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缘起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60周岁，这是以个体出生年龄为基础界定的。但事实上，代表个体生理状况的生理年龄、心理状况的心理年龄、终止社会工作的退休年龄等与界定个体是否为老年人的出生年龄之间往往不会同步。当前我国老年政策针对的是老年人（年满60周岁）群体，即如果个体退休年龄早于60岁，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先于出生年龄到达60岁的状态，那么老年工作的覆盖群体与真实需求之间便出现了一些“误差”。

一般而言，退休年龄是男60周岁、女55周岁，又因为诸如返聘、提前退休等政策，会出现“退而不休”“休而未退”的情况。从生理角度看，随着年龄增长，50岁以后人的机体组织加快老化，个人健康问题日益突出^[1]9，由此引发恐惧、偏执等心理障碍，而因“空巢家庭”增多、独居现象日益普遍带来的孤独、失落甚至抑郁等^[1]266也使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随年龄增长不断增加。以上由于年龄增长引起的个体面临的社会、身体、心理等层面的变化表明，老年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在步入老年之前就会出现。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宏大背景下，应积极思考老年工作要如何跨越年龄“标准”而更为精准、有效地施于个体，笔者认为应当关注处于老年状态的个体。如何判断个体是否进入老年状态？笔者认为，个体不论是退休（或是“休而未退”），还是生理年龄、心理年龄中的某个部分（或全部）表现出老年阶段的特征或个体实际年满60周岁，都属于进入老年状态。

进入老年状态后，退休或身体、心理变化等引起的种种问题使得个体往往会面临共性难题：如何适应这些变化来完成生命历程中的此次转变？笔者在先前的研究^[2]中发现，足球老人在互动仪式链的推动下，通过持续的足球参与生成了“多维认同与区隔”的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自己的老年生活。这一过程并非从老年阶段开始，其社会关系的生成与过往的足球参与、老年状态下足球参与的拓展密不可分。这表明足球参与在足球老人的生命历程中具有连续性。与此类似，医学人类学家考夫曼（Kaufman）在其著作《不老的自我》中指出，老年人的身份感源自他（她）们对自己整个人生的反思和评判的复杂过程^[3]。因此，回溯老年人的过往或许更能理解个体老年状态下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构建。那么，能否通过足球老人生命历程中连续性的足球参与来理解其老年状态下的足球实践和老年生活？对“微观”“具象”“小群体”的思考又能否为解决个体在老年状态下面临的难题提供一定的 参考？

2.   理论与田野

2.1   布迪厄实践理论和个体研究

体育参与以身体技术（人的运动行为）为基础。20世纪初，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4]397就开始关注“身体的技术”，即人们在不同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据此可以发现，技术的习得并非一个简单程序，而是在身体、心理、社会等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合成的。这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过程，身体双向连接着个体与社会，实践充当再生产的工具，个体在其中发挥显著作用。基于此，马塞尔·莫斯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惯习（habitus），用以强调身体技术中的社会习俗、教育、礼仪、声望等影响因素^[5]。这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是深入理解某个社会事实的必然要求。之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发展了惯习理论，并将其置于他的实践理论中。他认为：惯习首先表达的是有组织的活动的结果，有接近结构一类词的含义；它也指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习惯状态，尤其是身体的习惯状态，特别是一种性情倾向、一种趋向、一种取向^[6]，简言之就是“把客观社会结构和主观个人经验整合到一起”^[7]67。惯习并非单独存在，是行动者在惯习驱动下，在场域（filed）中运用自身掌握的各种资本进行的社会活动及以此为逻辑开展的实践活动。其中：场域是一个社会空间，是个体所处社会位置上各种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资本则是体系中进行交换的“筹码”，以具体化的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8]。在资本的串联下，“场域和惯习一道建立起一种辩证关系”^[7]94，说明了二者的复杂性，也表明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张力。这种总体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理解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但也不免让人去探讨实践中究竟是惯习还是场域更重要的问题。按照布迪厄的思路，（场域、资本、惯习）其中一方都不比其他两者更为优先、更为主导或更具归因性······只有通过个案的逐层分解才能被理解^[7]86。

回归个案，布迪厄将实践理论运用于众多领域，从最开始的教育和文化，再到趣味、文学、官僚体制、社会分层、全球范围内去工业化的社会重构等。这些议题颇为宏大，之后的学者们亦是如此，运用实践理论研究诸如时尚、教育管理以及性别等问题。伴随着社会发展，对“人”的思考和对“身体”的关注使得社会学研究出现了现代性转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开始更多地从历史中“脱颖而出”，被大众所熟知。他们不再是拥有教育者、国家精英等身份的抽象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在这一浪潮中，其关注的“运动实践中的身体”更是有效融合了对人和身体的研究，这充分展示了体育研究在当下具有的无限可能。目前，诸如杨磊等^[9]对乒乓球专业运动员群体追寻自我的历程的探索、王若光^[10]对鼓车赛会中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之间关系的呈现、熊欢等^[11]对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的反思等，均是在实践理论指导下依托场域、惯习开展的对个体（个案）的研究，他们将个人成长（惯习）与社会发展（场域）在时代变迁中呈现出来，展示出“一个局部的社会总体”以及与之交织的“更远的历史和‘更大的世界’”^[12]。

对老年人而言，老年状态下的生活构建一定是建立在过往经验基础之上，同时结合当前社会环境做出种种尝试之后达成的结果。因此，想要了解老年人必须要回溯“过去”。本文回到足球老人足球参与最初的起点，依托个体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足球参与展开叙事，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社会中，分析其自身足球参与的价值构建，解释其足球参与的方式，并进一步剖析“过去”的足球参与对老年状态下的足球参与产生了何种影响；同时，从鲜活的案例中展示出社会实践的复杂性，从而推进实践理论在针对个体研究中的运用。

2.2   田野与方法介绍

笔者所在的天悦业余足球俱乐部 ¹中有一群足球老人，他们在老年状态下依旧活跃于足球场上，与年轻人同场竞技。不仅如此，其中一些个体还依托足球开展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如当足球裁判员、做青训教练员、参与业余比赛运营等，足球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笔者于2020年加入该俱乐部，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参加俱乐部组织的比赛和各种活动。作为前辈，他们乐于分享自己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与足球相关的内容。笔者发现，其老年状态下的足球参与与他们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如何在老年状态下具体发挥作用需要深入他们的生活去探寻“蛛丝马迹”，因此，本文以此时老年状态下以及过往生命历程中足球老人的足球参与作为原始材料。笔者尝试不断融入足球老人的生活，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取与他们一致的文化体验，进而达到认识、了解他们的运动参与、文化传统、生活构建等的目的。在具体操作上，以俱乐部比赛为突破口，通过提前汇合、延长赛后交流时间等方式，逐步增加“共同在场”的时长。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在生活中也逐步获取了更多与足球老人接触的机会，通过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了解他们老年生活的整体状态以及足球参与在他们生活中的效用。在对当下的足球老人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笔者继续着手了解“过去的老人”，围绕他们过去的足球参与开展深度访谈，在个体生命历程向度上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丰富既有的田野资料。

随后，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足球老人们生命历程中重要的片段和事件也愈发清晰地呈现出来。笔者发现他们的故事丰富而复杂，根据本文所要展现的老年状态下个体足球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及个体生命历程中足球参与的多样性、连续性、时间跨度等，选取最能展现个案研究共性和个性统一的、具有突出性标准的典型个体——乔成武来书写他生命历程中的足球故事。在写作方式上，采用叙事的手法将乔成武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的足球参与展现出来，分析他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结构、时代、制度的旋涡中，在诸如参赛、转学、择业、伤病等事件中，以及在各种机遇、变故等偶然事件的影响下，处理足球参与与亲缘、学缘、地缘、业缘、趣缘等的社会关系。结合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通过惯习、场域、资本等在个体足球参与中展现出的历时性动态转化，让社会研究回到人本身，让我们理解“社会中具体的人的所感、所为、所想和所念”^[13]，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理论对话，使得研究更为成熟。另外，由于本文涉及的许多事件年代相对久远，笔者通过多方查阅史料、与事件相关者进行访谈侧面求证等方式以保证资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3.   青少年时期：被家庭、学业左右的足球参与

人的成长伴随着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4]。这一阶段，家庭、学校对人的影响巨大，乔成武也不例外。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发现，其青少年时期的足球参与与亲缘、学缘关系密切。因此，乔成武的足球故事首先围绕这两方面展开。

3.1   代际传递：趣缘参与被确立

青少年的教育始于父母，源自家庭^[15]。乔成武与运动的渊源要从他的父亲说起。在交流中，笔者偶然得知乔成武的父亲在大学时是校篮球队运动员，接受过专业篮球训练并多次代表学校参赛。但他的父亲并不支持他同自己走一样的道路，而是告诫他可以（把体育）当成兴趣但不能以此为职业。这不同于当前司空见惯的体育代际传递。在此后的访谈中，笔者着手就此进行深入了解。乔成武并未亲历父亲在大学打球的过往，却聆听着父亲的故事长大。“常听我爹回忆起他上大学时候的事儿。那会儿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整个国家经济都不好，虽然有训练补贴，但是训练累呀。训练完吃的也多，补的都不够吃，还要粮票。家里边还得贴补，可以说非常困难。经常就是喝着‘酱油汤汤’兑的开水。”访谈至此，笔者意识到我国六十多年前与当今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别。那时，社会主义建设正“摸着石头过河”，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持续性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即便如此，乔成武的父亲充分发扬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通过刻苦训练习得了过硬本领。这段经历作用于培养下一代的选择上，体现为体育“可以成为兴趣但不能以此为业”。显然乔成武的父亲并不想让他吃自己吃过的苦。

米德（Margaret Mead）提出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的概念，指晚辈向长辈学习的文化。在体育领域，家庭是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初级群体，具有很强的代际传递性^[16]，因此，体育领域的前喻文化传播现象较为常见。但在本案例中，“可以成为兴趣但不能以此为业”的事实表明，文化持有者（父亲）并不支持乔成武在体育领域过多投入，这说明体育代际传递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前喻文化传播背后也有着更深层次的逻辑。艾约博^[17]在讨论夹宣制作技术时重点提出了“社会性分置”概念；王若光^[18]在《鼓车道：乡愁记忆与传承保护》一书中指出，鼓车赛会呈现的身体技术同时分置于地方特有的物质环境、劳作模式、社会关系及信仰体系等“关联场域”之中，具身化的民俗技艺均来源于此；此后，王若光^[19]在《体育何以思政？——基于身体技术的社会学思考》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无论身体技术的表现形式如何，其在形成过程中均具有社会性分置特征，任何一种身体技术的形成均无法摆脱社会性分置的束缚。对乔成武的父亲而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加之自然因素的双重限制让其“篮球生涯”异常艰难。这也成为本个案中影响前喻文化发挥作用的深层次逻辑。因而在乔成武少不经事时，父亲便用自身实践经验替他做出“选择”。此时亲缘关系搭建起的场域主导了“实践逻辑”，“习性（惯习）的立场”^[7]63以资本的形式施于社会行动者，定下了足球趣缘参与的基调。

3.2   首次参赛：成绩出众拓“支持”

乔成武在小学时就开始参与足球运动。到高中时，他的个人技术出众，获得了师生的认可。与他一同踢球的玩伴亦如此。加之他们生活在同一区域，且年纪相仿，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时就近升学至同一所高中——太原市巷府中学。当该校体育教师发现一批足球技能出众的学生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将这些学生组织起来参加比赛的想法转瞬成型。当时，太原市教育局每年都会组织“三好杯”足球赛。巷府中学以前并无参赛经历，因而赛前准备不充分。“第一次参加比赛，队服都没有，学校给发的篮球服。提前一个多月就让我们每天训练，说是训练也没人教，就是在操场上让我们自己踢。直到第二天要比赛呀，老师才从外边请来一个教练指点了一下。看我们踢了会儿，然后告诉我们该咋踢。你别说确实管用，到了比赛的时候按人家说的踢，踢得还不错，第一次参加就拿了个第六，那可是全市的第六啊。”虽然准备不足，结果却出乎意料。一战成名让巷府中学足球队声名鹊起，作为主力队员的乔成武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赞誉，此后踢球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关注。“这种支持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能感觉到。比如说出去踢球爸妈也不咋管啦，有时候踢球回去上课晚啦老师也不咋说。偶尔踢球时还有人在场下看我们踢。”比赛之后，足球为乔成武带来了很多变化，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参与足球运动的想法。

决定人类惯习的因素建立在某种社会法则之上。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校内外运动会、比赛等是体育教师的职责之一，而巷府中学在传统上并不以体育见长，当该校体育教师发现一批足球技术出众的学生升入自己工作的学校时，在工作职责、业绩、学校荣誉等现实需求的驱使下，便极力促成这些学生参赛。它来自一种由社会性塑造的策略，却又是由个体建构的，由个人实践的，而后被规范为一般性的趋向^[7]55。于是在学校、体育教师、学生家长等的共谋下，参加比赛成为事实。乔成武的参赛是自身的偶然，也是社会需求的必然，实践感（sens pratique）即源于此。世界将其紧迫性强加于我们，实践感是对行为或言论进行控制的要做或要说的事物，故对那些虽非有意却依然是系统的、虽非按目的来安排和组织却依然带有回顾性、合目的性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20]93。这使得体育惯习经由社会构建和个体选择后，呈现出一种动态性变化，而后“不同形式的资本共同促进了体育场域的生成”^[21]，进一步丰富了趣缘足球参与中的文化资本。不仅如此，足球很快给乔成武带来了实质性变化。

3.3   两次转学：挑战“冠军”终败北

3.3.1   因足球而转学

太原市关西中学与巷府中学相隔数百米。两校因地缘关系成为兄弟院校，互动频繁。正因此，巷府中学首次参加“三好杯”足球赛时，关西中学的（足球专项）体育教师便开始关注他们。

对于关西中学的足球历史，乔成武这样说：“和我们巷府中学不同，关西中学是传统的足球学校。整个太原市唯一打不过的就是附属中学（以下简称‘附中’）。”这段历史距今已40余年，详细记载已无从查阅，但与之相关的附中和关西中学均是太原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 ²、附中在1981—1984年3年间3次蝉联“三好杯”足球赛冠军 ³，均能佐证上述信息的真实性。鉴于附中实力强劲，一心想要寻求战胜附中的关西中学教练员想出了一条和附中掰手腕的“捷径”：将巷府中学足球队的主力队员拉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快速提升实力，来打破附中对冠军的“垄断”。于是，关西中学的教练员开始与巷府中学校方、足球队几位主力队员以及他们的家长进行接触。经过努力，关西中学的教练员成功地把乔成武等几位队员纳入麾下，开启了争冠之路。“我是高二转到关西中学的，待了大概一年左右，就是想组起来赢附中了”，乔成武介绍了转学的初衷，又接着开始讲第二次参赛经历，“那届比赛我们一直顺风顺水进了决赛，和附中碰面。那年附中打别的学校都是大比分赢，决赛的时候，上半场双方五五开，踢得有来有往，最后到了补时阶段没守住，让他们进了1个。但下半场我们的体能逐渐跟不上啦，踢着踢着就感觉赢不了啦，还是没踢过”。

虽然拿到了第二名，但还是没有实现既定目标。这段经历也让乔成武在之后的岁月中时常想起，并逐渐分析出失败的原因。“我们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附中的招生优势在那儿摆着呢，他们的队员都是走专业上来的；再有就是教练上的差距。附中的教练更专业，从配合、传导球就能看出来。那会儿我们还在上高中，十几岁啥也不懂，也没提前问问（关西中学）教练的社会关系啥的。后来才知道他主要往裁判这边发展，对教练这块儿不太擅长，也没见过他踢球。训练的时候别的不练，就练守门员，射门力量特别足，打的守门员身上都是瘀青。别的技术、战术都没咋教我们。”不难看出，从学校师资、训练体系、球员水平到大赛经验、心态调整，两所学校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3.3.2   再次转学战高考

集资办学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曾非常流行，一方面可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出资方子女获取优质的教学资源。据乔成武介绍，他的父亲毕业后到山西省纺织工业厅工作。为解决子女上学问题，片区内包括纺织工业厅在内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共同资助太原市滨河中学办学。学校也在多方努力下，被山西省教育厅评选为山西省重点中学，教学质量有口皆碑。

彼时，很多人选择高中结束后直接就业。但是面对高考，人们还是想努力一次。乔成武转眼也来到高三，先前两次参赛经历让他以兴趣为主导的足球参与得到了认可，却也发现足球似乎并不能为他带来更多。于是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乔成武再一次选择转学。“高三的时候也是想着好好学一学，看能不能考上个大学，但是我读过的这两个学校教学水平并不是很高。后来和父母商量了下，看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学校。然后我就跟着父亲当时所在的单位转到滨河中学，这儿的教学质量要比那两个（学校）好不少。”回归学业，乔成武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然而彼时的高考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大学。虽然整个高三都在努力学习，但乔成武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22]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模型指出，教育在个人地位获取中是一种重要的中介因素，人们希望借助教育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即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招生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依然会尝试这条路径。体育同样具有这种功能，人们也会“借助竞技体育参与达成向上阶层流动的目的”^[9]。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作为兴趣的体育参与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专业训练，专业运动员与业余运动员之间有着明显的区隔^[23]。因此在高考之后，乔成武的学生时代戛然而止，开始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两次转学是“通过在场域与习性（惯习）的关系之中运作才得以实现”^[7]188的，是利益驱动的结果。第一次转学是在关西中学教练员的“夺冠计划”下进行的，乔成武同样想在足球参与中更进一步。面对共同利益，乔成武选择通过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来创设有益于实现自身目标的环境；第二次转学，乔成武主动意识到要继续调整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来寻求新的“出路”，展现出一种经过理性思考来获得更大人生价值的实践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惯习展现出利益的具身化特征。个体分析了自身所处位置的场域环境后，将与之相关联的基础条件进行整合、再生产，用以完成利益最大化。然而，场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利用多种策略和逻辑，在不断的竞争中确保或提升其在场域中的优势位置^[24]。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这种带有冲突、对抗性质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当了一种合法化社会区分的手段，失败一方显然不能获得预期的社会收益。但对体育实践中的个体而言，差别化的身体使用倾向和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的收益展现出各个阶层群体对体育价值的不同需求。本案例中乔成武等队员的身体被关西中学教练员以“作为手段的身体”和“作为目的本身的身体”的方式征用，却在身体塑造、个性培养等方面给队员们带来了“真实的收益”^[25]。

4.   事业发展期：与事业“并行”的足球参与和伤病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乔成武从高中毕业走向社会，开启了人生的下一阶段。此时，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即将迎来一次巨大变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其本质是社会结构、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积极变革^[26]，这将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对普通民众而言，改革开放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此时“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发生的变化一般都是较为缓慢的”^[27]。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人们依旧持续着原有的思维方式。面对规模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构成分化，阶层间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愈发强烈。乔成武的事业、人生恰好与我国社会深刻变革的时间线几近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事业走向如何，足球参与又是如何开展的？

4.1   择业：生存发展放首位，体育参与成从属

高考失利后，乔成武马上面临着择业这一重要关口。高中时期在足球领域取得的成就在此时也有了“用武之地”。“我毕业那会儿是单位（指企业）过来挑你的，他会直接让你去他们的厂里头，半天上班，半天训练。我们有同学就去企业里踢球啦。”彼时，高考体育专业招生规模较小，体育特长生招生也极为有限，且只有统招一种升学方式 ⁴。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需借助体育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因此二者之间达成了“合作”，成为当时许多体育特长生的毕业首选。但前面提到，乔成武的父亲并不支持他以体为业，如果去企业踢球则会违背这一原则。为了让乔成武能有一个“好未来”，家庭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好的选择。“体育这个行当不受重视，它不赚钱，不能当主业。干这个顾不了生活。”（乔成武转述父亲与他的谈话内容）父亲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从事体育工作的“劣势”，并且分析了当时的就业环境，让乔成武对就业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更为合理地分析摆在面前的选择。同时，父亲也积极运用自己的人脉帮助乔成武寻找出路。“那时候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在长治市一个国营厂当领导，发展得很好。我父亲和他关系不错，就合计让我去他那里上班，学开车当司机。八几年的时候汽车可是稀缺品，会开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选来选去，发现还是父亲给谋的路子最好，最后也就去了那儿啦。”在父亲的帮助下，乔成武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回顾他的择业过程，家庭社会网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边燕杰^[28]发现，基于中国的国情，在信息决策阶段，强社会关系可有效影响决策者，从而让求职者获得更好的职业地位。强社会关系资本可以进一步分化为先赋强关系资本（即家庭拥有的关系资本）和后致强关系资本（即通过个体社会网络建立的强关系）。在青年择业时，个体往往会依赖家庭社会强关系资本获得就业机会^[29]。

个体面临选择时，往往需要多方考量，如择业时要考虑职业发展、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工作稳定性等，“场域”过多让人难以抉择。家庭社会网络的出现明确了“有些场域是主导的，有些场域是从属的”^[7]100，进而让子女更加明确择业的逻辑，有效建构起自己未来生存的社会空间。此时，体育行业不被重视、不赚钱且训练过程艰苦的特征使其在择业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作为兴趣的业余体育参与更是如此。然而，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当下得出的最优解能否让乔成武的事业如预期所想，让他获得最好的发展？

4.2   事业：屡换工作求发展，足球参与从未变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日益严峻，改革开放也进入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乔成武所在的国营厂也面临着种种问题，效益与预期差距很大。身处其中的乔成武明显感觉前景堪忧，于是开始寻求新出路。在长治市工作期间，乔成武逐渐成长，有了自己的社会网络，并积极运用自己的后致强关系资本，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社会变迁导致生存资源的生产与配置逐渐发生变化，在这一历时性过程中，社会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二者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个体身处其中，会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实践、生理需求、社会行动等，保持与社会“接轨”的状态。面对这一变局，乔成武屡次跳槽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其事业变化和工作经历如表1所示。

表  1  乔成武工作经历

Table  1.  Qiao Chengwu's work experience

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内容	行业分类	单位性质
高中毕业—20世纪 90年代初	山西省长治市	司机	制造业	国有企业
20世纪90年代初— 1998年	山西省太原市	销售	交通运输	国有企业
1998—2004年	山西省太原市	司机、中层 管理	房地产	私营企业
2004—2005年	山西省太原市	销售	办公文教	私营企业
2005—2016年	山西省太原市、兴县、定襄县	中层管理	建筑	私营企业
2016—2022年	山西省太原市	经理、顾问	房地产物业	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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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期的司机、销售到后期的中层管理，从国企到私企，再从行业转换中稳定到建筑、地产等相关行业，乔成武逐渐在事业中获得提升，寻找到方向。事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之余乔成武也在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从小就钟爱足球运动的他也在努力保持着这份热爱。“刚上班在外地，工作稳定以后就开始找附近踢球的人，渐渐在那儿有了一帮踢球的朋友。然后回了太原就不缺人踢球。再后来到兴县、定襄，也是在当地找到一帮踢球的朋友，不过有时候人少组不起来。只可惜回了太原以后这些人就渐渐不联系啦。”在生活、事业面前，作为兴趣的足球参与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且会根据工作变化展现出不同模式，却始终占有一席之地。面对来自生活、事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从小养成的踢球习惯成了一种调节手段。“我从事过的工作基本上时间都比较自由，没事儿的时候约上朋友们一块儿玩儿，就感觉很放松。”通过语境分析，“玩”指的是踢球，多有娱乐、游戏之意。对于乔成武以及朋友们而言，足球是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赋予了个体积极愉悦的情绪感知和内心体验^[30]。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个体的社会实践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同时还要兼顾亲缘、业缘、趣缘等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行动者是惯习的载体，是实践的个体。在本案例中，乔成武前反思性地调节自己的社会关系，通过实践完成社会关系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他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因此“不赚钱”的足球被置于从属位置。但作为兴趣活动，足球充当了一种调节手段，因此不管从事哪种工作，都不能影响他延续自己的足球参与。此时的体育回归本真，在乔成武的事业期不可或缺，同时根据实践的前反思性也可以预知，在接下来的生命历程中，足球参与极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4.3   受伤：拖延误诊酿大错，艰苦训练返赛场

伤病几乎会出现在每个人的运动生涯中，乔成武也不例外，他曾笑称自己为足球“流过血折过腿”，受伤无数，但因为热爱坚持了下来。

回忆起与乔成武的初次见面，他的走路姿态让笔者印象深刻，身体微倾，步子也不均匀。同场竞技时，这种感觉进一步加强为“跛”。在之后的观察中，笔者发现比赛中他的左脚经常采用前脚掌点地的方式进行移动防守。种种迹象表明，乔成武腿部受过伤，且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后经访谈，也印证了笔者的猜测。“膝盖受伤影响最大啦。那会儿是韧带给伤啦，也不太疼，所以感觉并不严重，以为咬咬牙，过两天就好啦。但结果越来越疼，才发现不对，赶紧就去医院。拍完核磁，那个‘二把刀’医生没检查出来，误诊了。说是小问题，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还引发了新问题，有了血栓，整条腿就不供血啦。突然有一天感觉这个腿就没温度啦，拿热水泡也不管用。这时候才着急去医院，先把血栓治好，然后再治韧带。我记得当时是从我身上其他地方取了一条韧带，接到膝盖这儿，也就是说这次痊愈在我身上动了三回刀子，做了两次手术才算完。”虽然手术已经完成，但是术后恢复同样重要。“做完手术一个月腿不让动。完后可以活动啦，但是新接的韧带不能弯曲，走路很费劲。好多人就是因为这走路就有问题了，有点跛的那种概念。”此次受伤是乔成武运动生涯中最严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如果恢复欠佳极有可能告别绿茵场。他的家人、亲友也纷纷劝他以后不要再剧烈运动，以免旧伤复发。“都不让我踢球，怕手术的地方再出问题。媳妇儿有段时间天天看着你，怎么说都不让踢。但是哪能管住了，太喜欢这个东西（足球）了，不踢感觉难受。后来恢复好啦，就偷偷开始踢。再后来也没复发过，他们（家人、亲友）也就不说啦。”

此次伤病痊愈历时一年有余，然而想要回到运动场像原来一样运动需要更长时间。新接的韧带不能弯曲，这就导致许多足球技术动作无法完成。为了延续足球生涯，乔成武开始努力适应这种状态，并积极开展“康复训练”。“手术后一年左右吧，日常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啦。那会儿刚开始尝试去踢球，左腿不能弯，很多动作就做不了，比如说左右脚平衡、加速过人、变向、侧身防守，这些影响都挺大的。想踢球就得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自己硬掰，努力让左膝关节去弯曲，同时一步步改掉以前养成的习惯，调整技术动作，摸索怎么对抗，怎么拿球，逐渐适应，这个过程我记得持续了最少两到三年。只不过有些动作还是做不大利索，但影响不大。”为了能够继续参与足球运动，乔成武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此时，乔成武展现出对足球参与的行为偏好和主动性正是兴趣的外在表现形式^[30]，即兴趣支持着他同伤病作斗争。

现有很多运用布迪厄理论的实证研究都心照不宣地将个体看作竭尽所能地在计算和运筹中换取更多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以获得或彰显更高社会地位的经济人。这有悖于布迪厄理论的基本立场^[31]。很多时候，个体的选择往往是非功利性的，并且也乐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突破原有阶层、结构的阻碍。惯习在其中成为最活跃的要素。在本案例中，受伤导致个体身体条件发生改变，进而引发了身体技术变革。回溯从受伤到重返赛场的整个过程，医学发挥了“修复人体”的基础作用，但真正使乔成武重返赛场的是在康复基础上开展的身体训练（改掉习惯、调整技术动作等），其目的是“探求和获得一种效益”^[4]406，通过运用自己在运动参与中摸索出的自我的“身体认知”^[32]，在新的身体条件下通过自我的运动体验感建立起对如何运用自己身体的“理解”，进而达成更好的参与运动的目的。

5.   老年状态下：足球参与的延续和拓展

2016年，此时的乔成武已在房地产、建筑行业中摸爬了2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是企业领导将他调到新成立的物业公司担任经理一职，开拓新业务。经过两年多的摸索，物业公司基本走上正轨。考虑到乔成武的年纪和公司的未来发展，领导同他商量，调整他担任顾问一职，继续发挥“余热”。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安排，在工作中实质上已“退居二线”，处于“休而未退”阶段。虽处事业末期，但实质上乔成武已步入老年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拥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投入到自己喜爱的足球运动中。

5.1   延续：踢球习惯成自然

当乔成武的生活不再像之前一样围绕事业展开，他首先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这让他在老年状态下的生活更具可支配性，也为他延续踢球的习惯奠定了基础。“以前有时候工作上有事儿错不开时间，还要请假 ⁵了。到那会儿（老年状态）基本上就不请假啦，逢场必到。”即使这样，一周两次的比赛频率并不足以满足乔成武的运动需求。于是他经常在空闲时光顾周边的球场，看到有人踢球则会选择加入其中。“那会儿没事儿就去踢球，渐渐地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加的约球群也越来越多。后来每天球局就不断，有时候周末还得赶场，这场完了紧接着换个场地就踢下一场。”充裕的时间给了乔成武更多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也让他通过足球结识到更多好友，趣缘关系得以拓展。

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足球对于乔成武而言远不止一项运动这么简单，足球参与已经内化为他的意识，进而调动和指挥他的行为，最终成为一种行为模式，成为惯习^[33]。此时惯习发挥了支配性作用，根据周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惯习的足球参与在这一过程中被无意识地选择，成为个体积极主动建构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5.2   拓展：趣缘参与迎反转

5.2.1   站上更大的舞台

老年状态下，乔成武有机会在足球参与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这也让他能够不断融入本地区的足球圈子，获取更多与足球相关的信息。在这个圈子里，除一般足球爱好者外，不乏足球青训教练员、足球裁判员、学校体育教师、足协工作人员等体育从业者。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校园足球建设、中国足球改革等这些与每一位中国足球人息息相关的内容让乔成武了解到我国足球领域最新的规划，同时也让他看到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本地区足球行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

作为一名对足球有深厚感情的爱好者，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许多后辈都非常佩服乔成武。其中的一些足球从业者也看到了乔成武身上的“价值”。首先，为了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而举办的市际足球友谊赛，由于会设置不同年龄段组别的比赛，乔成武这样具有丰富经验的长者自然会成为组队首选。其次，近年来“元老赛”风靡。随着年龄增长，许多足球爱好者已经很少有比赛交流的机会，但他们对足球的情谊并未因年纪增长而减退，因此各级各类足球“元老赛”应运而生。乔成武也接到了足协、体育局等机构的邀请。最后，还有一些业余俱乐部之间的友谊赛，为了尽可能均衡双方实力，对参与者的年龄组成做出限制，例如上场球员中必须有大龄球员 ⁶，或对参赛人员各年龄段占比做出限制等。一旦乔成武符合报名条件，这些俱乐部也会邀请他为本队出战。不间断的邀请让乔成武变得“忙碌”，而他亦乐在其中。这也让他收获了更多荣誉感、自豪感。当这些“符号资本”得以具身化，乔成武更加坚定了参与足球运动、拓展参与方式的想法。

5.2.2   初成教练员的尝试

近年来，我国足球发展的大环境越来越好，身处其中的乔成武也感受到其中的变化。“有时候踢完球一起坐着闲聊，一问他做什么工作，干教练的、吹哨（裁判）的可真不少了。”长期以来，乔成武将足球视为自己的兴趣，并未过多将足球与事业联系到一起。但此时身边越来越多或兼职或专职足球从业者的出现让他对足球参与有了新的认识，萌生了从事相关工作的想法。当他同老友说起这一想法时，二人不谋而合。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自己比较适合教练员工作。“我们踢了这么多年球，经验多，技术也扎实，教小孩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通过老友的个人关系，二人寻找到一家刚成立不久的足球培训班去“帮忙”。

由于没有教学经验，二人只能一边做辅助工作，一边学习如何教学。“刚去的时候就是助教，点人、布置场地、收球啥的，上开课以后就听教练怎么讲，自己琢磨自己悟。”一段时间后，乔成武对教学工作有了一些了解，并在空余时间开始练习讲课，同时争取到一次试讲机会，但发挥并不理想。“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很紧张。自己之前准备的内容，如动作细节、要领忘记了很多，讲的东西感觉孩子们也没理解。”经过此次试讲，乔成武发现教学并不容易。“虽然你会踢，但是你却不会把你会的东西教给别人，这就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如何开展教学，如请教教练员、私下练习、观看公开课、参加培训班等。在不断积累中他的教学水平稳步提升。这也为他在老年阶段成为足球青训教练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个体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当社会环境作用于行动者时，行动者也会做出反应，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就存在于此。当前，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推动了个体对自我实现的追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政策也开始迈向“自主范式”。在体育领域，全民健身、普及冰雪运动、发展体育产业等政策的实施，更多地考虑制约我国大众体育发展的内在因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重视，昭示我国大众体育正向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阶段转变^[34]。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老年状态下的乔成武非常清楚自身具有的资本符号，也更善于处理国家、个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不仅延续了自己的趣缘足球参与，还积极拓展多种形式的足球参与，追寻自我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合作”，努力促进趣缘与业缘的融合。从个人层面讲，他打破了长久以来足球“可以成为兴趣但不能以此为业”的禁锢，成功地在老年状态下找到了“老有可为”的路径。在该实践中，惯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乔成武足球参与中具有典型性的事件作为“点”，串联起他的足球人生。以此为主线，将个人生命历程寓于中国社会变迁和体育改革进程中加以考察，谱写出体育生活的真实样态，洞察其足球参与背后呈现的“整体社会”。虽然作为生命史叙事的研究进展至个体初入老年状态时“戛然而止”，但依然可以形成以下结论：

乔成武作为业余足球爱好者，趣缘自始至终支撑起他的足球参与，但每个阶段确保其能参与足球运动的因素千差万别，目的也并不相同。首先，亲缘奠定了其趣缘足球参与的基调，青少年时期的学缘关系是该阶段足球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为学校赢得荣誉、战胜强大的对手是其足球参与最重要的目的。在事业发展期，家庭责任、业缘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足球参与处于从属地位，充当了一种调节手段。同时，地缘、趣缘关系共同左右着足球参与的发展和延续，对足球的热爱激励着他重返球场。在老年状态下，趣缘参与的重要性提升，趣缘群体激发了他延续、拓展新阶段、新时代背景下趣缘与业缘相结合的足球参与，这也成为他构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状态前的足球参与也成为其延续和拓展此时足球参与的基础。另外，愈加开放的社会、愈发注重个人实现的时代环境也成为促进其老年状态下足球参与的重要条件。与专业运动员群体相比，业余爱好者的体育参与需要更多的自我投入、社会支持才能得以延续，而不断发展的社会给予了这一群体更多的支持。

在理论层面，本文是实践理论与个体研究在体育学研究领域的一次融合尝试。在行动者历时性的足球实践中，将共时的惯习和场域通过具有连续性的“实践的时间”^[20]116结合起来，分析其对足球参与的作用。笔者发现，乔成武最初的足球实践是在场域的塑造下开展的。之后随着资本积累，并同与之相匹配的共时性场域整体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社会环境、文化、经济等不断实现生产和再生产，惯习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加，个体得以能动地塑造自己的足球实践。如果把乔成武生命历程中连续的足球参与置于布迪厄实践理论体系中来看，场域和惯习大抵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实践逻辑存在形式，借此，可以得出乔成武生命历程中足球参与的场域-惯习运作关系（图1）。

图  1  乔成武生命历程中足球参与的场域-惯习运作关系

Figure  1.  Qiao Chengwu's life course in the field of football participation - habitual operatio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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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迪厄的论述中，惯习包含一种所谓的“完型结构与建构中的结构”^[7]63。“完型结构”通过一个人过去与当下的处境而达成，“建构中的结构”即指一个人的惯习帮助他塑造了当下与未来的实践。对于个人而言，在某个生命历程阶段，此时惯习的“完型结构”是指导实践的个人准则。此外，在社会实践开展过程中，个体会受到所处境遇的影响，导致个体基于该阶段“完型结构”的惯习自然而然地进行下一阶段惯习的建构。“完型结构”的惯习并不会被直接复制，而是以资本的形式“前行”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来完成个体生命历程各个阶段惯习的建构工作。在老年研究中，当我们将研究重点从老年阶段扩大至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回到过去”了解个体连续性的社会实践，并解读某一阶段的“惯习”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命历程中的下一阶段甚至“更远”的阶段，再结合此时个体所处的生活背景、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等分析惯习与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个案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