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竞技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受两方面的影响：①在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过程中，将之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②受嵌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类洋人的影响，将之视为一种习尚，并与各地的自然条件相结合，进行复制、移植。冰球（ice hockey）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即为后一种传播方式的典型：作为租界内洋人的时髦运动，渗透到高校，进而发展成为校际运动赛事。

近代中国面对西方事物的冲击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西式运动作为西方事物的重要内容被引入近代中国，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亦是勾联中西之间的重要议题。以游鉴明^[1]、张宁^[2]为代表的学者尝试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讨论近代体育与文化、身体及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伴随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有学者进一步探究近代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脉络^[3]、冰雪文化的多元内涵^[4−6]与具体冰雪运动会的开展情况^[7−8]。作为冰上运动项目的冰球亦为徐文东等^[9]、李志成^[10]等学者所关注，他们对冰球运动在近代华北地区的发展历程及重要赛事进行了论述。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冰球运动在近代中国在地化过程的梳理还不甚清晰，而华北地区自古便有围绕冰雪活动的民俗传统，近代以来较其他地区更早接触西方冰雪竞技运动，成为观察冰球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典型区域。

本文对近代北平、天津一带冰球运动组织及参与情况进行分析，以期从体育史视角进一步窥探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渗透、传播的多重路径及其社会反响。在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过程中，厘清冰球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有助于为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1.   嵌入者的竞技：平津租界中的冰球运动

近代西方主导下的殖民主义除政治占领或经济掠夺等表层现象外，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殖民者向被殖民者输出文化与意志，用潜移默化的方式重塑被殖民者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被迫打开封闭的国门而卷入近代化大潮。在全球殖民体系下，西方思想、制度、生活方式等西方文化伴随西式商品一道涌入中国，并促使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发生了面向近代的一系列革新与改变。运动（sport）作为现代产物，源自英国市民社会的传统，同当时自由结社及俱乐部的兴起密切相关^[11]。同时，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运动亦是西方文化输出的一部分，并率先在殖民色彩浓厚的租界与使馆区展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根据条约的内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时将天津设为通商口岸。自此之后，从1860年至1902年，先后有9个国家在天津建立租界，各国势力陆续在京设立使馆区，外国侨民亦借此机会在平津地区拥有了合法的长期生活权利。作为嵌入者的外侨将他们原有的西式生活方式照搬到租界，并在日常生活中组织起各种运动竞赛、音乐会、电影等社交活动。

平津地区的俱乐部是外侨维系社交关系与休闲娱乐的场所。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中不仅有游泳池、网球场、溜冰场等运动设施，还会经常举办各种聚会和宴请，满足外侨的运动与社交需求。在天津租界中也出现了不同性质的如运动类、文艺类、性别类、职业类及“同乡会”俱乐部，外侨或共叙乡谊，或商谈生意，又或休闲娱乐等^[12]。随着外侨的到来，各种西式运动如赛马、网球、游泳、棒球、高尔夫、冰球等得以在租界内开展，并且或多或少发挥着引领城市本土居民运动风尚的功能。

冰球又称“冰上曲棍球”，是滑冰与打球相结合并体现速度与力量的冬季团体竞技类项目。运动员在冰场上手持球杆，脚穿冰鞋，身着护具与队服进行比赛。目前学界认为现代冰球运动起源于加拿大，由加拿大的英籍留学生罗伯逊于1783年创立^[13]。最初的冰球运动由加拿大逐渐扩散至美国及欧洲等地，成为当时西方社会中男女均可参与的冰上竞技运动之一。冰球运动在北美地区“特别兴盛，盖该地严寒，终年冰雪，无形中予以天然机会”^[14]。

以加拿大、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大部分位于中高纬度，气候的大陆性显著，气温年较差大，冬季寒冷而漫长且多暴风雪。这一气候因素为冰雪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此外，冰球比赛的观赏性、对抗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观看者而言具有吸引力与冲击力。运动员要有足球运动员般的精准与敏锐，一个队伍之间又要相互配合^[15]。因此，冰球运动员既要在冰场上熟练地滑行，又要在一个队伍中相互配合与协作，这十分考验冰球运动员的个人素养与团队意识，并提升了冰球运动的观赏性与社会关注度。

受高纬度影响，平津地区每年11月至次年2月的自然气候条件亦适宜开展冰上运动。1905年，天津租界成立了天津冰球俱乐部（Tientsin Ice Hockey Club），并在宝士徒道靠近土围墙的一个结冰池塘上举行了第一次正式比赛^[16]。不久后，美国使馆和英国使馆又联合驻京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了北京冰球俱乐部（Peking Ice Hockey Club），并于1906年同天津冰球俱乐部开展了首次京津埠际冰球赛^[17]。外侨把西式运动传入中国并由此开展相关活动，经常会组织球队与外埠俱乐部进行比赛。在平津两地的冰球俱乐部，外侨首先会自行组织比赛进行切磋。1910年，北京俱乐部与美国使馆卫队（American Legation Guard）在美国使馆溜冰场进行比赛^[15]。

在两地冰球俱乐部初成规模后，平津两地的俱乐部还会联合起来举办锦标赛、埠际赛等跨区域的正规比赛。1913年2月15日在美国使馆溜冰场举行的华北冰球锦标赛，美国海军队（American Marines）赢得了第一名。除冰球外，还有冰上接力等其他项目，丰富多样，规模也不小^[18−19]。值得关注的是，沃顿杯（Wharton Cup）冰球赛在平津地区具有重要影响。1921年，天津俱乐部在年度会议中正式宣布沃顿杯冰球赛成为一项定期举办的赛事^[20]，并且随着平津冰球赛的发展，沃顿杯为华北地区冰球比赛的至高象征，一直延续数载。该比赛在平津两地的举办使得外媒对其的报道增多。1922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埠际冰球赛中，天津队以5比0的成绩战胜北京队^[21]。次年的埠际冰球赛中，《字林西报》^[22]1月18日报道首场比赛天津队便以5比2的成绩战胜北京队，1月21日报道^[23]称天津队仍占据优势地位。

冰球比赛使得平津两地间的外侨及其俱乐部联络更加紧密，并且随着比赛种类的丰富，还出现了友谊赛、邀请赛等比赛形式。例如，天津队常到北平与当地冰球队进行切磋。1922年在沃顿杯冰球赛举行前，天津队与北平美国海军队进行了两场比赛，最后北平美国海军队在两场比赛中均未取得胜利^[24]。1923年外侨还在北平举办了冰球节，北平和天津两地代表参与其中，在美国使领馆溜冰场上举行了3场比赛^[23]。冰球比赛在外侨的引导和俱乐部的运作下逐渐步入正轨，当时的西人报纸亦对两地的冰球比赛及队伍实力加以评论。《大陆报》曾评价道，天津队在比赛中的实力更强一些，相较之下，北平的冰球队因俱乐部球员难以对冰球运动产生兴趣，支持冰球的人也很少，发展前景不明朗^[25]。

在平津地区的冰球运动因外侨的参与而开展的如火如荼时，冰球运动于1920年正式被确立为第七届安特卫普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一举措无疑推动了冰球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与传播。受此影响，外侨媒体开始报道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中冰球比赛的情况，从舆论层面宣传冰球并扩大了平津两地侨民对其的了解与认知。《字林西报》与《大陆报》自4月28日至30日连续3天对1920年奥运会冰球比赛进行报道，最后加拿大获得冰球比赛冠军。

1924年夏摩尼冬季奥运会不仅有外文报道，中文报刊中亦出现了对奥运会（中文报道称“万国运动会”）冰球比赛的报道。《体育月报》、《时报》与《申报》对奥运会冰球比赛的报道讲述了该届奥运会冰球比赛结果为“美国以十对零败比国，瑞典以九对零败瑞士，加拿大以三十对零败捷克”^[26−28]。可见，当时国人的报刊已经注意到冰球这一运动项目。

在嵌入者的运动参与及舆论宣传下，国人也开始了解并接触冰球。目前可考的关于近代平津地区国人最早参与冰球比赛的时间大致为20世纪20年代。1917年清华学校中等科辛酉级级刊《辛酉镜》在对本级同学邓耀冠的介绍中曾记载，邓耀冠擅长球技，“丙辰（1916年）秋被举为本级网球队长、冰球队长及中等科足球队长，并为本级足球棒球队员”^[29]。之后在报纸、期刊中数次出现关于国人参与冰球比赛的史料，如1928年的《良友》、《图画时报》、《北洋画报》及《晨报星期画报》刊登的林悦明所摄的几幅照片。燕京大学队与清华大学队的球员们在燕京大学冰场上挥动球杆进行比赛，场边围观者众多，《大公报》曾道：“燕京冰球队为华北各队成立最早者。”^[30]

在天津“数年来惟西人有此种之组织，并每冬有比赛，而华人队则一无所有”，但自1929年起南开中学筹备滑冰场，师长同学报名滑冰会有百余人，“为津市华人之侧举，该会组织之冰球队正行积极练习”^[31]。结合目前史料，虽无法确定华人开始加入冰球比赛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28年冰球运动的范围已从外侨扩大到以学生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群体。

作为嵌入者的外侨将西式运动引入中国，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冰球比赛逐渐成熟与多样后，中文报刊开始关注冰球运动，而后自西人到国人这一转变使得冰球运动逐渐被国人所知晓。学生群体参与冰球运动成为平津地区冰球赛事发展的重要力量。

2.   运动的共鸣：学生参与下的冰球互动与赛事复制

冰球赛事的举办与近代平津地区的高校及学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高校这一平台为学生提供了接触西式运动的机会。对于先进文化的向往和探索亦成为学生群体积极投身于西式运动的内在动力。参与冰球运动的学生主要来自三类学校：其一为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汇文中学、潞河中学等教会学校。以燕京大学为例，该校运动设备齐全，1929年体育部提出“为促进健康及联络教职员与学员之感情起见，日内发起一各项运动比赛大会”^[32]，其中便举行了冰球比赛。燕京大学十分重视体育，学校的体育运动队还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其二是以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为主的国立高等学校。清华大学对体育非常重视，并提出“每年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冰球及田径各一队，人数较法定人数加倍，不分甲乙”，“所有应用物品，完全由学校借用”，并且外出比赛时“一切费用，均由学校担负”^[33]。其三是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为主的由受西式文化影响的社会人士所主办的私立学校。创办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曾在北洋水师服役，较早接触西方体育，因此在办学期间尤为重视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张伯苓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后，其体育理念贯穿整个办学过程，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34]一文中称教育救国于学生的训练方针第一即为重视体育，“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即以重视体育，为国人倡，以期个个学生有坚强之体魄，及健全之精神”。整体而言，这些学校风气开放，学生群体受此影响对西式运动抱有很高的热情，成为近代平津地区冰球发展的主要力量。这一举措亦丰富了学生在冬季的课外生活。因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视，燕大与北师大、北大、清华、辅仁等高校还设立了五大学体育会。学校的支持既降低了学生参与运动的门槛，还能让很多运动项目得到更好的普及。总之，冰球这项冬季运动的范围开始从租界和使馆区扩散至学校，打破了租界场域的限制，国人学生群体仿照外侨的比赛形式开始接触冰球运动。

2.1   校际冰球比赛

冰球运动在每年冬季活跃于各个学校之间，多种形式的比赛开始举办起来。首先，最为频繁的是校际冰球比赛。平津两地学校的学生每年会互相邀请对方来本校开展友谊赛或访问赛，不仅能观摩技术，提高球技，同时也能增进彼此间的友谊。1929年，燕大组织“燕大旅津新学同门队”^[35]，去天津进行友谊赛。此后的冰球比赛在20世纪30年代更是进入了一个高峰期。1931年底至1932年初，汇文中学与在平学校比赛17次，得胜10次^[36]。1932年12月23日至25日北平师范大学的冲寒队、汇文中学冰球队前往天津，与南开大学的白熊队、青白队在南开冰球场进行友谊赛。随后青白队、白熊队于12月31日赴京，“兹为观摩球术起见，作答礼式之平津埠际友谊赛”^[37]。两队休整后于1933年1月1日至2日会战燕京、清华、汇文等多个学校冰球队，1月3日午后两队分别返津。

此后，这种友谊赛或访问赛在每年冬季愈发活跃起来。冰球运动的竞技性不仅使得各校队员间得以交流球技，更加强了校际接触与互动，比赛场下的社交亦彰显出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魅力。1934年2月《大公报》报道：“燕京大学定于本月十日举行狂欢节，自2月10日下午四点起全体师生与清华学生进行活动，节目计有清华、燕京学生之溜冰表演，冰球比赛，及溜冰一百米、二百米、一千五百米竞赛，并举行郊外野餐，晚间举行苏格兰跳舞、唱歌、中国旧剧及拳术等，闻入场分一元及六角两种云。”^[38]1936年，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为庆祝圣诞节在燕大冰场举行冰球赛，“战之初，清华尚占上风，入后燕京队奇兵突起，一帆顺风，反取得上手，结果六比三，燕京大学胜利”^[39]。彼时的校际冰球赛不仅是竞技运动，更是一种社交方式与社交文化。

随着比赛的多样化，许多冰球队从组织到训练逐渐走向专业化。每年冬季各个学校便开始组建冰球队进行训练与比赛，像清华大学“兹闻各校皆已开始组织冰球队，我校亦何敢后人，体育部队请容启东、孟广俊二先生为指导”^[40]。除原有队员外，又选拔了新队员，并指定队长与干事。此外，原天津青白队分化后成立魔鬼冰球会，宣称“庶足以发扬我民族团结之精神”^[41]，设立专门的会章制度和会服统一管理，出现正规、专业化的球队模式。成立于1929年的白熊队也是如此，作为天津资历最老的球队，有些队员虽已经离开学校在外任事，但逢比赛时依然集合归队。一些正规、专业队伍的延续使得冰球比赛得以连续开办，不断扩大冰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力。

2.2   社会层面的冰球比赛

虽然参与冰球运动有较多限制因素，但是在校际冰球赛的推动下，加之平津地区自古就有冬季冰雪运动的传统，冰上运动逐渐为社会注目。1934年1月20日由天津市体育协进会 ¹举办的天津市第一届公开冰上运动会（以下简称“冰运会”）开幕，大会总裁判赵亚夫在致词中提到：“冰上运动为华北所特享，年来已渐形普遍，体协此次举办，在津市亦属创举。”^[42]虽然当时天气不佳，“除大会职员到场二十余人外，各组参加运动员，缺席或弃权者亦近半数”^[42]，但第一届冰运会仍如期举行。冰上运动会之后，“近鉴于津市冰上运动会报名之冰球队有五队之多，而比赛之机会太少，英雄致无用武之地”，天津市公共体育场于2月4日继续举办天津市公共体育场冬季公开冰球赛，意在“为提倡本市市民对于冰球兴趣，增进技术，联络感情为宗旨”^[43]。凡是天津市有正式负责人的固定体育团体皆可报名参加。最后参与队伍有寒霜、飞队、雪队、金刚等四队，比赛结果为寒霜冠军，金刚亚军，飞、雪两队季军。

在此基础上，1934年底华北体育联合会 ²筹备华北冰上表演比赛，会场设在北平中南海。1935年1月25日至26日比赛正式开始，“参加者有北平市，辽，黑，哈，吉，热，冀七单位”，可谓“国内尚属创举，实开我国冰上运动史之第一页”^[44]。参加比赛的七单位中，远道参加的唯有河北省而已，所谓东北各省，实则为住在北平的东北籍青年，其中冰球项目只有北平市、河北省及哈尔滨市（东北籍青年）参加。为准备此次冰球比赛，北平市、河北省两地分别提前预选参赛队员。1935年1月12日为选出代表北平市出战的人选，“燕京清华选手合为一队，其余杂牌军拱卫一队”进行比赛。最后正式代表北平市参赛的冰球队员有左楚金、房西辙、欧阳可宏、梁嘉章、欧阳颐、李国璠、林启武等12人^[45]。代表河北省的冰球队员预选正好趁1935年天津市第二届冰运会开展之际挑选，“各队实力以白熊最强，金刚、北华稍次云”^[46]，最后选出的队员为刘炽畅、邹致圻、关福绍、陆德诚、王世锐、管敦俊、关福纳等12人^[47]。关于冀队队员，12人中有一半是白熊队的，4人是金刚队的，寒霜队与华光队各占1人，而平队基本类似于各个队伍的队员所拼凑组成的集合体。哈队队员由哈埠旅平学生组成，队员分散且尚无成队之训练，“惟就中以鲍成麟、鲍方麟昆仲为各中翘楚，按鲍氏兄弟曾肄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后离津来平”^[48]。队员为张显荣、郭大志、翟同祥、鲍方麟、鲍成麟等12人^[49]。

关于此次冰球比赛的结果，《大公报》与《益世报》都进行了预测，《益世报》在3队中更看好冀队，认为：“所以此次冀队实力，较诸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平方面，除了燕大的李国璠，汇文的左楚金外，其余队员同冀队队员相形之下，不免失色。”^[50]《大公报》认为，由于当时天津各高校学生在准备考试，对待赛前练习会有所疏忽，实则更看好平队。最终，华北冰上表演比赛冀队打败平队，夺得冠军，平队第二，哈队第三。

此次华北冰上表演赛虽然参赛人员依旧以学生为主，但其克服重重困难面向社会举办大型比赛，让大众领略了冰上运动的魅力，同时亦展现出冰球这一冰上项目所蕴含的规则与精神。正如大会主席袁敦礼在闭幕式致辞中所说：“冰上运动之提倡，多注重于化装，争奇斗艳，而此次表演会则注意于运动之训练，如冰球比赛，训练手（守）规则，合作精神。”^[51]

2.3   中西之间的冰球互动

在这一时期，国人以学生为主体的冰球参与者亦同西人展开比赛交流。1929年1月25日，燕京大学“与美海军在该校冰球场，与美海军比赛结果，以五与四之比，大挫美军，继又与美学校队比赛，亦以六与四之比告捷”^[52]。1931年1月16日，南开中学冰球校队“应日侨曲棍球甲队之约，（原定乙队）全师于宫岛街之日本冰球场中，华日观众甚多”^[53]，双方经过激烈的比拼后日侨队以九比一获得胜利。随后南开中学加入该年度国际冰球赛乙组，加紧练习，2月6日又与日侨队会战于日本冰场，最后日侨以六比一获胜。

如果说之前与西人的比赛是零星开展的话，那1932年五校冰球锦标赛便是一场国人与西人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规模的活动。1932年1月底至2月初在东交民巷的法国冰场由美国学校、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汇文中学等五校发起组织的冰球锦标赛开始举办 ³。整个比赛过程井然有序，各个学校参与其中，最后清华大学队取得三胜一平的好成绩，为五校成绩之首。

在五校锦标赛结束后，这五队又选拔组成五校精锐联合队与德国冰球队进行比赛，但因水平与德国队仍有差距，最后被德国队以十四比一打败^[54]。1933年1月24日在梦罗配尔杯冰球赛中，中华队与德国队对战。中德两队都是平津名手，但德国队在体格与技术上更胜一筹，遂德国队九比三胜中华队^[55]。虽然华洋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运动能把双方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赛与交流。正如曼根（J. A. Mangan）^[56]所言，运动是把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等人群汇聚在一起的最有效的工具。中西之间的冰球比赛便是双方交流的一种途径。

除上述以外，随着国人冰球比赛与队伍的成熟，中西之间的互动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国人的身影出现在由西人主导的比赛中。1933年初，天津青白队初次报名参加万国冰球赛 ⁴的初级组，该组在此之前已有俄、德、法、美、英、日等国参与，这已然从学校超脱出来成为代表国家的对抗。作为唯一华人代表的青白队“开津市华人参加万国冰球赛之先例，更引起外人非常之注意与兴趣”，趁此机会与各国球队一较高下，在比赛时“勿作胜负计较，充分表现我华人不屈不挠之奋斗精神，俾留一良好印象于外人心目之中”^[57]。万国冰球赛较之其他比赛不同的是，中国人面对不同国家的队伍时，不仅是为了比赛而比赛，也是借冰球比赛展示国家形象。为了能够向西人展现国人风采，白熊队队员陆德诚、邹致圻、梁瑞麟等名手也加入其中，成为青白队一员。首次参加万国冰球赛的青白队虽成绩不突出，但在融入西人主导的比赛方面已然迈进一步。

1935年是国人参与万国冰球赛并取得良好名次的转折年。当时国人以中华队之名参加万国冰球赛 ⁵。本次万国冰球赛中华队集结天津实力强劲的选手与西人比赛，在最后关头与西商队争夺亚军时却因当时“日来天气颇暖，冰面融水，比赛进行无望”^[58]未分出胜负。虽然如此，国人在成绩上有所突破，进入万国冰球赛前三名。此次比赛给予国人一定的鼓舞与信心，使得国人越来越重视该比赛。继而天津市体育协进会于1935年12月正式筹划中华冰球队人员，经选拔刘炽畅任队长，陆志诚任干事。1936年随着比赛的开展，中华队不负众望进入前三名，但因天气原因最后并未决出亚季军。

除了万国冰球赛外，之前提到由西人主导的平津埠际冰球赛原先并无国人参与，但至20世纪30年代的冰球赛中开始有国人加入。如1935至1936年白熊队的刘炽畅、辅仁队的房歌春、原汇文中学队后加入青年会的欧阳可宏等加入了北平队参与埠际赛。并且相关中文报道也有所增加，在1934至1937年的报道中埠际赛被称为“瓦尔顿杯”或“华盛顿杯”。1936年“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夫人，因鉴于本市冰球甚为发达”^[59]，建议由北平青年会、北平埠际队与驻平美兵三队组成三角冰球赛。1月29日，首场比赛在东城青年会冰场开战，比赛对外开放，票价分为两角与一角两种，结果北平埠际队获得冠军。总之，中西交流与互动中类似的冰球比赛大大小小举办了许多，国人参与比赛并在赛场上与西人一较高下，打破了原先只有外侨在租界与使馆区进行冰球比赛的局面。

1937年前后，因国内局势紧张，冰球比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1937年后，平津地区许多高校内迁，冰球比赛举办次数大幅下降，其热度也逐渐降低。自20世纪30年代起，平津地区的冰球比赛从种类到数量日渐增多，成为国人冬季参与的运动之一。一方面，从租界与使馆区到学校甚至是社会，国人仿照西人的比赛规则与模式开展冰球比赛，随着种类与规模的增加，提高了冰球比赛的影响力，打破了场的限制；另一方面，中西之间开展种类丰富的比赛，彼此的冰球交流从无到有，跨越了人员或国籍的藩篱。国人接受这一西式运动，并积极参与其中，甚至想要扩大其影响力这一行为意味着冰球运动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

3.   运动的藩篱：社群隔阂下的观感差异与冰球的近代走向

冰球运动从租界外侨主导扩散至以学生为代表的国人参与，每年冬季国人复制与移植冰球比赛形式与规则，或参与或主导不同的赛事，打破了以往只有西人在使馆区与租界比赛的局面。正如何伟亚^[60]所说，“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冰球运动从一开始便与西方文化紧密相连，但在审视这一过程时会发现，冰球并未如在加拿大或美国一般成为大众或学校内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参与的冬季运动，可以说冰球运动在近代平津地区的复制与移植中出现了偏差。

参与冰球运动不可缺少的是曲棍、护腿、手套、冰鞋、球等相关装备。这些装备是比赛中的必需品，但其高额的费用是当时大多数人无法承担的。较高的成本门槛是制约冰球运动成为大众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价值不菲的曲棍在比赛中容易被损坏，1932年在辅仁大学与汇文中学的冰球赛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高泽民（即二东家）劫球过猛，不幸将倪克而球棒击断，福不单至，祸不单行，王光超之球棒，亦被欧阳可宏之球棒打断，只好暂时停止，换棒再战”^[61]。1932年，一支曲棍价值十余元，当时“并没有国货，完全美国出品，打时用力过猛，就会拆（折）断”^[62]。汪堃俊翻译的《冰球规则》也指出：“考冰球运动，我国人士习之者极少，且极不合于平民化，每一队员除冰鞋外，球杖一双，须费七八元，甚至十余元以上，而且纤脆易折，极不经济。”^[63]除进口用具外，其后又出现国产冰上用具，像春合、时昌黎两公司的国产冰刀、曲棍比国外的价格便宜不少，但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不小的支出。每逢冬季，在素有冰雪运动传统的平津地区，大众对冰上运动抱有极高的热情，但是冰球项目所需要的花销使其只能被少数精英群体所接受。种种迹象表明，以高校学生为主导的冰球运动在当时被视为一项高消费的“贵族运动”，而社会舆论亦基于这些围绕冰球的负面新闻反对冰球比赛甚至整个冰上运动。有人提出：“我们希望各冰球场，今年多求技术上的进步，勿遇（过）分铺张，耗费金钱，增加社会人士对滑冰的轻视。”^[64]

另外，冰上运动对场地也有一定的要求。冰球项目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相关比赛都需要在冰场上完成。近代平津地区的冰场一般分为天然湖水结冰后的冰场与人工冰场两种。人工冰场一般用“陆地挖槽，深约一英尺，放水于其中，上罩以芦席棚，冻冰”^[62]的方式筑成。初始仅有溜冰场，后来随着冰场设施的完善，专业的冰球场亦有修建。在学校一般利用天然冰场或修建小规模冰场，以此开展学生的冬季冰上运动。燕大、清华、汇文、南开等学校都有冰场开设。如南开大学“秀山堂前的莲池现在正好做成冰场，上面常时来驰著不畏风寒的男女，冰球场里有时举行着热烈的比赛，有时有化妆滑冰表演，侵（清）晨时光，初学者已穿上冰刀乘无人时作新手的习步了”^[65]。

北平的冰场多达十余处，还有西人开设在使馆区的冰场。美冰场在东交民巷美兵营内，仅供本国侨民独享；法冰场在台吉厂二条胡同；日冰场在台吉厂口。近代天津的冰场也有不少，其中属西人开办的英冰场历史悠久，为“市内规模最大且最贵族之商业机关也，每年约有千人参加，而华人竟居三分之二”^[66]。1933年，该冰场“较去岁扩大约八分之一，全场面积达千余方丈，四周为跑道中部为冰球场，席棚已先期筑成，专待气候严寒时，注水结冰，预计年终当可开放”^[67]。此外，还有河北公共体育场的冰场、孙家花园冰场、宁园冰场、津中里冰场与美兵营溜冰场等。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参与冰球运动所投入的费用较多，加之冰球运动是一项团体项目，需要多人配合完成，这一条件又增加了大众参与的难度。实际上，当时的冰球运动仅局限于在社会精英阶层内开展。参与冰球运动的大部分高校学生几乎都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新式高等教育虽面对所有阶层，但其教育成本比传统科举要高，并非普通百姓所能负担得起^[68]。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花费过于高昂，“小学每年需费数十金，中学二三百金，大学更达五六百金”^[69]，普通百姓维持家用都难，更何况去享受高等教育，所以基本只有城市上层社会的家庭才能得以完成高等教育。以燕京大学为例，20世纪30年代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商人家庭，而来自工人家庭的学生不足十分之一，该比例与1933年中国其他39所大学的平均比例相差无几^[70]。可以说民国时期新式教育的门第化趋势已非常严重。竺可桢^[71]在1936年曾说：“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

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多对西方与中国的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体验，学贯中西，谈吐不凡。大概到20世纪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学术贵族阶层^[72]。高校这一平台为学生提供了接触类似于冰球的西式运动甚至更多西式文化的机会。与这一时期高校学生所代表的“西方化”群体形象相迎合的是，越是小众的运动，就越依赖高校平台维持其在城市社会中的存在^[73]。不仅冰球运动在高校的传播如此，棒球、垒球、网球等西式运动也有类似情况。高校学生群体的参与对西式小众运动在华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正因这一时期高校学生群体成为参与这些运动的主力军，赋予了这些运动更为“小众”的社群属性。

然而，即使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冰球作为一项季节性的西式运动也并未成为多数人所钟情“小众运动”的唯一选择。在面对多样的、有选择性的课外体育活动时，高校学生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活动，而是广泛爱好并参与多项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张龄佳不仅在冬季参加冰球比赛，同时也是全国田径名将，“曾出席杭州全运会，及第九届远运会，南京全运会，及第十届远东会”^[74]。曾清射作为北平师范大学冰球队的一员，还担任一些冰球比赛的裁判员，他同样也擅长田径、跳水等运动项目，并认为：“任何运动均为使身体强健可矣，余素反对运动专一，倘能各项运动，以运动为消遣，则可避免其他不良嗜好，四季之运动不一，需适合天气时候，非为成绩纪录而运动，应为娱乐及锻炼而运动也。”^[75]不同于美国、加拿大存在大量由学生队伍转化而来的职业化冰球运动员，从平津地区冰球运动的参与人群来看，甚至能够进行连续性、长时效冰球运动的人员及比赛队伍都较少。这一时期虽已有正规冰球队伍得以延续，但学生参与冰球运动大多因兴趣而起，部分学生存在毕业后不再继续参加冰球比赛的可能性，冰球运动难以通过学生群体从校园走向社会。

相较于竞技属性强、参与门槛高、社群身份明显的冰球运动，同样作为冬季冰上运动的西式溜冰则在速度竞技的模式之外以一种休闲社交的方式赢得了更高的大众参与度。1881年由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月报》第一次将西式溜冰介绍到中国。文中曾言，“美国北鄙，冬天河水皆冻，人穿冰鞋，于冰上溜行，小孩亦手携冰床，拖曳为乐，有时冰不甚坚，亦有迸裂之虞”^[76]。

自19世纪90年代起，西式冰上运动逐渐在平津地区兴起。受嵌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类洋人的影响，华人逐渐接触到冰上运动并将之视为一种习尚，更由此推动了冰雪运动的大众化及女性参与。20世纪20年代后，溜冰成为平津地区摩登的冬季运动，冰场上洋溢着青年男女热情的气息，其所蕴含的冰雪文化在平、津两大都市中逐渐扩散。

两种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参与落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西式溜冰在传入中国后，其休闲娱乐化的参与方式很好地融入中国传统民俗。在1926年举行的万国化装溜冰大会上，“中外男女各半，怪装异饰，无奇不有，或捉襟见肘，或腰大盈丈，更有西妇九人饰马牛羊兔之属，观者无不捧腹。最奇者，饰火锅，白菜，莲花，蝴蝶，汽船，印度妇人等等，使人绝倒”^[77]。这些不同文化的元素既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神话，也有当下的社会面孔等。1929年的北海化装溜冰大会场外观客“不下二千余人”，参与者有男有女分别扮演外国公主、官吏、渔翁等妙趣人物。女宾中有化妆为外国公主及剧中丑角者，男宾中有扮作清代官吏绅士及妇人者，尤以刘君之旧式妇人，着阔大衣裤，持红色手帕，行动时以帕掩口作态，颇引起观众之采声，尚有三四幼童，技术甚精，化妆亦妙^[78]。

溜冰大会呈现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局面，虽然溜冰的规则仍是西式规则，但人们扮演的角色来自东西方文化，或是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神话故事，又或来自日常社会生活。因平津地区自古便有冰上运动的传统，有人亦援引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将西式溜冰融入中国传统民俗加以诠释。漪澜堂冰场创办者文实权^[79]曾说：“其实中国滑冰的花样，较之欧洲人花样不但多而且美观，况且还有大规模合组的花样，这样东亚人远年传的冰上技能，现在无人演练并且无人知晓，岂不是太可耻又太可惜么。”即便中国古代就有冰上活动，但反观冰球运动，从其规则与玩法中难以找到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其竞技属性过强无法在玩法规则上加以调和，更使冰球运动缺少本土化的着力方向。

其二，西式溜冰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成为一种民国时期青年男女的社交方式。面对市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与传统冰嬉文化的记忆，这种中外男女共同游戏化装交际的冰上社交迅速成为平津地区的新风尚。每年冬季，各种溜冰大会频繁举行，冰场上“红男绿女，皆兴高采烈，面上充满得意的微笑，但有一小部分男士，其醒翁之意，固不在酒也”^[80]。甚至“在北平，每年总有若干对情人是以冰场为恋爱开始地的”^[81]。冰场不仅成为中外男女得以释放身体，参与冬季运动的场所，也给男女打破伦理道德束缚，追求自由与平等提供了机会。而且溜冰运动也为女性提供了可以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机会，1927年在中央公园内的冰场上有四五十人，其中“尤以中外妇女占多数”^[82]。很多化装溜冰大会的宣传中要求男女均可参与。在1930年1月5日三海溜冰场举办的溜冰大会上，“化装何厌新奇，约请不分性别，届时中外士女，联袂而临”^[83]。相较而言，冰球运动因其自身高强度的对抗性，使得平津地区冰球赛事的参与者大部分还是以男性为主。

冰球在近代平津地区从最初的鲜为人知到以学生为主的社会精英逐渐了解与开办比赛，对西式运动规则是全盘吸纳的。精英阶层在参与冰球运动时，所接受的像团体参与、评判标准等比赛规则与所需冰场、冰鞋、球棍等相应配置都是仿照西方。但这超出了大众自身的需求，使其局限于小范围精英。受限于昂贵的花销，又或是高难度的冰上技术等，冰球运动在小众精英圈开展的同时也是阶层固化的体现。反观溜冰，除速度溜冰外，其多样化的参与方式和创新性的内容使其阶层包容性更强。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冰球运动的“西式”属性强大，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无法找到与之匹配的文化传统来动员大众，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文化在传播与移植过程中并非完全的“复制、粘贴”，而是充满不确定性。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现存史料从历史学的角度剖析了近代冰球运动在平津地区的移植过程及其产生的问题。冰球这一西式运动从最初由平津地区的外侨及使馆区所垄断，到以学生为主的精英群体开始参与或主办各种赛事；从仿照西方进行冰球训练与比赛，到进一步衍生出学生或参与或主导不同种类的赛事，在渐次打破人员与场域限制的同时，亦体现出异国文化交流的魅力。冰球项目所蕴含的西式特色及参与门槛使得当时社会只有少数人参与其中。冰球运动的小众参与显现出外来冰雪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另一发展趋势，即更依赖以高校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平台以维持其在大城市社会中的发展。

精英群体的参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引起较多的社会关注，但并不能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于短时间内引发这项运动的大众流行，近代平津地区的冰球比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便大幅缩水。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重视，冰上运动的发展迎来一个新高潮。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方面国内举办了全国冰上运动会等重要赛事，市民群众亦在冬季参与冰球等冰上运动；另一方面，为了体育事业更好地发展，中国冰球队不仅走出国门，与国外球队相互访问交流切磋，还邀请一些国家的冰球队来华访问交流。这些举措体现出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冰球运动开始从小众精英运动走向群众性运动。以冰球运动为代表，历史上西方文化基因比较凸显的冰上运动在当今应该被更多人了解、熟悉并尝试参与其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成为普及冰雪运动的重要契机。基于此，冰球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或可为今后冰雪运动的发展乃至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