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身体既是劳动的载体又是劳动的场所^[1]59。在尼采看来，肉体存在不会先于知识分类体系，因此，身体是一种社会建构^[1]59。在布莱恩·特纳看来，身体既是劳动资料又是劳动对象，我们通过身体劳动实现自己，而这种身体劳动是社会实践，即“人们用身体、在身体上、通过身体进行实践^[1]275-342”。因此，武术技艺的传习实际上也就成了武术传习者用身体、在身体上、通过身体进行的实践。换言之，习武者的身体既是实践对象，又是实践场所，同时也是实践方法。传统武术身体技术的流变过程不仅是其文化传承的过程，还是其文化生产的过程，而这一文化生产的对象、场所以及方法，均可被理解为是传统武术传习者之承载武术技艺的“身体”。基于此，笔者于2015—2016年先后11次赴河南省淮阳县、郸城县以及安徽省阜南县等地进行调研，深入乡村家庭，对伏羲八卦拳的传承人及其主要习练者进行深度访谈，结合主位的参与观察以及亲身习练体验，对伏羲八卦拳独具特色的身体技术进行深描，并分析其传习者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完成对身体技术的文化生产，以及在身体实践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窥探和解释传统武术身体技术之文化生产的实质，进一步探讨“身体技艺”之传承与“身体记忆”之传递之间的本质关系。

1.   取慢舍快：伏羲八卦拳的单练技术

伏羲八卦拳是流传于河南淮阳及周边县市的一个地方性拳种。相传，该拳始于清道光年间，为淮阳县东30 km的刘老家村(属郸城县)人刘槐所创，距今已有170余年的历史。该拳以“八卦”之“阴阳虚实”为理论基础，拳理明晰，自成体系。其动作简洁古朴、小巧紧凑，讲实战、重技击，演练风格独特。与其他拳种不同，该拳的大部分套路以对打形式出现，即所谓的套捶。套捶习练时要求拳拳到肉，注重真实的击打，同时还要伴随动作唱出口诀。总体上，伏羲八卦拳的训练体系包括3个部分：慢架子、快架子、套捶。其中，慢架子和快架子都为单练，套捶为双人排打对练。目前，快架子因无人能够完整习练而处于失传状态。现存的伏羲八卦拳的训练体系实际上是由单人练习的慢架子和双人对练的套捶组成。

1.1   慢练是功：作为功法训练的慢架子

在传统的武术训练中，任何拳种都十分重视基本功的训练。武术拳谚有云：“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中国武术之所以被称为“功夫”，是因为“功夫”之意不仅在于高超的技击能力，还是习武者综合能力的完整体现。金警钟言：“练习武术，于拳脚器械之外，更须注重软硬功夫。盖拳械为应用之动作，而功夫为拳械之根本，故技击家精拳械，而擅功夫”^[2]。在武术界还流传着“力不打拳，拳不打功”的说法，有蛮力胜不过具有技巧的技击，而有技巧的技击又胜不过深厚的功夫。由此可见，功夫之训练不但是武术训练的基础，更是武术训练的目标，武术训练的核心还在于功夫的修炼。因此，“练功”在武术训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伏羲八卦拳与其他武术拳种一样，十分注重“功”的训练。不仅如此，伏羲八卦拳对“功”的理解贯穿于整个拳法的训练体系中。正因为对“功”的核心追求，在传承过程中，甚至不惜舍弃了被习练者认为是“不长功”“散功”的单练套路——快架子。慢架子注重内练，而套捶注重外练，且慢架子之内练实为套捶之外练的基础。据伏羲八卦拳的拳师们讲，未经慢架子的练习，是绝对不允许也不能进行套捶排打的，否则“身体无法承受，后果不堪设想” (代表性传承人潘玉太，2016年3月16日)。因此，同样作为运动技能的学习过程，伏羲八卦拳的习练者在对拳技的学习中也对身体的实践顺序进行了严格规定，即先练慢架子，待“慢慢上功”之后，再练套捶。于是，慢架子作为“基本功”便成为了伏羲八卦拳的入门功法。慢架子又称为72功夫架、72个劲或72老劲，所练出来的劲力和双人对练的套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动作上与套捶的内容并无关联，也并未在套捶上得以体现，只是作为服务于套捶的劲力练习。练习时，动作缓慢，要求全神贯注、自然呼吸，不能憋气，亦不能泄气，要力达全身，全身肌肉紧绷，用习练者的话讲就是要“存着劲”或“拔着劲”。其拳谱曰：“神意气力，合一集中，展放收紧，动静圆撑，意动生智，气行百孔。”所谓的“神意气力，合而为一”实质上与太极拳和形意拳等的“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之“内三合”是相同的，即“全神贯注方可意念集中，意念集中才能气行百孔，气行百孔则会力大无穷”。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看，像慢架子这种肌肉处于长时间紧张状态的慢速练习，实质上是一种“静力性等长收缩训练”，即：慢架子实质上是一种传统武术中的力量训练方式。虽然习练者在向笔者介绍练习要求时，一再强调练习此拳不能憋气，但笔者观察发现，当练习到需要发劲的动作时，习练者还是会处于短暂的憋气状态，人在憋气的时候会反射性地引起肌肉张力的增加，而习练者在习练慢架子时有意无意地“憋气”，无疑也是增加肌肉力量的一种方法。

从慢架子的演练风格看，其与太极拳的演练风格相似，但无太极拳的连绵不断、舒松柔和的拳势意蕴。在外者看来，这样的演练实属“难看”，丝毫无美感可言；而在习练者看来，这样的习练要的不是好看，而是“真功夫”。整套慢架子练习一般要持续25~30 min，如果为了更加“上功”，则会持续40 min，甚至1 h。习练者通过“练完之后身上的肌肉就很硬了” (拳师李振友，2016年3月14日)、“练完之后身体跟泼了水似的” (拳师张广德，2016年3月18日)以及“不练身上不舒服，再练就感觉功力提升了” (拳师吕廷义，2016年3月18日)的练习体验，不断建构对“功”的认知与理解，划定习练者“是练功而非练拳”的心理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慢架子作为伏羲八卦拳中重要的功法训练方式，其具体的演练方法却并未出现在现存的潘家拳谱中，而是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传续。慢架子被传拳者认定为拳术“秘笈”而不写入拳谱，或许是传拳者为了将此作为打开拳术之门的“密钥”而进行“传或不传”的选择。正是由于这种“口传身授”的开放性，使得慢架子在不同地区流传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河南郸城的习练者称之为24式内功慢架或3路慢架；安徽阜南则称之为慢劲功或64真功。尽管慢架子有着多样的表述，但多为动作数量上的差异，其动作形态及演练方法基本一致。笔者分析，正因为慢架子这种“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使得传拳者在传拳时融入了个人的“编码”倾向，从而造成了动作数量和拳架名称上的差异。总之，伏羲八卦拳对“功”的习练追求在作为基本功的慢架子中得以体现，这一被外者看作套路的练习形式，在习练者看来却是伏羲八卦拳的功法训练，而这一拳术体系的精髓也被传习者以“口传身授”“体化实践”的形式在代际间传续。

1.2   快练是拳：被选择性遗忘的快架子

“慢练是功，快练是拳”。这是伏羲八卦拳习练者对拳术练习的主观认知与理解，在他们眼中，慢练练的是功夫，而快练练的只是拳架。在伏羲八卦拳的拳术体系中，除了单人慢练的慢架子之外，也有单人快练的套路，这就是习练者所说的“12路快架子”或“36趟”。目前，伏羲八卦拳的快架子已经近乎失传，而失传的原因则是长时间无人习练。据习练者讲，之所以不练快架子，一方面是因为快架子“不长功”，另一方面是因为快架子会“破功”，即练习快架子不仅不会使习练者的功夫提高，还会使原本通过慢架子和套捶习练获得的“功力”被破掉，使原来练好的劲变散了。不管这种“快练不长功”的习拳认知是否正确，对“功”的狂热追求却是习练者不愿习练快架子以及快架子失传的原因。

身体的行动或姿态总是受目标的指导，是有意图的^[1]117。因此，受“练功”的习练意图以及“上功”的习练目标的影响，习练者选择了以慢架子和套捶练习为主。文化功能主义者认为，文化首先要满足个人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并最终体现为对个体和社会整体需要的满足。伏羲八卦拳这种以“功”的锤炼为主导的文化传统满足了一定时期内习练者的个人需要。实际上，伏羲八卦拳的这一习练历史，也是被习练者选择、失忆或重构的身体记忆。人们记忆什么或遗忘什么，总体上呈现出较高的选择性。习练者对快架子的忘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选择性遗忘”或是王明珂所说的“结构性失忆”^[3]，而这种选择性遗忘实际上也是一种“记忆”，它恰如阿斯曼所说的“功能记忆”，体现了人们对过去有选择或有意识的支配^[4]。这种选择性遗忘的动机始于习练者对习拳之功能的选择，以“是否上功”为标准：一方面使得慢架子和套捶的习练“合法化”，另一方面也造成快架子习练的“非合法化”。

此外，习练者对快架子的这种“选择性遗忘”还表现出了群体认同的一致性，即伏羲八卦拳习练共同体的内部成员都认为这种快架子是不“上功”的，甚至是“破功”的，而对其选择性地遗忘或废弃也是有必要的。对“功”的习练目标的核心聚焦以及对“无功”的单练套路的选择性遗忘，逐渐形成了共同体内部的一致认同，而这种认同也进一步强化了伏羲八卦拳的门户特征，即“伏羲八卦拳并非像其他拳种的套路一样花拳绣腿，而是一门练功夫的拳术”。通过对练习方法的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习练者实现了对门户技术的差异化生产^[5]84，构建了另类的内部空间，强化了门户的群体认同，并在一种“我是他非”的偏执性话语中不断进行着社会性生存空间的拓展。

2.   仪式操演：伏羲八卦拳的对练套捶

伏羲八卦拳的“套捶”训练是目前武术训练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对练技术形式。其他拳种中亦有类似双人对练的套招练习。所谓套招练习，即将套路中的招式动作拆解开来，通过分配攻守角色，一方喂招，一方接招，以此预设的技击安排体会动作的攻防含义以及攻防技巧。对于这种“拆招—喂招—接招”的对练“套路”练习，其目的是对技击动作进行攻防之解析，因此，其主要的训练目标也就放在了“如何击中对手”和“如何不被对手击中”这两方面。在这样双向的预期规划中，攻击者是无法真正击中对方身体的。在伏羲八卦拳的套捶练习中，攻守双方由“努力不被击中”变成了“要求真实击中”，且在一方“被击中”之后，还要做出“防守—进攻”的转换，便于学习在“不被击中”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攻防技巧的使用，同时转换为攻击方对对方进行击打，依次循环往复。这种训练又不同于一般拳术的排打功，并不是以“物”排打，而是以对手之“拳”排打。这种训练方式以“既能打，又能挨”为出发点，不仅练习了“击打能力”，还练习了“被击打能力”。实际上，这种训练方式可以被看作是“套招”和“排打”的组合。一方面，习练者通过击打对手以及被对手击打而练习了击打与抗击打能力；另一方面，被打之后的“防守—进攻”的转换则练习了习练者的攻防技巧。

不仅如此，在伏羲八卦拳的“套捶”训练中，对练双方在做出击打动作时，还要唱出歌诀(习练者称之为“捶歌子”或“捶谱”)，要求做到“气发为音，手随音发，音随手落”。尤为独特的是这被习练者称之为“捶歌子”的歌诀，习练者在练习时念“某某音”，如“背背音、脯脯音、趁伸音、胯胯音”等。习练者将其解释为拳击打身体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音”实为拳谱动作的指称。据习练者口述，这样“边打边唱”的练习方法，不仅有助于对动作的记忆，还有助于练习时的呼吸和用力。这种独具特色的习练方式被习练者认为是伏羲八卦拳中的“套路”，而实际上这种“套捶排打”的训练更像是一种功法训练，只不过它将功法与技法的训练合二为一，并将身体活动与语言表述相结合，表现出了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于习练者来说看似平常的身体表达和日常行为，实际上则更倾向于是一种仪式化行为。这种仪式化的身体操演，由一系列严格规范化的身体动作和言语组成，且这些固定的、模式化的、重复性的身体行为对仪式行为的主体(习练者)而言是有目的的，或者至少是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仪式环境中，仪式的操演者同时也成为了观众。最终，这样的仪式化行为又通过文化的建构而形成了传统，习练者遵照传统对这样的仪式行为进行传递。这种对于习练者来说是“无意识的运作”的仪式行为，却是自然秩序、宇宙观以及身体法则的自然流露。

2.1   仪式过程：从“无功”到“有功”的身体

范·热内普在20世纪初提出了“过渡礼仪”^[6]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在生命过程的重要转折点都会伴随一些重要的仪式，而这些仪式都体现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或转换^[7]139。他将这些不同的过渡行为归纳为一个共同的仪式进程，并将这一进程分为3个阶段：分离、阈限、聚合。阈限阶段是一种在两个稳定“状态”之间转换的阶段，能够通过仪式再次进入世俗社会中的实践^[7]119。维克多·特纳将范·热内普的分离、阈限和聚合阶段改称为阈限前、阈限、阈限后3个阶段。在他看来，阈限阶段是仪式过程的中间或核心阶段，仪式主体在这一阶段中处于“模棱两可”或者“含糊不清”的状态^[8]，体现了从一个阶段或状态到另一个阶段或状态的过渡。当传统武术的习练被看作是这样的“过渡”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对于习练者看似再平常的一次练习，其背后却充满了丰富的意义。

伏羲八卦拳的训练体系是以“功”的训练为核心的，并贯穿于整个拳术的训练之中。在进入套捶排打练习之前，习练者被严格要求先进行慢架子的练习，慢架子成为习练者进入伏羲八卦拳训练体系之后第一个阶段的习练内容，慢架子练习阶段正是范·热内普和维克多·特纳所说的分离或阈限前阶段。在此阶段，仪式的参与主体要从世俗的社会生活中剥离开，或者说要完成从普通人到习练者的转换。经过慢架子的练习，习练者已经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分离而进入伏羲八卦拳的练习场域中，并转变为一个“慢慢上功”的习练者。完成这样的分离之后，“慢慢上功”的习练者开始进入第2阶段套捶的练习，而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仪式过程的阈限阶段。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习练者有时会在套捶练习之前，在腰间扎一条红色的布带。按照习练者的表述，这样扎紧腰带可以“蓄着劲”，以达到身体力量的集中。这就像举重运动员在举起杠铃之前也会在腰上扎紧专业的腰带，以便于腰部发力和保护腰椎一样。这一小小的举动实际上也是习练者进入阈限阶段之前的“隔离物”，预示着习练者将要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而习练者的身体也将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除此之外，习练者所讲的“练完这个后，气一顿，力量就来了” (拳师李振友，2016年3月14日)，也是作为习练者自我感觉的“隔离物”，在经过这个“隔离物”后，习练者将进入“阈限”阶段的套捶练习。

在作为“阈限”阶段的套捶排打练习中，对练的双方互为对手。如果将伏羲八卦拳的套捶训练看作是“排打”与“套招”的结合，那么，套捶练习中双方的对手也将呈现为戴国斌所说的“物对手”与“人对手”的组合。在两人相互排打时，双方的身体成为对方进行排打练习的“物”。戴国斌^[9]269认为：“武术在将暴力性的身体行为文明化的过程中，通过对手的物化，以物对手的形成将对对手身体的注意转化为对物的关注，从而使武术技击在对手身体上‘击必中、中必摧’的道德后果转化为‘物对手’上技术技能的判断。”伏羲八卦拳在套捶排打时，并非是没有进行“对手的物化”而直接使用“人对手”的，而是在这样的双人排打中，将“物对手”“人化”，使得本应该是排打对象的“物对手”变成“人化的物对手”。

在缺乏双人套捶排打条件时，习练者也会选择“物对手”进行排打练习。例如，习练者会在树上绑一圈棉袄进行排打或打沙袋练习。因此，不能武断地或单一地将伏羲八卦拳的双人套捶排打看作是“没有进行文明化”的身体行为。“物对手”在减小击打行为对“人对手”造成伤害的同时，也使得武术习练主体的身体体验远离了技击本来的真实感^[9]278。伏羲八卦拳这种以人的身体作为排打对象的练习，恰恰可以获得拳打到对手身体的“击必中”的真实体验。然而，由于还要保证双方身体的安全，即要在对手“抗得住”的范围内进行击打，因此也就无法达到“中必摧”的效果。为了更加接近“中必摧”：一方面，习练者会选择与自己体型、力量相当的对手进行配对练习；另一方面，习练者将“是否摧毁物体”的指标转换为自我动作的速度和力度，即“对手自我化”^[9]287。

在套捶排打的“套招”部分，刚才排打中的“人化的物对手”又转换为类似于陪练或对练中的象征性的“人对手”，被击打者通过运用“崩、扒、劈、掤、搂、挂、领、合”这8个手法，并依据“高掤低搂，不高不低使斩手；高掤低扒，不高不低使身法”的规则，对“人对手”或已经被对手击中身体的“捶”进行“接招”式的破解，从而进行“防守—进攻”的转换，对方这一“人对手”又成为了其进攻或击打的“人化的物对手”。在如此的循环往复中，对练双方的身份始终处于“物对手”与“人对手”的交错转换中。因此，在套捶排打这一阈限阶段的仪式空间中，习练者的身体或身份处于一种矛盾并存和转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维克多·特纳所说的“反结构”^[10]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习练者的身份显得十分无序，模棱两可而又似是而非。然而，当这样无序的“反结构”状态结束后，习练者结束了“阈限阶段”而进入“聚合阶段”或“阈限后阶段”。习练者通过阈限阶段的套捶排打训练，身体的“功力”得到了质的改变，这一质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习练者的身体从“无功”状态转换为“有功”状态，习练者从“仪式”开始时的普通人变成了“仪式”后的“身上有功”的习练者。接下来，伏羲八卦拳的习练者又将进入下一个“仪式过程”或训练周期，通过不断叠加的“阈限阶段”，实现自我身体“功力”的大幅提升。

2.2   仪式语言：从“平常”到“神秘”的歌诀

伏羲八卦拳在套捶排打的练习中，除了身体的操演之外，还有语言表述。习练者在出拳击打对手的同时，还要唱出口诀，这一口诀被习练者称为“捶歌子”，其实也就是拳谱(捶谱)中记载的动作方法。这种动作方法的表达听起来并非通俗易懂，而是显得甚是奇怪。例如，在套捶72式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混元手抉音、混元手绝音、两仪手正音、两仪手梗音、无极手邪音、无极手揳音、太极手崴音、太极手崴胯、混元手背背音、两仪手脯脯音、无极手趁伸音、太极手胯胯音、混元手堆搐音、两仪手捩堆音、无极手搠搐音、太极手捩斗音……。”

笔者专门就此向伏羲八卦拳的传承人及习练者询问，他们有的认为是拳击打到对方身上的声音，也有的认为是出拳时自己体内发出的声音。总之，习练者将其归结为发出的“声音”。这些所谓的“声音”似乎在他们做动作时又听不到对应的声音，这些用于指代动作名称的“某某音”在其意义上又实在难以理解，而现在的传承者又无法对其进行更深入地解释。至于为什么要在套捶时念出这样的歌诀，习练者的回答是，“这样便于记忆动作，同时有助于呼吸和用力” (代表性传承人潘兴乾，2016年3月16日)。这种将动作与口诀结合起来，“边打边唱”的练习方式较传统的“只练不唱”的练习方式而言，确实具有明显的记忆优势，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习练方式，才使得传习者实践的身体记忆显得更加牢固。同时，习练者在击打时往往将口诀念唱的语气重点放在最后的“某某音”上，这种伴随击打的发声方法也确实可以增加瞬时击打的力量，这也具有一定的生理学基础，并且这种方法对于练习中呼吸的调整也是有帮助的。

这种在习练者看来习以为常的练习方式，在放到仪式化的空间后，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仪式化语言和仪式化行为一样，都是从人的身体和生理基本需要出发、由文化决定和形成、在一定场合下条件反射似发出的声响和话语^[7]69。仪式性的语言又往往伴随着肢体语言，且与仪式行为或肢体动作直接相关。习练者口中的“捶歌子”正是如此，作为仪式化的语言，它直接指代仪式化行为中的身体动作，并且是随着习练者出捶的动作而条件反射似地发出的。言语作为一种身体动作的扩张，它和身体动作一样与身体的整体机能密切相关^[11]。因此，我们可以将习练者念唱的歌诀作为身体动作的拓展，这种仪式化的语言与仪式化的身体操演是融为一体的，通过习练者的不断重复，逐渐成为习练者一种“无意识”的仪式化行为。

语言在民间的信仰仪式中往往具有神奇的魔力。歌诀在仪式化的身体操演中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提醒对手即将发出击打的动作，还代表了一种神秘力量的获得，且这种神秘力量并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和整个仪式的过程及其象征意义有关。通过这种仪式化的语言和仪式化的身体，习练者实现了与宇宙万物的沟通以及与超自然力量的交流，只不过习练者把它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行为。咒语是巫术与宗教仪式中的“神秘”语言，是一种以语言灵力崇拜为主的神秘套语，它在民间信仰中的神奇效力在根本上不是来自神灵的力量，而是主要依靠语言本身的魔力^[7]77。虽然伏羲八卦拳这种仪式化的身体操演并不同于民间信仰中的巫术与宗教仪式等，也并不以语言灵力为崇拜，但这种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甚至习练者本身也无法真正解释其意义的“捶歌子”，不正是被习练者不断重复的“套语”么？也正是因为这种“毫无意义”或“无法解释”，才使得这样的语言表达显得更为神秘。胡塞尔说，“我们并不需要真实的词语，只需要表象就够了”^[12]。因此，对于习练者而言，也不需要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只需要记住它所指代的动作就够了。

正如马凌诺斯基所言，“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13]。在伏羲八卦拳的习练者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的仪式化的身体操演中，正是这种民间信仰影响了他们，从而通过文化的建构形成了习练的传统。这正如怀特所说的那样，“文化就是文化的原因”^[14]。这种习练传统在这样的仪式化表达中变得更加牢固，并最终内化为传习者的习惯记忆而得以完整地延续。

3.   重击轻舞：伏羲八卦拳的身体表征

伏羲八卦拳在“慢练是功，快练是拳”的话语表述下，以及在套捶排打的仪式化操演中，形成了以“功”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身体实践体系，并通过对练习方法的具有选择性的文化改造，实现了身体技术的差异化生产和门户空间的排他性建构。伏羲八卦拳在这样的文化生产中，不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重击轻舞”的身体表征或身体形象。

王明珂在谈到身体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时，提到了“外在的身体”与“内在的身体”的概念。人们常常借由“身体”及“语言”体察并强调个人的社会存在和特性，以及我群与他群之间的认同与区分。由于体质外观没有任何差别，因此人类常常以“文化”修饰、想象我族或异族的“身体”。此文化认知的、实践与想象中的“身体”，包括“外在身体”，如修饰的身体外观(刺青、凿齿等)与延伸的身体特质(服饰与肢体工作语言等)，以及“内在身体”，也就是由食物与其他因素造成的身体特质^[15]265-266。王明珂认为，外在的身体是一种文化认知与实践的产物，而内在的身体，除了认知与实践之外，常常只是一种想象。在伏羲八卦拳的身体实践中，也存在王明珂所说的2种身体，即“外在的身体”和“内在的身体”。习练者“内在的身体”是其经过慢架子的内练以及套捶的外练之后，所达到的“上功”的身体，这一身体在外人看来与之前的身体并无两异，但对于习练者而言，有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意味，而这也正是一种“想象”的身体。习练者“外在的身体”则体现在其经过拳术习练这一“文化修饰”后，所形成的这种“重击轻舞”的技击形象。

这种“重击轻舞”的技击形象在一个“观看者”的视觉系统中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丑”；二是“难”。伏羲八卦拳被局外人甚至是习练者称作“丑拳”“拙拳”“笨拳”，这种“丑、拙、笨”的外在特征不仅体现在慢架子练习的动作特征上，还体现在套捶排打古怪的习练方法上。例如：在慢架子的动作特征上，既无太极拳之“柔”，又无少林拳之“刚”，既无“圆柔连贯”，又无“节奏鲜明”，呈现出“笨拙”的动作特点；在套捶排打的练习中，看上去就像是“挨打”的拳，以至于局外的观看者发出了“咋有这么笨的方法”的感叹。观看者眼中的“难”则体现在伏羲八卦拳这种“苦行僧”似的功夫的锤炼之“难”上，除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意志磨练，更有套捶排打之“拳拳到肉”的痛苦体验。

戴国斌在谈到“武术观看的视觉队伍的建立”时，提出了“内在的看”和“外在的看”的概念。他认为，“内在的看”是看自己，是通过本体感受对自己身体的“看”，而“外在的看”则是他人和社会之“看”，并且主体在与“外在的看”的交往中通过自我的调适而体现出主观能动性与个体的存在^[9]369-370。这种“内在的看”与“外在的看”恰恰与王明珂的“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形成了呼应。对于伏羲八卦拳的习练者而言，似乎其本身对自己“外在的身体”并不在意，也对“外在的看”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认为拳术之练是功夫，而非花拳绣腿。他们注重的是“内在的看”自己“内在的身体”，从而掩盖和回避了“外在的看”之所谓“丑与难”的形象认知。实际上，习练者并非没有与“外在的看”进行互动，反而是他们在作为对其他门户或拳种的“外在的看”时，选择了以“你们练的是拳，我们练的是功”而进行回应，这种互动的结果也双向导致了门户内部内向式的自我认同以及门户外部外向式的他我排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门户的边界。对于作为“外在的看”的观看者而言，习练者这种“重击轻舞”的“外在的身体”已经成为其身体特征的“刻板印象”，而忽略了对于习练者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在的身体”。

走路是人的一种创造行动，因此便演化出了“正步走”“齐步走”“向后转”等复杂的走法。虽然走路是有规则的行为，但是我们能根据步态或缺乏特色的步态认出具体的个人^[1]331。“步态”在这里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形成了一种身份特征。体态身姿造成的印象，属于一个人最不容易刻意改变的外部表现，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它们被视为这个人“习性”的表现^[16]111。同样，伏羲八卦拳“重击轻舞”的拳术特点也被作为一种符号，成为伏羲八卦拳习练者的身份特征，并且这种特征也内化到了习练者的“习性”中，成为其身体惯习的一部分。身体运动包含了姿态与锻炼，反之，锻炼又刻意或非刻意地塑造着身体^[17]。一种人群的“体质特征”常在人们的主观认同下，被集体选择、想象与建构^[15]13。伏羲八卦拳的习练者在通过独特的习练方式进行拳术或“功夫”训练的同时，也是在塑造和管理着自己的身体，并最终在通过“内在的看”而对自己“内在的身体”的自我想象中，以及观看者“外在的看”习练者“外在的身体”的主观认知中，共同建构了伏羲八卦拳这一“重击轻舞”的“身体表征”。

4.   记忆传递：身体技术文化生产的实质

传统武术“身体技术”的文化生产或文化改造，在实质上是传习者对“身体记忆”的选择性记忆及传递。从对伏羲八卦拳之个案的考察与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武术在身体技术的文化生产过程体现出了“功能主义”的价值取向，展现出了传统武术传习者在技术流变过程中的习练倾向。为了实现门户技术的差异化生产和门户空间的排他性建构：一方面传习者对习练方法进行了“取慢舍快”的选择性强化与删减，其实质是对“身体记忆”的选择性记忆与遗忘；另一方面，传习者将习练顺序进行了“先慢功后套捶”的身体编码，并将习练过程进行了“仪式化”的文化改造，以此来实现“身体记忆”的有效维持和稳固传递。

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的传递或多或少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传达和维持的^[16]38，而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样的行为，是记忆传授和传承的重要手段。他在解释记忆如何在身体中积淀或积累时，提到了2种不同类型的身体实践——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16]90-91。人们的记忆通过体化和刻写实践而得以在身体中积淀。在体化实践中，人们以自己身体的举动或行为传递信息，并且传递与被传递的双方都要亲自在场；而刻写实践则是通过用储存和检索信息的符号系统或现代化手段存储和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体化实践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要完全依赖人的身体才能完成，而刻写实践则可以独立于身体之外进行记忆的存储和传递。2种不同的实践方式又形成了不同的记忆形态——体化记忆与刻写记忆。刻写记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受主观意愿的影响很容易被重新改造或建构；而体化记忆则显得相对牢固。由于人的身体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体化记忆又对身体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对体化记忆的改造，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18]。这也就说明，由体化实践所保存和传递的体化记忆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以这种特定的姿势操演作为我们身体的记忆方法则具有重要意义。

在武术场域中，个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最主要的传递介质自然是武术传习者的身体。武术的身体实践分为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一方面，武术传习者通过对身体的操演习得和传授作为“记忆”的“技艺”；另一方面，武术传习者又通过对技艺的文字化刻写而形成拳谱，以存储和传递作为“技艺”的“记忆”。可以说，传统武术的文化生产不仅是“身体技艺”的生产，同时也是“身体记忆”的生产。因此，传统武术的传承不仅是“身体技艺”的传承，同时也是“身体记忆”的传递。武术的技艺在传承或代际的传递中，恰恰又离不开身体。武术技艺的传授必须通过“言传身授”，必须通过传拳者与学拳者身体的同时在场，失去了身体的体化实践，作为“记忆”的武术“技艺”不但不能存储于身体，亦不能通过身体而传递。因此，作为体化实践的武术技艺的“教与学”离不开身体，而“身体技艺”的“教与学”的实质则是“身体记忆”的“递与接”。武术技艺的文化生产或文化传承，实际上也就成了武术传习者用身体、在身体上、通过身体进行的身体实践。实际上，更进一步地说，传统武术身体技艺的文化生产或文化传承在身体层面主要体现为武术之“记忆”的“入脑”“入身”“入心”。

(1) 传承即入脑。技艺的传承首先体现为记忆在习练者大脑中的种植。技艺学习的初始阶段应首先使大脑形成对技术动作的“记住”。以伏羲八卦拳为例，其慢架子的传承虽并无刻写记忆(不见于拳谱)，却体现为体化记忆的传递，武术技艺的习得首先体现为对技术动作的记忆在练习者大脑中扎根。以对练为形式的套捶不仅在拳谱中详细记载，而且拳谱还以口诀的语言形式配合到套捶对练中，这一练习形式的创造也是源自服务于大脑记忆动作的需要。而且拳谱作为拳术传承的“刻写记忆”，其主要功能也是服务于大脑对技术动作或拳理心法的记忆，便于在习练者遗忘时找回记忆。快架子的失传实际上也是大脑对其动作的“选择性失忆”。换言之，武术技艺传承的第一步是要“大脑记住”。

(2) 传承即入身。武术实践是身体的实践，武术技艺的传承必然要形成记忆在习练者身体中扎根，使记忆入身进而“身体行为化”。在大脑记住动作编码或拳谱之后，习练者要对大脑中的“记忆”进行解码，并将解码传达于身体，转换为身体行为的具体表达。而为了使身体的记忆更加深入，除了对身体的习练部位、习练顺序、习练方式、习练目的等进行详细地规约外，有时还会融入“苦行”的习练情境，如本文个案套捶习练中要求习练者“拳拳到肉”的仪式化规训。换言之，武术技艺的传承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使“身体学会”。

(3) 传承即入心。武术不仅是“身体之拳”，亦是“心意之拳”^[19]。武术在注重身体之外练的同时，更注重心意之内练。如本文个案既有“崩、扒、劈、掤、搂、挂、领、合”之身体八法，更有“神气意力、合而为一”之内练要求。这就要求习练者在将记忆入脑和入身之后，通过“心练”与“身练”之结合而“入心”，最终使“心”成为“身”的指导而形成“心动身随”的习练效果。此外，“入心”还体现为记忆在习练者内心的沉淀和升华。武术门户内部习练者的习练目标依次体现为“得到师父的东西、练就不同的专长、形成自己的东西”^[5]95。因此，习练者在“身体学会”之后，通过入心而使动作自动化、记忆内在化，并最终形成对所学技艺的“刻骨铭心”的自我体验或实现技艺的衍生性发展。最后，“入心”还体现在传承者将技艺之传承融入血液、内化于心的传承使命。

5.   结束语

对伏羲八卦拳之身体技术进行深思后发现，身体技术所呈现的外在的演练特征及演练方法，实际上反映的是传习者对习练目标及习练要求的价值取向，同时也体现为对“身体记忆”的选择性建构，而这一“身体记忆”又通过仪式化的习练方式得以在传习者身体内扎根，并最终内化为一种稳固的“体化记忆”而代代传递。一代一代的传习者通过对其身体技术的文化生产，最终塑造了拳术独有的身体表征或刻板印象，进而实现身体技术的差异化生产和门户空间的排他性建构。传统武术身体技术之流变过程的本质是其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武术身体实践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完成对身体技术的文化再生产，还是实现“身体记忆”的沉淀与再传递。“身体技艺”是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实践的核心及主要内容，而“身体记忆”是“身体技艺”附载于传习者身体的内核和本质。从“技艺”到“记忆”，揭示了传统武术文化生产及文化传承的实质——“技艺”的传承即“记忆”的传递。因此，对于当下的武术文化传承，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的“身体技术”，还要保存和传递传统武术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