立的一种新型主客体关系^[47]，因此生物性存在是人的生命价值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就内在规定着体育健康技术的首要目标必然是通过运动有效促进生命体状态的向好发展——既要确保生命体的存在，又要提升生命体存在的质量，使之达到良好状态。

同时，人的生命状态又是基于社会性而存在的，因此内含着主体人的主体性、人文性的本质规定，即人是社会的人，具有其他生命体不具备的如道德、责任、互助等独特的人文价值属性。这就决定着体育健康技术的价值生产必须完成对人文价值的维护和提升。道德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48]，因此体育健康技术必然内含着道德内涵。这些规定不仅决定着体育健康技术的价值属性和内涵——既要保证生物性价值的升值，更要保障社会性价值的提升，为生理、心理、社会和道德整体良好状态的确立提供支撑，更要为技术活动提供基本框架和基本规范。可以说，体育健康技术活动是基于价值性规定的、目的性引导的和技术性规范相统一的一种技术行动方式和过程，即体育健康技术是以“人的良好生命态”为目标，以主动健康为实现方式，以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为基本规范所展开的健康技术增强行动。

5.   结束语

总的来说，体育健康技术既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也是一种基于人文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存在。作为工具性、逻辑性和规则性统一体的体育健康技术，一方面既要实现工具价值，又要实现人文价值，另一方面更要让人文价值规约着工具价值的实现过程，即不仅要将维护和提升“人的良好生命态”前置于体育健康技术行动，而且更要将人文价值根植于体育健康技术的内涵，使之在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人文性的基础上，自身获得合理性发展，既实现技术效率性目标，又消解技术异化现象，从而为建设具有普遍良好生命态的健康社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