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普及为更多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也造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学生的学业竞争和焦虑。在一些城市，学业竞争不断提前：要想上重点大学，最好先上重点中学、重点小学。这种焦虑和竞争使得教育成为孩子从一出生就开始的“军备竞赛”。教育所应给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滋养正“消失在竞争的奔跑中”^[1]。当学生身处竞争激烈的教育场域中，其品格和性情会发生什么变化？大学最后培养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又如何走向社会？我们面对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原子化”的个人和社群精神消退的风险。如果人脱离集体和社会而只追求个人利益，那他便没有了社会的庇佑，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是单薄和脆弱的。涂尔干^[2]曾不无担忧地向我们展示，当一个人过度强调自我，追求极度自由和平等而超越了社会的庇佑以后，自杀概率会显著增加。那是因为当社会只成为松散个体的集合，只是为了个体的利益，那么人除了他自己再没有什么可关心的了，这样的个体当然是孤独的。个体脱离了世界，对自身的存在感到茫然无措，只能感受到一片虚无^[3]。这是现代社会的“病症”，也是现代教育的“病症”。教育本应是给予人对抗虚无和孤独的“药方”，使人能传承传统与文明，从而放心地把自己交付给集体与社会，并在这个集体和社会中获得个人的充分成长和发展。教育如何承担起应有的使命和责任、弥补个体与社会的断裂是本文试图探讨问题的起点。

1.   培养社会人格：教育的应有之义

卢梭在《爱弥儿》中认为：人在成年前，要在自然中涵养自然本性，在此基础上形成坚定的自由意志，以应对社会的腐坏；在成为“人”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自由意志与社会的公共意志结合在一起，以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杜威认为，既要尊重人的内在本性和冲动，又要在此基础上使人生活在共同体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协作与交流，培养共同体精神。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从个体出发构建理想中的共同体，一个人只有先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这群人的集合才能形成理想的社会。涂尔干不同意上述观点，在他看来，社会的各种规范和准则都是先于个人存在的，社会是超越单个个体集合的“实存”。教育的功能就是在人身上唤起在他所属的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必不可少的一定数量的身心状态，以及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所有成员都应具备的特定的身心状态^[4]235。他认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存在”：一种是由仅仅适用于我们本身以及个人生活事件的所有心态构成的，称为个人存在；另一种是一套观念、情感和实践的体系，其所表现的并不是人格，而是我们所参与的群体或各个不同的群体，它们是宗教信仰、道德信仰和实践、民族或职业传统以及各种类型的集体意见，总体的存在构成了社会存在。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身上养成这种社会存在^[4]208。换言之，教育要培养具有社会人格的人。

什么是社会人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涂尔干看来，首先，拥有社会人格的人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他批判法国思想中“抽象的人”，认为其剥离了与历史、社会、先辈间的多重纽带^[5]。抽象的人是想象中的人，是虚幻的人的理想。具体的人在社会中面临着各种传统、习俗、规范、礼仪，面对着人与人的真实交往，他不能脱离所生活的集体和社会。真正拥有社会人格的人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虚妄的存在，而是负载着集体生活所共享的基本信仰、观念和情感，能准确地在社会中找到其位置，并与周边人和谐相处的人。其次，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情感的存在。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人的欲望、目的、观念、行动等必然与他人产生联系。人因为有丰富的情感体验，有对他人的同情和理解，有分享的欲望和冲动，才会有更充实的互动和更自由的互相影响。人需要走出自我去把握作为整体的社会情感、形象和观念。所以，人格不是个体性的，它潜藏在每个人身上却超越私人，是社会和文明整体的精神性化身^[3]。同时，涂尔干^[6]也强调，坚持个体的各种社会要素的人并不是要借此拒绝和贬低个性，他们只是反对把它和个体化的事实混淆起来。事实上，社会生活是由联合起来的不同个体组成的，社会生活越丰富多彩，个体差异性就越大，社会正是个性的来源^[7]。拥有社会人格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自主的人。

2.   体育社团培养社会人格的实践—以北京大学山鹰社为例

理想的社会人格如何培养？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给出了答案。他提出，要重视纪律的作用、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依恋，最后成为自主的个人。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包括严肃的学校生活，具有权威的教师和历史、科学的教学等。涂尔干所言的这些手段主要针对法国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具有不同于中等教育的特征，大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民主自由的氛围。尤其在研究型大学中，学生要依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广泛地学习，教师不再是绝对的权威。然而，大学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学生在拥有选择和成长的自由的同时面临着选择的迷茫和困惑。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为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和专业，每个学生都有不一样的课程表。这也导致学生与同班、同寝室的同学交集不多，缺少与同伴甚至院系教师的紧密联系，影响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很多学生而言，教师不再是权威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对知识的不同理解，没有规范和标准给学生带来更大的迷茫和恐惧^[8]。大学社团由大学生自愿发起，使得拥有相同兴趣和爱好的人聚集起来，其天然拥有一种紧密感，尤其是鼓励团队合作的体育社团更能使学生在集体中认识和塑造自我。实际上，社团并不仅是拥有共同兴趣的人的集合体，更是学校育人的载体，是学生课程教学外的重要补充。本文以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相关论述为基础，以北京大学登山社团山鹰社为例，剖析学生在社团生活中获得的道德影响，以丰富对社团育人的认识。

北京大学山鹰社成立于1989年，是全国首个以登山、攀岩为主要活动的学生社团，曾一度开创和引领国内民间登山运动的潮流，在国内高校户外社团中有较高的声誉。社团主要开展登山、科考、攀岩、野外徒步等各种形式的活动。30多年来，社团活动足迹遍布青海、西藏、四川、新疆等地的多座山峰。2018年，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社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首个登顶珠峰的高校社团。社团活动主要有日常晚训、攀岩体验、攀班、野外徒步、冬训、科考、登山、户外技能大赛等。对“北大人”而言，山鹰社不仅是一个社团，更是追求高远的“北大精神”的体现。与北京大学自由宽松的氛围不同，山鹰社以严明的纪律闻名校内，在社员中形成了高度的集体感和认同感。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认为，山鹰社对北京大学的校园文化和传统有重要的平衡作用：重实际训练，平衡唯理性思维；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平衡“温馨”的“小圆香门”气；接触社会，接触“老少边穷”，平衡闭门造车的学府气^[9]。为揭示山鹰社社团生活及其对社员的道德影响，笔者访谈了12位山鹰社成员（表1），其中，有入社半年的新社员，有参与过冬训、科考、登山活动的老社员，也有在社团多年、担任过社团核心职位的骨干社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该社团成员，笔者参与了一定的核心活动。诚然，这对于深入了解社团内部的文化和运行机制有一定益处，但也会存在内部人的视角局限。为减少这一身份带来的研究局限，笔者尽量使自己处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对社团进行观察和审视。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rs

编号	入社时间/年	社团经历
SY01	0.5	野外徒步、攀班 1学员
SY02	2	攀班学员、攀岩集训队队员
SY03	2	冬训 2队、登山队队员，技委
SY04	1	攀岩队、冬训队、登山队队员
SY05	4	冬训队、科考队、登山队队员，技委
SY06	2	冬训队队员、队长，科考队、登山队队员
SY07	1	冬训队、登山队队员
SY08	1	攀岩队、冬训队、登山队队员
SY09	1	冬训队、登山队队员
SY10	4	冬训队、登山队队员
SY11	3	冬训队、攀岩队队员，攀班教师
SY12	1	冬训队、科考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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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纪律精神：对个人和集体的形塑

作为户外社团，其成员从事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极限运动。因此，山鹰社有着极其严格的纪律要求，如“迟到一分钟全体做俯卧撑，训练时不能说话和使用手机，重大活动迟到取消参与资格，重大操作失误或安全事故必须在BBS（北京大学校内学生论坛）公开进行检讨”等。纪律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规范，在对纪律的遵守和反思中，社员逐渐形成了对自我和集体的重新认识。社团纪律是在社团长期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这样的纪律带有一种习俗的色彩，是一种通过不断重复积累起来的“力（force）”。这种“力”在社团的长期活动过程中经过检验和修正受到广泛认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必然性，成员对纪律的遵从始于这种权威性。

“刚开始我对纪律是一种恐惧的心态，生怕自己被罚、影响队友。”（SY04）“开始会觉得有些纪律有点太过严苛，但大家都遵守，自己犯了就会有压力。”（SY05）

对于一个集体或组织而言，纪律具有常规性，在此意义上，纪律成为维持社团活动与社团中人际关系正常秩序的手段。正如涂尔干^[4]98所言，纪律精神的首要因素就是对生存的常规性偏好，如果担负社会功能的人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以规定的方式执行其工作，那么集体生活就不能和谐运转。纪律的出发点是超越个人的集体利益，这不仅保证了集体秩序的运行，更形成了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感。受纪律影响的过程即一种身份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或群体身上会形成某种性情。如在训练时不准迟到、训练后喝水要在后勤人员允许后统一进行、在山间行进和训练过程中不准讲话，这些社团内部的纪律要求会影响人的心理、性情和行为。个人在遵守纪律过程中为自己打上了特殊的标志，并借助这种标志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一群具有这种标志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具有高度认同的群体。

对个人而言，作为一种对人行为的规范，纪律有其道德上的功能和意义。“正因为规范可以教会我们约束和控制自己，所以规范也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4]39它通过对行为的固定和确定，消除了个人的随意性，但这并不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相反，很多受访者表示，在北京大学自由的氛围中，山鹰社的纪律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自由不仅意味着对限制和约束的反抗，也意味着一种盲目和不确定。如果受一时冲动的影响，自由就会成为放纵，个人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社团纪律给予人不可逾越的限度，而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人明确而专门的任务，使人不至于在无限中迷失自己。

“正是我们的本性，才会受到外力的限制。所以，我们自愿接受这种限制，因为它既是自然的、和善的，同样也是真实的。”^[4]87纪律始终以人的内在状态为中介发生作用，即当社团中的人服从一种秩序时，他已经考虑到秩序的合理性，在行动以前已经对行动的规范做出了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纪律对他不再是一种强制的约束，而是在理性思考下自主选择的结果。

“后来我慢慢了解了，社里的每一条纪律背后都有其原因。如冬天操作必须戴劳保手套，是因为之前有人不戴手套操作，把手冻坏了。可以说，每一条纪律都是在实践中积累出来的，背后都有血的教训。当你理解了纪律之后，对它的遵守就成了一种责任，一种对自己、对队友的责任，因为很多技术不仅关系到你个人，也关系到队友的生命安全。当你发自内心地去遵守它，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个时候你不会感受到它对你的约束。”（SY04）

从对纪律的消极性服从到自主遵守，外在的律令成为内心的准则，在此过程中个体实现了对自我的理性控制和约束。在山鹰社的集体生活中，在各种纪律的约束中，社员不仅形成了对纪律的认识和内化，也在不断内省和反思中形成了一种社会人格。这种人格体现为反思性的个人意志和深度内在的自我，即形成具有不断反思、评价、控制和约束能力的自我，使个体能够在与周围环境的不断互动中，通过对事物以及各种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进而认识自己，并基于自主的个人意志自由地行动；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将自由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中。

2.2   群体依恋：共同的生命体验

纪律精神通过使人各就其位地将自身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以促进社会人格的培养；群体依恋则通过社会中人与人的真实相处及其过程中的情感迸发使人融入社会。前者是理性精神的体现与分配，后者是在真实社会生活中对他人的依靠。群体不是一定数量的人的简单集合，也不是个人的总和。当个人以某种目的、形式聚集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超个人的新的特征，即群体特征。在涂尔干^[4]51看来，这种特征是一种精神存在，它有自己的思维、感觉和行动方式，并且不同于构成群体的个人所特有的思维、感觉和行动方式。尽管个人在不断流动，个人的人格也不断发生变化，但集体的人格是稳定的。山鹰社中的群体主要以队伍为表现形式，队伍是山鹰社群体精神形成的社会性场域，如冬训队、攀岩队、登山队、科考队等，每支队伍约有20人，他们是山鹰社的核心。成立队伍需要在社团范围内进行申请和选拔，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日常训练次数、学期内参与活动次数等。对于登山队而言，还需要通过攀岩保护考试和完成一条攀岩线路才能通过选拔。队伍中依恋感的形成来源于社员共同的生命体验。

“大家都拥有同样的目标，即使支撑这个目标的动机不同，但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一件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起‘磨线’，分析难点和经验。和别的社团不一样，他们以兴趣为基础组织社团、开展活动，整体是愉快的。但在山鹰社，这是一个相互扶持共同面对困难的过程，大家不仅要同甘，更要共苦，这对集体来说很重要。”（SY07）

山鹰社成员把登山称作一种“集体孤独”，在雪山上，年龄、身份、学历、地位这些社会性标志不再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纯粹、自然。当一群人与外界切断了联系，一天的生活世界只剩下队友，吃饭、睡觉成为一天中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事，生命的存在成为最基础的需求，自然超越社会成为必需的存在时，群体的体验就变得珍贵且必要。一个人靠个体无法对抗世界的威胁，在这个集体中，对人施加的影响不仅是一种理性化的符号表达，还是一种有生命和尊严的道德影响，是内在自我的激发和集体感的自然形成。

“在社会中大家都戴着一张面具，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到了山上，你只有这群队友和山，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们的生活也是在一起的。所以，在山上大家会更加真实和纯粹。”（SY08）

杜威^[10]对民主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形成关键在于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的事情，每个人必须参照、考虑他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方向。当这种共同利益以最原初的生命形式展现出来时，就会显得更为稳固。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即人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它是人根本的自然权利，也是政府存在的人性论基础。在现实中，个体自我保存的激情并不能完全应对世界的挑战，反而有“原子化”倾向的危险。然而在登山中，对自己的占有和保全是以对他人的保全为前提的，这使得对失去自己生命的恐惧转移并形成了对他人的信任。在这种共同的生命体验中，个人把自身交付给他人，他人作为一部分存在进入自我。在人与人的亲密相处和共同生活中不仅形成了对群体的依恋，也形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自我和社会人格。正如涂尔干^[4]73所说：“一个并不独自为自己而生活的人，一个奉献自己的人，一个与周围世界交融在一起并允许世界渗入其自身的人，他的生活肯定比那些离群索居的利己主义者的生活更丰富。”

“我们都拴在一根绳子上，这个时候我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在客观上是连在一起的。队友对你的关心和帮助不是平时生活中能感受到的温暖，它是一种更原始的本能的关心。”（SY06）“别的社团很难有我们这种紧密和真诚的联系，因为我们把生命互相交付给对方，这种连接更加深刻。”（SY05）

2.3   自主的人：自然与社会之间

当一个人只拥有自我时，他所拥有的是不完整的自我。当一个人把全部奉献给集体时，他甚至没有自我。在山鹰社这样集体感强烈的群体中，任何出于个人目的的想法和举动仿佛都要面临道德审判和集体谴责。

“作为一个新队员，你占有和享受了社里的资源，你就要为社里付出，这仿佛是理所应当的，但也成了无形中的枷锁。大家留在社团是出于对这个群体的热爱，但这份热爱有时候会绑架我，让我找不到自己。”（SY07）

遵守纪律和效忠群体并不是道德教育的终点，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为我们的行为赋予自主性。只有自主的、具有坚定个人意志的、对自己有控制力的人才能融入公共意志，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公民。一个具有内在坚定性的自我不能脱离集体的社会性，更不能脱离个人的自然性。社会人格的培养并不意味着使集体与社会完全凌驾于个人之上，以社会的权威剥夺个人的自主成长。社会人格培养的终点是让人既正确意识到自身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制约和必然性，又能利用自身的知性和力量主动参与社会活动。若想找到自身的位置，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就要时刻警惕和避免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凌驾和剥夺。

山鹰社开展的以攀岩和登山为主的体育运动对此起到了平衡作用。攀岩与登山是山鹰社最主要的两大活动，社团每年都会通过选拔成立攀岩队和登山队。攀岩和登山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极限运动，在从事该类运动的过程中，不仅能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会开始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自觉反思。

首先，攀岩与登山能让人体验到自然的必然性和人的局限性。正如卢梭^[11]所说，在他（爱弥儿）高傲的脖颈上有一副大自然强加于我们的沉重枷锁，在沉重生活所需要的枷锁之下， 任何人都要乖乖地受它的约束。在此意义上，教育即在肯定意志之自由形态的前提下，将受教育者自然发育环节内的能力、需求和欲望限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防止因需求和欲望超出他的能力而出现僭越状态^[12]。在此过程中，人看到在自身之上自然与世界存在着一个必然的秩序，人必须遵守这个秩序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和超越。因为人只有在服从自然性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自己的主权者，才能实现对自我的统治^{[13] 3}。

“攀岩实际上是在与自然竞争，就是你在与一个更大的东西做对抗。你要与重力做对抗，与一个六七千米的山峰做对抗，它会让你的胸怀一下子开阔起来，你不会在意很小的得失，会让你觉得从一个小的时空里解放了出来，然后去一个更大的环境里拼搏。”（SY07）“很多人说爬山是去征服大自然，其实不是的，你征服不了山，也征服不了大自然。当你在山上，身处自然之间的时候，你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上限，认识到生命和生活本来的样子，就是大自然本来的样子。”（SY06）

其次，攀岩和登山增强了人对自身的控制力，即一种对自己身体和体力的支配，形成了一种决定行动的意志，这种意志具有道德的力量 ⁴。对个人而言，认识到自然的必然性并不代表个体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人自身也依照一种秩序而生存，重要的是对这种秩序的认识、理解和掌控。如果不是在这种需要高度协调、全身运动的项目中，很少有人会关注器官、身体乃至心灵的感受。在此过程中，人体会和认识到自身的秩序，这种秩序与自然的秩序相通。只有在对自己身体自如控制的基础上才会对心灵形成控制。一个能控制自己身体和意志的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才能获得真正的自主。

“攀岩前，你需要仔细思考你要走的路线。攀岩的时候，你要调动你全身的肌肉，你要协调你的手和脚，甚至是牙齿。在你坚持不住的时候，你需要调动你的意志力。当我能把自己的身体控制得很好时，我发现我对自己心理也有更好的控制。我会有意识地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更好地把握和控制自己的状态来实现我的目标。有了这种经验，我发现我能迅速地在陌生环境中调整和适应。”（SY11）

再次，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的教育给予每个人更多自我沉思的机会，让人意识到重要的不是与他人的竞争和比较，而是找到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目标。卢梭将前者称为自恋或发烧的自尊（amour-propre），即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基于他人对自己的认识，个人实际上成为他人意见的奴隶，而脱离了自身的自然性；而后者才是真正的自爱（amour de soi），这种自爱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命、自我作为自然本身的需要。当真实的需要得到满足时，自我也会得到满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amour-propre中生出的是憎恨、易怒的激情，在amour de soi中生出的是温和、深情的激情^[14]。攀岩和登山在更大程度上都是与自己对话、自我突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与自我相处更多地是处于amour de soi状态。

“刚开始的时候，攀岩队训练，我当时是很机械地做，并没有认识到这项运动的乐趣。下半学期，当我想有一个更好的成绩，挑战更难的路线时，我发现我突破了一种对失败的恐惧。我之前有一种面子心态，不太敢在很多人面前尝试一些很难的路线，怕完成不了丢人。但后来我突破了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和别人竞争，而是和自己较量。攀岩教会了我这一点，你不需要用比别人做得好去证明你很厉害。每当你往上爬一点点，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你就很厉害。你的价值不用依附在别人身上。”（SY08）

卢梭把教育分为人的教育、事的教育和自然的教育，并认为这3类教育都必须服务于自然的目的，以培养人的自然基础。理想的教育受之于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的内在自然。人的内在自然是属于人的纯真的、善的部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部分^[15]。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既拥有健康的体魄又拥有高贵的灵魂。这样的人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是真正获得自由的人 ⁵。作为直接接触自然的体育运动，攀岩和登山蕴藏着自然教育的精神，在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影响下，人成为既能融入社会又拥有自主性的人。

3.   体育社团培养社会人格的挑战：神圣与世俗的冲突与消解

在社团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中，通过纪律精神的塑造、基于共同生命体验形成的群体依恋以及在自然和社会的影响下对自主理性的启发，社员不仅逐渐形成了对团体的归属感，更形成了对自我的觉知。然而，与自然一样，真实的社会是复杂多变的，社会人格的培养也充满了各种冲突和矛盾。具体而言，在登山或攀岩活动中，队员们与自然、他人直接接触，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情感，而回到现实社会中他们往往面临着强烈的割裂。山鹰社主体由理事会和部长会组成，其中部长会成员原则上均为参加过登山、科考等活动的活跃社员。社里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理事会和部长会的讨论通过，理事会对部长会拥有监督权。这些制度化的架构和规定以及出于社团运行和传承的考虑，往往与自然价值和群体价值存在冲突。

“在冬训和登山队选人的时候，很多时候要评判你未来的参与和对社里的贡献程度，就是在讨论这些人留在社团，谁的价值会更大一些？我觉得这是对人的一种工具化，让我很不舒服。”（S08）“在山上很纯粹，大家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在部长会里，总有人对你有意见，总有人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没有人愿意为你分担，而他们曾是你在山上亲密无间的队友。”（S06）

实际上，即使在登山过程中，在远离人的地方生存一段时间，人还是带着社会性的思维、行动去体验自然。在此意义上，没有完全的自然，有的只是我们所想象出的那个“神圣的自然”。之所以想象出这个“神圣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我们对现实社会的逃离，这种单纯的逃离是不彻底和不可能的。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到了鲁滨逊的故事，他认为鲁滨逊是自然状态中的人。在鲁滨逊生活的地方没有人 ⁶以及人的意见，只有周围的环境和事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人才能实现对自己和自然的掌控。但在马克思^[16]看来，鲁滨逊并不是完全只与自然接触，他自己本身就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是不能也无法被消除的 ⁷。在此意义上，也许离开自然、高山，离开山鹰社，回到真实生活中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才是山鹰社带给人的真正财富。

“如果你来山鹰社是为了逃避学业、逃避世俗的话，那你肯定会觉得这里很美好，回到生活又很痛苦。但是如果你是抱着探索和寻找答案的目的，你知道你注定要回到你的生活，那攀岩、徒步、登山只是去帮助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2种心态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SY05）“山鹰社培养出来的人，首先应该是独立的，能独当一面，可以自己飞得很高很远的人，这才是鹰的气质。这与集体并不冲突，我们不需要一个单纯依附于队友和集体的人，一个独立的人才有可能在队伍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离开队伍、社团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是山鹰的一种精神。”（SY04）

社会人格的培养面临着冲突，这种冲突来自哪里？从山鹰社的案例看，这种冲突来自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的不协调和不统一。神圣性与世俗性原本是宗教中的一对概念。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把宗教作为社会事实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对神圣生活和世俗生活做了划分。他并不认为神圣性和世俗性是决然分开的，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也并非是2个不同的世界，它们统一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宗教的神圣之处来自社会，因为事物本身无所谓神圣或世俗，是人类根据集体的需要赋予其意义。这是一种集体的“力”，神圣的东西将人从平常生活的功利性偏见中解放出来，提升到道德和超越的境界，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终极价值联系在一起^[17]。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理性和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步入一个“祛魅”的时代。当本以为神圣的现象用科学知识加以验证和解释时，神圣性就逐渐消失了。科学和理性以解释和改造自然为目的，经过不断发展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主导现代生活（也是一种世俗生活）的基本准则。问题在于，当这些神圣事物消失的时候，当我们全然过一种科学“祛魅”的生活时，我们会不会陷入眼前的利益中无法自拔？会不会被物欲裹挟而忽视了精神境界？在涂尔干看来，神圣性是永恒存在的，每个社会都存在自身的神圣部分。即使在现代社会，神圣性和现代性也并不冲突，人性中那些永恒神圣的部分依然存在。古老的宗教能帮助我们参透人的宗教本性，揭示人性基本和永恒的面向。宗教的本质是集体生活，集体生活和集体意识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是超越个人的神圣存在。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涂尔干进一步把神圣和世俗统一在一起。神圣性不断在社会实体之间传递，且依托于凡俗的基础将其自身制度化^[18]。涂尔干所没有看到的是，这种神圣性不仅在社会中存在，也在自然本身中存在。那巍然不动的雪山、宽广无垠的宇宙正如人类社会中的信仰、礼仪、制度一般，将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将人与自身、他人、世界交织在一起。在与自然相处或在队伍之中时，个人可以意识到超越自身的自然或集体的神圣之处，并甘愿低下自己的头颅，将部分的自我交付给自然或社会。当回到现实生活中时，这些神圣的部分就消失了，看到的更多的是为了个体利益争夺的世俗生活。这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冲突和分裂实际上就是凡俗生活中神圣性的缺失。从这一点看，如何赋予平常生活以意义，赋予普通事物以活力，是体育运动和山鹰社给予我们的启示。

虽然山鹰社的制度、组织架构、纪律等是其作为组织生存的必需条件，有着凡俗的性质，但其30多年发展中的拼搏精神、文化传统和光辉历史是激励社团存续和形成认同感、归属感的神圣部分；虽然生活有时候很普通寻常，但那洁白巍峨的雪山和壮丽秀美的自然是向往的神圣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要帮助我们在“祛魅”的现代社会中发现这种神圣性，同时在神圣性和世俗性之间建立关联。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人创造一个理想的观念世界，在观念上进入善的境界，而且要回到具体的社会。这并不是用普遍的自我假设或一般人类命题将人们拨离社会，回到社会也不意味着回到那种单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为他们注入一种超越个人自由的更高的“灵魂”，即社会人格^{[19] 8}。社会人格的培养要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之间找到关联。当科学的发展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简化为认识主体与客观对象时，那些原本不可撼动的神圣信仰与权威正逐渐被解构。这需要重新思考和寻找，如何把自然与社会的神圣性统一在世俗的各种制度、教育的各种符号和生活的各种形式中，在此意义上看，山鹰社的实践可以给予我们新的思考空间和理论想象。

4.   结束语

现代社会通过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的进步，但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在大学中部分表现为过度的竞争和单薄的个人。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我们必须有所依靠。大学体育社团作为以兴趣为基础的集合，在开展集体体育活动中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助力集体精神的培养和社会人格的塑造。在山鹰社的社团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体育与道德形成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也看到了在世俗生活中重新找到神圣性的重要性。然而，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大命题，从体育活动切入也只是抛砖引玉，期望未来有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在这一领域创生。

致谢　感谢山鹰社参与访谈的同学和2022年克孜色勒登山队的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