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深改委”）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体发[2020]1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能够被纳入“深改委”的讨论议题并得以审议通过，被认为是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1]。2020年5月21日，全国“两会”召开，青少年健康问题备受关注，100余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把体育列入高考必考科目，并给予如语文、数学一样的考分权重^[2]。有关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体育议题能够连续在“深改委”会议和“两会”这样国家高级别政策议程中出现，预示着青少年体育发展将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考虑到体教融合与高考的目标群体均为青少年，故做如下逻辑推断：体教融合将是未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战略选择，高考很可能是这一战略选择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支撑点。根据这一逻辑推断，本文对以下4个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体教融合战略的有效运行为什么需要高考？现有高考体育方式为什么不能为体教融合战略的实施提供充足动力？目前有关将体育纳入高考的建议性方案有何问题？体育以何种方式纳入高考才具有可操作性并对体教融合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1.   体教融合的施行需要高考支撑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体教融合可被看作体教结合的“升级版”。如果把体教结合看作“体”与“教”2种力量各有所图的“手拉手”，那么，体教融合则强调“体”与“教”2种力量同向而行的“心连心”。从“手拉手”到“心连心”，这是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下，社会相关领域重大变革的发生往往皆因原有发展模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体教结合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在1986年被正式提出，迄今已有30余年，形成了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主要标志的发展成果^[3]。然而，无论是体教结合发展模式本身，还是作为其标志性成果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都未能对体育和教育两大领域产生重要贡献。相反，类似“‘体教结合’模式的运行一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总体效果不佳”^[3]的评价时常出现在相关文献中。

在“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体教结合为什么还能坚持30余年？作为其主要标志性成果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院校为什么还能从1987年的51所扩展到2019年的287所？究其因，主要源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这种特殊高考招生方式的存在，使得通过普通高考方式难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体育特长生或高水平运动员有了进入大学的通道。如今，体教融合取代体教结合进入历史舞台，发展目标从服务于竞技体育升级为服务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言，理念的升级虽促使发展思路转变，但并不会导致原有问题的自动消失。换言之，以往研究提到的关于体教结合发展的制约问题^[4]仍适用于对体教融合发展制约因素的判断，而对这些制约因素的化解，高考仍是不可或缺的“利器”。

高考之所以成为化解体教融合面临问题的“利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体教融合战略目标群体的特殊性。《意见》的名称已显示，青少年是体教融合战略的目标群体。对于该群体而言，“成长”诉求是决定其整个青少年时期各种活动选择与安排的重要参照，且这种“成长”诉求几乎全部反映在青少年的主要监护人（家长）身上。换言之，家长在子女（青少年）身上投入各种资源，首先考量是否有利于子女的成长。那么，家长基于何种考量才能为子女持续参与体育提供相关资源支持呢？

从常理而言，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是家长的第一诉求，毕竟没有身体健康做基础，所有成长诉求都将成为“空中楼阁”。随着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膳食营养作为身体健康的基础已得到较好的保障，体育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深入人心。2016—2018年教育部开展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调查数据显示，家长主观上支持子女参与体育的比例逐年升高，3年的占比分别为77.6%、79.9%、80.6%^[5]。除身体健康之外，家长最重要的诉求莫过于对子女升学有用的学业成绩。弥漫在全社会中的“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就是这种诉求的最好证明。甚至在很多时候，家长以及青少年本人对健康的诉求会让步于对学业成绩的诉求。教育部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除了在初三年级有一个明显的拐点外，总体上呈现随年级升高而递降的趋势^[6]。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导致身体活动时间不足，而初三年级之所以出现拐点，源于中考纳入了体育科目。

相对于中考，高考对青少年成长的意义更为深远。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即使中考成绩不理想，至少在高中阶段还有书可读，即使进入中职学校，未来也有参加高考的机会。只要有书可读，青少年及其家长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还可有一定的心理缓冲期，其“成长焦虑”就会降低很多。高考却不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升学通道，更是绝大多数青少年的人生“分水岭”。相关研究显示，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在大学生已不是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凭的就业者，其平均教育回报率高于高中文凭就业者的幅度持续提升，2009年达到49%^[7]。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读书无用论”时有鼓吹者，但在现实中，很少有家长不为自己的子女进入理想的大学做教育规划。作为未成年人的青少年，其学习活动的选择和安排也很难跳出家长为其做出的教育规划。正因如此，凡有利于高考成绩提升的学习内容均会得到高度重视；反之，则会受到排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弃。尽管体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健康促进价值，但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因其与高考成绩无直接关联，青少年本人及其家长自然不会给予足够重视。

青少年及其家长在高考背景下对体育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学校教育之中。众所周知，高考是教育改革的“牛鼻子”，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8]。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社会地位与得到的资源投入与其高考成绩息息相关。在现实中，高考成绩越好的学校，得到的社会资源越多，学校发展越好，学校教职员工的社会地位也越高。“力争上游”是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当高考成为上游的“航标”时，学校教育的内容设置与行动选择就不可避免地以高考为准绳。例如，2014年新高考改革后，一些科目增加了考试次数，其结果是“部分学校在统筹3年教学安排时，为确保学生每门学科都有2次考试机会，获得更理想的成绩，采用按考试时间倒排课表的方式，导致高一、高二教学安排过紧，学生的体育、艺术活动和休闲时间被严重挤压”^[8]。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一项以普通青少年为目标群体的战略安排，体教融合在施行过程中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绕不过高考。因此，在新高考制度框架内充分获得高考制度的助力是体教融合展现发展活力的关键。

2.   现有高考体育方式在支撑体教融合发展中的不足

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到2020年“强基计划”^[9]高考新政的推行，体育其实一直都在高考范畴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①自高考恢复起就存在的体育教育专业考试，后因社会体育、休闲体育等专业以同样方式加入，被统称为“体育类统考”，目前有300余所招生院校；② 1986年开始的运动训练专业考试，后因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以同样方式加入，被简称为“体育单招”，目前有近100所招生院校；③ 1987年开始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被简称为“体育特招”，目前有280余所招生院校；④ 2011年清华大学率先试行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开展体育测试，此后，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近10所高校采纳试行，2019年教育部明确自主招生必须进行体育测试；⑤ 2020年启动的36所“强基计划”招生高校均在招生中开展体育测试，其中23所高校实行体育测试成绩一票否决制。

从现有高考体育实情看，体育入高考的历史不可谓不长，考试方式也不可谓不多，但结合《意见》的主旨看，这样的高考体育方式还不足以有效助推体教融合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1）《意见》名称已表明，深化体教融合的主旨是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体而言，就是要“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显然，《意见》名称中的青少年是指以学生为主体的全体青少年，而上述5种高考体育方式的前3种（体育类统考、体育单招、体育特招）都只适用于具有体育特长的青少年。就近几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全国报名参加这3种高考体育方式的学生为45万人左右，仅约为全国高考报名总数的4.5%。换言之，当前主要的高考体育方式对全国95%以上的青少年学生没有带动作用。如前所述，在高考的压力下，即使学生及其家长与学校都知道体育对健康的积极价值，也不得不因高考而轻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体育。显然，目前参考人数体量最大的3种高考体育方式，对推动普通学生通过体育促进其健康成长的作用微乎其微。

（2）体教融合作为一种新的称谓出现在国家高层级文件中，其内涵必定超越“学校体育”这个称谓。这是因为，作为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的学校体育，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身不存在与教育融合的问题。那么，体教融合中的“体”对于学校体育意味着什么呢？从体教融合的前身即体教结合走过的历史看，显然希望学校体育在促进普通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同时，承担起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责任。体教融合也只有在促进普通学生身心健康和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两方面同时显现强劲实力，才能证明其是一种成功的战略选择，否则将与体教结合一样，很可能成为“鸡肋”。那么，现有高考体育方式对此有效吗？长期以来我国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的运动员构成，以及大量研究文献已对此问题做出了否定回答，本文在此不再赘述。但需要说明的是，招生方式只是影响高校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前置因素，真正的重点还在于人才培养模式。为了讨论主题的聚焦，本文对此问题不延展讨论。

（3）与体育类统考等方式不同的是，自主招生和“强基计划”中的体育测试均以普通学生为对象。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从2020年起，不再组织高校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因此，目前对普通学生有体育要求的高考形式只有“强基计划”一种。“强基计划”明确“把体育测试结果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这一政策要求，对促进普通学生重视体育无疑会产生积极作用。然而，就各高校“强基计划”招考中的体育测试内容而言，其作用有多大还需进一步观察。以东南大学的测试方案为例：测试内容为“立定跳远、50 m跑、坐位体前屈”，考生在3个项目中选2项进行测试，1项测试合格即体育测试合格，合格的标准参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高三年级的相应标准。显然，这样的合格要求对普通学生而言并不难，只要平常稍加注意就很容易达标。此外，受制于招生规模，“强基计划”2020年的报名数仅占高考总报名数的12.7%，能带动重视体育的学生数占比仍不高，且这种测试方式并未涉及考生的体育技能掌握情况，对于普通学生体育素养水平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

3.   体育直接作为考试科目纳入高考面临的难题

从促进普通学生健康成长这一主旨看，体教融合欲使高考从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转化为其发展的动力，至少需满足以下3个条件：①让高考体育与普通学生的升学产生关联；②避免因高考体育造成学生学习负担加重；③避免因高考体育导致高考的组织成本激增。

欲使高考体育与普通学生的升学产生关联，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现有高考科目中增加体育，将体育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成绩。这也是目前提议将体育纳入普通高考人士的主流想法。例如，在2020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10]对高考体育方案提出2种思路：第1种是将体育增列为高考的必考科目，将2014年改革后的新高考模式“3+X”变为“4+X”；第2种是将体育纳入“3+X”中的“X”，使体育成为学生的选考科目。对于体育考试成绩的构成，建议借鉴中考体育的模式，采用平时体育学业成绩与高考体育成绩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高考体育测试可采用“统一测体能+自主选测技能”的方式进行。考虑到高考改革的平稳过渡因素，建议先试行第2种思路，待成熟后再推行第1种思路。尽管这一建议性方案对高考体育的内容选择、考试方式、成绩构成和推进路径做了简洁、清晰的描绘，但笔者认为，用这种方式将体育纳入高考会面临以下困扰和难题。

（1）体育作为选考科目的“热度”问题，即把体育纳入“X”成为备选科目后，有多少学生会选择体育作为考试科目。众所周知，高考之所以“历来受到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8]，就在于它具有极强的选拔功能，其结果与人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对于普通学生而言，选哪些科目作为考试科目，首要考虑的是能不能得到高分，进而使自己的高考成绩在与同伴竞争中具有最大优势。一旦某个科目对拿高分不利，必然就会受到冷落。新高考改革后，物理科目遇冷就是鲜活的例子。上海、浙江作为新高考改革的试点区，在2017年实施选考后，由于物理获高分的难度高于其他选考科目，其选考人数急剧下降，上海2017年选考物理的人数从之前的28%降至16%，浙江则从63%降至30%，甚至一些爱好物理、数理思维能力强的学生也放弃选择物理^[8]。显然，体育如果为大多数学生所选，前提是容易取得高分。那么，试想把平时体育学业成绩作为高考成绩的一部分，还可能有区分度吗？反之，如果大多数学生都不选择体育作为考试科目，则又如何以高考体育带动广大青少年通过积极的体育参与促进其健康成长呢？

（2）作为一种思维推演，假定体育的各项考试成绩既具有区分度，也会为大多数学生所选，或实现上述第1种思路的目标，最终成为高考的必考科目。即使如此，操作性仍是一大难题^[11]。从高考报名人数看，最近几年一直在增长，2020年达到1 071万人。按全国31个省（区、市）平均，每个省（区、市）约有34.5万考生。若参照现行“体育类统考”的方式，对每个考生进行“体能+技能”测试，考试时间至少持续半年以上。即使将考生分散到地级行政单位进行考试，按全国334个地级行政单位计算，平均每个区域的考生人数也要超过3.2万人。以这样的人数规模进行体育考试，即使所有保障措施到位，至少也要2周以上的时间才能考完。当然，这只是基于平均值的推演结果，如果考虑到我国不同省（区、市）高考人数的差异，有的按全省（区、市）集中考试的方式，其实1年也考不完，即使按地级行政单位集中组织考试，也需要1个季度以上的时间。显然，这样的高考方式所需的时间、人力、组织等成本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3）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一直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沉重话题。在谈及学校体育的发展障碍时，时常能听到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没时间锻炼的声音。因此，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12]有针对性地指出：“我国高考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但也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从新高考制度的设计看，为学生减负是其主要目标之一。那么，把体育作为一个必考科目纳入高考是为学生减负还是增负呢？答案显而易见，在学生为高考准备的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多一个考试科目，学生就要多一份准备、多一份投入，单位时间内的学习内容必然增加。当然，也有一种论调认为，体育主要是身体锻炼，文化科目主要是脑力活动，把体育作为考试科目，正好能促进学生劳逸结合。这个理由看起来很有道理，但经历过“体育类统考”的人都会明白，为考试拿高分的体育训练与把体育作为一种休闲健身的方式，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参与体验。正如同吃野菜，有的人是为尝鲜而有的人是为果腹，目的不一样，感受不同。把体育作为与语文、数学、外语一样的必考科目，无疑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正因上述困扰和难题，尽管近10年来时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将体育纳入普通高考，山东省甚至还出台过《普通高校考试招生体育测试实施办法》，国务院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增加体育科目的做法”，但将体育作为考试科目纳入普通高考仍未得到施行。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出台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为以上困扰和难题的化解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4.   高考成为体教融合发展动力的具体建议

与传统高考仅依据考生分数进行招生的方式不同，始于2014年的新高考改革对招生录取机制提出如下要求：“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10]在这一高考新政中，“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是一种全新的提法，为体育逐步纳入普通高考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开启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通道。

① 新高考改革提出的“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已经释放出加强素质教育的强烈信号”^[8]。在新高考改革推行之前的2007年，教育部就明确提出：“把加强学校体育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13]以素质教育为交会点，体育与新高考的紧密关系有了扎实的理论支撑。②新高考改革方案明确指出：“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根据这一表述，把体育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运用于高校招生录取具有很强的政策支撑。③综合素质评价采用档案记录的方式，由国家提出指导意见，省（区、市）制订评价要求，学校组织实施。这一评价采用过程记录的方式，明确了高校作为实施主体，既能避免统一集中考试带来的学习负担加重和组织难题，也为各高校针对办学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体育评价方案提供了方便。

当然，从具体操作层面而言，还有部分关键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本文结合上海市的前期探索提出如下建议。

第1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评什么”，即将哪些体育要素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体育身份的识别。换言之，当我们说某种现象是体育时，判断的表征是什么？对此，笔者曾撰文指出：“运动技能是支撑体育之所以能独立存在于学科之林的主体性知识。无论是学校体育课堂中学生的体育学习，还是训练场上运动员的训练，抑或是社会培训机构中青少年的体育培训，运动技能的学练与提升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个体运动技能水平可以判断一人体育实力之强弱，通过群体运动技能水平可以衡量一国体育之发达程度。一言以蔽之，‘没技能、无体育’。”^[14]通过运动技能实践的视角，可以观察到个体在运动技能实践中的道德品质（体育品德）、身体能力的强弱（体质健康）、运动技能的习得与运用表现（体育行为）以及对运动技能与健康关系的知识理解（体育知识）。若能将个体运动技能、体育品德、体育行为、体育知识、体质健康的客观测量结果纳入一种模型，则可便于对个体的体育综合素质做出客观评价。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在2017年教育部综合改革“教育综合改革重大课题”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体育素养工程专项研究任务”的共同资助下，上海体育学院组建专家团队开展了学生“体育素养评价体系”的研究工作，构建了具有较为广泛认同度的学生体育素养测评模型，并在上海市进行了区域性的试点应用，初步解决了对学生进行体育综合素质（体育素养）评价的内容问题^[15]。

第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评”，即体育素养5大评测指标的数据如何获取。作为一种测评工具，指标的有效性和数据采集的可信度最为关键，以此为保障，测评结果才具有评判的价值。在体育素养的5大指标中，体质健康有国家标准作保障，数据获取不是难事。针对其他4项指标，上海市进行了如下探索：①研制出版了《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与测试方法》，通过对上海市20余万中小学生的测试，以及在全国300余家社会培训机构的运用，解决了运动技能的测评问题^[16]。②构建了基于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体育知识题库和数据化测试平台，并按学习水平对题库进行分等、分级设置，通过上海市15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试用，解决了体育知识的测评问题。③考虑到体育素养测评对学校体育课程教学以及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竞赛的促进作用，设计了基于学生体育课程学习与参赛经历相结合的体育行为数据记录系统，在上海市完成了近5万名学生的数据匹配测试，证明了其有效性和可行性。④体育品德是笔者新提出的建议性指标。在上海市的前期探索中，该指标拟定为“体育意识”，通过问卷题项的形式嵌入体育知识测评系统。由于意识问题主观性强，加之测评结果如与学生升学相关联，其结果很可能失真。因此，笔者建议，通过负面清单的形式客观记录学生在运动技能实践中的道德品质表现。如此，既可促进体育育人价值的更好实现，也可与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相契合，更可增强评测结果的客观性。

第3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么用”，即体育素养测评结果如何在高考录取中使用。通过上述方式方法，可以产生2种评测结果：一是学生体育素养的综合水平；二是学生体育素养各维度的单项得分。通过模型数据系统的自动计算，2种结果均可通过100分制计分呈现。在高考录取中，各高校根据办学特点和专业需要，可自行设定参考体育素养评测结果的录取办法。从操作层面而言，笔者提出以下建议：①国家层面应加快推动普通高校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的改革步伐，明确各高校以适当的方式将学生体育素养水平作为录取依据，让新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得到真正落实。这也是提升高考制度改革的公信力和释放改革活力的体现。②考虑到改革可能产生的震荡，建议可先在与体育、健康关联的普通专业招考中试行，再逐步延伸到其他专业。例如，目前很多高校开设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康复、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体育新闻、公共卫生、慢病干预等相关专业，对于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生源如有较高的体育素养水平，对其专业能力的提升无疑会更有帮助。反之，有体育素养水平作为录取参考，自然会带动有志于报考这些专业的普通学生重视体育。③在体育素养水平作为录取依据的实践探索逐步成熟之后，可在其他专业录取中建立同等条件下体育素养水平高则优先录取的机制。该机制一旦建立，必然会带动学生本人、家长及学校对体育的实质性重视，同时也避免了体育作为必考科目可能造成的学习负担加重，真正实现身体锻炼与脑力学习的劳逸结合。④在体育素养水平作为录取依据在普通招生录取中成熟应用之后，可逐步取消“体育类统考”“体育单招”“体育特招”考试。各体育类招生可根据专业与人才培养的需求，分别采用体育素养综合水平与各维度水平相结合作为录取依据的办法。例如，考虑到高水平运动队的后备人才培养，可提高体育素养中运动技能指标以及体育行为中参赛经历指标的权重。如此，既可减少每年高考的批次，降低考试风险和成本，也能避免为了上大学临时改考体育而造成的体育生源质量下降^[17]。

5.   结束语

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展现的是一幅新图景，面临的却是一些老问题。在所有老问题中，如何合理与高考进行关联，并借助新高考改革的制度优势促进自身发展，是体教融合能否“破冰前行、扬帆远航”的关键。本文相关分析为这一关键的判断提供了佐证，但提出的建议还有待进一步实践验证。此外，从体教融合促进普通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同时，还需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有所作为的要求看，笔者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基于青少年学籍信息的体育素养大数据平台。通过该平台既可实现对青少年体育素养数据的规范管理，保证高考录取数据的权威准确，又可实现对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潜力的追踪判断，进而帮助国家适时发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分布特征和规模，为竞技体育乃至青少年体育服务行业的发展布局提供信息支撑。若如此，体教融合将在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建设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