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未来将发生什么变化？人们都在关注, 因为体育是社会的缩影。人们一直在预测中国体育在未来国际体坛上的位置, 预料它将给中国的GDP增长产生多大效果, 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既取决于中国体育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改变, 即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也取决于未来社会给它提供怎样的发展条件。本文选取当前中国体育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件事——体育改革与全民健身分别展开讨论, 因为前者持续时间长久, 后者涉及人口众多。

1.   我国体育改革的40年进程与未来10年展望

中国近代体育是从西方传入的, 当代体育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而来的。改革, 其实质是体育社会化, 因为社会化是解放体育权能的本质需求。这场改革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能够实现“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组织治理格局的国家体育体制。在该体制下, 人民尽享参与体育的权利, 真正成为体育的主人, 体育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与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这场改革在顶层设计指导下, 自上而下逐步推进, 分阶段完成。这场改革的操作性概念是:实现中华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以及各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的实体化, 引导地方各级体育机构做出相应变革。撬动这场改革的杠杆是国家队体制的改革, 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举国体制”的垄断性。

在体育改革过程中要重新梳理体育的观念, 定义体育的概念, 确认体育的价值与功能, 为这一改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的体育改革已进行了近40年, 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 既滞后于社会整体的改革步伐, 更不能适应未来体育的发展, 几个重要的关键问题还在“犹疑”之中。在今后10年中, 改革仍是体育绕不开的话题。

1978年,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竞技体育最远端、最薄弱的部分——业余训练的突然萎缩, 敲响了改革的警钟。40年的事实证明, 将业余训练提升为半专业、专业训练的做法, 未能解决竞技体育后备力量薄弱与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基础性问题, 因为这一“动作”恰恰与体育改革的大方向背向而行。

1988年, 对汉城奥运会失利的反思, 本应成为体育改革的良机, 但习惯性的思维将汉城奥运会的失利归结为固有体制的实施不力, 反而强化了政府为主导的体制, 推延了改革的步伐。

1998年, 新一届政府旨在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机构改革, 体育行政机构本应在这场全国性改革中顺势推行体育改革, 然而在一场“体委保卫战”中受挫, 再次错失了改革的良机。此时, 县级体育机构大多被“并转”, 造成了体育资源的严重流失。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 为体育改革提供了极佳的时机与良好的社会心理准备, 人们期待北京奥运会可以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里程碑, 然而, 体育改革依然处于休克状态。20世纪90年代体育改革中产生过渡形态, 其代表机构就是“四位一体”的各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2018年体育改革进入深水期, 然而, 这一轮改革再次与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狭路相逢。4年一度的奥运会多次成为体育改革延缓迟滞的“借口”, 东京奥运会上的金牌压力与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 确实是使当前的社团化改革举棋不定的现实原因。另外, 体育社团的经费来源、与原有系统的脱钩、社团的工作方法、社团的人员素养等存在一系列问题, 能否正确处理体育改革与2场奥运备战的关系, 做到“以备战促改革, 以改革强备战”, 都在考验着这一轮改革者的决心与诚意、智慧与能力。

体育改革的长期滞后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施行近70年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是一种具有高度行政垄断性质的, 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契合的体育体制, 是专制主义文化在体育中的“残存物”。这种体制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无法克服的弊端, 因为其垄断性压抑了创新精神。这一体制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制度性成本和代价, 包括人文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 从而使竞技体育无法得到从容发展。这一体制将体育资源高密度地集中在高水平竞技体育的高端(亦称“顶层修补”), 其运行结果是短期目标长期化、揠苗助长经常化、竭泽而渔普遍化, 造成了我国竞技体育的窘境, 使得教育部门与体育部门各自为政, 业余体育与专业体育断裂, 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难以衔接。

在未来10年, 随着体育社会化程度提高, 体育资源与体育活动等要素增长加快, 体育与社会其他部门、行业的体制、机制之间的冲突点也越来越多:体育空间发展与规划、土地、水利、环保、绿化等部门之间, 赛事活动与公安部门之间, 社团建设与民政部门之间, 业余训练与教育部门之间, 体育产业与财政、税务、工商部门之间都可能出现种种冲突。这些现象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必须由体育行政部门着手协调解决。每解决一组矛盾就意味着体育社团获得一次认可和一次解放。

在体育改革中, 保护已有体育资源必须得到关注。特别是在体育行政部门的机构改革过程中, 如何将政府的体育资源化解到体育社团中, 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2.   我国全民健身的艰难起步与黄金未来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全民健身是一项伟大的文化运动, 无论规模、持续时间, 还是社会吸引力、影响力, 它都是其他任何一项文化活动无可比拟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它是唯一一项未受到社会诟病的, 而意在让群众收获安全感、归属感、满足感、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的活动。这项活动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多方好评, 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所做的一份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 中国被评为最活跃、最勤奋、最经常锻炼的国家之一。2018年在苏州举行的世界大众体育协会研讨会上, 将评选亚洲“活力城市”标准的制定工作交给中国完成, 证明中国的全民健身活动已得到了国际的信任与认可。以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下称《纲要》)出台为起点至今, 全民健身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2个阶段。

2.1   萌发启动阶段

全民健身的萌发启动阶段为期约15年(1995—2009年)。该阶段从制定《纲要》的初衷开始。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群众体育始终处在弱势地位, 在体育内部, 对群众体育的长期社会效益的重视度抵不过竞技体育金牌的短期政治效益。基于为群众体育争地位、争资源、争说法的管理冲动, 希望在国家最高层面上对群众体育给予关注, 萌生了“全民健身”。

在该阶段做了大量的实际铺垫工作, 如遍布城乡的全民健身路径建设, 资助贫困地区的“雪炭工程”以及配合新农村建设的农民健身工程, 以全民健身的名义争取体育彩票公益金的资助。此外, 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国民体质监测走向了正规化, 为全民健身积累了大量数据。通过建立2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制度, 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这一阶段, 全民健身的理念悄然发生了变化, 而这些变化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由“以社会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而引发的。这些变化标志着全民健身从“要我练”转为“我要练”, 从“忘我论”转为“存我论”, 从“生产论”进入“生活论”, 从“手段论”进入“目的论”, 说明全民健身的宗旨更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

以今天的眼光看, 《纲要》的象征意义远远高于实际意义。在这一阶段全民健身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成为社会普及的概念, 初步完成了全民健身的社会动员和量的积累。

2.2   内涵发展阶段

全民健身的第2阶段, 即全民健身的内涵发展期(2010—2019年), 基于前15年量的积累顺理成章地促成了质的变化。如果说第1阶段收获的主要是物化的成果, 那么第2阶段更多体现在精神成果方面。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 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条例》中, 首次在体育的法律文本中出现了与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相关的条款, 这是中国体育事业的一次巨大进步。出现这一条款的本质原因在于国家将全民健身归于公共产品, 于是向城乡居民提供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就成为政府的责任, 建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就成了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条例》的颁布也标志着全民健身在法治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条例》中关于“三纳入”等条款, 以及政府部门的联席会制度, 为《纲要》做了实质性、可操作的补充。

在这一阶段, 全民健身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事项, 其重要性再次得到彰显。在这一阶段, 全民健身进入“健康中国”的视野:在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对“医体”高度融合、全民健身与全面小康紧密结合的强调都为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为创造新的体育价值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阶段, 全民健身在以下2个观念上也有了重大突破。

2.2.1   休闲地位的提升

休闲观念在中国社会上的普遍承认与确立不仅具有民族文化突破性的意义, 为全民健身注入了文化灵魂, 也冲破了全民健身的单纯生物学观点。人们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动机不同:面对生老病死、追求身体健康的压力, 而不得不进行体育活动, 是消极、被动的; 出于休闲娱乐的动机, 则是积极、主动的。可以吸引容纳更多社会成员, 使得全民健身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变得生动活泼, 也更容易与体育产业结合。

长期以来, 中国的体育界始终不涉足休闲, 是因为中国体育背负着来自国家和民族的沉重负担, 难以卸载。于是, 既可以用为国争光的金牌光芒遮蔽休闲, 也可以用强身健体的功能冲淡休闲。因此, 就出现了“竞技耻谈休闲, 健身无须休闲, 教育不准休闲”的种种奇谈怪论。只准健身, 不谈休闲, 是束缚全民健身的一大思想禁区。必须认识到休闲是全民健身文化的核心, 并把休闲“嫁接”入全民健身之中, 让它成为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一种文化动力。

2.2.2   运动重返生活

排斥运动, 是中国体育的怪现象。学校体育曾将抵制运动作为课程标准“改革”的主攻方向, 全民健身也回避运动, 只要健身。运动突然现身于全民健身领域:一方面, 源于全民健身参与者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全民健身为历史上未经历完整体育教育的民众补课的任务即将完成, 大量“90后”“00后”的年轻人进入了全民健身; 另一方面, 说明固有的健身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体育需要, 人们需要从有氧运动、球类运动、极限运动、水上运动、冰雪运动、户外活动等运动项目中得到更有效的锻炼和更多方面的心理满足。

运动不同于一般定位的、以功操拳为主的健身活动:它必须要有大肌肉群、大关节参与; 它必须要有足够的运动负荷, 能对人体的身心产生剧烈的刺激; 它已经具有人们公认的文化形态, 有项目的训练与竞赛方法, 以及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记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在全民健身中的迅速扩张, 不仅具有体育方法的意义, 更具有文化进步的价值。

近年来, 全民健身不断出现一些令人意外惊喜的场面, 如马拉松的井喷, 广场舞的狂热, 公路自行车的暴增, 跑酷跑吧、长走俱乐部等草根体育组织的兴起, 户外野外活动人群的暴涨, 中国式摔跤、射箭的复兴, 都象征着全民健身自发自觉的热潮已经形成。这不同以往的景象证明, 全民健身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 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

2.3   迎接全民健身的黄金时代

可以预料的是, 在未来10年, 将是中国全民健身的一个黄金时代。经历了25年的量的积累、质的提升, 全民健身的本土精神与大众体育的国际潮流将得到充分融合, 这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基调, 以亿万民众平等参与为追求, 以城市规模为基本单位, 以体育改革为前提, 以智能化、大数据为支撑的新时代体育, 必将造福千家万户, 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据一席之地。

在未来10年, 全民健身将以全面提升民族的体育素养为基本任务。体育素养将与文明素养、教育素养、科学素养一样成为衡量人口的体育品质的尺度:在观念层面, 指的是人们乐于接受良好的生命观、健康观、运动观、休闲观、社团观, 将其纳入人生观; 在体育参与层面, 指的是人们将以积极主动的体育参与作为获取健康的一种手段, 并作为社会参与的一种形式, 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好准备; 在知识技能层面, 指的是人们努力掌握多种运动知识和技能, 将其看作是传承下来的体育文化知识与促进自身发展的必备技能; 在道德规范层面, 指的是人们自觉接受游戏规则、体育规则、体育道德的约束, 将其作为进入公平社会的一种准则。人们将十分珍视给自己带来健康、休闲与快乐的体育运动, 悉心保护并不断扩大这种公民权利。

当全民族的体育素养得以全面提升后, 全民健身运动的功能将会发生转变, 社会动员组织的职责将会减弱, 社会评价服务的作用将会大幅度提升。当全民健身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时, 体育设施装备的精良、智慧程度会越来越被看重。当全民健身被视为一种人生享受时, 个人与家庭对体育参与的自觉与热情将会转入体育消费之中。

3.   我国体育改革与全民健身未来须关照的社会事实

3.1   社会经济环境将为未来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性条件

3.1.1   国家将完成经济的加速转型, 为体育提供坚实基础

在未来10年中, 国家经济总量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时, 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将会完成。第1次转型发生在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国际劳动分工变革, 它源于世界跨国公司扩大再生产和产品交易变革。这次转型的本质是经济生产的全球化, 在这次转型中, 中国体育制造开始发声, 但鲜有权威数据发布。第2次转型源于技术和制度变革。由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 进而导致原有的制度体系开始了艰难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在这一转型阶段, 体育产业出现了生机, 表现在以下方面:①互联网平台发展催生了体育休闲娱乐和健身APP、体育电商以及相关的健身餐饮; ②体育中介和培训市场也出现了平台化趋势, 越来越多的体育电子穿戴产品出现; ③体育与旅游紧密结合; ④“互联网+体育”被提出, 大量的体育创业项目进入日常生活, 中国资本到海外并购俱乐部, 说明中国体育产业的结构化发展将改变人们传统的体育消费价值观。这一变化将使全民健身产业与全民健身消费成为庞大的市场。

3.1.2   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将给体育带来发展机遇

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最终落实到城市发展上, 中国的经济增长绕不开“城镇化”, 庞大的城市人口与市场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国务院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 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 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0年达到60%, 2030年达到70%。在这20年中每年将有1 200万农村人口转移至城镇地区。这将向未来中国城市体育提出巨大挑战。城市全民健身的蓬勃发展, 最初得益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 未来则会受到全民健身产业与全民健身消费的推动。全民健身产业与消费正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体育需求带动的。

城市化的发展助推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壮大。2000年全国中产阶层只占城市家庭总数的25%, 到2012年急升至68%, 到2022年中产阶层总人数将达到6.3亿人, 占总人口的45%^[2]。这一变化不仅说明了全社会的富裕程度在迅速提升, 也说明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较高, 对体育改革的认同度也较高, 对体育参与和体育消费的认同度也高于其他人群, 他们不仅是未来全民健身的主力人群, 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关注人群。

大众体育对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价值, 有关国际组织开始利用“活力城市”的评选推动体育与城市之间的互动, 欧洲不少城市首先响应, 亚洲、非洲部分城市也在跟进。全球城市的迅速发展必将为城市体育的发展开启“加速器”。例如, 时至今日, 全国井喷式出现的马拉松赛事虽然在当前还不能完全走向商业化, 无可否认, 它已经成为许多城市营销自己的重要手段, 赛事推动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更是地方政府获取中央政府支持的“砝码”。

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高度统一可以形成新业态的全民健身。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社会公平,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是世界发达国家经历的政策过程, 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理论关注点, 如提高社会资本、减少社会阻隔。国外体育社会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 体育活动是减少社会阻隔、提高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入的最佳手段之一。同时, 体育文化正逐步融入城市的消费文化, 越来越多的体育参与者将以观赏性体育(如对各类体育赛事的观赏)和体验性体育(如对新型健身、新运动项目的体验), 改变传统体育消费文化的观念与行为。

3.2   社会结构的变化将给未来中国体育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中国未来人口的总趋势是先增后降。按照国际通用标准, 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 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 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5年达到了7.6%。截至2017年底, 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人, 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 老年人口比例将达34.9%^[3]。由于性别间死亡率的差异, 女性老年人成为老年人的绝大多数。老龄化还带动了一系列其他变化, 如老年人口的抚养比随之大幅度增长, 以及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养老费用大幅度增长。这些是使整个社会:一方面会更加强烈地依赖于体育, 求助于体育, 试图用体育降低昂贵的老年医疗费用; 另一方面它降低了社会活力, 放慢了生活节奏, 提高了生活成本(包括体育成本)。

与社会老龄化同时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中国慢性病爆发性蔓延的各种数据。慢性病是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 且重复就诊率高的疾病。国家统计局2009年关于慢性病的调查数据显示, 2008年慢性病患病率为15.74%, 其中城市患病率高达20.53%。另一组数据显示, 我国慢性病发病人数在3亿左右, 其中65岁以下人群慢性病负担占50%。我国城市和农村因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分别高达85.3%和79.5%。《健康管理蓝皮书:中国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 慢性病患者死亡数已占总死亡数的83%, 2017年上升到86.6%, 到2030年将增至90%。该蓝皮书分析8家健康管理(体检)中心132 178名体检者发现:约45%的人群为超重或肥胖; 25%的人为吸烟者; 35%的人为饮酒者; 35.9%的人不参与体育锻炼, 成人经常锻炼率仅为18.7%。在参与锻炼的人群中仅有24%的人每周锻炼的时间达标; 仅有一半的人处于理想精神状态; 35.78%和12.86%的人分别存在不良和较差的睡眠状况^[4]。这些数据都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 对于不良生活方式的最好干预手段是体育锻炼。

慢性病向中青年与知识分子人群的蔓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居民慢性病患病率由2003年的123.3‰上升到2013年的245.2‰, 10年增长了1倍。目前由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重大慢性病高发也是影响国民健康及期望寿命的主要因素。在我国, 慢性病已经开始侵袭四五十岁的中年人^[5]。目前我国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76%, 处于过劳状态的“白领”接近60%, 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足3%。与2013年数据相比, 2017年一线城市“白领”高血压患者平均年龄下降了约0.8岁,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不注意调整上述亚健康状态, 不久的将来他们之中2/3的人会死于心脑血管疾病^[6]。

慢性病不仅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而且对社会和经济也有很大的危害。《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指出, 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 在未来20年里, 慢性病患者人数还将增长2~3倍, 所耗费的医疗费用以年均20%~30%的速度增长^[7]。

3.3   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将成为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 人们从贫困生活中走出来, 开始了第1轮生活方式改变。体育界也相应做出了应答, 开展了体育与生活方式关系的讨论, 提出了“体育生活化”的命题, 有的城市还将体育生活化作为全民健身活动的组成部分。

今天, 我们看到科学技术的变革正在主宰人们生活方式的再次转型。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科技革命, 如互联网的普及、平台经济的发展、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广泛运用, 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由于日常消费行为诉诸于互联网, 人们再也不用去超市或菜市场,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随之增大。过度技术导向使得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提供肌肉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于是流行病、运动不足、灰色健康、手机控等现象日益成为社会问题。

国家应在战略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 提出科学发展观、幸福中国和健康中国的观念, 用“全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健康中国人行动指南”等国家行动动员民众, 实现“医体”高度融合, 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未来体育发展必将与生活方式改造、青少年社会化、老年人再社会化等紧密相关。

3.4   体育认同理论有助于全民健身参与和功能的解释

近年来, 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体育认同与体育政策的研究日益兴盛。体育认同的研究:在语言系统上已超越了早期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自我概念, 强调体育认同的社会意义^[8]; 在学科上, 日渐融合社会学和文化心理学, 注入了英国主流的文化心理学认同学派; 研究主题从阶层、种族和宗教认同拓展到体育参与中的女性主义、男性气概、体育的国家认同和体育参与的阶层认同; 在研究的方法论上, 强调体育认同的过程性与主观性体验。

体育认同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较多研究集中在性别认同、阶层认同、移民认同方面, 但还没有应用到具体的政策^[9]。例如, 运动项目的更迭和单项体育赛事文化的盛行都离不开社会阶层认同的烙印^[9]。中国的全民健身也可以从这一理论中得到借鉴。例如,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的体育消费习惯还未形成特定的体育认同倾向, 但中产阶层的体育消费和体育认同势必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 中产阶层体育参与意识觉醒, 体育社团和体育社工的社会力量将被释放出来, 越来越多的民间草根体育社团的繁荣足以表明这种发展趋势。再如,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如果只是身份转变而无生活方式的转变, 阶层阻隔的持续存在不利于社会和谐, 甚或成为冲突的源泉, 完全可以通过体育参与塑造市民认同, 这将是今后体育政策必须关注的方向。只有确立体育认同, 体育道德、规则、关系等才能优化, 进而帮助人们形成体育素养。

3.5   奥运会的新动向

2018年12月3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题为“体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决议, 该决议鼓励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方强调并推动将体育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具, 承认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发挥的作用。这项决议充分肯定了体育在促进容忍和尊重以及增强妇女和青年、个人和社区权能方面的贡献。这项决议重申了体育的普遍性及其促进和平、教育、两性平等和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体育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对社区, 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影响, 可以带来包容, 增强全世界人民的权能。

2018年10月,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举办的第3届青奥会恰恰体现了国际奥委会面向青少年、面向大众、回归文化教育的改革精神。这届青奥会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不仅有超过百万的观众和游客享受到了本质上属于青年的比赛, 而且在这届青奥会之前的3~4年里, 出现了一种大规模的青年参与方式。有数百万儿童直接参与了“与冠军聊天”“戏剧体现奥林匹克价值”“国旗之旅”“火炬之旅”“夏令营”等活动。因为在青奥会的组织上采取了一种新的双重方法, 不仅将精力集中在青奥会本身, 还负责体育、健康、营养、社会包容、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事务。这届青奥会也成功地在参赛体验和赛前青年活动之间找到了平衡, 使其均匀分布, 也为青年和体育遗产的持续利用铺平了道路。本届青奥会的主火炬由一男一女2位曾经的奥运会奖牌获得者共同点燃, 这台奥运史上首次在体育场馆外进行的、持续了近2 h的开幕式, 被打造成了一场20万人参与的青春聚会。

此外, 在4个体育公园了设置44个“学习和分享小屋”, 为所有孩子和家庭提供了各类引人入胜的体育宣传教育活动。共有175 000名儿童通过“学校儿童上学项目”参加了青奥会。这保证了在所有的公园和体育场地都拥有一种美妙而充满年轻活力的氛围。阿根廷各地数百万儿童都受益于奥林匹克教育项目, 并在2018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公众参与活动。在筹办与举办的5年中, 全国青年们所做的艰苦努力都取得了良好成效, 青奥会期间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4.   结束语

我们即将迎来奥林匹克东亚时代的高潮, 寄希望未来10年中国的竞技体育能在高度社会化的背景下成长, 成为促进亿万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乐土”。未来的社会转型将为全民健身释放更多的机遇与资源, 全民健身将一如既往地参与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健康中国战略中成为最积极、最生动、最有效, 也是最受民众欢迎的一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