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7日，北京冬奥组委正式对外发布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共有的未来”（shared future）传递出中国人在奥林匹克精神感召下，与世界人民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的决心。未来根植于历史，人类共有的历史经验是共享美好未来的前提和基础。“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概念由历史学家徐国琦提出，旨在阐释以文化交流与协作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近年来，徐国琦以“共有的历史”为研究范式，在英文学术界先后出版了《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等著作，《何为中国》（The Idea of China）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对于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颇具启发意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讨论。已有研究^[1]表明，“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是对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补充，继承了跨国史的思想，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但是，对体育“共有的历史”的深入讨论学界并未进一步展开。

“共有的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跨国史的研究方法：①不再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以文化背景为国际关系的参照；②强调非“民族-国家”因素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如竞技体育交流、瘟疫的流行等；③注重多国以及多种档案资料的应用；④采用“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视角，即不再只关注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2]。在研究旨趣上，“共有的历史”强调“分享”与“共有”。以中美关系史研究为例，诚然，长久以来中美之间存在冲突、对抗、分歧是历史事实，但历史上中美之间曾存在战略合作也是事实。未来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两国携手合作，中美之间已经不会回到传统意义上的零和游戏。因而，追溯两国共有的体育经历，不仅可以实现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可为中美两国人民谱写未来和谐关系提供历史镜鉴^[3]。在研究价值上，“共有的历史”将中国近代史纳入整个世界发展图谱，既探索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也展现中国人寻找新国家认同的历史轨迹。这种“中国中心”（China-centered）的历史书写方式在过去中西学界的研究中都相当罕见，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4]。质言之，以体育作为“共有的历史”的重要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研究旨趣、研究价值上为体育史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史研究做出有益探索，值得体育史学界予以充分关注。

1.   体育“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的特征

体育“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的特征可以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主题3个方面进行解读：研究主体包括民间个人、群体、组织，研究内容为体育文化交往行为，研究主题为体育共有的历史经验。三者共同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范式，既是对传统国际关系史的补充，也是对体育史研究的有益尝试。

1.1   关注民间体育个人或群体

民间体育个人或群体是体育“共有的历史”的研究主体。徐国琦以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推广现代体育为案例，还原了中美体育之间一段“共有的历史”。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包括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格雷（J. H. Gray）、埃克斯纳（M. J. Exner）、麦克乐（Charles Harold McCloy）等，通过资助比赛、报道和演讲会成功地推动了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传播^[5]。徐国琦认为，中美在这个时期之所以能够产生体育“共有的历史”，原因在于双方都陷入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言的“精神危机”。但是对于产生危机的原因，他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实际上，19世纪后半期美国爆发海外传教的热情，“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是其国内动因。19世纪80—90年代，为解决美国城市移民中的传教问题，社会福音运动派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负担着满足大众在教育、就业、健康、改善生活条件等方面需求的责任^[6]。概言之，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凭借一股宗教冲动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希望“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以异教世界为实验场，为改造美国社会矛盾进行海外实践。就中国而言，清朝自19世纪以来在内忧外患中逐渐走向历史的尽头。西方传入的训练方法和体育被视为治愈国家痛苦的“一张药方”。这些从德国、瑞典、日本、英国、美国传入的身体锻炼方式以一种“自强”（self-strengthening）的话语被置于儒家思想及之后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思潮中。近代体育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且影响深远的将个人直接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机会，这被视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征^[7]。中美双方在这段体育“共有的历史”中有截然不同的动机，被大时代背景所裹挟的体育人文交流与国家层面的诉求如何互动值得深入探讨。

事实上，民国时期在中美体育教育“共有的历史”中，不仅有美国人来中国传道授业，也有很大一批中国人去往美国学习体育。美国春田学院作为一所以体育教育见长的学校，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荐下，接收了不少中国学生前去留学，其中包括中国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最早的篮球国际裁判员舒鸿、最早的体育硕士许民辉、最早制定体育法规则的郝更生、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的领军人物马约翰、参加奥运会的教练员宋君复、最早参加奥运会的观察员宋如海、新中国篮球事业的开拓者牟作云^[8]。这些留美人员通过在美国的学术训练，将所学转化为实践应用，为中国近代体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马约翰曾经两度访问春田学院，并在第二次访问时完成其硕士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9]，成为中国学校体育的经典之作，至今对中国学校体育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民间体育交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历史效果。不仅中美之间存在体育“共有的历史”，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有体育“共有的历史”。中日在战后长时间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体育代表团互相访问属于民间交往。1956年，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东京举行，对于是否邀请中国队，日本国内争论不休。最终，在日本民间组织—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推动下，主办方邀请中国队参赛，此次比赛也成为新中国在海外参加的第一个国际赛事。根据时任赛事负责人回忆，当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极力反对，在政府坚持反华的险恶环境中，考虑到邀请中国将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日本乒乓球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乒乓球协会毅然决然选择邀请中国^[10]。1971年，时任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和日本乒乓球协会主席的后藤钾二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代表日本乒乓球协会宣布承认中国的唯一代表资格，并且邀请中国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是在此次比赛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后藤也兑现对中国的诺言，反对中国台湾地区在亚乒联的代表资格，愤然辞职推动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组织。中日体育界孜孜不倦的努力使得中日关系能够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持续不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外交缺失带来的不便。

对比中美体育“共有的历史”与中日体育“共有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深层次的战略诉求上，中美双方交往动机并不一致，而中日之间体育交流的目的趋同。概言之，非政府行为主体参与的体育“共有的历史”既能在利益诉求不一致时成为维系民间关系的纽带，也能在利益诉求一致时对国家关系质变起到催化作用。

1.2   关注跨文化体育交往

徐国琦将体育视为一种文化载体，认为体育是中美文化相遇的镜像之一。他以留美幼童在美的体育活动为例，展现了一段中美体育“共有的历史”。清末，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现代体育缺乏了解，但这些在美国留学的幼童对体育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打棒球。他们不仅组织自己的棒球队，甚至成为校队的灵魂人物，是美国同学眼中的运动健将^[11]。中国学童改变之迅速令美国人赞叹。这些留美幼童给他们的美国同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美国社会获得尊重。中国学生从最初的被动模仿到主动参与，最后成为各项目领域的佼佼者，表明体育具有超越文化隔阂的特殊属性。

爱玩是人类的天性，体育作为一种从游戏中演化而来的身体活动形式，从本质上讲，本身并不带有地域或政治属性。根据赫伊津哈^[12]对游戏的理解，其不可能以任何理性关系为基础，游戏的本质是“乐趣”，“游戏的产生与任何特定阶段的文明或世界观无关。大凡能思考的人一眼就会看出，游戏就是游戏，哪怕其语言中找不到公认的概念去表达它。游戏的存在不容否认。换句话说，你可以否认真、善、美、正义、精神、上帝等几乎所有抽象概念的存在，你可以否认严肃的存在，却无法否认游戏的存在”。除了文化人类学上的解释外，从现代体育的特征看，其也具有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属性。根据阿伦·古特曼^[13]的研究，现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一些基本特征，即世俗主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条件、角色专门化、理性化、科层化、量化、追求纪录。大众普遍乐于接受体育中蕴含的规则和文化，这也是体育“共有的历史”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体育比赛既可以在雄伟恢弘的现代体育场中进行，也可以在街头巷尾随时展开，体育带来的乐趣不受时空阻隔以及政治束缚。以体育文化为纽带，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种族、性别的人群凝聚在一起，是体育“共有的历史”的灵魂。作为中国国球，乒乓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群众体育文化的标志。日本作为亚洲乒乓球强国，曾经一度是中国运动员模仿和赶超的对象。1956—1979年，中日双方在乒乓球项目上的“瑜亮之争”实质上是基于对同一种体育文化的认同与喜爱。1956年3月29日，荣高棠带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东京参加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4]，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民间体育交流之始。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创了中日民间体育交流的“黄金时代”。中日乒乓球“共有的历史”不仅成就了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对整个世界格局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都得益于中美或中日两国对乒乓球文化的认同与热爱。

1.3   关注体育共有的历史经历

在徐国琦看来，体育是中美“共有的历史”的“高光时刻”。以往针对“乒乓外交”的研究只关注美国队访问中国，而徐国琦利用美国档案还原了中国队1972年回访美国的历史经过，完整呈现了“乒乓外交”的历史全貌。1971年6月25日，斯廷霍文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的身份写信给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宋中，正式邀请中国队访问美国。尼克松为了最大限度表明缓和中美关系的决心，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做出精心的安排和部署，一些决定甚至超出了白宫的预期。对中美关系贡献颇大的基辛格一度认为“总统的举动有些过头”^[15]。中国不仅欣然接受了美国的邀请，且在突发情况出现时，更是以中美关系大方向为重^[16]。在中美民间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回归奥运大家庭的首演在美国。1980年中国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1984年参加洛杉矶夏奥会，“射落”奥运首金，创造历史。实际上，中美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就达成共识，中国不会抵制此次奥运会，并且保证派出一支人数庞大的代表团。为了报答中国的支持，中国三级跳运动员邹振先作为奥运村开放仪式上第一位运动员登记入住，成为代表奥林匹克大家庭入住奥运村的第一位运动员，中国也成为该届奥运村中第一个升起国旗的国家。综上所述，政府导向是实现体育“共有的历史”的推动力，社会力量和体育界人士的配合与支援是保障。质言之，构成体育“共有的历史”是超越一时一事的对人类共同命运之关切，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观是体育“共有的历史”的强大支撑。

与中美此段体育“共有的历史”相似的情况在中韩之间也曾上演。1984年韩国网球国家队赴昆明参加当年的“戴维斯杯”，这是中国政府首个承认的韩国国家代表团。尽管韩国队并未在比赛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却开启了两国体育“共有的历史”。此后，两国陆续开展了多项体育交流，包括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互访。在赛事方面，1984年4月第8届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韩国）、1984年10月第10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国）、1984年第2届亚洲游泳锦标赛（韩国）、1985年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韩国）、1985年国际乒联“大师锦标赛”（韩国）中韩双方互派运动员参加^[17]。中韩体育“共有的历史”的高潮莫过于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由此可见，1992年中韩建交并非伴随着冷战的终结毫无征兆地到来，也并非仅依靠领导人即时的战略决策一蹴而就，而是前期双方以多元渠道开展的经济、贸易、体育文化交流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结果，最终促成中韩建交“水到渠成”。质言之，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共识是中韩体育“共有的历史”形成的根源。

2.   体育“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的理论和思想来源

体育“共有的历史”在理论上对跨国史进行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创新，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交流，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历史经历的“共有性”（shared），旨在以体育还原一个有别于冲突的和谐发展的国际关系史全貌，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寻找历史的“药方”。

2.1   跨国史研究思想的继承

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主要关注主权国家之间的高层往来，将世界事务视为国家间关系的总和，“民族-国家”范式一直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因而绝大部分研究都在分析论证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高层外交往来，普通民众很难走进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研究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被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打破，他主张国际关系史的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范式。国际关系的跨国史研究与以往国际关系研究（international history）的区别在于，跨国史专注于民间文化交流形成的国际网络。在这样的视野下，地缘政治关系加上民间文化共同体网络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换言之，跨国史并不否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历史定位。民族国家与跨国个人、国家事务与跨国事务、国家利益与跨国使命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跨国史研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徐国琦深受跨国史这一研究理念的影响，《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是其采用跨国史视角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在该研究中，他深度探讨了中国民间体育国际交流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全面展现了两者之间的历史张力。

徐国琦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研究是他对“一战”期间前线华工的考察。“一战”期间，14万华工在欧洲前线服役。这些华工大多数来自农村，远赴欧洲之前，他们甚至对自己村庄以外的情况一无所知，更别说世界了。他们在欧洲的个人经历及其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同来的本国劳工兄弟们一起工作的经历，使其逐渐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以及对民族国家体系的认知。很难想象，正是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为国出征，对中国塑造全新的民族认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18]。如果华工是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小人物，那么中国体育界人士也可作为“以小见大”的重要历史视角，这正是体育“共有的历史”研究的创新之处。徐国琦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中国体育代表性人物刘长春、参与“乒乓外交”的美国体育界人士以及全情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国普通民众之视角进行历史书写，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中美体育“共有的历史”，他们不再是被宏大历史叙事掩盖的普通民众，而是这段共有历史中的主角。

民间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是体育“共有的历史”的核心角色，他们的体育跨国行为之意义在政治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更加凸显。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围堵以及日本政府的亲美做派，日本民间文化界人士毅然决然选择与中国进行体育交流，成就了一段艰难岁月中中日体育“共有的历史”。1956年3月23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自成立以来，在宫川寅雄、中岛健藏、井上靖等历任理事长、会长领导下，该组织始终坚持致力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和友好活动，是日本传统六大对华友好组织之一^[19]，也成为中日建交之前推动日本体育界人士访华的重要推动者。1957年1月17日，日本冰球代表队抵达北京，成为第一个来访我国的日本体育团体；1月18日，《人民日报》给予日本队员高度赞扬^[20]。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日之间的民间体育交流以“以民促官”“半民半官”“官民并举”的方式进行，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阻隔，不仅为中日建交打下坚实基础，另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为中美关系“破冰”提供了机遇，创造了体育“小球”推动国际关系“大球”的神话。

2.2   哈佛国际史学派的影响

徐国琦从南开大学负笈哈佛大学求学，师从入江昭。哈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徐国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视角深受其所在学术环境的影响，其研究理路带有明显的哈佛学术谱系特征。根据他在《难问西东集》中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对其文化研究取向影响较大的3位学者分别是塞缪尔·亨廷顿、入江昭和费正清。

（1）塞缪尔·亨廷顿。美国“9·11”事件之后，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徐国琦参与了此书的写作过程。塞缪尔·亨廷顿^[21]认为，除了实力之外，国家也根据其他要素来确定自己的利益，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简言之，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渗透，拥有文化共通性或同质性文明的国家容易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异质文明。徐国琦接受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国家间关系可以通过文化交流实现联盟的想法，但从他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他否定异质文明的对抗性，认为体育在沟通异质文明上具有特殊价值。从这一点上看，徐国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认同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既有继承又有批判。

（2）入江昭。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被学界广泛探讨，引领这一学术思潮的正是徐国琦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入江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由地理因素界定，同时也会通过共同的传统观念，共有的宗教、艺术和文字根源，诸如习俗、生活方式等非正式机制，以及无数为归属这一实体事物赋予大量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化实体^[22]。换言之，入江昭认为交往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文化关系可以不一致，即便是交战双方也不妨碍分享对方的文化。入江昭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评价以入江昭为代表的跨国史研究学者，称他们“超越文化的隔阂，用世界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在史料的爬梳中，避免将人类整体的利益限制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利益范围内”^[23]。从徐国琦的体育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体育“共有的历史”的理念来源于入江昭的学术启发，将现代体育视为人类可以共享与共有的文化是其对导师学术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3）费正清。费正清作为入江昭的导师，在看待中美文化差异上，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不会改变各自根深蒂固的行事方式、价值观以及民族形式，尤其是不可能适应对方的需求。但他指出：“然而，我认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积极的。中国革命与其说是我们的敌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关注自身发展，并没有对外扩张的野心。随着我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一定能够互惠互利。”^[24]相较于保守的塞缪尔·亨廷顿与乐观的入江昭，费正清承认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但是有所保留。徐国琦的观点与费正清相近：一方面承认中美在体育交流上的目的诉求不一致；另一方面赞同体育的沟通功能及其不完全受政治左右的自由流动属性。

2.3   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

体育“共有的历史”以构建国际体育共同体为研究旨归，以体育共同体弥合政治分歧，推进合作，构建一个文明有序、和谐共生的人类社会。对于“共有的历史经验”的阐述，徐国琦认为即便在对抗环境中，也有“共有的历史”的蛛丝马迹。他以亚洲国家参与“一战”为例，认为亚洲人从此一役中对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新认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西方文明已丧失代表人类最高目标的权力，亚洲新的民族运动试图转向他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建立新的民族理想和独立主权^[25]。基于以上背景，徐国琦认为以“共有的历史”范式考察这一时期的整个亚洲非常合理。原因在于，亚洲精英在“一战”和国家发展方面的经验是共有的，因为他们都在本土和国际上获得了某种启发^[26]。在徐国琦笔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爆发严重冲突，但双方站在同一阵营，最终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坐上巴黎和会的谈判桌，这一事实无法否认，这正因中日之间某些隐而不现的共有目标或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质言之，在政治严重冲突的语境下，冲突双方依然能够寻求共识。

面对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呈现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不仅必要，而且非常迫切，从历史中求同存异成为增加彼此互信的证据，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徐国琦认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诸多争议，其范围包括从贸易到人权，乃至如何分享大国权力。根据他们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发展模式，中美两国都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和对抗未雨绸缪。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表面的友好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重要，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都同处在一条船上，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11]时值今日，中美关系不仅是彼此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既非无条件的盟友，也非永远的对手。中美体育“共有的历史”是两国在冲突中寻求共识的突破点。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之前，美国政府宣布抵制，严重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人民日报》直指，美国政客不断炒作所谓“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实属哗众取宠的政治操弄，因为北京冬奥会的主角是各国运动员，而不是个别政客^[27]。有学者^[28]指出，国家奥委会的邀请是国际贵宾参加奥运会的主要渠道，而美国政府官员并没有接到邀请，“抵制”一说实为无稽之谈。这里的一个细节表明，美国奥委会与美国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事实上，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美国队派出222人的强大阵容，成为美国冬奥会历史上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当美国单板传奇运动员肖恩·怀特纵身完成最后一跳，全场中国观众为之鼓掌。不难看出，中美民众通过体育实现共情，是体育“共有的历史”的现实回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总结冬奥精神时所述，以体育共创未来，就是协同联动、紧密携手，坚持“一起向未来”和“更团结”相互呼应，面朝中国发展未来，面向人类发展未来，向世界发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呼唤^[29]。

有学者^[30]指出，不仅中美之间有“共有的历史”，中韩（朝）和中日之间也有共有的历史经验。这些共有的历史叙事对构建东亚共同体意识，促进地区理解与对话大有裨益。概言之，“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在全球化已成定局、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和依赖愈加深刻的时代，能够真正从历史出发，为缓解、改善国际紧张局势，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经验。国家之间不仅有体育“共有的历史”，由此类推，还存在音乐“共有的历史”、美术“共有的历史”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目前体育“共有的历史”已经进行了开创性探索，这是对学术界作出的最大贡献。

3.   对中国体育史研究之启示

需要着重指出，中国学术界在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面对名目繁多的国外史学研究范式与学术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实现融会贯通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所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此外，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泉。只有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31]。体育“共有的历史”以民间体育交往为研究对象，为建构体育共同体提供历史依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阐释维度。面对目前体育史研究日渐萎缩的趋势，以徐国琦体育“共有的历史”为典型，可为中国体育史学科发展走出困境提供路径参考。事实表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体育史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3.1   “大历史观”的体育史书写

体育“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区别于“民族-国家”研究范式的特征在于：关注非政府的体育对外交往行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体育交流一般被视为军事、经济、政治关系的点缀，极易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国际关系中的配角。这一观点忽视了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涓滴效应”。事实上，在军事对抗、经济阻隔、政治对抗的国际环境下，体育跨文化沟通交流的属性和效果才会更加凸显，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体育交流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持久的，“后坐力”是巨大的，必须放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去审视。对于文化交流与现实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入江昭在《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中已有论述。他认为，文化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是对国际关系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理解，是国际秩序混乱与有序的并行存在，是对文化与权利的不同解读。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二元对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现实的民族主义与战争中，实则酝酿着和平与文明的曙光，当这道曙光照射进现实，就构成了文化国际主义与国际关系的互动^[32]。概言之，在对抗的国际关系中存在和平的基因，体育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不仅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冷战，同时也见证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成长、各种团体和个人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和平的努力，国际体育组织就是其中之一。正如入江昭^[33] 所言：“就国际组织有效地反映了跨国性的关怀并进而加强人类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意识而言，它们可以说正在创建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同于主权国家和民族构成的世界。”尽管国际非政府组织并未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冷战时期的核威慑，但如果将国际组织完全置于地缘政治冲突的分析框架内，显然是一种历史简化。以国际奥委会为例，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保持自身的运转而不至于完全沦为国际政治的附庸。20世纪30年代，国际社会动荡异常。正是在上述复杂的环境下，国际奥委会成功举办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现代体育通过全球性的体育组织以及被共同体内部认同的统一规则，将狭隘的民族主义挤压到边缘位置^[34]。概言之，国际奥委会竭力维护的体育世界秩序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角力，恰恰体现了国际社会体育“共有的历史”的能量。

其实，强调超越“民族-国家”书写范式是一种“大历史观”书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内容之一。“大历史观”强调充分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特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时俱进的新的增长点^[35]。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人类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为主体的文明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重要经验。体育“共有的历史”关注人民之间的体育对外交流，是对人民体育历史的回顾，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种阐释。此外，“大历史观”也是一种文明史的书写。文明是平等的、包容的。文明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形态之别。西方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普及，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体育具备人类共有与共享的特征。体育“共有的历史”注重讨论现代体育或曰西方体育在中国走向国际化过程中的价值，超越了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即认为中国只是西方体育文化被动的接受者，体育对外交流完全依靠政治精英的意志。从上文体育“共有的历史”的特征分析中不难看出，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主动性，体现中国人民愿与世界命运与共的思想。但需要指出，体育“共有的历史”并没有关注中国传统体育，这一问题有待未来研究解决。

3.2   构建体育史研究谱系

体育“共有的历史”的学术思想深受哈佛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传统的影响，学术谱系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具备相似的学术背景。费正清、入江昭、徐国琦均具有跨文化研究的兴趣和个人经历。费正清早年曾久居北京。在中国定居期间，他受蒋廷黻引荐任教于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林徽因是至交好友。中美之间的跨国旅程加深了费正清对中国社会的深度理解，使其成为战后美国学术界致力于推动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推手。入江昭作为一个在日本出生、受美国资助赴美求学的学者，本身就具有跨文化的身份。从日本到美国，“二战”的惨痛经历使他对文化沟通的重要性有了更多切身体会。徐国琦从南开大学到哈佛大学，作为一名赴美留学的中国学者，跨国色彩不言而喻。徐国琦多年在美国求学与任教，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受益者，他对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人生经历更长时间段的历史追溯。

（2）赓续前辈的研究传统。塞缪尔·亨廷顿强调异质文明的冲突，对于处于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他认为文化是促成形成区域团体的重要纽带。入江昭则认为，文化交流的跨国属性为国际关系史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可能。费正清更是从中美文化差异的视角，比较中美发展道路的异同以及相互影响。从中不难看出，不论是学术观点相对保守的塞缪尔·亨廷顿，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入江昭，抑或是立场中立的费正清，都将研究视域转入文化领域。显而易见，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以强调文化因素为研究特色。在徐国琦所见长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无论是“一战”期间中国的新闻文化界影响，还是中国体育的国际化问题，文化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

（3）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费正清作为著名汉学专家，学术成就斐然。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对中美关系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费正清荣休之后，接替其职位的是傅高义。傅高义不仅有教导学生之责，还致力于为公众撰文著书。2019年，恰逢中美建交40周年，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百般挑衅，使中美关系降至冰点。傅高义公开质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2019年7月3日，傅高义联合美国学术界、政界、军届、商界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100多名人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36]。中美关系恶化以来，徐国琦分别在不同场合的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到，要从中美“共有的历史”中汲取共识，以史为鉴，缓解当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2020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其中强调文史哲应起到促人修身铸魂的作用。体育史作为体育学基础学科，近年来却呈现出与其学科地位不相符的萎缩态势。体育专业学生的体育史课程锐减，体育史专业研究人员出现断层。面对学科发展出现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体育史要向历史学母学科汲取内在发展动力，也有学者提出要打造公众史学平台，使体育史更加为大众所接受。以体育“共有的历史”为典型，构建体育史学术谱系也可作为突破目前学科发展瓶颈的方案之一。学术谱系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学术谱系的特征是具有学术传承关系，是不同代际的科学家组成的学术群体。学术谱系与知识的生产、学派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37]。一般而言，学术谱系中既有理论功底扎实、成果卓著的学科带头人，也有一批思维活跃、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尽管“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学术谱系清晰，但是研究人员数量较少，在资政方面仅靠学者个人的奔走呼号并没有实现与政府部门的有效沟通。相较而言，中国体育史学术谱系的构建可以依靠国家以及地方层面的科研支持，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增强科研力量。此外，可通过新型高端智库，将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体育史研究及时传递给政府决策部门，实现有效沟通。

3.3   加快中国特色体育史研究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体育史研究应体现以下三方面特征。

（1）体育史研究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从学术谱系上看，体育“共有的历史”是对哈佛学术研究传统的传承，从史学理论的源流上讲，其深受跨国史研究的影响，体现了学术理念的继承性与开创性。这种在批判中继承的研究态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秉承的精神。但毋庸置疑的是，跨国史研究是对全球化的学术呼应，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是最大的获益方。美国文化中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自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迅速推广。换言之，跨国史研究是对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主导潮流之反应。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体育史研究在借鉴跨国史或“共有的历史”等国外历史学研究新范式时，既要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要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例，武术研究在体育史研究中占比非常大。在武术对外传播过程中，海外武馆、武术学校、武术流派海外分支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学界对于武术对外交往与国际关系的互动研究还较少。通过海外传播，中国武术蕴含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认知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方案。只有厘清历史上武术“共有的历史”，才能为今日问题的解决提供可信、可靠、可实施的对策建议，彰显体育史研究的应用价值。

（2）体育史研究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共有的历史”学术思想归根结底是生长在外国学术土壤中的智识之花，在进行理论借鉴之时，中国体育史学者必须深入与审慎地进行理论探索与应用，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特色体育史建设要结合中国实际勇于创新，特别是理论层面的创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如果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概念是思想理论的物质载体和鲜明标志。理论的创造往往始于概念的创新或新诠释。体育“共有的历史”概念是体育史学界在借鉴国外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概念创新。不仅如此，体育全球史与体育跨国史概念的提出都可以被视为体育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3）体育史研究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打造专业的研究队伍是目前体育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体育“共有的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哈佛学术谱系的滋养。学术谱系对学者的成长以及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反观目前中国体育史研究，除了成都体育学院的体育史研究有学术传统并形成规模之外，无论是专业体育院校还是综合类院校的体育学院或体育教研室，都没有形成研究合力，学术谱系依然模糊。有学者^[38]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体育学术体系内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导致研究往往停留在一般性问题上，较少从问题出发建立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致使学术流派无法形成。问题意识固然是学术流派形成的关键，但对于学术谱系而言，后者对学术共同体成员有更高的要求，一般需要有师承关系或出自同一个研究单位，研究理念趋同，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较好口碑。纵观其他学科的发展历程，学术谱系既是学术流派的核心也是构成基础。

以“共有的历史”研究谱系为典型，反思中国体育史研究谱系的构建，有以下几条路径可供体育史学界参考。

（1）建设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凝聚学术力量。鉴于目前体育史研究团队力量薄弱且分散在不同单位，依托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志趣相投的学术同行聚集起来。体育院校与综合类院校齐头并进，以教材编撰、课程改革、各级项目研究为依托，以专业期刊为学术平台，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体育史研究建设蓄力。

（2）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学术理念，并进行大胆创新。崔乐泉^[39]在《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详尽追溯了中国体育史研究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建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特征与不足之处。以1919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为始，中国体育史研究发展已经走过百年，学脉不断，形成了学术体系。中国特色体育史研究要赓续前辈的治学理念并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

（3）历史研究观照当下，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价值。历史研究要观照现实但拒绝“现时主义”。“应答时势”的现实关怀不仅可以带来历史学研究的繁荣，就中国体育史研究而言，还具有强化国家身份认同、塑造集体记忆、传承中国文化命脉等重要社会功能。但需要警惕的是，要摒弃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这是历史解释中的“现时主义”变种。正如北京大学学者王立新^[40]所言：“现实关怀和尊重历史是良史的两大要素。如何在现实关怀与尊重历史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张力是历史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4.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上述对体育“共有的历史”的理论探讨厘清了其学理逻辑。体育“共有的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更宏观层面上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这就决定了以国际关系现实验证其理论的可能。基于此，以体育“共有的历史”为理论依据与历史镜鉴，可为缓解国际冲突提供可行性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应致力于构建体育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4.1   从空间维度构建人类体育共同体

体育“共有的历史”主张发掘国家或地区之间共有、共享的历史记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冲突、对抗、战争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可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过往体育交流的历史进行细致梳理，寻找历史共性。在空间维度上，可从以下层面进行操作：①构建双边体育共同体。新时代，为充分发挥体育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价值，中国应在双边体育交流中胸怀大局、自信开放。在国际舞台中应秉承求同存异的一贯方针，与不同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经济水平的国家在体育层面协调联动“一起向未来”。②构建区域体育共同体。体育不仅要服务政府外交，也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平台，发挥民间体育力量的灵活性，深化体育对外交流，办好“小而精”品牌体育交流活动，促进民心相通。③构建全球体育共同体。近年来，国际社会冲突不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剧了人类社会的矛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遭遇各种挑战的形势下，体育展现了人类团结协作、战胜挑战的精神。随着全球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全球体育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可以通过竞技体育的大型赛事得以实现，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都可以成为构建全球体育共同体的参与者，以赛事为平台和契机，举办主题论坛、招商会、展览会，主动加强和主导国际资源整合利用和高水平国际交流。

4.2   从参与主体维度构建人类体育共同体

体育“共有的历史”的经验表明，民间自发的体育交往活动不仅能创造历史奇迹，如“乒乓外交”，也能为地缘关系缓和甚至“破冰”做准备。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我国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民间外交思路，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方针^[41]。《“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体育对外交往要作出新贡献，健全对外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在借鉴体育“共有的历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参与主体上可以两措并举：①官民体育交流并举。“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42]历史上，体育能突破政治阻隔发挥先行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质言之，要将体育外交提升到战略高度，配合好首脑外交。此外，体育服务于中国整体外交战略，需要各级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切实落实体育对外工作“一盘棋”思想，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体育对外交往工作机制，实现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②民间体育交流持续不断。民生合作、民意沟通、民间友好是民间外交的着力点。以民间体育交流促进民生合作，充分利用体育产业、体育教育、大众体育资源，通过体育传达中国人民的心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和全面的中国”^[43]。在民间体育交往中，要尊重对方体育文化，遵守体育规则，以中国“体育精神”与世界人民对话。

5.   结束语

体育“共有的历史”本质上是不同非政府文化主体之间共有的体育历史经验，是以体育达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一学术思想，吴翎君^[44]认为，徐国琦对学术研究抱持强烈的情怀，通过《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其雄心可见，“他要挑战半个世纪以来英文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出版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家迭有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反省，致意于扭转美国学界侧重某一研究取径的自我批判”。纵观中美关系史研究学界，大量研究关注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对抗，对历史上两国求同存异的“共有的历史”却避而不谈。徐国琦“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是对目前西方学界盛行的“西方中心论”的质疑和挑战。但不得不承认，“共有的历史”研究范式目前尚在探索阶段，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徐国琦指出“共有的历史”是指参与主体享受共有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旅程。但是对历史记忆以及对参与主体的历史影响是否能够用“共有”来解释，仍值得商榷。例如，对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绝大多数停留在许海峰“射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尤伯罗斯的商业奥运以及苏联的抵制也许才是历史的记忆点。再如，对中国而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产生的社会效应持续至今，而对于美国而言，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徐国琦也承认，“共有的历史”对于中美各方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共同的经验既包括相向而行的合作，也包括相背而行的挫败和失望。以巴黎和会为例：美国人倾向于例外论的经验，自以为美国人的使命是提升中国或是改变中国；与此相反，中国人将这一“共有的历史”视为包括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种族主义和一贯受到的种种屈辱在内的历史。总之，“共有的历史”如何能够真正达成共识，如何获得相互、对等的承认，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体育“共有的历史”亦如此。但瑕不掩瑜，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共有的历史”依然值得学术界给予关注。

从现实价值角度看，目前美国社会保守势力抬头，视中国的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如何从历史角度破解这种零和游戏思维，缓和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竞争，“共有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视角。徐国琦以中美体育“共有的历史”为研究案例，希望实现和达成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并形成价值共识，这是其一心想跨越中西文明、求索世界和平的现实观照。体育“共有的历史”真实还原了中美之间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既没有夸大中美冲突的严重性，也没有对中美关系有过多溢美之词。就现实环境而言，这一研究究竟是一种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只能留给历史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