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的体教融合工作迎来第一个发展里程碑，也标志着学生体育竞赛在推动新时代青少年体育的改革发展上迈上崭新的台阶。竞赛本是体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环节，然而其在学校体育领域中却常常处于尴尬境地，两个常见的事例可以印证这一判断：一是在学生体育学习中的“有学无赛”。有关研究^[1]表明，“在14年体育必修课学习过程中，九成以上学生竟然连一次体育比赛都没有参加过；而仅有5%的学生参加过除学校运动会以外的正式比赛；现行学校体育赛事数量仍不足以满足3亿人规模青少年群体常态化参赛需求”。二是“常赛难行”。尽管当前我国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开展面向人人的体育竞赛活动”“持续推进‘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等进行了重点引导，但限于教育场域的过度竞争环境影响、赛事开展所需的体育场所限制以及体育教育者体育竞赛活动设计的能力差异等因素而成效有限，甚至一些项目的高级别学生赛事还常常出现“参赛人员与组织人员比观赛人数多”或热门项目赛事“贴钱赚吆喝”等现象。显然，如何重塑学生体育竞赛观并大力推进学生体育竞赛工作是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形成全新的竞赛育人认识，并在此框架下揭示竞赛育人价值，以及建立全员参与的高质量竞赛实践体系。

1.   学生体育竞赛的认识向度

认识向度是指在事物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连续不断深化与更新并有别于既往认识的过程，如对学生体育竞赛本原、本性（包括学生体育竞赛的本质、性质、目的等）的认识。学界对于学生体育竞赛的认识至少已形成两点共识：一是学生体育竞赛承载着育人的价值使命，在“以学校教育作为根基”^[2]的语境下其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绝佳途径”^[3]；二是学生体育竞赛作为一般体育竞赛的分支具有“以增强人民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在比赛中夺取优胜为目的，以比赛项目为内容，以运动规则为裁判尺度所进行的个人或集体之间的体能、技艺、心理品质和智能的较量”^[4]的本质属性。然而，对学生体育竞赛的认识不能局限于“特定对象（学生）参与体育竞赛活动的描述”，而应是体育竞赛话语在教育场域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并以此形成竞赛育人的认识链（图1）。对学生体育竞赛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图  1  学生体育竞赛育人认识模型

Figure  1.  A cognitive model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through sport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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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体带全”的重要支撑

学生体育竞赛既是“以体带全”的重要支撑，也是新时代促进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国一度在对学生体育竞赛的本质认识上存在偏差，具体表现在实践上“锦标主义的百年纠结”^[5]和理论上“以‘精英运动’取代‘竞技运动’的概念错位”。自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以来，“土洋”体育之争、“锦标主义”纠结就没有停止过。在对体育竞赛的认识上，我国走过一些弯路。例如，接受“体育是上层建筑”的观点，把体育竞赛等同于政治活动，并推导出“锦标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要八亿人民不要金牌”^[6]的谬论，甚至在一些体育竞赛中出现“根据敌友在赛中‘让’或‘受让’比分”等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竞赛对学生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常被泛泛地以“跑得快、跳得高”等评述掩盖，导致学生体育竞赛一度备受非议。在理论上则诚如任海^[7]所说，“长期存在以‘精英运动’取代‘竞技运动’的概念错位，使人们误以为竞技运动就是精英运动，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体育形态，使竞技运动失去进入学校教育的依据”。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学科的发展，“体育运动以及作为其主体形式的学生体育竞赛是培养人的活动”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用“四个重要”概括了新时代体育的新内涵：“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8]尽管学生体育竞赛不能直接等同于体育，但作为其中的基础部分具备核心引领效用已形成共识。

学生体育竞赛在教育场域则表现为“以体带全”。“以体带全”是指学生体育竞赛所具备对其他教育要素多维度、多领域、多方面的整合特质，可以带动德、智、美、劳四育并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引擎”。一方面，学生体育竞赛能够在不同资源、领域、范畴、主体之间形成利益共同点；另一方面，学生体育竞赛所呈现的整合性、综合性特点，被看作是“开发和提升基本生命力量的活动”^[9]。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教育“以体带全”是“常识”，那么体育竞赛“以赛带全”以促主体的全面发展则是“新知”。学生体育竞赛不仅在“赛”中实现了德、智、美、劳四育的融会贯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竞赛情境的通俗性、天然性、自由性、真实性，以及各方力量的加持使得“五育”融合育人更为丰满、紧密与灵活。因此，学生体育竞赛是“以体带全”的重要支撑。

1.2   “以体塑文”的关键载体

学生体育竞赛是“以体塑文”的关键载体，这是在体育从“实体化”到“符号化”的发展脉络中逐步形成的后天认识。虽然世界各国学生体育赛事的开展都以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为基础，但其所展现出的文化逻辑却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例如，2023年在成都举办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就糅合了“蜀锦”铺路、“蓉宝”做伴、川剧脸谱和太阳神鸟等古今交融的文化特色。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代理主席雷诺·艾德（Leonz Eder）感叹道：“这座城市的文化无与伦比，运动员们必将获得难忘体验。”学生体育竞赛的文化属性绝非一个“价值中立”与“文化无涉”的泛文化承载工具，而是一个展现民族特色文化主体存在与价值理性的载体。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学生体育竞赛，通过传承文化而实现“文化人”培育是“以体塑文”的逻辑起点。长期以来，我国体育领域对学生体育竞赛“以体塑文”的关键载体存在认识偏差。由于精英竞技体育长期扮演与国家的前途、国际地位息息相关的政治角色，人们把高水平体育竞赛仅当作政治工具，文化底蕴不厚、文化品位不高，“竞技运动项目难以发挥多元价值”^[10]，导致学生体育竞赛的文化承载力被遮蔽。同时，中华传统体育的“弱竞技性”特点，以及占据体育文化主流的竞技体育项目的“舶来”性质，使得一些人把体育竞赛当作西方文化传播的“推手”，忽略了我国体育文化由“自在”走向“自觉”的现代化嬗变逻辑，更漠视了学生体育竞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培育“文化人”的价值功能。这些认识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体育竞赛的开展。

“以体塑文”是指学生体育竞赛通过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运动项目文化、地域文化等多种文化要素的活态传承与融合发展，塑造具有中华血脉的“文化人”。一方面，学生体育竞赛作为载体鲜活地呈现着竞赛（competere，拉丁语）本身所蕴含的“在一起”（com）与“争取或寻求”（petere）语义^[11]，如“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并推动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如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中的“以德引争”^[12]。另一方面，学生体育竞赛自身的文化生成性揭示了竞赛中“人”的“类主体性”，学生作为文化传播与生产的“生力军”，在参与不同种类竞赛项目（或游戏）过程中，不仅以具身实践内化的方式展现并发展诸如女排精神、乒乓精神等中华优秀体育文化，更在此建构了自身符号化的“文化人”的全新形象。

总体而言，学生体育竞赛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底色，使其核心内涵更具深度，立论站位更有高度，外延维度更为广阔，附属支脉更加多元，同时实现由“竞赛的人”向“竞赛文化的人”转化，汲取学生体育竞赛内丰富的文化养料与思想源泉，并以较高的文化自觉性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去。

1.3   “以体育才”的主要方式

学生体育竞赛被认为是“以体育才”的主要方式，这是体育从“教育化”到“课程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共识。从世界范围内的学生体育竞赛活动开展形式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存在以强竞技性、学校主导为特征的“运动会”模式，美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存在以弱竞技性、社会群体（家委会）主导为特征的“运动日（节）”模式。随着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西登托普（Daryl Siedentop）提出的“运动教育模式”（Sport Education）成为体育课程的主流教学模式之一，“竞赛是以体育才的主要方式”这一认识得到不断深化，并表现在国外中小学“常赛”模式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全员参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凸显出浓厚的育才意蕴^[13]。

人之德为人之才锚定方向，学生体育竞赛始终在“育人”的基础上“育才”。首先，体育竞赛能够涵盖且综合“体质论”与“技能论”这两大学校体育流派的核心内涵与育人目标。虽然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体育学界有关“真义体育观”与“体育整体观”的争辩中，体育竞赛实际处于“体质论”与“技能论”探讨的视野盲区，其育才效应并未被充分讨论，但体育竞赛本身的育才效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体质论”与“技能论”的核心观点。这是因为体育竞赛一方面以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为依托，具有提升体质健康的效用，另一方面以一般性运动项目技能为载体，使不同主体在相互比拼下快速掌握、固定与深化运动技能。其次，体育竞赛的育才作用是包含且超越“健康”目标的。尽管由持续增多的“运动是良医”或“运动是良药”等科学新识延伸出的“将体育教育（P.E.）作为促进健康目的的一种手段”^[14]的认识已成为教育常识，但作为体育组成部分的体育竞赛可以超越“健康促进”的框架。一方面，在我国正在实现的“通过运动和竞赛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15]的过程中所创导的“全人”教育价值体系并非“健康”话语可以完全支撑，如青少年参加相扑、铁人三项等体育项目绝非只出于健康目的；另一方面，运动效用的综合性具有不可替代性，如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报道的“运动药丸”（exercise pills）的医学效用并不能取代运动本身^[16]。

体育竞赛的独特育才作用至少还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提升运动育才效果。爱尔兰科克大学Fiona C. Chambers等^[17]在其主编的《体育中的阈值概念》中提出的“身体反身性、运动审美、通过人体运动的自我实现和运动幸福感”4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阐明竞赛综合性育才的基本原理。②养成运动竞赛思维。“竞赛参与人创造出的行动（moves）相当于发明了新的风格，这在改变该项运动的同时通过运动中的身体来证实了系列新的思维方式。”^[18]“运动竞赛思维+”不仅综合快速直观的感性思维（快思维）与深思熟虑的理性思维（慢思维），有助于选择竞赛制胜最优解，而且还有益于纠正以创造性思维为基础的“竞优”（the race to the top）与以循规蹈矩为基础的“竞次”（the race to the bottom）之间的认识论悖反，避免“拔尖的陷阱”^[19]。③整合育才效果。体育竞赛一方面以具身化实践活动为核心载体，在求真、求美、求善的基本架构上将“知识→素养→成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紧密连为一个生成性整体^[20]，另一方面凭借对“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的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身体表征意向性、运动行为意向性等多种意向性的综合，衔接低维度的知觉预设、中维度的知觉交融（同理心）、高维度的主客合一^[21]，指向一元论意义上的和谐与共。这一事实也被国外学者所证实：Rhodes等^[22]通过实验发现“竞争中的儿童重视‘类身份’并普遍以类别来解释自身或他人的行为”；Reimer等^[23]揭示了“共享认知对团队绩效至关重要”。体育竞赛还能为学生提供一个没有固定脚本的自我展示舞台，形成隐匿于身体潜意识层面的运动图式 ^[24]，建构高阶认知结构。更为重要的是，体育竞赛与生俱来的秩序感（游戏规则）使竞赛人必然要有“契约精神”，而契约精神正是人类文明化的佐证。赫伊津哈“游戏创造人”的命题也在这个意义上被体育竞赛所践行，它助推了人由“自然人”向“公民”的身份转变。由竞赛产生的身体背景知识的叠加与迁移效用，对人的生成发展、国家和社会向心力增强、世界可持续发展均有积极推动力，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体育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5]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原因。

2.   学生体育竞赛的价值向度

新时代学生体育竞赛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既表现出对人的发展的一般价值，也表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特有价值。厘清与把握新时代学生体育竞赛的育人价值能够有效解答“如何培养人”的这一基础性问题。

2.1   以完整性运动项目体验实现学生健康成长

体育竞赛是体育的本质性表征之一，也是学生完整体验运动项目文化的必要环节。学生通过身临真实的竞赛情境，感知直接的竞赛体验以达到健康成长的目的。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以赛促健”存在不同认识：一方面存在对“竞技运动过程”的价值认识偏差，认为普通学生可以“没有比赛”；另一方面则存在“淡化‘竞技’才能健身”的错误观念，在实践中妥协于“安全型”“休闲型”“温柔型”^[26]体育课。“以赛促健”的提出有效应对了上述问题。

首先，体育竞赛促进了青少年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参与水平。在竞赛何以是“高级”化人上，以“中高强度运动负荷量”为核心内涵的“第五体征”理论正可说明其背后的生物学原理。已有研究 ^[27]充分表明，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或exercise）继体温、心率、血压和呼吸频率四大经典体征之后成为人的“第五生命体征”（the fifth vital sign），其实质是“中高强度运动量”，而各类体育竞赛正是学生进行“非强迫性”中高强度运动的有效手段。需要指明的是，波尔图大学体育活动健康与休闲研究中心Silva团队^[28]的研究证实，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因能促进心肺耐力水平而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而且Appetite杂志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29]表明“快节奏、大强度的运动能减少体内一种促进食欲的关键激素的分泌”，因而更多高强度运动可使人更好地践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的健康准则。

其次，包含体育竞赛在内的完整性运动项目体验是青少年掌握并擅长1～2项运动技能的必要条件。技术动作的娴熟运用与技术风格的个性塑形的辨证关系深刻揭露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高阶发展。一般而言，动作技能形成所经过的泛化、分化、巩固与自动化阶段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循序渐进过程。孔狄亚克在《人类知识起源论》中指出“知觉是人类最基础的知识”。“身体感”是运动技术何以高效发挥的基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运动技术本体。体育竞赛创设的开放性运动空间能使主体不断与运动项目信息进行动态交互，丰富强化“身体感”，所以体育竞赛是促进动作技能程序逐级递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技术风格的有效方式。另外，竞赛情境的复杂多变、技能应用的灵活动态、时局战况的瞬息万变可以最大程度激发德勒兹意义上的“无器官的身体”，即“无意识”的技术动作创新会因知觉的粘连性而促进主体运动技能水平的提升，如足球比赛中面对多人逼抢时主体成功应激做出脚后跟传球、“马赛回旋”等“灵光一现”式的动作技术，技术完成就意味着技能水平的提升。

最后，体育竞赛孕育的运动热衷之情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精神动因。“泛生物学的宗教”^[30]肯定了竞赛强大的感召力。一方面，运动实际参与主体在运动竞赛中的“心流”体验是体育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要素，通过竞赛带动运动项目热情以保持长久的体育习惯是当今竞赛生活化、日常化的关键要旨，“心流”体验在竞赛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主体因将身体变成精神的一个“器官”而对时空感知失效。另一方面，作为观众、志愿者等间接参与者也可在观赛体验中深度激发体育兴趣。看台文化见证了欲望生产与欲望消费，构成看台文化的“口号”“标语”“人浪”等也是竞赛的吸引点。在观赛体验中，主体能够抛开一切社会建构的价值预设，回归“情本体”。无论是对于竞赛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身体感官在竞赛中的极致体验都是主体形成运动热衷之情的重要原因。诚如有学者^[31]指出，视觉器官、身体和环境及其交互形成的关系之网是主体感知世界意义的基础。即便不在竞赛场域中，视觉与记忆的联结也能帮助主体通过竞赛追忆达成“场景再现”，使主体重温激奋之情。

2.2   以递进性游戏思维频谱支撑创新人才培养

学生体育竞赛除“以赛促健”外，其价值还可直接体现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即“以赛创新”。放眼未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创新人”^[32]，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本质表现在实践化的创新能力。学校体育应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支撑性作用，尽管学界已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尚未形成高质量的理论成果与育人实践体系。对于“创新人”的形塑，体育竞赛有着独特的育化逻辑。这种育化逻辑首先体现在生理层面，通过体育运动在系统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改善运动主体的大脑及其神经元可塑性^[33]，表现在脑重量与皮质厚度的增加、神经祖细胞的增殖与突触结构参数的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与神经组织基因表达的改变，从而为逻辑思维的发散衍生提供生理基础。

体育竞赛是打通创造力潜势与现实之间的重要途径。从生物学角度而言，“直立行走的无毛两足动物”的基因决定了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咿呀学语”的幼儿通过其别具一格的行为表现证实了这一点，但这种萌芽状态的创造力如不经后天教育训练与环境熏陶也难以发展起来，无法转变为一般人们所理解的对于社会、民族、人类有贡献意义的“创造力”，“猪孩”“狼孩”等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阐释了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但创造性思维的关键是非逻辑性思维，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条件是建立新异联系、突破思维定势、构建思维图像、拥有创新性人格^[34]，这正契合了“以赛创新”的育化原理。

学生体育竞赛通过游戏思维频谱实现创新人的培养。游戏思维是主体转变做事动机与提升兴趣的重要“引擎”。竞赛中身体活动层级与形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的交织互构进一步拓展了纯粹游戏思维的意涵，使游戏思维整体框架的内在结构与组成要素更加丰富多元。具体而言：在学前及小学低段，学生在诸如“毛毛虫”、亲子接力等“一般性游戏”中聚焦于与他人愉快玩耍而非对抗性竞争，衍生“类‘社会性’”交往思维；在小学的中段与高段，学生在诸如运球跑、两人三足、两人背对背夹球跑等规则简单且相对单一的“项目化运动”中侧重于与同伴间的线性化初较量，产生的是精益求精的“比着干”竞赛思维；在初中阶段，学生在各类足球赛、篮球赛等规则空间渐进开放的“组织化项目”中因需克敌制胜而不断探索战术、打法与技能的组合创新，形成的是标新立异的“差异化干”竞争思维；在高中及大学阶段，在排球、足球、篮球以及各项规则正式的“专业化项目”中，由于意义交互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并达到极限阈值，学生的思索与行为空间也更加广阔，学生在专业化项目中贯彻的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的方法论，塑造的是革故鼎新的“新意化干”创新思维。这4种思维模式的逐级累加产生的“聚合效应”是“以赛创新”的内在机理。需要说明的是，“频谱”一词的含义是指4种逻辑思维奠基并浓缩新近不同思维科学类别的频次，即可以将竞赛游戏思维发展频谱简单定位为“游戏思维=交往思维+竞赛思维+竞争思维+创新思维”（图2）。

图  2  学生体育竞赛游戏思维发展频谱

Figure  2.  Spectrum of game thinking development in student sport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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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游戏思维发展频谱的内在逻辑是使主体在保持乐活心态的基础上通过身与智之间的比拼较量实现创造思维的逐步生成。主体在乐活心态下能摆脱束缚并看到事物之间新的关系，从而促进创造力的提升^[35]。“物质实践活动对于精神性活动起决定作用”^[36]，主体在相对放松的身体行为表征中更易于依循“力”与“理”的二重根而创立一种全新的身体图式，衍生形而上的创造思维，非结构化的运动环境（竞赛最优）更易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37]，尤其是团队球类运动效果最佳^[38]。整体上充溢娱乐要素的层层递进的竞赛活动（环境）因更符合主体参与的内在动机而对非线性思维育化大有裨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学生体育竞赛是“成事”（国家意志承载）与“成人”（创新人培育）的“体育智慧”。需要说明的是，运动（sport）是在我-我（I-Me）、我-你（I-You）、我-社会（I-Society）和我-自然（I-Nature）4个存在维度上作为有意义生命的一部分^[39]，昭示出与他者的横向对比并非竞赛的全部实质，反身焦聚于主体性生命与“前我”的纵向跃进也是构成“以赛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以融合性运动教育形式落实体教融合战略

学生体育竞赛的价值还直接体现在促进体教融合，进而实现“一元主导，多元协同合作，多种机制相互配合”^[40]的体育治理现代化。“让体育回归教育”尽管并非一个体育界的新命题，但“以赛促融”“如何融”是当前学界关注的新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开幕式的演讲中指出：“在很多国家，体育在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没有受到重视，体育的作用被很多教师和家长所低估，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甚至可以说，这种状况在中国更为严重。”但实际上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体教结合”（2020年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后发展为“体教融合”）改革已经推行了30多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体育与教育2个系统不同育人体制机制下缺乏一个合适的“融通元点”。

学生体育竞赛作为一种“运动教育形式”^[41]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它本身蕴含着一个吸纳了多个异质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可以充当这一“融通元点”。“融通元点”的作用在于融合以及通畅。“融合”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几种不同的事物经化解、渗透结合为一个整体。它意味着体育与教育领域的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不同任务是以一个有机整体呈现的。学生体育竞赛作为一种“自组织非线性系统”^[42]正具有这一功能。以它作为立足点，通过“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简至繁”的延伸、扩展以及跨界等方法，由此“体”“教”通用之通的“通融”境界才得以展开。

从体育竞赛的开展来看，中大型体育竞赛涉及国家形象、城市建设、产业发展、人民健康意识等多方面的统筹协调，微小型体育竞赛则包括了赛事相关人员（策划者、参赛者、裁判员、保障人员、观众等）、赛事物质条件保障（场地、器材、服装等）以及赛事组织管理（竞赛规程、广告宣传、医疗服务等）等多个要素的通盘筹划。学生体育竞赛作为现代化竞赛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其开展既具有中大型体育竞赛的特质，又具有微小型体育竞赛的内涵，同时又因自身的育人特质而兼具青少年健康促进（普及）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高）的特点，成为落实体教融合的“阿基米德点”。从体制机制的角度而言，学生体育竞赛的引领作用为教育与体育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与资源共享提供了融合基点，打破了教育与体育部门各自为营的运行逻辑，有助于同时纾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良莠不齐与学校竞赛资源匮乏的顽疾。从育人的角度而言，兼顾全体学生的多层级、多类别的贯通赛事体系不仅能以运动教育的形式为全体在校生提供丰富的竞赛体验，还能在与“教会、勤练”形成内在衔接的同时，发挥“以体带全”的承载价值与教育意义。这不仅有助于将奥林匹克价值观、健康知识、课程思政、多学科知识等重要观念应用于“以体化人”中，发展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而且可为体育特长生提供入学渠道，满足运动员群体的受教育需求。

体教融合并非体育与教育事业的简单融合，其不仅是指向青少年健康发展全领域、全方位、全视角的，而且是超越了体育与教育事业诠释范畴，涉及多维度、多要素、多主体的“有机融合”。这种“有机融合”因学生体育竞赛而有了坚实的凝结点。学生体育竞赛的融合体系不仅凝聚了教育与体育领域之力，促使由二者构建的育人体制机制更健全、高效，而且强化了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之间的耦合融通，有助于实现全体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发展目标。

2.4   以多样性身体活动形式涵养中华体育精神

学生体育竞赛具有涵养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价值。中华体育精神不仅是中华体育实践的直接产物，更是中华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核。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学生体育竞赛极具包容性，能够通过多样性身体活动形式既将古今中外各种元素融为一体，又赓续中华体育精神。在学校教育中突出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对于“怎么做”却众说纷纭，其中一个典型的误识是简单的“知识或概念识记”。其实理解体育精神最有效的方式是“体悟”，教育事实也证明学生不可能脱离参赛、观赛、排球技术训练等情境而只通过背诵“十六字”去真正把握“女排精神”。这也应该是当前体育课程思政的重点问题。学生体育竞赛之所以涵养中华体育精神就在于竞赛中的身体能够进行多样的身体活动，实现主体精神的不断突破与超越。具体而言，从抽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到具体的身体行为表征，中华体育精神在体育竞赛中经历了一个从语言学范畴的抽象概念，到主体的不同个性化理解，再到在实践中“同质异形”的行为表达的辩证发展历程。

竞赛中的“运动身体”（sporting body）并非纯粹生理性的，它同时具有认识论意义与生成论价值。知觉身体（现象身体）以及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是身体活动涵养中华体育精神的底层逻辑。“运动身体”以动力学交互系统为实践模型，以整体性身体活动为基本依托，在身体的持续性生成中实现“道成肉身”以及“即身而道在”。具体而言，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以观念方式存在的客观对象（“缄默知识”）可以在竞赛场域中通过本质直观呈现给任何一个实践着的意识主体，但并非“观念—主体”的单向度直接呈现，而是在“观念—身体—主体”的中介性立体结构中的“被呈现”。这种“被呈现”有赖于知觉主体的“体悟”，即在以“赋形身体知”^[43]为主导、多种身体感官协调配合的基础上，通过运动技术将抽象的中华体育精神创化为“属我”的情景化副语言与身体行为表征，主要表现在“词、形异而意同”。如果说以赋形身体知为内核的身体多种感官动态表征出其中的文化隐喻^[44]，并成为身体知何以衍生中华体育精神的基础的话，那么竞赛中情景化副语言符号与运动行为表征的趋同意指则是澄清中华体育精神“是其所是”的关键明证。

学生体育竞赛是奠基于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运动项目之上的多元文化共生体，其显著特点是开放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体悟”是内化体育精神文化的前提条件，但如果不经过主体后天的实践检验，抽象的精神文化仍得不到发展。竞赛场域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要素是种类多样且性质各异的，其中既有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正向精神，也有投机取巧、剑走偏锋的负面影响，参与主体会通过知觉身体的中介性作用将正向精神与负向精神共同内化进头脑之中，实现对象观念化。若其想要验证观念知识的真理性，就必须与竞赛信息进行实时交互联结，将已然内化于心的多元体育精神文化通过实践客观性活动展现出来，达致观念对象化的检验目的。譬如，当主体在竞赛中通过观念外化表现出来的行为得到观众与对手的否定时，由此产生的不良体验必将导致主体审视自身“前一刻”的观念及其行为，对之进行适当调整，并将这种调整后的思想与行为纳入观念系列，在随后的行为中进行验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观点，人类主体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便是在对象观念化和观念对象化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中实现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换言之，观念对象化就是为了检验对象观念化的真理性与适恰性。尽管作为对象观念化的多种体育精神文化是支配主体活动的行动指南，但其并非一成不变，其在观念对象化的验证性实践中受到各种始料未及的竞赛信息影响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变化。这就意味着对象观念化与观念对象化呈现出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性与历史性的显著特点，这也正是多样性身体活动形式何以内化、传承与赓续中华体育精神与文化的基本原理。

3.   学生体育竞赛的实践向度

探索新的实践向度是以赛化人价值功能充分彰显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是因遵循着原有学生体育竞赛育人“旧地图”难以发掘育“时代新人”的“新大陆”，现行的实践向度偏差使我国学生体育竞赛改革明显缺乏综合性、整体性、协同性、创新性品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运动体验的衍生性、压力疏解的调整性、运动效度的生成性与消极情感的否定性”^[45]等多重情感体验蕴藏于学生体育竞赛全过程，“以赛化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掣肘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潜在诱因。由此，须明确“做什么和怎么做”，这其中涉及国家宏观层面、教育和体育中观层面以及学校微观层面完整实践体系构建（图3）。

图  3  学生体育竞赛实践向度框架

Figure  3.  A framework for a practical dimension of student sport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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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强化系统观念，优化赛事引领

从宏观层面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学校体育发挥更大价值，而学校体育的更大价值发挥有赖于系统观念指导下的学生体育赛事革新与治理优化。由此，学生体育竞赛改革应强化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时指明：“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学生体育竞赛实践改革中所存在的“片面强调重点和单项突破而忽视整体性推进与治理”“重‘摸石头’轻‘过河’思维”“局限于体育小系统本位而缺乏社会性引领”等实践旧识已成为制约我国当代学生体育竞赛改革的瓶颈。

体教融合、科教融汇背景下的协同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牵动多方主体，涉及多个方面，但学生体育竞赛的实施主体主要还是各级学校和教育体育管理部门。优化治理路径和赛事革新是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强强联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的重要举措。学生体育竞赛治理的优化路径就是多元参与、人人受益。赛事革新则表现为数字赋能、技术驱动，拓展虚拟体育赛事。虚拟体育赛事是以虚拟体育项目为主体内容的新形态体育赛事。它可以丰富赛事呈现形式，克服时空界限，增加赛事供给频率与提升传播度。制度优势将促使新形态的学生体育竞赛高速发展。国务院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已明确提出“提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推动线上和智能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支持开展智能健身、云赛事、虚拟运动等新兴运动”等政策条款，这无疑为虚拟体育发展带来长期利好。面向人人的赛事体系：一方面体现在协同治理多元化，创建“数据赋能+多元共治+技术善治”的新型治理路径，构建涵盖政府、市场、社会、学校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虚实结合体育竞赛协同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学生参与机会均等化，整合教育、体育、科技、文化、产业等各部门优势资源，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如拓展参赛渠道、丰富赛事类别、推进课赛融通、强化虚实融合以及加强赛事传播等，构建包括少数弱势群体在内的整全式一体化赛事体系，保障竞赛的公平性与全体性。

3.2   健全体制机制，实现竞赛融通

中观层面的学生体育竞赛改革重点在于健全学生体育竞赛体制机制，实现多样竞赛融合互通。健全新时代学生体育竞赛体制机制是指体教融合、多维联动。竞赛融通是指虚实结合、赛事综合。如果说构建一体化的赛事体系是高质量推进体教融合的前提条件，那么一体化赛事体系的质量高低首先则取决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寡与联结程度。教育部门应充分发挥竞赛“杠杆原理”，以数字平台为重要媒介，主动面向社会与市场公开竞赛服务与竞赛信息资源，撬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治理与监督，推进竞赛多元管理精准化、高效化，建立“多区域、深层次和高质量”的协同联动体系，汇聚各方资源并形成合力，尤其要强化与体育部门的合作，如及时修订和补充学生体育竞赛开展与管理流程，统一两部门运动员的资格注册与等级认证，定期合作开展涵盖大、中、小3种规模的竞赛，以及把握好学生体育竞赛商业化的边界等。其次则取决于覆盖面与针对性。教体相关管理部门须坚持“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原则贯通赛事体系，秉持小学趣味性、中学多样性、大学专项性的竞赛设计理念，开展运动技能展示赛、身体素质达标赛、人才选拔锦标赛、体文旅育融合体验赛等丰富赛事^[46]。在注重打造集家校互动、社区联动、城乡协动为一体的竞赛活动的同时，引导深化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督导建立“课”“赛”互通体系，并将其作为考核学校育人质量的重要指标。另外，树立全纳教育的人权观、平等观、教学观，面向弱势学生群体开展益智性、健身性、合作性等体育游戏赛事，切实保障其参赛权益。

利用“赛事+”品牌效应，释放赛事主体新动能、引领赛事新风尚是实现赛事融通的重要方式。打造赛事品牌是充分吸引学生关注度的重要举措，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引起社会关注从而协同参与的重要手段。教体部门要积极协同各省份因地制宜打造体教融合品牌赛事，将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与赛事项目相结合。如广东省珠海市充分利用水资源优势，协同市场合作，打造“天沐杯”粤澳赛艇友谊赛，以常态化体育赛事构建起体教融合生态圈。同时，赛事设计还融入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城市文化等育人元素，引领学生体育竞赛成为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备受瞩目的文化品牌活动。

3.3   完善供给方式，扩大参赛主体

在微观层面，学校体育竞赛需要将完善供给方式与扩大参赛主体作为其改革的底层逻辑。完善供给方式是指竞赛呈现精准化、多样化。扩大参赛主体是指涵盖更多主体与学生。完善供给方式与扩大参赛主体是确保学校开展高质量体育竞赛的物质基础。聚焦学生多元参赛需求，力求参赛资源精准供给到每一名学生是竞赛开展的首要任务。学校应加强校园智慧赛事体系建设，帮助教师通过智慧体育服务模式（Smart Sports Service，SSS）反馈端口动态关注学生体育竞赛诉求^[47]。在此之上统筹全校现有竞赛资源进行赛事重构，依据各项目参赛人数由多到少分为单项赛、大类赛、综合赛，构建好“校长杯、新生杯、毕业杯、硕博杯、人文杯”等系列杯赛，在已有春季、秋季综合运动会的基础上，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夏季、冬季运动会，有条件的学校可建立常态化的校园运动竞赛机制，打造“校内常赛”格局。同时，发挥特色、优势项目对新兴、基础、弱势项目的辐射带动效应，实现共生发展。

协同参与和竞赛联动是学生体育竞赛一体化推进的现实要求。一方面学校需获取政府的大力支持，积极与当地体育部门协商利用其优质场地资源，充分吸引家庭与社区的鼎力协助，同时以购置优质社会体育资源与拉取赞助的形式接纳更多的社会资本，确保体育竞赛的高效开展与活力保持。另一方面，积极构建课赛融合模式并开展校际体育联赛。课赛融合要深化“学、练、赛”的融通互洽，根据学生的体育与健康“最近发展区”与不同运动文化特点合理安排课堂赛事活动或“游戏”序列和规模，既要将“赛”作为学生提升与检验学练效果和享受体育乐趣（含参赛与观赛）的重要手段，又要将“比赛”贯穿体育课堂始终，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比赛（游戏）设计来统整健康教育、体育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技战术运用、体能以及项目规则与裁判方法、体育比赛观赏与评价等多方面的知识，学生在课堂比赛情境中体验教练员、运动队经理、裁判员、解说员与啦啦队员等多重角色，从而使学生体验完整的运动项目文化，生成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同时善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体育+”“+体育”跨域性课堂竞赛。在这一点上，澳大利亚培养学生在ICT赛事组织、赛事执行中明确自己的具体职责以提升信息素养水平^[48]的做法，日本鼓励学生使用ICT分析技术动作、运动数据、攻防局势等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49]的尝试，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学校之间组织校际体育联赛应共同组建区域单项赛事、特色赛事联盟校，将系列赛事设定在周末、假日、寒暑假期等时段，通过赛事积分、排位机制吸引青少年广泛参与，实现后备人才培养和项目普及双向发展。

此外，对学校传统校园赛事进行改造，赋予其“文化节”内涵也不容忽视。各级学校应积极探索“校园体育节”“校园民族传统体育节”“校园奥林匹克文化节”等全新形式，在开展“节”的过程中，既要给予学生参与各运动竞赛项目的机会，又要围绕赛事组织丰富的文化、艺术、科技、劳动板块活动，使学生参与选项由“运动员”扩展至裁判员、摄影师、小记者、志愿者等多种角色，以此激发学生参与各项体育赛事的主观能动性，重塑校园赛事动能，打造活力校园，构建赛事驱动的融合育人新格局。

4.   结束语

认识、价值、实践构成了学生体育竞赛育人的三重向度，其中认识为价值与实践“开新篇”，价值为深化认识与创新实践“扎根基”，实践为承接认识与贯通价值“谋发展”。新时代学生体育竞赛不仅是中国式学校体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范畴，更是助力系列强国建设的战略“先手棋”。放眼未来，学生体育竞赛的“以赛化人”内涵仍有待进一步认识，学生体育竞赛的价值认识、组织形式与发展路径也有待紧扣青少年全面发展需求和“对齐”当代健康学、体育学、教育学以及现代人工智能科学等科学发展前沿，特别是其中解决运动项目何以育人的游戏思维发展频谱研究亟待深化。事实上，开展“面向人人、惠及人人、感召人人”的多元、包容的学生体育竞赛是打通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它不仅有助于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工作，加快学校体育改革走实、走深、走远，而且更有利于通过“以体带全”功能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升级，从而助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