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的许多重要概念词汇都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或者直接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而来，或者借用“日本式汉语”的现成翻译。不管以什么方式融入汉语体系，其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回音，是新概念、新思维在古老东方文化中的落地生根。中国“体育”概念群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中国人开始将这些语言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要素，深度思考人类特殊的身体运动现象。对于东西方“体育”概念的历史源流，日本学者岸野雄三曾做过系统的梳理，中国学者周西宽、韩丹、罗时铭、杨桦、谭华、郝勤、任海、王广虎、郭红卫等也做过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探讨。笔者力图从东西方体育概念的演变和对比出发，再次爬梳近代中国体育概念体系的来龙去脉及其表述维度，查考体育、体操、运动、竞技等近代新词的流行时间，以及“体育”与“教育”“卫生”等相关概念的交互影响，以此揭示“体育”概念的语义变迁。

1.   西方“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概念的产生

中国“体育”词汇是译介、借用西方“体育”概念的结果。按时间顺序，从古代起西方“体育”概念主要名词术语依次出现的是竞技（athletics）、体操（gymnastics）、运动（sports）等，而“身体训练”（physical training）、“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文艺复兴之后相继形成的词语，是西方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学科发展和学校教育的产物，表明现代身体运动在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支撑下，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实验科学特征的规范性活动。中国、日本的“体育”一词最初就对应译自“physical education”和“physical training”，直接的词汇来源是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专著《教育论》（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因此，简略了解西方体育术语体系的源流，理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英语体育词汇的准确表意，是解释中国“体育”概念语义发展的出发点。

“竞技”（athletics）是古代希腊最早出现的体育词语，据目前国外学者考证，公元前10—前9世纪产生的《荷马史诗》中就有“竞技”（athletics）一词的原型，包含了奖品、较量等意思^[1]。“体操”（gymnastics）则是在公元前5—前4世纪时出现的词语，在希腊文版的《柏拉图全集》中可以检索到13处标准的“体操”用语，其中一个章节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阐述了用体操训练身体的重要性^[2]。相比而言，“竞技”（athletics）比“体操”（gymnastics）出现得更早，说明作为游戏高级形式的竞技运动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原始文明时期的荷马时代就已经盛行。反之，作为满足城邦时代公民普遍健身需求的一种社会建构，“体操”（gymnastics）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体育的美尔库里亚利斯在他的《体操术》一书中辨析了“体操”与“竞技”的差别：“体操”是在一套理论指导下的身体养护方法，目的是使人身心达到良好状态，促进身体的全面发展，练习者为此目的要采用多个项目进行综合练习；“竞技”运动员为了在竞技赛会中折桂通常专攻一个项目，着重训练单项运动的核心素质，其中体重是摔跤、搏击等重竞技项目决胜的关键因素，运动员要通过强制性的大量饮食来增加体重。美尔库里亚利斯批评这种畸形发展的运动现象时说：“为了增加体重，不断向胃里充填猪肉、野羊肉、牛肉······，使职业竞技者陷入病态。”^[3]实际上，希腊语“竞技”一词已经直接表明了竞技活动的特性，其前缀词根“Athlon”意为“奖品”^[4]，与中国古代“赛锦标”一词中用“锦标”代表锦缎等奖品的构词方式异曲同工，说明这类竞赛活动参与者都有争夺奖品的行为动机。由此可见，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存在2种价值追求迥然不同的体育行为：“体操”讲求身体的均衡发展；“竞技”着眼于取胜而不是健康，着力训练超强的单项运动素质。

“运动”（sports）是中世纪英国流行的词语，从词源上看，演化自13世纪出现的“disport”一词，用否定前缀“dis”表示离开工作场所进入娱乐消遣状态，其语义在中世纪意指多种娱乐消遣活动，到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特指体育运动^[5]。相比于拥有海洋屏障的英国，地处欧洲大陆的德国因为战争频繁，特别注重国民的身体锻炼。1811年杨氏沿用中世纪骑士比武中的一个德语专用术语“turnen”代替“gymnastics”，创立了“杨式体操”，主要由攀缘、悬垂、平衡等器械体操配以徒手体操、兵式体操等训练方式组成，讲求实用功效和纪律服从，落脚于身体机能、技能的培训，发展成为风行近代世界的德国体操体系。

“身体训练”（physical training）和“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流行的2个体育词语。根据在线图书电子资源检索结果，英国学者马尔卡斯特^[6]1581年在《儿童教育论》的文句中开始用“training”一词来表述符合儿童天性的身体训练； 1733年法国学者杜博斯^[7]在法文著作《诗画论》中使用了“身体教育”（éducation physique）。在西方近代早期语境中，这2个词语的语义相近，可以互用。有意思的是，斯宾塞1859年在《不列颠季刊》上以“physical training”为题发表了论文，1865年他将这篇论文收入《教育论》作为全书第4章再版时又改标题为“physical education”，说明此时“physical education”用来表述“体育”更加正式^[8]。之后，这2个产生于儿童教育领域的相近词语日趋分离，分别表达“ 身体教育” 和“ 身体训练” 的意思。

体育活动的多元性使得体育术语纷繁复杂。郝勤^[9]从“形态+价值”的定义出发，将体育活动的历史源流分为2种社会行为：游戏与身体训练。借用这一视角，笔者把众多体育术语分化串联为两大类型。游戏类术语包括游戏（play）、运动（sports）、竞技（athletics）。游戏源于人类游戏本能，与人类相伴而生，除了身体游戏外还包括拼字游戏、猜谜游戏等。运动（sports）则逐渐特指付出体力的身体运动，包括休闲和竞赛类运动，后期因为竞赛型运动的社会能见度日益显著，运动（sports）又侧重于表意竞赛活动，与竞技（athletics）语义相近。这一类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游戏玩耍，游戏活动的目的是享受过程的愉悦，竞技运动则在一般游戏基础上发生了价值偏移，参与者通过体能、技能的较量争取奖品、名誉等激励，具有追求结果的功利性目的。身体训练类术语包括“体操”（gymnastics）、 “身体训练”（physical training）、“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等，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类活动看作非对抗性的身体练习，在实施过程中讲求做了几组练习、达到了什么样的身体锻炼效果。

西方体育概念词汇的发展从历史的时间线上呈现了体育活动的形态变化：伴随人类历史的展开，体育活动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人群或投身于竞赛游戏，或围绕军事、健身等需要进行身体训练，是陪衬、补充生产劳动等例行生活的一种古老行为方式。因此，体育最初就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而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身体运动的普遍推行得益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日本译作“体育”的“physical education”一词，属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教育学专用概念，是社会传承已久的“体操”与“运动”等固有运动方式被引入身体培训场所的结果。

2.   中国“体育”概念词汇的译介与普及

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使上述体育新概念涌入东方大地。现代汉语的绝大多数新词的出现都是为了表达近代西方的新概念和新事物，这些概念在汉语文化圈中都经历了一个词汇化（采用一个词来指称一个概念）的过程。那么，众多的体育新名词是如何出现、定型并普及的，最终编织了怎样的意义网络来解释人类的体育现象，这是体育学术领域需要廓清的基础性工作。

2.1   体操（gymnastics）实践与概念的词汇化

近代中国人最早接触并能理解的西方体育运动就是体操。从19世纪中叶肇始，中国在军队和军事学堂中就陆续开展了体操实践。然而，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体操的名称在中国都没有词汇化。在洋务派军队中聘请西方职业军人担任教习，所用口令开始多为英语、德语音译，士兵难以理解、记忆，后来为了启用口令和术语的汉语译名，一系列的军事书籍被翻译，其中涉及体操并且影响较大的书籍有《洋枪队大操图说》（1868年）、《陆操新议》（1884年）等。查考这些书籍的原文，均未形成“兵式体操”等后来的标准概念用语，而是用“步伐”“列队之式”“走动操法”“泰西操演之法”等短语或者描述性语言配以图示来说明具体的队列操练方法。同样，1890年译自英文的普通体操教材《幼学操身》也未使用“体操”一词，该书图文并茂地将当时的徒手体操和器械体操介绍得非常清楚，绘图讲解了“木棍”和“两头铁锤”（哑铃）的器械练习，与1887—1889年访问日本的清廷官员傅云龙所记“体操为学校通例······适见体操铃、棍二法”^[10]的见闻相印证，说明木棍和哑铃是当时最流行的体操器械，只是在中国还未形成标准化的称谓。

洋务运动之后，维新派人士开始关注体操训练。康有为1891年创办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新式书院长兴学舍时，没有“体操”一词可以借用，在他同年撰写的《长兴学记》中用“枪”来代指体操，这是一门在校外“择日学习”的课程。康有为将这门课程与先秦六艺教育中的“射”“御”进行类比，认为彼此性质相同而射、御“于今无用”，应该练习可以“经世通用”的新技能，目的是培养国家的“干城”^[11]。康有为在学校中设置了“博文”“约礼”“干城”等学科的学长，协助教员实施管理。 1901年，梁启超在评述长兴学舍的文章中直接将“干城科学长”的职责注解为负责“督率体操”^[12]64-66。可见，康有为在开办新学无所凭借的年代，采用了“枪”“干城”2个既有字词表意新式体操训练。

1896年是“体操”这一词语在中国普及的节点性时间。“体操”一词借用自日本的翻译，据岸野雄三考证，日本早在1873年就将“gymnastics”统一翻译为“体操”^[13]23。显然，日本翻译分解了这个西语单词中表意“裸体”与“训练”的2个语素，合成了“体操”这一汉语文化圈的新词。中日之间汉字同根同源与表意相通，使彼此很容易交流互鉴，至1896年中国也开始普遍使用“体操”一词。梁启超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文章中多处提及“体操”，并对日本的幼儿体操课程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一下钟复集，习体操，略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师指授，操毕听其玩耍不禁。”在梁启超的同一篇文章中，“教育”还是一个没有流行的生僻词，以至于他在介绍日本课程设置的“教育”名目后面特别加按语解释—“言教授及蒙养之法”^[12]1-63，而“体操”已经无须注解，说明已经被国人普遍接受。

1898年变法失败前的梁启超并没有去过日本，他是从何处接触到“体操”一词的呢？原来此前黄遵宪、傅云龙等人的日本游历见闻中已经介绍了“体操”，尤其是黄遵宪1887年成书、1895年刊行的《日本国志》对维新派人士影响巨大，梁启超曾经通读该书并为之作后序，所以“体操”一词通过这些记述日本风情的书籍传递到了中国。同样是从1896年起，中国开始大量向日本官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除了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外都要学习体操。1899年，四川省官员丁鸿臣去日本考察时恰逢张之洞的子孙在此留学，他在记录他们的学习状况时说：“张芗帅文孙、刚孙在此中学校，于时亦负皮囊、习兵操初级也。”^[14]张之洞在黄遵宪《日本国志》尚未刊行之前就读过黄遵宪的手稿，1899年或许由于亲属留学日本，张之洞对于“体操”的了解更加深入，他同年上书朝廷对“体操”概念进行阐释：“又体操一事，为习兵事者之初基，即与旧传八段锦、易筋经诸法相类，所以强固身体，增长精神，必不可少。”^[15]

无论以古代的“射”“御”还是八段锦、易筋经来类比认知现代西方体操，“体操”一词1896年后已经固化流行，并逐步以“器械体操”“徒手体操”“兵式体操”等名词构成了体操的门类。

2.2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与“教育”概念的同时传入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比“体操”稍晚流行的词语。在日本，“体育”一词的定型比“体操”一词晚，到1876年才第一次将“physical education”译作“体育”，至1886年逐渐成为通用词语^[13]24。在同时期的中国，“教育”“卫生”“体育”等概念的翻译都还没有固化，黄遵宪在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共有4处提及“体操”，却无一处使用“体育”这一概念^[16]。深受《日本国志》影响的梁启超，在1898年流亡日本之前只使用过“体操”一词，对于“体育”一词似乎并不熟悉。

中日两国对“体育”概念的深度理解都得益于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教育论》。斯宾塞不是“德、智、体”三育观念的首创者，却是对中日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1880年日本译员尺振八就全文翻译了斯宾塞的著作《教育论》，他将“三育”（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翻译为“心智教育、品行教育、体躯教育”^[17]。至1886年，有贺长雄在其所著的《标注斯氏教育论》一书中正式将“三育”翻译为“智育、德育、体育”^[18] 。1882年，中国留美学人颜永京以“肄业要览”的书名翻译了斯宾塞《教育论》的总论部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翻译内容尚未涉及斯宾塞著作第4章“论体育”。由于斯宾塞英文原著的总论部分没有出现“physical education”一词，文内只有一处使用了“physical training”，加之颜永京采用创作式翻译，故难以查证译著中的汉语对应译词。不过书中内容已经涉及体育，颜永京用“嬉戏”“养身卫身之计”等传统术语来指称身体运动^[19] 。1895年3月开始，严复通过发表《原强》等文，加上1897年在其所译《天演论》中的按语备注，重点介绍了斯宾塞的教育学说。严复造词讲求音韵，文体接近骈文，尽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朗朗上口流行一时，但将“卫生”译作“保身”，将“教育”译作“明民”，并未作为标准概念用语流行。特别是严复将“三育”学说译作“民智、民德、民力”，发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时代呼唤^[20]，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中国人。但作为概念用语，严复的翻译偏于“古雅”而难以普及，后来严复在他自己文章表述中也改用了“体育”一词。

1897年，中国出现了“体育”一词。康有为1897年完成编撰和刻印《日本书目志》，在第十卷“教育门”中列有一册由毛利仙太郎、神保涛次郎合著的《体育学》书目^[21]。康有为本人当时并不通晓日语，主要依靠其女儿康同微帮助翻译。在此，已经采用了“教育”“体育”的标准译词。日本的快速崛起使中国人倍加关注，随着游学日本的人员和相关译介的增多，一时之间形成了“西学东来”的局面。1898年，姚锡光接受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专程赴日本考察学制和学校选材授课之法，回国之后所著文章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姚锡光1898年6月在《时务报》发表文章《日本各学校规则》解释说：“日本教育之法，大旨概分三类，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故虽极之盲哑，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22]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在多篇文章中使用“体育”一词，1901年在《南海康先生传》中通过文字和图标明确表达了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思想^[12]66。同年，朱树人在《南洋公学蒙学课本二编编辑大意》中说：“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23]在此，又将“体育”作为“卫生”的关联概念进行定义解读。 1902年项兰生以“岚僧”的笔名在《杭州白话报》分8期翻译了日本作者西川政宪的《国民体育学》，体育的概念词汇日益普及^[24]。在洋务派重臣张之洞1904年撰写的《学堂歌》中出现“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25]的歌词。可见，“体育”由此逐渐成为官方接受的流行用语。

2.3   竞技运动（athletics sports）话语体系的建构

竞技运动（athletic sports）是近代英美国家风行的体育活动方式，主要通过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相关的英语单词在中国出现较早，《字林西报》1868年4月21日就有一则以“The Athletic Sports”为题的报道，介绍了旅华西方人一场比赛的跳远、跳高等项目成绩^[26]。有中国人参与的运动会早期主要在学校开展。1879年美国圣公会创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举办运动会最早的学校，自1890年起，学校就每年定期召开运动会，学校创办的双月刊杂志St. John's Echo持续报道了这些竞赛活动，例如，1891年就以“SPORT RUN”（赛跑运动）、“HIGH JUMP”（跳高）等体育名词术语记录了优胜者的姓名和成绩。遗憾的是St. John's Echo 1905年才出中文版，因此，在这之前看不到相关报道对应的中文译词^[27]。

刘正埮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将“运动”“竞技”“运动会”等体育词语都列为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从现有资料看，事实也的确如此。查阅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早年涉及体育活动的文献，均未将“运”与“动”连用形成概念性词语。1886年由李鸿章作序、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丛书中的《希腊志略》，将“Olympic Festival”和“Olympian Games”对译成“俄伦比亚会”，没有使用“运动”一词^[28]。日本使用相关词汇的时间较早，至少1887年中国外交官员傅云龙游历日本时就已经广泛使用。在傅云龙后来撰写的《游历各国图经》一书中就出现了“帝国大运动会”“胜者之金牌”等体育概念用语^[10]。到1904年前后，“运动”“运动会”等已经是中国传播度较广的通行用语。上海的杂志《女子世界》1904年以“大运动会”为题，报道了“日本女子大学第四回秋季大运动会”的盛况^[29]。这个时期众多新式学校陆续开始定期举办运动会，1904年保定师范学堂、1905年京师大学堂都在其学校运动会的文告中使用了“运动会”这一标准用语。

日制汉语的新概念造词偏爱从中国典籍中寻找词源，如“运动”取自董仲舒《雨雹对》中的“运动抑扬，更相动薄”^[30]，由此很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接受。当然，中国古代已有一套游戏竞赛类的体育词汇，例如“玩”“赛”“游嬉”“赛锦标社”等，与西方“运动”系列词汇的表意相近，可以互用。于是在中国运动比赛的报道中就出现了“锦标赛”“赛会”“夺标”“折桂”等本土习惯用语与“运动”“金牌”等日本借词夹杂使用的状况。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代运动竞赛的发展，一些反映运动精神的词汇也开始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并逐步完善了其翻译。“Sportsmanship”被意译成“运动君子精神”“运动家精神”，“fair play”被林语堂音译为“废厄泼赖”（公平竞争），说明中国近代形成了一套表述“运动”行为实践与精神价值的话语体系。

3.   中国“体育”概念的本义及意义嬗变

近代西方概念译词一旦融入中国的语言知识体系，就可能脱离原来对应的西语词汇，衍生出新的语义。中国体育概念词汇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在本源意义之外又附加新义，发生了意义的连续嬗变。人们不断改变概念定义的目的是更好地从主观上去命名和解释外在体育现象的变迁。

3.1   “体育”的原初定义及其与“体操”“运动”之关系

中国“体育”概念始发于“physical education”，而斯宾塞所论“体育”主要针对初等教育体系中的儿童。中国近代自严复的翻译肇始，就将“体育”范围扩大到了全体国民，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应对环境压力的警醒与努力。所以，早期“教育”“体育”的定义背后都充满了民族竞争的社会进化论思想。1915年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国语辞典《辞源》就将“教育”定义为：“助人类之发达，以适于世界进化之作用也。”《辞源》将“体育”释义为：“教育学名词，所以辅助身体成长发达者。”^[31] 1915年蔡元培提出的“体育”定义为：“体育者，循生理上自然发达之趋势，而以有规则之人工补助，使不致有所偏倚。”^[32]归纳近代中国众多“体育”定义的表述，均将体育看作是一种后天人为的活动事项，即按照先天自然的生理结构，有计划地通过身体运动促进国民身心健全发展。这些“体育”概念的原初定义界定了体育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体育”是立足国民教育目标所开展的身体运动的总称。

那么“体育”与“体操”“运动”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呢？特别是1922年学制改革之前，中国学校体育课程均称作“体操科”，很容易让人误解“体操”当时为“体育”的同义词。事实上恰恰相反：一方面，自1901年起，“体育”与“体操”二词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日益普及且并行不悖，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等均在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了这2个词，二者表意不同可谓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课堂上教习体操也不是中国的特例，在1918年“一战”结束之前，无论日本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学校课程中进行体操教学几乎是国际通例，甚至连上海圣约翰这样以课外竞赛运动出名的教会大学，1895年之后都要求学生按时参加早体操和军事训练课，进行兵操、哑铃操以及持枪练习^[27]。1915年，孙掞在《体操要义》一文中阐明“体操”“运动”的词义实指具体的课程名称与身体运动方法，他说：“视为正科者，即为体操科。体操科者，即学校体育中练习身体之一种方法。若以此体操科命之为身体练习之课业，其名称也殊适当。”孙掞同时认为课外体育运动也不可或缺，体操课程教学与课外运动游戏相结合，可以实现学生身体“完全发达”的目的^[33]。“一战”后，德国衰败一时，德国体操体系的弊端遭受非议，英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占据上风，盎格鲁-撒克逊的运动体系由此成为世界主流体育项目，并以竞赛为核心形成了覆盖全球的赛事体系。受到世界体育潮流影响，1922年以后中国“体操科”更名为“体育科”，运动游戏项目进入了学校体育教学的正课。可见，“体育”是揭示身体运动属性的“形而上学式”的抽象概念，“体操”与“运动”则是形而下的具体概念。简单而言，人类的一些具体运动形式自被创造出来后，逐渐体系化和模式化，具有了历史的传承性，使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按固有规范进行习练。“体操”和“运动”即被包纳到近代中国“体育”概念的范畴，成为辅助“身体教育”的具体运动方式和练习手段的称谓。

取自于汉语字库的“体”与“育”二字，合成之后被赋予了现代语义，逐步在西方原初概念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人自己的主观理解。 “体育”一词也逐渐脱离了“physical education”的原始对应译词，“athletics”和“sports”也时常被译作“体育”。例如，1914年前后成立的相关体育组织“St. John's University Athletic Association”被汉译为“圣约翰大学体育协会”，“East 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被汉译为“华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27]102-106，显示了“体育”一词在中国语言体系中的泛化使用。

3.2   “体育”概念与实践的疏离及变化趋向

对比东西方“体育”概念生成的历史进程，中国近代“体育”概念经历了一个逆向生长的过程。由于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历史久远的运动游戏传统，加上古代军队、体操家、骑士贵族的身体训练传统，在学科发展和学校兴盛的18世纪交汇形成了“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概念。近代中国则是基于“强国强种”的强烈愿望，高倍放大了“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观察视角，成为近代中国人理解身体运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中国近代的“体育”概念明显带有目的论色彩，把一切身体运动都纳入了国民身心培养的总目标。这样的主观理解，为提倡体育运动形成了强大的理据和社会共鸣，表明近代中国人在教育、卫生、生理等新学科思维的引导下，对人类身心极强的教育可塑性有了清楚的认知，使体育运动超越其古代形态成为制度安排和公共事业。但体育单一功能属性的强调与外在事物的对应关系产生了疏离，作为教育范式的“体育”无法囊括身体运动广泛的社会性存在，“运动”的价值内涵就往往超越“体育”本义的框架边界，产生概念使用的矛盾与冲突。1915年，蔡元培曾经评论学校体育运动员专攻某一项目的现象：“而专门演习，则生理上一部分偏于发展，而其他部分不能与之适应，失体育之本义矣。”^[34]显然，蔡元培是从身体平衡发展的标准出发去批评竞技运动员的行为背离了体育本义。事实上，近代中国已有人意识到了定义与现实之间差距，鹤镇在《运动竞技之传统》一文中就说：“并非所有现代化的竞技组织，皆具有教育的目的，例如职业化的运动和竞赛显然是在达到商业的目的······”^[35]近代中国人在体育实践中已经感受到了“词”与“物”不对应的困惑。

一个时代的“体育”概念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体育现象的理解。体育活动客观上是一种多元的社会性存在，在不同的社会场域有不同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指向。中国近代“体育”概念始发于国民“身体教育”的驱动，在“人类体能性身体活动”的广义概念中加上了“教育”的前缀限定。然而，“体育可以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与资源，而非先天便隶属于教育，二者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36]。因此，中国近代“体育”概念的内涵变化是从狭义向广义延展，因为人们总是试图把合适的名词赋予给被表象的事物，面对外在事物的不断变迁和发展，“体育”的语义也随之嬗变。1944年，袁敦礼在《谈谈体育一词如何解释的问题》一文中针对“体育是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这一观点的局限，提出了“从身体活动中来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的概念^[37]，这一细微变化虽然没有翻越教育学名词的藩篱，但内涵更加宽泛，意图加强职业化、商业化社会体育的教育价值。到1952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采用了“体育运动”一词，对外的英语名称中突出了“sports”的位置。究其缘由：①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竞技体育加入以奥运会为核心的世界运动竞赛体系；②国际权威体育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sports”作为身体运动的上位概念，“体育运动”表达了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意向，也拟通过这样一个复合名词涵盖人类身体运动的多维价值指向。时至今日，人们只要在中国语境中用口语说“这个人喜欢体育”，听者就会明白其意，并直观地浮现出此人生龙活虎喜欢运动的形象，约定俗成且不会产生歧义，说明“体育”已超越教育领域被广泛运用。

4.   结束语

概念是思维的逻辑起点，人们在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解释外在事物的知识网络。近代中国人从国民“教育”和“卫生”的本旨出发认识身体运动的价值内涵，进而抽象出“体育”这样一个上位概念，把“体操”“运动”“竞技”等一系列身体活动用语都集合到该词语的名下，形成了表意身体教育活动的概念集群。但国民身心塑造的单一表述维度无法涵盖身体运动事实上的多维价值取向，其中竞技运动的价值追求就超越了狭义“体育”的边界，运动竞技除了间接衍生的身心锻炼功能之外，更多展现了消遣、竞赛和社交的功能，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公平竞争”“为国争光”等价值意义。尤其是国际运动竞赛与职业竞赛表演的日益繁荣，改变了体育的实践样态，使中国的“体育”概念逐渐从原初狭义的教育学名词向表述整体社会体育现象的广义界定转化。最终，人们不仅把促进身体均衡发展的身体练习活动看作是“体育”，也把有益心智健康、融洽社会交往的运动消遣或在各级竞赛中夺标的体能活动均看作是“体育”。